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范文10篇

【正文】

［中圖分類號］A75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5801（2000）04-0024-09

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者。的理論與實踐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世界歷史的進程。是中華民族的杰出代表，空前的民族英雄。因此，對的評價，如鄧小平所說，“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一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很大的政治問題。”［1］我們只能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上，站在中國共產黨的立場上，研究與評價的理論與實踐。

我國理論界、學術界有關研究、思想的文章和著作不計其數。近十年來，研究者們研究的重點明顯移向建國以后的理論與實踐。因為這是研究中最為切近現實、最有意義的，當然也是最難的。本文主要是針對學術界爭論的熱點，闡述建國后研究中的若干問題。

一、客觀地、全面地評價建國后的功過

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雖然在‘’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于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為我們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他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決議對一生所作的評價是客觀的、公正的，經得起歷史的檢驗，是我們研究應遵循的原則之一。

一、依據:壓抑與創新

不是一個墨守成規的馬克思主義者，閱讀其原著，特別是他獨特詼諧的即席講演和信手拈來的卷頭眉批，其思想邏輯的真實脈絡就會立即凸現在讀者眼前。細查的著作，我們感覺他并沒有對“人民”和“群眾”這些其最常用的政治概念做出過嚴格的學理性定義，但在的政治詞典中，這些詞匯則總是能透露出一股“顛覆權威”和“拯救小人”的明顯信息。

20世紀50年代末，讀王勃《秋日楚州郝司餞崔使君序》一文時，信筆寫下了以下批語：“青年人比老年人強，貧人、賤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大部分發明創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們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勁的，也有發明創造。這種三七開的比例，為何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結論就是因為他們貧賤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較少，顧慮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說敢干”。[4](pp10-13)

類似這樣的思想不僅反映在他的卷頭眉批中，就是在許多公開的會議上他也直言不諱。1958年5月8日下午，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講“破除迷信”問題，鼓勵人們不要怕“教授”，不要怕“孔夫子”，不要怕“外國人”，甚至也不要怕“馬克思”。他興致昂然，旁征博引，一連舉出春秋的顏淵、秦國的甘羅、漢朝的劉邦、項羽、韓信、賈誼、三國的周瑜和孔明、晉朝的王弼和荀灌娘、南北朝的蘭陵王、唐末詩人李賀、唐太宗李世民、宋朝名將岳飛，以及釋迦牟尼、達爾文、馬克思、列寧、李政道、楊振寧、安眠藥的發明者、青霉素的發明者、全國人大代表郝建秀、西游記中的哪吒，等數十位古今、中外、歷史、神話和現代人物，用以證明“自古以來，發明家、創立新學派的人，開始的時候都是年輕人，學問比較少的，被別人看不起的，被壓迫的。”還特意以中國傳統“第一圣人”孔子和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舉例，認為：“孔夫子當初也沒有什么地位。他當過吹鼓手，幫人家喊禮，后來才教書。他雖然做過官，在魯國當過司法部長，但時間很短，魯國當時只有幾十萬人口，和我們現在的一個縣差不多，他那個司法部長相當于我們縣政府的司法部長。他還當過會計，做過管倉庫的小官。可是，他就學會了很多本領。……釋迦牟尼創立佛教的時候，也只有十幾歲、二十歲。他的民族在印度是一個被壓迫的民族。”[5](pp207-208)幾天以后的5月18日，就在同一個會議上，又在一份關于科學家、發明家小史的文件上批示：“請中央各工業交通部門各自收集材料，編印一本近三百年來世界各國（包括中國）科學家、技術發明家的通俗簡明小傳（小冊子）。看一看是否能夠證明：科學、技術發明大都出于被壓迫階級，即是說，出于那些社會地位較低、學問較少、條件較差、在開始時總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擊、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如果能夠有系統地證明這一點，那就將鼓舞很多小知識分子、很多工人和農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奮敢想、敢說、敢做的大無畏創造精神，……卞和獻璞，兩刖其足；‘函關月落聽雞度’，出于雞鳴狗盜之輩。自古已然，于今為烈。難道不是的嗎？”[5](p236)在同一時期他還多次說過，司馬遷不受辱刑寫不出《史記》，左丘明不被流放體驗不到生活，而曹雪芹家境不衰也就沒有《紅樓夢》了，等等。

