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小說范文10篇

一、通俗小說的文化商品性

進入20世紀以來，美國從生產型社會轉變為消費型社會。通俗文學作品成為文化消費商品，通俗小說發展呈現出繁榮景象，龐大的通俗小說作者群和動輒百萬冊的銷售量直接反映了通俗文學市場運作的情況。瑪格麗特•米切爾（MargaretMitchell）的愛情小說《飄》自1936年出版之日起，便打破了當時所有的出版記錄，成為最早的暢銷小說。馬里奧•普佐（MarioPuzo）描寫黑手黨內幕的小說《教父》，1969年出版，當年也曾是美國出版史上的頭號暢銷書，發行世界各國，受到普遍歡迎。1996年出版的《廊橋遺夢》（原名《麥迪遜縣的橋》）是美國作家兼攝影師羅伯特•詹姆斯•沃勒（RobertJamesWaller）的力作，問世后引起轟動，高居美國各大報刊暢銷書榜之冠，目前銷量超過千萬冊。《達•芬奇密碼》是美國作家丹•布朗（DanBrown）的一部小說，2003年3月18日出版。在上架的第一個禮拜，它就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在《紐約時報》的暢銷榜上排名第一，在《華爾街雜志》上名列第一，在《出版家周報》上名列第一，在《舊金山年鑒》上也排名第一。該書榮登過全美所有主要書刊排行榜的榜首，當年就以七百五十萬本的成績再次刷新美國小說銷售記錄，目前全球累積銷售量更已突破六千萬冊，被翻譯成三十五種語言，成為有史以來最賣座的小說。上面所舉的幾部盡人皆知的小說都是銷售量高居榜首的通俗小說。而《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排行榜（TopBestsellers）顯示銷量逾五百萬冊以上的“頂級暢銷書”基本上都是通俗小說。正如托馬斯•英奇（ThomasInch）所說：“通俗文化的服務對象是普通人，是人口中的多數，因而只有憑借消費者個人的欣賞趣味來評價。作品的成功與聲譽取決于發行范圍之廣或欣賞該作品的人數之多。銷售量統計表及作者賺得的酬金是評判作品價值的唯一途徑。”①在商業社會中讀者的評價永遠是最權威的，文學評論家的聲音早已被湮沒在一浪高過一浪的暢銷熱潮中了。在美國這樣一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中，通俗小說商業上的成功，使其影響力直接擴展到了嚴肅的文化藝術領域。美國批評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ericJameson）認為后現代主義的一個基本特征就是“取消高級文化和所謂大眾文化或商業文化之間先前的（基本上是高度現代主義的）界限，形成一些新型的文本，并將那種真正文化工業的形式、范疇和內容注入這些文本”②。而激進的通俗文化擁護者則更進一步宣稱“：高雅藝術與流行（即通俗）藝術并不相互對立。除了主流藝術空前繁榮的時期之外，流行藝術往往是它所存在的時代中最富有精神價值的現象。當今美國的流行藝術能供人消遣，很有趣味，地位也很重要。”③由于通俗小說的空前繁榮，審美評價尺度讓位于商業銷售尺度，于是就出現了文學史上前所未有的現象———通俗文學最終擺脫了“亞文化”地位，不但在文學史上占據了更重要的地位，而且直接影響了嚴肅文學的創作。以至于通俗小說與嚴肅小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達到了難分彼此的程度。通俗小說與嚴肅小說在作家群、作品和創作方法上都出現了交融的現象：“在美國，通俗文學與嚴肅文學、大眾文化與純文化之間似乎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或勢不兩立的矛盾。”④很多在經典文學史占有一定地位的美國作家，在其早期創作生涯中都曾經創作過通俗文學作品。埃德加•愛倫•坡（EdgarAllanPoe）就是因為擅長撰寫報章雜志所需要的情節曲折的通俗小說而獲得《南方通俗文學使者》雜志的編輯職務。《小婦人》的作者路易莎•梅•奧爾科特（LouisaMayAlcott）早期曾創作過大量不為人知的通俗小說與故事，她通常是使用巴納德（A.M.Barnard）的筆名來發表這些作品。例如《亡愛天涯》與《波林的激情與懲罰》，被認為是類似維多利亞時代的“快餐讀物”（potboilers）。著名黑色幽默作家馮尼格（KurtVonnegut,Jr.）在50年代一直被認為是一位寫科幻小說的通俗文學作家，直到《第五號屠宰場》發表以后，才進入嚴肅文學的行列。一些著名的美國通俗小說由于受眾面極廣、影響巨大，而且保持了長盛不衰的銷售紀錄，被奉為經典，從而在文學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例如以美國南北戰爭為背景的愛情小說《飄》、描寫黑手黨內幕的小說《教父》，都是突出的例子。通俗文學與嚴肅文學之間在藝術手法、題材等方面互有借鑒，很多小說作家既寫通俗小說也創作嚴肅小說。通俗小說中的一些創作方法也為嚴肅小說所借鑒。例如哥特式小說對威廉•福克納（WilliamFaulkner）有很大的影響：“福克納的名篇《紀念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具有哥特式小說的一切要素：一座破敗的大宅，一位怪僻的女人，一個莫測高深不茍言笑的傭人，一具死尸，以及籠罩一切的神秘氣氛。然而，福克納大大超越通俗小說的局限，塑造了一個戴著大家族舊觀念的枷鎖度過痛苦一生的老處女，使這個故事成為反映舊秩序的消亡、世家望族的衰敗的傳世佳作。”⑤另一個例子是美國后現代主義實驗派作家羅伯特•庫弗（RobertCoover），他通過戲仿通俗傳統的敘事形式并顛覆神話，試圖提醒他的讀者注意新的重要的文學模式⑥。

二、通俗小說題材上的商業取向

進入20世紀，特別是“二戰”以后，美國通俗小說的題材一直在不斷地變換，幾乎令人目不暇接：“美國通俗小說在戰后的發展也同樣經歷了一個醞釀、反撥、高潮、回歸的過程：50年代的墨守傳統（歷史言情、硬派偵探小說、傳統西部小說的繼續）；60年代的反叛與創新（新歷史小說、新哥特小說、反西部小說、反科學小說、諷刺幻想小說、災難小說、高科技恐怖小說的產生）；70年代的喧囂與暴露（色情歷史小說、暴露小說、犯罪小說、警察小說、間諜小說、宗教小說的繁榮）；80年代的回歸與復蘇（歷史言情小說、英雄幻想小說、家世小說、家庭小說的復興）。”⑦如果我們仔細分析這些小說的題材，就會發現基本上可以將其歸入以下兩類：一是驚悚類小說，以恐怖、驚險、出人意料的情節取勝，哥特式小說、偵探小說、間諜小說、黑幫內幕小說、巫術小說、災難小說、科幻恐怖小說、科幻探險小說、西部小說、硬漢小說、暴力小說都大致可以歸入其旗下。二是情愛類小說，言情小說、色情小說、家庭小說、家世小說可以歸入其門下。通俗小說的題材選擇是直接與商業銷售額掛鉤的，而商業銷售額又反映出消費者的欲求，所以如何娛樂讀者的感官、滿足讀者的訴求是通俗小說首先考慮的問題。人的欲求可以分成不同的層次，“采取馬斯洛的分析方法，人類有五種主要的需求，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愛與歸屬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由低層次至高層次依次排列……不難發現，一般通俗文學所表達的情感大都與、情愛、安全、競爭、同情、報復等初級需要有關，大致稱之為基本性情感。”⑧作為文化消費品的通俗小說，為了以世俗化審美情趣配合大眾的接受能力，迎合大眾的審美趣味，在題材的選擇上大致也沒有越出通俗文學情感表達的范圍。讀者感官上的欲望包括：（一）經驗擴張欲，（二）求知欲、替代性滿足欲，（三）精神調劑。大膽地表現經典文學所不屑表現的世俗化情感，使讀者的欲望得到宣泄是通俗小說最主要的目的⑨。通過對美國通俗小說的分類，我們可能清楚地看到上面這兩大類小說，其實都是在滿足人類的三個基本層次上的訴求———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愛與歸屬需要。20世紀美國通俗小說將滿足受眾的基本訴求作為創作的基點，創作出大量的作品。例如60年代，被稱為懸疑驚悚大師的瑪格麗特•米勒（MargaretMiller），她的推理小說以善于挖掘犯罪心理而著稱。70年代流行西部色情小說、色情幻想小說、色情暴力小說，公然將色情與暴力作為那個時期的兩大主題。以羅絲瑪麗•羅杰斯（RosemaryRogers）為代表的一批女作家，甚至將強奸的暴力行為描寫成一種“甜蜜的、野蠻的”體驗。80年代，偵探小說、犯罪心理小說大行其道，以斯蒂芬•金（StephenKing）為首的一批作家，長于挖掘變態殺人狂的犯罪心理。還有流行于80年代、90年代的家庭小說和言情小說，例如埃里奇•西格爾（ErichSegal）的《愛情故事》和羅伯特•詹姆斯•沃勒的《廊橋遺夢》，以家族和愛情為主題。這些通俗小說在選題上充分表現出商業化的目的。

