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權政體范文10篇

一、對東亞威權政體的分析。

對“威權主義”這一概念，中外學者有過不少論述。美國學者珀爾馬特將其稱之為“現代威權主義”，阿根廷學者奧唐奈爾稱其為“官僚威權主義”。中國學者有的稱是“精英威權主義”，有的稱為“過渡性威權主義”，還有的稱之為“新威權主義”。根據亨廷頓的解釋，威權主義是“幾乎沒有政治爭論和競爭，但政府對社會中其他群眾經濟的控制是有限的”。中國著名學者羅榮渠教授認為，所謂威權主義政權是指二次大戰后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出現的軍人政權或由非軍人統治（一般是一黨執政）的具有高度壓制性的政權。按現代政治學的說法，威權主義是指統治者將他們的意愿強加給社會成員并不顧及后者意愿的一種權威，是超出有效法律規則之上和人們法定權力之上的權威，包括專制主義（個人能夠不受限制地進行專制統治）和官僚權威主義（政治領導的自由裁量權）?！巴嘀髁x”是對傳統專制主義的揚棄，其所以在當前中國有較大的市場，原因之一是東亞道路的誘惑，特別是威權主義者對東亞道路的理解，甚至是曲解，使得給人一種感覺，認為東亞道路對中國來說是一條現實可行的現代化道路，事實是否如此，還有待進一步研究。下面是對東亞威權政體的簡單分析：

1，威權加發展的政體形式。東亞威權主義政權既具有舊傳統極權政治體制的特征，如權力高度集中、一黨政治、軍人干政，又實行一系列具有適應現代化要求的新型政權的某些政策，如議會民主政權形式、專家治國、重視法治、反對腐敗等。因此，東亞威權主義政權，既不同于封建傳統的專制極權和法西斯主義的極權，也不同于西方議會民主制，而是有其自身獨立的特征。這種政體實際上是一種過渡政治形式，是一種威權加發展的模式。它由一個集權的行政機構強加在政治之上，具有濃厚的實用主義取向和發展取向，因此也有人稱其為發展型專制。在東亞的現代化發展過程中，這些國家和地區一方面吸收西方工業文明和自由經濟的某些合理因素，全力發展民族經濟，不斷改善國家的汲取能力和再分配能力；另一方面又從各自文化傳統中攝取凝聚國家的力量，在保留原有的政治建制和文化結構的基礎上，開始了晚工業化的過程。這種既不放棄自己的傳統體制，又不排斥現代工業文明的社會發展模式，意味著威權政治與市場經濟的相互結合。在政治上模仿現代文明建立新型政治權威，以對付各種形式的外部干擾；在經濟上則采取有限的自由經濟的方式，確保國家資本大于民間資本的前提下，建構市場體制，并逐漸步入大眾參與和社會福利普及的環境。

戰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威權加發展”模式反應了東亞國家要求改變落后面貌的愿望，在中央集權的政治結構推動下取得的經濟成就異常顯著。另一方面，由于政府過多地介入經濟發展過程，因而造成亦官亦商、官商勾結、貪污受賄、“金權政治”等惡劣現象，其消極后果是非常明顯的。通過威權政治和政府的干預，駕馭市場，加速經濟發展，雖可取得經濟快速增長的效果，但始終存在一些干預過度的風險和放松某些方面監管的問題。政府干預一旦過度，極易滑向專制統治的誤區，尤其在當代民主形式影響下，這種過度干預極易使人們產生反感。

