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邊貿易范文10篇

本文作者：解春艷朱紅根工作單位：江西農業大學

（一）中國—東盟雙邊貿易總額分析從圖1可知，2000年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總額為395．22億美元，隨著2002年《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簽署，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削減，中國與東盟的雙邊貿易規模迅速擴大，該年雙邊貿易總額增加到547．81億美元，其后隨著2004年實施的“早期收獲計劃”和簽訂的《貨物貿易協議》以及2007年簽署的《服務貿易協議》，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總額2007年達到了2025．33億美元，但由于受2008年年底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2009年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總額相比于2008年有所下降。從中國－東盟雙邊貿易的地位來看，中國－東盟的雙邊貿易額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比例呈波動性上升趨勢，由2000年的8．33％上升至2009年的9．65％。圖1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總額及所占比例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相關數據計算統計得到（二）中國－東盟雙邊貿易結構分析從圖2可知，中國對東盟的出口額從2000年的173．41億美元增加至2008年的1143．17億美元，增長了5．59倍，由于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對東盟的出口額2009年有所下降，為1062．57億美元。中國對東盟出口額占中國對外總出口額的比重呈穩步上升，由2000年的6．96％上升至2009年的8．84％。從中國對東盟的進口額來看，2000年中國對東盟的進口額僅為221．81億美元，2008年則增加到1170．03億美元，與2000年相比增加了4．27倍。從中國對東盟的進口額占中國總進口額的比例來看，從2000年的9．85％逐年遞增至2003年的11．47％，其后4年呈相對平穩狀態，到2008年有所下降。圖2中國對東盟各國的出口總額和進口總額及所占比例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相關數據統計得到（三）中國－東盟雙邊貿易區域差異分析從中國與東盟10個國家的雙邊貿易區域差異來看（見表1），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是與中國雙邊貿易量最大的兩個國家，并且從2000年到2009年，中國與這兩國的雙邊貿易額呈逐年遞增趨勢，特別是2004年后增加幅度較大。其次是泰國、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與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相比，中國與其雙邊貿易量相對較少。緬甸、柬埔寨、文萊和老撾等這些國家與中國的雙邊貿易量較小，但今后的雙邊貿易潛力較大。

