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范文10篇

目前，大陸研究的文章，大多側重其政治軍事活動，對他的思想研究尚不夠深入，尤其是抗戰前后他對西北戰略地位的認識，目前尚未見到專門文章，本文試對此做一粗淺探討。

關注西北戰略地位主要是在抗戰前后特殊的歷史時期，因此，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及國民政府鑒于中國首都南京的危險境地，計劃在中國內陸地區尋求一個安全的后方根據地，初步認定西北為長期抵抗之后方根據地；1934年視察西北時，又視西北為復興民族的精神源泉；1942年，再次視察西北期間，更明確提出“西北是建國的根據地”，其中心思想就是把西北的戰略地位與抗戰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一、以西北為長期抵抗之后方根據地

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國民政府被迫宣布遷都洛陽辦公，其間召開了一次有關時局的國難會議。此次會議討論的中心問題就是以西北為未來長期抵抗根據地的問題。時任行政院長的宣稱：“今日我們在洛陽開會，是繼續五千年民族奮斗的精神，發揚我民族五千年來偉大的潛藏力，用西北作最后的長期的抵抗根據，打破自建立民國以來最嚴重最危急的當前的困難。”[1](P1748)隨后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通過了《提議以洛陽為行都以長安為西京案》，內中稱“……陪都之設定，在歷史地理及國家將來需要上，終以長安為宜，請定名為西京”[2](P4)，擬議退守西北并以之作為長期抵抗的根據地。由于當時日本軍隊挑釁的主要地區是華東的上海，中國所受的最大威脅在東部沿海地區，所以國民黨中央和依據孫中山早年的構想及當時國內的實際情形，做出了一旦華東地區戰事擴大，政府將退守中原與西北的打算。此案通過不久，專門提議《切實進行長安陪都及洛陽行都之建設事宜案》，其中稱：“關于長安陪都者：為統一事權起見，將長安改為行政院直轄市，即兼負建設陪都之責任，其市區應根據陪都之計劃，劃定適當區域，市之經費，由國庫拔款。”[3](P7)可見他對陪都西安的規劃和建設十分關心，表明此時的確有以西北為長期抵抗根據地的打算。若要以西北為長期抵抗的后方根據地，首先必須開發和建設西北，為此，國民黨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籌備委員會，以專門的組織力量對陪都西京的建設作了若干籌劃，對整個西北地區也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查。全國經濟委員公還專門設立了西北辦事處，側重從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設。及國民政府做出以西北為長期抵抗根據地的原因，一是九一八事變后，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風起云涌，為消減因不抵抗而激發的沸騰民怨，提出以西北為長期抵抗的后方根據地，可轉移國人視線，表明政府抗日的決心；二是從國防戰略的角度看，自鴉片戰爭中國國門被打開后，東南沿海門戶洞開無險可守，而西北內陸地形復雜，列強染指的程度較輕，許多人便看好西北，以為它可成為長期抵抗的后方根據地；另外從政治上看，當時西北地方軍閥尚能聽命中央，這是國民政府和確立以西北為長期抵抗后方根據地的主要原因。正如時人所言：“自鴉片戰爭以后，我國門戶洞開，毫無國防可言，數十年來徒在國際均勢下度其茍安、黯淡的生活，近者國際均勢已被打破，此種茍安黯淡的生活亦失所憑依，強鄰挾其軍事上種種優越條件，隨時足以亡我，在此種環境之下，欲言國防，實事上已不我許，故欲求救亡圖存，惟有積極開發西北，固其地勢，充實國防，于必要時東據崤函，西固邊圉，南連三蜀，北阻強俄，成封豕長蛇之勢，進可以控制天下規復失地，退則可以閉關自守為民族復興根據地，故今日中國之言國防，舍積極開發西北以外，固別無良好之出路也。”[4](P68)這里所說的“欲言國防，實事上已不我許”，清楚地表明了東南沿海無險可守的事實。后來稱：“二十四年我到西北的時候，正是敵人的壓迫一天一天嚴重的時候，國家危急情狀，真是朝不保夕，隨時可亡；而當時國際情形，格外慘淡，既無道義信用可言，復無條約協定可恃；而敵人則如此蠻橫兇暴，我們的國勢又衰弱不堪。所以我們當時對于抗戰大計，實在很不容易決定，因為當時國家的重要建設，無論經濟、政治、交通、文化，統統都在沿江沿海一帶，而為我們國家之寶藏的西北和西南各地，反而一點沒有準備，沒有開發。當時人心惶惶，都覺得抗戰沒有什么把握。自從二十四年江西軍事告一段以后，我才能到西南各省來視察，其后又到西北華北各省巡視。我將西南與西北情勢通盤考察，整個研究之后，得了一個大發現，覺得我們有西南西北這廣大的土地、民眾為根據，抗戰已有把握，所以抗戰的計劃，從此就能決定了。因此可以說，我上次到西北來視察的結果，就是決定了我國抗戰的大計。”[5](P1629)的這段話表明，盡管九一八后國民政府有以西北為長期抵抗后方根據地的設想，并做了一些努力，但最高當局并未完全下決心大規模建設西北，因為當時所謂“剿共”大業尚未完成。1934年把紅軍趕出江西后，終于可以騰出手來考慮醞釀已久的后方根據地問題了。他帶著自己的顧問人員馬不停蹄地奔走于華北、西南和西北，最后確立以西南為抗戰的政治經濟中心。主要是基于下述考慮：首先，1935春夏間，視察西南后，對這一地區有了新的認識；其次，追剿紅軍的過程中，國民政府中央勢力滲入西南，客觀上為策定以西南為抗日的主要后方根據地提供了條件。但同時仍堅持西北為國防重地的看法。1934年視察寧夏時，聲稱：“大家要知道，今日的寧夏，非特是西北的重鎮，而且是國家的屏藩，這種重大的責任，如果專委諸政府及軍隊，是不可以的，應該由大家同力合作，一致聯合起來保衛；假使大家放棄了責任，不起來保衛，一旦被外國人侵入，非特失去了西北的重鎮，也失了國家的屏藩。”[6]雖只提到了寧夏戰略地位的重要性，但透過這一事實我們可以看出他所隱含的其實是整個西北國防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即使在決定了西南為主要后方根據地之后，國民黨五全大會第三次會議依舊將《西北國防經濟建設案》作為重要問題來討論，該議案宣稱：“自東北事變以來，建設西北，已為全國一致之主張，但如何利用西北經濟資源，如何從事西北國防準備，似尚未有根本之具體計劃。茲就西北之可靠資源，與夫國防之實際需要，擬具西北國防經濟之建設草案。”[7](P40)西安事變后，仍堅持西北是國防重地的看法，1937年1月曾兩次致書楊虎城：“須知陜西，無論軍民，不能離整個國家而存在，中央更不能無陜西以作國防之基礎。”[8](P111)“兄等應知中央無論如何決不能放棄西北。中央數年以來，確認西北尤其陜西為北方國防之根據。并于開發西北建設西北之事業，無不本國防之見地，按照計劃盡力進行，不獨國家資本對開發西北經濟、交通水利、鐵路等建設不遺余力，尤獎勵全國企業界大量投資，綜計三年以來，合政府人民之資力，總數當在一萬萬元以上，而隴海線之向西延展，及其聯絡各線之增筑，尤為國防上既定計劃，無論如何困難，斷不中止進行。財政困絀如此，而不惜竭全力以圖之者，誠欲使后方交通與國防要地得有相當之規模，以為御侮復興之根據地。”[8](P133-134)抗戰前后，及國民政府曾決定以西北為長期抵抗的后方根據地和御侮的國防重地，這在當時有積極意義。一方面國內由此興起了規模巨大的“開發西北”聲浪，也正是有了這一方針和國民政府的相關措施，至全面抗戰爆發前，西北包括水利交通在內的開發活動才有了初步發展，從而為戰時西北后方根據地奠定了物質基礎。另一方面，起到了加強西北國防的作用。抗戰前后，西北的國防地位的確相當重要，尤其是它涉及未來中國抗戰的國際通道。非常清楚，若戰爭一起，中國海上交通很快就會中斷，而中國的抗戰若沒有外援是很難取勝的。所以僅從這點來看，西北的國防已是相當重要了，何況抗戰前日本人的勢力已滲透到綏遠，關東軍還派遣大批特務在西北各地四處活動，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決”理論在各民族當中煽風點火，挑撥離間，以達到分裂西北、以華制華的目的。假如日本的陰謀得逞，西北有失，西南也將不保，為此國民政府一直高度重視西北的國防戰略地位。