2，東亞國家對政權采取強制型穩定。這些國家和地區無論是軍人集權政府，半軍事集權政府，還是文人集權政府，基本上屬于強制型穩定政權。正是這種強制型穩定才保持了東亞的政局相對穩定。由于長期飽受貧困之苦，東亞人民有要求發展的強烈愿望，在自由與發展之間，他們寧愿犧牲部分政治自由和民主權利，而明顯地傾向于發展。只有發展才能改變落后，只有穩定才能促進發展。因此在政治體制的選擇上他們自然而然地選擇了威權政治。威權領導人出于鞏固權力需要，又強化了威權體制。然而政治穩定并不意味著社會矛盾和對抗的消除，只要對抗和矛盾沒有突破政治秩序和法律制度的范圍，或者政府對對抗和矛盾采取果斷措施，轉危為安，使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能夠有秩序地進行，均可稱政局穩定。這種強制性穩定，“具有一定的暫時性、不可靠性、甚至極大的危險性”，但在當時卻是必要的做法。

3，東亞的大多數國家沒有形成像西方那樣力量強大的中產階級，民間的力量也十分有限，因此在整個國家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中只有政府才能發揮組織者與推動者的作用。政府的作用相當強大?？梢院敛豢鋸埖卣f，東方國家中的中產階級是一個先天不足的早產兒，他們或依附于某些權勢者，或依附于某種勢力，根本不能獨立自主的發揮作用，甚至可以說他們根本沒有這個能力。如果他們身后沒有背景，那么就很難在生意場上生存。這一具有東方特點的發展取向與威權政治相結合以后，又被進一步強化。

摘要：東亞“威權政治加經濟發展”模式形成東亞威權主義國家的共同特征，在東亞國家內部威權的合法性逐漸削弱，經濟發展和市民社會壯大的內在民主化動力和外在國際民主化趨勢的影響下，東亞威權政體向現代民主政治轉型。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應該推動經濟與政治的適當分離，推動市民社會健康發展，政治社會化以及政治文化的健康發展。

關鍵詞：威權政體政治社會化民主政治

一、對東亞威權政體的分析。

對“威權主義”這一概念，中外學者有過不少論述。美國學者珀爾馬特將其稱之為“現代威權主義”，阿根廷學者奧唐奈爾稱其為“官僚威權主義”。中國學者有的稱是“精英威權主義”，有的稱為“過渡性威權主義”，還有的稱之為“新威權主義”。根據亨廷頓的解釋，威權主義是“幾乎沒有政治爭論和競爭，但政府對社會中其他群眾經濟的控制是有限的”。中國著名學者羅榮渠教授認為，所謂威權主義政權是指二次大戰后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出現的軍人政權或由非軍人統治（一般是一黨執政）的具有高度壓制性的政權。按現代政治學的說法，威權主義是指統治者將他們的意愿強加給社會成員并不顧及后者意愿的一種權威，是超出有效法律規則之上和人們法定權力之上的權威，包括專制主義（個人能夠不受限制地進行專制統治）和官僚權威主義（政治領導的自由裁量權）。“威權主義”是對傳統專制主義的揚棄，其所以在當前中國有較大的市場，原因之一是東亞道路的誘惑，特別是威權主義者對東亞道路的理解，甚至是曲解，使得給人一種感覺，認為東亞道路對中國來說是一條現實可行的現代化道路，事實是否如此，還有待進一步研究。下面是對東亞威權政體的簡單分析：

1，威權加發展的政體形式。東亞威權主義政權既具有舊傳統極權政治體制的特征，如權力高度集中、一黨政治、軍人干政，又實行一系列具有適應現代化要求的新型政權的某些政策，如議會民主政權形式、專家治國、重視法治、反對腐敗等。因此，東亞威權主義政權，既不同于封建傳統的專制極權和法西斯主義的極權，也不同于西方議會民主制，而是有其自身獨立的特征。這種政體實際上是一種過渡政治形式，是一種威權加發展的模式。它由一個集權的行政機構強加在政治之上，具有濃厚的實用主義取向和發展取向，因此也有人稱其為發展型專制。在東亞的現代化發展過程中，這些國家和地區一方面吸收西方工業文明和自由經濟的某些合理因素，全力發展民族經濟，不斷改善國家的汲取能力和再分配能力；另一方面又從各自文化傳統中攝取凝聚國家的力量，在保留原有的政治建制和文化結構的基礎上，開始了晚工業化的過程。這種既不放棄自己的傳統體制，又不排斥現代工業文明的社會發展模式，意味著威權政治與市場經濟的相互結合。在政治上模仿現代文明建立新型政治權威，以對付各種形式的外部干擾；在經濟上則采取有限的自由經濟的方式，確保國家資本大于民間資本的前提下，建構市場體制，并逐漸步入大眾參與和社會福利普及的環境。

