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范文10篇

一、“擁蔣抗日”主張，奠定事變和平解決的思想基礎

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主要目的是停止內戰、聯共抗日，他并沒有將排斥在抗日統一戰線之外，而是提出“逼蔣抗日”的。早在1936年3月，張學良與李克農在洛川會談時，張學良就針對中共的“反蔣抗日”方針，首次闡述了自己的觀點:“要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人參加抗日戰爭，是不是可以包括在內呢”[1]51。1936年4月9日，當張學良與在膚施舉行會談時，張學良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指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既然要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參加，那么也應包括在內。他是中國現在的實際統治者，我們發動抗日戰爭，如不把他爭取過來，困難是很大的”[1]56。張學良認為:“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但他有個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認為必須先消滅共產黨才能抗日?！睆垖W良深知的一貫固執，也考慮到做其工作的難度，他指出，必須用最大的力量爭取，想盡一切辦法爭取。張學良還明確地向提出具體辦法，那就是“你們在外邊逼，我在里邊勸，內外夾攻，一定可以把扭轉過來”[1]57。膚施會談后，張學良按照最初的設想對展開了艱巨的工作，在多次勸諫、苦諫乃至哭諫不果的情況下，張學良與楊虎城一道斷然采取了“兵諫”的方式。事實證明，張學良擁蔣抗日的決心早已有之，這不僅是他發動西安事變的思想基礎，也是他堅持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思想前提，注定了張學良在對事變的處理上，必然采取和平解決的方針。

二、確保蔣氏安全，為事變和平解決提供前提條件

張學良在西安事變中，采取了一系列確保安全的措施，為事變和平解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和前提條件。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的目的是“逼蔣抗日”，并沒有將置于死地的想法。在布置臨潼捉蔣時，當于學忠問到抓到后，第二步怎么辦時，張學良毫不猶豫地回答:只要他答應抗日，我們還擁護他做領袖。張學良在部署行動計劃時，向參加行動的東北軍強調要保證蔣的安全。他對負責捉蔣任務的孫銘九、王玉瓚等人反復叮囑:“千萬不可把委員長打死了，萬不得已時，只能把他的腿打傷，不要叫他逃跑了?！盵2]217當東北軍報告一時找不到時，張學良情緒激動地對左右說:“若是找到委員長，我一定說服他抗日，只要他抗日，我仍擁護他為領袖，若找不到他，就割了自己的頭，請虎城拿到南京請罪。了此公案，決不能要停止內戰而引起內戰。若是如此，我張某便成了千古罪人”[3]。焦急萬分的張學良命令負責搜山的白鳳翔，務必在九點以前找到委員長，否則拿著自己的人頭來?？梢姀垖W良保護的態度和誠意。此后，張學良又周密部署了在西安的安全問題，將特意安排在張公館對面的高桂茲之處。從上述的一系列措施中，我們不難看出在西安事變前后，張學良絕無傷害之意，這些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創造了先決條件。假如當初張學良未對蔣采取相應的保護措施，的性命不保的話，歷史真將被改寫，新的內戰將不可避免。

當時，東北軍和17路軍內部主張殺蔣的官兵不在少數，包括中共也曾一度傾向審蔣，西安各界更是群情激奮，主張將蔣交付人民審判。張學良并未因此被這種情緒所左右，在公開場合明確表明自己釋放的態度。如1936年12月13日上午，張學良在會見被扣押的南京政府方面的要員時，明確表示:“委員長今日誠然是中國的領袖，即今后還是需要他做我們的領袖。但領袖應虛心聽取各方的意見，和過去專制皇帝不同，只要委員長能改變態度，采納意見，我將親自送他回南京”[4]。張學良盡自己的最大努力試圖把西安事變向和平解決的方向指引。

