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能服務范文10篇

[摘要]公共文化服務空間作為一個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平臺，在保障市民享受基本文化權益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此類公共空間把社會交往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種新的聚合，文化的再創造產生了新的文化形態和交往形態。基于用戶黏性的概念，對深圳市的公共文化服務空間個案進行研究，從物理空間格局、組織運作形態、虛擬空間拓展三個方面討論具有公共文化空間價值和社會共享空間職能的公共文化服務平臺，旨在增強用戶黏性、完善服務路徑，并最大化其服務效能。

[關鍵詞]公共文化服務空間；用戶黏性；服務效能

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一種以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權利為出發點的制度體系。滿足城市常住人口的基本文化需求、保障其基本文化權益，是建設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重要目標（胡守勇，2014）。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內容供給不僅能通過提供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讓公眾享受到基本文化娛樂權利，而且也蘊含著引導人民通過接受文化產品而接受其背后的文化價值觀和行為準則的目的。①公共文化服務設施網絡體系就是為社會公眾提供的物質層面的公共文化空間，是培育共有精神家園的物質載體。②由此可見，建設公共文化服務空間有其重大意義。本文所指的公共文化服務空間，在公共文化服務與公共空間的關系范疇中確定。哈貝馬斯將所有對公眾開放的場合稱之為“公共的”，比如公共場所或公共建筑③，這是公共領域的公開性。哈貝馬斯還提到公共領域的公眾性，人們自由地以私人身份來到一個領域，組成一個群體，由相互之間的對話構成了公眾的一部分意義（汪暉，1998），這些都屬于“公共空間”的本質屬性。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文化背景下，文化館一部分“公共空間”的意義與“公共領域”相關。從社會意義的角度，市民在文化館里面產生的交往形態及組織關系與哈貝馬斯提到的交往行動相似，即通過思想碰撞促進市民的文化交流與認同，這也正是文化館的價值所在。完全面向大眾，所有個體能夠在自由選擇的前提下聚集的，并提供公共文化服務或產品的“對公眾開放的場合”即本文所指的空間。中國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建設方面，大多學者關注政府如何有效行駛其文化管理職能以及如何實現市民的文化權利。而公共文化服務水平的提高不能與公共文化服務空間的建設水平相割離。公共文化服務空間是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基礎設施建設之一，公共文化服務空間建設的公共性、公平性和公益性（馬樹華，2010），這是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的真正體現。公共文化服務空間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二者之間有著不可割裂的、相互增益的關系。“黏性”一詞最早用于商業領域，曾一度成為通信企業用于衡量用戶忠誠度的常用指標。隨著市民自我權利意識的提升，此類帶有被動性質的魔彈理論受眾觀一直在傳播學及很多其他的領域受到證偽。公共文化服務空間若想達到理想的服務效果就必須轉變傳統的產品、空間的使用者是被動的“受眾”“觀眾”的思維定勢。雖然絕大部分的學者將“用戶黏性”概念用于虛擬網站或產品的服務效能分析，但是當下受眾占主導地位，以“主體性”（或以人為本）為核心的“用戶黏性”概念或許同樣適用于衡量實體的社區建設、公共文化服務空間的服務效能。不同學者針對公共文化服務的研究皆表明沒有使用者參與意愿、參與持續性不長、參與頻率不高的公共文化服務活動是存活率低且效能不明顯的。基于參與式觀察實踐調研，本文試圖采用“用戶黏性”概念分析公共文化服務空間的服務效能問題。

一、實體空間：傳統的公共文化服務空間

深圳市文化館由成立于1980年的市群眾藝術館更名而來，隸屬于市文化局。更名的意義在于文化館服務理念的拓展延伸，深圳市的群眾藝術館與廣東省其他市級區級群眾藝術館一樣，職能方面從以前單一的群眾文化工作拓展為綜合性的文化藝術工作從而改名為文化館。（一）物理空間：兼具藝術多樣性與公共性深圳市文化館的機構設置按照編辦標準，文化館屬下有十大文藝社團。社團主要承擔文化館的對外文化交流合作、文藝下基層演出等大型文化活動。館內還有一個加入院線的影劇場，配有先進的技術設備、音響效果佳，可以接待各種文藝團體的專業演出和學校、企業、單位的文藝演出或各種會議。物理空間可以選擇在內容和形式上不斷貼近用戶的實際需求以提升自己的服務效能。具體做法在于加大對用戶實際需求的調研力度，了解用戶需要什么、喜歡什么、能夠做什么。不斷多元化服務的內容和形式使用戶能夠增加藝術品位和鑒賞能力從而在此服務空間中實有所得。與此同時，文化館是公共文化服務展開的實際載體，在實現其形式上不能影響公共文化服務的均等性、公正性、公益性，要兼顧其本質上的公共性。（二）社會空間：以空間正義支持社會正義本文的空間正義是指空間建構時，資源的分配上應兼顧各個群體的切身利益，尊重每一位居民的基本權利，創造公平、公正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公共文化服務，提供均等化的發展機會。而社會正義反映的是人們在追求利益關系特別是分配關系時呈現出正直不偏私的合理性價值理念和價值標準。在我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進程中，龐大的農民工群體是一支做出了巨大貢獻的重要建設力量。然而，作為一個在鄉城之際流動的特殊群體，他們承受著與鄉村疏離、又難以融入城市的巨大的生存和心理壓力。根據文化部1992年頒布的《群眾藝術館、文化館管理辦法》，深圳市文化館的職能在于組織、指導群眾文化藝術活動，培訓業余文藝骨干及研究群眾文化藝術，性質是全民所有制。文化館除了活動的開展，還致力群眾文化理論研究，編輯出版群眾文化刊物，注重實踐與理論的結合。此外，文化館不遺余力地搜集、整理、保護民族民間文化藝術遺產，建立了群眾文化藝術檔案庫。當下，外來工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的物質生活水平已經得到逐步改善，倍顯突出與迫切的是其精神文化的需求。調研顯示，深圳市文化館已經擔負起組織全市群眾文化工作的重任并且一直在堅持，試圖在活動的組織策劃方面兼具導向性、示范性、試驗性、探索性。（三）組織空間：文化館聯盟創新管理模式深圳市文化館是深圳市文化館聯盟成員之一，其他同盟深圳市下屬八個區域。根據聯盟創立之初制定的條例，成員館之間可以資源共享。即每個成員單位不僅可以把特色的文化資源拿出來共享，同時也可以向聯盟館尋求補充弱勢的文化資源。為了提高資源的利用率，調度方式是采購后相互交換。“文化館聯盟”凸顯“總分館制”服務模式，是全國先進的創新式探索，為組織空間的活力提供了有力支撐。面對一個館、一個團隊難以完成的任務時，聯盟成員群策群力，相互交流經驗教訓后，協作一起完成。或許可以在文化志愿者的協助下實現開展全市級的公益講座、展覽、培訓等系列性活動。目前深圳市的公共文化服務品牌文化活動，青工文體節、文博會藝術節、讀書月等均由文體局牽頭，文化館聯盟一起舉辦。