勿庸贅言，的“話語”是獨特的。上述論點是人類社會發展歷程中極有意義的現象，在進化論、心理學、人類學和政治學角度上看，頗值得深入研究。而且也他的政治經歷存有關聯，元帥就曾說過：“是一個……受過污辱、冤枉和虐待的人……他被撤過職，受過黨內審查，被宣布為機會主義者，蒙受恥辱，被送往后方休養。沒有人去看望他，因為誰也不敢接近他。”[6]（p24）但這里我們所關注的問題則是，借此現象并不是要說明人類進化的一般軌跡，更不是為自己喊冤叫屈，而是借助歷史事例對“人”進行“身份”的區分，是在建立政治推論的基礎假設。換言之，的語義重心是在突出地強調“貧賤低微”與“生力旺盛”之間的內在聯系，自覺地把二者視為因果轉化的必然過程。在看來，凡是被壓抑的主體，必然內聚著天然的實現欲望，而壓抑別人的主體，又必然本能地產生墮性。二者之中，前者是活潑的,具有生命的活力，后者則是呆滯的，形成歷史的阻力；前者是弱小的，但卻孕育著生機，后者雖然實力雄厚，但卻意味著走向衰亡。這樣，辯證法所提示的命題沉淀在的觀念中，就形成了他的那句眾所周知的名言：“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5](p236)

筆者曾經一般地把上述論斷歸結為心理學意義上的“壓抑-創新”情結，認為這是“出身于普通農家的，不自覺地以自己個人經歷的發展格局為模式，以此建構他觀念中的理想主義大廈”。[7]（）現在看來，這樣的概括并未能完全體現出問題的要害。其實，在的政治思想體系中，“壓抑-創新”的基礎假設具有非常關鍵的意義，在此前提下，我們對他的“階級觀”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才能得到充分和真實的理解。在看來，在政治層面上，人類社會發展、前行的合理化途徑，似乎就是通過釋放壓抑去沖破墮性，作為一種內生的能量，它將必然地成為推動歷史前進和促進社會發展的動力源泉。這種政治心理能量可能轉化為一種強烈的政治倫理訴求，表現出鮮明的意識形態上的價值取向，這就是：“無產階級”之所以最有前途、最有資格在政治和歷史舞臺上擔當主角，關鍵的是由于他們“一無所有”。這種“一無所有”與其說表現在經濟收入方面的微薄，不如說更重要地體現為政治身份上的卑賤。二者相比，后者之中蘊藏著更為深厚的革命欲動和翻身渴望。簡而言之，處以“被人瞧不起”的人，才最富于創造性（革命性只是創造性的表現形式之一），因為“壓迫越深，反抗越烈”。與此相反，壓抑別人的權威擁有者，其強悍的外表所掩蓋著的恰恰是其虛弱的本質。正是在這種二元對立的認知過濾網的作用下，才產生了識別善-惡、正-邪、美-丑等政治評價結構的準則，由此才可推論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發展的動力”這一革命理論的規范性命題。

論文關鍵詞：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成果；分歧

論文摘要：我國學界對馬克思晚年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點：一是關于馬克思晚年思想的時間界定；二是關于研究馬克思晚年思想的文本依據；三是馬克思晚年手稿和書信的寫作緣由；四是馬克思晚年思想的主要內容及理論主旨；五是關于馬克思晚年思想的理論價值和歷史地位。在上述五個問題的研究上成果頗豐，但也存在分歧。

1972年，馬克思的《人類學筆記》由美國人類學家勞倫斯·克拉德編纂、整理、注釋，并寫有長篇緒論，在荷蘭出版，引發了國外學者的晚年馬克思研究熱潮，涌現不少專著、專論。我國學者對馬克思晚年思想的系統研究起步較晚，他們一方面借鑒國外研究成果中的合理結論，另一方面在某些領域的研究又獨辟蹊徑，對馬克思的晚年思想作出了實事求是的分析和凝煉，成果頗豐，但也存在分歧。筆者擬就其中一些問題的研究加以枚舉和綜述，以期推動國內對這一問題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一、馬克思晚年思想的時間界定

與國外學者蓄意制造的所謂“晚年馬克思”不同，我國絕大部分學者對馬克思一生不同時期的思想發展脈絡加以區分，是以整體馬克思為基點的。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對馬克思晚年思想的時間界定趨于清晰，但也凸現分歧。