二、西北是復興民族的精神源泉

在抗日后方根據地的問題上，和國民政府最終決定以四川和西南為主，因為特別看重地理位置、人口和物產資源，這些方面西南的條件遠優于西北，只不過初期西南的統一問題尚未解決，所以只好暫定西北為長期抵抗的根據地。但在如何復興民族的問題上，認為西北有得天獨厚的條件。1934年視察西北期間，的一系列演說，都表明了他將西北視為復興民族的精神源泉。他曾在陜西宣稱：“大家都知道的陜西省，尤其是長安這個地方，是我們中國文化之發源地，亦可以說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發祥地。自黃帝開國以后，從周代起，歷秦漢唐諸朝，都是以長安為中國的首都，而且在這個時代，我們中華民族，無論武功文化都由此不斷的發揚光大到極盛的地步，所以不僅是生長在這個地方的人，要認識這種民族歷史的光榮和偉大，而毅然以復興民族之大業，引為己任，就是從遠方來游的人，只要他是中華民國的國民，是黃帝的子孫，中華民族的一份子，莫不懷古情深，油然感奮。看到如此美好的江山，和歷代許多的遺跡，想起歷代祖先建設國家、發展民族的偉績，就可以曉得我們中華民族有最偉大的創造能力和最光明的文明歷史，同時再想起現在我們國家危急存亡的情形，更是不勝今昔之感，你看我們的祖先，是何等的偉大，我們的歷史，是何等的光榮，但是到了現在，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國家已陷于危險存亡的境地，不僅不足于各國并駕齊驅而獨立生存于世界，并且連第三等的國家地位也做不到，而且要列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隨時有被滅亡的危險，這是何等的恥辱，何等的悲痛。但是我們大家，都是黃帝以來歷代圣祖神宗的后裔，祖先既有那樣偉大的聰明智力，那樣偉大的精神氣魄，那樣偉大的事業，難道我們就沒有嗎？難道我們就不能繼承祖先光榮的歷史和偉大的事業嗎？”[9](P120)西北的確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發祥地。早在遠古時代，一些著名的氏族部落最初大都活動于西北，周秦兩代更是發跡于渭水流域。歷史上周秦漢唐皆建都西北，關中曾長期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特別是被稱為推動世界中古歷史發展主軸的絲綢之路由此橫穿而過，使這片廣袤神奇的黃土地，成為展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舞臺。西北的絲綢之路曾是中華民族得以向世界展示其偉大創造力和燦爛文明的門戶，也是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中介地。五代以后，隨著中國經濟中心的南移，西北逐漸失去了往昔的風采。特別到15世紀以后，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西北目漸走向衰落。物質的西北雖日趨落后，但作為華夏文化之源，它卻沉積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和不朽的文明之光，它是民族靈魂、民族精神的寄托。歷史步入近代后，中國所面臨的強敵已不是傳統的游牧民族，而是金發碧眼的“西夷”，這種前所未有的變局所引發的危機也較前更為強烈。面對西方的挑戰，中國人除從西方那里學習長技以抵抗西方外，還必然要從幾千年的固有文化中汲取精華，強化對固有文化的認同和歸屬，以便使中華民族統合于共同的旗幟下，全民一致地反抗外來侵略，參與自強自救活動。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人開始重新認識西北的歷史地位，尤其作為中華民族發源地的西北倍受關注。中國人自古即有強烈的祖先崇拜意識，中華兒女正是基于對遠古始祖的認同和歸屬感，才使民族凝聚力不斷增強。特別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祖先崇拜意識尤其能顯示偉大力量。