（一）理論假設基于國內外學者將引力模型應用于貿易領域的研究成果和經驗，對影響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的相關因素進行理論假設：1．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化。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自啟動以來，經歷了十年的發展，在這十年不斷發展的進程中，簽署了各項貿易協議，這些貿易協議的實施所帶來的關稅降低及市場開放等對中國－東盟雙邊貿易產生了積極影響，并將長期促進雙邊貿易。但標志性的貿易協議有3項，分別為2002年簽署《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2004年實施“早期收獲計劃”和簽訂《貨物貿易協議》及2007年簽署《服務貿易協議》。本文用這3個標志性貿易協議的簽訂來度量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進程化程度，并假設每項貿易協議的簽訂對雙邊貿易都有正影響。2．經濟規模。本文采用GDP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一國的GDP總量反應了該國的經濟規模總量以及該國的進口需求能力和出口供給能力，進而影響雙邊貿易流量，并且GDP越大，貿易流量也越大。本文假設經濟規模對中國－東盟雙邊貿易有正影響。3．人口數量。一國的人口數量越多，意味著該國國內的需求越多，當國內需求無法得到滿足，則需要從國外進口來彌補無法滿足的需求。本文假設人口數量對中國－東盟雙邊貿易有正影響。4．地理距離。一般指兩國的經濟中心或主要港口之間的距離，本文選取的地理距離是兩國首都之間的直線距離。兩國之間的距離決定了貿易的運輸成本、交易成本、時間成本的大小，這些成本從而會影響雙邊貿易的增長。本文假設地理距離對中國－東盟雙邊貿易有負影響。5．科學技術水平。一國科學技術水平越高，越能促進生產力提高，越有助于推動經濟發展，該國在國際市場上更具競爭優勢，國際貿易活動更為活躍。本文采用計算機擁有率作為衡量該國科學技術水平的指標，并假設計算機擁有率對中國－東盟雙邊貿易有正影響。6．文化距離。一般情況下，如果兩國的語言相通，文化背景相近，則意味著兩國的文化距離越近，一國出口到另一國的商品越容易被接受，兩國間的貿易流量也就越多。本文采用共同語言，即貿易對象國是否使用華語作為衡量兩國文化距離的指標，并假設存在共同語言對雙邊貿易有正影響。7．共同邊界。如果兩國擁有共同邊界，一方面可降低運輸成本、時間成本等；另一方面意味著兩國存在共通的文化區域，相互之間交流更便利，貿易更快捷。本文假設共同邊界對雙邊貿易有正影響。8．優惠貿易區。保護性貿易政策是構成國際貿易的巨大壁壘，而當兩國同屬于一個優惠貿易區時，由于各種壁壘的消除或削弱，區域內各國的貿易能夠在一定程度實現自由流動，從而會促進兩國的雙邊貿易，對貿易規模的擴張有積極影響。中國與東盟各成員國同處于亞洲，且同是發展中國家，因此本文采用是否加入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這一共同自由貿易區作為衡量優惠貿易區的虛擬變量，并假設該變量對雙邊貿易有正影響。（二）模型構建本文基于引力模型中的Linnermann模型，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擴展和修正，建立包括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化變量的擴展的引力模型，其形式可以表示為：1nXijt＝β0＋β11n（YitYjt）＋β21n（PitPjt）＋β31n（Disij）＋β41n（Comjt）＋β5（Lanij）＋β6（Borij）＋β7（APECij）＋β8（Policy1）＋β9（Policy2）＋β10（Pol－icy3）＋μij其中，Xijt表示在t年i國與j國的雙邊貿易額；YitYjt表示在t年i國與j國的經濟規模乘積；PiPj表示在t年i國與j國的人口數量乘積；Disij表示i國與j國首都的直線距離；Comjt表示在t年j國的科學技術水平；Lanij為文化距離變量；Borij為共同邊界變量，APECij為優惠貿易區變量；Policy1、Policy2、Policy3分別表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化的3個重要變量。β0是常數，β1、β2、β3、β4、β5、β6、β7、β8、β9、β10是回歸系數，μij表示隨機誤差項。（三）數據來源目前，東盟成員國有10個，其中柬埔寨于1999年最晚加入東盟，因此本文選取2000－2009年中國與東盟10個國家的雙邊貿易額作為面板數據。雙邊貿易額數據根據2000－2009年的《中國統計年鑒》整理獲得。GDP和人口數量來源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兩國之間的地理距離通過世界城市經緯度查詢系統（http：／／www．hjqing．com／find／jingwei／）計算獲得。計算機擁有率來源于世界銀行（WorldBank）數據庫。是否有共同邊界可由世界地圖查詢。各國加入APEC的情況來源于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官方網站。是否使用華語、各項協議簽署時間和內容均來源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官方網站。模型中各項變量的說明如表2所示。