如有學者對馬克思晚年時間作出了大致界定，指出：就馬克思一生的理論研究來說，一般分為三個主要階段，以唯物史觀理論的制定、發展和完善來說，它被分為早期的制定階段；中期的《資本論》寫作的唯物史觀從假設變為科學的中期階段；《資本論》之后的研究，可以說是馬克思為這一歷史觀理論的進一步完善的研究階段，即晚年筆記，表現為《人類學筆記》、《歷史學筆記》和跨越“卡夫丁峽谷”的有關文獻。[1]

建設社會主義是前無古人的嶄新事業，是一個長期探索過程。20世紀的社會主義探索主要有四次；列寧時期，斯大林時期，時期，鄧小平時期。鄧小平在總結本世紀社會主義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深刻指出：“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么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也并沒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寧的思路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但是后來蘇聯的模式僵化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9頁）從這段話里可以看出鄧小平是比較肯定列寧晚年那一段探索的。列寧是在1924年1月過早逝世的，當時只有54歲。因此，列寧沒有年齡意義上的晚年，只有思想發展階段意義上的晚年。他通過總結歷史經驗，在1921年3月實行新經濟政策以后，社會主義思想有一個飛躍和升華，這是列寧社會主義思想發展的高峰。列寧晚年的社會主義思想有三重涵義，包括三個層次的內容，即：新經濟政策；建設社會主義的構想；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思路。

新經濟政策

列寧晚年社會主義思想的第一個層次內容體現為政策，實行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是列寧、布哈林和俄共（布）其他領導人通過總結歷史經驗，反思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從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為標志實行的新政策。所以強調“新”，是針對舊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所以突出“經濟”，出臺的政策主要是經濟方面的。新經濟政策的主要內容是：

1.用糧食稅代替余糧征集制，糧食稅的稅額比余糧征集制低得多。稅額在春耕前公布，以刺激農民提高農業產量。農民有權支配納稅后的余糧，用來交換必要的工業品和其它物資。列寧指出，余糧征集制是單純從國家方面著眼，而現在的實物稅則是“不但要從保證國家方面著眼，而且要從保證小農戶方面著眼。”（《列寧全集》第41卷第22頁）糧食稅的實行，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恢復與發展，并從經濟上鞏固了工農聯盟。

2.工業企業非國有化。在所有制方面，新經濟政策改變了國內戰爭時期關于工業企業普遍國有化的做法，允許私人經營企業，并且將一部分國有化了的企業退還給原企業主，由私人經營。國家還采取了租賃制等措施，將一部分企業出租給私人經營。在農業方面，國家允許并支持小農經濟發展。在商業方面，國家支持和鼓勵私人經營中小型商業企業。在實踐中，列寧闡述了多種經濟成份存在的思想。

3.大力發展商業，包括國營商業機構和私商，建立工業和農業的結合點。列寧堅持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認為社會主義是沒有商品和貨幣關系的社會，并試圖在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時期取消商品和貨幣。但是在實踐中碰了壁，于是轉而采取靈活措施，主張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充分利用市場和商品貨幣關系，促進工農業生產品的流通，以滿足城鄉居民的生活需要。列寧指出：“在1921—1922年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各種過渡形式中，商業正是我們無產階級國家政權、我們居于領導地位的共產黨‘必須全力抓住的環節’。如果我們現在能緊緊‘抓住’這個環節，那么不久的將來我們就一定能夠掌握整個鏈條。否則我們就掌握不了整個鏈條，建不成社會主義社會經濟關系的基礎。”（《列寧選集》第4卷第614頁）為此，列寧號召共產黨人要學會管理經濟，學會文明經商。

黨的十六大報告，是全面深刻、振奮人心的馬克思主義綱領性文獻，是新世紀的政治宣言，把“三個代表”思想確立為黨的長期指導思想并寫入黨章，是新階段的進軍號令，吹響了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號角。我是個年愈古稀的老黨員，晚年趕上我國最好歷史時期的盛世，趕上全面奔小康的新階段，趕上首都在全國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幸福時光，親眼看到我們終生奮斗的夙愿變成現實，聽到現代化的腳步聲，真是感到越活越年輕。