三、藝術手法與大眾文化消費訴求的貼近

從文學價值上看，傳統理論將文學價值劃分為教育價值、認識價值、審美價值和娛樂價值。作為一種貼近讀者———消費者的期待視野的文學，通俗文學片面強化了娛樂功能。“娛樂性作品和教益性、審美性作品的外部區別，在于前者僅僅從表面題材樣式上即可肯定讀者能夠得到什么，后者卻幾乎需要通過整個閱讀過程見出分曉。內在的區別則在于情感方式和情感力度，一般說后者情感力量的發散緩慢、含蓄、雋永，前者多在開首便制造出強大的情感誘惑，并在以后過程中始終保持足夠的情感張力，直到在結束后的瞬間徹底松垮下來……娛樂文學以情感強度取勝，必然以犧牲情感深度為代價，致使題材范圍受到局限，恐懼和成為經常的主題”⑩。由于通俗小說是以情感強度取勝的，所以就需要不斷設計驚險刺激的情節，吸引受眾。譬如丹•布朗的《達•芬奇密碼》，這是一本博學而充滿懸念的小說，堪稱是驚險小說和智力解迷結合的典范之作。小說的結構其實非常簡單，分別用羅伯特•蘭登和索菲•奈芙、天主事工會、警方三條線索交替敘述，但是從驚心動魄的開篇到難以預料的結尾，小說中一直貫穿著一環接一環的懸念，緊緊吸引著讀者的注意力。暢銷書作家丹•布朗充分證明自己是個善講故事的大師。但這部小說刻意追求驚險情節與懸念的痕跡過于明顯，為了吸引讀者，作者甚至不惜犧牲故事邏輯上的合理性。比如故事中提彬這個人物的設計就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尤其是提彬在教堂被他的仆人綁架以后直到他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自暴身份，讓人覺得這個人物的設計過于牽強。營造或神秘或恐怖的氣氛，加入過于暴露的描寫也是通俗小說用來刺激受眾感官的重要手段。例如偵探小說，這類小說的鼻祖其實是埃德加•愛倫•坡，他對心理活動和神秘事件極感興趣，寫過一些以嚴密的邏輯推理分析人的心理活動的作品，如《失竊的信件》、《莫根街的兇殺案》等。這一開創了利用以兇宅、古堡鬼怪、血腥的犯罪現場為內容營造的哥特式的恐怖氛圍的獨特手法，對后來的通俗小說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也正是通俗文學作者的追求，作品的“趣味性”對讀者產生強大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從而保證其商業上的成功。大眾通俗文學是模式化的，通俗小說只是在某一模式的框子中顯示自己對故事的獨特構思。這就是為什么有的研究者認為通俗小說可以分類，嚴肅小說很難分類：“比方斯坦貝克、馬克•吐溫的小說，很難給它們分類。但通俗小說就可以分類了，這是言情小說，這是歷史小說……因為每一類型里，基本的寫作方法，它的素材，它的處理，都有一個套子。”輯訛輥由于在創作上高度程式化，很多通俗小說作家創作能力可觀，不但多產，且速度驚人，一些作者為了營利常常以一周一本的速度進行創作。以科幻小說作家艾薩克•阿西莫夫（IsaacAsimov）為例，他創作力豐沛，產量驚人，是個名副其實的高產作家，他經常在頭腦中同時醞釀三四部作品，一生寫了兩百多部科幻小說。只有程式化的創作模式才能造就商業上的成功，因為成功的模式為通俗作家提供了創作的范本，程式化使得低成本、高效率的創作模式成為可能。

通俗小說是小說的一大類型，大致說來是有別于新文學創作的一種文學樣式。它是滿足社會最廣泛的讀者群的需要，適應大眾的興趣愛好，閱讀能力和接受心理而創作的一類小說。它以娛樂價值和消遣性為創作目的，重視情節編排的離奇曲折和引人入勝，人物形象的傳奇性和超凡脫俗，而較少著力于深層社會思想意義和審美價值的挖掘。他的主要類型有社會小說、言情小說、武俠小說、歷史小說。另外，風靡當下的網絡小說與科幻小說也屬通俗小說。

通俗小說在新文學產生以前，曾是文學的正宗，他的創作隊伍和作品都相當壯觀。其中，鴛鴦蝴蝶派當屬主力軍，另外，還有海派中的許多作家也為通俗小說的創作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而所有的通俗小說創作家中，我認為集大成者當屬張恨水。他一生創作了蔚為壯觀的通俗小說作品，也對通俗小說的創作做了許多的探索，無論是從內容上還是創作手法上，都為后來的作家們提供了不少借鑒。

通俗小說的發展，尤其是現代通俗小說，源于清朝以降的諷刺小說、人情小說、狹邪小說、俠義小說及公案、譴責小說等類型。與新文學創作比較而言，從文學方面看，通俗小說的政治功利性要弱些，商業目的性要強些；從趣味上說，通俗小說更傾向于消遣、娛樂、游戲；從創作方法上講，通俗小說更具有明顯的中國傳統小說特征，模式化，程式化的傾向比較突出。這些是通俗小說區別于新文學的主要特征。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新文學的異軍突起使得通俗小說創作不得不調整自己的步伐。這期間它主要經歷了幾個階段的變化。剛開始的通俗小說，是言情的時代。“卅六鴛鴦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蟲”成了讀者的口頭禪，“畫蝴蝶與羅裙，認鴛鴦于墜瓦”成了作家創作的最佳興奮點。這個階段的主要代表作有徐枕亞的《玉梨魂》、《血鴻淚史》、《余之妻》、《雙鬟記》，吳雙熱的《孽冤鏡》、《蘭娘哀史》等。以《小說月報》全面革新為標志，現代通俗小說跨入了二十年代初期到三十年代中期的發展成熟期。這一時期，通俗小說創作與新文學的創作并駕齊驅。一九三六年十月《文藝界同人為團結御侮與言論自由宣言》的簽署，標志著通俗文學為新文學界所接納和獲得正面評價，文學的雅俗競爭漸漸變為雅俗交流。三十年代后，通俗文學與新文學又有了進一步的交流。

