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傳播范文10篇

一、廣告跨文化傳播的一體化策略

該理論源自美國學者李維特（Levitt）。1983年，他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市場的全球化》一文，提出了市場一體化策略。他認為，交通和通信技術的快速發展日益使世界成為共同的市場，消費者幾乎趨同的品味、需求、生活方式將超越民族、地域和文化的限制，如果廣告商實施市場一體化策略，集中資源，大量生產某種產品，用同一廣告策略、同一品牌名稱，塑造同一產品形象，就可達到很好的廣告效益。

李維特的理論雖然夸大了消費者品味、需求、生活方式的趨同性，忽視了各國文化的差異性對一體化策略實施的阻礙，但如果能夠準確地抓住不同文化的共性，并以這些文化共性作為產品的廣告主題內容，實施一體化策略，的確能取得很好的廣告效益。

不同文化之間確實存在共性，即普世的價值。比如：勤勞、勇敢、善良、愛、和平、健康、安全、環保等。把它們作為廣告創作策劃的訴求點，能很快進行有效的跨文化傳播，贏取國際市場份額。如北京站二樓的中央檢票廳“2008奔向北京”藝術穹頂以不同體育項目運動員英姿為主要表現元素、以五大洲不同地域風情、建筑文化為背景，體現出健康、運動、和平的人類共同的追求，由此獲得第38屆莫比廣告獎戶外媒體金獎，這是迄今為止中國第一個榮獲國際獎項的戶外廣告藝術作品。

但是，廣告跨文化傳播的一體化策略并非盡善盡美。首先，不是所有的廣告都能找到與文化共性的結合點。其次，文化共性在不同的文化圏內，可能會有不同的表現方式，如果廣告的跨文化傳播錯用了表現方式，將會導致文化抗阻。因此，有研究者認為：“全球化廣告策略適用于專業化產品、高檔耐用品、銷售地區的文化環境大致類似的產品、目標消費者具有流劫性、不同地區的產品對本產品具有相同或相類似的要求等情況。”筆者認為這是有道理的。

二、廣告跨文化傳播的差異化策略

摘要：對于跨文化傳播工作來說，由于文化背景方面的差異，文化傳播工作開展的過程中容易出現藝術設計方式和內容與文化傳播需求不匹配的情況，這種情況會影響到文化傳播工作的開展效果。且從藝術設計的角度上分析，可知設計工作的開展由于藝術形式和內容本身的差異，會產生更多的差異和呈現形式，如何在跨文化的背景下做出符合文化傳播要求的藝術設計，并且取得預期的跨文化傳播效果，是現階段基于藝術設計的跨文化傳播工作開展中需要考慮的重點問題。

關鍵詞：跨文化傳播；藝術設計；傳播方法

跨文化視角意味著無論是文化傳播還是藝術設計，在其內容要求的豐富性和傳播渠道的復雜性上都有顯著的提升性要求。這就需要從事藝術設計的設計人員和從事文化傳播的傳播人員同步注重自身工作方法的轉換。

一、跨文化傳播的基本概念闡述

從跨文化傳播的概念提出背景方面來看：“一帶一路”經濟合作項目是這項傳播工作提出的得到一個主要契機[1]。在“一帶一路”背景下，經濟合作必然能夠帶來文化層面和精神層面的交叉和融合，跨文化傳播中的文化概念在這種背景下也屬于一個宏觀性的概念，即從多個層次和方面的文化表達和表現領域入手，實現參與合作國家之間的信息傳播和精神交流。具體到文化這一概念上來，跨文化傳播的內在含義包括了三個方面。第一，日常生活維度的跨文化傳播，即基于人們日常生活中相關性比較高的元素之間的傳播和交流。第二，文化心理結構角度的傳播。這一層次的傳播內容在深刻性上更強，是深入到文化感知的心理層面上的一種傳播要求。第三，基于上述兩個層面傳播過程中產生的矛盾和變化。綜合來講，跨文化傳播所研究的內容是基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生長的不同人就其信仰和觀念在互動過程中的相互交流和對相關意義的理解過程。

