史記范文10篇

教案示例

一、導入

《史記》是一部包羅萬象的百科全書。“《史記》文章之價值，無論何人當不能否認”，著名思想家梁啟超確立了《史記》的十大名篇，強調要“精讀之”。節選的《廉頗藺相如列傳》和《信陵君竊符救趙》出自這十大名篇。而《屈原列傳》則再現了屈原的高尚品質和卓越的才能，表現了作者內心深處的悲憤。閱讀節選的三個“列傳”片斷，結合已學過的作品和《語文讀本》所選的《史記》里的文章，加深對《史記》這一煌煌巨著的理解。

二、誦讀指導

誦讀是對語言的最直接感知，是品味語言、理解課文思想內容的最好手段。

經過兩年半的高中語文的學習，學生已經具備了閱讀淺易文言文的能力，因此，這三篇史傳應以指導學生自讀為主。

摘要：幫助學生揉和歷史，創建歷史結構，形成歷史網絡，以此疏通歷史記憶；同時運用種種記憶技巧加深學生的歷史記憶，提高學生學習歷史的效率。

關健詞：歷史結構；歷史網絡；記憶技巧

有一種較為公認的說法：歷史分為兩種，一種是客觀存在的，已經發生過的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包括自然史和社會史，一般指人類社會史；一種是人們對前種“歷史”有意識地選擇、復原和認識。這就讓學生明白一個道理，我們不僅要學歷史、發掘歷史，而且要記歷史。人類歷史，從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再到鐵器時代，從蒸汽時代到電氣時代，再到信息時代，漫長的歷史過程，內容包羅萬象，知識浩翰無邊。歷史過程都很客觀，沒有過程就沒有歷史，對此，學生怎樣避免死記硬背、學得靈巧一些，這就需要講究科學的記憶方法和技巧。

一、幫助學生創建歷史結構，疏通歷史記憶

許多學生認為歷史學習就是死記硬背，按教材逐句記憶結果在短時間內，記住了一部分歷史知識，但時間一長就開始張冠李戴，紛亂如麻了。因為零散記憶歷史知識是無頭緒的，歷史知識在他們眼里是各自獨立、互不關聯的。這樣學生學完一本教材就已經騰云駕霧，摸不著東西南北了。這就需要歷史教師在對教材理解的基礎上打破教材原有的體系，幫助學生創建歷史結構，疏通歷史，有利于學生的記憶。

下面以《中國近現代史》民主主義革命時期(1949年以前)為例來談談這個問題。眾所周知，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一部充滿血淚和屈辱，由戰爭、不平等條約、變法以及中國人民抵抗外來侵略和反抗封建勢力構成的歷史。共分四章22節。在教師指導下，同學們就可以根據自己的理解，打破教材結構，多角度多層次的進行分析，重新創建知識結構如下：

[摘要]《中國古代動物學史》第13章“中國魚類學史”部分，提出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從事池塘養魚的國家，依據是卜辭有“在圃漁”，圃即池塘。又說范蠡《養魚經》有2400年的歷史，是世界上最早的養魚專門文獻，這兩條判斷都不能成立。“圃”的甲骨原文作“甫”，指水草沼澤地，不是池塘養魚。范蠡《養魚經》不是范蠡所作，系后人偽托之書，可能是漢代作品。此外，古今度量衡不同，章中一些地方直接把古畝等同于今市畝分析，屬于疏忽。

《中國古代動物學史》(郭郛，[英]李約瑟，成慶泰著，1999)是一部很重要的中國有史以來第一部整理研究古代中國動物學史巨著，全書500余頁，95萬字。用現代的學科分類，將全書分為14章，綜述了古代中國有關動物分類、動物生理生態、動物變態和發育、動物生殖、動物行為、動物遺傳學、生物進化論、動物物候學和動物地理學、動物家化等，其中第十三章是專講魚類的《中國魚類學史綱要》，最后第十四章介紹中國有關中國古代的動物學古籍文獻。

筆者因需要先查閱了第十三章“中國魚類學史綱要”（成慶泰執筆），在第三節“世界上最早的養魚文獻《范蠡養魚經》”這節中，著者根據古籍文獻記載，得出兩條重要論斷，一是“我國是世界上池塘養魚最早的國家，遠在殷商時代即開始了養魚。”；二是范蠡《養魚經》“是2400年前的作品，是世界上最早的養魚專門文獻，也是養魚的始祖，對世界養殖學史來說是有重要價值的文獻。”[1]

筆者看了書中引用的文獻依據，覺得這兩點推斷都有商榷的余地。

先說殷商時代即開始了養魚的問題。

“中國魚類學史綱要”所依據的是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引用羅振玉所輯的殷墟卜辭中兩條含“圃”的卜辭為證：“貞其雨。在圃漁。”及：“在圃漁，十一月。”[2]作者說：“這兩條卜辭特別注明“在圃漁”，即在園圃之內（捕）漁，而不是在一般的地方（捕）漁，也不是在野（捕）漁，證明殷商時代已開始了池塘養魚。”

摘要：司馬遷創作《史記》之目的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在天與人的關系上，司馬遷又尤其彰顯人的歷史主體性及其獨特價值，司馬遷對于“人”的獨特認識不僅表現在他為刺客、游俠、醫生、商人等小人物立傳，還表現在他對女性人物的刻畫之中。本文通過分析《史記》中平民女性形象，把《史記》中平民女性形象按個人精神面貌分類為小市民婦媼、高義母、孝順女三類，并一一進行了分析，司馬遷筆下的女性不以柔弱、溫婉取勝，而以堅強、睿智流芳，司馬遷是在尊重歷史的基礎上尊重了女性，以其“不虛美，不隱惡”的史筆，真實記錄了這些平民女性的生活。

