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煬帝范文10篇

摘要：對于隋煬帝在歷史上的作用，人們一向持否定態度。本文從隋代詩歌史的角度，考察他的詩歌理論和創作，探索他在隋代詩歌風格演變中推進南北詩風融合的促進作用。

關鍵詞：隋煬帝詩歌歷史作用

一、歷史上的某些現象往往是那樣具有嘲諷意味：同隋文帝楊堅棄華返樸的理論和實踐形成鮮明對照的，恰恰是其子隋場帝楊廣對華章麗句的近乎狂熱般的愛好。

說來也許令人難以置信：這位以荒淫無道載人史冊的昏暴之君，在詩歌中上竟是一位大力推進南北融合的急激冒進型的先行者。這不僅僅是由于他那些煞費苦心的作品在隋代詩壇產生的深遠影響，而且更主要的是由于他個人的悲劇始終處于歷史與時代漩渦的中心。

《隋書·文學傳序》載：場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即位，一變其風。其《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及《擬飲馬長城窟》，并存稚體，歸于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級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

二、這段記載涉及到的歷史現象比較復雜。

一、對改革的貢獻

為了精簡機構,改革吏治,把軍政大權集中于中央,煬帝明令廢除諸州總管府。又下令改革封爵制度。他下詔:“自今以后,唯有功勛,乃得賜封”,又規定“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須德行功能顯著者,才能升級。大業三年,煬帝下《求賢詔》,批評各級臣僚,舉賢不力,要求從德行、文武才干等各個方面薦舉人才,指出人才“不必全備”,只要“一藝可取,亦宜錄用”。北周官制,機構臃腫,層次重疊,人員冗雜。隋文帝雖改周之六官,但基本上仍依前代之法。煬帝即位后,作了大膽改革。如廢除三師、特進官;廢除都督以上至上柱國凡十一等及八郎、八尉、四十三號將軍;將光祿、金紫、銀青等九大夫,建節、奮武等八尉定為散職。又改三衛為三侍,廢除直閣將軍、直寢、奉車都尉、別將等武官。文帝時設置了九等爵位,煬帝只保留了王、公、侯,其余都予以廢除。尚書省六曹,原各設侍郎六人,共計三十六名侍郎,煬帝改為每曹各設侍郎一名。這些改革,不僅裁減了冗官,精簡了機構,同時又削弱了北周的貴族勢力,是切中時弊的。

南北朝以來,人口大量流徙,形成“一郡分為四五,一縣割成兩三。百家之邑,便立州名,三戶之民,空張郡目”的現象。致使民少官多,“十羊九牧”,州郡縣的數量越來越多。隋滅陳后,全國總計有州253,郡689,縣1562。這么多的各級地方機構,供養那么多的官吏,勢必加重黎庶負擔,減少國家的財政收入。文帝廢郡,改為州縣兩級制。煬帝即位,又廢州改郡,大量壓縮裁并地方官僚機構。大業三年,全國僅設郡190,縣1255,郡縣數目較前大為減少。

南北朝時,豪族地主擁私兵,建塢堡。農民罹于戰亂,又不堪賦役負擔,紛紛依托豪族,加之當時盛行部曲佃客制,士族豪門便隱占大量戶口。造成“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的局面。丁口不載國家戶籍,國家就無法征收賦役,這就減少了朝廷對勞動力與財富的占有。隋文帝采取強有力的措施,大索貌閱,檢括出443000丁,1640500口。隋煬帝即位后,繼承文帝的政策,任命裴蘊主持貌閱,進一步取得了成效。“承高祖和平之后,禁網疏闊,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為小,未至于老,已負租賦。裴蘊歷為御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計賬,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