運用統計軟件EViews6．0對樣本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實證考察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化對中國－東盟雙邊貿易的影響效應。首先分別就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化3個關鍵事件進行回歸分析，得到模型Ⅰ、模型Ⅱ和模型Ⅲ，為了考察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化的綜合影響，把代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化的3個關鍵事統一納入模型中回歸，得到模型Ⅳ。從表3的模型回歸結果可知，模型調整后的R2較大，表明該模型有較好的擬合優度。D．W統計值表明模型不存在自相關性。模型中所有變量基本上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具體分析如下：1．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化對中國－東盟的雙邊貿易有重要影響。代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化的3個關鍵變量Policy1、Policy2、Policy3在全部模型中都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且回歸系數均為正，與前面的理論假設相符。說明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化的發展，中國－東盟的雙邊貿易量不斷增長。第一，2002年中國與東盟簽署了標志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啟動的《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對雙邊貿易有顯著的促進效應，原因在于該協議條款中規定，雙方要逐步取消貨物貿易的所有關稅與非關稅壁壘，逐步實現貿易自由化、便利化。第二，2004年實施了“早期收獲計劃”并簽訂了《貨物貿易協議》，根據該項計劃及協議，中國與東盟首先削減近600種農副產品關稅，緊接著開始相互實施全面降稅，這大大促進了中國－東盟雙邊農副產品貿易的發展。第三，2007年簽署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服務貿易協議》，該協議規定，雙方在60多個服務部門，相互做出了高于世界貿易組織水平的市場開放承諾，這一協議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東盟服務貿易的發展，標志著雙方合作關系進入了全新領域。2．經濟規模變量的回歸系數在四個模型中均為正，且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說明中國－東盟的雙邊貿易與雙方的經濟規模呈現正相關，與前面的理論假設相符。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貿易國GDP越高，潛在的進口需求越大，更有利于中國對其貿易出口。另一方面，對于中國而言，GDP的增加對其供給市場的影響表現為生產能力的提高，出口額加大。隨著各國經濟規模地不斷擴大，雙邊貿易量也會不斷增長。3．人口數量變量的回歸系數在全部模型中均顯著為正，說明人口數量對中國－東盟雙邊貿易起到促進作用，與前面的理論假設一致。原因在于東盟中的多數國家與中國一樣，同屬于發展中國家，科學技術水平不高，高新技術產業尚處于發展階段，人口因素使得國際間的貿易更加活躍，人口數量增加創造的需求效應遠遠大于國內分工深化作用。4．地理距離變量的回歸系數在模型Ⅰ、模型Ⅱ和模型Ⅲ中為負，且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表明地理距離對中國－東盟雙邊貿易有負影響，與前面的理論假設一致，并且地理距離越遠，中國對貿易對象國的雙邊貿易額越小。但在地理距離變量模型Ⅳ中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其原因有待進一步考察。5．科學技術變量的回歸系數在全部模型中為正且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表明對象國計算機擁有率越高，中國與其雙邊貿易額越大，與前面的理論假設一致。一般來說，一國計算機擁有率越高，表示該國科學技術應用水平越高，居民生活水平及對生活質量的要求也越高，對商品的消費能力會越強，因此會帶來更多的進口需求。同時，一國科學技術越發達，生產能力就越強，會創造出更多的出口供給。6．文化距離變量的回歸系數在全部模型中為正且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表明中國與同使用華語的貿易對象國進行貿易較之不使用華語的國家，雙邊貿易量更多，與前面的理論假設一致。原因在于：一方面，使用華語的國家華人人口較多，對本國的產品需求較大；另一方面，華語作為該國的官方語言，使得該國居民對中國抱有親切感和認同感，在人文環境上產生一定程度的共通點，更容易接受和喜愛中國的產品，對于中國的進出口貿易更容易推廣。7．優惠貿易區變量的回歸系數在全部模型中為正且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表明當中國與其貿易對象國同屬于APEC成員國時，更有利于促進兩國間的雙邊貿易，與前面的理論假設一致。因為屬于同一貿易區的國家在貿易過程中存在貿易優惠政策，相互之間可以享有關稅優惠，技術性貿易壁壘、非關稅貿易壁壘和其他貿易壁壘都會相對較低，利于貿易規模的擴大。8．共同邊界變量的回歸系數在四個模型中都為負，且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表明共同邊界與雙邊貿易量負相關，這與前面的理論假設不符。究其原因，與中國有共同邊界的國家，如緬甸、老撾都是貿易小國，經濟規模小，科學技術水平相對較低，所以貿易流量少，即使存在共同邊界的優勢，也難以發揮優勢來大規模的擴大貿易；而與中國沒有有共同邊界的國家，如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其國家經濟規模大，科學技術水平相對較高，且同使用華語，對中國的進口需求和出口供給都較大，因此就造成了與中國沒有共同邊界的國家貿易流量較大，而與中國有共同邊界的國家貿易流量反而較小的現象。這也從側面說明了中國對東盟各鄰國的貿易還不夠發達。

一、擴大中日貿易是兩國經濟發展的需要

日本是中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也是日本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中日兩國的貿易關系對彼此來說都非常重要，雙方貿易互補性極強。中日貿易關系的發展既促進了中國工業化水平的提高，也促進了日本產業結構的調整，實現了雙贏，使中日雙方的經濟互補關系在雙邊貿易發展中得以充分體現。兩國在自然稟賦、要素相對價格方面的差異、產業結構發展層次方面的差異既是雙邊貿易得以發展的內在機制，也使優化雙邊貿易結構。進一步發展雙邊貿易，具有廣闊的空間和巨大的潛力。

二、中日兩國貿易現狀

1.雙邊貿易增速有所放緩

從《中國海關統計年鑒》歷年統計數據中可知：中日貿易總額從1980年的只有89億美元發展到2006年的2073億美元，增長了將近23倍。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的統計數據2007年日中貿易額達到了2367億美元，首次超過對美貿易額，中國已經成為日本第一大貿易伙伴。而且比2006年將近增長了12%，連續9年更新歷史最高紀錄。1980以來，中日兩邊的貿易額一直呈增長趨勢，除了1998年有些例外。2002年中日貿易首次突破了1000億美元大關，2006年突破了2000億美元大關。