關鍵詞：史記平民女性人格

《史記》不僅是一部歷史巨著，更是一部文學巨著，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在文學史上，她突出的文學成就在于“寓論斷于敘事”之中的人物描寫與刻畫。司馬遷在寫人時，又嚴格遵循著“實錄”的原則。他筆下的人物，既是歷史人物的真實，又具有撼動人心的藝術感染力。讀《史記》，我們看到的不是木乃伊，也不是寺院廟宇里的泥塑像，而是躍動在各自“歷史舞臺”上有血有肉、有靈有感的活生生的人。且不論帝王將相、諸侯大臣，即或是其中的幾個女性形象也很出色。女性，是人類永遠不衰竭的話題。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里，女性歷來處于從屬的卑微地位。從《詩經》中的“赫赫宗周，褒擬滅之”開始，女性大多被定位為：傳宗接代的工具和傾國傾城的禍水。尤其在以男權為中心的封建社會里，更是造就了不少關于女性的歷史謊言。但是，司馬遷在《史記》中對女生的描寫還是比較公正的。不論是《殷本紀》中“洗澡時因吞吃燕子蛋而生契的簡狄，還是《周本紀》中外出見巨人腳印因心愛踩之而生棄的姜原，雖然有些離奇，但那是本著”契“和”棄“都是奉天意而誕生的這個意圖而引用《詩經》上的傳說罷了；不論是《周本紀》中“奔密康公”的三個女子，還是《吳太伯世家》中為爭搶采摘桑葉而使楚吳相互攻殺的少女們；不論是《秦本紀》中釋放三囚的文贏，還是《外戚世家》中的后妃和妃殯們……總之，司馬遷對她們的評價還是比較公平的。盡管對她們的描寫著墨不多，且大多是只述其事而不記名，但在這眾多的女性中卻有幾個個性鮮明、令人難以忘懷的女性形象。

平民女性，指出身于平民的女性，其中包括帝王、諸侯、大臣家為人作奴仆雜役者，和沒有封地的小官的女兒。《史記》平民人數不多，約有25人。因平民女性和政治事件關聯較少（醫官女兒緹縈除外），不宜按政治分類。按個性精神風貌可劃分為小市民婦媼、高義母、孝順女等。太史公塑造的平民女性個性突出，帶有濃厚的生活氣息。

一、小市民婦媼形象分析

《史記》中有很多小市民特色的平民女性。她們為《史記》人物畫廊增添了許多滑稽和幽默的亮色。所謂小市民特色，從《史記》人物看，比較傾向于指勢利、實利、虛偽、狹隘自私的一類市民風格。《史記》涉及的小市民婦媼很多，有王媼、武負、劉邦嫂、淮陰亭長妻、蘇秦嫂等。

摘要：司馬遷創作《史記》之目的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在天與人的關系上，司馬遷又尤其彰顯人的歷史主體性及其獨特價值，司馬遷對于“人”的獨特認識不僅表現在他為刺客、游俠、醫生、商人等小人物立傳，還表現在他對女性人物的刻畫之中。本文通過分析《史記》中平民女性形象，把《史記》中平民女性形象按個人精神面貌分類為小市民婦媼、高義母、孝順女三類，并一一進行了分析，司馬遷筆下的女性不以柔弱、溫婉取勝，而以堅強、睿智流芳，司馬遷是在尊重歷史的基礎上尊重了女性，以其“不虛美，不隱惡”的史筆，真實記錄了這些平民女性的生活。

關鍵詞：史記平民女性人格

《史記》不僅是一部歷史巨著，更是一部文學巨著，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在文學史上，她突出的文學成就在于“寓論斷于敘事”之中的人物描寫與刻畫。司馬遷在寫人時，又嚴格遵循著“實錄”的原則。他筆下的人物，既是歷史人物的真實，又具有撼動人心的藝術感染力。讀《史記》，我們看到的不是木乃伊，也不是寺院廟宇里的泥塑像，而是躍動在各自“歷史舞臺”上有血有肉、有靈有感的活生生的人。且不論帝王將相、諸侯大臣，即或是其中的幾個女性形象也很出色。女性，是人類永遠不衰竭的話題。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里，女性歷來處于從屬的卑微地位。從《詩經》中的“赫赫宗周，褒擬滅之”開始，女性大多被定位為：傳宗接代的工具和傾國傾城的禍水。尤其在以男權為中心的封建社會里，更是造就了不少關于女性的歷史謊言。但是，司馬遷在《史記》中對女生的描寫還是比較公正的。不論是《殷本紀》中“洗澡時因吞吃燕子蛋而生契的簡狄，還是《周本紀》中外出見巨人腳印因心愛踩之而生棄的姜原，雖然有些離奇，但那是本著”契“和”棄“都是奉天意而誕生的這個意圖而引用《詩經》上的傳說罷了；不論是《周本紀》中“奔密康公”的三個女子，還是《吳太伯世家》中為爭搶采摘桑葉而使楚吳相互攻殺的少女們；不論是《秦本紀》中釋放三囚的文贏，還是《外戚世家》中的后妃和妃殯們……總之，司馬遷對她們的評價還是比較公平的。盡管對她們的描寫著墨不多，且大多是只述其事而不記名，但在這眾多的女性中卻有幾個個性鮮明、令人難以忘懷的女性形象。

平民女性，指出身于平民的女性，其中包括帝王、諸侯、大臣家為人作奴仆雜役者，和沒有封地的小官的女兒。《史記》平民人數不多，約有25人。因平民女性和政治事件關聯較少（醫官女兒緹縈除外），不宜按政治分類。按個性精神風貌可劃分為小市民婦媼、高義母、孝順女等。太史公塑造的平民女性個性突出，帶有濃厚的生活氣息。

一、小市民婦媼形象分析

《史記》中有很多小市民特色的平民女性。她們為《史記》人物畫廊增添了許多滑稽和幽默的亮色。所謂小市民特色，從《史記》人物看，比較傾向于指勢利、實利、虛偽、狹隘自私的一類市民風格。《史記》涉及的小市民婦媼很多，有王媼、武負、劉邦嫂、淮陰亭長妻、蘇秦嫂等。

