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升華范文10篇

思想教育課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適應社會主義學校對學生的政治、思想、品德的成長的要求的一門內涵豐富的綜合性的新興學科，旨在培養學生成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建設人才，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而道德教育是思想教育課的題中應有之義，但思想教育課對道德的研究與倫理學對道德的研究相比，在深度上是有區別的。我們可以將道德的本質、特征、社會功能起源及其發展規律等歸納為《道德概述》來講述，我以為應講清以下幾個問題：

道德的本質、特征與功能

一、道德的概念

道—一道路、道理，引伸為規則、規范、事物的規律。德—一有所得，“德者、得也”。古代德與得相遁，認識“道”的人，內得于已（提高覺悟），外施于人（助人為樂），就是道德。德在過去寫法是“德”，人們解釋“德”字時說：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心宣就是德。

馬克思主義哲學、倫理學關于道德的概念是：道德是人類社會特有的，以善惡為標準的社會意識形態，是依靠人們內心信念、傳統習慣以及社會輿論來調整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行為規范的總和。

對這一概念剖析如下：

思想教育課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適應社會主義學校對學生的政治、思想、品德的成長的要求的一門內涵豐富的綜合性的新興學科，旨在培養學生成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建設人才，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而道德教育是思想教育課的題中應有之義，但思想教育課對道德的探究和倫理學對道德的探究相比，在深度上是有區別的。我們可以將道德的本質、特征、社會功能起源及其發展規律等歸納為《道德概述》來講述，我以為應講清以下幾個新問題：

道德的本質、特征和功能

一、道德的概念

道—一道路、道理，引伸為規則、規范、事物的規律。德—一有所得，“德者、得也”。古代德和得相遁，熟悉“道”的人，內得于已（提高覺悟），外施于人（助人為樂），就是道德。德在過去寫法是“德”，人們解釋“德”字時說：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心宣就是德。

馬克思主義哲學、倫理學有關道德的概念是：道德是人類社會特有的，以善惡為標準的社會意識形態，是依靠人們內心信念、傳統習慣以及社會輿論來調整個人和個人、個人和社會之間關系的行為規范的總和。

對這一概念剖析如下：

思想教育課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適應社會主義學校對學生的政治、思想、品德的成長的要求的一門內涵豐富的綜合性的新興學科，旨在培養學生成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建設人才，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而道德教育是思想教育課的題中應有之義，但思想教育課對道德的研究與倫理學對道德的研究相比，在深度上是有區別的。我們可以將道德的本質、特征、社會功能起源及其發展規律等歸納為《道德概述》來講述，我以為應講清以下幾個問題：

道德的本質、特征與功能

一、道德的概念

道—一道路、道理，引伸為規則、規范、事物的規律。德—一有所得，“德者、得也”。古代德與得相遁，認識“道”的人，內得于已（提高覺悟），外施于人（助人為樂），就是道德。德在過去寫法是“德”，人們解釋“德”字時說：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心宣就是德。

馬克思主義哲學、倫理學關于道德的概念是：道德是人類社會特有的，以善惡為標準的社會意識形態，是依靠人們內心信念、傳統習慣以及社會輿論來調整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行為規范的總和。

對這一概念剖析如下：

一、園林城市和城市設計都是城市文明不斷發展的結果

建設園林城市要求整個城市都園林化——建設城市大園林，這是城市文明發展到高級階段的必然要求。城市功能從最初的只用于交換和防御，發展到越來越多地注重文化的要求，人們希望不只是居者有其屋，而且還希望其生活、工作的環境在心理和生理上的舒適程度達到最優化，城市設計由此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建設園林城市應該說是城市設計追求的根本目標；而園林城市的建設也必須通過加強城市設計來實現，二者一個是目標，另一個是手段。

園林城市和城市設計目前都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十九世紀英國的霍華德曾經提出過田園城市的理論，應該說這個理論是城市文明發展進程中的里程碑，而這個理論中的最基本的要素則是以園林綠化為有機聯系的城市構造原則。這個理論對以后的城市規劃、城市設計理論和實務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其精神實質表現的是一種城市發展的必然趨勢。園林城市的概念說到底是一種城市形態標準，這種形態應該說反映了城市文明不斷發展的必然結果。園林城市作為一種城市形態，是否可以這樣理解其概念：園林城市就是以一定量的綠化作為基本的有機紐帶，藝術化地組織和構造城市空間的各個基本要素，使城市形體環境有最佳的美學和生態學效果。

