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范文10篇

經濟全球化快速推進，碳排放量以及責任劃分也逐漸受到了各個國家的關注與重視。由于經濟發展存在不平衡的情況，因此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他們為發達國家承擔著碳排放的責任，這對于世界公平是有影響的，因此必須要對國際貿易中隱含碳排放量進行科學的核算，明確其責任分配，更好的促進世界的和諧進步。

貿易對于環境產生的影響分析

從上世紀開始，貿易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就一直受到關注與研究，人們在不斷地爭論中反思貿易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會環境帶來的后果及危害。全球經濟社會主體在依靠其他國家進口產品的同時，也依靠進口物品的生態環境系統支持，進口貿易也就是人們會間接的獲得國界外的資源環境以及生態功能。Copeland與Taylor提出的“污染產業遷移假說”指的是在經濟開放的情況下，自由化貿易會使能源以及污染密集的產業更加傾向于建立在環境標準低的國家中。并且國際貿易會使國際分化更加明顯，發展中國家更愿意生產能源、污染密集的商品，而發達國家則是生產服務密集以及附加值高的產業。發達國家為滿足自身高能耗消費需要，同時保持自身的環境承載力，就會將一些自然資源以及污染密集的活動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并且進口發展中國家的能源密集型商品。發展中國家滿足發達國家對于能源密集型商品的需要，并向發達國家凈出口了大量的隱含能源，這就使得一些發達國家能源強度降低，而發展中國家的能源強度則不斷提升。一個國家經濟開放的情況決定貿易對于國家環境的影響，經濟全球化時國家經濟與生態之間的聯系日漸緊密，發達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在生產效率、產業規模以及技術差異等方面造成的進出口隱含污染流動是重要的研究內容。

國際貿易中隱含碳排放的核算

在核算國家貿易中隱含碳排放時，需要明確世界各國投入產出的環節，當前各個國家的總投入主要包括國內投人和進口投人。各個國家的總產出主要涉及固定資產、國內消費、對外出口。在核算過程中，經常會遇到兩種情況，其一，有些國家的進口投入、消費以及碳排放都是在國外進行的。其二，一些國家生產的產品向國外出口，但是碳排放是在國內進行的。對于不同的國家而言，其進出口結構是有不同的，因此需要選擇不同的碳排放核算方法，在實際計算中需要提高重視程度。(一)對各部門出口產品隱含碳排放進行計算在國際貿易中，我國在計算隱含碳排放時是無法對每個國家的精確數據進行保溫的，但是可以將各國碳排放量與投入產出數據作為依據，進而測算不同國家分部門的碳排放量。如結合國家投入產出表，將煤炭生產部門設定為M，生產石油天然氣的部門設定為N，將煤炭燃燒排放的碳總量設定為m，石油天然氣燃燒排放的碳總量設定為n。煤炭石油天然氣的排放量與生產量之間是正比例關系，結合產出系數能夠計算出該國家CO2在不同部門的分配比例。在對計算模型進行構造時，能夠對該國部門的存貨數、產品數以及消費出口數等進行考量，進而得出該國家隱含碳的排放情況。(二)對各部門進出口產品隱含碳排放進行計算所有國家都會從其他國家進口產品，在對隱含碳排放計算時，無法很好地區別本國產品以及他國產品，所以在對他國進出口產品隱含碳排放時，可以根據本國相同種類產品作為依據，進而推導出他國產品隱含碳的排放數量。雖然這種推算方法比較簡單，但是在國際貿易中容易出現有誤差的計算結果，使得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碳排放出現失衡。所以為實現精確的計算結果，需要對類型產品的平均隱含碳排放量進行科學計算，通過平均估算出整體，提高結果準確性，更好的為制定隱含碳排放策略提供參考。

國際貿易中的隱含碳排放責任分配

一、國外碳排放審計的現狀描述

對于國外碳排放審計的現狀主要基于審計主體、審計標準、審計方法、審計報告等方面逐次進行說明。

（一）審計主體

目前碳排放審計的主體主要有兩大類：一是專門從事審計與鑒證業務的組織，即會計師事務所，除了國際四大之外，均富國際等會計師事務所也有參與；另一類是由環境工程專家構成的咨詢、評價機構，如知名的法國國際檢驗局、英國勞氏質量認證公司、環境資源管理集團等。兩大審計主體均屬于獨立的第三方，經過其審計的碳排放信息質量有保證，更易獲得他人的信賴。兩大主體優勢互補，會計師事務所具有扎實的審計功底與強大的審計隊伍，而咨詢公司在環境專業知識方面見長。根據WendyGreen（2013）對2006年至2008年來自43個國家的3008個公司的碳排放信息披露進行研究發現，當鑒證對象僅包括碳排放信息時，傾向于由咨詢公司進行鑒證。當鑒證的對象延伸到可持續發展外的更廣泛領域時，由會計師事務所提供審計的居多。

（二）審計標準

國外進行碳排放審計時所依據的審驗標準有：在國際層面，有審計職業界，如國際審計與鑒證準則委員會（IAASB）的ISAE3000標準，其他組織，如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WBCSD）和世界資源研究所（WRI）2004年制定的溫室氣體議定書及國家化標準組織（ISO）于2006年制定的ISO14064-1、ISO14064-3等。在國家層面，美國會計師學會和加拿大特許會計師公會于2003年紛紛制定了關于溫室氣體排放信息認證的審計準則。盡管審計標準種類繁多，然而與成熟的財務審計不同，碳排放信息鑒證仍缺乏具體的、可操作的國際性指南。因此IAASB在2007年批準了一個旨在制定碳排放披露鑒證準則的項目，并于2008年在悉尼、墨爾本、多倫多、布魯塞爾召開的四次圓桌會議中有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員（會計人員、政府監管者、公司代表、學術界成員等）對構建準則中的難題進行集中討論。

【摘要】碳排放績效研究是熱點問題，兼具理論和社會價值。本文首先分析了廣州市工業企業能源消耗的總體情況，然后與香港進行了碳排放量的區域對比，最后對廣州市規模以上企業的碳排放績效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碳排放量與工業總產值、工業增加值和主營業務收入負相關的結論。