反復是一種常用的修辭格，指的是人們對于事物有熱切的感觸時，往往不免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復申說以表現強烈的情思，［1］P199而修辭結構又是一種組織話語和運用話語的整體策略，［2］P43因此，修辭并不僅僅指文辭的修飾和調整，還包括作家駕馭語言的辭章功夫，“文學家的語言本領，簡單說就是善于敘述的本領”。［3］P220所以，在敘事作品中成系統的接連反復或間隔反復，在語言運用上表現為反復修辭形式的同時，也體現為一種高明的敘事策略，《史記》便是靈活運用這一高超策略的典范之作。清代學者牛運震曾說：“他史之妙，妙在能簡，《史記》之妙妙在能復。”［4］P274可謂深得《史記》復筆敘事策略之真味。《史記》“藉人以明史”，［5］P4629再現了眾多形象生動的歷史人物，堪稱后世傳記文學的典范，其中的人物形象之所以栩栩如生，除了它善于敘寫重大歷史事件、長于截取與人物性格命運相關的軼事，恰到好處地運用話語反復，更是在多方面提升了歷史人物的活性。

一、場面描寫中夾用反復修辭，昭示人物的命運

《史記》多選取一些重大的歷史場面以明示歷史的轉折、揭示歷史人物的命運起伏，在百忙的場面描寫中，《史記》又往往通過語詞的反復凸顯人物命運的節點。如《項羽本紀》選取了“巨鹿之戰”、“鴻門宴”、“彭城大戰”、“垓下之圍”等一系列歷史事件記述項羽的“興之暴”和“亡之忽”。《史記》不僅對上述重大事件的場面作了生動細致的描寫，而且在多處運用反復修辭，凸顯出對項羽命運影響至深的一系列節點。陳涉被叛徒所殺、項梁戰死定陶，這無疑是對反秦義軍的連環重擊，士卒皆為之震恐：“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黃河以南的反秦義軍退守東部的彭城一線：“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6］P303-304當時，黃河以北尚有張耳等奉陳王生前之命攻取之趙仍在義軍手中，秦將章邯擊敗項梁軍后不復以河南之軍為憂而傾力攻趙，大破趙軍，迫使趙軍困守巨鹿城中，情勢萬分危急：“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縱兵。”［6］P307救趙與否關系到反秦大業的成敗，項羽果決地斬殺鼠首兩端的宋義奪取兵權，北上救趙，破釜沉舟，大破秦軍于巨鹿城下，逆轉了義軍反秦的頹勢，使反秦義軍士氣復振，項羽本人也由斬殺宋義時的楚“假上將軍”、攻巨鹿時的楚上將軍成為“諸侯上將軍”：“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6］P307三個“無不”分別寫出了項羽所率楚兵決死奮戰的英勇、不敢與秦軍接戰的諸侯軍觀戰時的膽戰心驚和破秦后對項羽的威服。因此，李晚芳稱：“羽之神勇，千古無二；太史公以神勇之筆寫神勇之人，亦千古無二。迄今正襟讀之，猶覺喑噁叱咤之雄，縱橫馳騁于數頁之間，驅數百萬甲兵，如大風卷籜，奇觀也。”［4］P295元代學者吳澄評點：“三‘無不’字，喚起精神。”［7］P21加之“莫敢”的疊用，寫盡了項羽的神勇，凌約言謂：“羽殺會稽守，則‘一府懾伏，莫敢起’；羽殺宋義，‘諸將懾伏，莫敢枝梧’；羽救巨鹿，‘諸侯莫敢縱兵’；已破秦軍，‘諸將膝行而前，莫敢仰視’：勢愈張而人愈懼，下四‘莫敢’字，而羽當時勇猛可想見也。”［7］P21凌約言結合項羽吳中起兵時吳中守將的反應、斬殺宋義后楚軍將領的立場、巨鹿救趙時各路諸侯兵的觀望及破秦后諸侯將的舉措神情，道出了項羽本人與其所部義軍在困頓中雄起的不可阻擋之勢。而在鴻門宴中，《史記》項羽得知擁盾持劍而闖入鴻門宴的樊噲是沛公之參乘時，“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啖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兩番夸贊，兩番賜酒，特別是遭受樊噲飲酒啖肉后的一番責讓之后，“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6］P313沛公招呼樊噲離開鴻門宴，范增刺殺沛公于座的計劃便徹徹底底地失敗了，此計之失除了項王為人不忍、豎子不足與謀外，從項羽對樊噲兩番“壯士”，先后兩番“賜”酒肉，最后受樊噲數落后又賜之“坐”的處置措施中便可以看出，鴻門宴上項羽對連本無資格參加鴻門宴的樊噲尚且不予責罰，哪里再會怪罪卑辭厚禮的劉邦呢？鴻門宴上，“項王、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加之劉邦陣營內給項羽通風報信的曹無傷、夜告張良的項伯、拔劍起舞的項莊和闖帳而入的樊噲，劉項雙方的最高首腦、頂尖謀士、核心近屬、隱藏間諜均呈現在讀者眼前，鴻門宴實為劉、項兩大政治軍事集團唯一一次最高級別的會晤。而范增計謀的破產與項王處置樊噲的失常之舉又有著莫大的關系，若以項羽吳中起兵、斬殺宋義、巨鹿之戰中任意一處勇武之性，恐怕十個樊噲也得殞命當場。然而，鴻門宴上的項羽與巨鹿之戰后諸侯將“莫敢仰視”之項羽相較，簡直判若兩人，凌稚隆曾評項羽“從來無統一天下之志”，鴻門宴上“壯士”的贊語、“賜”酒肉之舉措，活畫出了彼時身為諸侯上將軍的項羽志得意滿之態。垓下之戰后，項羽一直被漢軍緊緊追趕，至東城時僅余二十八騎，而漢軍追騎數千，項羽乃對其部下說：“‘愿為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向。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于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瞠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6］P334-335東城潰圍是項王意欲證明其敗亡“非戰之過”，實乃“天之亡我”的一場快戰，也是項王在楚漢之際的謝幕之戰，尺幅之間用了三個“復”字：漢軍包圍圈被項羽擊潰后“復圍之”；項王“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后，“復聚其騎，亡兩騎耳”。聯系太史公論項羽“身死東城，尚不覺寤”、“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繆哉”之語，［6］P339三個“復”字的疊用，流露出太史公對項羽“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批判的同時，也包含了太史公對這位蓋世英雄的華美功業和悲壯人生的行將落幕的幾多惋惜與慨嘆。