對于通俗小說的作用，看法可以說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評論界的說法也是各有千秋。新文學的發端時期，通俗小說遭到了猛烈抨擊。譬如左傾路線對其的評價，他們認為：通俗小說具有大量的封建因素，通俗小說創作家是根據娛樂、游戲的目的來創作，抹殺了文學作品的社會意義和審美價值。另外，他們還指出，通俗小說中的言情、武俠作品把人引向墮落，危害極大。對于這些批判，個人認為是有一定道理的，但難免有以偏概全的傾向。在所有的通俗小說中，我們還是能挖掘出大量精品的。譬如金庸的武俠作品，無論是在語言表達上還是在結構編排上都可以說是堪稱一絕，具有很高的文學審美價值。另外，像張恨水的《啼笑因緣》、《金粉世家》等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現實生活，有一定的社會批判性。因此，部分通俗小說是具有一定社會意義和審美價值的。雖然，與新文學相比，通俗小說難登大雅之堂，但他的積極意義我們也不能因此忽視。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現實生活，具有一定的認識意義。其次，使用白話創作，在當時具有進步作用。再者，它的創作手法和經驗也被部分新文學創作者有意識的借鑒與發揚。最后，它豐富了大眾的娛樂生活，符合社會的需要。因此，通俗小說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著它亮點的。

以上所談的多為個人對現代通俗小說的一些認識，放眼現在，通俗小說的創作可以說是與日俱增。隨著互聯網的發展與普及，網絡小說不斷涌現，網絡小說家也層出不窮。這讓我們看到了通俗小說發展的良好勢圖。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其中許多作品實屬庸俗，算不上佳作。盡管許多創作者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但依舊有創新不足的缺點。但相信隨著時代的發展與創作者的不懈努力，通俗小說定能呈現流光溢彩的局面。

【論文關鍵詞】通俗小說抗戰時期市場理論建設

【論文摘要】抗戰時期，中國通俗小說勃興的原因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通俗小說自身的發展需要，二是戰爭的催化作用，三是市場的需要，四是理論建設的推動作用。

中國近現代通俗小說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其文學史地位也已經得到了很多專家學者的肯定。而要研究這類文學類型，則不能不對其發展繁榮的原因進行研究剖析。抗戰時期，現代文學格局和趨向發生的轉變最為顯著，通俗小說在此期間不斷繁榮并走向成熟，因此本文主要探討抗戰時期通俗小說勃興的原因。

一、通俗小說自身發展需要

(一)小說一直在中國文壇內處于邊緣的地位，它走向中心位置得益于梁啟超倡導的“小說界革命”。19世紀末，梁啟超在日本發現了政治小說，于是發表了《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提出“欲新一國民”必“先新一國之小說”。這種倡導促使中國傳統文學觀念發生了轉變，小說的社會作用和文學地位得到了文人的重視，以夏曾佑、狄葆賢、吳趼人、徐念慈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視小說為啟蒙的工具，開始從事小說的創作。

西方文藝思想對中國傳統文學和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使我國近現代通俗小說具有了社會性。西方的文學思潮、文學思想如民主、平等、科學、自由、人性等傳人了中國，新小說開始注意表現這些精神對中國民眾的影響；小說創作也開始改變傳統的情節結構模式和敘事方法，借鑒了西方的手法，如截取生活橫斷面來表現生活、注重人物的性格刻畫和心理描寫、景物描寫、采用第一人稱敘事角度、采用倒敘手法等等。

一、明代文學思想發展的脈絡

(一)從明道到寫心明朝初年，程朱理學受到統治者的喜愛，因而這種儒家文化占據了文學的統治地位。因而文學界中就出現了將所有的政治制度、道德和政績都寫于文的現象，使這些歷史的東西在華麗的辭藻下更加熠熠生輝。明朝初年嚴禁戲曲，但是卻不反對神仙道扮和宣揚君臣、父子之類的戲，朱元璋還曾經把高明的戲曲《琵琶行》與《四書》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來談論。明代的朱權還曾經把內容為提倡儒家文化的戲劇歸入正統文學，而把雜劇歸位“行家生活”。在理學發展的同時，新的文學思想也在醞釀。李夢陽反復強調:“天下有殊理之事，無非情之音。乃其為音也，則發之情而生之心者也。”他認為之所以會抒發情感是因為心在感受在體會，因而曾經得出過真詩乃在民間的結論。明代文學家徐禎卿曾經說過一切情感的流露無非是眼看到了事物，然后心有所體會而表達出來的。當然這里他們所說的情感是符合道德的情感，是惆悵離思和追憶往昔的情感。理學派代表唐順就說過;“天機盡是圓活，性地盡是灑落，顧人情樂率而惡拘束，然人知安恣睢者之為率易矣，而不知見天機者之尤為率易也…”在他看來只有感情從胸中流出來，才可以開口講出來這樣的感情是感情的“本色”，才是上乘的文字，人的心本沒有善惡和優劣之分，感情都是對環境的一種客觀反應。因而唐派的主張就是在寫文章的時候直抒胸臆、縱心自然。徐渭主張詩文應該寫其胸膈，因而他的詩文都是作者真實感情的抒發，他將一切人世間的感情不加修飾地表達出來，如將士出塞、寡婦之哭、得子之喜。(二)從雅言到邇言李贄對通俗文學有著極強的愛好，他認為善的東西就是真實的存在。因而，他在《童心說》中極力提倡恢復人最本質的東西，這樣創作出來的文章才是最善的文章。他還反復強調真正的童心往往都是邇言，優雅的語言不是人最本質的想法無非是為了迎合某種需要而加以修飾的語言，真正的語言是民間的日常生活用語，如好貨、好色、勤勞、進取、多積財寶、多買田宅為子孫計等，聽起來淺顯易懂卻是百姓最真實的意思表達，最真實的才是善言、最好的表達方式，何必為了迎合某種韻律和政治而刻意扭曲心中的意思。他的提倡迎合了當時的市民文化，成為流行一時的潮流，在明朝的后期學習邇言的人不計其數，無論男女老少都在學習邇言。邇言逐漸在文學上發展為通俗文學，這其中比較有影響的就是通俗演義，它將歷史故事用一些通俗的語言表達出來使平常百姓可以讀懂，因而備受歡迎。欣欣子認為通俗小說與文言小說相比在民間比較受歡迎，因為它描寫的市井之談和閨房密語等，即使孩童也可以聽懂，因而許多市井人士非常認可這種文學方式。還有的文學家指出，通俗小說描寫的許多歷史人物和故事情節大都與文雅的歷史不相符合，它虛化了一些人物形象，但是在虛化的同時往往蘊涵了真理，給人們一種不一樣的感受。湯顯祖在談論通俗小說時說寧今寧俗，都是因為今而俗這也是最真實的。(三)從性情到性靈明代文學講究兩個要素:真和情。將這兩者結合起來就是性靈，公安派首先打出性靈的旗號。性靈派所指的性靈就是“發人所不能發、從真性流出，不涉安排”，這種出發點最后無非就是走向本色自然。因為在明代初期所談的情感基本都是符合教與德的需要，不能有傷大雅等，長期壓抑著人們思想的流露。后期的文學家將正統文學同日常生活聯系起來，將各種欲望都歸為文學要表達的范圍，從而就將情的意義擴大了。沿著這個思路發展，情欲觀就出現了，所以就出現了柳夢梅、杜麗娘這樣的人物。這充分反映了作者的思想與當時社會思想的對抗。明代東林黨派正統文化，但是這種風氣已經發展壯大，對世俗生活的情欲的描寫已經成為一種不可阻擋的趨勢。因而導致明朝后期的文學創作即使是滿懷亡國之痛，在文學方面也會流露出一定的感情因素。