二、跨文化傳播與藝術設計之間的關系分析

摘要：在旅游和文化深度融合發展的大背景下，旅游文化傳播成為推動城市旅游行業發展的重要抓手。河源市擁有豐富的客家文化資源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同時是中國革命的策源地之一。這些寶貴的文化是河源市旅游文化傳播事業發展的有力支撐。然而，由于眾多因素的影響，與其他文化旅游強市相比，河源市的旅游文化傳播能力處于劣勢。在未來，河源市需在旅游文化傳播過程中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充分發揮河源市全域旅游發展優勢，更好地傳遞河源市旅游文化的聲音。

關鍵詞：旅游文化；文化傳播；河源市

旅游文化被人所塑造，并且傳播于人，服務于人。旅游文化包括地域文化、民俗文化、人文文化、歷史文化等多方位的文化，旅游文化傳播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同時，旅游文化傳播的根本意義在于推動當地旅游業的發展，滿足游客的文化體驗的樂趣需求。河源市位于廣東省東北部，是粵港澳大灣區與湘贛兩省溝通的重要紐帶。隨著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收入的高速增長，旅游業已經成為河源市的支柱型產業。但是，在旅游文化傳播方面，河源市仍存在較大的不足。為實現河源市全域旅游發展的中遠期目標，河源市必須加大旅游文化產品的宣傳力度，促進旅游地文化的營銷和推廣。為了更好地研究河源市旅游文化宣傳的現狀，為業界提供理論上的參考，本文將從“旅游文化傳播”的視角出發，深入探究河源市旅游文化傳播過程中面臨的問題并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法。

一、河源市旅游文化資源概述

（一）客家文化資源

河源市是客家文化的發祥地之一，是名副其實的“客家古邑”，擁有極其厚重的客家歷史文化積淀。在歷史長河的演變中，河源市的客家文化逐漸形成了地域文化特征明顯的特質文化符號。河源市境內的客家文化主要是客家傳統舞蹈、客家傳統戲劇、客家傳統音樂、客家傳統技藝、客家傳統民俗等。其中不乏國家和廣東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例如，忠信花燈、紫金花朝戲、客家山歌、木雕工藝、龍川雜技、八音鑼鼓、鳳凰燈舞等[1]。

摘要：紀錄片作為大眾敘事媒介，通過影像化的表達方式傳播人類思想文化，有著國家“家庭相冊”的美譽，其記錄的故事兼具真實性與藝術性，以其獨特的影像化視角表達方式更易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眾所接受。“看中國·外國青年影像計劃”是中國系列優秀紀錄短片的代表之一，自2011年創辦以來，來自數十個國家的青年導演走遍了中國大江南北，他們以跨文化的直觀體驗去感受中國文化，以獨特的創作視角彰顯中國魅力，在中國紀錄短片的拍攝中，創新敘述視角，以他者的視角敘述中國故事，通過界定中國文化核心元素，多維度塑造中國形象，并轉變敘事方式，使中國故事鮮活生動。這些紀錄短片包含了中國悠久歷史的傳統優秀文化、現當代精神文明等內容，成為世界看中國的重要“窗口”，對中國文化的國際傳播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紀錄短片；跨文化；傳播