戰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威權加發展”模式反應了東亞國家要求改變落后面貌的愿望，在中央集權的政治結構推動下取得的經濟成就異常顯著。另一方面，由于政府過多地介入經濟發展過程，因而造成亦官亦商、官商勾結、貪污受賄、“金權政治”等惡劣現象，其消極后果是非常明顯的。通過威權政治和政府的干預，駕馭市場，加速經濟發展，雖可取得經濟快速增長的效果，但始終存在一些干預過度的風險和放松某些方面監管的問題。政府干預一旦過度，極易滑向專制統治的誤區，尤其在當代民主形式影響下，這種過度干預極易使人們產生反感。

摘要：東亞“威權政治加經濟發展”模式形成東亞威權主義國家的共同特征，在東亞國家內部威權的合法性逐漸削弱，經濟發展和市民社會壯大的內在民主化動力和外在國際民主化趨勢的影響下，東亞威權政體向現代民主政治轉型。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應該推動經濟與政治的適當分離，推動市民社會健康發展，政治社會化以及政治文化的健康發展。

關鍵詞：威權政體政治社會化民主政治

一、對東亞威權政體的分析。

對“威權主義”這一概念，中外學者有過不少論述。美國學者珀爾馬特將其稱之為“現代威權主義”，阿根廷學者奧唐奈爾稱其為“官僚威權主義”。中國學者有的稱是“精英威權主義”，有的稱為“過渡性威權主義”，還有的稱之為“新威權主義”。根據亨廷頓的解釋，威權主義是“幾乎沒有政治爭論和競爭，但政府對社會中其他群眾經濟的控制是有限的”。中國著名學者羅榮渠教授認為，所謂威權主義政權是指二次大戰后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出現的軍人政權或由非軍人統治（一般是一黨執政）的具有高度壓制性的政權。按現代政治學的說法，威權主義是指統治者將他們的意愿強加給社會成員并不顧及后者意愿的一種權威，是超出有效法律規則之上和人們法定權力之上的權威，包括專制主義（個人能夠不受限制地進行專制統治）和官僚權威主義（政治領導的自由裁量權）?！巴嘀髁x”是對傳統專制主義的揚棄，其所以在當前中國有較大的市場，原因之一是東亞道路的誘惑，特別是威權主義者對東亞道路的理解，甚至是曲解，使得給人一種感覺，認為東亞道路對中國來說是一條現實可行的現代化道路，事實是否如此，還有待進一步研究。下面是對東亞威權政體的簡單分析：

1，威權加發展的政體形式。東亞威權主義政權既具有舊傳統極權政治體制的特征，如權力高度集中、一黨政治、軍人干政，又實行一系列具有適應現代化要求的新型政權的某些政策，如議會民主政權形式、專家治國、重視法治、反對腐敗等。因此，東亞威權主義政權，既不同于封建傳統的專制極權和法西斯主義的極權，也不同于西方議會民主制，而是有其自身獨立的特征。這種政體實際上是一種過渡政治形式，是一種威權加發展的模式。它由一個集權的行政機構強加在政治之上，具有濃厚的實用主義取向和發展取向，因此也有人稱其為發展型專制。在東亞的現代化發展過程中，這些國家和地區一方面吸收西方工業文明和自由經濟的某些合理因素，全力發展民族經濟，不斷改善國家的汲取能力和再分配能力；另一方面又從各自文化傳統中攝取凝聚國家的力量，在保留原有的政治建制和文化結構的基礎上，開始了晚工業化的過程。這種既不放棄自己的傳統體制，又不排斥現代工業文明的社會發展模式，意味著威權政治與市場經濟的相互結合。在政治上模仿現代文明建立新型政治權威，以對付各種形式的外部干擾；在經濟上則采取有限的自由經濟的方式，確保國家資本大于民間資本的前提下，建構市場體制，并逐漸步入大眾參與和社會福利普及的環境。