【關鍵詞】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碳排放量;績效

一、引言

對碳排放量進行評價分析，國際上較為廣泛應用的主要有國別排放指標、碳排放強度、碳化指數和能源強度等績效評價指標。目前，國內外學者以碳排放績效作為研究對象的論文雖然不少，但是大多數學者的關注點都是有關碳排放績效的影響因素研究、國內區域差異性分析，或者宏觀層面某一省份或行業的碳排放績效研究、碳排量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研究、評價體系的構建，而極少針對具體地區的某一行業來研究其碳排放績效。從現實情況來看，通過計算廣州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碳排放量，分別研究它與工業總產值、工業增加值和主營業務收入的相關性，并利用碳排放評價指標與香港工業數據進行比較，對評價廣州減排目標能否實現，從而積極開展減排工作，走低碳發展之路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和理論指導意義。

二、廣州市能源消耗的總體分析

(一)廣州市工業企業碳排放量的總體分析。根據《廣州市統計年鑒》和《香港工業的業務表現》的相關數據，將廣州市及香港工業企業的能源消耗指標和收入指標列示如下(詳見表1)。可以看出，2008—2012年來廣州市全市的能源消耗呈現逐年遞增的趨勢，其中2010年上升幅度最大，比2009年增長8．02%;而2013年降幅達到17%，在此之后呈現上升趨勢，2014年較2013年增加3%。工業能源消耗的變動趨勢同能源消耗總量趨勢大體相同，2012年較2011年僅36萬噸，之后大幅下降，2013－2016年保持相對穩定的狀態，但消耗量仍占全市消耗量的50%左右，說明在國家倡導中低碳經濟的背景下，廣州市工業企業有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節能有所成效，但仍面臨巨大的減排壓力。2008—2016年來廣州市工業企業的碳排放量總體呈現先升后降在緩慢上升的趨勢，其中低碳經濟的背景下，廣州市工業企業有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節能有所成效，但仍面臨巨大的減排壓力。2011年碳排放量最高為8803．03萬噸，到2013年碳排放量下降了24%，說明在低碳經濟政策指導下，降低碳排放量有所成效，對于廣州實現減排目標有積極作用。從經濟效益方面來看，廣州市工業企業總產值呈現逐年遞增的態勢。(二)工業企業碳排放的區域對比分析。廣州與香港同樣是經濟較為發達的大都市，地理位置也相對較近，因此選擇兩地同行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進行對比，可比性較高。但從選擇統計指標上來，看香港是一個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經濟體系，發電過程是其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源，占本地溫室氣體排放總量逾60%，因此本文選取香港工業用電量作為計算依據，數據來源于《香港能源統計年刊》(2008年—2016年)，并參考由香港環境保護署及機電工程署編制的《香港建筑物(商業、住宅或公共用途)的溫室氣體排放及減除的核算和報告指引》核算方法，從而計算二氧化碳排放量進行對比分析;經濟效益指標方面，廣州與香港的統計指標不同，相較香港的工業企業銷貨、加工和服務的效益指標，廣州市沒有此統計口徑，只有選用相關聯的工業總產值指標(如表1所示)。通過表1所示，在2008—2012年間，廣州工業企業二氧化碳排放量是香港數據的40倍左右，2013年在廣州市工業企業碳排放量大幅下降后這一倍數仍高達30，而兩個經濟體的效益指標廣州僅高出6倍左右，單位效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遠遠高于香港。這說明雖2008—2016年來廣州市工業企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總體上較為穩定，并呈現明顯的下降幅度，雖然降低碳排放量有所成效，但仍然遠遠高于香港工業碳排放量情況，實現節能減排目標還是面臨較大的壓力。

摘要：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中明確提出“開展農業綠色發展行動，實現投入品減量化、生產清潔化、廢棄物資源化”。農業減排是農業綠色發展的重要指標。本研究測算了1996-2015年山西省農業碳排放總量，并用農業碳排放強度和密度對山西省農業碳排放效率進行了分析，最后結合農業碳排放源在碳排放總量中的作用程度以及碳排放效率高低，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詞：山西省；農業碳排放；動態變化；效率

隨著經濟和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化肥、電力、農藥和機械等農業物質資源的投入程度越來越高，雖然帶來了農業生產率的大幅提高，但也導致碳排放的增加。聯合國糧農組織統計,農業生產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約占到全世界人為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1/3,農業生產所排放的溫室氣體是世界溫室氣體排放的第二大來源。我國在第21屆聯合國氣候大會中承諾：到2030年碳排放強度在2005年的基礎上降低60%～65%，在巨大的減排壓力下，對我國農業碳排放進行研究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在農業碳排放問題上，國內學者進行了大量研究。田云等以化肥、農藥、農膜、農用柴油四大碳源為主測算了湖北省1993-2010年及其他市2008年的農業碳排放量，利用LMDI模型研究農業生產資料效率因素、農業結構因素和農業經濟水平因素對農業碳排放的影響。高標等分析了吉林省農業碳排放結構的動態變化，用STIRPAT模型實證分析農業碳排放的影響因素，并對吉林省農業碳排放進行了預測。張廣勝等采用生命周期評價法構建了我國農業碳排放測算體系，利用1985-2011年的時間序列數據測算了我國農業碳排放總量、結構和效率。黃慶淋等基于省際面板數據研究農業技術進步、農業經濟發展和農業碳排放的關系，證明農業科技進步有利于減少農業碳排放量。田偉等發現我國農業碳排放量仍處于“倒U”型左側。胡中應等發現農業產業集聚對碳排放強度的影響為“正N”型。縱觀已有研究，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國家層面，關于省級層面的有關農業碳排放研究也較為廣泛，但關于山西省這一重要的農業省份的農業碳排放研究較少。本文借鑒已有研究，對1997-2015年山西農業碳排放量及農業碳排放效率進行分析，以期提出針對性的低碳農業發展策略。