二、對經濟的貢獻

隋場帝即位，繼續推行均田制，于大業四年(608年)和五年(609年)連續兩次“詔天下均田”。在均田的同時，堅持打擊豪強兼并的行為，專門派司隸臺負責糾察“豪強奸猾，侵害下人，及田宅逾制”者，對賦役制度也進行改革。“場帝即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裨、部曲之課”。農民的人身依附關系有所松弛。男子服役年齡文帝時二十一歲，到大業時規定“男子以二十二成丁”。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并多次減免租稅，對農業生產也比較關注。“賴百司不得踐暴禾稼，其有須開為路者，有司計地所收，即以近倉酬賜，務從優厚”。還在今青海地區“大開屯男”，解決了邊防軍糧的問題。由于有效的農業政策，墾田數大業二年，達到“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一頃。其邑居道路，山河溝恤，沙債堿鹵，丘陵葉陌，皆不預焉”。國家積蓄更加充盈。大業五年(609)，隋場帝繼文帝后，在裴蘊的建議下，再次在江南括戶，“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結果，“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這一措施既打擊了豪門大族的勢力，又增加了政府的收入，有利于促進生產的發展和隋朝的強盛。大業元年(605)場帝在宮城東又建筑含嘉倉城，在宮城內右掖門“街西有子羅倉，倉有鹽二十萬石;倉西有粳米六十余窖，窖別受八千石”；次年，“置洛口倉于鞏東南原上，筑倉城，周回二十余里，穿三千窖”，糧食庫藏之多，直到唐朝立國二十多年，西京府庫的糧食還未用完，為唐朝的興盛奠定了物質基礎。商業也進一步發展，商業城市進一步繁榮。場帝“徙洛州郭內人及天下諸州富商大賈數萬家，以實之”，又遷徙河北諸郡工藝戶三千余家到東都，設置十二坊于洛水，東都的商業空前的繁盛。

隋代統一且相對穩定的國內環境，為商業發展提供了眾多有利的條件，同時國家對人身控制的放松，也促使更多的人從事商業。這時候無論是商業數量還是質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商業管理政策上，隋王朝拋棄了前代殺雞取卵的剝奪方式，開始從注重鞏固根基，對商業發展采取了積極扶持的態度。隋王朝是一個對后世有著深遠影響的王朝，它推行了系列的商業管理政策，并都得到了很好的執行，這是隋代統治者在數百年的亂世環境下，主動對舊有制度的調整，去除了以往的積弊，重新建立了新的政治經濟格局，具有顯著的成效及深遠的影響。隋王朝通過采用制度來規范及保障商業活動，為后來唐朝的繁榮創造了重要基礎，并為封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一、隋代商業的經營管理政策及特征

隋朝以前的封建王朝大多采用對民間商業遏制的方式，漢朝統治者借鑒及發展了管仲的“官山海”思想，實行了嚴格的鹽鐵官營政策，對歷代王朝產生了重要影響。到了隋朝，國家對商業管理政策發生了重要變化，改變了傳統控制、禁忌的政策，對商業采取了全面開放的政策，使得社會資源得到了合理的配置，最終經濟得到了復蘇，社會呈現出繁榮景象。隋文帝時期，政府對商業管理重新定位，其主導思想是與民休息。在這種寬松的社會環境下，出現了開山澤之禁、除入市之稅的良好政策氛圍，為民間商業發展與繁榮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隋代商業管理根據資源分布情況可分為中央及地方經營兩大類，其內容也不盡相同。中央的手工業經營及管理主要由尚書省工部、少府監、光祿寺良運、太子家令司、尚宮局等組成，其中的尚書省工部是總政令機關，掌管國家整個的手工業生產。隋朝政府對地方商業的管理主要是依靠地方政府本身或中央直接派員管理，且經濟管理還自成體系。太府寺作為國家的儲藏及物價的調節機關，與地方政府職能的相關性降低。興盛一時的隋代商業到了隋煬帝時出現了根本性的轉折，在商業管理政策方面，前期許多較好保護商業的政策沒有很好地沿襲下來，同時，統治者無視經濟規律，對商業直接干預成為了導致經濟衰微的直接原因。商業的穩定及發展一定要以社會的穩定為基礎，但是隋煬帝時期過度征收勞役，極大地破壞了商業發展的勞動力來源，特別是造成了農業的大蕭條，進而使得商業失去了重要的原材料及銷售市場。隋代商業在短短時間內走向了發展與繁榮，同時也在較短時間內轉向了衰落，這在任何朝代都很少出現這類現象。這除了隋煬帝個人的因素外，還有著深刻的社會制度及管理政策原因。