二、明代后期文學思想的走向及特點分析

(一)詩歌的世俗化走向及分析嘉靖初年，一大批的文學家都開始向民間的歌謠學習，在創作中也有意表象世俗化的一面。正德初年到嘉靖初年社會上流傳《山坡羊》與《鎖南枝》，李開河給這兩篇著作以十分的肯定。他強調能夠將市井之俗引用到詩歌中來實在是一種新意。因為這樣可以把詩寫得很淡、把文字寫得很平，很容易讓大部分百姓明白。還有一位提倡通俗文學的文學家就是徐渭，“真”是他一切創作的出發點，他主張做人貴在真，詩、書、畫貴在真情的表露，雖然他的性格比較怪在當時遭到很多非議，但是他主張的真情是不可否認的。唐朝曾經流傳下來一幅畫，由于時間比較長，圖基本上失傳。但是徐渭說自己雖然能力有限但是可以畫出其中的奧妙，并且為每幅畫題詩一首。這些詩句有“高高山上鷂兒飛，山下都是刺棠梨。只顧鷂飛不顧腳，踏著棠梨才得知。”“偷放風鳶不在家，先生差伴沒尋拿。有人指點春郊外，雪下紅衫便是他。”從這些詩句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深受當時民謠的影響，這些詩淺顯易懂，通俗化在這里顯示得淋漓盡致。詩歌創作向民間接近的提倡者是華善述，他出生在嘉靖年間，活動在萬歷年間，終生布衣，始終不仕。他生活的態度是:下明守雌，漆園貴達生。他認為儒家的禮有種約束人本性發揮的弊端，他雖然向往真但是不像有些文學家那樣主張縱欲，他追求的真是平淡自然的真，是那種“十年臥茅茨，轉識鄉土風。”的真。他著述了很多題材的詩將其命名為《雜詩》，共有一千多首，主要包括詠詩、郊游、村居和婦女題材的詩。他的這些詩通俗易懂，但有些是想象出來的而不是真正感情的抒發。他未到過長安而寫長安，未到過邊塞而寫邊塞，表明寫詩已經成為一種生活方式，雖然不太符合“真”這個標準，但是他語言中的淺俗卻是無人能及的。例如，寫戀情的有的“朝出撥新蒲，暮作雙履成。贈歡來時著，免使龍吠聲。”寫相思的有“蜻蚓蠟下鳴，寒近儂自驚。歡若無衣著，冷盡舊時情。”(二)小說的世俗化走向及分析明代文學通俗化的另一個表現就是小說，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小說就是《金瓶梅》，這部小說是以市井為題材的，描寫了一個破落戶如何通過官商勾結來把自己的勢力伸向各個層面。這部小說是當時市鎮生活的反映，雖然一些市井之談不堪入耳，但是卻是當時社會生活的反映。有專家指出《金瓶梅》的成功之處在于寫官商勾結揭示社會陰暗的一面，失敗之處在于過多地寫肉欲。《金瓶梅》之所以能夠被稱為市井小說的代表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其結局使那些縱欲、無惡不作的壞人得到了應有的懲罰。這種結局透露出當時的百姓對社會上這種縱欲風氣的不滿，也是作者對這種社會現象的有力抨擊。《金瓶梅》中有“三言”“二拍”，也反映著文學思想觀念世俗化的傾向。明代文學的發展脈絡是從明道到寫心，語言上從雅言到邇言，情感的表達上注重性靈。在性情到性靈的過度中，世俗文學得到了發展。世俗文學思想更接近社會大眾、接近民歌，求真求本性。

作者：呂海波單位：黃岡師范學院文學院

【內容提要】明清小說與民間秘密宗教及幫會之間存在互動關系。民間秘密宗教及幫會對明清小說的創作思想和藝術風格都產生了深刻影響，如明清小說中的女性崇拜觀念、三教合一思想、巫術結構方式等。反之，明清通俗小說也同樣影響了民間秘密宗教及幫會的社會理想、人際關系、組織形式、軍事斗爭和寶卷創作等。

【摘要題】元明清文學

【關鍵詞】秘密宗教/明清小說/影響

【正文】

明清時期，民間秘密宗教和幫會發展迅猛，教派林立，難以統計。民間宗教被稱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小傳統”，是信仰主義世界的重要領域，影響著底層民眾的思維方式、生活習慣等。它的勢力有時甚至凌駕于正統宗教之上。由于古代通俗小說與民間宗教處在同一文化層面，因此，它不可能不受到民間宗教的浸潤；反之，秘密教派和幫會又從通俗文學中吸取思想、組織及軍事斗爭等方面的經驗。因此，關于這一課題的研究是不可替代和無法回避的。然而，這個關系到中國歷史演變、文化變遷和社會小傳統特征的重要問題，卻很少引起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文學史家的關注。尤其是民間秘密宗教與中國古代小說的研究，目前只有為數不多的幾篇論文，尚有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一、民間秘密宗教對明清通俗小說的影響

一、大連通俗文學觀念及其側重點的嬗變

早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遼寧開始涌現出一些專門性的文學社團和文學期刊，大連出現了中華青年會，創辦了《新文化》(后改為《青年翼》)提倡新文學，宣傳新思想，提高了小說的地位，通俗小說逐步興起。“偽滿”時期，受殖民地文化的影響，大連地區通俗文藝活動相對活躍。1943年趙恂九《小說作法之研究》，最初連載在大連《泰東日報》上，由大連的啟東書社印刷出版。該著作指出通俗文學與純文學的不同之處是“將讀者置于自己的念頭上，使讀者愿意讀盡可能、使讀者能夠感動”，強調了小說的通俗性，吸引人們去正視通俗文學這個重要的文學現象。1945年東北光復，通俗小說在政治規范和經濟衰敗的雙重打擊下，逐漸走向衰落。政治性成為唯一創作標準，具有商業性、娛樂性和模式化特點的通俗小說逐漸失去了存在的價值。新時期大連文藝創作十分旺盛，創作數量質量上都有了歷史性突破，涌現了一大批在國內外有影響的作家作品。小說、兒童文學、散文、報告文學、雜文、現代詩歌等新作屢獲大獎。董志正的概括頗有見地:“大連形成了以小說作家為骨干，以詩人、散文家、兒童文學作家、報告文學作家及評論家為羽翼的大連作家群。”到了80年代中后期，純文學創作逐漸走向低谷，商品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群眾審美愉悅的要求為通俗文學提供了市場。90年代后，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確立，全球經濟一體化，大眾文化的影響日益明顯，通俗文學創作則呈現出濃郁的世俗化、生活化、娛樂化的色彩。關于通俗文學的研究也日益成為一個值得重視的城市文化現象。隨著“”結束，大連的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工作者掙脫束縛，竭力促使大連文學創作大眾化。80年代以來，大連文藝批評家隊伍主要由三方面人員構成:其一，一批在文化藝術單位從事文藝創作和研究的作家、學者，如司達、楊先華、宋延平、王曉峰、高云、田耒等，他們對文學有著日趨自覺、成熟的藝術追求，對文學發展的趨勢有前瞻性;其二，諸高校教師，他們往往并不直接評議大連文藝，但他們多對某個作家或某類作家作品有清晰獨到的深度把握，能幫助作家厘清創作中的思想困惑;其三，部分專業作家報社以及社會業余作者，他們對新的文學現象有敏銳的感受力。總的來說，大連文藝批評隊伍顯現出“大視野、厚積淀、專領域”的特色。此間還出版了一些較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評論集，董志正主編《這是一方沃土———大連新時期文藝評論集》、宋延平《文化尋夢》、王曉峰《大連文化散論》、李振遠《大連文化解讀》等，作為大連文藝事業新時期以來的奠基性成果，對大連文藝創作有直接的鞭策、催奮作用。