隨著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和文化軟實力的不斷提升，我國快速融入世界，積極參與到全球治理的大環境中，履行大國應有的職責。與此同時，中國在世界上影響力的不斷提升讓西方世界不安和誤解，西方話語體系里不利于我國形象的“中國威脅論”等聲音頻頻出現。因此，一個真實、向上、強大的中國亟須被世界了解。在新的文化格局與復雜國際形勢下，如何更好的對外傳播中國優秀文化，彰顯大國文化自信，塑造國家形象已成為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識。黨的報告強調，要推動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講好中國故事，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1］推動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紀錄短片、短視頻、網絡等新媒介是非常重要手段。其中，中國紀錄短片正以其新穎、多樣的敘事方式，豐富、生動的現實題材講述中國故事，對推動中國文化國際傳播，樹立良好、積極的中國形象起著重要的作用。“看中國·外國青年影像計劃”創辦于2011年，至今已成功舉辦10屆，旨在通過中外青年參與拍攝中國各類文化素材的紀錄短片講述中國故事，以加強中外跨文化交流，彰顯中國文化魅力。截至2019年，該計劃已組織來自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意大利、荷蘭、格魯吉亞、印度、新加坡、韓國、以色列、澳大利亞、巴西、阿根廷等60個國家的610名青年，出色地制作了609部短片，共獲了100余項國際獎。［2］本文以“看中國·外國青年影像計劃”紀錄短片為例，分析其在全球化語境下傳播中國文化、塑造中國形象方面取得成功的原因，探析紀錄短片的優勢和特點，以更好地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推動中國文化的國際傳播。

一、創新敘述視角，以他者的視角敘述中國故事

近年來，關于中國文化的各類紀錄片陸續走向世界，成為世界各國了解中國文化的一扇窗戶，如《故宮》《美麗中國》《舌尖上的中國》等系列紀錄片，都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形象，傳播了中國文化。這些紀錄片講述的中國故事更多是一種自我敘述的表達方式，立足傳播者的主體意識。前蘇聯文學理論家巴赫金在其“對話理論”中指出，對話是人類生存的本質，在地位平等、價值相當的不同意識之間，對話性是他們相互作用的一種特殊形式。［3］在影像（紀錄片）的對話和交往過程中，敘述者，執行者都應具有平等的話語權，共同完成故事的敘述。“看中國·外國青年影像計劃”紀錄短片最大的特點之一在于其以他者的視角講述中國故事，國外青年拍攝的每一個紀錄短片都會通過主客體的視角，即拍攝者和被拍者的視角共同完成故事的展現，兩者的視角均被賦予了對等的話語權利，二者通過聚焦和引導的方式推動故事主線發展，彰顯了敘事的真實性，對中國形象的塑造更為客觀有力，更能體現中國魅力。第一個視角是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國年輕人，他們擔當故事整體敘事的主要角色，強調其獨立的創作與獨特的文化體驗。因其不盡相同的文化背景，所關注和闡述的重心也各不相同，但相同點在于他們都喜歡中國文化，渴望觀察中國，感受中國，了解中國，他們通過影像這種世界共通的語言，記錄著他們對中國感興趣的某一類題材，把中國的生活故事、歷史文化、發展理念傳播給世界。美國杰夫·波伊斯特教授對波士頓大學參加過“看中國·外國青年影像計劃”的學生進行調查發現，參與者們認為在中國拍攝紀錄片相比于以游客的身份來中國讓他們更有深刻的體會，原因在于他們需要使用攝影機工作，這使他們必須倚重視覺語言，而非口頭語言，他們發覺自己和被拍攝對象的互動需要更加集中注意力，找到一個主題并據此講述故事，這要求他們要更深人地鉆研中國人的生活和文化。［4］通過參與到中國紀錄片的拍攝，青年導演們被中國的魅力所感染，從而改變了從前的看法，總體感覺中國歷史悠久、中國文化豐厚、中國美食好吃、中國人非常友好。這體現了以他者的視角記錄故事，參與者有著更直觀的感受，能夠更好地體驗中國的社會及人文環境，也能給其他受眾者同樣的感同身受，真正地融入和接受中國的文化。第二個視角的敘事主體是被拍攝者，每一個紀錄短片中各個獨立的故事主人公面對鏡頭時，自然地敘述自身的故事，沒有掩飾，沒有虛假，就像和家人或者朋友講述生活的經歷，敘述生活的感受，包括少數民族村寨布依族手藝人、苗族蘆笙舞傳承者、漂泊在外的打工青年夫婦、北漂青年、農村留守老人、身處異國他鄉的女志愿者等，不同領域、不同階層、不同年齡段各類人士生活的生動展現，這種強調被拍攝者主體敘述地位的表達，能讓受眾者有一種互動式，身臨其境的感受，并樂于接受這種拍攝方式。同時以對普通人物現實生活的記錄展示中國文化，使中國形象的塑造更加真實立體，充分展現出具有悠久歷史文化的中國社會環境。紀錄片中，被訪者在鏡頭面前自然地敘述自身的生活文化故事，展示中國不同階層的人物形象，而拍攝者以朋友、客人的身份與受訪者形成互動，這種以他者的敘事視角很好地講述了中國的故事，塑造了客觀的中國形象，在中國跨文化傳播過程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二、界定核心內容，多維度塑造中國形象