重本而不抑末是隋朝前期發展商業的主要管理措施，實現了資源與政府的共享，不但允許多方經營，而且還免受關市之稅，這些前所未有的商業政策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的發展。隋文帝的這一政策是對當時國家財政的根本性調整，主要是根據隋朝小農經濟的飛速發展及“輸籍制”使得政府的農業稅費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這是隋王朝明顯不同其他的朝代的顯著特征。這些商業管理政策的實施使得隋朝社會經濟重新獲得了活力，新生政權得到了穩固。同時，這些政策有著明顯的時代特征。以前，中國的商業完全是一種自然狀態，隋朝開始放開鐵、鹽、酒等商品經營的禁忌，是社會利益的重新整合與再分配。隋朝實行這些政策有著一定的必然性，一方面，連年的戰爭對當時的社會生產力造成了嚴重的破壞，如何恢復生產成為了主要問題。另一方面，隋朝政權是通過不正當途徑獲取的，統治者為了獲取民心及打擊其他政權，在政治上有著安撫民心的作用。對商業管理方面，隋文帝及隋煬帝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隋煬帝在社會經濟取得巨大成果基礎上，對當時的社會生產不加重視，并企圖將國家及社會成本轉嫁到工商業身上，對它們進行了殘酷的剝削與壓榨，嚴重損害了當時的社會基礎，進而加速了政權的衰微。

二、隋代商品貿易的管理政策

隋朝時期，統治者對商品流通及貿易的政策較為寬松，沒有設置較多的障礙，這樣商品的流通及交換的發展刺激了社會生產的發展，再加上政治上的穩定、大運河的開鑿等，直接促使了隋代商業的進一步發展及繁榮。隋代以前各朝為了擴大稅收，對商品貿易設置了眾多的稅收項目，這樣就限制了資源的合理配置及商業的繁榮。但是，隋代對商品貿易實行了較為寬松的政策。楊堅統一中國后，為了穩定當時的政治形勢，故而廢除了入市稅收，并在社會經濟穩定后向全國推廣這一政策。這樣就促進了商品的流通及經濟的發展，同時也提高了人們從事商業活動的積極性。隨著大運河的開鑿及南北經濟的交融，逐步建立了統一的全國市場。在管理機構上，隋文帝時期是由司農寺掌管，到了隋煬帝時就改為太府寺掌管。它們的最高行政官員的品級都較高，從這里可以看出當時的統治者對商業發展的重視。在具體管理形式上，中央與地方有著明顯的分工，在中央有兩京市令，在地方上有不同級別的市令，這樣就組成了一個掌管商業流動的較為完整的體系。為了有效保障商品交易的順利完成，隋代政府對商品市場進行了具體的管理規定。隋代不允許隨便的商品交易，雖然沒有規定具體的時間，但是它對交易時間還是有所限制的，如“二十門分路入市”。可見，隋代的商品交易是在政府的統一安排下進行開市與閉市。在交易地點的選擇上也是由政府決定的，并將其納入統一的城市規劃當中。在城市內，政府專門設立了嚴格的坊市制度，將商業區與居民區分開。例如，隋代根據需要專門設立了兩京五市。在商品交易時，政府可以根據需要調整交易的地點。