二、大連通俗文學研究的基本態勢

(一)小說創作研究

70年代末期大連作家達理夫婦短篇小說《失去了的愛情》，關注知識分子的生活、內心、情感和命運，曾在遼寧省內外引起過討論。他1982年在《人民文學》發表短篇小說《賣海蠣子的女人》刻畫一位賣海蠣子的農村大嫂形象，極具通俗性。繼而達理《路障》《除夕夜》、宋學武《敬禮，媽媽》、龐澤云《夫妻粉》等在國內文壇引起較大反響。而后鄧剛發表了《八級工匠》《劉關張》《陣痛》《迷人的海》《瘦龍島》《龍兵過》《白海參》《山狼海賊》《沉重的簽字》等，引起轟動。《陣痛》獲1983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迷人的海》題材獨特、引起了文壇極大興趣，獲1982—1983年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1984年，程德培較早提出鄧剛小說兩個世界問題，認為其特色是“鐵味”和“海味”，即工業題材和海洋題材。1993年著名學者、遼寧師范大學葉紀彬教授在此基礎上生發增加了“心理場景世界”，即表現人的生命力的世界。鄧剛曾把《迷人的海》成功歸因“新鮮的題材”，小說用寓言式的敘述方式，講述了老小兩代海碰子從排斥到比肩投入大海共同尋找“迷人的希望”，折射出人們希望通過勞動改造社會改善生活的自強不息精神，帶有鮮明的通俗文學因子。孫惠芬為代表的鄉土小說家以敏銳的文化悟性和質樸的鄉村體驗深刻表現新時期農民生活和心路歷程，系列小說《上塘書》《歇馬山莊》《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傷痛城市》等展示鄉村驟變伴隨而來的“城市的傷痛”，呈現著鄉土社會與現代商業社會、消費時代的密切聯系［7］。《傷痛城市》中作為作家的“我”，從莊河來到了時尚之都大連。鄉村和城市的落差，讓“我”和鄉村人的人生理念顛覆了。《傷痛城市》中她發出感嘆:“這座城市里，一部分人永遠滯留在城市之外，那就是我們!因為職業，因為經濟狀況，因為傳統人格，我們永遠無法領略夜的內在氣質和風韻，……”孫惠芬小說有強烈的家族意識，張祖立認為主要體現在“強烈而焦灼的進城心理、家族本位意識和倚重精神取向”三個方面。其小說成功之處在于用最通俗的文字寫最本土的生活，引起讀者自娛、自賞與自我渲泄情感體驗，成為快節奏的現代商業化生活的潤滑劑，具有鮮明的通俗文學特色。90年代以來，青年作家津子圍、陳昌平、張魯鐳、侯德云等人的都市小說也逐漸走進人們的視野。津子圍的小說因通俗的現實生活，獨特的視角，變幻的敘事，悲憫的情懷和厚重的歷史責任感，常常帶給讀者強烈的審美震撼。王曉峰評:“津子圍的小說非常注重故事性”“涌動著一種對人的存在、人的精神的種種駭人聽聞的狀態的思考和表現”。深刻的生活體驗和可信的記憶，使他能描摹出風云變幻社會中的人生百相。《殘局》《殘商》《殘緣》《愛的河流》《相遇某年》《老鐵道》《我的朋友老胡》《馬凱的鑰匙》等，孟繁華指出認為這些小說的“類型化”，“處于精英化和大眾化寫作之間”。張魯鐳《幸福王阿牛》《我想和你一起玩》《小日子》《橘子豆腐》《小青》等，把自己對“小日子”的感悟植入小說，關注小人物的物質欲望和情感追求。津子圍揭示:“她的作品中的人物幾乎全是‘小人物’，寫出了‘小人物’的體溫、氣味、質地與纖維，這一點尤為難能可貴。”王曉峰評價:“小說極為生活化，甚至口語化，極為平易的語言，像是從生活里打撈出來，冒著生活的熱氣，鮮活而生動。”宋巍認為張魯鐳小說“真誠而俗氣”，“尋找平凡人的俗氣之美。”新世紀頭十年，陳昌平《漢奸》《英雄》《小流氓》《大閘蟹》《國家機密》等通過人物命運大起大落來實現故事的傳奇性可讀性。王曉峰說:“陳昌平小說更看重的是一個‘好的故事’，更看重敘述的藝術，因此，也就更接近小說的本體藝術，以此來完成人性的書寫，來完成歷史的敘事，并在其中隱含著一個作家對歷史、生活與人類精神世界的憂慮和思考。”津子圍、陳昌平、張魯鐳作品寫的“好的故事”“小日子”“小人物”，實質上共同點乃是小說題材的平民性和傳奇性，體現了新時期大連作家對小說題材選取、通俗性敘事、傳奇性強調和娛樂性追求的重視和自覺追求。

(二)兒童文學創作研究

由美國基督教長老會于1860年至1931年間在上海開設的美華書館(TheAmericanPresbyteri-anMissionPress)是近代上海最重要的印刷、出版機構之一。其刊行的幾十種關于自然科學的中文書籍，在晚清“西學東漸”進程中對中國社會產生的影響已為學界所認可。［1］同時，書館還出版了大量中國主題的英文著述。這些出版物使美華書館成為繼英國倫敦會的墨海書館之后又一個中西文化交流的橋頭堡。

一、美華書館的沿革及其英文出版物概況

1844年2月23日，美國長老會傳教士在澳門設立“澳門美國長老會印刷所華英校書房”(MacaoPresbyterianMissionPress)，次年7月遷往寧波，9月1日開業，改稱“華花圣經書房”(TheChineseandAmericanHolyClassicBookEstablish-ment)。1860年，時任書房負責人的姜別利(W．Gamble，1858－1869在任)“認識到上海作為商業中心和福音派新教會活動中心而具有重要地位”，“本能地期望事半功倍地在中國的心臟播種福音”。［2］(P177)再由于上海之于寧波還擁有購買印刷所需原材料以及向各地寄發書籍和小冊子的便利，便在年底將書房遷入上海，易名美華書館。①隨后，由于美華書館在印刷技術上應用了姜別利的兩項杰出發明———用電鍍法制造漢字字模及元寶式排字架，大大提高了印刷質量和效率，迅速發展成為當時上海規模最大、最先進的活字排版、機械化印刷的印刷機構，并取代了墨海書館成為基督教在中國最主要的出版印刷機構，在上海出版界長期居于壟斷地位。除中文出版物外，據筆者統計，美華書館曾出版了407種英文書籍(包括修訂本和重印本)，②其中與中國相關者達390種之多。這390種書籍，大致可分為4類:1.宗教及教務類，有113種，包括中英文對照的《圣經》、教會所屬機構的報告、傳教情況的統計及傳教士的傳記等，如偉烈亞力的《在華新教傳教士:著作與生平》(A．Wy-lie，MemorialsofProtestantMissionariestotheChi-nese:givingalistoftheirpublications，andobituarynoticesofthedeceased，1867)。2.語言類，有161種，包括漢語教材和各種詞典，不僅有官話，還涉及眾多方言，如艾約瑟的《上海話語法》(J．Ed-kins，AGrammaroftheShanghaiDialect，1868)、狄考文的《官話類編》(C．W．Mateer，ACourseofMandarinLessons，BasedonIdiom，1892)。3.文化類，有101種，基本是西方人對中國典籍的翻譯和對中國歷史、哲學、思想、文學、藝術等的研究著作，如麥克開拉啟的《易經》(T．McClatchie，ATranslationoftheConfucianYihKingorthe“ClassicofChange，”1876)、麥嘉溫的《中國史》(J．Macgowan，AHistoryofChinafromtheEarliestDaysDowntothePresent，1897)。4.雜類，有15種，主要是一些售書書目、政治文件的譯文等。圖1反映了美華書館出版的與中國相關的西文書籍的內容構成比例:此外，美華書館還為各宣教會、教育機構或其他組織出版了不下10種英文刊物，最著名者當屬《教務雜志》(TheChineseRecorderandMissionaryJournal)。從這些英文出版物可以看出，美華書館在大量引進西方文化的同時，亦從事著把中國文化向西方輸出的事業。而其中涉及中國文學的著述與其他在華刊行的英文出版物相比，從編撰體例到論述視角尤具特色，具體體現在漢語讀本的編撰、辭典中的中國文學條目以及新教傳教士對中國小說的評價上。