二、歷史敘事時疊用詞語，揭示人物的心理

《史記》在運用反復記述史事時，還通過疊用一些實詞或虛詞揭示歷史人物的心理，并借以傳達敘事態度。如《淮陰侯列傳》敘寫韓信悲慘的結局便是以四個“欲”字昭示了韓信被斬的冤屈：“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于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6］P2628四個“欲”字中，兩個“欲”字均關涉淮陰侯：“欲發以襲呂后、太子”、“欲殺之”，然而前者并未發作，后者僅僅停留在意念的層面上，皆未成事實；“告信欲反狀于呂后”，雖被韓信囚系的舍人之弟實名舉報，也只不過是“反狀”，而且是“欲反狀”，焉有謀反事實？但是，“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待蕭何誘騙韓信入朝后，呂后隨即將其斬殺，“欲”、“恐”則寫出了呂后內心對韓信是意欲除之而后快的急切而又憚怕的復雜心理。呂后、蕭何聯手斬殺韓信時罪名落在“欲”字上，并且韓信被誅后高祖和呂后捕獲了蒯通，卻并沒有追究他當初游說韓信反漢之罪，因此，湯諧稱太史公對淮陰侯“既深責之又重傷之”：“既深責信之矜功要爵，自取滅亡；又重傷漢之蓄意剪除，激令愿望。因特詳敘蒯通說信反漢奇策于前，更將釋通之罪作結于后，以見通勸信反猶得無辜；信本不從通反，而漢奈何因疑生嫉，激而罪之至于此極也。”［4］P532韓信拒絕武涉、蒯通勸其三分天下而反漢自立的一節極其精彩，寓論斷寓敘事中，表明韓信終不忍背漢之心跡。而韓信最后被治罪殺身時，“欲發家臣襲擊呂后、太子”、“欲反狀”均屬于隱約之辭，李景星評此：“敘武涉之說淮陰，蒯通之說淮陰，則以最鮮明最痛快之筆寫出之，敘淮陰教陳豨反漢，則以隱約之筆出之，正明淮陰不反，而挈手避左右云云，乃當時羅織之辭，非實事也。又恐后人誤以為真，更以蒯通對高祖語安置傳末，而曰‘豎子不用臣策，故令自夷如此’，夫曰‘不用’，曰‘自夷’，則淮陰之心跡明矣。”［9］P84-85所以《淮陰侯列傳》可視為一篇太史公為韓信滿灑同情淚水的翻案史傳［8］P1546，而疊用的“欲”字不僅揭示了呂后圖謀誅滅功臣的心理，也傳達了太史公對“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6］P3315之韓信的無限同情。又如《淮南衡山列傳》，淮南王劉長、劉安和衡山王劉賜相繼謀反，最終身死國除。在敘述劉安實施謀反計劃時，“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6］P3082淮南王太子事發后，“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余日未定”，“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偽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6］P3092疊用六個“欲”字，將淮南王劉安蓄謀已久的叛亂之心寫得非常通透。李景星稱，淮南王劉安的傳記寫其謀反猶豫不決處“全在心上寫”，所以用了“欲”、“亦欲”、“時欲”、“偷欲”、“計欲”等字，將淮南王劉安一味狐疑的性格摹寫入微。［9］P110在敘寫西漢丞相陳平時，“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歡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6］P2700-2701陸賈所道之“念”認為陳平是在憂江山社稷：“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因此陸賈提醒陳平應該結好絳侯周勃，陳、周因此結識且交往日厚，呂氏之謀日衰，不僅寫出了呂氏威權在呂太后健在時便不得人心的史實，而且昭示了呂太后崩殂后陳平、周勃聯合劉章等人迅速剿滅諸呂的必然結局。而連用的五個“念”字內含卻不同：“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常燕居深念”，活現出將其憂心忡忡的心理。結合《陳丞相世家》中高祖時出計偽游云夢擒滅韓信、呂后稱制時討好諸呂、呂后一死倒向反呂陣營剿滅諸呂迎立劉恒復居丞相等事來看，陳平所“念”更多的是其個人的安危榮辱，其“燕居深念”是為太史公所厭惡的。《史記》還長于疊用虛詞刻畫人物心理并傳達敘事態度。如《封禪書》中凡涉求仙、求不死藥之處，正文中多處采用了“或曰”、“然”、“若”、“焉”等虛字，據初步統計，該篇用“或曰”9次、“若”19次、“焉”43次，使得整篇《封禪書》有恍惚迷離之感。鐘惺評之：“累累萬余言，無一著實語，每用虛字誕語翻弄，其褒貶即在其中。”［1］P73可見前賢早已認識到了該篇的虛字疊用傳達了太史公史筆之深意，在表現武帝意欲求仙的微妙心理同時，對武帝求仙、求不死藥萬方之終不可得的驚世擾民之舉不無諷刺。因此，吳見思稱：“篇中用字用句，有‘若’者、‘云’者、‘蓋’者、‘焉’者、‘或曰’，俱冷語微詞，意在字句之外，而不尖利露鋒。但見其峻冷，不見其刻削，故妙。”［11］P14又如《袁盎晁錯列傳》載，聞聽晁錯削藩王之地后，晁錯之父從潁川趕到京城，責問晁錯為政之事，晁錯答以尊天子、安宗廟更，其父聽罷，說：“劉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隨即服毒自盡，“吾不忍見禍及吾身”。［6］P2747晁錯父親臨終喟嘆的三個“矣”字，道出了一位老父親目睹親子因行削藩之政而踏上了一條不歸路的痛心，表現了老人在現實面前的萬般無奈，在憚怕日后受到兒子牽連的畏懼心理趨勢驅使下自殺身亡。錢鐘書先生稱：“疊用三‘矣’字，紙上如聞太息，斷為三句，削去銜接之詞，頓挫而兼急迅錯落之致。”［12］P448太史公也正是通過三個“矣”疊用，從行文中表達了對晁錯悲慘遭遇的無限同情。