一、引言

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決定政治，政治又反過來集中表現經濟。經濟與政治之間存在一種復雜的互動型動態關系，彼此相互影響，并非單方面地制約與影響對方。在人類社會歷史進程中，政治對經濟往往具有反作用，且反作用往往又相當明顯，并通過國家權力來實現。尤其是在古代，政治的影響力特別突出，人類社會的幾乎所有領域皆為政治所掌控，社會經濟基本依附于政治而存在，并在濃厚的政治環境和氛圍中發展。馬克思曾經指出，既往人類社會的國家，“政治國家就是國家的內容”。［1］283經濟受到政治的脅迫而失去自由，對經濟發展和政治環境本身帶來了雙重影響，轄制的不單單是經濟的前行和發展，同時也裹住了政治自身的手腳。這在我國古代的社會發展進程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凸顯出鮮明的“政治泛化”表征，即“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權力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會生活領域擴張，對社會文化的各個層面都表現出無與倫比的沖擊力和滲透力”。［2］6在我國漫長的古代社會，皇權專制是一個非常突出的現象。一段歷史時期的經濟能否發展，與皇帝本人的作為關系極大，因為他們的作為直接影響整個社會的政治環境，而政治環境的好壞又往往直接制約著那個時代的經濟走向。隋代山東地方農業經濟的發展，就明顯受當時政治環境的影響。隋代時間不長，歷隋文帝和隋煬帝兩代皇帝，而文帝和煬帝時期的政治統治和政治環境截然不同，并由此帶來了隋代前后迥乎不同的經濟發展現狀和表現。文帝時期，政局和社會穩定，創造了“開皇之治”的繁盛局面；而煬帝時政治腐朽，民怨沸騰，則斷送了隋運。前后政治環境的明顯變化和反差，使山東地方農業經濟發展隨之波動。

二、隋代山東的政治環境

開皇元年（公元581年），楊堅奪取北周政權，建立了隋王朝，史稱隋文帝。開皇九年（公元589年），隋軍南下滅陳，統一中國，從而結束了魏晉南北朝的長期動亂。隋代地方機構實行州縣兩級（煬帝時改州為郡），當時設在山東的郡縣主要有濟陰郡、東平郡、濟北郡、北海郡、齊郡、東萊郡、高密郡、魯郡、瑯琊郡、武陽郡、平原郡、渤海郡、清河郡等，另外，彭城郡的滕（今滕州）、蘭陵（今棗莊東南）、方與（今魚臺）縣，下邳郡的郯（今郯城）縣，東郡的離狐（今東明）縣，梁郡的楚丘（今曹縣東南）縣等，都在今山東。

（一）隋文帝統治時期

隋文帝統治時期，他與各級官吏采取了一些積極措施。山東地區政治比較清明，社會較為安定。在地方，官商勾結是最嚴重的吏治腐敗，他們沆瀣一氣，違法經商，壟斷市場，哄抬物價，巧取豪奪，牟取暴利，阻礙了地方經濟的正常發展。對此種現象，朝廷皆予以嚴懲。如盧賁為齊州刺史，“民饑，谷米踴貴，（賁）閉人糶而自糶之，坐是除名為民”［3］1143。張威為青州總管，“頗治產業，遣家奴于民間鬻蘆菔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于家”［3］1379。隋文帝對行擾民傷財之事頗為謹慎。開皇九年平陳后，群臣皆請封禪，文帝堅決反對說：“而今以后，言及封禪，宜即禁絕！”［4］5522至開皇十四年，晉王楊廣又帥百官扛表，固請封禪。文帝于是命牛弘制定儀注，看后說：“茲事體大，朕何德以堪之！但當東巡，因致祭泰山耳。”［4］5547于是改封禪為東巡；至齊州后，筑壇于泰山，略具禮儀后，即起駕返京。如此就減少了對沿途百姓，特別是對山東地區的騷擾。慎用刑罰，申明冤獄，既是地方廉政的表現，又是穩定地方治安的舉措。薛冑為兗州刺史，“及到官，系囚數百，胄剖斷旬日便了，囹圄空虛”［3］1387。辛公義為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余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廳。……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3］1682。王伽為齊州行參軍，送流囚李參等七十余人到京師，行至滎陽，哀其辛苦，盡脫除其枷鎖，并約定到京日期，流人感動，無一人誤期。文帝聞之，下詔嘉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厝不用，其何遠哉！”［3］1686通過隱瞞戶口以轉嫁賦稅，是地方豪強普遍使用的手段，而隱漏戶口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被強家收太半之賦”的佃農。這種現象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對此現象，文帝采取了清查戶口的措施，使隱漏戶口成為“蒙輕減之征”［5］典四二中的編戶，這樣既保證了政府的賦稅收入，又抑制了豪強對農民的多余剝削，安定一方。如乞伏慧“拜曹州刺史。曹土舊俗，民多奸隱，戶口簿帳，恒不以實。慧下車按察，得戶數萬。……歲余，轉齊州刺史，得隱戶數千”。［3］1378發展生產，是政治內容中重要部分。隋文帝和地方官員頗有作為。薛胄為兗州刺史，“……先是，兗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泛濫大澤中，胄遂積石堰之，使決令西注，陂澤盡為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為薛公豐兗渠”。［3］1388開皇十年（590年）五月，國家統一，社會趨于安定。隋文帝下詔曰：“……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罷山東、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府。”［3］35諸等措施促進了山東地區經濟的發展。文帝還關心民情，賑救災荒，及時保障百姓生活。開皇十七年（597年）三月，“遣治書侍御史柳彧、皇甫誕巡省河南、河北。……（開皇十八年）秋七月壬申，詔以河南八州水，免其課役。……”仁壽二年（602年）九月，“河南北諸州大水，遣工部尚書楊達賑恤之。……（仁壽三年）十二月癸酉，河南諸州水，遣納言楊達賑恤之”。［3］41、43、47、52在隋文帝統治的20多年期間，從中央到地方，從皇帝到各級官吏，由于采取了以上一些措施，政治局勢明顯地趨向穩定。而山東地區也是“奸盜屏跡，境內肅然”［3］1695。穩定的局勢，給山東當地的農業經濟發展提供了條件。