二、漢語讀本的編撰

在中西跨文化交流中，語言問題首當其沖。西人對漢語的熱情于明清之際和晚清形成兩次高潮，［3］并編撰了許多漢語詞典和讀本。前一階段以早期耶穌會士為代表，多注重書面文言。19世紀以來，出于外交和通商需要，歐洲各國和美國的漢語教學和研究對象也從書面文言逐步轉向口語白話。入選漢語讀本的范文也逐漸以小說戲曲為主。這時的漢語讀本可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雙語對照本，不僅有翻譯，還用當時通行的白話對中文原文進行改寫。這類讀本以英國外交官禧在明(W．C．Hillier)所編的《華英文義津逮》第二卷(TheChineseLanguage:howtolearnit，1914)為代表。在這冊讀本中，禧在明將《聊齋志異》中《種梨》、《促織》、《罵鴨》等12篇小說改寫為北方口語。為了讓漢語初學者能更好地理解文義，亦將原來小說中的“異史氏曰”全部刪去，然后根據故事情節用更為生動的口語大幅擴充容量，如增加心理描寫、對話描寫、細節描繪等。此外，禧在明還時時模仿說書人的口吻，對故事中的人和事進行評論。通過各種語言手段的運用，使這幾則故事的整體風格由書面文言變成了自然流暢的白話，增加了可讀性和趣味性。③第二種類型是英文注釋本，其正文是中文原文，沒有經過改寫或僅刪除了一些枝蔓情節，也沒有英文譯文，編者的工作是對文中的難字難詞在注釋中給出英譯并解釋。美華書館出版的兩種漢語讀本《好逑傳》(HaoCh’iuChuan，FortunateU-nion，1904)與《第一才子三國志演義第四十三回》(The43rdChapteroftheThreeKingdomNovel“TheLogomachy”，1905)即屬于此種類型。《好逑傳》的編者英國內地會傳教士鮑康寧(F．W．Baller)在該書修訂版的序言中對其編撰目的解釋道:吾也細覽華文之《好逑傳》，撮其中之精要者，而輯為一書，無他志也，欲待后日之來中國者，學習華文，得以由階而升，不至望而卻步矣。雖然，猶恐字樣所限，令人難明，故于此書中，兼寫華英之文字，如畫人著眉，畫龍點睛，以示后人之閱此書者，一目而了然，心領而神會。《第一才子三國志演義第四十三回》的編撰目的與《好逑傳》相似，是“為了給剛學習漢字不久的人提供一個簡單的課本”。該讀本有《三國志演義》的總體介紹、三國時期的歷史概況、本回的大致情節，并附中國歷史朝代表、東漢末年皇帝表、人物索引、單字表和漢字部首表。每頁內容分上下兩部分，上部為中文原文，有句讀;下部為英文注釋，解釋文中字詞的語法特征與意義。茲以本回第一句話為例:卻1說魯肅2孔明辭了3玄德4劉琦5登舟望6柴桑郡7來8。編撰者對這一句文字的注釋為:1.“卻說”，表示敘述再次開始，“現在我們繼續講……”2.“魯肅孔明”，并列的人名，和下兩條一樣，中文里這種情況無需系動詞，但在翻譯中必須加上。3.“了”跟在“辭”后表示動詞的完成時態。4.“玄德”，見“人物索引”第6條。5.“劉琦”，見“人物索引”第5條。6.“望”，面朝……7.“柴桑郡”，吳國城市，孫權的總部。8.“來”，敘述者在孫權一邊。有了如此“大量的充分的”注釋，即使沒有譯文，也能“指導初學者閱讀最困難的部分”。④就以上兩種形式的漢語讀本來看，雖然針對的讀者是西方人，但漢語部分仍然用的是傳統的句讀，并沒有參照英文而使用新式標點。這固然與當時中國尚未推行新式標點有關，他們并不需要這種新形式的文本，否則，這些漢語讀本的意義將不止于此。中國古典白話小說新式標點本的產生，仍然要等到1920年汪原放編輯的“亞東本”《水滸傳》的出版。

三、辭典中的中國文學條目

由美國基督教長老會于1860年至1931年間在上海開設的美華書館(TheAmericanPresbyteri-anMissionPress)是近代上海最重要的印刷、出版機構之一。其刊行的幾十種關于自然科學的中文書籍，在晚清“西學東漸”進程中對中國社會產生的影響已為學界所認可。［1］同時，書館還出版了大量中國主題的英文著述。這些出版物使美華書館成為繼英國倫敦會的墨海書館之后又一個中西文化交流的橋頭堡。

一、美華書館的沿革及其英文出版物概況

1844年2月23日，美國長老會傳教士在澳門設立“澳門美國長老會印刷所華英校書房”(MacaoPresbyterianMissionPress)，次年7月遷往寧波，9月1日開業，改稱“華花圣經書房”(TheChineseandAmericanHolyClassicBookEstablish-ment)。1860年，時任書房負責人的姜別利(W．Gamble，1858－1869在任)“認識到上海作為商業中心和福音派新教會活動中心而具有重要地位”，“本能地期望事半功倍地在中國的心臟播種福音”。［2］(P177)再由于上海之于寧波還擁有購買印刷所需原材料以及向各地寄發書籍和小冊子的便利，便在年底將書房遷入上海，易名美華書館。①隨后，由于美華書館在印刷技術上應用了姜別利的兩項杰出發明———用電鍍法制造漢字字模及元寶式排字架，大大提高了印刷質量和效率，迅速發展成為當時上海規模最大、最先進的活字排版、機械化印刷的印刷機構，并取代了墨海書館成為基督教在中國最主要的出版印刷機構，在上海出版界長期居于壟斷地位。除中文出版物外，據筆者統計，美華書館曾出版了407種英文書籍(包括修訂本和重印本)，②其中與中國相關者達390種之多。這390種書籍，大致可分為4類:1.宗教及教務類，有113種，包括中英文對照的《圣經》、教會所屬機構的報告、傳教情況的統計及傳教士的傳記等，如偉烈亞力的《在華新教傳教士:著作與生平》(A．Wy-lie，MemorialsofProtestantMissionariestotheChi-nese:givingalistoftheirpublications，andobituarynoticesofthedeceased，1867)。2.語言類，有161種，包括漢語教材和各種詞典，不僅有官話，還涉及眾多方言，如艾約瑟的《上海話語法》(J．Ed-kins，AGrammaroftheShanghaiDialect，1868)、狄考文的《官話類編》(C．W．Mateer，ACourseofMandarinLessons，BasedonIdiom，1892)。3.文化類，有101種，基本是西方人對中國典籍的翻譯和對中國歷史、哲學、思想、文學、藝術等的研究著作，如麥克開拉啟的《易經》(T．McClatchie，ATranslationoftheConfucianYihKingorthe“ClassicofChange，”1876)、麥嘉溫的《中國史》(J．Macgowan，AHistoryofChinafromtheEarliestDaysDowntothePresent，1897)。4.雜類，有15種，主要是一些售書書目、政治文件的譯文等。圖1反映了美華書館出版的與中國相關的西文書籍的內容構成比例:此外，美華書館還為各宣教會、教育機構或其他組織出版了不下10種英文刊物，最著名者當屬《教務雜志》(TheChineseRecorderandMissionaryJournal)。從這些英文出版物可以看出，美華書館在大量引進西方文化的同時，亦從事著把中國文化向西方輸出的事業。而其中涉及中國文學的著述與其他在華刊行的英文出版物相比，從編撰體例到論述視角尤具特色，具體體現在漢語讀本的編撰、辭典中的中國文學條目以及新教傳教士對中國小說的評價上。

