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理論范文10篇

【編者按】在以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關懷指導下，中國社會科學院正全力以赴地進行哲學社會科學創新體系的建設。最近，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朱佳木在院第五次史學理論座談會、院史學理論研究中心成立大會和中國史學會史學理論分會第二屆理事會暨第十二屆學術研討會等不同場合，先后就如何理解和實現史學研究的創新體系、為什么要重視和加強史學理論的建設，以及應當怎樣對待唯物史觀遇到的空前挑戰等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現將他的這三次講話合并整理如下，以饗讀者。

【摘要題】史學理論

【正文】

一

“建設史學研究創新體系”的提法，是從中國社會科學院提出的“建設哲學社會科學創新體系”中引申出來的。因此，我們要理解和實現史學研究的創新體系，首先應當全面準確地理解“建設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創新體系”的含義，切實弄清楚這一藍圖的指導方針、主要目標和任務，以及為實現這一要求在體制、機制上的創新和在政治、組織上的保證。從我院向黨中央的工作報告中看，“建設哲學社會科學創新體系”指的是：通過建設“六項重大工程”，形成“五大研究中心”，充分發揮“四大作用”，（注：“六項重大工程”指馬克思主義研究和建設工程，重大課題研究和理論創新工程，重點學科建設工程，人才隊伍建設工程，網絡信息化建設工程，國際學術交流基地建設工程；“五大研究中心”指馬列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研究中心，中華文明和社會主義文化研究中心，國際問題理論與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四大作用”指馬克思主義堅強陣地的作用，黨中央、國務院智囊團的作用，人文社會科學交流中心的作用，哲學社會科學在推進社會主義建設中不可代替的作用。）把我院建成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人才薈萃、學科布局合理、體制完善、機制靈活、在國際上有廣泛影響、在國內位居前列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從這一指導方針、目標和任務出發，我認為我院各史學研究機構要建設史學研究的創新體系，應當努力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更有力地加強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歷史唯物主義在史學研究領域中的指導，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學習、研究和宣傳，把我院各史學研究機構和刊物建設成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堅強陣地。除了有關專家學者在中央組織實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史學組中積極發揮作用以外，還要在我院的各史學研究機構中提倡由集體或個人選擇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研究中的熱點、難點問題作為課題，結合史學各分支學科的特點，積極開展研究工作。要通過研究，進一步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史學理論，旗幟鮮明地批駁對唯物史觀的種種責難和史學領域中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觀點，為鞏固馬克思主義在史學研究領域的指導地位營造良好氛圍。

自20世紀80年代起，張靜如與其他學者開始研究黨史學的理論。1987年4月，《黨史研究》編輯部召開了討論“黨史研究的對象、理論和方法，以及如何加深拓寬黨史研究的領域”等問題的小型座談會，會上張靜如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注：張靜如在這次會議上的學術發言，后來整理為《黨史學科建設斷想》，參見《黨史研究》1987年第6期。）。1988年10月召開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對中共黨史教學與研究的影響的學術討論會（注：《靜如文存》（下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21頁。），對促進此課題的研究也起了很好的推動作用。近年來，張靜如在中共黨史學理論研究方面不斷開拓創新，對中共黨史學的中介理論進行了完善和發展。筆者閱讀了他的一些著作，擬將其近幾年來在中共黨史學理論研究方面的創新性努力，分段作一簡要評述。

（一）

張靜如在20世紀90年代初，發表了《以社會史為基礎深化黨史研究》、《中國共產黨與社會現代化》、《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與黨史研究》等論文，通過對社會史與黨史研究、社會現代化與黨史研究、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與黨史研究等課題的創新性研究，中共黨史學中介理論體系的主要構架趨于形成。其理論上的創新主要是：