摘要：本文從代際關系、兩代人的交接過程、分家的特點、被調查者對分家的看法以及對分家的評價等方面分析“分家”現象有普遍化、簡單化和分家評價的中性化趨勢。與此相聯系，代際關系也出現了從感情型向理性化、從“老一代為中心”向平等、“新一代為中心”方向的變化。這種普遍化、簡單化和分家評價的中性化趨勢與當前土地經營方式有關，與西北農村的計劃生育政策有關，與農村消費取向的轉移和年輕一代中“個人本位”、“小家庭本位”意識的增長有關。

關鍵詞：農村；分家；代際關系

前言

（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傳統文化中理想的家庭形式是“大家庭”，即父母同已婚兒子兒媳乃至孫子孫媳生活在一起，盡量延長子女從結婚到分家的時間，不到萬不得已不分家；對“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的大家庭充滿了贊美之詞。[1]維系大家庭對于子女婚姻以及提高家庭在社區中的地位是十分有利的。盡管現實生活中這樣的大家庭并不多，但傳統社會的價值取向實際上是鼓勵這種制度的。在文化輿論鼓勵大家庭制度的情況下，分家現象具有某種悲劇色彩。直到60年代末期，分家在Y村人看來還不是什么好事。如果某家的兒子結婚不久便分家，人們會得出結論:或者這家的老人“不清亮”（不明白事理、處理事情不公道、做事情獨斷專行）；或者是沒權威，“鎮不住”；[2]或者是媳婦太蠻橫太厲害。這種評價對于一個家庭在社區中的地位以及子女婚姻都相當不利。社會輿論的這種取向反映了一種理想的代際關系模式，即希望兩代或數代人之間盡可能和睦生活在一起。

但從90年代開始，情況有很大的變化。目前，該村有73.8%的家庭家中只有兩代人，有23.3%的家庭家中有三代人，四世同堂的家庭不到2.0%，甚至出現了一代人的家庭，即老人身邊不留子女一起生活，只要子女結婚生孩子后就和老人分家，這樣的家庭有1.0%。

6月20日至26日，以*******為團長的*****考察團對******建筑市場進行了考察與調研。

現將調研情況報告如下：

一、西北地區建筑市場基本情況

1、青海省2004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318.06億元，建筑業完成增加值68.42億元，占全省國內生產總值的14.7%。全省目前共有建筑施工企業566家，其中特級企業一家。

2000年，青海省出臺了《青海省省外進青建筑施工企業管理辦法》，建立了嚴格的市場準入和清出制度，取消了外省建筑施工企業“進青審批”、“進青許可”和收取“進青管理費”的辦法，實施“進青備案”政策。對外省進青施工隊伍實行“年度備案、項目登記、日常監管、業績考核”，“兩頭寬、中間窄”的管理辦法，在建筑市場開放方面走在了全國前列。新辦法實施以來，共考核607家外省企業，其中不合格147家，清出青海市場63家。在被考核的江蘇建筑企業中，南通三建等5家企業連年業績優良，16家企業業績不合格。

2、陜西省2004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1800億元，建筑業投資總量680億元，其中外省和中央駐陜施工單位占了投資總量的一半。全省共有建筑施工企業2100家，其中特級企業一家。

目前，大陸研究的文章，大多側重其政治軍事活動，對他的思想研究尚不夠深入，尤其是抗戰前后他對西北戰略地位的認識，目前尚未見到專門文章，本文試對此做一粗淺探討。

關注西北戰略地位主要是在抗戰前后特殊的歷史時期，因此，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及國民政府鑒于中國首都南京的危險境地，計劃在中國內陸地區尋求一個安全的后方根據地，初步認定西北為長期抵抗之后方根據地；1934年視察西北時，又視西北為復興民族的精神源泉；1942年，再次視察西北期間，更明確提出“西北是建國的根據地”，其中心思想就是把西北的戰略地位與抗戰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一、以西北為長期抵抗之后方根據地