二、虛擬空間：新媒體背景下的空間拓展

1問題的提出：公共文化服務效能提升的智慧方案

黨的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而“滿足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須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需要通過“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深入實施文化惠民工程，豐富群眾性文化活動”等途徑來實現。近年來，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蓬勃發展和公共文化服務領域供給側改革的深入推進，我國公共文化服務供給資源總量不斷攀升，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進程日益加快，覆蓋城鄉的六級公共文化服務網絡已經基本建成[1]。但是，同質化供給與多樣化需求、強勁式需求與有限性供給、變動性訴求與滯后性回應、無效式供給與實際性需求等凸顯公共文化服務供需關系失衡的結構性弊病依然深重，導致公共文化服務在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和群體之間可能同時呈現出資源相對過剩與供給嚴重短缺的矛盾樣態。故而，如何有效順應社會主要矛盾變遷的歷史軌跡，積極調試供需錯位的多維張力，促進公共文化資源的合理均衡配置，理應成為新時代我國公共文化服務效能提升的核心關切。當前，信息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得人類社會正加速邁向人工智能時代，藉由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與智能設備的技術融合，人工智能正廣泛滲透至人類社會的各個領域，并在公共治理場景催生出眾多顛覆性的應用創新，進而為增強公共文化服務效能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技術范式和智能化的推進方案。我國已將發展人工智能上升至國家戰略層面，先后出臺了關于人工智能發展規劃的系列文件，大力促進經濟領域的業態格局重構、政治領域的治理模式優化以及社會領域的服務質效提升。由此，助推智能技術研發與公共服務創新融合發展成為人工智能時代的題中應有之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時就曾強調，“要加強人工智能同社會治理的結合，開發適用于政府服務和決策的人工智能系統，加強政務信息資源整合和公共需求精準預測”[2]。具體到公共文化服務方面，《關于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意見》（2015）、《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2016）、《公共數字文化工程融合創新發展實施方案》（2019）以及近年來的《政府工作報告》等，都強調要加快推進公共文化服務領域數字化建設，注重發揮現代智能媒介在打通公共文化服務“最后一公里”上的技術功用。就人工智能的術語概念而言，其最早誕生于1956年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召開的關于機器模擬人類智能的達特茅斯學術會議，意指“讓機器達到與人類做同樣事情”[3]，這也標志著人工智能作為一門交叉學科的問世。在后續幾十年的演進過程中，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經歷了20世紀70年代的低谷徘徊與90年代的蟄伏重興，在走出最近二十余年的相對沉寂狀態之后，深度學習算法的突破讓人工智能迎來了第三次發展浪潮[4]。從不同的分類視角來看，人工智能可界分為弱人工智能與強人工智能[5]乃至超強人工智能[6]、專用人工智能與通用人工智能[7]、基于工具目標的AI和基于認知目標的AI[8]等類別，以表征人工智能不同的技術段位、應用方位與目標定位。根據人工智能的基礎構件及其本質屬性，一般可將其理解為“建立在現代算法基礎上，以歷史數據為支撐，而形成的具有感知、推理、學習、決策等思維活動并能夠按照一定目標完成相應行為的計算系統”[9]。應該說，倡導人工智能技術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中的深度嵌入，因應了供需張力狀態下如何有效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效能的現實訴求，順應了人工智能技術變革的時代潮流，契合了國家關于推進公共文化服務與科技融合發展的政策導向。本文旨在把握人工智能技術功用特性的基礎上，著力探討公共文化服務效能提升的智能進路，通過縷析人工智能在公共文化服務場景中的功能向度，前瞻性地構設公共文化服務創新的智能圖景；同時，圍繞人工智能的內在技術限度和服務創新的外部阻滯因素，揭示公共文化服務向智慧質態轉型的深層困境；進而，從智能服務模式構建的現實邏輯出發，指明人工智能視域中我國公共文化服務效能提升的基本路向。