城市設計理論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創立的。當城市規劃學從空間地域規劃發展到融社會、經濟、文化因素的綜合性規劃學科后，就出現了一方面建筑作力于微觀自我表現，另一方面城市規劃忙于跨學科宏觀擴展的局面。兩極化的傾向忽視了人的情感，割裂丁建筑與建筑的關系，冷淡了城市視覺環境質量。在這種情況下，城市設計理論應運而生，在城市規劃和建筑設計之間的盲區——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建立了非常重要的學科。城市設計作為新興的邊緣學科，與其他邊緣學科一樣，其概念有多種解釋，但比較常見的說法是：城市設計就是以城市建筑外部公共空間環境為對象，以人為主體，以整體效應為原則，以建立城市良好視覺效果和提高城市綜合環境質量為目的，融于城市規劃和建筑設計之中的中觀設計。城市規劃出于理性，城市設計則側重于感性；建筑設計是對個體的操作，城市設計是對群體的組織。

由此看出，園林城市與城市設計都是針對城市形態進行的描述和操作，二者之間有著相互依存的密切關系。

二、構造園林城市是城市設計應該追求的根本目標

一、園林城市和城市設計都是城市文明不斷發展的結果

建設園林城市要求整個城市都園林化——建設城市大園林，這是城市文明發展到高級階段的必然要求。城市功能從最初的只用于交換和防御，發展到越來越多地注重文化的要求，人們希望不只是居者有其屋，而且還希望其生活、工作的環境在心理和生理上的舒適程度達到最優化，城市設計由此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建設園林城市應該說是城市設計追求的根本目標；而園林城市的建設也必須通過加強城市設計來實現，二者一個是目標，另一個是手段。

園林城市和城市設計目前都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十九世紀英國的霍華德曾經提出過田園城市的理論，應該說這個理論是城市文明發展進程中的里程碑，而這個理論中的最基本的要素則是以園林綠化為有機聯系的城市構造原則。這個理論對以后的城市規劃、城市設計理論和實務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其精神實質表現的是一種城市發展的必然趨勢。園林城市的概念說到底是一種城市形態標準，這種形態應該說反映了城市文明不斷發展的必然結果。園林城市作為一種城市形態，是否可以這樣理解其概念：園林城市就是以一定量的綠化作為基本的有機紐帶，藝術化地組織和構造城市空間的各個基本要素，使城市形體環境有最佳的美學和生態學效果。

城市設計理論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創立的。當城市規劃學從空間地域規劃發展到融社會、經濟、文化因素的綜合性規劃學科后，就出現了一方面建筑作力于微觀自我表現，另一方面城市規劃忙于跨學科宏觀擴展的局面。兩極化的傾向忽視了人的情感，割裂丁建筑與建筑的關系，冷淡了城市視覺環境質量。在這種情況下，城市設計理論應運而生，在城市規劃和建筑設計之間的盲區——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建立了非常重要的學科。城市設計作為新興的邊緣學科，與其他邊緣學科一樣，其概念有多種解釋，但比較常見的說法是：城市設計就是以城市建筑外部公共空間環境為對象，以人為主體，以整體效應為原則，以建立城市良好視覺效果和提高城市綜合環境質量為目的，融于城市規劃和建筑設計之中的中觀設計。城市規劃出于理性，城市設計則側重于感性；建筑設計是對個體的操作，城市設計是對群體的組織。

由此看出，園林城市與城市設計都是針對城市形態進行的描述和操作，二者之間有著相互依存的密切關系。

二、構造園林城市是城市設計應該追求的根本目標

創建園林城市是我國近幾年開展的一項有關提高城市總體景觀和生態水平的活動，這項活動就是要把各個城市建設成為風景優美、品味高尚、生態健全的現代化城市。而這個目標的實現，離不開城市設計（urbandesign）的進行。本文試圖對園林城市和城市設計的含義以及二者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行初步探討。

一、園林城市和城市設計都是城市文明不斷發展的結果

建設園林城市要求整個城市都園林化——建設城市大園林，這是城市文明發展到高級階段的必然要求。城市功能從最初的只用于交換和防御，發展到越來越多地注重文化的要求，人們希望不只是居者有其屋，而且還希望其生活、工作的環境在心理和生理上的舒適程度達到最優化，城市設計由此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建設園林城市應該說是城市設計追求的根本目標；而園林城市的建設也必須通過加強城市設計來實現，二者一個是目標，另一個是手段。