一、企業文化的內外傳播

1、企業文化的外傳播

根據組織傳播理論，組織環境是組織生存的土壤，與組織產生與發展有這樣或那樣關系的各種聯系。它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幫助組織發展壯大，順利地實現組織目標；另一方面，也會阻礙組織目標的完成，成為制約組織擴展的主要力量。環境是組織存在的基礎，沒有適當的環境支持，組織便不復存在，更無所謂發展。在組織與環境之間約束和適應利用的辯證關系中，傳播始終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正是傳播行為把組織與組織之間聯系起來，通過組織邊界把環境資源輸入組織之中，又把組織信息與產品傳遞給消費對象，從而對環境發揮作用。因而，對外傳播是組織的本性和必需。

企業這一特殊組織，需要進行對外傳播活動，其中企業文化傳播是其重要的內容。全面、準確地對外展示、傳播本企業的文化，最終在社會公眾心目中留下一個美好印象，塑造兼具文明度、知名度和美譽度于一體的企業形象，對企業發展至關重要。根據格魯尼哥和亨特于1984年推出的新的環境劃分模式：按組織面對的“公眾”類型，把組織環境分為四大部分即職能部門、功能部門、規范部門和擴散部門。而一個企業的文化的對外傳播對象就是這些部門，如作為職能部門工商、稅務、公安等的各級政府部門；作為功能部門的供應商、顧客、人才中心、銀行等；規范部門的貿易協會、專業協會、競爭者等；擴散部門的社區和一般公眾。企業將自己的企業文化向這些部門傳播，讓最具評價力的社會公眾來充分認識自己的文化，并塑造良好的公共形象，推進企業發展。因此，企業出于自身的發展目的而主動保持并推進與外部環境的種種聯系，其中企業文化的全方位對外傳播是促使企業與其他組織間關系及行為的協調，從而保證企業具有良好的運作環境。

2、企業文化的內傳播

如果我們把企業中所有的管理要素都籠統地視為文化信息的話，企業文化傳播普遍存在于企業活動的各個方面，它既是企業活動的具體形式，也是企業行為實在的內容。企業的決策、計劃、執行、監督等所有管理活動，都離不開文化信息傳播，文化信息的傳播內容、傳播模式、傳播手段、傳播速度、傳播頻率的選擇，影響企業管理活動的直接結果，也決定了企業生存及發展的狀況。因此，企業文化傳播活動功能發揮的程度，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企業生命力之所在。作為企業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綜合體的企業文化必須通過在全企業范圍內進行傳播來發揮它的振興、導向、協調、凝聚、美化和育人功能。