2限度與突破：公共文化服務效能提升的技術理路

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主要癥結在于供需不適的矛盾狀態，如何實現供需平衡是公共文化服務效能提升的關鍵。人工智能在公共文化服務建設中的深度介入，能夠利用數字化擴容改進文化服務空間場景，以技術賦能的方式優化文化服務政策網鏈，實現公共文化事業的充分發展與公共文化資源的均衡配置。同時，智能技術有助于動態精準感知需求信息來消減文化服務墮距現象，并通過彌合社會化生產與個性化消費之間的對接縫隙以打造共建共享的文化共治格局，促進公共文化服務以供引需、供需互進的良性循環，提高公共文化服務的可及性與文化產品內容的契合性。2.1資源庫的智能擴容，保障公共文化服務的充分性。根據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的調查數據測算，僅在公共閱讀方面，我國就有規模龐大的潛在群體，對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的總體需求量高，并呈逐年增長態勢[10]。而相較于人民群眾日益高漲的公共文化需求，由于公共文化服務建設存在資源總量有限和基礎設施建設落后等問題，現有的公共文化服務必然顯露出供給能力的缺憾。相關研究也印證指出，在公共文化服務總量供不應求的情況下，我國多數群體的文化服務水平仍停留在低水平階段[11]。人工智能技術在公共文化服務領域的應用，能夠推動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進入整體性加快發展階段，藉由公共場館實景空間的數字化改造與公共文化服務擬態場景的在線式拓展，加快構建內容豐富的海量分級分布式公共數字文化資源庫群。以往的公共文化服務資源建設，偏重于圖書報刊和電腦設備購買等方面的投入以及場館機構的擴大，不僅難以滿足旺盛的文化需求，還容易出現設施“空心化”的現象，導致資源使用效率低下。對此，相關機構可利用先進的VR、AR等智能技術，對原有的紙媒資源、場館空間和文化設施加以數字化轉換，打造公共文化服務智能空間。這樣，具有不同媒介使用偏好的群眾可自行選擇文化服務方式，在緩解資源總量緊張狀況的同時，增強文化體驗感和服務滿意度。例如，廣東佛山的“智能文化家”以智能技術推進館藏數字化建設、功能多樣化拓展和服務聯動式供給，將原本只提供圖書閱覽的圖書館打造成為綜合性的公共文化服務中心，創設了新型的公共文化服務空間[12]。同時，隨著各類大型公共文化數字項目的推進以及移動智能終端設備的普及，公共文化服務的在線式供給與數據化整合日益便捷，公眾足不出戶便可享受到所需的文化產品。各類機構蘊藏著文本、圖片、音頻等多樣化的公共文化視覺資源，采用分布式數據存儲方式對其加以整合，建設多層級的公共文化服務網絡平臺，能夠極大地豐富公共文化服務的資源庫存。例如，公共文化“慕課”“中央課堂”等系統將優質的文化資源經由智能媒介進行個體遞送與網點傳遞，擴展了公共文化服務資源的供給容量。2.2需求端的精準管理，突出公共文化服務的契合性。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效能提升的關鍵在于對公民文化需求的整體把握與精確感知，真正構建起以人民為中心的公共文化服務范式，唯此方可避免無效性供給與滯后性供給，切實做到服務適配與文化惠民。人工智能通過對需求端的精準化管理，動態收集和集成處理表征公民文化需求的數據信息，有助于針對性地優化產品與服務供給，提升公共文化服務內容供給與文化需求之間的契合性。隨著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人類社會越發處于一種“數字化生存”的狀態，人們無時無刻不在生產和傳遞關于自身文化生活狀況的數據信息，公共文化需求信息資源的收集變得更加簡易智能。從物化場景來看，各類傳感器、監控器以及紅外遙感等設備在公共空間的鋪設，動態化地向公共文化需求信息集成中心傳遞數據，公民在文化服務場所中的音容狀態、情感傾向等都能夠被精細化收集，公共文化民生狀態將會被政策機構實時掌握。從擬態空間來看，網絡平臺上關于公共文化服務的熱點信息在智能算法的操作下，也會自動地被收集至統一的信息平臺，甚至公民在文化訊息網頁上的駐留時間、點擊頻率和評論互動等信息，也可以經由數據化的編碼轉譯加以集成整合。這些類型各異、規模龐大和內容繁雜的文化需求信息在人工智能技術背景下能夠避免信息過載的現象，因為智能信息系統采用的分布式存儲架構，能夠將分散的數據資源構成一個虛擬的存儲設備，再利用高速運轉的算力系統，可實時提取出所需的信息資源。在信息數據集成之后，借助大數據技術可對這些復雜的需求信息進行智能篩選和歸并整合，而機器學習算法更是能夠基于這些歷史性的數據資源，對公共文化需求進行規律總結和特征提取，并繪制出公共文化需求信息圖譜，呈現公共文化需求的整體態勢與各類群體文化需求的不同特點[13]。2.3政策鏈的互動建構，促進公共文化服務的均衡性。公共文化服務政策不僅關涉到資金、設施、人才等資源的區域配置，還決定了特定公共文化服務的群體指向與具體類型。傳統公共文化服務政策制定的行政化邏輯導向明顯，公民意見表達不充分，政策制定機構與公民之間的溝通渠道不順暢，政策內容容易忽視不同地區發展水平的差異性和群體之間文化需求的多樣性，致使公共文化服務非均衡性的矛盾較為突出。人工智能實現了對公民的技術賦權，增進公民在文化民生政策制定中的知情權、參與權和話語權，倒逼政府部門予以回應，就公共文化服務政策的議題內容展開雙向互動式的建構，讓公共文化服務的政策部署能夠兼顧不同地區和不同人群的實際需求。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和電子移動設備的推廣，使得越來越多的公民擁有表達自身文化需求和反映文化服務境況的媒介。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的第44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9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8.54億，較2018年底增長2598萬，互聯網普及率達61.2%，較2018年底提升1.6個百分點；我國手機網民規模達8.47億，較2018年底增長2984萬，網民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達99.1%。”[14]再結合人工智能系統的應用，公民文化訴求的在線表達以及與政策制定機構的實時互動得以實現，智能技術構筑起供需兩端的溝通橋梁。政府部門通過引入智能應答系統，可以全天候地對公民的留言評論進行動態接收，并借助語義處理和情感計算等智能技術對這些反饋信息加以集聚提煉，進而作為公共文化服務政策制定的民意基礎和信息依據。政府還可利用人工智能系統向公民靶向推送關于特定公共文化服務政策的意向信息，聽取相關意見，在持續性的智能化互動過程中形成公共文化服務政策方案；另外，結合各地區公共文化建設實際情況與不同群體的文化需求特點，發揮人工智能系統的仿生實驗虛擬情境構建與邏輯推演作用，設定相應基準函數衡量不同文化服務政策方案的優劣得失，對其可行性與必要性展開科學評估，達到優化公共文化服務方案的目的[15]。2.4供給側的深度改革，確保公共文化服務的可及性。供給側與需求端是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一體兩面”，堅持以公民文化需求為導向來深化文化服務供給側改革，目的在于不斷挖掘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方的生產潛力，鼓勵更多的主體力量參與公共文化服務供給，不斷優化調整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方式，提高公共文化資源配置效率，實現公共文化服務的創新性發展[16]23。人工智能助力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側改革向縱深推進，改變公共文化服務政府單一供給的主體困境，促進公共文化服務與其他領域之間的跨界融合發展，并以更加靈活的方式向需求主體遞送文化服務，著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務的可及性。首先，人工智能在技術操作層面減少了非政府主體參與文化服務供給的限制條件，為企業、公民直接參與文化產品與服務生產提供了智慧路徑，在打造共建共享的文化共治格局的同時，延伸公共文化服務半徑。得益于智能媒介的普及和數字化平臺的建設，公民可利用抖音、微博、微信等程序軟件實時上傳公共文化活動的場景狀況，專家學者可以在線分享教育科普類的文化知識，更多個體化的文化內容生產主體活躍在網絡平臺；互聯網企業則能夠利用智能平臺對公共文化資源進行二次兜售，基于特定文化內容服務于特定的需求群體，催生出類型多樣、風格迥異和特色鮮明的公共文化服務機構[17]。其次，人工智能助推多業態之間的融合發展。例如，攜程APP作為一款交通出行類的智能應用程序，可以根據用戶出行地點的變化，動態推送當地的自然景觀和人文特色，并且提供門票訂購、線路設計、食宿安排等方面的服務，促進文化服務與交通出行、旅游經濟之間的業態整合。最后，人工智能使得公共文化信息遞送與服務供給更加方便快捷，智慧化地滿足人們差異性的公共文化需求。例如，“文化上海云”作為全國第一個實現省域全覆蓋的公共文化服務數字化平臺，將上海所有的公共文化場館資源聚為一體，打造一站式公共文化服務平臺。用戶只需通過熱點推薦、興趣分類、附近搜索等項目便可快速查找預約相關文化活動，服務質量、資源數量、時段信息等公共文化服務大數據都能夠智能查找[18]。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隨著人工智能深度學習算法的突破，智能系統可以基于公民過去消費、旅游、閱讀等方面的文化記錄，精細化地感知公民的文化偏好，實時自動推送契合公民需求的公共文化服務。