一、數據來源與方法

（一）數據來源

近年來，由CO2等溫室氣體濃度升高帶來的全球氣候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1]。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2016年CO2排放量達到104億t，占全球CO2排放量的29%[2]。在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已上升為國家意志的背景下[3]，為了實現2020年中國碳排放強度下降40%~45%的目標[4]，政府部門及學術界正致力于制定科學合理的減排方案。作為科學研究的主體，學者們參與科研活動對碳排放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這主要體現在參加學術會議的過程中。例如，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期間參會者排放了約40500tCO2[5]。國外對學術會議的碳排放研究證明了這些由科學本身引起的碳排放應該得到重視。Burke最早估算了參加一次國際會議交通能源的CO2排放量[6]；Spi-nellis等核算了2008年國際會議產生的交通能源CO2排放總量為939000t[7]；Achten等估算了博士進行學術研究全過程的CO2排放量，其中參加學術會議的碳排放占全部過程的35%[8]；Fors等測算出乘坐火車參加學術會議比乘坐飛機平均減少了36%的CO2排放[9]。國內還未展開對學術會議的碳排放研究，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業交通運輸領域的碳排放測算方面[10-12]。因此，基于學術會議視角，探討科研活動的碳排放狀況，可以為學術活動本身的低碳化提供必要的信息參考。

1方法和數據

本文基于自下而上視角，探討科研學術會議活動的碳排放狀況。由于旅行交通碳排放占整個旅行過程碳排放比重的75%[13]，因此本文核算邊界為提交會議論文的作者去往會議所在地乘坐交通工具產生的CO2排放量；對于未提交論文參會的學者，一般情況下距離會議地點較近，其CO2排放量可以忽略不計。根據《IPCC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單指南2006》，基于交通工具的類型、活動水平、單位距離碳排放系數，測算中國重要學術會議的CO2排放量，公式為：式（1）中：E2CO為會議論文作者前往會議舉辦地乘坐交通工具的CO2排放量（單位：kg）；i為交通工具類型；Di為乘坐第i種交通工具作者所在地與會議舉辦地的距離（單位：km）；Pi為乘坐第i種交通工具的人數；EFi為乘坐第i種交通工具碳排放系數（單位：kg/km•人）。本文對中國知網2017年中國重要會議全文數據庫中的論文進行了統計，查找出會議舉辦的時間和地點以及會議論文的篇數和作者單位。根據會議舉辦地和作者單位可以定位出兩地分別所在的省市，再依據中國城市交叉距離表計算出兩地最短球面距離[14]，其中缺失城市間的距離用百度地圖測距功能測量。假設會議論文的篇數等于參會作者的人數，作者乘坐的交通工具依據城市間的距離分為汽車、火車、飛機三種，具體分類方式及理由如下：①我國高速公路最高限速為120km/h，鑒于學術會議持續的時間和參會者乘坐汽車的便利程度，假設2h以內即作者所在省市與會議所在地距離小于240km，選擇乘坐汽車；②遠程航空的距離一般大于1000km[15]，故兩地距離大于1000km時，選擇乘坐飛機；③距離介于240~1000km之間則選擇火車。交通工具的碳排放系數由于不同計算方法得出的結果相差較大，所以本文選取美國、英國、愛爾蘭等國家多個碳排放計算模型中給出的系數中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別計算最小碳排放量和最大碳排放量[16-17]（見表1）。

2結果與討論

2.1中國重要學術會議碳排放總體狀況基于式。（1）的測算結果表明，2017年學者參加中國重要學術會議提交的論文總篇數為31992篇，保守估計，其產生的CO2排放總量為2941~14178t，平均每篇論文的CO2排放量為92~443kg。2016年中國全行業CO2排放總量為104億t，人均CO2排放量為7.5t，2017年中國CO2排放量預計增幅為3.5%；2015年中國交通運輸業的CO2排放量為1.89億t[18]，雖然2017年學者參加會議旅行的CO2排放量在全國及交通運輸業中的占比不大，但平均每篇論文的CO2排放量卻達到中國人均CO2排放量的1.2%~5.7%。與國外學者核算的2008年國際會議平均每篇論文的CO2排放量801kg相比較，占比為11.5%~55.3%。2.2中國重要學術會議碳排放的月度差異。從重要學術會議舉辦月份來看（見表2），2017年學者參加會議活動的交通能源CO2排放總量較多的月份為8、9和10月，分別占全年比重的16.1%，15.3%和17.7%。以10月份會議CO2排放量最多的天津市為例，分別達到了當月全國重要學術會議CO2排放總量的26%和天津市全年CO2排放總量的78%。這三個月CO2排放總量較多的可能原因為：8、9、10月中國大部分地區的氣候條件較為怡人，適合舉辦大型的學術會議；中國重要學術會議的舉辦周期大多為1年，而學者們大多在上半年撰寫學術論文下半年投稿參會交流。CO2排放總量較少的月份為1月和12月，其占比為0.6%和0.5%，在這個時期，中國北方地區的氣候條件比較惡劣，不利于學者的交通出行，因此會議論文的數量較少，CO2排放量也隨之下降。對于平均每篇論文的CO2排放量，其值隨著月份的變化而波動。2.3中國重要學術會議碳排放的地域差異。從會議舉辦地來看，2017年因重要學術會議導致的CO2排放量最多的十個會議舉辦地大多為省會或經濟發達城市（見表3）。其中北京市、東莞市、天津市、成都市、鄭州市、大連市和西安市經濟較為發達，交通較為便利，因此中國重要的學術會議大多在此舉辦，產生了較多的CO2排放。雖然貴陽市、昆明市和烏魯木齊市舉辦的學術會議較少，但由于這些城市地處中國西部，地理位置較為偏僻，學者參加會議活動的路程較長，造成CO2排放總量也較大。中國重要學術會議CO2排放量最少的十個城市則大都是經濟較不發達地區（見表4）。