1武術文化的傳播目標對象

首先,專業武術人員關注新的規則和評分標準等,專業性較強。其次,武術研究人員及相關部門工作者更多關注的是當下武術發展情況,注重實效性。再次,對于武術院校老師、學生,關注的更多是武術的教法等,注重系統性。最后,對于廣大的傳播對象而言,專業武術人員的受眾群體較小,傳播范圍也相對較小。而對于武術愛好者來說,主要關注點在于以下幾個方面,武術的欣賞性及武術娛樂性及健身性。而相對于專業武術人員,武術愛好者才是武術文化傳播的主要受眾群體。武術文化傳播對象群體按地域劃分,大致劃分為兩類,及武術在我國國內發展與武術在國際上的發展。在當前,武術成為國內民族傳統體育的首要及重點發展對象,相對于其它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武術文化發展較好。武術文化的傳播不僅局限于國內傳播,武術文化屬于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國文化的精髓也是世界文化的瑰寶,應與世界共享。但在國際領域上進行武術文化的傳播要注意傳播對象的文化背景,中西文化的差異導致了傳播方式及內容的改變。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武術文化的對外傳播應減少深層次的武術內涵性,應加以注重從武術的欣賞性及娛樂健身性入手。武術的對外傳播模式應使用“易—難”,“欣賞—學習實踐”,“武術表象—武術文化內涵”的過程。武術文化傳播對象群體按年齡層次劃分。大致劃分為三類,青少年受眾群體、中年受眾群體、老年受眾群體。每一個群體由于身體素質等得情況不同,對于武術文化傳播方向也存在一定的差異性。青少年人群精力充沛,喜歡新鮮刺激,且學習能力強,接受訊息能力較好。在武術文化的傳播方面著重于武術技能的練習,具有時代性的,搏擊型的內容。同時也應注重武術文化內涵的傳播,達到“形”與“神”的共存,“器”與“道”的和諧并存。利用武術文化提高青少年的身體素質的同時提升了其道德文化素質，達到了身與心的健康。

2武術文化的傳播效果——受眾行為理論

2.1信息的選擇與“使用與滿足”

傳播學中的“皮下注射理論”(“魔彈論”),施拉姆概述“傳播被視為魔彈,它可以毫無阻攔地傳遞觀念、情感、知識和欲望。”而現實理論證明這是錯誤的。在武術文化傳播過程中,傳播對象受眾不是無條件接受所有傳播信息的。受眾是存在一定的信息“需求”的個體,而受眾了解武術文化成為了受眾的需求動機,從而“使用”各種媒介來“滿足”他們的信息需求。這樣的一個“需求”—“滿足”的過程則被稱之為“使用與滿足”。對于不同的受眾個體,他們存在著不同的“需求”,把握好傳播訊息的內容,使其具有針對性傳播,才能在傳播中正中把心。在明確了受眾分類后,做好對受眾“需求”的調查才是武術文化傳播的重要方面。然而當下對受眾“需求”方面的調查研究并不多,一味的提倡武術文化傳播,卻未落實在實處,造成了傳播過程基礎的不穩定,形成了“紙上談兵”的狀態。

2.2培養武術文化中的“輿論領袖”

一、文化和文化傳播

什么是文化?這是一個相當復雜的的問題，就象錢鐘書老先生說的那樣：“文化到底是什么?本來還清楚呢，你一問倒糊涂了!”目前，學術界關于文化的定義有幾百個之多，這說明，在每一個學者心日當中，都有一個他們自己認為正確的文化定義。我國學者在使用文化概念時，主要有“廣義文化”和“狹義文化”兩大維度。廣義文化指的是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狹義文化是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總之，不論是“廣義文化”還是“狹義文化”，都是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全部成果。

文化不僅需要創造，還需要傳播。任何文化的發明創造，都凝結著人類巨大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如果我們把它看作為私有財產藏匿起來，那它的價值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體現文化的價值，只有在傳播中才能體現；也就是說，人類不僅要創造文化，還需要傳播，讓更多的人分享它，實現它的價值。即文化是傳播的產物，文化只有在傳播中才能體現其價值。由此可見，文化與傳播是互動的、一體的。文化是傳播的文化，傳播是文化的傳播。沒有文化的傳播和沒有傳播的文化都是不存在的。文化傳播指的是文化從一社會到另一社會、從一區域到另一區域以及從一群體到另一群體的互動現象。世界文化是由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文化構成的；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文化相互交流和相互交融實現文化的傳播。文化交流的過程，就是文化傳播的過程。文化傳播的過程也是人們共享文化的過程，是社會價值觀念、道德規范不斷被傳送、強化和使人們接受的過程。