二、漢語讀本的編撰

在中西跨文化交流中，語言問題首當其沖。西人對漢語的熱情于明清之際和晚清形成兩次高潮，［3］并編撰了許多漢語詞典和讀本。前一階段以早期耶穌會士為代表，多注重書面文言。19世紀以來，出于外交和通商需要，歐洲各國和美國的漢語教學和研究對象也從書面文言逐步轉向口語白話。入選漢語讀本的范文也逐漸以小說戲曲為主。這時的漢語讀本可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雙語對照本，不僅有翻譯，還用當時通行的白話對中文原文進行改寫。這類讀本以英國外交官禧在明(W．C．Hillier)所編的《華英文義津逮》第二卷(TheChineseLanguage:howtolearnit，1914)為代表。在這冊讀本中，禧在明將《聊齋志異》中《種梨》、《促織》、《罵鴨》等12篇小說改寫為北方口語。為了讓漢語初學者能更好地理解文義，亦將原來小說中的“異史氏曰”全部刪去，然后根據故事情節用更為生動的口語大幅擴充容量，如增加心理描寫、對話描寫、細節描繪等。此外，禧在明還時時模仿說書人的口吻，對故事中的人和事進行評論。通過各種語言手段的運用，使這幾則故事的整體風格由書面文言變成了自然流暢的白話，增加了可讀性和趣味性。③第二種類型是英文注釋本，其正文是中文原文，沒有經過改寫或僅刪除了一些枝蔓情節，也沒有英文譯文，編者的工作是對文中的難字難詞在注釋中給出英譯并解釋。美華書館出版的兩種漢語讀本《好逑傳》(HaoCh’iuChuan，FortunateU-nion，1904)與《第一才子三國志演義第四十三回》(The43rdChapteroftheThreeKingdomNovel“TheLogomachy”，1905)即屬于此種類型。《好逑傳》的編者英國內地會傳教士鮑康寧(F．W．Baller)在該書修訂版的序言中對其編撰目的解釋道:吾也細覽華文之《好逑傳》，撮其中之精要者，而輯為一書，無他志也，欲待后日之來中國者，學習華文，得以由階而升，不至望而卻步矣。雖然，猶恐字樣所限，令人難明，故于此書中，兼寫華英之文字，如畫人著眉，畫龍點睛，以示后人之閱此書者，一目而了然，心領而神會。《第一才子三國志演義第四十三回》的編撰目的與《好逑傳》相似，是“為了給剛學習漢字不久的人提供一個簡單的課本”。該讀本有《三國志演義》的總體介紹、三國時期的歷史概況、本回的大致情節，并附中國歷史朝代表、東漢末年皇帝表、人物索引、單字表和漢字部首表。每頁內容分上下兩部分，上部為中文原文，有句讀;下部為英文注釋，解釋文中字詞的語法特征與意義。茲以本回第一句話為例:卻1說魯肅2孔明辭了3玄德4劉琦5登舟望6柴桑郡7來8。編撰者對這一句文字的注釋為:1.“卻說”，表示敘述再次開始，“現在我們繼續講……”2.“魯肅孔明”，并列的人名，和下兩條一樣，中文里這種情況無需系動詞，但在翻譯中必須加上。3.“了”跟在“辭”后表示動詞的完成時態。4.“玄德”，見“人物索引”第6條。5.“劉琦”，見“人物索引”第5條。6.“望”，面朝……7.“柴桑郡”，吳國城市，孫權的總部。8.“來”，敘述者在孫權一邊。有了如此“大量的充分的”注釋，即使沒有譯文，也能“指導初學者閱讀最困難的部分”。④就以上兩種形式的漢語讀本來看，雖然針對的讀者是西方人，但漢語部分仍然用的是傳統的句讀，并沒有參照英文而使用新式標點。這固然與當時中國尚未推行新式標點有關，他們并不需要這種新形式的文本，否則，這些漢語讀本的意義將不止于此。中國古典白話小說新式標點本的產生，仍然要等到1920年汪原放編輯的“亞東本”《水滸傳》的出版。

三、辭典中的中國文學條目

當代英語少兒文學的發展格局基本形成英、美、加三足鼎立的局面。而較前兩國相比，加拿大英語少兒文學的發展相對遜色，這種現象同加拿大少兒文學出版社的發展密切相關。1970年以前，加拿大專門出版少兒圖書的出版社很少見，一些出版少兒文學的出版社大多規模較小，經濟實力薄弱，主要依賴政府對出版的資助，很少贏利。因此，少兒文學出版業的發展在加拿大可謂舉步維艱，很難形成較大的產業。此外，在少兒文學出版書目的選擇上，范圍十分局限。一些完全歸屬于加拿大的出版社，如梅克勒蘭&斯圖亞特出版社（McLelland&Stewart），審查標準十分嚴格，幾乎不接受加拿大以外的書稿。在那個創作貧乏的年代，這不僅抑制了小讀者的閱讀興趣，也割斷了加拿大少兒文學與外界的學習交流，阻礙了本土少兒文學的發展。雖然一些較大的半獨立的出版社，如蘭登書屋（RandomHouse），因為受美國資助，在出版方面享有較大的自由度，但終究是杯水車薪。1970年以后加拿大英語少兒文學發展相對滯后的現象得到了改觀。導致這種變化的因素很多。其一，日益增長的民族意識促使作家更多地創作，由此帶動了出版業的發展；其二，各種少兒文學獎項的設立和加拿大文化委員會對少兒圖書出版的資助既鼓勵了作家的創作，也推動了出版社對少兒文學作品的出版；其三，一些少兒文學刊物的創建，如《貓頭鷹》（Owl），也對加拿大英語少兒文學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其四，教育工作者們加大了在學校中鼓勵學生閱讀少兒圖書的力度，孩子們對少兒圖書的需求也推進了少兒文學的創作與出版。縱觀當代加拿大英語少兒圖書市場，各種門類體裁的小說一應俱全，不論是少兒小說還是少兒詩歌及圖畫書，都取得了顯著成就。就小說而言，重印數量較多、比較熱銷的作品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