園林城市和城市設計目前都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十九世紀英國的霍華德曾經提出過田園城市的理論，應該說這個理論是城市文明發展進程中的里程碑，而這個理論中的最基本的要素則是以園林綠化為有機聯系的城市構造原則。這個理論對以后的城市規劃、城市設計理論和實務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其精神實質表現的是一種城市發展的必然趨勢。園林城市的概念說到底是一種城市形態標準，這種形態應該說反映了城市文明不斷發展的必然結果。園林城市作為一種城市形態，是否可以這樣理解其概念：園林城市就是以一定量的綠化作為基本的有機紐帶，藝術化地組織和構造城市空間的各個基本要素，使城市形體環境有最佳的美學和生態學效果。

城市設計理論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創立的。當城市規劃學從空間地域規劃發展到融社會、經濟、文化因素的綜合性規劃學科后，就出現了一方面建筑作力于微觀自我表現，另一方面城市規劃忙于跨學科宏觀擴展的局面。兩極化的傾向忽視了人的情感，割裂丁建筑與建筑的關系，冷淡了城市視覺環境質量。在這種情況下，城市設計理論應運而生，在城市規劃和建筑設計之間的盲區——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建立了非常重要的學科。城市設計作為新興的邊緣學科，與其他邊緣學科一樣，其概念有多種解釋，但比較常見的說法是：城市設計就是以城市建筑外部公共空間環境為對象，以人為主體，以整體效應為原則，以建立城市良好視覺效果和提高城市綜合環境質量為目的，融于城市規劃和建筑設計之中的中觀設計。城市規劃出于理性，城市設計則側重于感性；建筑設計是對個體的操作，城市設計是對群體的組織。

由此看出，園林城市與城市設計都是針對城市形態進行的描述和操作，二者之間有著相互依存的密切關系。

前言：創建園林城市是我國近幾年開展的一項有關提高城市總體景觀和生態水平的活動，這項活動就是要把各個城市建設成為風景優美、品味高尚、生態健全的現代化城市。而這個目標的實現，離不開城市設計（urbandesign）的進行。本文試圖對園林城市和城市設計的含義以及二者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行初步探討。

一、園林城市和城市設計都是城市文明不斷發展的結果

建設園林城市要求整個城市都園林化——建設城市大園林，這是城市文明發展到高級階段的必然要求。城市功能從最初的只用于交換和防御，發展到越來越多地注重文化的要求，人們希望不只是居者有其屋，而且還希望其生活、工作的環境在心理和生理上的舒適程度達到最優化，城市設計由此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建設園林城市應該說是城市設計追求的根本目標；而園林城市的建設也必須通過加強城市設計來實現，二者一個是目標，另一個是手段。

園林城市和城市設計目前都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十九世紀英國的霍華德曾經提出過田園城市的理論，應該說這個理論是城市文明發展進程中的里程碑，而這個理論中的最基本的要素則是以園林綠化為有機聯系的城市構造原則。這個理論對以后的城市規劃、城市設計理論和實務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其精神實質表現的是一種城市發展的必然趨勢。園林城市的概念說到底是一種城市形態標準，這種形態應該說反映了城市文明不斷發展的必然結果。園林城市作為一種城市形態，是否可以這樣理解其概念：園林城市就是以一定量的綠化作為基本的有機紐帶，藝術化地組織和構造城市空間的各個基本要素，使城市形體環境有最佳的美學和生態學效果。

城市設計理論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創立的。當城市規劃學從空間地域規劃發展到融社會、經濟、文化因素的綜合性規劃學科后，就出現了一方面建筑作力于微觀自我表現，另一方面城市規劃忙于跨學科宏觀擴展的局面。兩極化的傾向忽視了人的情感，割裂丁建筑與建筑的關系，冷淡了城市視覺環境質量。在這種情況下，城市設計理論應運而生，在城市規劃和建筑設計之間的盲區——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建立了非常重要的學科。城市設計作為新興的邊緣學科，與其他邊緣學科一樣，其概念有多種解釋，但比較常見的說法是：城市設計就是以城市建筑外部公共空間環境為對象，以人為主體，以整體效應為原則，以建立城市良好視覺效果和提高城市綜合環境質量為目的，融于城市規劃和建筑設計之中的中觀設計。城市規劃出于理性，城市設計則側重于感性；建筑設計是對個體的操作，城市設計是對群體的組織。