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國民政府被迫宣布遷都洛陽辦公，其間召開了一次有關時局的國難會議。此次會議討論的中心問題就是以西北為未來長期抵抗根據地的問題。時任行政院長的宣稱：“今日我們在洛陽開會，是繼續五千年民族奮斗的精神，發揚我民族五千年來偉大的潛藏力，用西北作最后的長期的抵抗根據，打破自建立民國以來最嚴重最危急的當前的困難。”[1](P1748)隨后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通過了《提議以洛陽為行都以長安為西京案》，內中稱“……陪都之設定，在歷史地理及國家將來需要上，終以長安為宜，請定名為西京”[2](P4)，擬議退守西北并以之作為長期抵抗的根據地。由于當時日本軍隊挑釁的主要地區是華東的上海，中國所受的最大威脅在東部沿海地區，所以國民黨中央和依據孫中山早年的構想及當時國內的實際情形，做出了一旦華東地區戰事擴大，政府將退守中原與西北的打算。此案通過不久，專門提議《切實進行長安陪都及洛陽行都之建設事宜案》，其中稱：“關于長安陪都者：為統一事權起見，將長安改為行政院直轄市，即兼負建設陪都之責任，其市區應根據陪都之計劃，劃定適當區域，市之經費，由國庫拔款。”[3](P7)可見他對陪都西安的規劃和建設十分關心，表明此時的確有以西北為長期抵抗根據地的打算。若要以西北為長期抵抗的后方根據地，首先必須開發和建設西北，為此，國民黨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籌備委員會，以專門的組織力量對陪都西京的建設作了若干籌劃，對整個西北地區也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查。全國經濟委員公還專門設立了西北辦事處，側重從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設。及國民政府做出以西北為長期抵抗根據地的原因，一是九一八事變后，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風起云涌，為消減因不抵抗而激發的沸騰民怨，提出以西北為長期抵抗的后方根據地，可轉移國人視線，表明政府抗日的決心；二是從國防戰略的角度看，自鴉片戰爭中國國門被打開后，東南沿海門戶洞開無險可守，而西北內陸地形復雜，列強染指的程度較輕，許多人便看好西北，以為它可成為長期抵抗的后方根據地；另外從政治上看，當時西北地方軍閥尚能聽命中央，這是國民政府和確立以西北為長期抵抗后方根據地的主要原因。正如時人所言：“自鴉片戰爭以后，我國門戶洞開，毫無國防可言，數十年來徒在國際均勢下度其茍安、黯淡的生活，近者國際均勢已被打破，此種茍安黯淡的生活亦失所憑依，強鄰挾其軍事上種種優越條件，隨時足以亡我，在此種環境之下，欲言國防，實事上已不我許，故欲求救亡圖存，惟有積極開發西北，固其地勢，充實國防，于必要時東據崤函，西固邊圉，南連三蜀，北阻強俄，成封豕長蛇之勢，進可以控制天下規復失地，退則可以閉關自守為民族復興根據地，故今日中國之言國防，舍積極開發西北以外，固別無良好之出路也。”[4](P68)這里所說的“欲言國防，實事上已不我許”，清楚地表明了東南沿海無險可守的事實。后來稱：“二十四年我到西北的時候，正是敵人的壓迫一天一天嚴重的時候，國家危急情狀，真是朝不保夕，隨時可亡；而當時國際情形，格外慘淡，既無道義信用可言，復無條約協定可恃；而敵人則如此蠻橫兇暴，我們的國勢又衰弱不堪。所以我們當時對于抗戰大計，實在很不容易決定，因為當時國家的重要建設，無論經濟、政治、交通、文化，統統都在沿江沿海一帶，而為我們國家之寶藏的西北和西南各地，反而一點沒有準備，沒有開發。當時人心惶惶，都覺得抗戰沒有什么把握。自從二十四年江西軍事告一段以后，我才能到西南各省來視察，其后又到西北華北各省巡視。我將西南與西北情勢通盤考察，整個研究之后，得了一個大發現，覺得我們有西南西北這廣大的土地、民眾為根據，抗戰已有把握，所以抗戰的計劃，從此就能決定了。因此可以說，我上次到西北來視察的結果，就是決定了我國抗戰的大計。”[5](P1629)的這段話表明，盡管九一八后國民政府有以西北為長期抵抗后方根據地的設想，并做了一些努力，但最高當局并未完全下決心大規模建設西北，因為當時所謂“剿共”大業尚未完成。1934年把紅軍趕出江西后，終于可以騰出手來考慮醞釀已久的后方根據地問題了。他帶著自己的顧問人員馬不停蹄地奔走于華北、西南和西北，最后確立以西南為抗戰的政治經濟中心。主要是基于下述考慮：首先，1935春夏間，視察西南后，對這一地區有了新的認識；其次，追剿紅軍的過程中，國民政府中央勢力滲入西南，客觀上為策定以西南為抗日的主要后方根據地提供了條件。但同時仍堅持西北為國防重地的看法。1934年視察寧夏時，聲稱：“大家要知道，今日的寧夏，非特是西北的重鎮，而且是國家的屏藩，這種重大的責任，如果專委諸政府及軍隊，是不可以的，應該由大家同力合作，一致聯合起來保衛；假使大家放棄了責任，不起來保衛，一旦被外國人侵入，非特失去了西北的重鎮，也失了國家的屏藩。”[6]雖只提到了寧夏戰略地位的重要性，但透過這一事實我們可以看出他所隱含的其實是整個西北國防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即使在決定了西南為主要后方根據地之后，國民黨五全大會第三次會議依舊將《西北國防經濟建設案》作為重要問題來討論，該議案宣稱：“自東北事變以來，建設西北，已為全國一致之主張，但如何利用西北經濟資源，如何從事西北國防準備，似尚未有根本之具體計劃。茲就西北之可靠資源，與夫國防之實際需要，擬具西北國防經濟之建設草案。”[7](P40)西安事變后，仍堅持西北是國防重地的看法，1937年1月曾兩次致書楊虎城：“須知陜西，無論軍民，不能離整個國家而存在，中央更不能無陜西以作國防之基礎。”[8](P111)“兄等應知中央無論如何決不能放棄西北。中央數年以來，確認西北尤其陜西為北方國防之根據。并于開發西北建設西北之事業，無不本國防之見地，按照計劃盡力進行，不獨國家資本對開發西北經濟、交通水利、鐵路等建設不遺余力，尤獎勵全國企業界大量投資，綜計三年以來，合政府人民之資力，總數當在一萬萬元以上，而隴海線之向西延展，及其聯絡各線之增筑，尤為國防上既定計劃，無論如何困難，斷不中止進行。財政困絀如此，而不惜竭全力以圖之者，誠欲使后方交通與國防要地得有相當之規模，以為御侮復興之根據地。”[8](P133-134)抗戰前后，及國民政府曾決定以西北為長期抵抗的后方根據地和御侮的國防重地，這在當時有積極意義。一方面國內由此興起了規模巨大的“開發西北”聲浪，也正是有了這一方針和國民政府的相關措施，至全面抗戰爆發前，西北包括水利交通在內的開發活動才有了初步發展，從而為戰時西北后方根據地奠定了物質基礎。另一方面，起到了加強西北國防的作用。抗戰前后，西北的國防地位的確相當重要，尤其是它涉及未來中國抗戰的國際通道。非常清楚，若戰爭一起，中國海上交通很快就會中斷，而中國的抗戰若沒有外援是很難取勝的。所以僅從這點來看，西北的國防已是相當重要了，何況抗戰前日本人的勢力已滲透到綏遠，關東軍還派遣大批特務在西北各地四處活動，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決”理論在各民族當中煽風點火，挑撥離間，以達到分裂西北、以華制華的目的。假如日本的陰謀得逞，西北有失，西南也將不保，為此國民政府一直高度重視西北的國防戰略地位。