一、動物小說。動物小說是以動物為主人公的故事，故事中的主要形象是各種被人格化，同時又具有動物本身特點的動物。動物故事也有不同類型：有的是通過動物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來表現某些社會現象，反映人之間的關系。有的是動物寓言，即在動物故事中，包含哲理或訓戒的意義。還有一類是通過生動有趣的情節講述某種動物的生活和故事，達到愉悅讀者的目的或傳達關于動物習性的知識。動物小說據稱是最早的獨具加拿大特色的類型。19世紀末20世紀初，兩位作家——西頓（Seton）和羅伯茨爵士（SirRoberts）——確立了加拿大動物小說的形式。西頓的名作《我所熟悉的野生動物》（WildAnimalsIHaveKnown,1898），羅伯茨1905年出版的《紅狐》（RedFox）均致力于展現在“物競天擇”的叢林世界中動物強者的生存狀態。一經問世，便引起轟動，獲得了眾多青少年讀者的喜愛，而作品的暢銷自然也吸引了更多嗅覺敏感的出版商們關注這一特殊題材。在他們的推動鼓勵下，隨后在國內出現了一批動物小說作家，如弗萊德?伯茲沃斯（FredBodsworth）、謝拉?伯恩福特（SheilaBurnford）等，他們在延續前輩風格的同時，也在小說的形式上不斷地進行探索和創新。如以寵物為主人公，此類作品有謝拉?伯恩福特（SheilaBurnford）的《難以置信的旅行》（TheIncredibleJourney），這部1960年出版的作品以兩只狗、一只貓為主人公，描寫他們橫跨北安大略省長達400公里的艱苦跋涉。當代動物小說家們的努力使得動物小說傳統得到了發展和繼承，也鞏固了該題材在圖書市場上的競爭地位。

二、歷險小說。也稱“冒險故事”，它是以各種不同尋常的冒險事件為描寫的中心線索，主人公往往有不平凡的經歷、遭遇和挫折，情節緊張、沖突尖銳、場面驚險、內容離奇。少兒歷險小說的題材多為人與環境、人與自然的沖突，常以男孩子為主人公，描寫他們在同土著人交往中如何學會與人相處，在惡劣環境中學會生存，最終走向成熟。加拿大少兒歷險小說最早出現于19世紀，曾是維多利亞時代英語少兒文學的主要形式之一，旨在鼓吹大英帝國的美好，宣揚基督教，贊美人的勇氣。其真正流行是在20世紀初，一系列歷險小說的創作和問世帶來了此類小說發展的強勁勢頭。當代歷險小說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法爾利?莫威特（FarleyMowat）的《迷失在荒地》（LostintheBarrens)。該書突出了“人與自然”和“成長”的主題，于1956年出版當年獲加拿大總督獎，兩年后又獲加拿大圖書館協會年度最佳兒童作品獎。

三、歷史小說。歷史小說以歷史人物和事件為題材，反映一定歷史時期的生活面貌。這類作品所描寫的主要人物和事件都有歷史根據，但既然是小說，就容許適當的虛構。因此，它雖然可以給讀者提供一些歷史知識，但它的主要目的在于給讀者以啟示和教育。加拿大英語少兒歷史小說很少“神化”某個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作家們也并不企望青少年讀者通過閱讀他們的作品而熟知某個歷史階段或歷史事件。盡管如此，某些特定的歷史階段或事件，諸如戰爭、沖突等還是會受到作家們的青睞。如約翰?海耶斯（JohnHayes)以1812年戰爭為題材寫成的小說《約克的背叛》（TreasonatYork,1949)；簡?特拉斯（JanTruss)取材于西北反抗這一歷史事件的作品《一次小小的反叛》（AVerySmallRebellion,1977)；在《去加拿大的地下通道》（UndergroundtoCanada,1977)中，芭芭拉?斯馬克（BarbaraSmucker)描寫了從南方莊園逃向安大略的三個黑奴的危險旅程。此外，兩次世界大戰也成為作家們的靈感源泉。如珍?利托（JeanLittle)1977年出版的《聽其歌唱》（ListenfortheSinging)細致描述了“二戰”中一個德裔加拿大家庭中的緊張與不安。還有一些歷史小說以土著人的生活為內容。如凱文?梅杰（KevinMajor）的《血紅的赭石》（BloodRedOchre，1989）比較了當代土著人及其祖先的生活。有批評家認為，將加拿大歷史作為故事，而不是歷史事件來講述將繼續成為加拿大少兒歷史小說的特點。較強的可讀性使之擁有了較多的少兒讀者，它的暢銷也隨之有效地刺激了歷史小說的發行。

四、社會現實小說。這類作品以現實主義風格創作，包括家庭故事、學校故事和問題小說。作品側重如實地反映現實生活，客觀性較強。它提倡客觀、冷靜地觀察現實生活，按照生活的本來樣式精確地加以描寫，力求真實地再現生活。加拿大英語少兒現實主義小說的經典作品是蒙哥馬利（Montgomery）的《綠山墻安妮》（AnneofGreenGables)。社會現實小說從1970年開始迎來自己的蓬勃發展。這類作品主要以普通少年兒童的生活以及他們在生活中所面對的問題為題材。凱文?梅杰的《遠離海岸》（FarfromShore,1980)刻畫了紐芬蘭地區的一個男孩的困惑，他由于自身的原因與社會產生了沖突。土著作家比特麗斯?卡爾頓（BeatriceCulleton）則關注白人和印第安混血女孩的生活，如《尋找四月的雨樹》（InSearchofAprilRaintree,1983)。也有的作品著眼于孩子同父母的不和諧關系，如布萊恩?道爾（BryanDoyle)的《嗨，爸爸》（Hey,Dad，1978)。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類暴露社會和生活中諸多問題的小說沖破了種種樊籬，在經歷了家長強烈的質疑與反對后，茁壯成長起來，在加拿大少兒圖書市場上形成了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五、通俗小說。通俗小說以娛樂價值和消遣性為創作目的，注重的是故事情節，以情節取勝，因此它重視情節編排的曲折離奇和引人入勝，人物形象的傳奇性，而對于深層社會思想意義和審美價值的挖掘則不夠。而且，它不一定要求非常優美的語言，只要能清楚交代事情的前因后果和人物關系就可以，由于其情節和語言都不難懂，因此容易受到小讀者的歡迎。雖然有一定的市場，但較其他種類而言利潤頗少，因而得不到出版商們更多的關心和資助，以至通俗小說在加拿大英語少兒文學中發展比較緩慢。即便如此，當代作家中仍然不乏佼佼者。一位是艾瑞克?威爾森（EricWilson)，他擅長將社會問題置于加拿大背景之中，代表作《綠山墻偵探》（TheGreenGablesDetectives,1987)寫的是兩位小偵探湯姆和麗茲的故事。另一位是戈登?考曼（GordonKorman)，其小說以幽默著稱，如《跳進池里》（GoJumpinthePool，1979）。

【內容提要】鴛鴦蝴蝶派文學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影響深遠的文學流派，作為一種通俗文學，它的發展和繁榮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和文化氛圍。而且鴛鴦蝴蝶派隨時代潮流的發展而有所變化，其作品有其積極意義。它與新文藝的分歧，實質是文學觀念的分歧。在當前文化背景下，應對鴛鴦蝴蝶派文學進行全面而公允的評價。

【摘要題】思潮與流派

【關鍵詞】鴛鴦蝴蝶派/通俗文學/積極作用/文學觀念

【正文】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鴛鴦蝴蝶派(以下簡稱鴛蝴派)一直遭到新文藝的非難。“五四”以來，新文學陣營對其進行了長期的批判，茅盾把它歸為“金錢主義觀念的文學”、“純粹的封建思想的文藝”；鄭振鐸則稱該派作家為“文娼”、“文丐”；新文學陣線群起而攻之。然而，這一產生于20世紀初，始終以趣味主義為旨歸的文學流派，幾度勢危而又幾度中興，成了唯一橫跨近現代兩個時代，歷時最久而流派特征又一以貫之的文學現象。其作品之巨、讀者之眾、影響之大，令新文學也為之側目。可見鴛蝴派遠非一個簡單、片面的概念所能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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