三、力主事變和平解決

[摘要]西安事變的爆發，引起了世界范圍的震撼和關注，也引發了強大的國際輿論。同時，無論是事變之前還是事變之后，中國的各種政治力量也在極力地爭取國際輿論。由于不明真相及自身的國家利益，西安事變時期各國輿論反應總體上是不利于西北地區的，與有關方面的事先期待有很大的反差。但是，歐美新聞輿論、蘇聯新聞輿論都傾向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國際新聞輿論從不同的側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程度影響了中國社會中的各種政治力量，尤其是事變的發動者張學良處理西安事變的立場、方法和決心。國際新聞輿論對西安事變的發生及和平解決，起到了中國任何政治力量都難以起到的獨特作用。對西安事變的國際新聞輿論進行客觀和深入的研究，能加深對西安事變的認識。

[關鍵詞]張學良；西安事變；國際輿論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F代社會里沒有純粹的國內事件，任何集團、任何政府干一件事都要把國際輿論的反應考慮進去。這對當時情況非常特殊、又與周邊國家和世界列強有著特殊關系的中國來說，更是如此。所以西安事變一開始就是一個重大的國際性政治事件，各國“莫不異常重視”，尤其是“東亞各國之報紙輿論”，更是紛紛報道、評述和追蹤事變的發生和發展。在世界范圍的關注、傳播和溝通過程中，國際新聞輿論洶涌澎湃。與此同時，南京政府一邊向各駐外使館通報情況，一邊要求各使館注意搜集各國(尤其是日本和蘇聯)政府及社會輿論的反應；張學良無論是事變前還是事變后自始至終在為爭取國際輿論而努力著；中共中央也在請求共產國際在“世界輿論方面援助我們”。可惜的是，就像我們對當時國內新聞輿論的研究遠遠不夠一樣，我們對西安事變中國際新聞輿論的研究也是十分粗糙和膚淺的。

新聞輿論是社會輿論中最強大的部分，它不僅可以獨自發表意見，而且其他輿論也常常需要借助它表達，使其具有壟斷輿論的優勢。在一定時間內，新聞輿論可以左右、支配、指導整個社會輿論，充當社會輿論的全權代表。同時，人們獲得輿論影響大多也是來自新聞輿論。與中國國內的新聞輿論不同，有關西安事變的國際新聞輿論事實上早在事變發生前就已經開始了。這一點，以往研究似乎沒有注意到。

1936年10月3日，張學良接受了美國《密勒氏評論報》記者海倫·斯諾的采訪。當時，海倫·斯諾是張學良唯一能見到的外國記者。張學良打算通過海倫丈夫埃德加·斯諾常投稿的英國報紙倫敦《每日先驅報》擴大傳播西安的形勢。在采訪中，張學良暗示必須“遵從民意”，團結抗日，否則“人民永遠不會允許”，政府就“無法生存”。這是國民黨高級官員自九一八以來第一次表態，也是張學良在采取重大行動之前進行的新聞輿論準備。當時張學良幾乎得不到任何國內新聞媒介的支持，因而他不得不將注意力投向外國的新聞媒介。

10月8日，倫敦《每日先驅報》以《寧可要紅軍，不要日本人，中國將軍要團結》的大幅標題發表了海倫訪問張學良的詳盡報道。報道說：“在中國的‘西京’西安府，緊張局勢正在全面增長。最明顯的是在那些思念家鄉、遭受虐待的東北軍之中，反對日本、反對內戰的情緒日益高漲。人們不再空談‘和平與秩序’，一種嶄新的抗日氣氛出現了。張學良公開出面，企圖充當領導，以求‘收復失地’，左右中央政府開始抗戰。自1931年9月18日失去東三省繼承權以來，張少帥似乎第一次準備采取積極的步驟，‘打回老家去’。顯然，對紅軍的‘圍剿’，僅由中央軍進行?！眻蟮肋€透露了當時西安最流行的口號是：“我們懇求政府領導全體同胞立即抗日!”美聯社把這篇報道發往全美國和全中國。10月9日，天津的英文報《華北明星報》轉載了這篇報道。10月20日，上海的《密勒氏評論報》也以同樣的方式刊載了海倫的報道。