二、西北是復興民族的精神源泉

在抗日后方根據地的問題上，和國民政府最終決定以四川和西南為主，因為特別看重地理位置、人口和物產資源，這些方面西南的條件遠優于西北，只不過初期西南的統一問題尚未解決，所以只好暫定西北為長期抵抗的根據地。但在如何復興民族的問題上，認為西北有得天獨厚的條件。1934年視察西北期間，的一系列演說，都表明了他將西北視為復興民族的精神源泉。他曾在陜西宣稱：“大家都知道的陜西省，尤其是長安這個地方，是我們中國文化之發源地，亦可以說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發祥地。自黃帝開國以后，從周代起，歷秦漢唐諸朝，都是以長安為中國的首都，而且在這個時代，我們中華民族，無論武功文化都由此不斷的發揚光大到極盛的地步，所以不僅是生長在這個地方的人，要認識這種民族歷史的光榮和偉大，而毅然以復興民族之大業，引為己任，就是從遠方來游的人，只要他是中華民國的國民，是黃帝的子孫，中華民族的一份子，莫不懷古情深，油然感奮。看到如此美好的江山，和歷代許多的遺跡，想起歷代祖先建設國家、發展民族的偉績，就可以曉得我們中華民族有最偉大的創造能力和最光明的文明歷史，同時再想起現在我們國家危急存亡的情形，更是不勝今昔之感，你看我們的祖先，是何等的偉大，我們的歷史，是何等的光榮，但是到了現在，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國家已陷于危險存亡的境地，不僅不足于各國并駕齊驅而獨立生存于世界，并且連第三等的國家地位也做不到，而且要列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隨時有被滅亡的危險，這是何等的恥辱，何等的悲痛。但是我們大家，都是黃帝以來歷代圣祖神宗的后裔，祖先既有那樣偉大的聰明智力，那樣偉大的精神氣魄，那樣偉大的事業，難道我們就沒有嗎？難道我們就不能繼承祖先光榮的歷史和偉大的事業嗎？”[9](P120)西北的確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發祥地。早在遠古時代，一些著名的氏族部落最初大都活動于西北，周秦兩代更是發跡于渭水流域。歷史上周秦漢唐皆建都西北，關中曾長期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特別是被稱為推動世界中古歷史發展主軸的絲綢之路由此橫穿而過，使這片廣袤神奇的黃土地，成為展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舞臺。西北的絲綢之路曾是中華民族得以向世界展示其偉大創造力和燦爛文明的門戶，也是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中介地。五代以后，隨著中國經濟中心的南移，西北逐漸失去了往昔的風采。特別到15世紀以后，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西北目漸走向衰落。物質的西北雖日趨落后，但作為華夏文化之源，它卻沉積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和不朽的文明之光，它是民族靈魂、民族精神的寄托。歷史步入近代后，中國所面臨的強敵已不是傳統的游牧民族，而是金發碧眼的“西夷”，這種前所未有的變局所引發的危機也較前更為強烈。面對西方的挑戰，中國人除從西方那里學習長技以抵抗西方外，還必然要從幾千年的固有文化中汲取精華，強化對固有文化的認同和歸屬，以便使中華民族統合于共同的旗幟下，全民一致地反抗外來侵略，參與自強自救活動。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人開始重新認識西北的歷史地位，尤其作為中華民族發源地的西北倍受關注。中國人自古即有強烈的祖先崇拜意識，中華兒女正是基于對遠古始祖的認同和歸屬感，才使民族凝聚力不斷增強。特別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祖先崇拜意識尤其能顯示偉大力量。

市場調研報告

6月20日至26日，以*******為團長的*****考察團對******建筑市場進行了考察與調研。

現將調研情況報告如下：

一、西北地區建筑市場基本情況

1、青海省2004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318.06億元，建筑業完成增加值68.42億元，占全省國內生產總值的14.7%。全省目前共有建筑施工企業566家，其中特級企業一家。