由此看出，園林城市與城市設計都是針對城市形態進行的描述和操作，二者之間有著相互依存的密切關系。

園林城市和城市設計目前都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十九世紀英國的霍華德曾經提出過田園城市的理論，應該說這個理論是城市文明發展進程中的里程碑，而這個理論中的最基本的要素則是以園林綠化為有機聯系的城市構造原則。這個理論對以后的城市規劃、城市設計理論和實務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其精神實質表現的是一種城市發展的必然趨勢。園林城市的概念說到底是一種城市形態標準，這種形態應該說反映了城市文明不斷發展的必然結果。園林城市作為一種城市形態，是否可以這樣理解其概念：園林城市就是以一定量的綠化作為基本的有機紐帶，藝術化地組織和構造城市空間的各個基本要素，使城市形體環境有最佳的美學和生態學效果。

城市設計理論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創立的。當城市規劃學從空間地域規劃發展到融社會、經濟、文化因素的綜合性規劃學科后，就出現了一方面建筑作力于微觀自我表現，另一方面城市規劃忙于跨學科宏觀擴展的局面。兩極化的傾向忽視了人的情感，割裂丁建筑與建筑的關系，冷淡了城市視覺環境質量。在這種情況下，城市設計理論應運而生，在城市規劃和建筑設計之間的盲區——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建立了非常重要的學科。城市設計作為新興的邊緣學科，與其他邊緣學科一樣，其概念有多種解釋，但比較常見的說法是：城市設計就是以城市建筑外部公共空間環境為對象，以人為主體，以整體效應為原則，以建立城市良好視覺效果和提高城市綜合環境質量為目的，融于城市規劃和建筑設計之中的中觀設計。城市規劃出于理性，城市設計則側重于感性；建筑設計是對個體的操作，城市設計是對群體的組織。

由此看出，園林城市與城市設計都是針對城市形態進行的描述和操作，二者之間有著相互依存的密切關系。

二、構造園林城市是城市設計應該追求的根本目標

園林城市之所以是城市設計的根本目標，就在于園林城市這個城市的發展目標是城市文明發展的最高級形態。之所以這樣理解，主要有三條理由：

第一，從城市發展的趨勢看，城市的產生是人類社會分工的結果，是人類努力擺脫自然完全束縛的結果。然而，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人類開始意識到自己與自然密不可分的關系，從而開始"了在自己制造的人工環境中去崇尚自然、追求自然和返璞歸真的歷程。自然因素很多，但是根本的可以營造的因素主要是園林綠化，并以此來藝術化地構造城市空間的各個基本要素，所以園林城市是人們的理想目標。城市設計就是力圖使城市這個人工環境更多地引入人們對自然的追求，從而“建立良好的視覺效果和提高城市綜合環境質量”。