一是系統地提出“以社會史為基礎深化黨史研究”的主張。他“認定必須以整個社會的演化研究為基礎探討中國革命問題”（注：《靜如文存》（上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93頁。）。在此基礎上，產生了“以社會史為基礎深化黨史研究”的構想。在他看來，既然中國共產黨的實踐活動是在中國近現代社會的發展過程中進行的，那么，考察這個黨的歷史就不能不研究其所依賴的社會。他說，以社會史為基礎深化黨史研究，“是說對黨史中的重大問題，包括大的歷史事件和有影響的人物的思想及實踐，利用中國近現代社會史研究成果，從社會生活諸方面進行分析，找出形成某個重大歷史現象的復雜的綜合的原因，并描述其產生的影響在社會生活諸領域的反映”；因此就必須要求“利用社會史研究成果時，要同黨史的問題聯系起來”；“自然也就要在黨史研究中加進去一些過去所不用的材料，特別是一些統計材料、社會調查材料”。他認為，以社會史為基礎深化黨史研究，不僅是個理論問題，主要是實踐問題，為此“建議黨史研究工作者中的一部分較有基礎的同志應該先搞一點有關中國近現代社會史的研究，然后再回過頭來把黨史研究深化”（注：張靜如：《以社會史為基礎深化黨史研究》，《歷史研究》1991年第1期。）。上述想法，不僅引起很多研究者的注意，產生了廣泛的學術影響，而且為其系統闡述中介理論提供了思想資源。

二是論證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社會現代化中的核心地位。80年代末期，張靜如提出一個論斷：“衡量現代中國歷史人物的作用，應該考察其現代化意識之強弱，考察其對變被動社會現代化為主動社會現代化過程的貢獻之大小。”并從社會現代化的角度，對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建者之一的進行了考察和評價，認為“是中國引進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人，是現代化意識倡導者，是為變被動現代化為主動現代化而奮斗的革命家”（注：張靜如：《與現代化意識》，《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第6期。）。從社會現代化的角度來研究中共黨史人物，這在當時的中共黨史界是一個全新的研究視角。在運用現代化理論研究中共黨史人物的基礎上，張靜如認為“從社會現代化角度衡量歷史人物、政黨、及各種群體的作用，是歷史唯物主義關于人民群眾和杰出人物作用原理的具體化”。他說：“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社會現代化歷史進程中的作用，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一，變被動社會現代化為主動社會現代化；其二，提出主動現代化的道路。”通過對中國共產黨歷史的回顧和重新梳理，得出的結論是：“在中國的社會現代化歷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起著核心作用。”（注：張靜如：《中國共產黨與社會現代化》，《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3期。）上述考察是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研究政黨活動的積極嘗試，從而提出了從社會現代化進程來研究中共黨史的新視角。

三是提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的核心內容的觀點。在80年代中期，張靜如就呼吁黨史研究要注意生產力問題的研究，特別是要研究“近代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狀況”（注：張靜如：《黨史學科建設斷想》，《黨史研究》1987年第6期。）。在闡述歷史唯物主義對中共黨史研究的指導時，他一再強調：“歷史唯物主義揭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是任何社會的基本結構，以此為指導研究一個歷史階段時，就必須把這個階段的社會結構具體化。”（注：張靜如、侯且岸：《中共黨史學理論和方法論綱》，《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1期。）在研究中共黨史人物的現代化意識時，他認為：“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是社會現代化的首要標志，無論是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都要以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為基礎。一切上層建筑包括社會意識的現代化，都要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注：張靜如：《與現代化意識》，《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第6期。）正是對唯物史觀核心內容的深刻理解，他提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的核心內容”的觀點，其理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實現社會現代化，使國家富強、人民生活幸福，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進行政治活動的目的，故爾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貫串于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的始終，一切其他活動都以此為中心并為其服務。”（注：張靜如：《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與黨史研究》，《北京黨史研究》1993年第1期。）（二）

自20世紀80年代起，張靜如與其他學者開始研究黨史學的理論。1987年4月，《黨史研究》編輯部召開了討論“黨史研究的對象、理論和方法，以及如何加深拓寬黨史研究的領域”等問題的小型座談會，會上張靜如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注：張靜如在這次會議上的學術發言，后來整理為《黨史學科建設斷想》，參見《黨史研究》1987年第6期。）。1988年10月召開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對中共黨史教學與研究的影響的學術討論會（注：《靜如文存》（下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21頁。），對促進此課題的研究也起了很好的推動作用。近年來，張靜如在中共黨史學理論研究方面不斷開拓創新，對中共黨史學的中介理論進行了完善和發展。筆者閱讀了他的一些著作，擬將其近幾年來在中共黨史學理論研究方面的創新性努力，分段作一簡要評述。