戰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威權加發展”模式反應了東亞國家要求改變落后面貌的愿望，在中央集權的政治結構推動下取得的經濟成就異常顯著。另一方面，由于政府過多地介入經濟發展過程，因而造成亦官亦商、官商勾結、貪污受賄、“金權政治”等惡劣現象，其消極后果是非常明顯的。通過威權政治和政府的干預，駕馭市場，加速經濟發展，雖可取得經濟快速增長的效果，但始終存在一些干預過度的風險和放松某些方面監管的問題。政府干預一旦過度，極易滑向專制統治的誤區，尤其在當代民主形式影響下，這種過度干預極易使人們產生反感。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現代韓國政治變遷的歷史進程；市民社會的興起與韓國政治變遷；韓國政治變遷中外部因素的介入三個方面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第一共和國可以說在各方面都深受美國影響、三權分立遏制不了行政權力的日益膨脹、執政黨派系分裂、爭權奪利、政府權能相對于民眾間爆發的政治能量和參與要求較為虛弱、韓國的民主化經歷了一個曲折反復中前進的過程、社會的經濟發展是政治變遷的基礎，二者存在高度相關性、韓國是當時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韓國的政府主導型發展模式使大企業、大財團攫取了經濟發展的主要成果、經濟發展對政治變遷的影響具有兩面性、傳統政治文化和宗教因素也對政治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市民社會中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類精英的成熟、朝鮮半島南北對峙問題也是韓國的政治變遷的外環境之一等，具體材料請詳見。

關鍵詞：韓國概論波士頓環球報紐約時報韓國政治變遷

1987年6月29日，當時韓國執政的民主正義黨代表委員盧泰愚，為突破內外交困局面，扭轉政治危機，發表了著名的八點民主化宣言。該宣言的核心是承諾修改總統選舉法，變間接選舉總統制為直接選舉總統制。"六o二九"民主化宣言是韓國政治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里程碑，它標志著韓國政治實現重大突破，從此開辟了結束威權體制，創建和鞏固民主政治體制的新階段。

表面看來，韓國的這次政治變遷是威權政府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順應民主化潮流，主動與反對派合作，實行政治改革的結果。塞繆爾·亨廷頓在《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一書中把政治轉型分為三種模式：1、變革，即由執政的政治精英領導改革實現民主；2、置換，在反對派團體的領導下實現民主，，同時威權政府垮臺或被推翻；3、移轉，政府和反對派團體采取聯合的行動而實現民主化。⑴韓國的轉型模式可歸屬于第三種--"移轉"，本文將主要著眼于韓國市民社會興起的歷史背景來探析這次政治變遷的原因。

一、現代韓國政治變遷的歷史進程

二戰以后，美國扶植李承晚在朝鮮半島南部成立了大韓民國,也即歷史上的第一共和國。第一共和國可以說在各方面都深受美國影響，總統李承晚本人甚至曾長年在美國學習生活，接受過美式民主的熏陶，但是美式的民主憲政體制移植到韓國卻難獲成功。形式上的三權分立遏制不了行政權力的日益膨脹，憲政體制的穩定性極度缺乏，而李承晚為了謀求連任甚至還兩次推動修憲。最終，第一共和國走回了權威主義的老路。

摘要]公共選擇原理的三大基本視角包括：選舉機制失靈視角、政府失靈視角和財政正義視角。我國財政制度應由“威權型財政體制”轉向“公共財政體制”進而向“民主財政體制”的制度演進。