2000年，青海省出臺了《青海省省外進青建筑施工企業管理辦法》，建立了嚴格的市場準入和清出制度，取消了外省建筑施工企業“進青審批”、“進青許可”和收取“進青管理費”的辦法，實施“進青備案”政策。對外省進青施工隊伍實行“年度備案、項目登記、日常監管、業績考核”，“兩頭寬、中間窄”的管理辦法，在建筑市場開放方面走在了全國前列。新辦法實施以來，共考核607家外省企業，其中不合格147家，清出青海市場63家。在被考核的江蘇建筑企業中，南通三建等5家企業連年業績優良，16家企業業績不合格。

關注西北戰略地位主要是在抗戰前后特殊的歷史時期，因此，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目前，大陸研究的文章，對他的思想研究尚不夠深入，尤其是抗戰前后他對西北戰略地位的認識，尚未見到專門文章，本文試對此做一粗淺探討。

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及國民政府鑒于中國首都南京的危險境地，計劃在中國內陸地區尋求一個安全的后方根據地，初步認定西北為長期抵抗之后方根據地；1934年視察西北時，又視西北為復興民族的精神源泉；1942年，再次視察西北期間，更明確提出“西北是建國的根據地”，其中心思想就是把西北的戰略地位與抗戰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一、以西北為長期抵抗之后方根據地

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國民政府被迫宣布遷都洛陽辦公，其間召開了一次有關時局的國難會議。此次會議討論的中心問題就是以西北為未來長期抵抗根據地的問題。時任行政院長的宣稱：“今日我們在洛陽開會，是繼續五千年民族奮斗的精神，發揚我民族五千年來偉大的潛藏力，用西北作最后的長期的抵抗根據，打破自建立民國以來最嚴重最危急的當前的困難。”[1](P1748)隨后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通過了《提議以洛陽為行都以長安為西京案》，內中稱“……陪都之設定，在歷史地理及國家將來需要上，終以長安為宜，請定名為西京”[2](P4)，擬議退守西北并以之作為長期抵抗的根據地。由于當時日本軍隊挑釁的主要地區是華東的上海，中國所受的最大威脅在東部沿海地區，所以國民黨中央和依據孫中山早年的構想及當時國內的實際情形，做出了一旦華東地區戰事擴大，政府將退守中原與西北的打算。此案通過不久，專門提議《切實進行長安陪都及洛陽行都之建設事宜案》，其中稱：“關于長安陪都者：為統一事權起見，將長安改為行政院直轄市，即兼負建設陪都之責任，其市區應根據陪都之計劃，劃定適當區域，市之經費，由國庫拔款。”[3](P7)可見他對陪都西安的規劃和建設十分關心，表明此時的確有以西北為長期抵抗根據地的打算。若要以西北為長期抵抗的后方根據地，首先必須開發和建設西北，為此，國民黨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籌備委員會，以專門的組織力量對陪都西京的建設作了若干籌劃，對整個西北地區也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查。全國經濟委員公還專門設立了西北辦事處，側重從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設。及國民政府做出以西北為長期抵抗根據地的原因，一是九一八事變后，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風起云涌，為消減因不抵抗而激發的沸騰民怨，提出以西北為長期抵抗的后方根據地，可轉移國人視線，表明政府抗日的決心；二是從國防戰略的角度看，自鴉片戰爭中國國門被打開后，東南沿海門戶洞開無險可守，而西北內陸地形復雜，列強染指的程度較輕，許多人便看好西北，以為它可成為長期抵抗的后方根據地；另外從政治上看，當時西北地方軍閥尚能聽命中央，這是國民政府和確立以西北為長期抵抗后方根據地的主要原因。正如時人所言：“自鴉片戰爭以后，我國門戶洞開，毫無國防可言，數十年來徒在國際均勢下度其茍安、黯淡的生活，近者國際均勢已被打破，此種茍安黯淡的生活亦失所憑依，強鄰挾其軍事上種種優越條件，隨時足以亡我，在此種環境之下，欲言國防，實事上已不我許，故欲求救亡圖存，惟有積極開發西北，固其地勢，充實國防，于必要時東據崤函，西固邊圉，南連三蜀，北阻強俄，成封豕長蛇之勢，進可以控制天下規復失地，退則可以閉關自守為民族復興根據地，故今日中國之言國防，舍積極開發西北以外，固別無良好之出路也。”[4](P68)這里所說的“欲言國防，實事上已不我許”，清楚地表明了東南沿海無險可守的事實。后來稱：“二十四年我到西北的時候，正是敵人的壓迫一天一天嚴重的時候，國家危急情狀，真是朝不保夕，隨時可亡；而當時國際情形，格外慘淡，既無道義信用可言，復無條約協定可恃；而敵人則如此蠻橫兇暴，我們的國勢又衰弱不堪。所以我們當時對于抗戰大計，實在很不容易決定，因為當時國家的重要建設，無論經濟、政治、交通、文化，統統都在沿江沿海一帶，而為我們國家之寶藏的西北和西南各地，反而一點沒有準備，沒有開發。當時人心惶惶，都覺得抗戰沒有什么把握。自從二十四年江西軍事告一段以后，我才能到西南各省來視察，其后又到西北華北各省巡視。我將西南與西北情勢通盤考察，整個研究之后，得了一個大發現，覺得我們有西南西北這廣大的土地、民眾為根據，抗戰已有把握，所以抗戰的計劃，從此就能決定了。因此可以說，我上次到西北來視察的結果，就是決定了我國抗戰的大計。”[5](P1629)的這段話表明，盡管九一八后國民政府有以西北為長期抵抗后方根據地的設想，并做了一些努力，但最高當局并未完全下決心大規模建設西北，因為當時所謂“剿共”大業尚未完成。1934年把紅軍趕出江西后，終于可以騰出手來考慮醞釀已久的后方根據地問題了。他帶著自己的顧問人員馬不停蹄地奔走于華北、西南和西北，最后確立以西南為抗戰的政治經濟中心。主要是基于下述考慮：首先，1935春夏間，視察西南后，對這一地區有了新的認識；其次，追剿紅軍的過程中，國民政府中央勢力滲入西南，客觀上為策定以西南為抗日的主要后方根據地提供了條件。但同時仍堅持西北為國防重地的看法。1934年視察寧夏時，聲稱：“大家要知道，今日的寧夏，非特是西北的重鎮，而且是國家的屏藩，這種重大的責任，如果專委諸政府及軍隊，是不可以的，應該由大家同力合作，一致聯合起來保衛；假使大家放棄了責任，不起來保衛，一旦被外國人侵入，非特失去了西北的重鎮，也失了國家的屏藩。”[6]雖只提到了寧夏戰略地位的重要性，但透過這一事實我們可以看出他所隱含的其實是整個西北國防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即使在決定了西南為主要后方根據地之后，國民黨五全大會第三次會議依舊將《西北國防經濟建設案》作為重要問題來討論，該議案宣稱：“自東北事變以來，建設西北，已為全國一致之主張，但如何利用西北經濟資源，如何從事西北國防準備，似尚未有根本之具體計劃。茲就西北之可靠資源，與夫國防之實際需要，擬具西北國防經濟之建設草案。”[7](P40)西安事變后，仍堅持西北是國防重地的看法，1937年1月曾兩次致書楊虎城：“須知陜西，無論軍民，不能離整個國家而存在，中央更不能無陜西以作國防之基礎。”[8](P111)“兄等應知中央無論如何決不能放棄西北。中央數年以來，確認西北尤其陜西為北方國防之根據。并于開發西北建設西北之事業，無不本國防之見地，按照計劃盡力進行，不獨國家資本對開發西北經濟、交通水利、鐵路等建設不遺余力，尤獎勵全國企業界大量投資，綜計三年以來，合政府人民之資力，總數當在一萬萬元以上，而隴海線之向西延展，及其聯絡各線之增筑，尤為國防上既定計劃，無論如何困難，斷不中止進行。財政困絀如此，而不惜竭全力以圖之者，誠欲使后方交通與國防要地得有相當之規模，以為御侮復興之根據地。”[8](P133-134)抗戰前后，及國民政府曾決定以西北為長期抵抗的后方根據地和御侮的國防重地，這在當時有積極意義。一方面國內由此興起了規模巨大的“開發西北”聲浪，也正是有了這一方針和國民政府的相關措施，至全面抗戰爆發前，西北包括水利交通在內的開發活動才有了初步發展，從而為戰時西北后方根據地奠定了物質基礎。另一方面，起到了加強西北國防的作用。抗戰前后，西北的國防地位的確相當重要，尤其是它涉及未來中國抗戰的國際通道。非常清楚，若戰爭一起，中國海上交通很快就會中斷，而中國的抗戰若沒有外援是很難取勝的。所以僅從這點來看，西北的國防已是相當重要了，何況抗戰前日本人的勢力已滲透到綏遠，關東軍還派遣大批特務在西北各地四處活動，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決”理論在各民族當中煽風點火，挑撥離間，以達到分裂西北、以華制華的目的。假如日本的陰謀得逞，西北有失，西南也將不保，為此國民政府一直高度重視西北的國防戰略地位。