三、復見人物話語，活化人物形象

摘要：司馬遷創作《史記》之目的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在天與人的關系上，司馬遷又尤其彰顯人的歷史主體性及其獨特價值，司馬遷對于“人”的獨特認識不僅表現在他為刺客、游俠、醫生、商人等小人物立傳，還表現在他對女性人物的刻畫之中。本文通過分析《史記》中平民女性形象，把《史記》中平民女性形象按個人精神面貌分類為小市民婦媼、高義母、孝順女三類，并一一進行了分析，司馬遷筆下的女性不以柔弱、溫婉取勝，而以堅強、睿智流芳，司馬遷是在尊重歷史的基礎上尊重了女性，以其“不虛美，不隱惡”的史筆，真實記錄了這些平民女性的生活。

關鍵詞：史記平民女性人格

《史記》不僅是一部歷史巨著，更是一部文學巨著，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在文學史上，她突出的文學成就在于“寓論斷于敘事”之中的人物描寫與刻畫。司馬遷在寫人時，又嚴格遵循著“實錄”的原則。他筆下的人物，既是歷史人物的真實，又具有撼動人心的藝術感染力。讀《史記》，我們看到的不是木乃伊，也不是寺院廟宇里的泥塑像，而是躍動在各自“歷史舞臺”上有血有肉、有靈有感的活生生的人。且不論帝王將相、諸侯大臣，即或是其中的幾個女性形象也很出色。女性，是人類永遠不衰竭的話題。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里，女性歷來處于從屬的卑微地位。從《詩經》中的“赫赫宗周，褒擬滅之”開始，女性大多被定位為：傳宗接代的工具和傾國傾城的禍水。尤其在以男權為中心的封建社會里，更是造就了不少關于女性的歷史謊言。但是，司馬遷在《史記》中對女生的描寫還是比較公正的。不論是《殷本紀》中“洗澡時因吞吃燕子蛋而生契的簡狄，還是《周本紀》中外出見巨人腳印因心愛踩之而生棄的姜原，雖然有些離奇，但那是本著”契“和”棄“都是奉天意而誕生的這個意圖而引用《詩經》上的傳說罷了；不論是《周本紀》中“奔密康公”的三個女子，還是《吳太伯世家》中為爭搶采摘桑葉而使楚吳相互攻殺的少女們；不論是《秦本紀》中釋放三囚的文贏，還是《外戚世家》中的后妃和妃殯們……總之，司馬遷對她們的評價還是比較公平的。盡管對她們的描寫著墨不多，且大多是只述其事而不記名，但在這眾多的女性中卻有幾個個性鮮明、令人難以忘懷的女性形象。

平民女性，指出身于平民的女性，其中包括帝王、諸侯、大臣家為人作奴仆雜役者，和沒有封地的小官的女兒。《史記》平民人數不多，約有25人。因平民女性和政治事件關聯較少（醫官女兒緹縈除外），不宜按政治分類。按個性精神風貌可劃分為小市民婦媼、高義母、孝順女等。太史公塑造的平民女性個性突出，帶有濃厚的生活氣息。

一、小市民婦媼形象分析

《史記》中有很多小市民特色的平民女性。她們為《史記》人物畫廊增添了許多滑稽和幽默的亮色。所謂小市民特色，從《史記》人物看，比較傾向于指勢利、實利、虛偽、狹隘自私的一類市民風格。《史記》涉及的小市民婦媼很多，有王媼、武負、劉邦嫂、淮陰亭長妻、蘇秦嫂等。

倭寇問題幾乎貫穿于明王朝始終，明人對倭寇可謂既怕且恨:“終明之世，通倭之禁甚嚴，閭巷小民，至指倭相詈罵，甚以噤其小兒女云。”［1］倭寇題材的詩文作品在明代大量涌現，而小說與戲曲作為當時極盛的文學樣式，又是如何描寫倭寇的呢?關于這一問題，嚴紹璗的專著《中日古代文學關系史稿》和張哲俊的專著《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日本形象研究》都有所涉及，但限于各自的體例，嚴著僅舉小說《斬蛟記》與戲曲《蓮囊記》，張著所列小說亦僅有《清平山堂話本》之《風月相思》與《喻世明言》之《楊八老越國奇逢》，戲曲稍稍提及《蓮囊記》、《紅拂記》，均不免有遺珠之憾。本文擬就此作一更全面的整理與解讀。

在明代小說中最早提及倭寇的是永樂間李昌祺的《剪燈余話》，其中《武平靈怪錄》寫到一個叫項貴可的人物，稱他“除嘉興府同知，倭夷登岸，失不以聞，被罪，死秋官獄中”［2］。故事發生在洪武年間，而據《明實錄》、《明史》等書記載，當時殘余的地方武裝確實常常糾集日本人入寇山東、溫、臺、明州及福建沿海諸郡，因此《剪燈余話》里的情節是有史可依的，只是對所謂“倭夷”尚無具體的形象呈現。根據筆者所見，明代小說真正描寫倭寇的作品大概有10種，茲列表如下：由上列二表可知，雖然倭寇問題由來已久，但有倭寇情節的小說與戲曲則大多出現在晚明時期。個中原因，除了敘事類文學作品對時事的滯后性反應外，主要是由于“嘉靖大倭寇”之前，盡管從洪武至正德年間幾乎每個皇帝在位時都有倭寇騷擾沿海的記錄，但并未真正構成大的威脅，因而也沒有受到人們的普遍注意。及至嘉靖倭患與萬歷東征，舉國騷動，方才引起各階層民眾特別是文人的極大關注，也使得倭寇題材開始不斷地出現在小說、戲曲之中。