（一）

張靜如在20世紀90年代初，發表了《以社會史為基礎深化黨史研究》、《中國共產黨與社會現代化》、《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與黨史研究》等論文，通過對社會史與黨史研究、社會現代化與黨史研究、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與黨史研究等課題的創新性研究，中共黨史學中介理論體系的主要構架趨于形成。其理論上的創新主要是：

一是系統地提出“以社會史為基礎深化黨史研究”的主張。他“認定必須以整個社會的演化研究為基礎探討中國革命問題”（注：《靜如文存》（上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93頁。）。在此基礎上，產生了“以社會史為基礎深化黨史研究”的構想。在他看來，既然中國共產黨的實踐活動是在中國近現代社會的發展過程中進行的，那么，考察這個黨的歷史就不能不研究其所依賴的社會。他說，以社會史為基礎深化黨史研究，“是說對黨史中的重大問題，包括大的歷史事件和有影響的人物的思想及實踐，利用中國近現代社會史研究成果，從社會生活諸方面進行分析，找出形成某個重大歷史現象的復雜的綜合的原因，并描述其產生的影響在社會生活諸領域的反映”；因此就必須要求“利用社會史研究成果時，要同黨史的問題聯系起來”；“自然也就要在黨史研究中加進去一些過去所不用的材料，特別是一些統計材料、社會調查材料”。他認為，以社會史為基礎深化黨史研究，不僅是個理論問題，主要是實踐問題，為此“建議黨史研究工作者中的一部分較有基礎的同志應該先搞一點有關中國近現代社會史的研究，然后再回過頭來把黨史研究深化”（注：張靜如：《以社會史為基礎深化黨史研究》，《歷史研究》1991年第1期。）。上述想法，不僅引起很多研究者的注意，產生了廣泛的學術影響，而且為其系統闡述中介理論提供了思想資源。

二是論證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社會現代化中的核心地位。80年代末期，張靜如提出一個論斷：“衡量現代中國歷史人物的作用，應該考察其現代化意識之強弱，考察其對變被動社會現代化為主動社會現代化過程的貢獻之大小。”并從社會現代化的角度，對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建者之一的進行了考察和評價，認為“是中國引進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人，是現代化意識倡導者，是為變被動現代化為主動現代化而奮斗的革命家”（注：張靜如：《與現代化意識》，《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第6期。）。從社會現代化的角度來研究中共黨史人物，這在當時的中共黨史界是一個全新的研究視角。在運用現代化理論研究中共黨史人物的基礎上，張靜如認為“從社會現代化角度衡量歷史人物、政黨、及各種群體的作用，是歷史唯物主義關于人民群眾和杰出人物作用原理的具體化”。他說：“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社會現代化歷史進程中的作用，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一，變被動社會現代化為主動社會現代化；其二，提出主動現代化的道路。”通過對中國共產黨歷史的回顧和重新梳理，得出的結論是：“在中國的社會現代化歷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起著核心作用。”（注：張靜如：《中國共產黨與社會現代化》，《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3期。）上述考察是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研究政黨活動的積極嘗試，從而提出了從社會現代化進程來研究中共黨史的新視角。

三是提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的核心內容的觀點。在80年代中期，張靜如就呼吁黨史研究要注意生產力問題的研究，特別是要研究“近代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狀況”（注：張靜如：《黨史學科建設斷想》，《黨史研究》1987年第6期。）。在闡述歷史唯物主義對中共黨史研究的指導時，他一再強調：“歷史唯物主義揭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是任何社會的基本結構，以此為指導研究一個歷史階段時，就必須把這個階段的社會結構具體化。”（注：張靜如、侯且岸：《中共黨史學理論和方法論綱》，《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1期。）在研究中共黨史人物的現代化意識時，他認為：“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是社會現代化的首要標志，無論是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都要以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為基礎。一切上層建筑包括社會意識的現代化，都要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注：張靜如：《與現代化意識》，《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第6期。）正是對唯物史觀核心內容的深刻理解，他提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的核心內容”的觀點，其理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實現社會現代化，使國家富強、人民生活幸福，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進行政治活動的目的，故爾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貫串于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的始終，一切其他活動都以此為中心并為其服務。”（注：張靜如：《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與黨史研究》，《北京黨史研究》1993年第1期。）

