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形窟范文10篇

“塔形窟”（龕）是響堂山石窟典型的造窟鑿龕形式。它融佛教石窟、印度古塔（悉堵婆）及中國傳統的木結構建筑形式于一體，別具匠心。是北朝石窟中新出現的一種造窟形式，對隋唐以后開鑿的石窟也具有深遠的影響。

“塔形窟”一詞的最早提出是在1956年。王去非先生在《參觀三處石窟筆記》一文中，提到響堂山：“第三洞在第二洞上方，有階梯可以攀登，整個外觀作塔上的復缽形……與第二洞合成一個完整的塔形……它的外形猶如第七洞壁面的塔形龕。”{1}這段文字不僅校正了洞窟的編號問題，而且明確提出了塔形窟（龕）的基本形狀。然而，他的觀點并沒有引起人們較多的注意，以至在以后30余年的研究中仍然有學者將“塔形窟”稱為“仿木屋形窟”；{2}1988年由北京大學考古系舉辦的石窟考古專修班上，宿白、馬世長、丁明夷先生詳細地將響堂這種特殊的造窟形式介紹給了大家，從而塔形窟又逐步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其后日本學者曾布川寬先生在日文版《東方學報》上發表了《響堂山石窟考》一文，并在文中第二部分對響堂塔形窟進行了專題研究，{3}只是對塔形窟的形制未進行全面介紹。以前筆者曾撰文對塔形窟的形成進行了專題介紹。{4}本文擬就塔形窟的發生、發展歸律作一些探索，期待各位學者不吝賜教。

一、

響堂山北齊塔形窟按其形制可分為覆缽式和樓閣式兩種。{5}它的演變規律是隨著洞窟開鑿的早晚而變化的。大致可分為三期：

第一期代表窟北洞中洞

北洞又名大佛洞，位于北響堂石窟北端。據史料記載，該洞開鑿的目的是為了作東魏大丞相、齊高祖高歡的陵葬，{6}從窟內現存遺跡和開鑿安葬的位置選擇上也能流露出這個意圖。窟內現存的遺跡如中心柱頂部的洞穴、塔形列龕及仿漢畫像石墓的雕刻等等都說明了這個問題。不在贅述。這里需要提出的是，為什麼將北洞作為陵葬而不選擇中洞？大家知道，按照中國傳統的審美觀念，只有位據中央（即中洞）才能顯示出他的尊嚴和地位至高，似乎這樣才符合我國的傳統習俗。其實非然，在高歡陵葬的選擇上，高氏皇室確實是經過一番周密勘察的，這也是高歡死了以后一直“秘不發喪”的原因。{7}據史載，文宣帝高洋曾親率數十位方伎之士（風水先生）為其父卜宅兆相，選擇陵位。{8}最后才選定義平陵。{9}為了迷惑民眾，他們選擇建造了“假陵”（或稱為凝冢）。但在當時選擇建造的時候并不存在真假，應該說都是按真的去營造。因此，它們所在的位置按方伎之士的說法應當是“風水寶地”、“位居龍脈”。我們從北響堂的位置來看是符合這一點的。北響堂石窟所在位置四面環山，瀕臨近水，遠離鬧市，“山空避喧，承風覺道，海諦難論，水流可聞。”{10}自然環境雅致幽靜，這已具備了選擇它的基本條件。于是，開“三石室”刻諸尊像。受云岡“縣曜五窟”的影響，{11}三石室的開鑿也相應地與高氏皇家貴族主要成員相對應，即分別對應了高歡、高澄、高洋。這也是受北魏首任沙門統法果提出的帝“即是當今如來”“沙門宜應盡禮”思想的影響。在位置的安排上石窟總體設計師接受了外來及傳統兩方面的思潮。受外來思想的影響主要表現在與佛教有關的兩個方面。其一，受佛教經典著述的影響。按照金剛界東因說，北方位置屬于涅般之位。其二，受佛教發源地印度的傳統習俗影響。佛教是印度古老的宗教，它在向外傳播過程中一些傳統習俗自然也會隨之而傳，并象佛教一樣受到人們的重視。在印度的傳統上人們認為北方屬于高位，是勝方，是受人們尊重的位置；受傳統思想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受中國古代風水術的影響。從北響堂石窟的山勢走向來看，很顯然是北高南低，那么北方自然成為整個載體的要位。因此作為齊高祖高歡的位居無論從上述哪方面來看安排在北洞是最合適不過的。依次可推中洞應屬高澄、南洞對應高洋；既然確定了北洞為高歡的陵葬，受佛教影響自然要建塔來供養以為其歌功頌德。由此藝術匠人用寫意的表現手法極富創造性地在石窟的外壁上部雕出了覆缽丘，以示塔的形象和含義。其后開鑿的北齊諸窟雖然沒有陵寢寓意，但也均?嚳灤Т傭緯傷慰呦盜校於ㄒ淮綹瘛?BR>北洞是響堂山最早開鑿的洞窟，也是塔形窟的草創時期。在外觀上沒有復雜的變化，只是直接地將堵婆上的覆缽丘生搬硬套而來。覆缽丘與下層窟（塔身）之間沒有柱子、斗拱等構件與下部連接。覆缽丘較大且覆蓋全部窟頂，丘山有兩個寶珠（圖一）。中洞雖然與北洞同屬一期，但在開鑿時間上要略晚與北洞，因此在外觀上已經考慮到整體的效果，初步嘗試用柱子將洞窟與上層的覆缽丘連為一體，但在古剎部分的表現上仍很原始，沒有較多的裝飾，重點表現仍以覆缽丘為主，這時期塔形窟均為中心方柱式塔廟窟，規模較大。選擇這樣的窟形恐怕也是為了便于人們禮拜。