明代的倭寇本身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群體，而進入明代小說、戲曲中的倭寇形象在傳統的敘事視角下，一般被處理成兩種情形:一是作為過場式的“異族侵略者”，膽大包天地侵犯“天朝上國”，結果被輕易地打敗，落得個“只輪不返，只騎不還”［3］的下場，這自然是“華夷之辨”的傳統思維所致。此類作品如《風月相思》、《斬蛟記》、《劉伯溫薦賢平浙中》、《飛丸記》等，由于手法過于簡單粗糙，倭寇形象的藝術價值普遍不高。二是較為尊重史實，考慮到倭寇成分的復雜性(大多是當時的中國人與日本人相互勾結而成)，進行了相對客觀的描寫。具體而論，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以中國人為首，日本人為輔，如《鳴鳳記》、《胡少保平倭戰功》、《胡總制巧用華棣卿，王翠翹死報徐明山》里的倭寇頭目都是中國走私商人汪直(又作王直)、徐海之流。正如小說《矢熱血世勛報國，全孤祀烈婦捐軀》所寫的那樣:“浙有汪直、徐海，閩有蕭顯，廣有曾一卿，或是通番牙行，或是截海大賊，或是嘯聚窮民，都各勾引倭夷，蹂躪中國。”［4］還有一類“倭寇”則是以日本人為主，中國人充當向導，如《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描寫倭國國主以倭鐵刀及諸海寶為獻，引誘汪五峰(汪直)、徐碧溪效力，一起入侵中國［5］。無論倭寇的具體構成如何，明代小說、戲曲作品都集中筆墨反映了倭寇燒殺淫掠的罪惡。如《胡總制巧用華棣卿，王翠翹死報徐明山》寫浙西、南直倭寇作亂:“若一遇著男婦，老弱的都殺了，男子強壯的著他引路，女婦年少的將來奸宿，不從的也便將來砍殺，也不知污了多少名門婦女，也不知害了多少貞節婦女。”［6］《鳴鳳記》第十七出《島夷入寇》借家僮林相之口說道:“數萬倭夷盡登海岸，擄掠金銀男女，燒劫城郭鄉村，煙焰障天，哀聲載道。”《胡少保平倭戰功》也寫道:“沿海倭夷焚劫作亂，七省生靈被其荼毒，到處尸骸滿地，兒啼女哭，東奔西竄，好不凄慘。”

明代小說、戲曲作品對倭寇的奸詐狡猾也描寫得繪聲繪色，如《楊八老越國奇逢》寫到倭寇喜歡用假倭來替他們沖鋒陷陣:“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發，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殺，便推他去當頭陣。”［8］又如《矢熱血世勛報國，全孤祀烈婦捐軀》寫倭人“善戰，善伏兵”，而且利用來倭營效力的中國人冒充官兵賺開了城門。由于倭寇惡名在外，一些地方無賴還假充倭寇趁火打劫，《鹽梅記》便寫到一個叫王欠其的地痞借著剿倭兵船上發出的炮聲，四處造謠“倭寇殺來”，唬得村民棄家逃生，他則趁機竊取百姓錢財，《矢熱血世勛報國，全孤祀烈婦捐軀》也有類似的描寫。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小說與戲曲除了渲染倭寇為害作惡之外，也寫到一些倭寇頭目(主要是中國人首領)有情有義的一面。如《羅龍文傳》中的徐海年輕時遭遇困窘，受同鄉羅龍文接濟，曾發豪言曰:“此一片地，非吾輩得意場。大丈夫安能唯唯人下乎?吾從此逝矣，公宜努力，他日茍富貴，得相見，毋相忘!”［9］后為舶主，坐擁雄兵數千，羅龍文為胡宗憲說客，至軍中勸降，徐海果然不忘舊恩，對其言聽計從。《鳴鳳記》里，汪直的一番開場白甚至還頗有點“官逼民反”的味道:“不想近年以來，大明宰相嚴嵩當國，賄賂公行。故此沿海守郡官員，競來索我外國奇珍寶玩，貢奉權奸，多不償價。有等門下貪污黨與，謀升福浙等處鎮守，意圖滿侵東南海利，將我商人屢次腰斬。既奪我生涯，又絕我歸路，我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10］言下之意，倭寇的興起乃是明朝官場的黑暗貪腐造成的。無獨有偶，在《胡少保平倭戰功》中，王直(汪直)也說了一番幾乎同樣的話:“如今都是紗帽財主的世界，沒有我們的世界!我們受了冤枉，那里去叫屈?況且糊涂貪贓的官府多，清廉愛百姓的官府少。他中了一個進士，受了朝廷多少恩惠，大俸大祿享用了，還只是一味貪贓，不肯做好人，一味害民，不肯行公道。所以梁山泊那一班好漢，專一殺的是貪官污吏!”［11］將倭寇與梁山好漢相提并論，不免有點匪夷所思。《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這樣描寫汪五峰(汪直)被斬的情形:“汪五峰臨刑，仰天大叫曰:‘嚴世蕃、羅龍紋(羅龍文)誤我頭，此二賊臣死亦如我!’”小說還賦詩一首:“昔日英雄今日休，饋金十萬買梟頭。早知事勢有如此，不聽龍紋智更高。”儼然成了讓人扼腕嘆息的悲劇英雄的模樣，具有了某種可同情性，真是出人意料。然而，必須指出的是，汪直、徐海等倭寇首領形象的塑造并非只是出于小說戲曲作者的個人見解，而是代表著當時知識分子的一種具有相當普遍性的觀點。如胡宗憲的幕僚謝顧在《擒獲汪直》中如此交待汪直的出身:“王直(汪直)者，歙人也。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略，善施與，以故人宗信之。”［12］曾任浙直海防總兵的萬表在《海寇議》里對汪直也有類似的描述，王世貞《倭志》亦稱其“頗尚信，有盜道，雖倭主亦愛服之”［13］。正是汲取了這些史料中的思想，相比較后來清代作家在小說中將倭寇里的中國人完全視作漢奸走狗，百般斥罵(如《綠野仙蹤》、《野叟曝言》等)，明代作家顯得更加客觀和理性，所作的描寫沒有刻意地進行丑化，也更符合事實。對于不易接觸到史籍的普通大眾而言，這些小說戲曲可以更好地幫助人們了解歷史的真相。