【提要】漆俠先生是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不僅在中國古代史研究尤其是宋史研究的諸多領域建樹豐碩，而且對于史學理論與方法也形成了較為系統的見解：對史學的學科性質、研究對象、史學功能等史學本體問題提出看法；重視史料的搜集整理與分析審查，強調文學作品的史料價值；提出馬克思主義方法是史學研究的最高層次研究方法，考據方法是基本方法，并重視對馬克思主義史學考據方法的建設；強調了歷史研究主體的素養特別是“史德”M題的重要性，提出了獻身史學的治史精神。

【關鍵詞】漆俠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與方法

漆俠(1923—2001)先生是中國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先生一生建樹豐碩，先后出版有《隋末農民起義》、《王安石變法》、《秦漢農民戰爭史》、《求實集》、《宋代經濟史》、《知困集》、《遼夏金經濟史》、《探知集》、《宋學的發展和演變》等12部著作，在國內外發表學術論文160余篇。“在中國古代史、宋遼夏金史、中國農民戰爭史、宋代經濟史、宋代學術思想史等領域都有開創性研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受到國內外學界的廣泛贊譽和尊敬。”①在積極進行歷史具體問題研究的同時，先生還十分重視史學理論與方法的總結與探索。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發表了《論觀點和材料的統一》、《關于社會歷史發展的動力問題》、《“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以獻身的精神投入歷史學》、《論歷史科學研究的基本方法——歷史方法論探索之一》等數十篇論文。早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先生就準備寫一部談歷史研究方法的著作，并一直認為，這樣的著作應該是一個人一生治學經驗的總結”。由于先生的意外辭世，使得這一計劃終未如愿。②《歷史研究法》一書是弟子們根據先生生前講稿整理而成。拜讀這部遺著，可以看到先生對于其治史實踐的系統反思與總結，對于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與方法的不懈探索。

①本書編委會：《漆俠先生生平簡介》，《漆俠先生紀念文集》，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②漆俠：《后記》，《歷史研究法》，河北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作為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杰出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漆俠先生的治史歷程大體與當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同步，他對史學理論和方法的探究和認識，在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群體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先進性。因此，總結他的史學理論和方法，必定能豐富和加深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乃至當代中國史學發展的了解和認識。本文以先生《歷史研究法》一書內容為中心，試對他在史學理論與方法方面的成就加以梳理和分析。不當之處，敬祈方家指正。

【摘要】高中歷史教學不僅有利于學生了解我國及世界的發展、演變過程，還有利于學生綜合素質的提升和自身知識的豐富。史學理論正是高中歷史教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對于高中歷史教學成果的豐富及學生歷史素養的建設有極其重大的作用。文章將基于教師的實際教學生活入手，從史學理論在高中歷史教學中的價值與實際應用做出分析。

【關鍵詞】高中歷史；史學理論；應用分析；效果提升

史學理論的研究目標即是歷史本身的組成、問題，具體內容包括歷史學的特點、歷史學在現實生活中的功能、史學工作者的歷史認識的特點、史學發展與歷史發展的關系等等，均為史學理論研究的范圍。史學理論不僅僅在歷史研究方面有極為重要的地位，也是我們高中歷史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新課改及素質化教育推廣的大環境下，高中歷史教師更需要積極將史學理論應用到實際教學中去，使我們的教學成果更加豐盛。

一、把握史學理論優勢，讓高中歷史課堂更靈性

休謨在《論歷史研究》中表明，歷史不僅是有價值的知識，更是與其他各學科建立聯系的跳板。這充分說明了歷史的重要性。在傳統的高中歷史教學中，教師可以通過歷史教學來幫助學生建立對歷史的基本認知，并幫助學生把握歷史發展趨勢，以此來進一步培養并優化學生在邏輯思維、世界觀認知等各方面的綜合能力。但是這種模式對于時代迅速發展的今天而言，很難幫助學生從多角度辯證的分析問題，也缺少史學理論的基礎支撐。史學理論的必要性在這種大環境之下需要教師們更加重視。例如，當我們高中歷史課程進行到我國近代史前后時，教師會容易收到教材、其他書籍等方面的影響給學生講述“落后就要挨打”的思想，但是當教師去認真研究史學理論，就會發現史學理論研究已經把這一觀點糾正為“落后就可能挨打”，這兩者雖然相似，但是在進行教學時，對學生來說是兩種不同方面的概念，可以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歷史。可以說，如果能將史學理論研究運用到課堂，可以幫助學生在學習中從不同的角度發現、探究問題，使課堂更靈性。