一、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的革命力量開辟了發展壯大的前景

自1927年，“厲行”，10年間殺害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無法計算?！熬拧ひ话恕笔伦兒蠼⒌闹腥A蘇維埃共和國，亦只存在了三年即被“剿滅”。湘江一戰，中央紅軍8萬大軍損折過半，被迫不得不從南方撤退進行長征以完成戰略轉移的任務。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于甘肅會寧地區，但仍窮追死堵，在西北設立了“剿匪”司令部，命張學良為剿匪副司令，對紅軍進行了第五次圍剿?！捌v之師”的紅軍處境異常嚴峻，幸存下來的三萬余紅軍，既要北上抗日，又要對付國民黨的大舉反革命“圍剿”。正在這種危難關頭，“西安事變”發生并得以和平解決，恰恰解除了來自國民黨對紅軍的威脅，從而使共產黨獲得了喘息、休整的機會。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后，中國共產黨不斷與國民黨交涉，到1937年9月發表談話“今凡為中國國民，但能信奉三民主義而努力救國者，政府當不問其過去如何，而咸使其有效忠國家之機會；對于國內任何派別，只要誠意救國，愿在國民革命抗敵御侮之旗幟下共同奮斗者，政府無不開誠接納，咸使集中于本黨領導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國共產黨人既捐棄成見，確認國家獨立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誠一致，實踐其宣言所舉之諸點，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統一指揮之下，人人貢獻能力于國家，與全國同胞一致奮斗，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這無疑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承認了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和抗日救國的必要。

西安事變提高了中國共產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壯大了革命力量?！爱敃r，社會各界人士都把中國共產黨看作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絡繹不絕地到中共代表團駐地訪問?！?，和平談判代表團的領導人同志“對于來訪的人們”，“寧肯不休息，不吃飯，都要親切地予以接待，耐心地向他們解釋黨的主張，幫他們解除各種憂慮?！薄捌摺て呤伦儭贝蝽懥丝谷諔馉幍臉屄暫?，中國共產黨人民軍隊不斷地壯大起來。抗戰爆發時，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人少、兵少、地盤小，只有4萬多軍隊，一個陜甘寧邊區，從在1938~1943年短短的幾年里，解放區軍隊發展到近47萬人，民兵200萬，游擊區和根據地人口約達一億。常言道：順流者昌。中國共產黨正是順應了抗日這股洪流昌盛地發展起來的。

二、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奠定了全民族抗戰的基礎，成為由國內戰爭走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折點，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是中華民族歷史的轉折點。它促使全國各種勢力不得不聚集在民族主義的旗幟下，各反蔣勢力明確表示擁蔣抗日，準備投入抗日第一線。它標志著十年內戰基本結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

同志們，朋友們：

我們在這里隆重集會，紀念西安事變70周年。首先，我代表中共中央向張學良和楊虎城兩位將軍，向在西安事變中作出貢獻的愛國志士們，向所有為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而奮斗的前輩和犧牲的先烈們，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懷念！

西安事變是中國20世紀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事件。1931年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強占我國東北三省后，加快侵略步伐，加緊進攻華北，企圖把中國變成它的殖民地，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威脅。在國家、民族危難的緊要關頭，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和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的感召下，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出于民族大義和愛國赤誠，毅然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發動兵諫，要求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經過中國共產黨和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以及國民黨內主張抗日的力量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西安事變獲得和平解決，從而基本結束了十年內戰的局面，為促成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全面抗戰創造了重要歷史條件。西安事變的發生與和平解決，成為中國全面抗戰這一重要時局轉換的樞紐。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也因他們崇高的愛國義舉，被譽為“有大功于抗戰事業”的中華民族的“千古功臣”。

同志們、朋友們！

西安事變雖然已經過去70年了，但至今仍深深地銘刻在人們的記憶中。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的崇高愛國義舉，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在國家遭受外來侵略、民族瀕臨危亡面前所表現出的強烈的愛國主義和民族團結精神，充分展現了中華民族的旺盛生命力和強大凝聚力，永遠是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今天，我們偉大的祖國經濟繁榮，社會安定，民族和睦，綜合國力日益增強，社會事業全面進步，人民生活顯著改善，國際地位不斷提高。中國人民正意氣風發地前進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時代征程上。偉大而欣欣向榮的時代，更加需要偉大而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只有大力弘揚偉大的民族精神，我們才能實現新世紀繼續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三大歷史任務。