3情景預測及建議

1引言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政府在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國際氣候會議上對全世界作出鄭重承諾：到2020年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50％．而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國家，我國的碳減排目標任重而道遠．當前，全球都在積極推行“低碳經濟”，各國都在努力實現“綠色生產”，力求減少碳排放量．我國政府在“十二五”規劃中提出節能減排的約束性目標，即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要降低16％，而二氧化碳排放要降低17％，主要污染物的排放總量要求減少8％到10％，同時把該目標進一步分解到全國各地區，要求各地區務必堅持綠色、低碳的新型發展理念，把節能減排作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一個重要出發點，發展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生產消費模式，進而增強自身的可持續發展能力．一直以來，二氧化碳排放問題作為全球變暖背景下的一個新標識，是國內外眾多學者密切關注的重點．由于我國存在嚴重的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和地區資源稟賦差異，中國各省市地區的碳排放也存在顯著差異．要想制定出科學合理且有針對性的節能減排政策，就必須很好地把握中國各省市的碳排放情況，因此有必要對各省市碳排放量進行全面系統的測算．然而，截止目前，我國無論是國家層面的還是省級層面都沒有直接公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官方統計數據，國內外學者的測算研究都是基于對能源消費量的測算．那么，我國各省份二氧化碳排放量到底有多少，哪些因素對二氧化碳的排放產生影響？這些相關影響因素對二氧化碳排放的影響程度又是如何呢？這些問題的解決與否關系到我國節能減排政策制定的科學與否，也關系到低碳戰略實施成效的顯著與否．節能減排工作的順利開展，是我國經濟社會保持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本文參照IPCC（2006）以及國家氣候變化對策協調小組辦公室［3］和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2007）［4］的方法，運用相關方法對各省市地區的碳排放量數據進行估算，比較詳細估算了我國30個省市（直轄市、自治區）1997—2011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2各地區碳排放量的測算

考慮到二氧化碳排放的來源比較廣泛，除了化石能源燃燒外，在水泥、石灰、電石、鋼鐵等工業生產過程中，由于物理和化學反應的發生，也會有二氧化碳的排放，而在所有工業生產過程排放的二氧化碳中，水泥大約占56．8％，石灰大約占33．7％，而電石、鋼鐵生產所占不足10％．為了進一步增強估算的全面性和準確性，本文不僅估算了化石能源燃燒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時也估算了水泥生產過程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另外，為精確起見，本文進一步將化石能源消費細分為煤炭消費、焦炭消費、石油消費、天然氣消費，其中石油消費則更進一步細分為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四類．所有化石能源消費數據都來自于歷年《中國能源統計年鑒》．水泥生產數據來自于國泰安金融數據庫．水泥生產過程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具體計算公式如下：CC＝Q×EFcement．（2）其中CC表示水泥生產過程中二氧化碳排放總量，Q表示水泥生產總量，而EFcement則是水泥生產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數．本文估算水泥生產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時，僅僅計算了化學反應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而沒有包含水泥生產過程中燃燒化石燃料而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表1列出了各類排放源的CO2排放系數．經過一系列準確計算，可以得到我國30個省市地區1997—2011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估計值.由表2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估算值可以看出我國各省市地區碳排放量基本都呈現上升趨勢，地區差異比較明顯．為了更好的體現我國二氧化碳排放的地區差異性，將我國30個省（市、區）按照經濟發展水平和其地理位置劃分為三大區域，包括東部地區、中部地區以及西部地區．具體來講，東部地區包括北京、河北、天津、遼寧、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和海南這11個省（市）；中部地區主要包括黑龍江、吉林、山西、湖北、河南、湖南、安徽和江西這8個省份；西部地區則包括內蒙古、廣西、云南、貴州、四川、陜西、重慶、青海、寧夏、新疆、甘肅、西藏（由于缺乏數據較多，未估算其二氧化碳排放量）這12個省（市、區）．表3顯示我國三大區域的碳排放量.表3的數據反映了我國及東中西部三大區域碳排放量情況．從總體上來看，1997—2011年我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呈現持續增長的趨勢，從1997年的336565．69萬噸增長至2011年的1066359．01萬噸，增長幅度達到729793．32萬噸，短短15年間排放量大約增長了2．17倍．由圖1可以明顯看出，在1997—2002年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處于緩慢增長的階段，這個階段我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均增長為3．48％．這個階段產生的原因主要是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我國出口貿易縮減，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從2003年起，亞洲各國陸續走出金融危機的泥潭，我國經濟發展加速，但由于我國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使得我國這一階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處于快速增長期，2003—2007年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速達到13．70％．之后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速有所下降，2008—2011年增速為9．37％．雖然增長率依舊不低，但是相比于2003—2007年還是呈現下降趨勢．這說明我國意識到能源環境的重要性，開始探尋低碳經濟路徑，為實現綠色生產付出努力．特別是在2008年10月29日我國公布的《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行動》白皮書，鄭重聲明了我國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積極態度和相關行動，更是明晰了我國未來低碳發展路徑．從表3東中西部三大區域碳排放量情況可以明顯看出，我國的碳排放區域差異性是比較顯著的．總體來講，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呈現由東到西依次遞減的規律，東部地區碳排放量最多，中部地區次之，西部地區碳排放量最少．東部地區的二氧化碳排放在絕對量上大大超過中西兩大區域．從圖2可以看到，這三大區域二氧化碳排放均呈現逐年增長的趨勢，且其增長規律均與全國二氧化碳排放量一樣，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從1997—2002年三大區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有升有降，總體來說處于緩慢增長階段；從2003—2007年，三大區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均呈現不同程度的增長，整體處于快速增長階段；從2008—2011年，三大區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處于增速下降階段．圖2是我國1997—2011年30個省市地區二氧化碳排放量均值的降序排列圖．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均值位于全國二氧化碳排放均值的省市地區有：山東、河北、江西、江蘇、河南、廣東、遼寧、內蒙古、浙江、四川和湖北．排名靠前的前五個省份是山東、河北、江西、江蘇和河南，分別占我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均值的8．71％、8．00％、7．68％、6．21％和5．95％．我國的主要二氧化碳排放大省均為傳統工業，能源消費以煤炭為主．二氧化碳排放量排名靠后的五個省份分別是天津、甘肅、寧夏、青海和海南，分別占我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均值的1．46％、1．44％、0．98％、0．40％和0．30％．圖3是我國1997—2011年各省碳排放年均增長率的降序排列圖．可以看到，二氧化碳排放年均增長率排名前五的省份是寧夏、內蒙古、海南、福建和山東，其中寧夏二氧化碳排放的年均增長率達到15．36％．寧夏出現較高二氧化碳排放速度的原因與其快速的經濟增長密切相關，1997年寧夏的國內生產總值為210．92億元，2011年為2102．21億元，增幅達到1891．29，增長了8．97倍．第二產業的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97年的41．6％增長到了2011年的50．2％，增長了8．6個百分點．快速的經濟發展及不合理的產業結構刺激了二氧化碳的高速排放．除了以上二氧化碳排放年均增長率排名靠前的省份外，青海、陜西、廣西和新疆的年均增長率也均超過了10％，高于全國8．59％的平均增長水平．排名靠后的五個省份為遼寧、山西、黑龍江、上海和北京，其二氧化碳排放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6．47％、6．16％、5．41％、4．32％和1．95％，其中北京二氧化碳排放年均增長率以1．95％位居全國最低.

