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社會范文10篇

1市民社會在中國

1.1市民社會發展沿革

伴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市民社會的研究在我國不斷深入。綜觀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學者對市民社會的研究,可以把市民社會的涵義概括為如下兩點:(1)市民社會是與市場經濟相聯系的政治社會的對應物,是一種自主自治的社會領域。(2)市民社會是非政治化生活領域,主要包括經濟領域、社會領域和文化領域,其中以經濟生活為主。市民社會的目的是實現個體的物質利益、滿足個體交往發展的需要。

1.2我國市民社會構建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領域”出現了大量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個體私人組織、外商獨資組織以及各種形式的中外合作組織,為了實現其利益的最大化，自發開始形成各式各樣的特色團體或組織，他們通過法律、法規或相關條例的制定或申請制定來保護他們的既定利益，中國城市中紛紛出現市民社會的雛形。同時，由于我國農村人口幾乎有8億，由于受教育程度、經濟水平等諸多客觀原因，使得他們大都沒有意識或能力來構建屬于他們的市民社會形態。那么,我國學者研究市民社會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從我國市民社會研究者的研究中也可以得到明顯的答案:即，在社會轉型中構建中國的市民社會,推動社會的轉型因此，總體來看，我國尚未真正形成具有我國特色的市民社會。

1.3中國迫切需要構建和諧的市民社會

——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由之路

摘要：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一個完善的社會信用體系是發達的市場經濟的必備要素。目前我國落后的信用體系已經極大的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因此借鑒國外成功的經驗，構建一個符合國情的信用體系是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由之路。

關鍵詞：信用；信用體系；

一．引言

市場經濟是以市場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方式和主要手段的經濟。市場經濟承認人們獨立利益及獨立的財產所有權的合法性，并要求人們在為自身的獨立利益而勞動、主產、交易的過程中，不得靠侵害他人的權益和財產權利而牟取私利。在市場經濟的這一基本規則之上，為了使交易活動順利進行．減少交易成本并提高生產和交易的效率，產生了交易各方相互提供信用的活動。所謂信用，就是指一種以償還為條件的借貸關系。在債務人對債權人承諾償還的基礎上，使后者無須付現即可獲取商品、服務或貨幣等。

現代市場經濟中的交易都是以信用為中介的交易，從人們之間簡單的買賣關系到國家發行貨幣，無時無處都需要信用作為中介，信用是市場經濟存在的一個必須具備的要素。普遍的守信行為是交易能夠進行．經濟能夠運轉的前提，也是每一個企業立足于社會的必要條件。然而，信用是會帶來風險的。提供信用的一方授信失當或接受信用的一方回避自己的償付責任時，風險就發生了。為了控制這種風險。因此任何現代社會都需要有一整套嚴格的信用體系。只有在這一體系的基礎上建立起穩定可靠的信用關系，現代市場經濟才可能存在。一個沒有市場經濟的體制，就不會有信用制度．也就不可能形成社會信用體系。反過來講，如果沒有信用制度、信用體系，就不會形成保護市場經濟的體制，從而喪失市場經濟的基礎。從某種意義上講，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構建一個完善的社會信用體系就成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由之路。

[內容摘要]隨著我國當代社會的發展，社會分化、文化分化不斷加劇。在此基礎上，傳播分化的問題也凸現出來。就我國傳播學研究領域而言，傳播分化是一個新問題。研究者雖然不同程度地認識到了大眾傳播分化的現實，但對傳播分化的內涵，以及由傳播分化所引起的傳播沖突、傳播失衡等問題，顯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尚需深入的理論分析和探討。本文對傳播分化的基本內涵、傳播分化的形態及現實影響等問題進行初步的理論梳理和探討。

[關鍵詞]當代社會；傳播分化

傳播活動成為當代信息社會人們的主要活動，我國當代社會也正經歷著一場巨大的裂變。這首先表現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社會資源重新配置，社會變革加劇，導致了社會階層的急劇分化，新的社會階層正在迅速崛起和形成。正是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共同促進了社會分化，在社會分層中，職業是社會階層分化的核心因素。[1]隨著新的社會階層的形成，社會的文化分化也日益加劇，各個階層在自己所擁有的社會和文化資源的基礎上，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消費方式。在社會文化分化的基礎上，傳播分化的問題也凸現出來。但是，究竟什么是傳播分化，它的內涵和基本型態是什么，傳播分化有什么具體表現等。對于這些問題，我們目前的研究并沒有予以足夠的關注。