農村衰落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對經濟高速增長尤其是對GDP的近乎偏執的狂熱追求。作為經濟基礎的基礎的農業生產，在發展到一定階段后，要保持長期的高速增長是不可能的。而城市化、工業化甚至人為制造出來的所謂“經濟增長點”則可以給GDP增光添彩，農村、農業自然被淡化了，邊緣化了。而“經濟發展主宰一切的社會里，經濟發展的邊緣化必然導致文化的邊緣化，導致鄉村文化本身的虛化，這在今天實際上已越來越成了一個隱在的，卻可以說是危機重重、事關鄉村社會生存命脈的大問題，如果我們認為鄉村社會的發展不僅僅是經濟的發展，而是整體文化與文明發展的話。”［3］正因如此，盡管“中國農民當前的物質生活條件也可能處在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但是，中國農民的相對收入降低，主體性地位沒有了，人生意義被打碎了，而且生活的風險極大地增加了。”［4］靳勒的《藝術村莊》用訪談的形式，真實記錄了農村、農民的生活、思想、情感世界。從惡劣的自然生態、生產環境，到“溫飽有余、小康不足”的經濟狀況，從青年人被迫外出打工到鄉村社會的蕭條景象，到功利化宗教信仰的卷土重來，到鄉村治理的虛化與腐敗，再到村民對鄉村發展前景透露出的迷茫和擔憂，這一切無不深刻映射出農村蕭條、邊緣化的基本事實。農業、農村、農民，正處在生死攸關的危機之中。正因如此，社會上的知識分子，包括國家領導人，相當普遍地喊出了“三農問題”，呼吁重新建設鄉村。2005年10月十六屆五中全會后，中共中央及政府更是作出了具體安排，大張旗鼓地進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而鄉村的重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絕不只是一個簡單的建設問題。它首先要求我們整個社會對發展理念，尤其是對現代化的想像發生根本性轉變。鄉土中國的重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絕不是向城市化、工業化靠攏，絕不是向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高污染、高能耗”的生活方式靠攏。同時，我們應該充分認識到，傳統鄉村文明有它獨特合理優良的因素存在。“傳統鄉村文化之為一種獨特的文化韻味，正在于其蘊含的泥土般的厚重、自然、淳樸而不乏溫情的生存姿態。”［3］而今天我們建設的現代化鄉村文明，更應該結合科學合理、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方式，以社會、文化重建為主體，在有九億農民內在動力推動的情況下，進行一場以和諧發展、幸福生活為目的的生活方式的建設。其核心在于恢復鄉村文化的自信心，重建鄉村作為社會文化有機存在的尊嚴，使其以區別于城市文明的獨特的生命意義、生活意義、文化意義而存在。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一條“自上而下”解決當代中國“三農”困境的有效途徑，也是一條官方的政治途徑，應該說這是國家意識下的民族自覺。在這個意義上講，亦是國家意識對鄉土中國的一次改造，一次努力，但由于種種原因，它失敗了。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在于這種嘗試或探索或實踐更多的基于政治意識形態的目的，更多的基于政權建設，而不是一種社會建設，一種文化建設，沒有擺脫把鄉土中國“城鎮化”、“小工業化”的思維定勢。這正是今天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要竭力避免的。如果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對中國現代化的想像，不能改變對發展理念的認識，最后，“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就只能是再造一些并不適合鄉村生活的城市化住房，走一些勞民傷財的過場，甚至造成對鄉土中國的再一次雪上加霜的破壞。《藝術村莊》則提供了鄉土中國重建中的另一條路徑，即“自下而上”路徑的可能性，并且，已經顯示出農民“自覺、自發、自創、自治”的特點，展現出中國當代農民秉承祖先“敢于開拓，勇于創新”的精神魅力。而“地方的魅力，事實上是由于居住在這土地上的人的魅力而產生出來的。”［5］同樣，我們必須指出，鄉土中國建設中這條“自下而上”的路徑，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就有梁漱溟、晏陽初等一大批知識分子通過“渾融一體，共謀發展”探索過，實踐過，也總結出了深刻的理論成果，《鄉村建設理論》便是最好的證明。只是當時的政治社會歷史大環境，更多的集中在救亡運動、主義之爭、政權爭奪的宏大敘事中，真正的鄉土中國的建設還遠遠沒有也不可能被提升到國計民生、文明創建的高度來對待。但“鄉村建設”運動對我們今天進行的鄉土中國的重建意義重大，它的啟示有：一是“村里人自己要動起來”，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要在“有九億農民內在動力”的情況下進行鄉土中國的重建，不能“號稱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二是知識分子與村民們“渾融一體，共謀發展”。“賢士之‘智’”與“鄉民之‘仁’”相互砥礪，共同建設。三是當代鄉土中國的重建，目的不僅僅是改變現狀，不是拾遺補缺，而是基于“自覺和創造”的目的，基于對科學合理、和諧幸福、可持續生活方式的自覺認同和對人類社會文明模式的創造意識和熱情，最后的指向是包括9億農民在內延及知識分子以及全體13億中國人對人的尊嚴的自覺和提升。靳勒的《藝術村莊》記錄了鄉土中國建設“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兩條路徑在同一個基點———中國甘肅秦安石節子村———的交匯與碰撞，證實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必要性、急迫性，也重生了梁漱溟們對鄉土中國的希望和憧憬。藝術家們和村民的互動一次次生動而具體的證明了苦難的鄉土中國數千萬年一脈相承的勤勞、質樸、勇敢、活力和魅力。實際上，在鄉土中國重建的道路上，我們處于一個相當有利的位置，我們不僅有“前車之覆”，“殷鑒不遠”的便利，而且還有“他山之石”可資借鑒。我們的東鄰日本，曾經在追求所謂現代化、工業化的過程中，同樣經歷了鄉土農村的大蕭條、大衰敗，那些鄉村痛苦的死亡過程，在日本民眾心中留下了永久的傷痕和陰影。那時的日本人無可奈何，只能承受這被認為是現代化征途必須付出的代價。而我們的幸運在于，我們知道這種情形并非在劫難逃，我們完全可以通過努力，化解、糾正、超越這種可能性，并且建設更美好更和諧更體現人類智慧的家園。這種情形反而成了促進人類及其文明升華和飛躍的跳板。日本人不幸的承受了文明“硬著陸”的痛苦，當然，我們絕不能小看日本人，他們并非一無所獲，他們以犧牲和痛苦認識到故鄉的魅力，認識到“故鄉，不是用來逃離的，故鄉不應僅僅是游子遙遠的鄉思寄托，而是鄉民們活生生的鄉土再造；它并不單是老者的安身立命之處，更是年輕人實現美好愿望的實踐場所，他們的情感與行為好似自然地從土地里生長出來，是一個‘人生向上’（梁漱溟語）的創造過程。”［6］