明代小說戲曲盛行，所表現的社會生活面是相當豐富多彩的，從倭寇的描寫也可看出當時作家筆觸的深入。由于倭寇是元明以后的新問題，倭寇形象在過去的敘事類文學作品中從未出現過，借鑒自然是無從談起。此外，明代描寫倭寇的小說與戲曲家們就可考者而言，他們實際上都未真正接觸過倭寇，這使得作品對倭寇的描寫往往顯得不夠生動，尤其是倭寇中的日本人更是簡單得千人一面，缺乏必要的細節刻畫。盡管如此，這些倭寇描寫仍有其重要的時代意義，并產生了一定的歷史影響。首先，從文學層面而論，倭寇形象的出現為明清文學人物畫廊中增添了一組新的人物類型。誠然，倭寇都是些反面角色，作家們在塑造倭寇時也并不會特別注意到這些人物性格的復雜與立體，在表現方式和語言技巧方面都嫌單調。但是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倭寇中的不少人物，如汪直、徐海等仍能給讀者和觀眾留下深刻印象，即使是那些在舞臺上倏忽而至又倏忽而去的倭寇群像也會因為其“科頭跣足”的異域特質而引起人們的興趣。凡此種種，都使得“倭寇”成為明清文學史上一個饒有興味的存在。其次，明代小說與戲曲家們通過對倭寇的描寫，以通俗文學的樣式為后世忠實記錄了倭寇肆虐的情形，事實上承擔了反映現實生活的社會職能。這些文學作品中的倭寇情節并非是作家的憑空想象，而大多是在一些史籍的基礎上加以發揮而成，如《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寫汪五峰之死實際是出自同時代李詡《戒庵老人漫筆》關于蔣洲、陳可愿事跡的記載，等等。最后，明代文學家關于倭寇的描寫如果置于中日交流的大背景下加以認識，則不難發現，中國人對日本觀感的惡化正是從晚明開始的。明初，宋濂的組詩《賦日東曲》依然代表著中國士大夫文人對日本的美好想象，直到正德年間，唐寅《贈日本友人彥九郎》一詩仍能感受到中日之間源遠流長的友誼。但在涉及倭寇的明代小說和戲曲中，日本人昔日儒雅文明的形象已經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兇暴荒淫的象征，并持久地切入另一個民族的記憶深處。綜上所述，明代小說戲曲中的倭寇描寫一方面以其相對客觀真實的筆法豐富了中國古代敘事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塑造，成為一種特征鮮明的類型化形象;另一方面也顯示出當時知識階層對倭寇問題的關注，反映了那個時代中國人對日本整體認知的變化。

《史記》吸取了先秦史傳文學及諸子散文的藝術精華，《漢書》雖然承襲《史記》不少篇章，但并非毫無選擇地全錄，而是作了創造性的改造，或者調整標題，或者改動字句，或者增加內容，主動舍棄《史記》雄奇疏朗的風格，追求嚴謹、密實、典雅、更富學術性的風格特征。在語言方面，《史記》和《漢書》呈現出不同的風格:《史記》語言通俗曉暢、不避繁復、多散句;《漢書》語言整齊典雅、文筆凝練、多駢偶。郭預衡在其著作《中國散文史》中指出:“這兩部書畢竟產生于不同的歷史階段，思想傾向和文章風格自然不可能完全相同。這兩部書文風之不同，正體現了漢代史傳文章的發展變化之趨勢。”［1］324通過分析《史記》和《漢書》的語言特色，我們可以從中看出漢代文學由散而駢的發展軌跡。