一、傳播分化的基本內涵

什么是傳播分化？我們認為，所謂傳播分化，是指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由于傳播技術的迅速發展和有效應用，以及傳播主體對傳播資源占有的不同，從而導致的社會不同的傳播主體之間的異質化，并由此產生的不斷擴大的社會分化現象。傳播分化具體表現為傳播差距、傳播區隔、傳播分異等現象，以及這種傳播差距、區隔、分異進一步分化和加劇的趨勢。實際上，在傳播分化概念中，具體包括三層涵義：其一，傳播分化首先表現為作為社會存在狀態的傳播差距、區隔、分異等傳播現象。也就是說，在傳播發展過程中，出現了明顯的如地區、群體、文化、職業等社會階層不同的傳播差距；產生了諸如在媒介價值、媒介生態、媒介資源等領域，將傳播整體系統分割為不同的次級系統的傳播區隔，以及傳播功能的異質性特征不斷強化的傳播分異現象。其二，傳播分化還體現為這種傳播差距、區隔、分異等現象具有明確的加大及進一步促生新的分化的趨勢。其三，傳播分化引起了某些特定的社會分化，它是當代社會傳播發展在社會層面的表現，并由此而引起的不同的傳播主體之間的如貧富分化、階層分化、文化分化等一系列的社會分化。

傳播分化和社會分化之間有著直接的聯系。在社會學理論中，分化常用來表述社會變遷的過程，這個概念涉及到原本由一種社會體制運行的諸多社會活動分裂為由不同的社會體制來制約。分化的歷史過程表征了一個社會的各部分越來越明顯的專門化趨勢，進而導致了該社會中越來越多的異質性。有學者指出，分化是社會從傳統形態向現代形態轉化的重要動力，盡管這種現象在傳統社會也存在，但是到了現代階段，分化明顯加劇，成為現代性的重要標志。[2]顯然，社會分化在社會轉型期表現得十分突出，社會分化也是社會變革和轉型的重要標志。社會分化理論為我們系統研究傳播分化提出了具體的理論指導，同時，傳播分化也是社會分化的有機組成，不能把傳播分化與社會分化割裂開來。我們關于傳播分化的傳播差距、區隔、分異等現象的描述，實際上也源自于社會學研究對分化概念的界定和總結。

摘要：社會保險基金的建立保障了社會保險事業的順利進行，我國經過多年的積累建立起了數額龐大的社會保險基金，并在實際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但就目前形勢來看，我國的社會保險基金還存在比較嚴重的欺詐現象，這將極大削弱社會保險基金的支付能力、抗風險能力。從社會保險基金的欺詐現狀入手，剖析社會保險基金欺詐現象產生的理論根源，在現實和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建立我國社會保險基金反欺詐機制，這將有利于我國社會保險事業的蓬勃發展。

關鍵詞：社會保險基金；反欺詐；信息不對稱

1我國社會保險基金欺詐行為的現狀

社會保險基金欺詐，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在參加社會保險、繳納社會保險費、享受社會保險待遇過程中，實施弄虛作假、隱瞞真實情況等的行為。我們可以從社會保險基金欺詐現象所涉及的各方責任主體來理解。

到2006年底，全國共有30個省成立了省級社會保障監督委員會，逐步加強基金監督工作，基金管理進一步規范。但是，當前擠占挪用社保基金，冒領、騙取社會保險金的問題仍非常突出。

1999年以前發生的23.47億元違規資金，大多是涉及基金安全和完整的問題；2000年以后發生的47.88億元違規資金，多數屬于管理不規范問題，甚至包括違法犯罪。凡是涉及社保基金大案的基本上都是與社會保險基金管理機構有關。2006年8月，上海查出了建國以來最大規模的社保基金挪用案件，該案中違規挪用的社保基金連本帶息共計37億元。同年11月27日，浙江金華又爆發數億社保資金被挪用的大案。據新華社報道，在1986年至1997年間，全國有上百億元社會保險基金被違規動用。至2005年底，還有10億元沒有回收入賬。國家審計署對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5個計劃單列市三項社保基金（養老、醫療、失業）的審計結果中，發現違規問題的金額達71億元。