我們紀念西安事變，就是要大力弘揚中華民族熱愛祖國的精神。西安事變的發生與和平解決充分說明，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克服困難、團結奮進的力量源泉，是凝聚中華民族、推進中國社會發展的巨大精神動力。越是在困難時刻，越是在危急關頭，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就越發顯示出強大的力量。正是這種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鼓舞著中國人民萬眾一心、堅韌不拔地為維護民族尊嚴和國家主權，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而奮斗。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面對風云變幻、錯綜復雜的國際局勢，面對前進道路上遇到的各種困難與挑戰，我們要高揚愛國主義旗幟，振奮民族精神，把愛國主義同社會主義有機地統一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踐中，使之成為全民族奮發前進的強大精神支柱。

摘要: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促成接受張、楊及中共抗日思想的關鍵。西安事變能夠和平解決，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事變的主角張學良。在整個西安事變的發展過程中，張學良不僅是和平解決事變的倡導者，還是促進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實施者，張學良作為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主體地位以及發揮出的決定性作用，是應該給予充分肯定的。

關鍵詞:張學良;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在國家、民族的危亡關頭，置個人的生死于度外，毅然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迫使放棄了長期堅持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啟了全民族抗戰的光輝里程。西安事變的偉大歷史功績早已為世人所公認，張學良、楊虎城將軍也因此被贊譽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然而筆者認為，充滿濃烈“兵諫”意味的西安事變本身并不能促使強硬的接受張學良、楊虎城及中共的抗日主張，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才是關鍵所在。以往史學界在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問題的研究上多側重于對中共方針、作用的研究，以及客觀原因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觸動作用，而忽略了發動西安事變的主角——張學良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有鑒于此，筆者不揣淺陋，欲根據手中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資料，對張學良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作一論述。

一、“擁蔣抗日”主張，奠定事變和平解決的思想基礎

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主要目的是停止內戰、聯共抗日，他并沒有將排斥在抗日統一戰線之外，而是提出“逼蔣抗日”的。早在1936年3月，張學良與李克農在洛川會談時，張學良就針對中共的“反蔣抗日”方針，首次闡述了自己的觀點:“要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人參加抗日戰爭，是不是可以包括在內呢”[1]51。1936年4月9日，當張學良與在膚施舉行會談時，張學良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指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既然要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參加，那么也應包括在內。他是中國現在的實際統治者，我們發動抗日戰爭，如不把他爭取過來，困難是很大的”[1]56。張學良認為:“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但他有個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認為必須先消滅共產黨才能抗日。”張學良深知的一貫固執，也考慮到做其工作的難度，他指出，必須用最大的力量爭取，想盡一切辦法爭取。張學良還明確地向提出具體辦法，那就是“你們在外邊逼，我在里邊勸，內外夾攻，一定可以把扭轉過來”[1]57。膚施會談后，張學良按照最初的設想對展開了艱巨的工作，在多次勸諫、苦諫乃至哭諫不果的情況下，張學良與楊虎城一道斷然采取了“兵諫”的方式。事實證明，張學良擁蔣抗日的決心早已有之，這不僅是他發動西安事變的思想基礎，也是他堅持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思想前提，注定了張學良在對事變的處理上，必然采取和平解決的方針。

二、確保蔣氏安全，為事變和平解決提供前提條件

一、最終配合張學良、楊虎城，基本上同意張學良楊虎城所提的八項救國主張，表示愿意以領袖的人格擔保兌現談判達成的協議。尊將為領袖并與有著的非同一般關系的張學良看到既然已經作出如此姿態，便決定送蔣回寧，以維護領袖的威信和尊嚴。