3我國各省區二氧化碳排放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

影響二氧化碳排放的相關因素很多，比如地理因素、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產權結構、能源消費結構、對外開放程度、投資水平、制度環境、城市化水平、能源價格等［5－8］．考慮到客觀條件的限制，在考慮數據可得性基礎上，本文構建面板數據模型研究產業結構、出口貿易、能源消費結構、城市化水平、國內生產總值對二氧化碳排放的影響．本文選擇的面板數據模型如下：yit＝α＋Zitβ＋ηi＋εit．（3）其中，yit是第i個省份第t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α是常數項，β是回歸系數；ηi是個體效應，主要用來控制各省份自有的特殊性質，εit是外生解釋變量，主要包含國內生產總值（用gdp表示）、能源消費結構、城市化水平、產業結構及出口貿易等因素．其中，能源消費結構以煤炭消費量占能源消費量的比重度量（用energe表示），城市化水平以非農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度量（用city表示），出口貿易以出口額占GDP的比重度量（用export表示），產業結構以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度量（用industry表示），同時對所有變量進行了取對數處理．結果顯示，該面板回歸模型擬合地較好，回歸系數具有較高的顯著性，其符號方向與現實情況較為符合．產業結構及國內生產總值對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彈性系數較高，說明二氧化碳對產業結構及國內生產總值的變動比較敏感．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會使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0．9744％，這說明第二產業與碳排放呈現明顯的正相關關系，第二產業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驅動因素．經濟每增長1％，二氧化碳排放量則會增加0．5812％，這說明經濟增長也是碳排放量增多的一個重要因素，二者呈現正相關關系．能源消費結構與出口貿易與碳排放量的彈性系數在1％水平上不顯著．

一、企業碳排放核算制度建立

碳排放交易的開展離不開基礎的排放數據。企業微觀碳排放信息的缺失，不僅使企業不能很好地了解企業自身的污染排放情況，而且不利于宏觀碳排放市場的形成和碳排放交易的開展。為此，企業需要進行碳排放數據的搜集，并逐步建立碳排放核算制度。

（一）碳排放核算基本思路

碳排放核算的關鍵是進行碳盤查，將碳排放加以量化。總體而言，碳排放的核算包括邊界的設定、排放源的識別、排放量的計算以及排放報告的編制四個階段。（1）設定組織邊界與運行邊界。組織邊界的設定是組織層次的碳排放核算與碳排放管理的第一步。組織可由一個或多個設施組成，組織應采用下列方法之一來歸總其設施層級溫室氣體排放或消除：控制權法，組織對其擁有財務或運營控制權的設施承擔所有量化的溫室氣體排放或消除；股權份額法，組織依股權比例分別承擔設施的溫室氣體排放或消除。運行邊界包括直接排放、能源間接排放和其他間接排放。直接排放指組織擁有或控制的溫室氣體源所產生的碳排放。能源間接排放指組織從外部購入的電力、熱力或蒸汽在使用中所產生的間接碳排放。其他間接排放是除直接排放和能源間接排放以外的排放，如外購原材料所包含的碳排放、產品交付用戶在使用或處置期間所產生的排放。直接排放和能源間接排放應予以量化，其他間接排放因量化及查證存在困難，通常只定性盤查，不進行量化。（2）識別排放源。從排放源角度看，排放包括固定源燃燒排放、移動源燃燒排放、過程排放、逸散排放。如鍋爐產生的排放屬于固定源燃燒排放，運輸工具產生的排放屬于移動源燃燒排放，生產或提供服務過程中由于物理或化學變化而產生的排放屬于過程排放，煤堆、冷卻塔產生的自然泄露，設備接合部、裝卸料過程中發生的泄露排放，設備事故或檢測發生的排放等屬于逸散排放。（3）量化碳排放。針對排放源及其種類，尋找一種能使不確定性最小化且結果準確的排放量化方法。其中，排放因子法應用最廣泛，具體公式為：二氧化碳排放量=∑活動數據×第i種溫室氣體排放因子×第i種溫室氣體的GWP。其中，GWP為全球變暖潛能值，即單位某溫室氣體相當于二氧化碳的量。量化方法確定后，收集活動數據，進而選擇排放因子，計算和匯總排放量，結果按噸二氧化碳當量表示。如某期汽油的使用量為5萬升（活動數據），汽油的燃燒會產生三種溫室氣體：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CO2的排放因子為2.26kg/L，CH4的排放因子為9.8×10-5kg/L，N2O的排放因子為1.96×10-5kg/L，依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2007）》給出的GWP值，CH4和N2O的GWP值分別為25、298。則5萬升汽油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為：50000×2.26+50000×9.8×10-5×25+50000×1.96×10-5×298=113414.54kg（4）編制碳排放清單和報告。依據一定的核算標準的要求，生成企業碳排放清單和報告。清單主要包括排放源識別表、活動數據收集表、排放因子選擇表、排放量計算表和溫室氣體排放匯總表等。