一、不失時機地推進城鎮化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取得積極進展。一些地方的城鎮建設，在帶動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按照新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與國外發達國家城鎮化水平相比，我國城鎮化進程明顯滯后。據有關方面統計，發達國家城鎮化水平已達到70％-90％，發展中國家城鎮化水平平均為40％以上，而我國到2001年底城鎮化水平只有37.7％。雖然近幾年城鎮化率有所提高，但仍滯后于工業化進程。一些城鎮的基礎設施不配套，整體功能不強，帶動能力薄弱，還很不適應新階段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推進城鎮化進程，已是全面繁榮農村經濟，促進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加快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客觀要求。

推進城鎮化是促進新階段經濟和社會發展，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的戰略性舉措。盡管經過20多年的改革和發展，我國生產力水平上了一個大臺階，但經濟和社會生活中還存在著經濟結構不合理、區域發展不協調、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等一些不可忽視的矛盾和困難。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沒有改變。城鎮化滯后，已成為加快經濟和社會發展，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制約因素。因此，只有積極推進城鎮化，才能逐步解決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些深層次矛盾，促進城鄉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還應看到，努力增加農民收入，推進農村小康社會建設，必須進行農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開辟新的就業領域，加快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同時，要統籌城鄉發展，密切城鄉聯系，從資金、技術、市場和信息等方面加強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的支持。這就是說，處在新階段的農業和農村經濟需要通過推進城鎮化，為其向深度和廣度進軍提供新的發展空間和動力。總之，實施城鎮化戰略，關系到農業、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村小康建設，關系到國民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全局，關系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

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我國推進城鎮化的條件已漸成熟。當前，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綜合經濟實力明顯增強，商品短缺狀況基本結束，市場供求關系發生重大變化，農業生產能力顯著提高，多數農產品供給總量平衡、豐年有余。這不僅為推進城鎮化創造了良好的宏觀環境，而且為加快城鎮建設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二、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措施

國內外發展的歷史表明，推進城鎮化的過程，就是不斷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過程。提高城鎮化水平，可以改善城鄉經濟結構，拓展經濟發展空間，有力促進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和社會協調發展。

一、中國社會福利面臨的發展形勢

現代社會福利的演變軌跡表明，在相當程度上，福利制度的發展是對社會形態變遷和社會結構改變積極回應的結果，與一個社會的價值認同、傳統習慣、經濟條件和社會發展程度有著緊密的關系，是經濟、政治、社會等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漸進式過程。這個過程的實質是，諸多因素變化所產生的制度需求經由政治程序實現有效的制度供給，從而使原有制度實現新的結構調整或轉向新的發展范式。近10多年，隨著國際化、城鎮化、市場化以及老齡化的深入，中國社會的生產生活領域發生了許多新的變化，這些變化無不映射到社會福利領域，成為對再造社會福利持續產生和激活新的制度需求的內在發展動力。