一開始的態度十分蠻橫，拒不與張楊合作，但是后來迫于各方面的壓力，同時為了不讓何應欽的陰謀得逞，態度變得緩和了，同意與張楊合作，表示：改造政府，三個月內召開救國會議，改組國民黨，同意聯俄聯共。（1）還讓22日抵達西安的宋氏兄妹代表他同西安和中共方面進行談判。經一再討價還價，宋氏兄妹終于接受了張楊和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達成了以“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為基礎的協議。對于談判達成的協議，經和宋美齡的一再勸說，終于表示愿意以“領袖的人格保證”兌現，回到南京以后逐條逐步執行。24日學口頭答應張學良：（一）下令中央軍退出潼關以西；（二）辭去行政院長的職務，由張學良推薦戰時內閣名單，并令何應欽出洋，令朱紹良等中央大員離開陜甘；（三）回京后釋放愛國七領袖；（四）聯紅容共；（五）立即召開國民黨會；（六）聯俄聯共。（2）這表明了愿意和平解決事變，在與會昭時表示“我們肯定不會打內戰了?！保?）25日還對張學良說：“今天以后發生內戰，我負責。今后我絕不剿共?！保?）至此基本上接受了張楊在通電中所提的八項救國主張，張楊基本上達到了發動西安事變的目的。

經過“東北易幟”、“中原大戰”中武裝調停、“九一八”和“熱河抗戰”失利后代蔣受過，張學良與之間有著非同一般的交情。張學良一直真心尊蔣為領袖，認為“是領袖，有領袖的人格，有可靠的信用，有崇高的威嚴”（5）正因為如此，在事變之初他就向楊虎城表示“如果委員長到西安后，采納了我們的意見，我便送他回南京”（6），也曾向做過類似的表態：“為了增高你的聲望，便于領導抗日，我愿學一學負荊請罪……（7）現在逐步轉向合作，已經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基本與張楊八項救國主張相吻合。也就基本實現了張楊發動西安事變的目的。更何況由于西安事變聲望掃地，就像蔣自己講的一樣：“栽了一個大跟頭，名譽地位統統完了。統帥走上了這條末路，在人們心目中還有什么分量？”那么實現當初的諾言，送蔣回寧，以維護的領袖威信與尊嚴，便勢在必行。這在張學良送蔣回寧前夕的言論可以看出來，他曾對應德田說道：“我們這次發動事變，對他的打擊太大，我們說抓就把他抓起來，說放就叫他一走了事，他還成什么領袖？……所以我必須親自送他回去，使他能夠保持威信和尊嚴，好見人，好說話，好辦事，不致使他感到難堪……”。（8）

二、國內外輿論誤解張楊發動“兵諫”的目的，強烈反對西安事變，對張學良大肆攻擊，要求西安方面盡快釋放，這大大出乎張學良的意料。張學良希望通過親自送回寧來表明自己的誠意，以消除對他的誤解，以正視聽。

由于西安事變發生后，揭示西安事變真相，提出八項救國主張的通電被東北軍交通處處長蔣斌扣壓，并先于張楊通電發表前，將西安事變的情況告之何應欽。何應欽得知后，立即將全國所有的郵電系統嚴加控制，并造謠宣傳說西安方面已經全部赤化。在三、四天之中，外界對于西安事變的真相沒有絲毫了解，一個星期以后，才在一些地方的私人印刷品上出現了零星的不全面的關于西安事變的消息和張楊的八項救國主張的片斷報道，即使這樣的報道也遭到國民黨特務機構的封鎖。因此全國各地遲遲得不到有關西安事變的真實情況，對張楊的八項救國主張也很不了解，生出很多的懷疑與誤解。

當時的社會名流都強烈反對西安事變，表示對西安事變不理解和極端的憤怒，譴責張楊，認為張學良這是“劫持最高統帥”，強烈要求立即釋放。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等公開責難張學良。在當時很有影響的胡適博士撰寫了《叛逆張學良》一文，呼呈全國反對張學良；著名的歷史學家傅斯年對張學良進行了少有的謾罵式攻擊，說他“做起事來頗象土匪”。當時國內各政治派別，各階層都有人以極其強硬的口氣致電質問張學良。張學良在他們眼中成了典型的軍閥，“十惡不赦”的叛徒、土匪。這給張學良以措手不及，讓他很苦惱。本來在“九一八”事變喪失東北三省，“熱河抗戰”失利，在西北圍剿中共領導的紅軍，這一切責任都在，可是為了丟車保帥，不得不替蔣受過，背上了“不抵抗將軍”的罵名，被逼下野“出洋考察”?，F在他為了抗日，不得已通過“兵諫“的非常舉動來逼蔣抗日，不料還是讓國人不理解并備受攻擊，這不能不讓張學良感到苦惱。這些壓力都給張學良的精神上以“強烈的刺激”。