一、《史記》語言曉暢，《漢書》語言典雅

《史記》行文流暢，明白易懂。《漢書》則古雅嚴整，規范整飭，劉知幾評論《漢書》的贊:“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2］82《漢書》之典雅在論贊中尤其突出。大體看來，《史記》之曉暢與《漢書》之古雅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史記》多用俗字，《漢書》刻意仿古。鄭鶴聲言:“《史記》多俗字，《漢書》多古字，俗字多則閱者易識，古字多則雅而有致。”［3］163先秦典籍傳到漢代，其中有許多古奧難懂之詞句，司馬遷寫《史記》“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發于情，肆于心而為文”［4］53，為了表情達意，不避俗語口語，對于先秦已有的文獻資料，往往采用流行的語言來代替艱深的古文字。下面試舉兩例:《史記•五帝本紀》: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頑兇!”不用。堯又曰:“誰可者?”讙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堯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堯又曰:“嗟，四岳，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皆曰:“鯀可。”堯曰:“鯀負命毀族，不可。”岳曰:“異哉，試不可用而已。”堯於是聽岳用鯀。九歲，功用不成。《尚書•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讙兜曰:“都，共工方鳩布功。”帝曰:“吁，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于，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史記•五帝本紀》:象與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予父母。”《孟子•萬章上》: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由上面幾段文字的對比可以看出，《史記》摘引前代史料的文字時，意思上雖然保持原文特色，語言上則多加潤飾，將原本古奧難懂之文變成淺顯通俗的今文。現代學者張舜徽在《廣校讎略》中也指出:“編述體例之善，未有逾于《太史公》者也。其善奚在?一言以蔽之，曰:能以當代語言文字翻譯古書而已……今觀《太史公》所載《尚書》文字，如《五帝本紀》之引《堯典》，《夏本紀》之引《禹貢》……莫不代奇詞以淺語，易古文為今字。其于《左傳》、《國語》、《禮記》、《論語》之屬，靡不皆然。”［5］10可見，研究者也看到了司馬遷常用當代語言翻譯古文這一文學事實。與司馬遷翻譯古文字不同的是，班固偏好古文奇字，如將《史記•季布欒布列傳》贊中“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的“慨”改為“槩”。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言:“《史記•自序》:‘小子何敢讓焉’，而《漢書》‘讓’做‘攘’。《漢書•藝文志》亦云:‘堯之克攘’，今《尚書•堯典》云:‘允恭克讓’，此晉人所改。”［6］239對于《漢書》好用古字的情況，安作璋在《班固〈漢書〉評述》中作過簡單的總結:“《漢書》好用古字古義，當時人就有此種非議。如供給的‘供’，《史記》作‘供’，《漢書》作‘共’;嗜好的‘嗜’，《史記》作‘嗜’，《漢書》作‘耆’;蹤跡的‘蹤’，《史記》作‘蹤’，《漢書》作‘縱’;謙讓的‘讓’，《史記》作‘讓’，《漢書》作‘攘’，等等，不勝枚舉。故‘《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非有文字學素養的人，確實不易看懂。”［7］《漢書》之好用古字，導致它一問世，即被公認為是一部難讀的書，需口耳相傳才能明其義，《后漢書•曹世叔妻傳》言:“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于閣下，從昭就讀。”［8］818《三國志•孫登傳》載:“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

(二)《史記》多引人物口語，保持原汁原味，《漢書》多用書面化語言。《史記》之通俗曉暢還在于它的口語化傾向，書中常直接摘錄人物的口頭語;班固《漢書》則很少使用俗語方言，多用書面化的語言進行描寫，多敘述語言。典型的例子有:《史記•陳涉世家》: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10］1960《漢書•陳勝傳》:夥，涉之為王沈沈者!［11］1795《漢書》省卻一個“頤”字，口語色彩大減。“夥頤”兩字系楚語，夥，指多;頤，助詞，加在一起即“好多啊!”《漢書》省卻后，失去方言中原有情貌。《史記》對史料中的口語化痕跡往往加以保留，如《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以及先秦各世家的行文中，往往有“我”字，這是依據各國史記寫作時的遺留，《史記》保留“我”字，一方面是為了證明自己是摘錄原書，另一方面更顯親切，表明是原來本國史料身份的殘存。《漢書》語言雅正，很少口語化痕跡，即使寫人物語言也多有加工，如《外戚傳》中李夫人對姐妹們陳述“不見武帝”的情由:“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托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于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攣攣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11］3952“色衰而愛弛，愛馳而恩絕”，語言工整，雖然出自李夫人之口，卻無一絲口語痕跡，倒似班固自己的總結。劉知幾曾批評班固“怯書今語，勇效昔言”，認為《漢書》刻意仿古，失去天然風味，這一批評是中肯的。《史記》之所以呈現口語化傾向，與司馬遷的經歷密切相關。司馬遷一生行萬里路，破萬卷書，游歷甚廣，注重吸收民間文化營養，早年的漫游經歷不僅為他寫《史記》搜集了許多歷史資料，也為書中語言增添了許多民間色彩。班固缺少司馬遷的實踐經歷，他的出身、經歷以及時代都將他局限在書本，他只能做一個宮廷史家，這也是班固《漢書》更重文獻，多收典雅之文的重要原因。

(三)《史記》善用虛詞，《漢書》崇尚實詞。在1987年黑龍江省教委主持的鑒定會上，根據微機統計，《史記》全書單字4974個，“之”字13659個，句子116567個，最長的句子有43個字，可知《史記》多用虛詞。清人劉大櫆在《論文偶記》中說:“上古實字多，虛字少，典、謨、訓、誥，何等簡略，然文法自是未備。孔子時虛字詳備，左氏情韻并美，至先秦更加疏縱。漢人斂之，稍歸勁質，唯子長集其大成。”［12］8《漢書》崇尚實詞的運用，較少使用虛詞。楊樹達在《漢書窺管》卷六中言:“孟堅于《史記》虛助之字往往節去。”［13］431指出《漢書》往往刪去《史記》中的虛詞。當然，有些刪改是必要的，如《史記•項羽本紀》“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漢書•項籍傳》改為“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去掉一個“也”字，干凈利落，語勢增強。前人多以富贍形容《漢書》，《漢書》中詞匯不斷變換，同一個意思往往用不同的詞表達，如《傅常鄭甘陳段傳贊》:“廉褒以恩信稱，郭舜以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11］3032“稱”、“著”、“顯”三個字表達的是同一個意思，實詞的變化反映出班固語言的豐贍。

教學目標

通過本課的學習，要了解和掌握史學家司馬遷和《史記》；《史記》的價值和影響；樂府和樂府詩；秦始皇陵兵馬俑的藝術成就等知識

通過對司馬遷寫《史記》的史實學習，培養學生嚴謹治學的學習態度和實事求是的治史態度。

通過欣賞和想象秦陵的地下軍陣，感受當年秦始皇滅六國、一統天下的威武，樹立起開拓進取的精神。通過欣賞秦始皇兵馬俑的藝術成就，認識到這是中華祖先對世界文明的貢獻，是中華民族的驕傲，從而產生民族自豪感。同時培養學生的文物鑒賞力，增強文物保護的意識。

產生民族自豪感。

教學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