摘要：楊玄感的黎陽兵變是隋末較大的一次軍事政變，是隋末統治階級內部的第一次重要分裂。本文比較了楊廣與楊素父子的出身、對文中子王通和智顗的不同態度、楊廣與楊素的文學創作與交游情況以及“華陰諸楊”對他們的不同態度后發現：他們家族文化的不同是楊玄感黎陽兵變的根本原因。

關鍵詞：楊素；楊廣；黎陽兵變；家族文化

隋大業九年(613)，煬帝伐高麗。同年，禮部尚書楊玄感反于黎陽。黎陽兵變是隋末一次大規模的軍事政變，其影響和意義是深遠的。其時，“濟陰孟海公起為盜”，時所在盜起，齊郡王薄、盂讓、北海郭方預、清河張金稱、平原郝孝德、河間格謙、勃海孫宣雅，各聚眾攻剽，多則十余萬，少則數萬人，山東苦之。翻然而，這些農民起義都不能阻止煬帝出征高麗。可就在遼東城即將攻破之時，“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引納言蘇威人帳中，謂曰：‘此兒聰明，得無為患?’”口隧解高麗之圍而還，軍資器械皆棄之不要。

為什么隋煬帝不懼怕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而懼怕楊玄感呢?因為這是隋末統治階級內部第一次重要分裂，對隋代政權的打擊是致命的。楊玄感發動兵變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他起事時講：“我身為上柱國，家累巨萬金，至于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滅族者，但為天下解倒懸之急耳!”楊玄感世受國恩，卻冒著破家滅族之險，難道真是欲救黎民于水火嗎?對于黎陽兵變的原因。一向眾說紛紜。有人認為隋煬帝多年來壓抑權貴的政策是黎陽兵變的主要原因；有人認為隋煬帝繼位后出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是楊玄感起兵的主要原因；甚至有人認為隋煬帝設置進士科才是黎陽兵變的主要原因。

然而，向來論者都沒有注意到楊素父子與楊堅、楊廣父子不同的家族文化背景，因而沒能把握住楊玄感黎陽兵變的實質。家族文化的不同是黎陽兵變的根本原因。

一

摘要：習題的訓練不僅可以打實學生的基礎知識，提高學生的應試能力，避免教學的盲目性。更可以使學生不斷感到自己在掌握和理解歷史知識上還有這樣那樣的空白點，從而激發學生積極思考、深入研究，最大限度地增強理解能力，提高思維能力。