3困境與超越：人工智能時代公共文化服務效能提升的現實邏輯

目前，人工智能在公共文化服務領域中的嵌入處于理論與實踐同步發力的探索階段。從理論視角來看，智能技術有助于消解公共文化服務供需兩側的緊張關系，突破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原有的諸多限囿，并在資源的充分性、內容的契合性、供給的均衡性與服務的可及性等維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效能。但是，從現實層面視之，資源平臺建設不足、信息安全隱患加大、技術區隔風險激增與內容質量監管乏力等問題，會導致人工智能與公共文化服務融合發展的戰略愿景陷入深層困境。故而，公共文化服務領域應從智能服務模式構建的現實邏輯出發，因應人工智能技術進步的時代潮流與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客觀訴求，采取防治并進的應對策略，以期實現對智能技術嵌入困境的超越。3.1平臺建設不足及其改進。公共文化服務資源平臺的有效建設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效能的前提基礎，資源平臺建設的數字化水平、先進性程度及其覆蓋范圍等，將會直接影響到公共文化服務事業的充分發展。總體來看，我國公共文化服務資源平臺建設的數字化水平較低，覆蓋范圍有限且城鄉差異明顯。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是一項系統性工程，涉及文化、財政、教育、廣電等諸多部門，但囿于條塊分割、各自為政的公共文化管理體制，部門之間的體制壁壘必然會導致數據信息的孤島化與文化設施的重復性建設，不利于公共文化資源供給數字化平臺建設。對此，必須從宏觀上理順我國公共文化管理體制，加強各級政府與各個部門對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的統籌協調力度，改變信息孤閉和投入分散的狀態，尤其是重大公共文化服務項目和工程要超越部門和地域局限[19]5，從文化發展和數字惠民的戰略全局出發，建構必要的數據信息共享機制和資源投入協同機制。同時，現有公共文化服務智能場館建設的城市指向性突出，線上線下聯動式公共文化服務平臺布局的區域差異性明顯。公共文化機構硬件設施的數字化對接與智能化重構不僅需要技術支撐，還仰賴于資金、人才和設備等資源的大量投入，而這又與地方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相較而言，無論是佛山的“智能文化家”還是上海的“文化云”等數字化公共文化服務創新項目，大多集聚在城市空間和發達地區。所以，未來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在注重做大蛋糕的同時，更要兼顧城鄉和區域之間的發展。尤其是中央層面要加強對落后和農村地區的政策支持和資源投入，既要在原有的基礎上強化硬件設施配套，也要注重推動智能技術與場館設施之間的數字化對接。3.2信息安全隱患及其治理。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智能技術極大地提升了政府部門收集、處理和分析廣大人民群眾文化需求信息的能力，有助于改變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公共文化服務盲目供給和無效供給的困境，但也帶來了新的信息安全隱患。各種智能設備隨時隨地可以對文化民生狀況展開信息收集，而且往往是在信息主體不知情的情況下自動采集數據，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到公民隱私信息，智能系統將大量公民個人信息暴露在公共性的數據平臺，加大了信息泄露的風險。尤其是智能系統內部的深度學習機制對公民各類敏感數據的交互使用，不僅使個人隱私易于暴露，而且削弱了人類對數據信息的監管能力，極易陷入信息安全風險不可控的境地[20]。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工智能技術應用加大了社會公共信息的安全隱患。因為公共部門利用技術手段收集了大量的文化民生信息，旨在建立統一的的公共文化信息數據庫，但是對這些數據資源并未采取有效的安全保護舉措，這就給數據篡改和信息竊取留下了可乘之機。在此種情形下，一旦發生黑客惡意攻擊的事件，輕則會導致公民信息泄露，重則可能會使智能系統癱瘓。人工智能背景下的信息安全風險具有影響面更廣、破壞力更強、突發可能性更大等特點，隨著智能技術在公共文化服務領域中的應用擴散，加強信息安全風險防治工作已是當務之急。一方面，針對公民隱私保護問題，對公共文化需求信息采集的數據類型、程序規范與應用范圍等設定相應的政策標準，尤其要避免對敏感數據的過度使用；同時，可采用立法方式增強對信息主體的被遺忘權保護，即“主張在數據控制者對個人數據進行分析利用時為用戶提供刪除或者脫敏處理的選項，相較于其他方式，被遺忘權的行使是體現數據自決”[21]、規避隱私泄露風險最直接有效的途徑。另一方面，為應對公共信息安全隱患，要重視風險預警機制建設，并從技術層面建構完善的公共信息安全風險防控體系。一是采用密碼和認證技術對公共文化需求信息集成中心的數據資源進行加密處理和訪問限制，提高非公共性用途的批量式數據獲取難度；二是利用數字簽名、記錄跟蹤等技術對信息集成中心的各類設施與信息傳播通道加以防護，讓整個數據流動過程清晰化；三是利用區塊鏈技術對信息網絡中的服務器設備進行“去中心化”管理，避免危機狀態下的智能系統崩潰與風險擴散化[22]。3.3技術區隔風險及其規避。智能技術不僅為公民參與公共文化服務政策制定提供了媒介通道，也使得政府部門對社會文化民生狀況的感知更加靈敏便捷。但是，人工智能在公共文化服務領域中的深度介入，極易衍生出技術區隔的風險，導致公共文化服務供給非均衡化的程度進一步加深。