二、凸顯自主探究意識，讓高中歷史課堂更人性

【提要】漆俠先生是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不僅在中國古代史研究尤其是宋史研究的諸多領域建樹豐碩，而且對于史學理論與方法也形成了較為系統的見解：對史學的學科性質、研究對象、史學功能等史學本體問題提出看法；重視史料的搜集整理與分析審查，強調文學作品的史料價值；提出馬克思主義方法是史學研究的最高層次研究方法，考據方法是基本方法，并重視對馬克思主義史學考據方法的建設；強調了歷史研究主體的素養特別是“史德”M題的重要性，提出了獻身史學的治史精神。

【關鍵詞】漆俠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與方法

漆俠(1923—2001)先生是中國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先生一生建樹豐碩，先后出版有《隋末農民起義》、《王安石變法》、《秦漢農民戰爭史》、《求實集》、《宋代經濟史》、《知困集》、《遼夏金經濟史》、《探知集》、《宋學的發展和演變》等12部著作，在國內外發表學術論文160余篇。“在中國古代史、宋遼夏金史、中國農民戰爭史、宋代經濟史、宋代學術思想史等領域都有開創性研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受到國內外學界的廣泛贊譽和尊敬。”①在積極進行歷史具體問題研究的同時，先生還十分重視史學理論與方法的總結與探索。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發表了《論觀點和材料的統一》、《關于社會歷史發展的動力問題》、《“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以獻身的精神投入歷史學》、《論歷史科學研究的基本方法——歷史方法論探索之一》等數十篇論文。早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先生就準備寫一部談歷史研究方法的著作，并一直認為，這樣的著作應該是一個人一生治學經驗的總結”。由于先生的意外辭世，使得這一計劃終未如愿。②《歷史研究法》一書是弟子們根據先生生前講稿整理而成。拜讀這部遺著，可以看到先生對于其治史實踐的系統反思與總結，對于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與方法的不懈探索。

①本書編委會：《漆俠先生生平簡介》，《漆俠先生紀念文集》，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②漆俠：《后記》，《歷史研究法》，河北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作為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杰出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漆俠先生的治史歷程大體與當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同步，他對史學理論和方法的探究和認識，在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群體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先進性。因此，總結他的史學理論和方法，必定能豐富和加深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乃至當代中國史學發展的了解和認識。本文以先生《歷史研究法》一書內容為中心，試對他在史學理論與方法方面的成就加以梳理和分析。不當之處，敬祈方家指正。

一、高中歷史教學中運用史學理論研究成果的必要性題

（一）運用史學理論研究成果能夠適應高中歷史課程改革的要求

結合當前我國歷史課程改革的要求和標準，可以發現其要求教師在教學活動中不僅要設置層次更加多樣、類型更加豐富的歷史課程，而且還要積極地引用大量的鮮活、生動的歷史事實和歷史觀點，引導學生以多樣式、多角度的方法對歷史知識進行深入的思考和學習，進而幫助學生形成更具時代性的科學的歷史觀，而史學理論和方法可以為其提供更加豐富的理論資料和史學范式，有利于歷史教學方式和學生學習方式的轉變，使之更加適應高中歷史課程改革的要求和理念，因此，在當今高中歷史教學中應當積極的運用史學理論研究成果。

（二）運用史學理論研究成果是教師專業不斷發展的需要

很多高中歷史教師主要的依照教材進行歷史事件以及歷史知識的解說，很少有超出教材范圍外的知識拓展或者對相關的歷史知識進行建設性的解說、評價，有很少部分教師認識到了教學中應用史學理論研究成果的意義并進行了實踐，然而應試教育及自身的史學理論研究成果知識的限制，加上史學理論研究成果學習的機會少，這不僅增加了史學理論研究成果在教學實踐中應用的難度，而且阻礙了教師專業的發展。因此，正視自身理論知識的缺陷，積極學習先進的史學理論成果，拓展學術視野，提高歷史教學專業素質，已經成為教師專業不斷發展進步的迫切要求。