文化傳播離不開一定的方式和手段，文化傳播方式是人們通過一定的方式傳遞知識、信息、觀念、情感或信仰，以及與此相關的所有社會交往活動。它指的是文化傳播中的具體方式和行為。文化傳播的方式有很多，語言是人類早期用來交流思想、情感。相互理解的主要方式；然后是書籍；接著是廣播、電話、電影、電視、報紙、雜志以及網絡等現代傳播工具。文化傳播手段是指文化傳播總要通過一定的媒介來實現，這些傳播媒介，就是文化傳播手段。文化傳播手段的發展大體上經歷了口語、文字、印刷、電子和網絡等發展階段。

二、文化傳播與德育

一般說來，德育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傳習一定的社會意識、社會規范，形成受教育者一定品德的活動。具體說來，德育是教育根據一定社會或階級的要求和受教育者品德形成發展的規律，在教育者施教傳道和受教育者受教修養的相互作用過程中，將一定社會或階級的思想政治準則和法紀道德規范轉化為受教育者思想、政治、法紀、道德品質的活動。從一定意義上講，我們的德育就是有目的、有計劃的傳播文化的社會活動。文化傳播豐富了德育的內容、開闊了德育工作的視野，增強了德育的感染力，推動著德育現代化的發展。

論文摘要：在評述跨文化傳播的典型研究視角的基礎上，提出從地方性知識的視角研究跨文化傳播的新思路。文章主要對地方性知識視角的分析功能、分析思路、研究方法等方面進行了探索式的闡述，認為借助地方性知識的視角能夠彌補跨文化傳播中研究視角不足，為跨文化傳播研究帶來新的內容和特征。此外，還對地方性知識視角的研究局限和必須注意的問題做了簡要的分析。

論文關鍵詞：地方性知識；跨文化傳播；視角

人類對跨文化傳播活動的關注與思考由來已久。歷史上，人們很早就對跨文化傳播研究表現出極大的興趣。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大都是從跨文化傳播研究中起步的。跨文化傳播本身研究的是文化與傳播的關系，因研究對象的不同形成了兩個分支：其一，強調文化對國際傳播的影響；其二，強調傳播對文化的影響。長期以來，我國在介紹、研究跨文化傳播方面有分量的著述卻非常稀少，國內的跨文化研究大多屬于新聞傳播領域和外語領域，缺乏批判精神和形而上學的哲學關懷，從哲學和文化視域對其進行系統的有創新性的研究依然是一個有待開拓的學術疆域。北京大學關世杰教授在考察了近十年來中國跨文化傳播研究后指出，“閱讀一些中外相關著述，提出某個觀點或理論+一些論據+結論”是中國學者研究跨文化傳播常用路徑，“因而，著述中通論式的多，專論式的少，寬泛的多，深入的少。這與筆者的看法不謀而合，中國跨文化傳播研究中創新性視角的缺乏，的確是導致此領域研究薄弱的不可忽視的原因之一。因此要提升中國跨文化傳播研究的水平，有必要探索一條適合跨文化傳播研究的視角。

1典型研究視角的局限性

我們知道，跨文化傳播是一種伴隨著人類發展的歷史文化現象，是現代人的一種生活方式，更是文化發展的內在動力。各種文化正是由于吸收不同文化的有益因素，使自己不斷得到更新、豐富和發展的。跨文化傳播研究所尋求的是在“互相參照”的過程中認識文化的特性，使各種文化都能通過對話而獲得思想新資源。在跨文化傳播過程中，“互相參照”的主體是民族和國家。跟人類所有的傳播現象一樣，跨文化傳播離不開“國家、民族”和“市場”的雙重介入，國家之問、民族之間、階級之問乃至性別之間形成的權力關系影響甚至操縱著跨文化傳播，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不同文化問的交流和沖突更加嚴重。強勢文化在全球的擴張必然帶來一些弱勢文化的萎縮，文化霸權正在威脅著世界文化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全球化促進了文化的交流，也導致單向的不平等的文化傳播。跨文化傳播的研究必須從根本上反思這種權力關系及其影響。