一方面，當移動化與便攜式的智能設備成為政策制定機構與公民個體之間的溝通媒介時，公民的媒介使用狀況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能否有效參與文化服務政策制定過程，進而成為影響公民政策話語權的重要因素。在此情況下，青年群體的政策議價能力顯然高于老年群體，城市人群的話語聲量也高于農村人群。故而，在公共文化服務政策制定過程中，要注重吸收不同階層和群體的意見，切實考慮不同人群的媒介使用習慣特點，綜合采用多種方式展開政策對話。同時，要強化對公民媒介素養的培育，改善智能技術使用的社會條件，使得廣大人民群眾不僅可以利用智能設備獲得更加多元化和個性化的公共數字文化服務，還能夠借助人工智能技術有效參與文化民生政策議題互動。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助力文化政策部門動態掌握不同群體的文化訴求與公共文化體系建設的現實狀況，但其物質前提在于信息硬件基礎設施的全面覆蓋。有學者通過實踐調研發現，有些村落光纖入戶率仍不足1%[19]6，更不用奢談場景監視、智能傳感等設備對公民文化生活的全覆蓋。這就決定了公共文化服務政策部門通過智能系統所掌握的信息數據具有區域偏差性，有些群體的文化需求信息將會被排斥在政策視域之外，進而導致文化服務供給的非均衡性。所以，要順應人工智能發展的時代潮流，加強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不斷擴大智能應用的覆蓋面，加快推進“互聯網+”“寬帶中國”“大數據戰略”等國家重大信息工程項目；同時，將公共文化服務模式智慧轉型融入智慧城市、智慧社區與智慧政務等構建過程，打造綜合性與一體化的智慧治理格局，降低硬件設施建設成本，增強智慧發展的體系聯動性。3.4內容監管乏力及其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有著鮮明的意識形態屬性和公共產品屬性，這就要求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側改革在滿足公民文化需求的同時，文化服務的內容要注重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向社會傳遞正確的價值觀念和積極向上的精神力量[16]22。在人工智能技術背景下，公共文化服務共建共享的文化共治格局正在加速形構，但文化服務供給主體的多元化也帶來了文化產品內容品質問題。首先，越來越多的公民個體可利用智能設備在應用程序平臺傳播質量參差不齊的文化內容，借助發達的網絡平臺傳播低俗、媚俗和惡俗信息，污染網絡文化空間。其次，互聯網平臺公司為了牟利，過度迎合某些人群的低級趣味，經常以標題黨的形式博人眼球、吸引關注，“有可能誘導公眾在道德、能力、訴求等方面走下坡路，導致‘人心不古、世風日下’，不知不覺中退化為社會風氣娛樂化、庸俗化、低端化的推手”[23]。更值得警惕的是，智能系統具有自我遞歸式改善能力，能夠不斷根據用戶的需求偏好自動化地遞送相關文化信息，一旦窺探到用戶的不良文化偏好，將會持續性地加大相關文化服務的遞送與誘導，從而陷入技術為惡的境地。所以，加強公共文化服務的內容把關與質量監管，是人工智能技術嵌入文化服務供給側改革必須要予以回應的議題。首先，無論是公民個體還是網絡平臺公司，都應該強化自律意識，堅決抵制不良文化在網絡空間的滋生與蔓延，尤其是社會公民應該提升自身的文化品格，擺脫低級趣味和庸俗愛好，自覺追求符合文化發展主旋律的精品文化。其次，政府部門要不斷提升內容平臺的監管力度，制定相應的規則措施，對數字化平臺上的文化生產設定相應的行為標準和價值規范；同時，注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文化建設的導向作用，鼓勵生產反映時代精神和社會正能量的文化產品，官媒機構要引領社會文化發展的正確方向，在全社會營造積極健康的文化氛圍。最后，對于人工智能技術在公共文化服務供給過程中的應用，一方面，要加強技術監管和內容審核，采用人工介入的方式審查文化服務的內容質量，定期組織專家團隊對其供給狀況展開評估；另一方面，則利用技術本身尋求突破，譬如，通過算法創新或改進，使得智能系統能夠自動捕捉到不良文化的生產主體與傳播路徑，進而對其加以定點打擊、自動封號與及時刪除。

一、指導思想

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圍繞“提升行政效能，建設服務型政府”這個主題，以解放思想大討論為先導，以“兩創四服務”為抓手，以干部作風建設年活動為載體，以機關作風建設評議為手段，以提高干部素質、規范行政行為、改進機關作風、提升行政效能、優化發展環境為目標，以制度建設為根本，大力建設敢試敢創、迎難而進、敢為人先的干部作風，掃除影響機關和阻礙跨越發展的障礙，搶抓機遇，攻堅破難，凝心聚力，積極推進扶貧開發工作，促進我縣經濟社會的大發展。

二、工作目標

通過開展“提升行政效能，建設服務型政府”主題活動，力求在以下五個方面取得成效：

一是干部素質進一步增強。通過開展主題活動，全體扶貧干部服務決戰“兩區”，推進項目建設的理解能力、操作能力、執行能力和破解發展難題的能力進一步增強，綜合素質進一步提高。

二是機關作風進一步改進。通過開展主題活動，促進扶貧干部適應新形勢要求，解放思想、轉變觀念、改進作風、提升效能，切實解決當前少數人存在的心浮氣燥、不思進取等問題，樹立廉潔、勤政、務實、高效的良好形象。

市衛生監督執法支隊的效能建設在市委、市政府和市衛生局領導下，按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要求，認真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將衛生執法檢查與指導服務，提高衛生監督質量與加強效能建設，搞好衛生監督與創建中國優秀旅游城市密切結合，切實履職盡責，發揮主觀能動性，有力地推進了衛生監督與城市“創優”，效能建設取得了顯著成效。