（三）運用史學理論研究成果是當今學生全面發展的需要

摘要：隨著時展的需要，新一輪課程改革的實施，在高中歷史教學中運用全球史觀進行教學指導是必然要求。當前，高中歷史教師加強對史學的研究、了解史學的最新動態，其中包括全球史觀、文明史觀，是其社會對現代歷史教師的要求。本文針對全球史觀在高中歷史課堂上的運用進行了簡要分析，了解其在歷史教學中運用的優點及不足。

關鍵詞：全球史觀；高中歷史；史學研究

全球史觀作為一個與時俱進的歷史觀點，它將人類社會的歷史歸到一個整體，同時認為人類社會是由初步的分散發展，走向整體發展的，在這其中，每一個地域、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國家的歷史發展都是相互聯系的整體，并且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民族文明是值得尊重和相互借鑒的。在高中的歷史教學中，將這樣的整體歷史觀加以運用，則能夠很好地促進歷史教學形式的改革，使其與世界歷史接軌，同時有利于學習人類的整體文明。

一、傳統歷史教學的弊端

1.注重史實教學，忽略歷史觀教學。傳統教師的教學方法，只注重方式的改變，卻沒有在教授內容上有所更新，忽略了培養學生歷史觀的重要性。傳統的教學方法還存在課程內容局限于書本的缺點，教師不能很好地擴展教科書中的內容，這導致學生學習的歷史內容有限。部分教師通常運用唯物史觀去教授歷史課程，卻沒有對史學理論進行深入的研究，這對歷史觀的整體認知存在缺失。因此，教師應對史學理論進行深入研究，以便將正確的歷史觀傳授給學生。

2.注重課程教學，忽略史學觀念的更新。學生的史學觀點反映的是教師的史學觀點，因此，應該時刻關注史學觀念的更新及變化，在教學中，運用新的史學觀念，影響學生的思維，讓學生用新的史學觀念去分析世界整體的歷史發展。然而目前，歷史教師還存在老舊的思想觀念，對學術界的歷史觀念的更新表現出事不關己的姿態，甚至對教科書中出現的新歷史觀念都不能深入認識及研究。教學內容與學術研究出現的不協調的現狀，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新課程改革的進程。

摘要:心理史學是心理學與歷史學交叉滲透所形成的跨學科研究,運用心理學的相關理論與分析手段去考察和理解人類的歷史過程和歷史行為是有效的｡本文試從宗教､環境､社會結構等方面來把握集體心理,進而分析美國獨立戰爭爆發的心理原因,以此為例,淺談心理史學的應用｡但是,心理史學的發展還沒有達到完善,仍然存在許多值得商榷之處,因此,在史學研究中必須科學運用｡

關鍵詞:心理史學;群體心理研究;美國獨立戰爭

心理史學是心理學與歷史學交叉滲透所形成的跨學科研究｡應該承認,人們的心理對歷史的發展必定會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運用心理學的相關理論與分析手段去考察和理解人類的歷史過程和歷史行為,可以使我們對歷史的理解更加豐富､更加深入､更加實際,也為歷史研究開辟新的視角,提供新的思路｡當然,心理史學的發展還沒有達到完善,仍然存在許多值得商榷之處｡在此,試對心理史學的應用略作探索｡

一般認為,心理歷史學始于精神分析學說對歷史學的滲透,而且這一滲透最早是由精神分析學說的創始者弗洛伊德首開其端的,以《列昂納多•達•芬奇及其對童年的一個記憶》為其標志｡精神分析學說在心理史學中一直占有主流地位,盡管行為主義心理學､認知心理學等各派非精神分析心理學也逐漸進入心理史學的領域｡

心理學,特別是精神分析進入歷史研究并非偶然,兩者在很多方面是共通的｡最顯而易見的是,心理學和歷史學都是以人的行為､思想､動機等為研究對象的;此外,無論是歷史學還是心理學其立論根據必須來源于可信的資料與證據,只是歷史學家收集史料,精神分析學家探究患者的經歷與深層心理因素;兩者在認識論上也有相通之處,心理學家需要追溯研究對象的歷史,歷史學家的研究也離不開對研究對象心理的分析(將有關心理學的內容納入歷史研究絕對不是弗洛伊德的首創,在心理史學作為一個流派被確定之前,歷史研究對相關心理學內容的引入必定早已開始)｡總之,心理史學對于歷史研究來說是可行的｡