一，《易經》的男女之道

一部讓后人糟蹋得九天九地的《易經》，其實大半說的也是男人和女人的故事。早在20世紀的20年代，郭沫若等一批學者就對此進行了闡述：著名學者錢玄同第一個提出了這樣的看法：“我以為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時代底東西：乾、坤二卦即是兩性的生殖器的記號。”歷史學家周予同也發表了相同的見解：“《易》的爻就是最明顯的生殖器崇拜時代的符號。‘─’表示男性的性器官，‘—’表示女性的性器官。”郭沫若則說：“八卦的根柢我們很鮮明地可以看出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的孑遺。畫─以像男根，分而為二以像女陰，所以由此而演出男女、父母、陰陽、剛柔、天地的觀念。古人數字的觀念，以三為最多，三為最神秘。由一陰一陽的一畫錯綜重疊而成三，剛好可以得出八種不同形式。”

這里所說的陰爻（“--”）和陽爻（“─”），是八卦的根本，陰爻（“--”），中空而外實，十分形象地表現了女子的性器官——****的形式；陽爻（“—”），內實而堅挺，更是非常逼真地表現了男子的性器官——****的形式。由此而衍生出的四象，即太陽、太陰、少陽、少陰，進而又衍生出八卦，即乾、艮、坎、震、坤、兌、離、巽，以及由八卦變化出的六十四卦，都是以陰爻和陽爻，或者說男女的性器官為最基本的形式。它說明，由男女，或者陰陽的互相結合交媾而產生萬物。《易經·系辭上》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大業。”又說：“剛柔相摩，八卦相蕩，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講的仍然是男女之道，由男女之道而推演宇宙萬物的變化。這種認識世界的方法，也是非常符合宇宙變化和生命起源的。《易經·說卦》上說：“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這種說法是以乾坤為父母，率三男三女，如果要快樂、長壽，必須效法自然，使自己生命中的陰陽兩種成分（它們的物質表現形式應該是男子的精液，或者說主要是精子；女子的陰液，或者說主要是卵子），像宇宙運行一樣，和諧地發生交合作用；同時借助男女（陰陽）的性交，使精子和卵子彼此吸收，生出新的生命。因此，男女的性交不僅是單純的欲望發泄，而更是陰陽兩種宇宙力量在人類身上的具體展現。天地相交而生萬物，男女相交而生子女。在古代的文學作品中，把性交稱為“云雨之歡”，形容她象地上升起的“云”和天上落下的“雨”會合一樣美妙，這不僅是浪漫，更是古人說的“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易經》和八卦的這些原理被道家所發揮，成為房中術的理論基礎。例如，認為男女性交是“陰精”（女性陰道的分泌物）和“陽精”（男性的精液）的結合。“陰精”是無限的，而“陽精”有限所以更珍貴。男子要吸取女子的“陰精”來滋補自己，所以要“守精閉關”，“御而不泄”；女子也要吸取男子的“陽精”來孕育生命，使自己生生不息。這是后話，暫且不論。

《易經》談男女之道，包括男女之間最重要的性生活。《易經下·歸妹》說：“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歸妹，男女婚配，是天地之間最正常的事情，天地不交合，就不會生長萬物，男女不婚嫁，就不能傳宗接代。《易經·系辭》還認為：“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即男女兩性的結合、交媾是萬物生長、人類繁衍的根源，肯定了只有宇宙間天地、陰陽、男女交媾，才能有新的生命誕生，否則，純陽、純陰、純男、純女都不足以生產新的生命。這比西方人認為“人是由上帝造的”，要高明得多，科學得多。

時至今日，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整體傾向仍然是沿襲計劃經濟時代所形成的城鄉迥異且相互隔離的“二元”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實踐和理論研究仍然未能突破城市和鄉村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和建設兩個獨立的小圈子，這是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一大誤區。

一、中國城鄉社會保障制度銜接的社會效應

1.消除城鄉壁壘

打破城鄉二元社會保障結構、推動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有機銜接是消除中國社會城鄉壁壘的突破點。

改革前中國工業化的積累主源始終沒有轉移到輕工業和基礎工業上去，一直由農業和農村肩負這一重任。有關研究表明，從1952年到1990年，中國農業通過稅收方式、“剪刀差”方式和儲蓄方式為工業化提供資金積累總量達11594億元，其中，通過稅收方式提供1527.8億元；通過“剪刀差”方式提供8707億元；通過儲蓄方式提供1359.2億元。1952年到1990年，中國工業化建設從農業中凈調動了約1萬億元的資金，平均每年高達250億元。可見中國農民對國家工業化資本積累的負擔有多么沉重(馮海發，李薇，1993)。

以農業作為工業化長期積累主源的直接結果是，工業和城市的進步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農業和農村的落后為代價的，農業長時間地作為工業發展的積累主源造成了中國非均衡發展的城鄉關系、形成了鮮明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二元結構的強度一般用農業和非農產業間的相對國民收入差距來度量，按美國數量統計專家庫茨涅茲的統計研究表明，世界發展中國家這一差距最大為4.09倍，而中國在改革開放初竟高達6.08倍，堪為世界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