——加強組織領導，確保衛監責任到位。支隊成立了黨支部書記、支隊長為組長的效能建設和“創優”工作領導小組，把效能建設、“創優”同衛生執法監督同研究、同布置、同檢查、同獎懲，融合貫通；納入年度目標考核，將任務分解到各科、室、大隊，細化到工作崗位和職工頭上；制定了效能建設實施意見和“創優”工作衛生監督方案，強調了各項工作目標與重點，明確了效能建設與創優工作的步驟、方法和具體措施，把以創優為重點的衛生監管工作落到了實處，確保效能建設卓有成效地開展。

——搞好現場練兵，確保監督能力到位。按照效能建設要求，今年先后組織全體執法人員軍訓和衛生監督執法業務培訓，對隊容隊貌、作風紀律進行了強化訓練，對衛生執法業務知識進行了學習輔導；分別組織中層機構主要負責人和全體黨員參觀學習了廣元、綿陽、瀘州、宜賓、遂寧等市衛生監督機構的創優、創衛及效能建設的現場與經驗，實地考察了大英縣衛生監督所的效能建設服務情況，借鑒他人經驗彌補自己之不足；在支隊內部開展了執法文書稽查和執法文書書寫現場評比活動，及時解決執法文書制作問題，提高了衛生監督質量與執法水平。對衛生服務單位分別免費舉辦了“農家樂”負責人、“創優”示范街餐飲店主、特色餐飲業主及“農家樂”所在鎮村分管領導和“創優”餐飲、娛樂業迎檢單位負責人培訓班12期（次），培訓相關人員1600人（次）。各餐飲、娛樂業單位均對從業人員進行了2—3次培訓。通過反復培訓，使衛生執法人員的執法水平和衛生從業人員的服務水平都明顯提高，為提高衛生服務質量與監督水平奠定了堅實基礎。

——規范執法行為，確保監督規范到位。為提高服務效能，切實為被監督戶服務，支隊通過公布舉報電話、設立支隊長信箱、確定支隊長接待日、聘請政風行風監督員、召開被監督戶代表座談會和向社會征求意見等方式，了解到許可辦證待時較長、各直屬大隊掌握許可審查標準不一、個別監督員工作監督缺位、對新辦和招商引資企業缺乏服務指導等問題，及時進行了研究，分別進行了整改。對辦證時間較長的問題，依照《行政許可法》規定，區分工作職能與責任，實行“一站式”辦證服務規程，規定受理許可申請2個工作日內，監督員必須到達現場審查，10個工作日內必須作出辦理決定，特殊情況不超過20個工作日；對許可審查標準問題，組織三個大隊衛生監督員學習《食品衛生監督量化分級管理制度》、《餐飲業和集體用餐配送單位衛生規范》，逐條討論分析，逐項評分統一，從而形成共識；對個別監督員監督服務不到位的問題，實行了衛生監督現場記錄簽名制，真實記錄每個衛生監督員監督服務情況；對新辦和招商引資企業根據業主申請和日常監管動態，主動上門服務，幫助規劃設計衛生設施，指導搞好衛生預評價報告，協助抓好從業人員培訓，并實行“三不一聯系”：監督員沒到現場指導且未作出整改意見書的，不予處罰；對無安全隱患的引資企業可先辦證后規范，不予處罰；對衛生服務條件較差能變通處理達到衛生服務要求的，不予處罰，從支隊長到監督員分別聯系5—10戶衛生服務單位，從而使衛生監督管理達到規范化要求。

——突出創優重點，確保創優工作到位。為認真貫徹市委、市政府“創優”決定，從支隊長到監督員人人上陣，個個爭做“創優”主體，將“創優”各項任務分解到人頭，逐級抓到實處。特別是7月29日市委、市政府創優迎檢工作會議后，全體監督員不畏烈日酷暑炙烤，放棄個人利益，不休工休假，不休雙休日，不請病假和事假，一心撲在“創優”崗位上巡回檢查督導，培訓衛生業務。36名職工有31人先后中暑，沒1人中途下火線，一直堅持到“省檢”、迎“國檢”。對市直管餐飲、娛樂衛生服務單位4000余戶進行了逐戶檢查，對存在問題的餐飲服務單位蹲守現場，督促其整改；幫助其完善了管理制度，上墻張貼規范化制度5800幅，使市區大中型和示范街道的2000多戶餐飲、食品加工、公共娛樂場所的衛生管理明顯規范，衛生面貌煥然一新。

——建立監管長效機制，確保監督服務到位。在對已訂37項《南充市衛生監督執法支隊管理制度（試行）》進行修訂的基礎上，增建了執法責任、監督員現場監督記錄、考勤簽到、執法文書評查等制度，調整完善了政風行風評議制度、來信來訪（舉報、投訴）督辦制度，建立健全了衛生監督管理與執法稽查責任制，深入貫徹實施了支隊衛生監督“六禁止”，嚴格要求執法人員依法執法，文明執法，廉潔執法，采取各種措施把內部管嚴管好，管出效率與質量，以高質量、高水平為被監督單位服務，為地方經濟建設服務，為南充社會發展服務，努力提高衛生執法水平，為創建川東北一流衛生執法隊而努力奮斗。

服務水平的高與低、好與差，是檢驗效能建設的標尺。石家莊市城鄉規劃局著力打造“務實型機關、效能型機關、服務型機關”的良好形象，促進城鄉規劃效能建設。

建立審批報建服務大廳。他們將用地、建管、市政三個審批處及勘測、規劃設計等，全部集中辦公，實行一條龍服務。對項目審批中的各種問題，經辦人在報建大廳與報建人當面協商，必要時隨時組織聯合會審。

實行首問責任制。嚴格執行首問責任制和AB角工作制。項目審批過程中，由項目第一受理人負責，從業務員初審，業務處會審，局辦公會審核，直到辦理證書并交付用戶，全過程負責到底。