日本人西村辛夫的《再造魅力故鄉———日本傳統街區重生故事》便是一個很好的案例和借鑒。《藝術村莊》中石節子村重建的故事則完全源起于一個童話。2007年，藝術家艾未未、靳勒聯手給了石節子村幾位村民一個童話，一個取名《童話》的行為藝術。這是一個真正的童話，石節子村這幾位村民，免費去了德國卡塞爾、敏斯特，參加了第十二屆卡塞爾文獻展。“他們做夢也做不到，一下子能去一個想都沒想過，聽都沒聽過的這么一個地方，最后他們去了”，“村子里神仙塔的道長擔心回不來最后沒有去，浪費了一個名額，等大家都回來了，他很后悔。”2007年冬，藝術家趙半狄和他的熊貓藝術團來到石節子村，和村民一起舉辦了一場山村春節聯歡晚會。2008年2月9日，藝術家靳勒，這個石節子村出的“大人物”，被村民自發以直選的方式選舉為村長。2008年，旅英女藝術家到石節子村和村民、孩子交流。2008年5月18日，石節子村民為“5•12”地震災區自發捐款，籌集善款人民幣2000元，由村長靳勒轉交到文縣肖家小學老校長和現任校長金文成手中。2008年10月，村民與藝術家一起到北京798藝術社區，舉辦《主人》藝術展，“人人成了藝術家”。2009年2月3日，“石節子藝術館”開幕。石節子村走上了向藝術嬗變之路。石節子村民遭遇童話，經歷童話，并開始追逐童話。石節子村民選舉藝術家當自己的村長，讓藝術為村莊的嬗變服務，讓藝術為幸福生活服務！藝術，能夠拯救村莊，能夠帶領石節子村民走向富裕、幸福的人生之路嗎？熱愛童話的人不沮喪，有夢想的人不寂寞。在鄉土中國嬗變的大潮中，石節子村的“藝術村莊”只是一個個性鮮明獨特的個案。平遙、周莊、魯鎮、千燈，則是另外一種模式。那里保存了歷史和文化，深入了歷史和文化，并且超越了歷史文化，因而獲得了成就感和幸福感。農民安金磊則是又一種模式。因為“安家的棉花對鄉親們來說，幾乎就是一個神話”，因為安金磊關心自然農法，關心精耕細作，關心有機農業、農民生計與可持續發展，“他的方向就是中國現代農業的方向。”［7］而收藏家蔡國強眼中的“農民達•芬奇”又是另一種模式。因為在江蘇、安徽、四川、湖南、廣東、福建、浙江、江西、寧夏、甘肅等等地方，蔡國強“收藏了很多農民造的潛水艇、直升機、飛碟、機器人”，“他們不管年紀多大，掙錢掙多少，每個人長得都好看，輪廓很清楚，眼睛很聰明很有神，很有信心，有幽默感。”［8］這是一片盛產童話、神話和夢想的熱土。這就是鄉土中國正在經歷的巨大嬗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充滿創造力和對未知世界的開拓勇氣的歷史巨變。