一、教學目標

〔知識和能力〕

1、掌握九一八事變的經過和結果、政府不抵抗政策及其危害、中國人民的局部抗戰的開始、西安事變的背景、經過及其和平解決的歷史意義。

2、通過學習九一八事變和西安事變的經過，培養講述歷史事件的能力;通過思考九一八事變的結果，培養分析問題的能力;通過探討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培養初步學會從歷史的角度、用歷史的眼光全面認識歷史問題和解決歷史問題的能力。

〔情感、態度與價值觀〕

1、體會九一八事變后東北人民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的悲痛感受，了解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野心，激勵學生好好學習，勇于承擔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重任。

一、填空題

1、九一八事變的借口是。

2、九一八事變的時間是，地點在。

3、九一八事變后，只有個多月，東北平方公里的錦繡河山，全部淪于敵手。

4、九一八事變的根本原因是。

5、九一八事變的結果是。導致出現這樣的結果的原因是。

《義務教育歷史課程標準》規定初中歷史教學“以普及歷史常識為主”[1]，但引領學生逐步形成正確的歷史意識也是歷史教學的應有之義。歷史的價值在于對過去的反思、在于對以往的借鑒，而反思或借鑒的前提應是對歷史的真實解讀。如果我們所學習的歷史喪失了真實性，那么史學教育的價值便會大打折扣。所以對歷史的學習或教授而言，真實性就顯得尤為重要?！扒笳媲髮嵍际菤v史研究的底線，歷史教學必須最大限度地接近歷史真實”[2]。“歷史真實性的核心在于‘信'，即證據可信，論證可信，結論可信”[3]，而史料教學可充當培育學生邏輯推理與分析能力、證據素養、求真意識的重要手段。[4]本文就以八年級上冊第18課《從九一八事變到西安事變》一課為例，簡要談談初中歷史求真意識培養的方法策略和路徑選擇。

一、教學案例：“求真”還是“偽真”