二、西北是復興民族的精神源泉

在抗日后方根據地的問題上，和國民政府最終決定以四川和西南為主，因為特別看重地理位置、人口和物產資源，這些方面西南的條件遠優于西北，只不過初期西南的統一問題尚未解決，所以只好暫定西北為長期抵抗的根據地。但在如何復興民族的問題上，認為西北有得天獨厚的條件。1934年視察西北期間，的一系列演說，都表明了他將西北視為復興民族的精神源泉。他曾在陜西宣稱：“大家都知道的陜西省，尤其是長安這個地方，是我們中國文化之發源地，亦可以說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發祥地。自黃帝開國以后，從周代起，歷秦漢唐諸朝，都是以長安為中國的首都，而且在這個時代，我們中華民族，無論武功文化都由此不斷的發揚光大到極盛的地步，所以不僅是生長在這個地方的人，要認識這種民族歷史的光榮和偉大，而毅然以復興民族之大業，引為己任，就是從遠方來游的人，只要他是中華民國的國民，是黃帝的子孫，中華民族的一份子，莫不懷古情深，油然感奮。看到如此美好的江山，和歷代許多的遺跡，想起歷代祖先建設國家、發展民族的偉績，就可以曉得我們中華民族有最偉大的創造能力和最光明的文明歷史，同時再想起現在我們國家危急存亡的情形，更是不勝今昔之感，你看我們的祖先，是何等的偉大，我們的歷史，是何等的光榮，但是到了現在，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國家已陷于危險存亡的境地，不僅不足于各國并駕齊驅而獨立生存于世界，并且連第三等的國家地位也做不到，而且要列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隨時有被滅亡的危險，這是何等的恥辱，何等的悲痛。但是我們大家，都是黃帝以來歷代圣祖神宗的后裔，祖先既有那樣偉大的聰明智力，那樣偉大的精神氣魄，那樣偉大的事業，難道我們就沒有嗎？難道我們就不能繼承祖先光榮的歷史和偉大的事業嗎？”[9](P120)西北的確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發祥地。早在遠古時代，一些著名的氏族部落最初大都活動于西北，周秦兩代更是發跡于渭水流域。歷史上周秦漢唐皆建都西北，關中曾長期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特別是被稱為推動世界中古歷史發展主軸的絲綢之路由此橫穿而過，使這片廣袤神奇的黃土地，成為展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舞臺。西北的絲綢之路曾是中華民族得以向世界展示其偉大創造力和燦爛文明的門戶，也是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中介地。五代以后，隨著中國經濟中心的南移，西北逐漸失去了往昔的風采。特別到15世紀以后，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西北目漸走向衰落。物質的西北雖日趨落后，但作為華夏文化之源，它卻沉積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和不朽的文明之光，它是民族靈魂、民族精神的寄托。歷史步入近代后，中國所面臨的強敵已不是傳統的游牧民族，而是金發碧眼的“西夷”，這種前所未有的變局所引發的危機也較前更為強烈。面對西方的挑戰，中國人除從西方那里學習長技以抵抗西方外，還必然要從幾千年的固有文化中汲取精華，強化對固有文化的認同和歸屬，以便使中華民族統合于共同的旗幟下，全民一致地反抗外來侵略，參與自強自救活動。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人開始重新認識西北的歷史地位，尤其作為中華民族發源地的西北倍受關注。中國人自古即有強烈的祖先崇拜意識，中華兒女正是基于對遠古始祖的認同和歸屬感，才使民族凝聚力不斷增強。特別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祖先崇拜意識尤其能顯示偉大力量。