設置審批綠色通道。該局專門對省市重點項目、“5+3”企業和省直部門建設項目開辟了綠色通道，各階段辦理時限在法定審批時限的基礎上縮短2天。同時，明確包案領導，落實幫辦制度。根據建設項目的輕重緩急程度，行政審批人員和主要領導提前介入，采取“技術審查前移、領導審核前移、服務前移”三項措施，將規劃方案技術審查提到行政審批前，最大限度地加快審批進度。

加強公眾參與。確定了公眾參與城市規劃編制的必要程序，明確了參與的形式，對城市總體規劃、綜合交通規劃等重大項目，借助報刊媒體號召公眾參與。為進一步加強公眾參與，拓寬公眾參與的渠道，該局還啟動了城鄉規劃展館項目建設，建成后將成為政府與群眾溝通交流的互動平臺。

十八大以來，以習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部署緊鑼密鼓——十八大提出要加快推進文化惠民工程，推動公共文化服務設施向社會免費開放；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健全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制定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2015年初，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意見》，對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進行了頂層設計。[1]文化館（河北省市級以上文化館稱為群藝館，文中統稱為文化館）作為與圖書館、博物館齊名的三大公益性文化單位之一，擔負著組織開展“全民藝術普及”的責任與使命，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中占主導地位。近年來，隨著國家對公益性文化事業的大力支持，河北省的文化館行業發展迅速，文化館舊的服務模式與服務規范顯然已經不適應當今社會的需求。提高文化館服務效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基本文化需求，建設現代化的文化館成為當前一個重要的課題。

一、河北省文化館發展現狀

近年來，河北文化館系統基礎設施建設發展迅速，人才隊伍建設突飛猛進，群文活動品牌和群文精品力作不斷涌現，群眾文化呈繁榮發展的良好態勢：基礎設施建設城鄉協同推進，一大批新的文化館陸續落成，辦館條件明顯改善；群文隊伍注入新鮮血液。各級文化館吸納了一批高素質的專業人才，各藝術門類更加齊全；公共文化服務能力明顯提升，流動服務和數字化服務已成為公共文化服務的常態內容，利用流動舞臺車、文化館網站等手段積極開拓公共文化服務的方式；群眾文化活動品牌與群眾文藝創作精品不斷涌現，打造了一批影響力大、參與面廣、群眾喜聞樂見的文化活動品牌。但在文化事業高速發展的大氣候下，文化館仍存在服務設施陳舊、服務方式陳舊、服務觀念陳舊的問題：一是文化館發展不平衡問題嚴重。表現在區域之間發展不平衡和省、市、縣三級文化館發展不平衡。經濟發達市縣與落后市縣差距較大，省、市級館與縣級館建設差距較大。二是公共文化服務供給與群眾文化需求不能有效對接。文化館的公共文化服務帶有很大程度上的盲目性和主觀傾向，群眾參與的積極性不高，群眾的文化熱情不能被有效調動。三是數字化文化館建設步伐滯后。對數字化服務認識不清，面對資金和人才壓力，文化館建設難以邁開步伐。四是人才隊伍建設久拖不決的問題普遍。表現在領軍型的文化館館長缺乏、文化館人員編制與服務人口數量反差較大，文化館業務人員年齡結構偏高，文化隊伍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不健全等。這些問題制約著文化館服務效能的提高，成為阻礙群眾文化事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二、文化館公共文化服務效能提高的對策研究

創新是文化發展的不竭動力，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精神特質。近年來，在中央的科學決策和正確領導下，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由點到面逐步推開，取得了重大突破和階段性成果。特別是“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作為重要的理論和制度創新，已成為社會各界的普遍共識，公共文化服務的制度框架初步建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納入全面深化改革全局，為在新的起點上加快文化改革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這就要求我們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創新體制機制，努力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新突破，解放文化生產力，優化文化發展環境，增強和激發蘊藏在人民群眾之中的創新活力，為文化發展開辟廣闊空間。[2]

（一）建立文化館聯動服務機制

政府服務窗口指的是政府或政府部門公開為公眾服務所采取的方式、方法、流程、制度等全部要素的統稱，是政府直接為人民群眾提供各種公共服務的場所。各級政府或部門成立統一對外辦理審批事項的“服務窗口”，實質上是各個單位的“形象代表”和“服務使者”，它既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初級產物，又是探索政府“公共服務”新路子的試驗基地。創建一流的政府服務窗口，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一項重要目標和內容。當前，我區各級政府建立了一批以行政審批大廳、政務服務中心為主要標志的政府服務窗口，在改進政府服務方式、改善政府形象、提高行政效能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但由于種種原因，已有的服務窗口還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直接影響到向公眾提供服務的能力和效率。深入研究和有效解決這些問題，創建一流政府服務窗口，對于使服務窗口真正達到“方便、快捷、優質、高效”的要求、在人民群眾中樹立起服務型政府的良好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轉變服務觀念

樹立一流的服務思想

正確的服務思想是創建一流服務窗口的堅實基礎。由于受“官本位”和“機關通病”的影響，當前一些服務窗口的工作人員依然存在與服務窗口要求不相適應的觀念，在服務工作過程中或明或暗地表現出來。工作理念的一般化，必然導致服務效果的一般化。各級服務窗口應該從思想認識抓起，教育和引導好服務窗口工作人員實現四種思想轉變：一是把思想認識從單純辦理一般性業務的思想轉變到建設民主政治搞好政務服務的思想上來，使一切工作都在“陽光”下進行，保障人民群眾各項民主權利的順利行使。二是把思想認識從滿足于“過得去”的一般化服務思想轉變到高標準搞好政務服務的思想上來，堅持一切工作標準都必須與黨的事業和人民群眾的要求相適應。三是把思想認識從局限于按一般規定辦事的思想轉變到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辦事的思想上來，以改革創新的精神和政策措施不斷提高服務窗口服務企業和經濟工作的能力。四是把臨時服務的思想轉變到長期服務的思想上來，與時俱進不斷開創服務窗口工作的新局面。

明確職責任務

形成一流的服務合力

一、引言

由于文化自身的特殊性、文化價值觀的多元性、文化傳統及各國各地發展情況的差異性，迄今為止，并沒有一套全球公認的權威的文化指標體系可供測量文化發展、文化服務，或對其各項指標應達到的指標值提出權威“標準值”要求。[1](P80)本研究正是基于公共文化服務評價體系的現實需要和現有評價方案的不足，從公共文化服務效能的內涵出發，從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功能視角設定評價指標體系，以期設計一套能客觀反映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功能實現程度的評價指標體系，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服務。