在反思跨文化傳播的各種權力關系中，“后殖民主義”是學者們經常使用的典型研究視角。的確，后殖民主義的理論體現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西方學者對于資本主義文化的反省和批判，更揭示了人們對于冷戰結束后資本主義發展特征的思考與認識。這一理論引入我國后，給我們提供了研究跨文化傳播的廣闊視野，同時也為探討不平等的跨文化傳播提供了一個較為適宜的角度。目前，我國學者在研究中西跨文化傳播時也以它為理論向導，在對西方傳媒與西方輿論的認識和評判中，時時顯露這一理論思維方式的運用。然而，毋庸置疑，后殖民主義視角在跨文化傳播研究中的應用也存在著某些局限性。后殖民主義是在綜合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基礎上對國際文化傳播中的不平衡現象的表述，對此，我國學者始終是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場，反對西方國家的文化傳播霸權，保護民族文化的。同時，“后殖民主義”表述對中國人來說還包括了許多民族情緒：它包含百年屈辱留給中國人的對西方文化的敵對、仇視和恐怖的情感；它是“帝國主義”印刻在中國內心深處的心理陰影；它是一種民族主義而非殖民化的文化抵抗；它還帶有自卑情緒的文化保守主義。如果將后殖民主義的研究視角泛化于跨文化傳播研究中，難免會導致研究者在審視西方文化和本民族文化以及雙向的交流傳播時欠缺理性思考。另外，“后殖民主義”的理論也僅僅適用于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文化傳播，而涉及發達國家之間、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文化傳播時則變得無力。因此，在全球文化風暴刮起時，“后殖民主義”只能作為一種堅定的文化立場，不能作為對跨文化傳播的認識模式或普遍化的研究視角。

“中國文化傳播史研究”是一個既古老又年輕的課題。盡管歷史學、社會學甚至文學研究者對于文化傳播的相關現象早已有所關注，但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西方傳播學被引內地以來，大陸學者才開始嘗試以傳播學的角度探討中國固有文化傳播的歷程，歷經三十年已取得一定成果，為這一課題開辟了新的天地。

作為傳播學研究的分支，文化傳播研究有自己的邊界。所謂“文化”，指的是以觀念形態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與之相適應的文明體系，即錢穆所謂:“文化”是關乎人類群體生活的精神層面，由群體內部精神累積而產生的東西川。“傳播”則是傳播學最基本的概念，按照施拉姆的定義，指的是信息經過社會信息系統運行而實現的交流及其影響。傳播學視域下的“文化傳播”研究把社會信息的傳遞視為文化保存、傳承、蛻變、增殖的過程，關注文化通過社會信息系統得以傳承的問題。事實上，“文化”與“傳播”關系密切，有文化則必有傳播，傳播是文化得以存在的首要條件，有傳播則必有文化要素的交流互動，人類正是通過文化的代代相傳，構建自己賴以生存的精神和物質世界，文化傳播是人類傳播活動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類型。

按照傳播學的觀點，完整的傳播活動需要五個基本要素:傳播者、受傳者、媒介、傳播內容和反饋，其中傳播者(主動進行信息傳遞的人)和受傳者(接受信息并作出反映的人)是傳播活動的主體，傳播媒介是承載信息的載體和渠道，傳播內容指的是傳播活動具體傳遞了什么性質的社會信息，它們涵蓋了傳播活動的基本方面，傳播學者在文化傳播史領域的研究也可以這三個維度來概括。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僅對新時期以來大陸學者的研究情況作一總結，并例舉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一)傳播主體研究方面，大陸學者關注在中國傳統社會中較具特色的文化傳播活動，特別是活動者的身份、在何種傳播思想的指導下如何進行，造成何種社會影響，試圖以此另辟蹊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形成和特點重新評估。