（二）碳排放核算標準選擇

從標準的開發主體來看，主要包括以下幾類：第一類是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的溫室氣體系列標準；第二類是世界能源研究所及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WRI/WBCSD）聯合開發的溫室氣體核算體系；第三類是英國標準協會（BSI）的“公眾可用規范（PAS）”；第四類是其他機構開發的自愿碳減排標準，如世界自然基金會開發的黃金標準（GS）和氣候組織開發的自愿碳標準（VCS）等。從標準的應用范圍來看，主要有以下幾類：第一類是國家層面的核算標準，如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IPCC2006；第二類是組織或項目層面的核算標準，如WRI/WBCSD的《溫室氣體議定書：企業核算與報告準則》(GHGProtocol)；第三類是產品或服務層面的核算標準，如ISO14067《產品碳足跡標準》、英國標準協會的PAS2050《商品或服務生命周期溫室氣體排放評估規范》。其中，比較成熟、應用較為廣泛的核算標準是GHGProtocol與ISO14064。ISO14064具體由三部分組成：ISO14064-1“組織層次上對溫室氣體排放和消除的量化與報告的規范及指南”，ISO14064-2“項目層次上對溫室氣體減排和消除增加的量化、監測和報告的規范及指南”，ISO14064-3“溫室氣體聲明審定與核查的規范及指南”。國內目前尚沒有統一的核算標準，但碳排放交易試點城市已開始擬定相應的標準。如深圳借鑒GHGProtocol與ISO14064，于2012年11月了《組織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化和報告規范及指南》以及《組織的溫室氣體排放核查規范及指南》，自2012年12月起實施。

一、文獻綜述

國內學者對旅游交通碳排放問題的研究起步較晚，近年來才逐漸增多。魏艷旭等發現近三十年來我國旅游交通碳排放量中公路和民航的碳排放最多，旅游業較為發達的地區相對集中。肖瀟等(2012)［2］研究了不同景區旅游交通碳排放的空間結構，結果發現旅游平均距離偏低的景區碳排放結構最不均衡。竇銀娣等基于生命評價理論，評估了衡山風景區旅游交通碳足跡，結果表明公路交通對景區的環境威脅最大。孫瑞紅等采用碳排放系數法估算了九寨溝景區旅游交通碳排放量，得出旅游交通碳排放的97%來源于游客所乘觀光車輛的結論。綜上，國內外對旅游交通碳排放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國家宏觀層面上和景區微觀層面上，對省域中觀層面的研究相對較少。以山東省為例，研究其旅游交通的碳排放問題能夠有效地彌補相關研究的不足，而對其旅游交通碳排放量的估算則能從直觀上把握山東省旅游交通碳排放的現狀，從而更好地為制定旅游業節能減排相關政策提供科學的依據。

二、山東省旅游交通碳排放量的估算方法

準確計算旅游碳排放量比較困難，在既有的關于旅游碳排放量估算的研究中，主要有“自上而下法”和“自下而上法”兩種。“自上而下法”即直接估算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旅游業碳排放量;而“自下而上法”則是以分析到達旅游目的地的游客數據入手，根據對旅游行為的分類統計，向上逐級統計各個部門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各種與旅游相關的交通方式的旅客運輸規模則用相應交通方式旅客周轉量的9%來表示。在發展中國家，每人每天大約出行6千米，其中與旅游休閑有關的出行占不到10%，即每人每天大約有0.6千米的出行是與旅游相關的。一般來說，某一區域的經濟水平越發達，其居民的出游意愿和出游幾率也就越高。山東省是我國的重要經濟強省和旅游大省，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在全國各省份中名列前茅，以2013年為例，其旅游業收入占GDP的比重為9.48%，而當年我國旅游業收入占GDP的比重僅為5.18%，結合石培華(2011)的研究結果，本文使用旅客周轉量的9%作為與旅游相關的旅客運輸規模，而計算所需的2000—2013年山東省旅客周轉量來自《山東統計年鑒》(2001—2014)。另外，由于居民旅游所選擇的出行方式多樣化，根據2009年《中國旅游城市網譽報告》中的數據顯示，我國有35.6%的游客選擇通過公路交通完成旅行，有32.7%的游客選擇鐵路交通，有25%的乘客選擇航空交通，而選擇自行車、水運等其他交通方式的旅客約占6.7%，本文使用以上數據作為游客選擇各種交通方式出行的數據。

三、計算結果與分析

查閱歷年《山東統計年鑒》獲得2000—2013年山東省旅客周轉量后，代入公式即可得到與旅游相關的各類交通方式的旅客運輸規模，再根據公式，分別與相應的各種交通方式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數相乘后，即可得到相應的旅游交通碳排放量，再將各種旅游交通方式的碳排放量進行加總處理，即可得到2000—2013年山東省旅游交通碳排放量，然后除以各年相應的山東省游客總數之后，即可得到2000—2013年山東省游客人均旅游交通碳排放量。游客人均旅游交通碳排放量、旅游交通碳排放結構進行分析之后，得出結果:

［摘要］通過對碳排放權概念的理論溯源，得出碳排放權及其交易框架的構建是以英美法系的財產法律制度為前提，我們不能把它和大陸法系國家私法領域的實體權利簡單的相提并論。大陸法系國家“權利不得濫用”原則的繁榮，為碳排放權進入物權領域提供了契合點。將準物權界定為他物權中的一種獨立的權利類型，以一般法和特別法雙重規定為立法模式，明確了碳排放權的法域歸屬。最后，筆者以我國《合同法》為碳排放權轉讓的基礎法律形式，對碳排放權轉讓過程中相應的法律問題進行了系統的闡述。

［關鍵詞］碳排放權；法律屬性；法域歸屬；權利轉讓；法律問題

碳排放權及其交易制度是西方國家在探索環境問題市場化解決機制的過程中確立的一項法律制度。該項制度設計的核心思想是在總量限定的前提下，通過市場平等主體間的交易行為，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這種轉變使碳排放權概念進入私法領域成為可能。由于我國以公法形式對環境要素進行配置的傳統，使得碳排放權交易制度在我國的實施遇到了障礙。