第一，經濟發展新階段的客觀需要。社會福利的發展離不開一定的經濟條件，經濟發展同樣需要社會福利的制度性支持。近5年來，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0％以上，人均GDP年均遞增8%左右，其中，2007年GDP達246619億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4140元，國民經濟有了顯著積累。宏觀經濟總體上的平穩發展，支撐了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2006年全國財政收入39000多億元，2007年突破5萬億元，連續四年平均增長21％。[1]從經濟增長角度來看，我國“十五”以來整體工業化水平持續提高，2005年工業化綜合指數達到50，預計到2018年將達到100，基本實現工業化[2]。中國經濟的成長無疑是近30年的改革開放激活整個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事實表明，當前階段我國已經初步具備了經濟起飛所必需的主導產業、市場容量及體制環境，標志著我國經濟發展已經邁入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所說的經濟起飛階段[3]，總體上正處于向轉變增長方式尋求發展動力的關鍵時期。這一時期，保持經濟發展對以社會福利為核心和主體的社會政策將產生較高的依賴程度。之所以這樣說，從增長方式看，內生增長將是經濟起飛階段乃至更高階段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這勢必引發對人力資本投資的潛在需求，從而對面向全民的教育福利提出了更高程度的需求；其次，從資源結構看，工業化深入發展是一個資本與勞動相比占據優勢的競爭過程，因此，資本和知識的擁有者取得強勢地位，從而使得資本缺乏和低技能勞動者相對失去競爭力，與此同時，伴隨著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勞動力流動將在更大規模上突破行業、地區、所有制的限制，短期性和結構性失業將會取代體制變遷性失業，這勢必產生對勞動力尤其是同質化和低技能勞動者就業扶助的需求。同時由于非正式就業規模的不斷擴大，非正式就業、彈性就業人員的福利保障問題同樣需要國家采取一定的政策性行動；再次從政府職能看，毫無疑問，中國近10多年經濟發展得益于政府主導的市場化改革而產生的能量釋放，進入經濟起飛階段之后，隨著市場結構和體制環境的逐步定勢以及“政府——市場”邊界的日漸清晰，政府行使經濟職能的途徑與方式勢必發生深刻變化，主導解決工業化社會產生的諸如工傷、疾病、失業、老齡等原因導致的收入損失或生活無著等社會問題將是政府的首要職能。從上述變化看，中國經濟發展步入新階段客觀上需要一種與其相匹配的社會福利模式，在一定意義上是“工業化邏輯”產生的新的功能需求對社會福利產生了新的“推力”[4]。事實上，一些福利理論研究者的經驗研究表明“一個國家工業化程度越高，福利服務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就越高”，[5]此種結論無疑正在中國得到不同程度的印證。概括而言，宏觀經濟發展視角上的社會福利發展需求，要求目前社會福利改革至少確立的議題應包含：適當擴大福利內涵、適度提高福利水平、重建政府主導責任等若干重要方面。

第二，轉型期社會建設的必然要求。在當代中國，社會建設作為“四位一體”[6]國家發展戰略的組成部分，被獨立提出來是改革開放發展的歷史必然，是我們在經濟增長中統籌社會發展，實現發展成果共享和普惠的結果。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市場化經濟有了很大發展，解決了很多社會問題，但是，發展上的偏向使得我國社會建設沒有同步于經濟建設，因而積累了很多歷史欠賬。隨著社會步入轉型期，社會不協調因素趨于活躍，社會矛盾容易激化社會風險。由于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發生的深刻變動，而引發的諸多社會問題既是伴隨社會轉型本身的一種客觀趨勢，也反映出中國遠沒有實現發展成果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共享。這些問題的存在一般關系到公眾的基本利益，尤其是關系到基層群眾的民生利益，進而關系到社會和諧的基礎。對這些問題的回應，出路在于社會建設，要遵循社會建設的自身規律，注重對社會機制的系統化構造，結合當前的客觀實際，首要任務是需要完善和形成一種共享保障機制與合作參與機制。共享保障機制，能夠確保全體社會成員獲得基本生活權益上的“兜底”保證，能夠使社會公眾以合理方式平等參與成果分享；合作參與機制，能夠在非同質性社會結構之下實現群體、階層、組織等基于合法環境之下的社會多元治理和社會秩序整合。從理論上來說，有了這兩種機制，將有助于實現經濟增長與普惠民生的統籌協調，有助于融合處于分層或斷裂中的社會結構，從而為社會建設開辟出重要的推進路徑。從功能視角看，社會福利作為解決社會問題、提升國民生活質量的基本制度安排，作為讓公眾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基本途徑，其實質就在于促進社會機制構造，其發展的動因在于“社會形態的改變和社會結構的變遷”[7]。當前，中國社會福利在整體促進社會機制構造上功能尚不健全，其中較大因素在于社會福利理念落后、政府主導責任弱化、福利社會化程度不高、社會福利體系不健全、政府投入力度不夠等問題，導致社會福利所能解決的社會問題十分有限，有大量社會問題的解決沒有納入社會福利制度安排，使市場化經濟的成果缺少一種普惠社會成員的有效工具。在經濟增長自然帶動社會發展的時代終結之后，如何進行社會建設已經成為一個顯命題，其破題的關鍵應該是從重構社會福利切入，這是轉型時期社會建設的必然要求。