《從九一八事變到西安事變》是初中歷史教師開課的常擇內容。因此筆者有幸多次聆聽這一課的講授，但聽后卻頗多疑惑。以下就是筆者聽課時的兩個局部案例展示。教學案例一：A老師在講授《從九一八事變到西安事變》一課中九一八事變這一內容時，為了證明教科書上“九一八事變爆發時，駐守沈陽的東北軍要求抵抗日本侵略者，但是，下令不抵抗。第二天清晨，日軍占領了沈陽城?！盵5]這一結論時選用了教科書的史料。材料一：“無論日本軍隊此后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沖突。”——給張學良密電[6]A老師對教科書上的史料絕對相信，因此自信地得出“下令不抵抗”這一結論。教學案例二：B老師在講授這一課時，把教材內容設計為張學良的三次抉擇。第一次抉擇是九一八事變后張學良要不要抵抗？B老師講到，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東北軍將領張學良面對國土遭受侵略和父親被日本人炸死的國難家仇，按人之常情肯定會選擇抵抗，但為什么會選擇不抵抗呢？B老師出示了以下史料：材料二：“日軍此舉，不過尋常挑釁性質，為免除事件擴大，絕對抱不抵抗主義……日軍繳械任其繳，入營任其入?！薄獓顸h政府電告東北軍依B老師的分析，張學良不抵抗是因為要服從中央的命令，從而導致東北被日本侵占。加上后來張學良為抗日發動兵諫，以及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后張學良被監禁的命運，B老師引導學生得出從九一八事變到西安事變，張學良表現出服從中央，愛國，為抗日而不顧個人安危等各種優良品質。在上述教學過程中，A老師和B老師都使用了史料，都試圖在歷史教學中體現“求真”意識。但細細分析，我們發現這樣的教學實際上存在著很大的紕漏。先分析A老師。首先，教科書上的史料絕對正確嗎？細心一點的老師可以發現，這段史料在引用時并未標明時間，不能確定密電張學良的時間。實際上，通過對相關材料的閱讀，筆者發現這段史料來自于1960年張學良機要秘書洪鈁的回憶錄。他回憶到這段電文是1931年8月16日致張學良的“銑電”。這則電報是否存在，在史學界長期存在爭議。其次，假設這份電報真的存在，時間卻是1931年8月16日。那么，一個多月前的一份“密電”就能代表九一八事變后的正式命令嗎？這確實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因此選用這樣的史料來論證結論，其不嚴密性是顯而易見的。值得一提的是，在最新的部編歷史教材中[7]，“九一八事變爆發時，駐守沈陽的東北軍要求抵抗日本侵略者，但是，下令不抵抗。第二天清晨，日軍占領了沈陽城?！边@一結論已經不再出現。再分析B老師。首先，B老師引用的史料也沒有標注時間。因此我們也無從知曉國民政府是在九一八事變后的何時做出的不抵抗決定。如果決定是在九一八事變當天，張學良服從中央政府的命令且采取不抵抗政策，東北淪喪就是國民黨政府的過錯。但如果電文的時間是在九一八事變后的幾天，張學良不抵抗的原因就不只是服從中央這么簡單了。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后到國民政府下命令之前這段時間，張學良可以自我選擇。其次，對于中央的命令，張學良不一定完全服從。因為當時的東北具有很強的獨立性，張學良與實質上是各自獨立的軍政集團首領間的平行盟友關系[8]，如果張學良本人不想執行不抵抗政策，完全可以不執行。因此僅靠材料二，我們無法做出完整而合理的推斷。張學良不抵抗的原因也需要運用多種材料來進行綜合分析。實際上“九一八事變”后，張學良實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諸如依賴國聯的思想尚未完全幻滅；依靠中央，寄希望于全國抗戰；畏懼日本軍力，低估國民力量；保存東北軍的實力以及對國內外形勢的錯誤判斷等。[9]可見，并非運用史料就是求真，選擇合適的史料而且進行正確地解讀才是求真，不然只能是“偽真”。

二、求真意識的培養策略

史料教學是求真意識培養的重要手段，那么教師應如何培養學生的求真意識呢？筆者認為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著手。首先，批判質疑是前提。作為教學的主導者，教師首先要有懷疑一切的精神，對于任何權威都不能隨意盲從，當然也包括教科書上的史料和結論?！敖處熑绻麤]有疑惑，沒有批判性思維的品質，那么就會臣服于教材，視教材為不容逾越的規范而畫地為牢。”[10]只有教師具有批判質疑的精神，才能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和求真意識。那么，如何培養教師的質疑精神呢？筆者以為，教師應利用各種時間關注史學領域的最新研究動態，閱讀最新出版的專業書籍和學術雜志，尤其是與課程標準有關的內容，及時更新教科書上的內容。在《從九一八事變到西安事變》這一課中，涉及到的主要人物是和張學良。在閱讀相關材料后就會發現最新研究成果與教科書上的結論并不一致。比如九一八事變后，到底誰先不抵抗，是還是張學良？最新研究成果顯示，九一八事變后，沒有給張學良下達不抵抗令，不抵抗令出自張學良之口。[11]那么為什么是張學良？不抵抗的原因又是什么？教科書上的結論是如何得出的？有沒有歷史依據？要解決這些問題，就需要閱讀相關書籍和雜志。其次，精選史料是保障。中國近代史史料豐富多樣，但也魚龍混雜，真假兼有。初中歷史的基礎性決定了史料教學中教師的主導地位。這就需要教師在課前精選史料，辨偽存真，詳細考證。教師要盡可能使用較為可信的史料，而且所引用史料最好要注明具體出處和時間，從而提高史料教學的有效性和公信力。如在《從九一八事變到西安事變》一課中，部分史料就沒有注明具體出處和時間?！盁o論日本軍隊此后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沖突?！薄o張學良密電對于這樣的史料，教師在運用時就需要查出其具體出處并了解該史料的類型。經查實，這一史料的來源是1960年張學良機要秘書洪鈁的回憶錄。他回憶這是1931年8月16日曾致張學良的“銑電”。因這個“銑電”的來源是非當事人回憶錄，其真實性歷來受人質疑。所以用這樣的史料來論證，證據顯然并不充足。要了解事實的真相，需要選擇多個而且是涉及當事人的史料。九一八事變當晚，是下令不抵抗還是東北軍將領張學良自己做的不抵抗決定，需要聽聽張學良本人的說法。歷史學家唐德剛教授曾采訪晚年的張學良，張學良就承認不抵抗命令并不是中央下達的，“我要鄭重地說明的就是關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變不抵抗，不但書里這樣說，現在很多人都這樣說，替我洗刷，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不是的，絕對不是的?！盵12]張學良晚年的口述史料與“銑電”相比，就是一手史料，會更加可信。再次，正確解釋是關鍵。歷史是復雜的，教師應該首先意識到歷史的復雜性，并在歷史教學中通過選取不同視角的史料，幫助學生從多角度認識和解釋歷史的復雜性，在多元價值下初步培育學生的歷史批判性思維，盡力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有時我們找不到歷史的真相是因為我們在“盲人摸象”。