一、公共選擇原理的基本視角

由詹姆斯·布坎南（J.M.Buchanan）和戈登·圖洛克（GordonTullock）創立的公共選擇學派開辟了“以個人自由為基礎的社會秩序”的理性視野，他們將經濟學的若干分析范式應用于政治科學、尤其是政治決策方面，提出三條評價政府公共決策水平的原則：（1）選舉機制失靈原則：沒有一種理想的機制能夠將所有的個人偏好綜合為社會選擇；（2）政府失靈原則：政府干預不能提高經濟效率或導致相對公平的收入再分配；（3）財政正義原則：正義的財政制度應該是使從個人偏好推導出來的“效率”標準和從外部來源（外部價值尺度）推導出來的“平等”標準想結合的制度，即對個人來說“有效率的財政制度也是公平的，或公平的財政制度也是有效率的”[1].本文首先從政府失靈原則視角考察制度因素對我國現行財政政策和財政風險的影響；其次從財政正義視角分析當前基層財政體制的缺陷以及由此帶來的財政非正義現象；最后，從選舉機制失靈的視角探討我國財政制度的演進思路和方向，得出的結論是：我國的財政制度應該遵循由“威權型財政體制”向“公共財政體制”進而“民主財政體制”的制度演進方向，其中，選舉機制失靈原則對財政制度演進的分析具有總攬的意義。

二、政府失靈視角下的財政政策與財政風險

政府失靈本質上是制度缺失、不均衡和不完善造成的。當前財政政策運用失當和財政風險的不斷聚積則是由現行財政制度的不合理安排造成的。具體地講，由于財政分權、財政預算、收支與擔保、轉移支付等制度的缺失、不均衡或不完善，不但造成政府財政決策過程中的隨意性、片面性以及由此帶來的財政政策運用失當，而且也加劇了財政風險的聚積。

（一）、財政政策運用失當的制度性因素

中國在推進經濟改革的同時，也應進行相應的政治改革，這業已成為體制內外大多數人士的共識。但是，究竟什么是政治改革的總體目標，人們的理念就不盡相同了。中共十五大的提法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而一些知識界人士則提出了“建立民主政治”或“實現政治民主化”。筆者認為，茲事體大，絲毫含糊不得；放眼今日之世界潮流，中國政治改革的總體目標應該定位在建立憲政民主體制上。下面從三個方面加以論述。

一、中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時期

自結束、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各個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誰也無法否認，今天的中國社會已經與傳統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沒有多少共同之處了。如果用現代化理論和社會進化理論來考察中國社會的變遷，可以看出中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時期，這一時期的主要特征是，從傳統社會轉向現代社會、從封閉社會轉向開放社會、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從專制政治轉向民主政治（準確地說是憲政民主政治）。筆者試從經濟、社會、文化、政治這四維角度，來分析社會轉型時期的一些特點。

經濟上的三大趨勢：非國有化、市場化、國際化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方面最突出的變化首推非國有化。改革之初，工業產值里國有工業占77.6％，其余部分均為準公有的集體工業，基本上不存在個體或私營工業。而到了1996年，工業產值里國有工業僅占28.8％，集體工業占40.4％，個體、私營及合資、外資等工業則占30.8％。顯然，非國有經濟的增長大大超過了國有經濟。1996年，全國注冊的個體工商戶達2，700多萬戶，私營企業81萬多戶；個體、私營經濟注冊資金達5，900多億元；個體、私營經濟從業人員達6，100多萬人；個體、私營經濟的零售額占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的30％以上；它們向國家交納的稅金占全國工商稅收的7％左右。這些數據從側面反映出經濟非國有化的趨勢。