第三，應對人口老齡化提速的需要。根據有關測算，中國早在1999年就已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現有

60歲以上老年人口1.49億，約占總人口的11％，為整個亞洲總人口的1/2、世界老齡人口的1/5。[8]有關研究表明，21世紀的中國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老齡社會，從2001年到2020年將是人口老齡化快速發展的階段，老齡人口年均增長速度將達到3.28％，大大超過年均0.66％的總人口增長速度，老齡化水平將達到17.17％。從2021年到2050年將是加速老齡化階段，老齡化水平將達到30％以上，其中，80歲以上老年人將占老年人口的21.78％。從2051年到2100年將是穩定的重度老齡化階段，老齡化水平將維持在31％的水平，社會進入高度高齡化的平臺期。與老齡化迅速發展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的老齡化屬于已成共識的“未富先老”，僅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障就面臨巨大壓力。與此同時，由于生活方式的現代化轉變以及農村勞動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所帶來的空巢老人和留守老人問題越來越突出。滿足老年人福利服務需求是全社會的責任，也是福利發展的重要價值所在。近些年來民政部門在發展城鄉“三無”老人福利基礎上，啟動了養老服務社會化示范活動，實施了一批養老服務設施建設計劃，著力于推動養老服務體系建設，養老福利服務工作取得了顯著進展。但是，相比巨大的需求，目前的福利服務水平十分低下，僅傳統意義上的供養問題尚未完全滿足，更不要說滿足社會老人的福利需求。就服務設施來看[9]，目前的1.49億老年人口其中約有3200萬人需要不同形式的長期照料護理，但全國各類養老機構僅有3.9萬個、床位數170.2萬張，平均每千名老年人11.4張；就社區養老服務看，發達國家社區服務從業人員占就業總人口的20％-30％，發展中國家為12％-18％，而目前我國只有3.9%；全國約有1/3以上的城市街道辦和1/2左右的社區居委會沒有建立老年服務機構和設施，農村鄉鎮則更少。就此而言，目前老齡應對與老齡化的提速發展之間存在巨大差距，加快發展面向老齡人口的福利服務是中國人口老齡化提出的重大挑戰。

摘要：社會主義保障制度是當代各國保障制度建設和發展遇到的一個普遍性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主義保障制度得到了較快發展，但由于受到我國整治、自然環境等多種因素影響，我國社會主義保障制度大發展較我國的經濟發展仍然存在較大的差距，尤其是逐步完善農村的社保仍然是我國工作的重點。完善我國的社會主義保障制度有利于我國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我國實現小康社會；有利于我國實力增強，提高我國綜合地位。

關鍵詞：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建設措施

社會主義保障制度是現代國家的一項基本政策，是判斷一個國家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之一。我國政府工作的中心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國社會主義保障制度的實施關系到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也關系到我國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道路。社會主義保障制度的完善對于我國的社會發展有深遠的意義，因此，我國必須重視社會主義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本文主要針對社會主義保障制度的建立與完善對我國社會發展的意義及如何進一步加強我國的社會主義保障制度作分析，提出相關思考，希望對于我國的社保制度的完善與實施有一定的作用。

一、社會主義保障制度對我國發展的意義

1.推動我國經濟的發展

我國現有的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保障之間存在密不可分的關系，社保制度已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各國的經濟發展都說明社會主義保障制度對于市場經濟的二次分配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是解決經濟和社會和諧進步的關鍵，是緩解社會經濟矛盾的穩定器。社保制度通過政府利用社會保障資金，同時利用其他行政手段控制或增加社會的總體需要，推動和改善市場的供需之間的相對平衡，提高我國市場的資源的利用率，促進我國經濟的和諧發展。我國的經濟發展的內需動力要靠社會保障制度作為基礎。由于人民對自己的未來預期存在不確定性，因此對于自己以后的生活省吃儉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我國的經濟消費，對于我國的經濟發展起阻礙作用。社會保障制度的實施可以樹立人民對于自己未來的信心，不再為自己以后的養老、醫療、教育等問題而擔心，積極消費，拉動我國的內需，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