本文作者：李勝利工作單位：西北大學

摘要：中國的陶瓷藝術歷史悠長、文化底蘊濃厚，素來有陶瓷之鄉美譽。絞胎陶瓷藝術作為中國陶瓷文化的其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絞胎陶瓷的不可復制性，其二維紋飾語言和三維立體造型，形成了獨樹一幟的裝飾藝術美學。文章試圖以絞胎陶瓷誕生與發展的歷史為基點，結合古今絞胎陶瓷紋飾、造型與工藝等特征，以此探析絞胎陶瓷藝術的語言與情感表達。

關鍵詞：陶瓷藝術；絞胎工藝；絞胎紋飾；藝術表達

中國人發明使用陶器，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時代，中國瓷器就是從陶器發展演變而成的。絞胎陶瓷也是在陶瓷發展史上，一種失而復得的藝術工藝。中國陶瓷文化作為中華民族的物質文明，逐漸地融入中華民族的精神文明當中，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構成部分。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人們不僅注重“物質”需求，“精神”的需求也愈發顯著。在工業化制作高度發達的今天,人們對自然質樸、獨一無二的絞胎瓷依舊青睞。隨著現代工業文明的不斷發展與進步，全新的工藝技術與綜合材料，為絞胎陶瓷的創造提供了新的方向，同時也豐富了絞胎陶瓷的制作工藝，絞胎陶瓷工藝如何滿足當下社會日趨增進的審美需求，仍是一個值得探索的課題。

一、絞胎陶瓷的前世今生

絞胎陶瓷也被稱作“攪胎”“絞泥”“透花瓷”[1]。絞胎陶瓷表面紋理由胎而生，表里如一，與中國古代對君子氣質的描述不謀而合，中國的著名古陶瓷專家——葉喆民教授，就曾將絞胎瓷美譽為“瓷中君子”[2]。通過資料查證，目前最早出現絞胎陶瓷的時間是在唐代，常見的造型有盂、碗、杯、枕、盤、俑等。如：在1952年，出土于陜西省咸陽市楊諫臣墓的——絞胎盂，其年份為唐開元二年（714年）；出土于陜西乾縣懿德太子墓的——絞胎騎馬俑，其年份為唐神龍二年（706年）[3]。絞胎陶瓷是唐代陶瓷制造產業中的一種新型工藝。主要是用三種或三種以上的不同顏色泥土制成的泥料，經過相互疊壓、揉合在一起，形成顏色相間、變化豐富、獨一無二的陶瓷胚胎裝飾紋飾。唐代的絞胎陶瓷紋飾中常見的顏色為黑、白、褐三色。區別于一般采用釉彩顏料在陶瓷胚體表面進行繪畫的制作工藝，絞胎陶瓷其紋飾特點是紋飾便是陶瓷胚體的一部分，且內外一致、相互聯系。開元盛世，唐朝國力強盛、社會繁榮，商業十分發達，與周邊國家商業往來密切，市場巨大的需求，使得唐代瓷器的生產與制作技術達到高度成熟的境界。宋代飲茶斗酒社會風的氣興起，陶瓷的需求量劇增，陶瓷制作產業更是得到了蓬勃發展，國內名窯不斷涌現，為瓷器的大規模生產，創造了條件。也使得這種具有內外一致的裝飾紋樣，彰顯表里如一君子情懷的雅致器物——絞胎陶瓷，得到了很好的發展。其中宋代時期，生產膠胎陶瓷的規模最大的窯廠當屬當陽峪窯。隨著宋代滅亡后，國內頻年的戰禍使得民不聊生，絞胎陶瓷也逐漸衰落。而后的元明清期間，釉上彩、青花瓷逐漸替代了絞胎陶瓷的地位，絞胎陶瓷由此在歷史人們的社會生活舞臺中的隱退。新中國的成立，也驅動了陶瓷產業的蓬勃發展，絞胎陶瓷也因此注入新的生命力、煥發新生機。但由于絞胎陶瓷制作流程繁雜、成功率低的工藝特性，若想推動當代絞胎陶瓷藝術發展與進步，關鍵還是在于技法傳承的基礎上，深入研究與探索創新。在新時代舞臺下，如何將絞胎陶瓷工藝融入當下社會的審美理念，創造出符合當下社會品味的表達方式，對于絞胎藝術的理論或實踐，都是有重要的意義。

二、膠胎陶瓷的藝術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