一、碳排放權概念的理論溯源

研究內容概念內涵和外延的明晰，是學術研究根本性的前提。不同語境下，相同名詞所代表的含義會出現很大的差異。因而筆者認為，下定義從來都是很難的一件事情。同理，科學的界定私法語境下的碳排放權的概念，是實現碳排放權私法化調整的根本性前提。但對該概念的理解，離不開對碳排放權產生的理論基礎探究。應該說碳排放權的概念之所以能夠進入私法領域，源于經濟學家對環境問題的反思。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將大氣環境容量資源界定為公共物品，無明確的產權特征，這也就是為什么當某一特定權利主體在對該資源進行使用時，卻不能排斥其他主體也對該標的行使權利的緣由。此時，作為大氣環境容量資源的權利載體的碳排放權就傾向于體現出一種應然性的特征。也正是以此為邏輯起點，有學者將碳排放權視為人權或道德權，認為對該權利的享有應是與生俱來的，不需要借助政府的行政許可這種行為來確定該權利的存在。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市場主體的數量也在大幅度、不斷增長，導致了競爭性使用的格局出現，大氣環境容量資源稀缺性增強了，其已很難再作為純粹的公共物品存在。科斯的產權經濟學理論認為通過市場機制追求二氧化碳溫室氣體邊際成本的消減，能促使整體減排成本的降低，趨于最小化，從而實現成本—效益的最優。科斯提出“大氣環境容量資源是一種產權，可以通過對大氣環境容量資源進行交易，促進大氣環境容量資源在需求者之間的合理配置”。美國經濟學家戴爾斯又于20世紀70年代最早提出了排污權交易理論。其核心思想是“以滿足環境要求為前提，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權即排污權，并允許這種權利像商品一樣被買進和賣出，以此來控制污染物的排放，同時降低控制成本”［1］23。另外，大氣環境容量資源的全球流動性使得碳排放權首先是一個基于國際法而產生的概念，在國際談判語境下《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明確了碳排放權作為排污權的下位概念，是國際法律體系下產生的新型權利，同時該公約又以科斯的產權經濟學理論為基礎，構建了碳排放權交易制度。通過對碳排放權概念的理論溯源，我們可以明確的是碳排放權首先是一個經濟學概念，而后才進入法學領域。是科斯的產權經濟學理論，使得原本僅具有生態屬性的大氣環境容量具有了經濟屬性；同時，碳排放權交易制度的構建，又為大氣環境容量資源的優化配置提供了現實路徑。至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應然狀態下的“人權”已經無法準確詮釋《京都議定書》框架下的碳排放權，它是在保障公民基本生存需要的前提下，權利主體有限大氣環境容量的使用行為開始受到來自于國家公權力的干預。這種干預涵蓋了縱向干預和橫向干預兩個方面，即對國家許可行為的管理，和對市場交易行為的管理。因此，所謂碳排放權是指權利主體為了生存和發展的需要，由法律所賦予的向大氣排放溫室氣體的權利，這種權利實質上是權利主體獲取的一定數量的氣候環境資源使用權［2］29。那么，這種大氣環境資源使用權能否作為一項實體權利而為私法所直接吸納進來呢？如果不能，又如何為其在私法領域的權利譜系中定位呢？筆者認為，無論是科斯的產權經濟學理論還是國際談判語境下的碳排放權及其交易框架的構建，均是以英美法系的財產法律制度為前提，我們不能把它和大陸法系國家私法領域的實體權利簡單的相提并論。總之，將碳排放權作為合同履行標的需要更充分的法理依據。

二、碳排放權與其他權利之間的沖突與協調

摘要：我國七省市碳排放交易試點以來，雖然國家頒布了《中國鋼鐵生產企業溫室氣體排放核算方法與報告指南（試行）》和《溫室氣體排放核算與報告要求第5部分：鋼鐵生產企業》，部分省市也根據當地區域發展的特點制定了鋼鐵企業核算報告指南或辦法，但很多鋼鐵企業或第三方等機構根據上述指南和標準判斷企業的碳排放源和對應的物料品種還是比較困難，因而無法準確把握企業上報的碳排放數據是否有遺漏或重復計算。本文正是基于此從碳排放源識別和對應物料品種的梳理分析，給企業和第三方等機構以借鑒和指導。

關鍵詞：鋼鐵企業；排放源；主要物料品種

1引言

鋼鐵企業具有流程長，生產工藝復雜和物料消耗繁多的特點，并且鋼鐵企業是各省市的碳排放大戶，企業和機構盤查清一個鋼企的整體碳排放量對企業和地方的碳排放水平的評估具有決定作用，盤查的關鍵就在掌握一個企業的碳排放源到底有哪些，消耗的物料品種具體有哪些。本文對碳排放源和主要物料品種識別分析的依據主要是《中國鋼鐵生產企業溫室氣體排放核算方法與報告指南（試行）》和《溫室氣體排放核算與報告要求第5部分：鋼鐵生產企業》，不在指南和標準中的能源和固碳品種不在本文分析，例如煙氣和高爐渣等。文中分析闡述的主要是典型鋼鐵聯合企業的生產工序，包括焦化工序、燒結工序、球團工序、煉鐵工序、煉鋼工序、軋鋼工序、石灰工序、發電廠和附屬生產系統。