關鍵詞：習題教學、準確性、層次性和有序性、人文性和主體性、深透性

習題教學就是要把教授的歷史內容設計成一個個的問題，用習題的形式在教學過程中逐一加以解決，實現教學目標，加強知識的鞏固和能力的提高。平時的教學效果如何？學生掌握多少知識及能力水平有哪些缺陷？這一切肯定要通過習題的訓練才能得到反饋，習題的訓練不僅可以打實學生的基礎知識，提高學生的應試能力，避免教學的盲目性，更可以使學生不斷感到自己在掌握和理解歷史知識上還有這樣那樣的空白點，從而激發學生積極思考、深入研究，最大限度地增強理解能力，提高思維能力。

高中歷史習題教學中應注意準確性、層次性和有序性、人文性和主體性、深透性等幾個方面。

一、準確性

“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習題教學中必須訓練學生學習歷史的準確方法，方法的訓練就是能力的培養。習題分析的方法包括一般方法和特殊方法。一般方法即比較與分類、分析與綜合、抽象與概括等，是歷史學習中常用的基本思維方法；特殊方法就是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觀點評價歷史人物、分析歷史現象，如階級分析法、歷史分析法等。如評價清朝康乾盛世時期的康熙皇帝，可以先讓學生發散思維去思考康熙的所作所為，掌握基礎知識。具體在評價這一歷史人物時，指導學生從康熙帝對鞏固清朝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發展的角度，當時漢族（明朝）發達的農業文明與滿族（清朝）游牧文明比較的角度，康熙帝的所作所為是否有利于當時人民利益的角度，所處的時代性及階級性的角度，康熙帝的人格品質的角度，中原漢族的先進與東北滿族落后的角度，康熙帝的一切行為對歷史的發展究竟起進步與倒退的角度，放射狀，多層面地聯想。然后再從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正確史觀出發，進行思維，歸納、總結出有獨到見解的正確結論。

摘要：在新課程改革背景下，高中歷史教學利用討論法對激發學生歷史學習興趣，培養學生創新能力具有重要意義。本文以中國古代史隋朝歷史的“大運河”為例，介紹了討論法中的引導學習、合作學習、自主學習和創造學習四步教學程序。

關鍵詞：歷史教學討論法四部教學重要意義

高中歷史的教學模式很大程度上受到傳統理論的影響，另外，教師又要受到教學大綱、考試說明的約束，而學生為應付激烈的考試競爭，不得不去死記硬背。因此，在課堂教學中教師“一股腦地灌”，學生則被動地吸收、學習，素質教育的實施無從談起。

這種傳統的教學模式，大到社會對人才的需求，小到素質教育的實施及學生能力的培養，都已經明顯落后，不適應時代的發展。在校領導“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實施素質教育”的指導思想下，我們歷史教研組提出：通過“討論法”在教學中的運用來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的教研課題。近年來，我們一直在摸索、實踐、力求探索出一條以“討論法”為核心的新的教學模式。

一、歷史“討論法”四部教學程序

1.設計討論題目，引導學習。并不是任何一道題都可以討論，討論題目必須有討論的價值，通過這個題目的討論，學生能自己把課上所學的知識連貫起來，還可能和政治、地理學科結合起來，甚至通過這個討論題目，使學生自己能認識到什么，能有所感悟。

歷史小論文，集論述、論證和評析于一體，作為一種訓練題型，能較全面地考查《考試說明》中規定的各項能力，具有高效率地幫助學生加強思維訓練的重要作用。這種題型，高考中雖然尚未出現，但是全國高考歷史試卷中已出現的人物評述題和史料評論題，卻與之有相通之處。特別是頗具特色的上海市高考試題，其中的分析論證題實際上已經具備了歷史小論文的特點。根據上述理由，可以認為，歷史小論文在高考試卷中出現是有可能的，進行這方面的訓練也是必要的。本文著重探討歷史小論文的基本特點和訓練技巧。

一、基本特點

歷史小論文，實際上就是“小型的政論文”，篇幅不大，強調史論結合，具體地說有以下特點：

1.議論的方式，有立論與駁論之別

①立論題，就是從正面論證某論點的正確性，或談談對某一正確觀點的理解與認識。如范文瀾先生說過：“腐爛了的封建主義決不能對抗新興的資本主義”。請結合鴉片戰爭前后的中國情況對這一觀點進行分析。