黨的在十六大報告莊嚴宣告：“我們要在本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并具體提出了四個新目標。這使我對“全面”和“更高水平”的目標的豐富內涵有了深入的了解，對我國從總體小康到全面小康的發展路子怎么走，有了清晰的認識。所謂“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就是從人均水平低標準的總體小康向較高標準的全面小康發展；從偏重生存性物質消費的總體小康向追求物質、政治、精神和生態文明共同發展的全面小康發展；從發展不均衡的總體小康向縮小地區、城鄉、各階層的收入差距，社會保障體系比較健全，體現共同富裕原則的全面小康社會發展。所謂“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就是緊緊抓住“新三步”的前一、二十年的戰略機遇期，使我國GDP比2000年翻兩番，達到4萬億元，由人均800美元提高到3000美元，相當于當時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這個數字和發達國家比起來確實不高，但從我國的國情看，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走的共同富裕路，如果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的中國人民真正達到寬裕的小康社會，對世界是一個了不起的貢獻。同時，我國基本實現工業化，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和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我國整個社會將走上生產發展、民主法制完備、生活富足、生態環境改善的文明道路。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上一個新的里程碑。

通過學習，也使我清醒地認識到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任重而道遠。我國現在還是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沒有完成工業化的任務，人均不到1000美元，在這個基礎上實現從總體小康到全面小康的宏偉藍圖，是一個艱巨的歷史任務。我們從總體小康發展到全面小康的主要困難，是在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基礎上起步的，重點在西部地區，難點在農村和城市中將長期存在的相當一部分下崗失業群體，如何縮小地區、城鄉和各階層的收入差距，逐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要充分估計這個難度是很大的。同時，也要充分看到有利條件：一是我們有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思想的指引，總結了13年必須堅持的十條基本經驗，成功地走出了一條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二是我們黨建設了一支從中央到地方高素質的領導層，有能力領導全國人民實現宏偉藍圖；三是我國經歷了20多年持續快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為今后的發展積累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四是我國建立并正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低勞動力成本的比較優勢，有12億人口的廣闊市場；五是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對外開放“引進來”、“走出去”邁入新的階段；六是我國外交工作，創造了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因此，我堅信：全黨在“三個代表”思想指導下，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發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開放要有新局面，各項工作要有新舉措”，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一定能實現。我作為一個老黨員，愿為實現宏偉藍圖奮斗終生。

【內容提要】在對馬克思晚年的跨越論與東方社會發展道路的具體理解上，仍有許多問題值得推敲。落后國家率先進入社會主義再次驗證了社會革命發生發展的一般規律，具有必然性，落后國家的率先跨越本身是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自我否定。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落后國家不僅能跨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而且也能跨越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

【英文摘要】TheglobalismandorientalsocialdevelopmenttheoryinMarx’slateyearscanbefurtherprobed.Thefactthatthebackwardcountriestooktheleadinenteringsocialismprovedagainthegenerallawofsocialrevolution,henceinevitable.ThebackwardCountries’takingtheleadinenteringsocialismitselfdeniestheworldcapitalistsystem.Undercertainhistoricconditions,thebackwardcountriescanstrideacrossnotonlythecapitalistproductionrelationshipbutalsoitsproductiveforces.

【關鍵詞】東方社會發展道路/跨越/資本主義體系/生產力developmentalapproachoforientalsociety/strideacross/worldcapitalistsystem/productiveforces

關于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論（即東方社會理論），理論界、學術界有過不少論述，其中不乏真知灼見。但在對東方落后國家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有可能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及其發展道路的具體理解上，仍有許多問題值得進一步探究。本文擬從四個方面進入深入分析，以期給世紀之交現實社會主義的發展提供新的方法論。

一、馬克思晚年的跨越論及其東方落后國家率先進入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驗證了人類社會的一條普遍規律：社會革命總是首先發生在落后地區

馬克思主義東方社會理論認為：經濟落后的東方國家由于它所處的歷史環境，有可能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而直接享用資本主義的肯定成果，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理論界在闡析這一理論時，總是以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社會形態依次更替的普遍性與不排除個別地區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首先發生社會革命，跨越一個或幾個社會形態作為立論依據。這雖然是有道理的，但還不能從根本上令人信服。其實，要說明東方落后國家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率先進入社會主義的必然性，只要我們把目光轉向更加久遠的人類歷史長河，便會發現一個基本的事實，社會形態的變革總是首先發生在落后的國家。

【內容提要】列寧晚年的社會主義思想，凝聚著對社會主義道路艱辛探索的心血和汗水，是一筆寶貴的思想財富。學習研究列寧晚年的社會主義思想，對于正確理解和把握鄧小平理論的精神實質，堅定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心，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從分析列寧晚年社會主義思想的特點入手，概述了列寧晚年社會主義思想的主要內容，在此基礎上提出列寧晚年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幾個問題。