如在評價歷史人物時，我們通常以為根據一些史料得出的結論就是事件的全部。以對張學良的評價為例。B老師根據一則材料加上后來張學良為抗日發動兵諫的壯舉，以及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后張學良被監禁的命運引導學生得出張學良具有愛國，為抗日而不顧個人安危的優良品質。但當我們看到了張學良晚年關于他自己做出不抵抗的口述史料以及史學界關于張學良不抵抗原因的多種解釋后，就會發現張學良還有諸多側面。如果再對張學良做一評價，就不只是服從中央和愛國等正面形象了。他也有不完美的地方，也會自私自利。但這并不影響對張學良總體好的評價。尤其是張學良晚年能夠主動澄清九一八事變后不抵抗的原委，反而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更加高大的張學良。他能夠勇于承擔責任，能夠學會反省，這是更為難得的優秀品質。中學歷史教學求真意識的培養，既是歷史學科本質特征的必然要求，更是提升學生歷史素養的應有之義，這需要每位教師認真思索和實踐，從而讓歷史課堂的求真意識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摘要：將地方優秀歷史文化資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是增強思政課教育教學實效性的重要途徑。古城西安，不僅古代文化輝煌燦爛，還擁有豐富的近現代革命歷史文化資源。對于西安的高校而言，在思政課教育教學中，應充分利用西安近現代歷史文化資源，發掘其深刻內涵、教育價值，以豐富教學內容，提升教學實效。

關鍵詞：歷史文化資源；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教學；西安

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意見》，要求高校切實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強調要建設“學生真心喜愛、終身受益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關乎民族國家認同、社會道德培育和青年大學生的價值觀引領。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是幫助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主陣地。整合地方優秀歷史文化資源，尤其是近現代革命歷史文化資源，使之有機融入到高校思政課教學，是發揮“教科書”、“營養劑”作用，增強思政課實效性的重要途徑。

一、地方優秀歷史文化資源對高校思政課教育教學的重要作用

地方優秀歷史文化資源，是人們在歷史長河中不斷創造的和發展的獨具地方特色的歷史活動和優秀歷史文化的總和，包括物化形態和精神形態的文化資源，以及反映這些精神的歷史遺跡、烈士陵園、展覽館、紀念館、博物館和杰出人物等。運用這些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能使教育者與被教育者身臨其境，感受歷史的獨特魅力，使內心深處為之震撼，油然而生的是愛國情懷、民族自豪感與認同感和近距離的“親切感”。地方優秀歷史文化資源以其獨具魅力的文化優勢，為高校思政課增添新的活力。

（一）有利于豐富思政課的教學內容，增強教學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