1993年至2003年的11年間，日本一直是中國最大的進出口貿易伙伴。但自2004年以來，美國和歐盟超過日本成為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2005年開始貿易增長速度有所緩慢。2005年、2006年、2007年中日貿易額的增長率分別下降至9.8%、12.4%、11.9%。這其中不乏因為全球或地區經濟動蕩、政治關系多變、國家政策制定等因素的影響，造成了增長曲線中的斷點和增長趨勢的不連續。

摘要：本文基于2000年1月至2018年6月中國貨幣供給的增長率、美國貨幣供給的增長率、美國進出口價格指數、中國進出口價格指數等相關季度數據，運用VAR模型通過單位根檢驗、脈沖響應函數等計量經濟分析方法對中美貨幣政策對其雙邊貿易動態影響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中國貨幣政策的擴張將有利于中美貿易余額的調整，而美國的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在中美貿易余額的調整過程中能夠發揮的作用相對有限。

關鍵詞：貨幣政策；VAR模型；中美貿易

一、引言

21世紀以來，中美貿易順差的不斷擴大成為了眾多學者所關注的焦點。目前國內外流行的一個主要觀點是，中美順差是由于中國通過貨幣政策將人民幣匯率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上引起的，也即中國貨幣政策是一個“以鄰為壑”政策。Obstfeld和Rogoff（2005）等研究者認為，美元貶值或人民幣升值可以通過支出轉換效應促進美國出口和中國進口增加，從而減少中美貿易失衡程度。然而，實際情況是，在2005至2008年期間，中美貿易順差并未隨著人民幣快速升值下降，順差反而持續積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隨著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推出，中美貿易失衡有所調整，中國對外貿易順差也明顯下降。我們不禁要問，美國寬松貨幣政策對美元指數的影響有多大?該政策在中美經貿往來中是否體現了“以鄰為壑”?本文旨在探究中美貨幣政策對其雙邊貿易差額的影響，本文基于2000年1月至2018年6月的季度數據，選取中國貨幣供給的增長率、美國幣供給的增長率、美國進出口價格指數、中國進出口價格指數等變量，利用eviews9.0軟件，采用單位根檢驗、脈沖響應函數等計量分析方法，對中美貨幣政策對其雙邊貿易的動態影響進行實證研究。

二、模型構建與數據說明

（一）模型構建。VAR模型是研究中美貨幣政策對其貿易差額變動的常用模型，是一種運用非結構性方法來建立各個變量關系的模型，克服了傳統模型在估計和推斷上的復雜性。VAR（p）模型的數學表達式為：yt=a1yt-1+...+apyt-p+bxt+εt其中，yt、xt是內生變量，p是滯后階數，εt是隨機擾動項。如果模型中不含有外生變量，模型即為簡化的VAR模型。本文采用時間序列計量分析模型對中美貨幣政策對其雙邊貿易動態影響進行實證研究，采用VAR模型通過單位根檢驗、脈沖響應函數計量學方法，從定量分析的角度來判別變量之間的關系，以達到有理、有據，定性與定量分析的統一。（二）數據說明。本文選取2000年1月至2018年6月的季度數據，變量選取了中國的貨幣供給增長率（M2c）、美國的貨幣供給增長率（M2u）、美國進口價格指數（IPIU）、美國出口價格指數（EPIU）、中國進口價格指數（IPIC）、中國出口價格（EPIC）以及中美貿易差額（TB）和中美雙邊實際匯率（ER）。中美雙邊實際匯率以雙邊名義匯率與中美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之比的乘積來計算，公式為：ER=EER(P1/P)其中，EER是人民幣兌美元的名義匯率。P1和P分別表示美國和中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數據來源于wind宏觀經濟數據庫。）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要求各個變量是平穩的隨機過程，因此要對各個變量的平穩性進行檢驗。本文先對各變量進行季節性調整，即通過Eviews9.0軟件用X-12法對各變量進行處理，以此來消除季節波動。同時對數據取自然對數，以此來消除數據異方差，從而使數據更趨于平穩。對于處理過的數據分別用LNM、LNTB、LNIPIC、LNEPIC、LNIPIU、LNEPIU、LNER表示對數中的中國的貨幣供應增長率、美國的貨幣供應增長率、中美貿易差額、中國進口價格指數、中國出口價格指數、美國進口價格指數、美國出口價格指數以及中美雙邊實際匯率。