另一變化是市場化趨勢，它出現于八十年代、在九十年代明顯加快成形。目前在商品市場上，90％以上的生產資料和95％以上的生活資料的價格已由市場決定；資金、勞動力等要素市場已開始出現；技術、產權、房地產、期貨等市場交易也都陸續形成了規模。可以說，中國經濟的微觀基礎已經市場化了。改革前國有企業95％的經濟活動是依據國家指令性計劃安排的，現在這一比例已降到5％以下；今天，國有企業主要是面向市場組織其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等經濟活動的，再也不是完成國家計劃的“機器”了。而那些在計劃體制之外生長起來的非國有企業，則一向是按照市場規則運行的，隨著市場化趨勢的出現，它們的活力也越來越強。

20世紀80年代前后，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經濟得到快速發展，其經濟發展和現代化轉型模式被譽為“東亞模式”或“東亞經驗”。進入90年代，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政治結構開始發生變化，在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發生了令人矚目的政治轉型及民主化浪潮。與英美是以社會自由、經濟放任發展為主軸的常態憲政國家相比，東南亞的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國家的民主化進程和憲政改革經驗有著自己的路徑與發展模式，其憲政的路徑源于國際化與國內政治的互動，國內政治變遷深受國際化因素的影響，已經顯示的路徑、圖景與西方古典憲政模式具有一些不同的特征。值得探討的是:東南亞憲政主義具有哪些特質?其生成路徑有何獨特之處?其憲政發展實踐是否能夠構成一個有別于古典憲政發展的穩定模式?本文試圖就此做出若干淺析。

一、東南亞憲政主義的特征及生成路徑分析

迄今為止，東南亞憲政主義成功發展的國家或地區都開始有了自由民主的某些特點，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尼基本上都有了政治自由和競爭性的選舉，以及廣泛的公民權；公民的私生活一般不受政府的干涉和監督；新聞傳媒也相對比較自由；多黨競爭型政治體制初步形成；利益集團和壓力集團正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市民社會開始發育成長。比較東南亞憲政主義和西方古典憲政模式的特征，可以看到它具有的某些鮮明特質，而這些特質，又是與東南亞憲政主義生成路徑有莫大的關系，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時空的短暫與窘迫

近現代憲政是西方文明的產物。300年前，整個地球上幾乎都是君主制國家，西方憲政主義的興起和普及，則打破并改變了這一政治格局。和西方古典憲政模式耗時200多年的發展史相比，東南亞憲政主義的發展歷程都比較短暫，除了菲律賓在戰后成功移植美國的憲政制度并發展出形式上的憲政民主體制外，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憲政改革歷時都比較短暫。

總體觀之，東南亞憲政主義的發展缺乏自然緩慢的演變過程，不夠均衡和不易穩定。例如泰國的憲政改革經歷了民主抗爭的喋血街頭、血雨腥風政治動蕩不定的過程，而菲律賓的民主轉型雖然相對和平、成本不高，但仍然十分稚嫩，在后馬科斯時代，菲律賓雖然實現了民主化進程的回歸，但由于西方民主并沒有在菲律賓政治土壤里茁壯成長，相反，由于長期以來的封建因素導致經濟發展緩慢，國內政治動蕩不定，未來菲律賓的民主化進程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迄今為止，在東南亞形式上完成了民主化轉型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其社會運行機制的深處和現實政治生活中，都還存在著一些盤根錯節的裙帶關系、法團主義、既得利益集團聯盟，傳統的崇尚權力、官尊民卑等思想觀念和價值體系仍有一定市場，使得憲政改革為適應社會變化而進行的調整步履維艱，似乎不依賴政治強人或右傾就難以實現裂變。

摘要:近年來，人們對公民社會在全球民主化進程中的角色予以了極大的關注，公民社會被認為在民主轉型和民主鞏固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甚至被認為是民主化的必要條件。但是，迄今為止公民社會與民主化之間的關系并未得到深入的分析。本文通過對拉美、東歐、非洲等轉型國家中公民社會角色的分析認為，公民社會的脆弱性決定了公民社會在全球民主化進程中有限的作用。