二、公共文化服務效能評價的內涵及特點

（一）公共文化服務效能評價的內涵

公共文化服務效能是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達到預期結果或影響的程度，也即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功能的實現程度。公共文化服務效能評價就是通過設定的指標體系對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功能實現程度進行測量，以此作為調整工作思路，改進工作措施的必要手段，確保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良性運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有著鮮明的價值規定性和內在的功能要求，在該體系初步建成以后，其服務效能如何是該體系運行狀況的晴雨表，對公共文化服務效能的評價成為一種客觀需要。從戰略地位看，公共文化服務效能的高低決定著文化改革發展的成敗。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與文化體制改革有著直接的邏輯聯系。2002年黨的十六大第一次將傳統的大文化事業進行了公益性文化事業和經營性文化產業的劃分，掀開了“兩手抓、兩加強”文化改革發展戰略的序幕。正是在文化體制改革的推動下，2005年10月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大框架，提出“加大政府對文化事業的投入，逐步形成覆蓋全社會的比較完備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成為中國文化體制改革進入到較高階段出現的文化建設目標，在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分途改革發展的總體戰略下，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體現了深化文化體制改革階段文化事業體制改革和發展的方向，是文化體制改革進入到深化拓展階段的必然選擇。[2]只有公共文化服務效能不斷提高，才能真正實現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的“發揮文化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的作用”。從發展歷程看，公共文化服務效能命題的提出是事業發展的邏輯必然。隨著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推進，黨和政府更加明確了自身的文化職能定位，充分認識到了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在改善文化民生、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實現全面小康、建設文化強國中的重要地位，體現了新的文化自覺。2006年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作出《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將“加快建立覆蓋全社會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作為和諧社會建設的內在要求。黨的十七大把建立“覆蓋全社會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作為實現全社會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之一。2010年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體學習會上的講話中將“加快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作為文化改革要做好的“三加快一加強”四項重要工作之一。201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十二五”時期要“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宏偉目標，要求“到2020年，文化事業全面繁榮，覆蓋全社會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基本建立，努力實現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黨的十八大提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提高服務效能”成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邏輯必然。從現實需要看，公共文化服務效能評估恰逢其時。隨著國家公共文化服務設施網絡的逐步完善和制度體系的構建，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主要矛盾已經開始從供給不足向供給質量不高轉變，提高服務效能將成為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完善后的一個永恒主題，著手對公共文化服務效能評估的研究可謂恰逢其時。

（二）公共文化服務效能評價的特征

為深入貫徹落實市委、市政府決策部署，牢牢把握黃藍國家戰略發展機遇，推動開發區加快轉型升級，實現又好又快發展，經管委會研究確定，在全區深入開展“服務效能提升行動”，現提出如下實施意見。

一、逐步推行“三集中、三到位”行政審批機制

“三集中、三到位”是指行政審批職能向一個科室集中、承擔審批職能的科室向行政審批服務中心集中、行政審批事項向電子政務平臺集中，審批事項進駐中心到位、窗口授權到位、電子監察到位。

（一）歸并審批職能，審批服務事項全部進駐審批中心。各部門、單位要按照“批管分離”的原則，將本部門的行政許可、非行政許可和利企便民服務職能全部歸并行政審批服務中心，代表本部門集中辦理法定的行政審批服務事項。

（二）人員配備到位，授權到位。各部門要選拔政治素質好、業務能力強、熟悉行政審批業務、具有行政執法資格的同志進入行政審批服務中心。部門充分授權，凡不需要現場勘察、集體討論、專家論證、社會聽證的一般性審批事項，必須在窗口受理后直接辦結。

（三）完善網上審批系統，實現電子效能監察全覆蓋。進一步升級系統功能，改良相關硬件配套設施，分配專業人才，保證系統正常運行，真正實現“事項進中心，服務在現場”改革目標。探索實現外網受理，內網審核的功能，最大程度地方便企業和群眾。同時，擴大電子效能監察系統的覆蓋面，全程跟蹤，實時監控，加強對審批權力行使的監督，提高行政審批效率。

尊敬的各位領導、評委、同志們：

大家好！我演講的題目是：加強效能建設，為全民創業做好服務。

2006年是"十一五"開局之年，也是我們面臨眾多發展機遇和挑戰的一年。加強效能建設是市、區工商局站在全局的戰略高度，適應新形勢，為全民創業服務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保證。

居巢區作為一個經濟欠發達地區，一切都要服從服務于經濟發展這個主線。擴大開放，招商引資，全民創業是發展經濟的必然選擇，然而，這要靠簡便快捷的行政服務，加強效能建設，要靠誠實守信、合作共贏的政策環境，要靠"親商、安商、富商"的投資環境，為全民創業做好服務。那么什么是效能呢？效能主要指辦事的效率和工作的能力。我們必須看到因為行政效能影響和損害區域經濟發展環境的人和事時有發生。《行政許可法》實施快兩年了，一次性告知習慣還沒有形成；真正的電子政務環境還沒有形成，這加大了行政成本和企業的商務成本；行業壟斷、強制采購現象抵消了我們招商引資的優惠政策效應……。凡此種種嚴重制約了部門職能的發揮，阻礙了地方經濟的發展。開展效能建設就是要切實解決當前存在的突出問題，以硬措施改善軟環境，以軟環境促進硬發展。

加強效能建設，提高干部素質，也是實現既定目標的要求，效能建設直接影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和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實現、維護和發展；直接影響到我們各項工作的開展和目標的實現。近年來，各級黨委政府高度重視加強干部隊伍建設，從總體上看，干部隊伍素質不斷提高，有力地促進了各項工作的圓滿完成和地方經濟的健康發展，但與當前的發展要求相比仍存在一些不適應的問題，需要通過開展效能建設活動加以解決。

效能是衡量工作結果的尺度，效率、效果、效益是衡量效能的依據。作為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我們不能把自己擺得過高，要把服務放在第一位，時下，更要為全民創業做好服務，把人民群眾滿意不滿意放在第一位。效能建設就是為了提高辦事效率，提高服務水平，提高服務意識。我們要時刻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為全民創業做好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