1文獻綜述

1.1國外學者關于FTA的相關研究國外學者從理論方面已經對FTA的成因、結構和影響等各方面進行了長期的研究。Balassa(1961)研究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界定問題，認為經濟一體化是各國國家之間經濟邊境逐步消失，最終融合成單一的經濟實體的過程。他認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既是一種過程，又是一種狀態。Jo-AnnCrawford,SamLaird(2001)分析了區域貿易協定(RTAs)的快速增長對多邊貿易體系的影響，他認為并沒有傳統上的削弱效果。區域貿易協定對最惠國待遇的影響不大，區域貿易協定本身就是一種變通的最惠國待遇。自由貿易區本身有成員范圍小、更易實行的優點，所以具有更廣泛的全球覆蓋。RichardBaldwinandDanyJaimovich(2008)研究FTA是否具有一種“傳染性”，使用計量技術，測試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的伙伴國有沒有影響其他國家簽署新的自由貿易協定，同時考慮了其他政治、經濟和地理等因素，證明這種傳染現象是普遍存在的。1.2國內學者對FTA的實證研究國內學者多數的研究是對單一FTA的研究。馬莉、胡超(2011)研究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貿易效應，認為中國與東盟形成FTA后，中國與東盟的貿易量不斷擴大，貿易創造效應明顯而貿易轉移效應不明顯。呂宏芬、鄭亞莉(2013)對中國—智利自由貿易區貿易效應做了定量分析，采用引力模型研究兩國經濟一體化程度，得出中國—智利FTA對于雙邊貿易有一定促進作用的結論。認為中國應該優化我國產品結構，改變勞動密集型產品過多的現狀，提高產品的附加值，最大限度地優化出口的商品結構。通過對以往文獻的回顧，大部分研究中國自由貿易區的文獻集中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另有少部分學者研究中國與巴基斯坦、中國與智利、中國與新西蘭的FTA等。而對于中國與秘魯自由貿易區的研究幾乎沒有。另外，在數據的選取上，大多學者的研究使用數據樣本較少，無法在中國100多個貿易伙伴國的大背景下全面考察自由貿易區的效果。本文采用131個貿易伙伴國10年的數據，對中國—秘魯FTA進行全面分析。

2中國與秘魯的貿易狀況和特點

中國與秘魯自由貿易區始于2007年9月7日，中國秘魯自由貿易區可行性聯合研究報告，經過一系列的談判，于2009年4月28日簽署了《中國—秘魯自由貿易協定》，是中國與拉美國家簽署的第一個全面的貿易協定，主要包括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投資協定三部分。2009年3月1日正式實施，貨物貿易方面，90%以上的產品逐步實施零關稅；服務貿易方面，進一步開發服務部門，包括農業、采礦、導游、體育、旅游等部門；投資方面，雙方將相互給與對方投資者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等，為雙方投資提供便利。十年來，中國對秘魯的進出口額除2009年以外，在其他年份均呈現出較高增長的態勢。2004年秘魯對中國出口額同比增長100.44%，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74.35%。中國與秘魯雙方在2010年實施FTA，對當年的進出口有較大影響。2010年進出口總額由2009年62.69億美元增長為96.68億美元；出口增長率由-24.23%變為69.23%；進口增長率由-10.83%增長為46.67%。但是2011年和2012年的數據顯示，中國與秘魯進出口金額的增長率有所放緩：分別為29.51%和10.28%。

3CPFTA貿易效應的模型設定

引力模型一直是FTA效應定量研究中最常使用的模型。本文基于傳統的引力模型(GDP和距離兩個解釋變量)并在其基礎上進行改進。采用的引力。其中，表示中國大陸在t年時對j國家的出口量；表示中國大陸在t年時對j國家的進口量；代表在t年，中國大陸與伙伴國j的GDP乘積；表示t年時，中國大陸與伙伴國人口量的乘積；Distcap表示兩國首都之間的地理距離；是一個虛擬變量，表示中國大陸是否與j國家簽署FTA(中國與秘魯FTA簽訂年份后取值為1，簽訂之前年份為0)；表示中國大陸是否與j國接壤。根據引力模型的基本理論：GDP的影響應該為正，人口的影響由于市場容量大小作用不確定，距離的影響應該為負，FTA與相鄰性應該有積極的影響。數據剔除了除秘魯外和中國建立FTA的國家(東盟十國、新西蘭、巴基斯坦等)，防止其他FTA對中國—秘魯FTA的干擾，以保障實證結果的真實性。其中，中國對其他國家進口和出口的數據來源于IMF數據庫；GDP和人口數據均來自世界銀行數據庫；距離數據來自CIA數據庫；兩個虛擬變量FTA和Conadj數據來源于中國自由貿易區服務網。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中美貿易現狀；中美貿易現狀原因分析；促進中美貿易的相關對策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中美自建交以來，雙邊貿易高速發展，優勢互補明顯、美國的對華貿易限制制約了其比較優勢的發揮、美國國內政治因素的影響、世界經濟不景氣導致美國出口的下滑、中美兩國彼此對外直接投資（FDI）比例極不對稱、中國出口商品結構低下，出口市場范圍狹小、中國企業自身和政府部門一些做法也有不當之處、早日爭取“市場經濟國家”地位、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改變中美兩國相互依賴的不對稱性，由外貿拉動向內需拉動過渡、建立完善的預警機制解決貿易摩擦、慎重應對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與匯率機制問題等，具體請詳見。