【關鍵詞】列寧/社會主義/新經濟政策

【正文】

有沒有列寧晚年思想？這個問題在學術界已經沒有爭議。列寧逝世時只有54歲，應該說不存在一個從年齡意義上講的晚年，但從列寧自身思想發展的階段看，確實存在著一個不同于早、中期的思想發展階段。問題是這一思想階段應從何時算起？學術界多有不同意見。作者的看法是，列寧晚年社會主義思想應從1921年春算起。縱觀列寧一生的思想發展過程，他的社會主義思想發展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1917年十月革命前為第一階段，集中反映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對馬克思恩格斯思想成果和巴黎公社經驗所進行的高度的理論概括。十月革命勝利后到1920年國內戰爭結束為第二階段。在這一階段里，列寧試圖把馬恩的設想和巴黎公社的原則直接運用到俄國的社會生活中去，即“用無產階級國家直接下命令的辦法在一個小農國家里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產品生產和分配”（注：《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0頁。），結果在實踐中碰了壁。從1921年春到列寧逝世為第三階段。這一階段，列寧從俄國經濟文化落后的實際情況出發，重新審查以往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在此基礎上形成了適合俄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戰略構想，以及為實現這一戰略構想而制定的一系列相應的政策。正是這些具有俄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戰略構想和政策，構成了列寧晚年社會主義思想的主要內容。

一、列寧晚年社會主義思想的特點

與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主義思想以及列寧本人早中期社會主義思想相比，列寧晚年的社會主義思想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正文】

中圖分類號：A8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5242（2000）05-0099-05

重新認識和把握俄國的基本國情，是引起列寧晚年關于社會主義思想發生突變的根源，也是列寧晚年探索俄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理論出發點。正如列寧所說：“在綱領中，我們應當以現實的東西為出發點，我們應當以確切的東西為出發點。”［1］（P302）

一、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對俄國國情和俄國革命道路的基本看法

為了深入考察列寧晚年關于社會主義的思想，簡單地回顧一下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對俄國國情和俄國革命道路的探索是必要的。

1905年革命爆發后，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召開了第三次代表大會，確立了布爾什維克對于革命的策略和路線。列寧隨后寫了《社會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一書，對布爾什維克的策略和路線作了深入全面的闡述。列寧明確地指出了這場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他說：“那些對俄國來說是勢在必行的政治制度方面的民主改革和社會經濟方面的改革，就其本身來說，不僅不會摧毀資本主義，不僅不會摧毀資產階級的統治，反而會第一次為資本主義的廣闊、迅速的發展，即歐洲式的而不是亞洲式的發展，真正掃清基地，第一次使資產階級這個階級的統治成為可能。”［2］（P539）列寧把民主革命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明確地區分開來，但他反對割斷二者之間的聯系，反對“否認前后兩種革命的個別枝節成分在歷史上互相交錯的事實”。［2］（P576）他說：無產階級應該積極參加并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爭取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然后，“我們將立刻由民主革命開始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們的力量，按照有覺悟有組織的無產階級的力量，開始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我們主張不斷革命。我們決不半途而廢”。［2］（P634）

摘要：現代中國是一個倫理價值急劇轉型的社會，其中“政治身份”又成為倫理價值轉型的重要內容。作為新中國主要締造者的，試圖顛覆中國傳統差序格局所構成的社會政治“身份”體系，以前所未有的激進方式，通過重建政治“身份”的途徑，執著推進現代中國政治發展的進程，這對現代中國的結構產生了決定性影響。本文認為，晚年政治倫理觀的結構，成為其強化“階級斗爭”道德依據。對這一問題展開探討是解釋現代中國政治發展的一個有意義的視角。

目前，中外學術界一般都把“階級斗爭擴大化”作為晚年政治思想的重大失誤之一。在總體和原則上，事實的確如此。但是，同時我們也遇到了一個困惑，那就是：作為一生謹慎，且靈活有度的政治家，為什么會在其晚年不顧中國的現實和自己的聲譽，而如此執著地頑強堅持他的這一信念？為什么在他晚年的觀念中，“階級斗爭”不僅向知識階層擴散，而且甚至直接指向他所親自締造的中國共產黨內部的上層？把這一政治結果歸結于晚年患有“老年多疑癥”[1]顯然與史實不符，而認為這是由于“戀母情結”而導致“報復心理”的潛意識泄露[2]，也需要深入的甄別探討，即使說這是由于成功的經驗使其“驕傲自大”的解釋，[3](p13-14)也顯得過于簡單化，因為在邏輯上“驕傲”的確與“失智”有關，但與“執著”則沒有緊密關聯。所以，晚年頑強堅持“階級斗爭”信念，并使之不斷地擴大化，必有其它的深層原因。