其中，文化傳播活動主體的社會身份及其方式研究可謂關注者眾，成果也較多，不乏有意義的創見。1988年出版的吳予敏的《無形的網絡一一從傳播學角度看中國傳統文化》一書堪稱內地最早從傳播學角度進行這一課題研究的嘗試之一。該書在運用西方傳播學理論分析中國傳統文化上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例如作者指出不同于西方，作為古老的農業文明，幾千年來中國社會特有的社會組織如家族、鄉社、職業社團、信仰團體等等通過家教、社祭、鄉幫行會的活動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傳播和維系著傳統文化。李彬的《唐代文明與新聞傳播》成書時間亦較早，作者將目標聚焦于唐代，指出其時的社會信息傳播分為官方、民間和士人三個層面，與它們密切相關的官方主導文化、大眾民間文化和士人經典文化由此形成。毛峰的《文明傳播的秩序—中國人的智慧》05年出版，對中華文化獨有的精神內核與傳播方式進行了深人辨析，例如作者總結傳統中國的特色之一即在制度中特設納言之官主管審查政令，三禮之官總掌祭祀，典樂之官主管全國教育學術文化，司徒之官負責敦風化俗協調人際關系，“四官”不但負責實際事務，同時都擔負著傳播文化，在精神上引領民眾的作用。九十年代以后大陸出版了數部中國傳播史，如李敬一的《中國傳播史》(先秦兩漢卷)及《中國傳播史論》、周月亮的《中國古代文化傳播史》王醒的《中國古代傳播史》、赫樸寧與陳路等合著的《中國傳播史論》，盡管在側重點上與前幾部專著不盡相同，但大多史論結合，不但向讀者介紹了不同歷史時期文化傳播的現象，還對它們進行了一定的總結。其中在關于傳播者的身份研究方面，多能對中國古代社會特有現象加以特別關注，例如李敬一特別指出，中國社會向來重史，史官制度完備，史官記事對于紀錄和傳承文化具有特別的意義;王醒亦提醒讀者，中國的郵驟官員及其系統自夏商周時代即已有之，作為官方所建立的社會信息系統一直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內容提要】跨文化傳播（或跨文化交際）是人類的一個普遍現象。但，殖民主義打破了不同文化自足的進化方式后，強勢文化將強權即真理的邏輯搬到了文化領域，從根本上顛覆了文化正常交往、彼此影響、融合提升的主題，而變成了文化的殖民主義。這個基本的判斷已經隨著“二戰”后殖民主義在世界范圍的瓦解成為學界反思歷史和看待今世的基本共識，更何況文化的新殖民主義在全球化背景下不斷變幻形式，愈加乖離平等這個主題。歷史的分析有語境，文化的判斷有系數。中國的跨文化傳播的研究和實踐，更需要在深刻認識這樣的語境的基礎上，全面檢視作為“舶來品”的跨文化傳播理論，作出我們當下的思考。本文即是這樣的一個嘗試，并兼之與學界前輩童兵教授商榷。

【關鍵詞】跨文化傳播、跨國傳媒集團、話語博弈、文化生態

讀了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童兵先生發表在《新聞大學》2004年第3期的文章“試析跨文化傳播中的認識誤區”，深受啟發，尤其是童先生在文中的一個觀點引發了我的思考，即跨文化傳播并不會構成文化侵略，是否如此呢？本文擬從童先生的這個觀點出發，就國際傳媒集團在世界范圍內的實踐、跨文化傳播的歷史、現實和文化內在邏輯，以及作為跨文化傳播精神實質的的話語博弈、世界文化的在劫難逃現實、中國在當前跨文化傳播中的生態、跨文化傳播學在中國等基本問題就教于本領域的學者，兼與童先生商榷。

一、跨文化傳播不構成文化侵略？

童先生文中有這樣一段論述:

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無數事實表明，信息就是一種戰略資源，誰在跨文化傳播中掌握制導權，誰就在制度競爭、國家競爭和人心競爭中占有主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