一、中美貿易現狀

中美自建交以來，雙邊貿易高速發展，優勢互補明顯，貿易結構日趨多元化。貿易的飛速增長為兩國人民帶來了實惠，給兩國關系的發展提供了動力，但貿易摩擦也在增加。2001年底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以來，中美貿易出現了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確立問題、反傾銷問題、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人民幣匯率、紡織品配額問題以及貿易發展不平衡問題等。例如，2002年美國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實施鋼鐵保障行動；2003年美國對華紡織品實施特別保障；2004年，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對中國彩電和寢室木家具征收反傾銷稅，美國商務部還明令禁止美國進口中國購物袋，美國主要紡織品服裝協會和工會要求推遲取消紡織品配額。

二、中美貿易現狀原因分析

（一）美國的對華貿易限制制約了其比較優勢的發揮

在美國可以自由進口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同時，美國卻對其國內企業向中國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設置了諸多限制。這種貿易的不對稱無疑是導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一個重要原因。另外兩國居民的需求結構也存在著巨大差異。在人們的收入水平很低時，人們的絕大多數支出都將集中在食品等必需品上，即此時的恩格爾系數非常高。而當收入水平比較高時，除了購買生活必需品還可以購買高端產品來提高其福利水平。而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美國一般是高技術高檔產品。顯然，不管人們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須購買的，這就導致美國會大量進口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而由于中國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較低，對美國生產的高端產品的需求卻非常低。這種由于收入水平的巨大差異而導致的兩國對貿易產品需求的不對稱是造成美對華貿易逆差的長期因素。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中美貿易發展的現狀；中美貿易摩擦頻發的原因；建立應對貿易摩擦頻發的解決機制三個方面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反傾銷調查層出不窮、反補貼案件逐漸增多、技術壁壘花樣不斷、中美產生貿易摩擦的外部原因：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回流；美國把中國視為“非市場經濟國家”、中國經濟自身的不足，是導致貿易摩擦的重要原因、應對貿易摩擦頻發的外在解決機制、應對貿易摩擦頻發的內在解決機制

摘要：近十年來，中美貿易關系取得了長足發展，雙邊貿易額持續增長，但在雙方貿易額迅速擴大的基礎上我國對美貿易順差明顯，且貿易額日趨擴大。隨之而來的是中美貿易摩擦事件的頻鬢發生，如果這種現象得不到有效控制，它必將影響到中美雙邊貿易的正常發展。導致這一問題產生的因素很多，既有來自外部的原因，又有來自內部的原因。因此，就中方而言迫在眉睫的任務是要努力尋求一種能夠積極應對和妥善處理貿易摩擦事件的解決機制。

近兩年來，中美貿易摩擦硝煙四起，持續不斷，花樣不斷出新，究其原因多種多樣。面對貿易摩擦問題日益增多的嚴峻形勢，正確認識我國遭遇的國際貿易摩擦的原因，積極探索妥善解決貿易摩擦問題的途徑，將是保持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點所在。

一、中美貿易發展的現狀

迄今為止，中美經貿關系取得了長足發展。中美兩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中最活躍的經濟體之一，雙方經貿關系迅速發展，貿易額持續穩定高速增長，在中美貿易額擴大的基礎上，順差明顯。巨額順差為我國改革開放事業的順利發展和國民經濟的持續曾做出重大貢獻，但伴隨著巨額的貿易順差，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也隨之增多，并且呈現出了擴大化、復雜化、多樣化趨勢。