從心理史學的發展歷程來看,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可以看到心理史學雖然有很大的發展前景,但引起的爭議､存在的問題也不少｡比較明顯的一點是,心理史學的研究方法比較容易走入理論模式去硬套歷史的誤區｡埃里克森說:我們必須接受“半是傳說半是歷史”的歷史,他的意思就是根據精神分析理論,要探究歷史人物的心理必須了解其童年和青春期的遭遇,這些往往是史料中鮮有記載或沒有記載的,這種情況下,精神分析家應該根據自己所受的訓練去采納一些傳說作為歷史證據,哪怕是無真實根據的也無關緊要,只要不與已知的事實相矛盾,并與心理學理論相符合就可以了｡不加批判地承認現代證據在歷史上的有效性,并將其作為歷史證據的替代物,這樣對待歷史研究,顯然是不嚴肅的｡大量的心理史學較好的作品基本上是由精神分析學家完成,而非歷史學家,且存在著將理論套事實之嫌,對歷史資料考證不詳,將自己的主觀意志加于其中,按著者自己的方式來重構歷史,結果造成心理史學無真實性可言,這與歷史追尋的真實性相悖｡這種缺陷的造成,很大原因在于,把人看作“生物的人”超過了“社會的人”,用生理原因解釋所有的社會活動｡它往往把人生物化,只重視人的自然特征心理的生理基礎,卻忽視了人的社會特性心理的社會基礎,片面夸大遺傳對人類行為的作用,卻忽視社會物質生產和社會組織發展對人類行為改變的作用｡從心理史學的誕生來看,它本身就是精神分析學家用歷史證明其理論的產物,而且因而出現上述缺陷就不足為奇,但將心理史學作為一門進行歷史研究的史學方法的話,這種缺陷可能是致命的｡應用心理史學作歷史研究,必須依據不同的歷史情境考察社會､文化､環境等多重因素對歷史人物心理的影響｡集體心理心理狀態是一定群體在特定歷史背景下形成的,相對于個人傳記式的心理史學研究,集體心理的分析可能更穩定､更有代表性､更可信,能更好地避免套用理論的弊端｡特別是戰爭､動亂､饑荒､瘟疫等歷史事件,集體心理較之個人心理對歷史研究更有幫助｡大衛•斯坦納德提出“從理論上說,個人德感知性質乃是獨一無二的,但事實上,同一文化和社會群體中則經常存在著對象感知上廣泛的相似性,它與不同文化和社會群體間存在著的巨大的對象感知差異性同時并存”,“雖然我們永遠不會知道(也不會留心)一個13世紀的公民,一個中世紀的阿日本武士,或一個17世紀教友派信徒的會如何獨特地解釋米勒-萊爾錯覺,但是我們能夠知道并應該注意過去不同社會中盛行的一般感知和認知假定的巨大差異”｡在此,試著從宗教､環境､社會結構等方面來把握集體心理,進而分析美國獨立戰爭爆發的心理原因｡

摘要:心理史學是心理學與歷史學交叉滲透所形成的跨學科研究,運用心理學的相關理論與分析手段去考察和理解人類的歷史過程和歷史行為是有效的｡本文試從宗教､環境､社會結構等方面來把握集體心理,進而分析美國獨立戰爭爆發的心理原因,以此為例,淺談心理史學的應用｡但是,心理史學的發展還沒有達到完善,仍然存在許多值得商榷之處,因此,在史學研究中必須科學運用｡

關鍵詞:心理史學;群體心理研究;美國獨立戰爭

心理史學是心理學與歷史學交叉滲透所形成的跨學科研究｡應該承認,人們的心理對歷史的發展必定會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運用心理學的相關理論與分析手段去考察和理解人類的歷史過程和歷史行為,可以使我們對歷史的理解更加豐富､更加深入､更加實際,也為歷史研究開辟新的視角,提供新的思路｡當然,心理史學的發展還沒有達到完善,仍然存在許多值得商榷之處｡在此,試對心理史學的應用略作探索｡