[摘要]文章對目前我國社會審計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總結；針對問題提出強化我國社會審計獨立性的總體構想及目標；同時就強化我國社會審計獨立性的近期對策提出具體措施建議。

[關鍵詞]社會審計獨立性近期對策

根據審計主體的性質分類，社會審計是非常重要的審計形式。社會審計獨立性是社會審計在市場經濟中存在的三個核心價值之一，是社會審計產生和發展的基石，是社會審計的生命力所在。因此，研究社會審計的獨立性對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我國社會審計獨立性方面現存問題

就目前我國社會審計發展的過程來看，不論是社會審計獨立性環境、社會審計的外部監管和自律監管，還是社會審計組織建設及社會審計人員的素質，都在逐年提高。但就社會審計獨立性的程度還遠沒有達到能夠滿足社會審計持續、健康發展的要求。為保持這種好的發展勢頭，根據個人的見解對目前我國社會審計獨立性方面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

1.由于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程度不夠，致使我國社會審計客體發展不夠，這便造成了社會審計獨立性急需提高與社會審計客體發展不足之間的矛盾。同時在現實的社會審計中，又存在著社會審計需求不足與社會審計客體不完整的矛盾。

[摘要]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社會保障稅目前已成為西方國家的主要稅種之一。我國早在1996年便提出了“開征社會保障稅”的想法，至今仍是以社會保障費的形式加以征收，但實行社會保障費改稅已成為順應國際社保制度改革的必要之舉。通過對已開征社會保障稅的國家和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分析比較，探究我國開征社會保障稅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并提出開征社會保障稅的基本設想。

[關鍵詞]社會保險稅；社會保障費；國際借鑒；稅制設計

一、我國開征社會保障稅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開征社會保障稅的必要性。1.社會保障覆蓋面不斷擴大的需要。稅收具有較強的剛性，而且普遍作用于全體社會成員。我國現行的社會保險制度為繳費制，征收的對象僅為企、事業單位及其職工，以及部分城鎮個體工商戶、社會團體及其專職人員等，并未覆蓋全體社會成員。而實行繳稅制不僅可以減少部分企業及個人欠繳、少繳社會保障稅的情況，還可以提高社會成員的參保率，很好地解決實行繳費制存在的問題，更有利于國家對范圍更廣的人群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2.保證社會保障基金收支平衡的關鍵。長期以來，我國社會保障基金特別是養老保險基金存在較大的缺口，難以應對我國日漸明顯的人口老齡化趨勢。如果將征收社會保險費改為稅收的形式，則規范性更強、征收力度更大，且具有固定性，能夠為社會保障基金提供持續而穩定的資金來源，進而彌補養老保險基金的缺口，緩解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壓力。3.我國市場經濟建設的要求。《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我國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為城鄉居民提供同我國國情相適應的社會保障，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開征社會保障稅有利于健全我國社會保障制度，而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可以給人們提供更好的社會保障，人們的生活水平便會相應地提高，消費能力會隨之上升，進而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二)開征社會保障稅的可行性。1.豐富的國外經驗為我國開征社會保障稅提供了有力的借鑒。由于目前社會保障稅已成為西方國家的主要稅種之一，并且經過多年的發展和完善，一些國家社會保障稅的征收制度已經十分成熟。盡管各國的社會保障稅的稅制設計有一定差異，但仍可以為我國提供先進的經驗和有力的借鑒。2.我國保費經征體制的改革為開征社會保障稅奠定了基礎。國務院提出的自2019年1月1日起社會保障費統一由稅務部門征收，簡化了征管主體，利用稅務部門在人力、物力上的優勢，以及其制度上的嚴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社會保障費的征管效率，也為社會保障稅的開征奠定了良好的基礎。3.國內生產總值的持續增長為社會保障稅提供了可靠的稅基。社會保障稅的稅基為工資，因此與國內生產總值有直接關系。我國GDP近年來一直處于穩步上升的趨勢，2000年到2017年平均增長速度達9.3%；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在逐年遞增，2000年到2017年平均增長速度達9.6%。國民經濟的發展和收入的提高為開征社會保障稅提供了可靠的稅源基礎。