關鍵詞:民主轉型/民主鞏固/公民社會/脆弱性

在近年來的民主化研究文獻中，公民社會受到的關注不亞于對政治競爭、民主選舉、多黨體制等民主化策略的分析，研究者被公民社會作為民主化的推動力及其在轉型后民主發展中的作用所吸引。人們理所當然地想象公民社會的民主功能，主要是因為20世紀七八十年代東歐、拉美國家的民主化進程中，社會運動、、公民組織以及其他各種非政府組織在推動威權政權解體、支持競爭性選舉、展開民主實踐等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許多研究者看來，強大的公民社會是創造一個從獨裁到民主的通道的前提，公民社會的存在和運行是實現政治民主的必要條件。然而，公民社會與民主化之間關系的這一假設存在明顯的缺陷。本文從理論和現實的角度分別剖析公民社會在全球民主化進程中的角色，以揭示公民社會與民主發展的真正聯系。

一、公民社會的民主功能：理論的假設

關于公民社會對民主發展的貢獻的觀點，建立在人們對公民社會某種特定理解的基礎上，即將公民社會看作是一種獨立于國家之外積極的、健康向上的、充滿活力且內部民主氣氛濃厚的自治領域。這一理解來源于民主思想中對公民社會的理想描繪，與托克維爾、帕特南等民主思想家對公民社會的大力推崇不無關系。

在談到公民社會時，人們往往聯想到西歐歷史上城市生活中的沙龍、咖啡館、報紙、廣場、集會等公共領域。體現在公民社會概念中的是一種有利于異于國家的社會空間發展的組織原則，正如波齊指出的，“特定的社會集團——主要是資產階級，有時也混進了貴族和下層教士——有利地將自己推進到一個有資格對國家活動進行批評的聽眾的地位。他們闡述了關于國家事務的公共輿論，并使它對國家機構的活動產生影響。他們試圖利用由超越了個人利益的公民社會成員所形成的“公共領域”來補充自上而下建立的政府部門?！盵1]82公民社會往往被認為是人們之間一種自愿結成的、自我支持的、由一套合法的秩序和共同價值所凝結在一起的有組織的社會生活領域。[2]221具體地講，公民社會是一個公民共同體，其中人們聚集和聯合在一個既不同于個2010年第2期陳堯全球民主化進程中公民社會的脆弱性人、家庭和朋友圈子，也不同于國家和市場的公共領域，這一領域通常是由正式建立的、法律保護的、自主管理的、公民自愿加入的中間團體、組織和協會所組成。

民主機制下的威權政治

新加坡的成功并不在于人民行動黨一黨執政的權威體制，而在于它充滿著深深的憂患意識和發憤圖強的精神，特別是人民行動黨在民主制的框架下，全心全意為民服務，以爭取人民支持的結果。

人民行動黨不是一個以勞動者為基礎的政黨，而是一個精英分子政黨，早期有些普通勞動者入黨后被請出了人民行動黨。它是個以共產黨為對手、主要與共產黨斗爭中發展起來的政黨。它是一個議會制政黨，而不是一個革命黨。它是通過多黨競選上臺的，并且必須贏得五年一次的國會選舉才能執政，政府官員必須通過像西方議員一樣的競選過程。

盡管反對黨非常弱小，在相當一段時間里無法挑戰人民行動黨，盡管執政黨可以利用行政、司法和媒體各種手段打壓反對黨。但是，反對黨對人民行動黨仍然有很大的壓力，人民行動黨對待選舉的認真態度，與西方多黨制國家政黨競選有相同之處。由于人民行動黨最早是靠議會民主制上臺的，盡管長期由它一黨執政，它可以利用各種民主的手段保證自己的地位，但它不能廢除民主制形式。它雖然有列寧主義政黨的組織，但它一直保持著黨內民主、黨內的開放思想和不同觀點。另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執政黨是通過議會和政府等政權的形式執政，而不是通過黨直接執政。競選國會議員，國會議員在聯系人民群眾與政府方面起著支撐整個政權的作用，這點與西方民主的國家沒有區別。