2排放源識別和主要物料品種

焦化工序輸入端物料品種主要為洗精煤、焦爐煤氣、高爐煤氣和電力，輸出端物料品種為焦炭、焦爐煤氣、蒸汽、焦油和粗苯。洗精煤經備煤和配煤由貯煤塔經裝煤車裝入焦爐炭化室，洗精煤在炭化室中高溫干餾；消耗的煤氣主要是焦爐煤氣和高爐煤氣，煤氣在焦爐燃燒室燃燒，為炭化室提供1300~1350℃的溫度；焦炭是由炭化室推出的紅焦經干熄爐與循環氣體熱交換后冷卻排出，循環氣體在鍋爐熱交換后產生蒸汽發電或自用；來自炭化室的荒煤氣經冷鼓電捕工段產生焦油，脫硫的煤氣經過終冷脫苯后產出粗苯。具體排放源和物料品種見圖2-1。圖2-1焦化工序排放源識別與主要物料品種燒結工序輸入端物料品種有無煙煤、焦粉、焦爐煤氣、高爐煤氣、石灰石、白云石和電力，輸出端主要是蒸汽。無煙煤和焦粉作為燃料，石灰石和白云石作為溶劑，燃料和溶劑與礦粉混合鋪于燒結機臺車上進行燒結；焦爐煤氣和高爐煤氣在燒結機頭點火器點燃燒結料層；環冷機或帶冷機經鼓風冷卻后高溫廢氣加熱鍋爐內的水產生蒸汽，用于發電。具體排放源和物料品種見圖2-2。球團工序有三種工藝：豎爐焙燒法、帶式焙燒機法和鏈篦機-回轉窯法。應用最早的是豎爐焙燒，只能使用氣體燃料：焦爐煤氣和高爐煤氣，若企業無焦化工序的就只使用了高爐煤氣；采用最多的是帶式焙燒機法，燃料可以使用煤氣和重油；出現較晚的是鏈篦機-回轉窯法，該方法燃料除了可以使用煤氣和重油外，還可100%使用煤粉。企業或第三方等機構可根據企業所采用的工藝判斷能源使用品種。圖2-3主要以豎爐焙燒法為示意。圖2-3球團豎爐排放源識別與主要物料品種煉鐵工序輸入端物料品種包括煤粉（無煙煤、煙煤或二者的混合煤粉）、焦炭和石灰石，輸出端物料主要有鐵水和高爐煤氣。焦炭作為燃料、石灰石作為溶劑按照一定比例與燒結礦和球團礦配料送入高爐，煤粉和熱風（1000~1300℃）由高爐爐腹送入高爐內，協助焦炭在爐內燃燒，產生的高爐煤氣由爐頂導出。這里需要強調的是高爐煤氣會供熱風爐使用，屬于內部消耗，高爐煤氣外供量是在產生總量扣除了熱風爐自用量，TRT發電也按照內部消耗使用，因此煉鐵工序消耗的電力要扣除TRT發電。另外需要考慮鐵水罐烤包器會使用高爐煤氣和轉爐煤氣。具體排放源和物料品種見圖2-4。圖2-4煉鐵工序排放源識別與主要物料品種煉鋼工序輸入端物料品種主要包括鐵水、廢鋼、冷鐵、合金（按照指南里要求合金只列出了鎳鐵合金、鉻鐵合金和鉬鐵合金，企業若有使用其他合金，如錳鐵合金等，且量比較大，可列入輸入端）、白云石（也有企業使用石灰石）和電力，輸出端物料品種有轉爐煤氣、蒸汽和粗鋼（鋼坯）。鐵水是轉爐煉鋼的主要原材料，一般占裝入量的70%~100%，廢鋼占10%~30%，冷鐵占0%~5%；白云石作為造渣劑加入轉爐脫磷和脫硫，這里需要注意輕燒白云石（主要成分CaO•MgO）不作為碳排放物料消耗，只算生白云石（CaCO3•MgCO3）的消耗量；轉爐煤氣是鐵水中的碳在高溫下和吹入的氧生成一氧化碳和少量二氧化碳的混合氣體，經降溫和凈化后供用戶使用，其中轉爐煙氣在經過汽化冷卻煙道時產生蒸汽，蒸汽到汽包再輸出到蓄熱器，減溫減壓后到低壓管網供用戶使用；最后作為輸出端的粗鋼是指連鑄工段將鋼液用連鑄機澆注、冷凝、切割而得到的鋼坯。在煉鋼工序除了上述主要碳排放源和物料品種外，還要考慮混鐵爐、合金爐、鋼包、中間包等所用高爐煤氣、轉爐煤氣和焦爐煤氣，同時若企業有采用電爐和LF爐還要計算電極消耗量。具體排放源和物料品種示意見圖2-5。圖2-5煉鋼工序排放源識別與主要能源品種軋鋼工序輸入端物料品種主要有高爐煤氣、轉爐煤氣和電力，輸出端主要是蒸汽和廢鋼。高爐煤氣和轉爐煤氣（有的企業也有使用焦爐煤氣）主要用于加熱爐加熱鋼坯，加熱爐汽化冷卻產生蒸汽，廢鋼是指軋鋼過程中鋼錠開坯，連鑄坯軋制時的切頭、切尾，鋼材軋制的邊角余料及廢材。企業自產廢鋼都會進入煉鋼轉爐冶煉。具體示意見圖2-6所示。圖2-6軋鋼工序排放源識別與主要物料品種目前鋼鐵企業都建立了自備電廠，降低了企業能耗和碳排放量，自備電廠的排放源和物料品種比較簡單，輸入端是焦爐煤氣、高爐煤氣、轉爐煤氣和電力，輸出端是電廠發的電力。需要注意的是算自備電廠碳排放要扣除電廠自用電量，如果電廠是煤發電，還需考慮煤的消耗量。評價一個企業電廠能力，可以看企業的自發電比率，做的好的企業可以達到80%~90%，不好的企業只有30%~40%。自備電廠示意見圖2-7所示。圖2-7自備電廠排放源識別與主要物料品種除了上述主要的7個工序流程外，有的鋼鐵企業還有石灰工序。目前冶金石灰窯采用比較多的是豎窯和回轉窯，回轉窯在我國運用比較成熟，大型鋼鐵企業都有生產線。豎窯生產線的所用能源主要是煤氣和電力；回轉窯生產線所用能源主要是煤粉或煤氣，還有電力。在附屬生產系統，主要考慮廠區車輛所用汽油和柴油，生活所用電力、蒸汽以及食堂所用液化石油氣或天然氣。附屬生產系統在部分省市不在計算邊界內，企業核算和第三方核查時要注意。綜上對各個工序排放源識別和主要物料品種的梳理，基本形成鋼鐵企業排放源和物料品種體系，企業和第三方等機構可根據表1所匯總的排放源和物料品種進行查漏補缺，使企業的碳排放數據更加準確、完整和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