二、社會保障稅的國際經驗借鑒

(一)西方國家社會保障稅的實踐。1.項目型社會保障稅———德國。其社會保障體系由養老、醫療、失業、工傷和老年人關懷保險五部分組成，各部分均采用比例稅率。這種模式的優點是靈活性較高，可以適應不同保障項目支出情況的變化，如對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等支出較多的保障項目設置較高的稅率，對老年人關懷保險等支出較少的保障項目則設置較低的稅率。但由于其分項目分別征收管理，各項目間財力調劑余地小，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了一部分公平性；同時，其高福利增加了政府的財政負擔。2.對象型社會保障稅———英國。其社會保障稅中最主要的稅種是國民保險稅，根據參保人員的不同類別分為“受雇領薪者”、“自雇人員”、“自愿繳款者”和“所得超過一定標準的自雇人員”四大類。第一類采用全額累進，第二、三類采用固定稅額，第四類則采用超額累進的計算方式。這種模式的優點是根據不同參保人員設置不同等級的稅率以及不同的計算方式，在便于征收的同時兼顧了稅收公平；其缺點是社會保障稅的征收沒有很好地與承保項目掛鉤，返還性較差。3.混合型社會保障稅———美國。其社會保障稅包含項目型和對象型兩種模式，它是由一般社會保障稅、失業保障稅、鐵路員工保障稅和個體業主稅四個稅種組成的社會保障體系，四者均采用比例稅率。混合型社會保障稅結合了項目型和對象型社會保障稅的優點，其既具有較高的靈活性又具有較強的適應性，表現為它可以使特定項目擁有獨立的社會保障支出體系；但其缺點是管理不夠便利，四項分別征收，統一性差。而且美國社會保障稅在工資最高限額以下征稅，高收入者的大部分工資不在納稅范圍內，導致其有很強的累退性，不利于再分配，使社會保障的社會公平功能減弱。(二)經驗與總結。首先，應避免像部分發達國家一樣出現社會保障稅率設置過高的情況。過高的社會保障稅率會降低人們參保的積極性，進而影響整個社會的社會保障水平；同時，高稅率也會增加企業的財務負擔，企業為了減少負擔，便會提高其產品或服務的價格，最終導致這些企業在市場上的競爭力下降，不利于經濟的發展。因此，稅率的設計應在滿足社會保障需求的前提下盡可能地降低稅率，以便于減少個人和企業的負擔。其次，社會保障稅制設計應適應本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結合我國社會保障的現狀，認為我國應采取美國式的混合型社會保障稅模式。由于歷史原因，我國城鄉差異較大，城市與農村經濟發展嚴重不均衡，城市居民收入高，而大部分農村居民收入低，參保能力差，因此需針對城鎮和農村居民設置不同的稅目；而在我國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下，我國的參保項目種類齊全，為我國過渡成為項目型社會保障稅的征收模式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摘要：社會化物流體系的建立，將使我國物流業的發展步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我國目前建設社會化物流體系的條件已基本成熟，基礎設施初具規模，規范物流業發展的各項條例、法規已經出臺，如何建設“大流通、大物流、大市場”的社會化物流體系，是我國物流業發展迫在眉睫的任務。

關鍵詞：物流體系框架實施步驟

現代物流業是極具潛力的新興產業，是作為繼物質資源、人力資源之后“第三利潤”而被高度重視的。隨著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物流業發展條件的成熟，我國社會化物流體系的建立將迫在眉睫。社會化物流體系的建立將實現大流通、大物流、大市場的格局，從而有效降低流通成本，實現快速響應，打破地區封鎖、地方保護主義，形成全國物流一盤棋，同時與國際接軌，以便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占有一席之地。

社會化物流體系構建條件分析

經濟的發展確定了物流的地位

據資料分析，20世紀80年代國民生產總值平均每增長1個百分點會帶動貨物周轉量增長0.995個百分點，到90年代這個彈性系數平均為0.981，這表明在工業化完成之前，物流的需求伴隨經濟的增長幾乎是同步的。我國的GDP逐年增加，目前已列世界第四，由此可見，物流業在我國的地位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