所以，由上述而判斷，新加坡基本是個民主政體，但實行權威統治。人民行動黨以“為民服務”為宗旨，通過議會選舉途徑和國會議員大量、深入、細致地做選民工作，爭取選民支持而取得執政，使“為民服務”通過議會制度和國會議員的活動，落實在行動上。

如果只講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權威統治一面，不講它時刻為民辦事，為爭取人民支持和選票的民主基礎，只講嚴刑峻法的管理，不講它高素質的公務員隊伍和嫻熟的法治水平，就是對新加坡經驗的極大誤解。

一、政治改革：避免權力合法性危機的必由之路

眾所周知，自從1997年夏天的泰銖暴跌，一連串的金融危機終于導致亞洲許多國家的權力結構發生分化、解體和改組，各國威權主義體制的信譽都紛紛貶值乃至宣告破產。盡管有些國家（例如印度尼西亞）在獨裁者下臺之后出現了社會秩序崩潰和民族分裂的征兆，增加了政治改革的難度和復雜性，但民主化的進程并沒有因此而中斷。在另一些國家（例如韓國、泰國、菲律賓）和地區（例如臺灣），通過改憲、制憲以及選舉程序比較順利地實現了一輪乃至多輪的和平移交政權的目標，逐步確立起了新的多黨制反復游戲的規則，民主主義的政治框架雖然還不很完善，但卻正在逐步走向穩定和成熟。這種新的格局對中國目前進一步加強政治控制的狀況構成了極其嚴峻的挑戰。

的確，在中國從來沒有人公開反對過民主主義，但在反駁各種批判性政見之際，強調推行政治改革的制度成本、條件欠缺以及漸進過程、強調政治本土特色的還是不乏其人，特別是在1990年代俄羅斯以及東歐各國發生巨變之后，「亞洲價值」和「亞洲經濟發展模式」也一度被歪曲，成為抵制政治改革訴求的借口。然而，當亞洲多數國家也都先后采取國際公認的民主程序時，這樣一些威權指向的話語和借口就變得難以使人信服了。環視周邊大大小小、或貧或富的國家和地區的選舉運動都開展得那么如火如荼，人們不禁要捫心自問，中國政治改革的停滯究竟是「非不為也、是不能也」，還是「非不能也、是不為也」？一個繼續稱孤道寡的國家怎么能夠在二十一世紀的亞洲新格局中維持其傳統上和道義上的感召力？一群沒有經歷過競選運動洗禮的政要們，在全球化和民主化的條件下何以正確地把握本國的基本政策在境外的社會效果，又何以展開有效的民間外交？雖然國際關系中的地緣政治、實力外交等因素有可能在某個時期、某些條件下掩蓋乃至緩和這種挑戰，但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民主化方面的「先進」與「后進」之間的鴻溝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加深，最終勢必導致中國在境內境外都陷入領導權的合法性危機。

兩年前，我曾經以東歐各國的「憲法革命」以及西歐社會批判理論的宗師哈貝馬斯（JürgenHabermas）轉向維護「民主的法治國家」、提倡「憲法愛國主義」（Verfassungspatriotismus）的立場變化為引子，探討了在中國推動憲政主義的必要性和出發點。現在，本文根據亞洲鄰邦立憲行憲的經驗，進一步考察中國政治改革的現實條件以及迫切性。

二、憲政如何防止「多數派專制」和「多數人無能」

民主的本意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按照平等的原則，由人民來直接掌握國家權力；第二、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由人民通過公共選擇來作出政治決定。但對于這種民主體制一直存在著各種疑慮，其中最重要的是托克維爾（AlexisdeTocqueville）提出的關于「多數派專制」的問題，以及沃拉斯（GrahamWallas）和黎普曼（WalterLippman）先后提出的在群體思考和輿論的非合理性這一層面所反映出來的「多數人無能」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