一般認為,心理歷史學始于精神分析學說對歷史學的滲透,而且這一滲透最早是由精神分析學說的創始者弗洛伊德首開其端的,以《列昂納多•達•芬奇及其對童年的一個記憶》為其標志｡精神分析學說在心理史學中一直占有主流地位,盡管行為主義心理學､認知心理學等各派非精神分析心理學也逐漸進入心理史學的領域｡

心理學,特別是精神分析進入歷史研究并非偶然,兩者在很多方面是共通的｡最顯而易見的是,心理學和歷史學都是以人的行為､思想､動機等為研究對象的;此外,無論是歷史學還是心理學其立論根據必須來源于可信的資料與證據,只是歷史學家收集史料,精神分析學家探究患者的經歷與深層心理因素;兩者在認識論上也有相通之處,心理學家需要追溯研究對象的歷史,歷史學家的研究也離不開對研究對象心理的分析(將有關心理學的內容納入歷史研究絕對不是弗洛伊德的首創,在心理史學作為一個流派被確定之前,歷史研究對相關心理學內容的引入必定早已開始)｡總之,心理史學對于歷史研究來說是可行的｡

從心理史學的發展歷程來看,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可以看到心理史學雖然有很大的發展前景,但引起的爭議､存在的問題也不少｡比較明顯的一點是,心理史學的研究方法比較容易走入理論模式去硬套歷史的誤區｡埃里克森說:我們必須接受“半是傳說半是歷史”的歷史,他的意思就是根據精神分析理論,要探究歷史人物的心理必須了解其童年和青春期的遭遇,這些往往是史料中鮮有記載或沒有記載的,這種情況下,精神分析家應該根據自己所受的訓練去采納一些傳說作為歷史證據,哪怕是無真實根據的也無關緊要,只要不與已知的事實相矛盾,并與心理學理論相符合就可以了｡不加批判地承認現代證據在歷史上的有效性,并將其作為歷史證據的替代物,這樣對待歷史研究,顯然是不嚴肅的｡大量的心理史學較好的作品基本上是由精神分析學家完成,而非歷史學家,且存在著將理論套事實之嫌,對歷史資料考證不詳,將自己的主觀意志加于其中,按著者自己的方式來重構歷史,結果造成心理史學無真實性可言,這與歷史追尋的真實性相悖｡這種缺陷的造成,很大原因在于,把人看作“生物的人”超過了“社會的人”,用生理原因解釋所有的社會活動｡它往往把人生物化,只重視人的自然特征心理的生理基礎,卻忽視了人的社會特性心理的社會基礎,片面夸大遺傳對人類行為的作用,卻忽視社會物質生產和社會組織發展對人類行為改變的作用｡從心理史學的誕生來看,它本身就是精神分析學家用歷史證明其理論的產物,而且因而出現上述缺陷就不足為奇,但將心理史學作為一門進行歷史研究的史學方法的話,這種缺陷可能是致命的｡應用心理史學作歷史研究,必須依據不同的歷史情境考察社會､文化､環境等多重因素對歷史人物心理的影響｡集體心理心理狀態是一定群體在特定歷史背景下形成的,相對于個人傳記式的心理史學研究,集體心理的分析可能更穩定､更有代表性､更可信,能更好地避免套用理論的弊端｡特別是戰爭､動亂､饑荒､瘟疫等歷史事件,集體心理較之個人心理對歷史研究更有幫助｡大衛•斯坦納德提出“從理論上說,個人德感知性質乃是獨一無二的,但事實上,同一文化和社會群體中則經常存在著對象感知上廣泛的相似性,它與不同文化和社會群體間存在著的巨大的對象感知差異性同時并存”,“雖然我們永遠不會知道(也不會留心)一個13世紀的公民,一個中世紀的阿日本武士,或一個17世紀教友派信徒的會如何獨特地解釋米勒-萊爾錯覺,但是我們能夠知道并應該注意過去不同社會中盛行的一般感知和認知假定的巨大差異”｡在此,試著從宗教､環境､社會結構等方面來把握集體心理,進而分析美國獨立戰爭爆發的心理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