筆者認為，在晚年“階級斗爭”理論的背后，實際上還潛藏著一整套政治倫理的基礎假設和道義關懷。正是這種根深蒂固的政治倫理邏輯，成為堅信他晚年之所思之所為，體現出的是一個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的正當性（justification）訴求；而不惜冒險將這種理念訴求付諸于政治實踐，則又表現出其“民粹主義”政治責任意識的重要一面。

本文只是對這一思想歷史的現象描述，而深入的批評性分析將另文探討。

一、依據:壓抑與創新

不是一個墨守成規的馬克思主義者，閱讀其原著，特別是他獨特詼諧的即席講演和信手拈來的卷頭眉批，其思想邏輯的真實脈絡就會立即凸現在讀者眼前。細查的著作，我們感覺他并沒有對“人民”和“群眾”這些其最常用的政治概念做出過嚴格的學理性定義，但在的政治詞典中，這些詞匯則總是能透露出一股“顛覆權威”和“拯救小人”的明顯信息。

建設社會主義是前無古人的嶄新事業，是一個長期探索過程。20世紀的社會主義探索主要有四次；列寧時期，斯大林時期，時期，鄧小平時期。鄧小平在總結本世紀社會主義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深刻指出：“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么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也并沒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寧的思路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但是后來蘇聯的模式僵化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9頁）從這段話里可以看出鄧小平是比較肯定列寧晚年那一段探索的。列寧是在1924年1月過早逝世的，當時只有54歲。因此，列寧沒有年齡意義上的晚年，只有思想發展階段意義上的晚年。他通過總結歷史經驗，在1921年3月實行新經濟政策以后，社會主義思想有一個飛躍和升華，這是列寧社會主義思想發展的高峰。列寧晚年的社會主義思想有三重涵義，包括三個層次的內容，即：新經濟政策；建設社會主義的構想；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思路。

新經濟政策

列寧晚年社會主義思想的第一個層次內容體現為政策，實行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是列寧、布哈林和俄共（布）其他領導人通過總結歷史經驗，反思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從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為標志實行的新政策。所以強調“新”，是針對舊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所以突出“經濟”，出臺的政策主要是經濟方面的。新經濟政策的主要內容是：

1.用糧食稅代替余糧征集制，糧食稅的稅額比余糧征集制低得多。稅額在春耕前公布，以刺激農民提高農業產量。農民有權支配納稅后的余糧，用來交換必要的工業品和其它物資。列寧指出，余糧征集制是單純從國家方面著眼，而現在的實物稅則是“不但要從保證國家方面著眼，而且要從保證小農戶方面著眼。”（《列寧全集》第41卷第22頁）糧食稅的實行，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恢復與發展，并從經濟上鞏固了工農聯盟。

2.工業企業非國有化。在所有制方面，新經濟政策改變了國內戰爭時期關于工業企業普遍國有化的做法，允許私人經營企業，并且將一部分國有化了的企業退還給原企業主，由私人經營。國家還采取了租賃制等措施，將一部分企業出租給私人經營。在農業方面，國家允許并支持小農經濟發展。在商業方面，國家支持和鼓勵私人經營中小型商業企業。在實踐中，列寧闡述了多種經濟成份存在的思想。

3.大力發展商業，包括國營商業機構和私商，建立工業和農業的結合點。列寧堅持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認為社會主義是沒有商品和貨幣關系的社會，并試圖在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時期取消商品和貨幣。但是在實踐中碰了壁，于是轉而采取靈活措施，主張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充分利用市場和商品貨幣關系，促進工農業生產品的流通，以滿足城鄉居民的生活需要。列寧指出：“在1921—1922年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各種過渡形式中，商業正是我們無產階級國家政權、我們居于領導地位的共產黨‘必須全力抓住的環節’。如果我們現在能緊緊‘抓住’這個環節，那么不久的將來我們就一定能夠掌握整個鏈條。否則我們就掌握不了整個鏈條，建不成社會主義社會經濟關系的基礎。”（《列寧選集》第4卷第614頁）為此，列寧號召共產黨人要學會管理經濟，學會文明經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