1、反傾銷調查層出不窮

摘要:人民幣匯率對中美貿易影響甚微，不能作為解釋中國對美國產生巨額順差的原因，所以不能把近年來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作為解釋中美貿易順差增速下降的原因；中美貿易順差是多種因素導致的，但其實質是兩國經濟結構性互補的結果，所以應從中美貿易的本質出發正確看待中美貿易失衡，中美貿易順差是一個結構性矛盾，很難通過WTO雙邊機制得到解決，因此解決中美雙貿易爭端還是要靠雙邊妥協，以積極態度應對中美貿易所產生的摩擦。

關鍵詞：中美貿易，人民幣匯率

一、引言

2009年,美國對中國實施的“輪胎特保案”等一系列貿易保護措施引起了中方輿論極大憤怒。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09年前三個季度,美國對中國發起貿易救濟調查14起,涉案金額58.4億美元,同比增長639%。而在美國國內,由于失業率高升,貿易保護訴求日漸升溫。

2009年1月至8月,中美雙邊貿易額為1837.9億美元。中方遭遇的貿易摩擦占雙邊貿易額的比重僅約3%。中國入世以來,中美雙邊貿易額翻了兩番,但每年的貿易摩擦數量占雙邊貿易額的比重一般不超過5%。

二、中美貿易摩擦現狀分析

摘要:人民幣匯率并不是中美貿易不平衡的關鍵因素，中國將繼續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以互利共贏為基礎的合作應該始終是中美經貿關系發展的主基調，對于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應全面客觀地理性分析，以建設性的態度繼續推動中美經貿合作健康發展，避免把兩國經貿關系政治化，實事求是地分析中美貿易不平衡，平等磋商，妥善解決分歧和實際問題，中美經貿關系的前景將是非常廣闊的。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中美貿易

目錄

一、中美貿易的背景和現狀

二、人民幣匯率無法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

（一）中美貿易格局是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國際產業分工的結果

[摘要]上世紀90年代以來,以國際貿易、技術轉讓和國際資本流動為載體的經濟全球化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與此同時,國家間、地區間的競爭呈現出立體化、多元化的趨勢,隨著競爭的加劇,戰后為推動國際貿易發展起到了巨大作用的WTO制度本身的缺陷越發明顯,尤其是本世紀金融危機以來,各種新型貿易保護主義愈演愈烈,極大地阻礙了世界經濟尤其是新興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本文將要討論的是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在后金融危機時代應如何應對不斷升級的新貿易保護。

[關鍵詞]新貿易保護FTA美國337條款社會責任壁壘貿易救濟

作為經濟發展的必經選擇,自由主義和保護主義作為一對并存的矛盾是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在面對自身經濟發展和對外競爭時必須要考慮的核心因素,一方面,如何選擇經濟發展的原則往往取決于多個因素,如一個國家或地區自身的發展水平、自身與外界的相互關系等,另一方面,政策的選擇往往又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實踐中不斷調整、修正,在競爭中不斷升級、完善。

相對于經濟自由主義而言,貿易保護主義更關注外界因素對自身的消極影響,其主要是通過關稅和各種非關稅壁壘限制進口,以保護國內產業免受外國商品競爭。作為傳統貿易保護主義的延續和升級,上世紀末期,新貿易保護主義方興未艾,保護的范圍已經遠遠超出了商品經濟的范疇,通過綠色壁壘、社會責任壁壘及知識產權保護等措施達到規避多邊貿易制度的約束,進而保護本國就業,維持本國在國際分工和交換中的支配地位。新貿易保護主義的出現和發展既有競爭加劇、經濟理論發展的推動,也有多邊貿易體制自身的原因,但根本原因依然是各國、各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因此,自由和保護的相互交織必然貫穿于世界經濟發展的各個階段。而后危機時代的新貿易保護主義作為自上世紀90年代新貿易保護主義的延續和升級,一方面保留了新貿易保護主義的全部特征,另一方面又呈現出自身的獨特性。

一、后危機時代新貿易保護主義的特征及發展趨勢

所謂的后危機時代,一方面是區別于暫時已經過去的全球金融危機,另一方面,由于現階段世界經濟并沒有明顯脫離經濟危機的負面影響,經濟的反復隨時可能出現,因此,此階段的新貿易保護主義更多的是對之前新貿易保護方式的延續和精細化。具體而言,有如下特征:

摘要：中國和俄羅斯具有深遠的傳統友誼和漫長的國境線，因而具備了開展國際貿易的優越客觀條件。在“一帶一路”的大背景下，如何提升雙邊經貿合作的水平，成為中俄兩國都需要研究的重點問題。本文將深入分析當下中俄兩國經貿合作的發展現狀，并指出其中存在的問題。在此基礎上，筆者將通過深入研究，提出加強雙邊經貿合作水平、解決雙邊經貿合作中出現的問題的針對性措施，以推動雙邊經貿合作的進一步發展。

關鍵詞：“一帶一路”；雙邊經貿合作

中俄雙方都是對方的最大鄰國，兩國之間有漫長的國境線。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中俄雙方的貿易量正在不斷提升。在現階段，中國已經成為俄羅斯最大的貿易伙伴。與此同時，俄羅斯在中國對外經貿領域匯總的地位也在逐步上升。隨著“一帶一路”的提出，中俄雙邊經貿合作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在當下，中俄雙方的經貿合作層次正在不斷深化，合作的規模、領域與合作模式也處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從總體上看，中俄雙邊經貿合作發展勢頭良好。然而必須看到的是，在現階段，雙方的經貿合作還存在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不僅嚴重制約了中俄雙方的經貿合作進一步發展，而且嚴重影響了“一帶一路”進一步發展。因此，想要促進中俄雙邊經貿合作的發展，就必須對這些問題加以解決。

一、中俄共同建設“一帶一路”下雙邊經貿合作發展現狀

1.中俄兩國雙邊經貿合作層次不斷深化。“一帶一路”的提出，對中俄雙方的經濟貿易與合作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在這樣的情況下，中俄雙方展開了全方位的合作，合作的層次正在不斷深化。具體來說，首先，在政治層面，近年來，兩國政要之間通過多次定期或不定期的會晤，針對經貿合作的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磋商，并建立了絲路基金等金融投資平臺。在金融層面，現階段，中俄雙方已經啟動了人民幣清算合作的機制。兩國之間的貨幣結算業務也逐步從邊境城市向內地擴展。而與此同時，兩國的商業銀行都在對方的領土內開設了分支機構或代表處，進一步加強了雙方的金融合作。2.中俄兩國雙邊經貿合作規模不斷擴大。在“一帶一路”的促進作用下，雙方的經貿合作規模正在不斷擴大。具體來說，首先，雙方在金融領域的合作規模正在不斷擴大。其次，中餓雙方的經貿合作，無論是經濟規模還是交易數量都呈現逐年增加的態勢。隨著“一帶一路”的不斷發展，在現階段，我國企業與俄羅斯企業之間簽訂了多個合作項目協議，涉及到的交易金額與交易數量越來越大。早在2014年，雙方的貿易總額就已經接近1000億美元。在2015年，雙邊貿易總額有所回落。而在2017年，雙邊貿易總額恢復到840.71億美元。雖然與最高峰時期的900余億美元相比有所下降，但隨著“一帶一路”的護短發展，可以預見的是，中俄雙邊貿易必將取得進一步的發展。3.中俄兩國雙邊經貿合作領域不斷拓寬。在很長時間以來，中俄之間的貿易都以中國從俄羅斯進口能源、礦產、化工產品，向俄羅斯出口服裝、家電、日用品等輕工業產品為主。然而隨著兩國經濟和科技實力的發展，在現階段，中俄貿易已經從這些傳統領域逐步擴展到電子產品、工業設備等技術含量更高的領域。然而必須看到的是，在當下，中俄之間的國境線距離雙方的經濟中心都有很長的距離，這對于雙邊經濟貿易合作的展開是不利的。在“一帶一路”的大背景下，想要促進雙邊貿易的進一步發展，就必須解決這一問題。4.中俄兩國雙邊經貿合作模式不斷創新。在合作模式方面，中俄之間的雙邊經貿合作已經從傳統的進出口貿易逐步向雙方互相之間投資轉變。在最近幾年，俄羅斯的經濟形勢正在逐步好轉，吸引了全世界投資者的目光，中國企業也在這一大好機遇面前不甘落后，不斷擴大在俄羅斯的投資規模。與此同時，俄羅斯在中國的投資也呈現大幅度增長的趨勢。然而從投資總量上看，中國在俄羅斯的投資要遠遠超過俄羅斯在中國的投資。而從投資領域上看，中國在俄羅斯的投資項目主要集中于農業、林業、礦業、制造業和服務業。而俄羅斯在中國的投資則主要集中于制造、建筑與物流運輸方面。

二、中俄共同建設“一帶一路”下雙邊經貿合作發展存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