②駁論題，就是對錯誤的觀點或立論進行反駁，否定對方的錯誤之處，以辯正是非，形成正確的認識。如，趙爾巽在《清史稿》中說：“秀全以匹夫倡革命，……中國危亡，實兆于此。”這一觀點對不對？請圍繞階級斗爭的進步作用，結合太平天國革命作一小論文。

歷史真實與歷史想象是歷史教學這枚硬幣的兩面：一方面，歷史教學的特征是求真，求真是歷史教學的底線；另一方面，歷史教學也需要歷史想象，歷史教學因歷史想象而變得鮮活靈動，充滿情趣。本文就歷史教學中歷史想象的意義、方法和注意的問題談一些看法。不當之處，請同仁批評指正。

一、培養學生歷史想象的意義

1.從知識層面講，歷史想象能更好地讓學生理解歷史真相歷史因為時間久遠而生疏，因為塵埃掩埋而間斷，因此，歷史知識的理解需要想象。臺灣清華大學張元教授在講到隋煬帝時，連續提出“范文瀾說隋煬帝是浪子，浪子的條件是什么？”第一次問，學生說是會花錢，他說不是，是長得帥，然后用材料證明隋煬帝長得很英俊；第二次問，學生還是說會花錢，他說不是，是頭腦聰明，再次用材料證明自己的說法；然后才是胡亂花錢[1]。在這個過程中，學生腦子里的隋煬帝豐滿了。以后再說到隋煬帝，一個張老師給的“浪子”的印象一定會在學生腦中浮現。2.從能力層面講，歷史想象能更好地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歷史想象對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是不言而喻的，因為想象力是創新能力的前提。譬如，關于秦始皇的身世有兩種說法，一說是秦莊襄王嬴異，另一說是呂不韋。這樁疑案都是司馬遷惹的禍，源于《史記》的不同篇目（《秦始皇本紀》和《呂不韋列傳》）對同一事情的不同記載。李開元先生通過歷史想象（推論）得出結論：“秦始皇嬴政的生父是子異，生母是趙姬，他是秦國第三十三代王莊襄王的嫡長子。”[2]可見，歷史創新能力一刻也離不開歷史想象。3.從精神層面講，歷史想象能更好地讓學生沐浴人文精神其一，歷史想象可以升華學生的情感，例如通過想象文成公主西行的艱辛，感受文成公主的膽識；通過想象絲綢之路上旅客的苦樂，體悟他們的心路歷程，由此與歷史人物對話，產生心靈的共鳴。因此，王世光說：“對歷史可能性的想象能夠激發學生對曾經可能的歷史道路產生探究興趣，由此產生歷史主體的擔待意識，以及對歷史的同情之了解，乃至溫情與敬意。”[3]其二，歷史想象也能讓學生臻于審美之境。例如，蘇軾的《赤壁懷古》，正時古國神游之際，向我們呈現出東漢末年“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壯麗歷史畫卷。因此，馬克•布洛赫說：“歷史自有其獨特的美感，它思接千載，視通萬里，千姿百態，令人銷魂，因此它比其他學科更能激發想象力。”[4]

二、培養學生歷史想象的方法

既然歷史想象在歷史教學中有如此重要的價值，那么，在歷史教學中可以采取哪些方法培養學生的歷史想象呢？1.綜合成像法即運用多種材料疊加合成一種豐滿的歷史形象。李惠軍先生在《篤學行思錄》一書中談到他們工作室一位教師在講“東方村社”時的歷史想象——教師通過“對考古學家的發現、古代思想家的論述、當代史學家的成果、落魄文人的寄情之作、失意詩人的感時之言等各種類型資料所作的深入分析”勾勒出“東方村社”的基本輪廓：原始公有遺風，組織相對封閉，成員早出暮入，小農經濟形態。[5]此處即是教師通過綜合成像法培養學生的歷史想象能力，通過歷史想象豐富“東方村社”的社會歷史風貌。2.合理推論法“邏輯推論與歷史想象不過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在歷史思維中，邏輯推論的骨架，它規定歷史玄想運用的范圍與限度；歷史玄想則如同血肉，在邏輯推論之上形成一副富有表情的外形，使歷史意識有了傳達的載體。”[6]因此，運用合理推論展開歷史想象是歷史教學的應有之意。例如，《莊子》一書中有庖丁、輪扁、梓慶等一批技藝高超的手工藝人，并對他們極盡贊美之言，但為何很少有關于農業以及農民勞作情況的描寫呢？盡管有“春耕種”“夏收斂”的事例，但這些人大多是作為隱者出現的。而莊子的時代，正是鐵農具開始普及、農業快速發展時期，是莊子厭惡農業嗎？張洪興先生想象道：“大概的原因就是莊子沒有生活在農村而是生活在城市里面，接觸不到農民的勞作，而他又曾為漆園吏，有機會能夠接觸到很多的手工藝人。”[7]此處張先生的歷史想象是即是一種邏輯推論。可以說，任何歷史想象都離不開合理推論。3.破舊立新法趙士祥先生對歷史想象作了他的解讀，認為三個“超越”（超越已有情境、超越已有方法、超越已有觀點）是歷史想象創新的核心階段。[8]筆者以為，三個“超越”系一個事物的三個方面，從歷史教學的視角看，最關鍵的是超越已有情境，因為方法是一種工具，而觀點則是“超越”（或者說是歷史想象）帶來的必然結果。筆者將趙先生所說的三個超越謂之“破舊立新法”，即打破原有的歷史思維框架確立新的歷史形態。“‘想象’超越舊情境，其目的是捕捉具有一定啟發和暗示性的描述，激發想象的興趣和欲望，讓猜想具有廣闊的環境，而不是局限于舊情景（已知條件）狹隘‘再現’。”[9]例如：由于史料缺失，僅《史記》記載：“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10]故對莊子的人生之旅知之甚少。如何超越舊情景實現對莊子的人生傳奇想象呢？張洪興先生憑借“春秋以前，學在官府”的時代背景，想象出：即便戰國時私學之風漸盛，受教育對象擴大。但能夠接受教育的人還是很有限的“條件”；且在當時書籍（竹簡）抄寫、流傳非常不便，私人藏書十分困難的情況下，莊子能夠接受良好教育，能夠博覽群書，還能夠達到“無所不窺”的程度，一般人肯定是做不到的。這樣，超越已有情景的“機會”就成熟了，從而得出合理的歷史想象：“莊子是貴族的后裔，有著顯赫的家世，小時受到貴族‘官學’的嚴格訓練，長大后能夠閱讀國家的各種藏書，只是可能后來家世沒落。”[11]4.先驗還原法對于一些從未遇見的歷史境遇，師生通過歷史想象還原歷史真相，一般需要依托人類的一種先天的認知結構。這種先天的認知結構類似于弗洛伊德所說的“本我”和康德所說的“物自體”，通過這種人類先天的認識結構展開歷史想象，從而建構歷史的方法，即先驗還原法。例如，建構一個人的生平時，人們可能會從家庭出身、早期教育、人際交往、婚姻家庭、情感性格、人生遭遇、工作業績等方面去展開歷史想象，而人物的命運可能是喜劇、悲劇或者鬧劇等等。當然，這種歷史想象也不是臆想，而是建立在一定的證據和推理基礎上的。

三、歷史想象在教學中應注意的問題

教學目標

通過本課學習，使學生了解唐朝建立、貞觀之治和武則天的統治等基本史實，為進一步學習和掌握唐朝的歷史奠定基礎。

通過引導學生思考和探究“貞觀之治局面形成的原因”，培養學生綜合、分析歷史問題的能力;通過引導學生對唐太宗和武則天進行簡單的評價，培養學生初步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正確評價歷史人物的能力。

通過本課的學習，使學生認識到唐太宗、武則天二帝的開明思想及其開明政策，促進了唐朝的繁榮，從中體會到杰出人物對歷史發展所起的一定推動作用。

教材分析

本課的主題是唐朝第一個盛世——“貞觀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