摘要：隨著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對旅行出行方式的追求越來越個性化，自駕游因其有別于傳統出行方式的個性化、靈活自由度較高等特征成為熱門出行方式。滇西北地區作為云南熱門旅游區域，自駕市場極具潛力，但該區域的自駕旅游開發仍處于初級階段，機遇和挑戰并存。在分析國內外自駕旅游開發現狀的基礎上，運用SWOT分析法對滇西北自駕旅游進行整理，而后通過明確市場定位、加快配套設施建設、提升旅游經營者素質、發展自駕品牌、開發新產品、開展區域合作統一管理、增強宣傳力度等策略，對滇西北自駕旅游開發進行研究。

關鍵詞：自駕；旅游產品；滇西北

由于汽車的快速發展，自駕旅游最早流行于20世紀的國外，如今隨著我國經濟水平快速發展、私家車數量增加、人們生活水平改善，在我國迅速發展起來。各地政府、旅游業界等利用地區的優勢和發達的網絡資源開發自駕旅游產品，以提高當地自駕旅游知名度，滿足當下旅游市場追求個性化的需求，但我國的自駕旅游產品開發和研究仍處于初步階段，機遇和挑戰并存。滇西北地區作為云南炙手可熱的旅游區域，有著諸多的世界級旅游資源、得天獨厚的自然風光和民族風情給區域自駕旅游產品開發帶來商機。但是由于滇西北地處經濟并不是很發達的區域，自駕旅游產品開發存在著一定的限制性。

一、自駕旅游概述

（一）自駕旅游的界定。“自駕游”是自駕車旅游的簡稱，簡而言之就是自駕車輛去旅游。國外學者普里多認為自駕游不論自駕車或者租車，它指的是從出發地至目的地進行的旅游相關活動，奧爾森則從“過夜”的說法角度定義自駕游。2006年第一屆中國自駕游高峰論壇對自駕游下了定義:“自駕游是自己駕車，自行組織，自由計劃的一種旅游形式。”與傳統旅游的特點及基本內涵相比，自駕游更具有自由性和靈活性，出游者可自行決定出游天數、距離、行程等；極大滿足出游者獨立出游活動的想法，拋棄那些“大眾化”的景點，前往一些令人向往地方，如遠離熱鬧喧囂的繁華都市，找一個幽靜的地方讓自己慢下來；出游者可選擇自己駕駛車輛或者租車的方式進行自主式旅游;可租用的車輛形式多樣，如房車、越野車等。綜上所述，本文認為自駕游是出游者以休閑享樂為目的，時間上遠離出發地最少一晚，以自行駕駛車輛或租用他人車輛外出的旅游形式，它是一種具有高度自主性、自發性的出游方式。（二）自駕旅游的形式和類型。自駕游出行形式種類豐富，如通過租車旅游、開私家車出游、以不同團體跟車出游、房車式旅游等等。前兩種形式在我國占著較大的比例，先是租車旅游形式主要流行于異地租車，由于出游者擔心磨損自家車輛或者是路途遙遠的不便捷，因此到達目的地后租車旅游極為普遍；再是私家車形式，多為有車一族在居住城市周邊開著私家車選擇出行。從組織形式角度自駕游有自駕散客、拼團散客、自駕團隊。自駕散客類型主要是以家庭、親朋好友為單位組織，自己安排旅游行程，自行處理途中的衣、食、住、行等項目；拼團散客則是自行組織擁有共同興趣的同行伙伴；自駕團隊通過旅行社、汽車公司有組織有計劃的出游。這些團隊以不同的自駕車旅游產品為中心，其中可將部分項目交給旅行社代辦，也就是半自助游方式。根據自駕旅游的形式可將自駕旅行市場大致分為這幾類（見表1）。

二、國內外自駕旅游發展和研究現狀

摘要：文章首先對我國西北農村經濟發展的特點進行了概括，然后對我國西北農村經濟發展目前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并針對問題，結合當前形勢提出了一些加快西北農村經濟發展的建議性對策。

關鍵詞：西北農村經濟；發展；問題與對策

1西北農村經濟發展的整體特點

（1）經濟主體趨向多元化。大部分的生產資料掌握在農戶手里，一些農戶開始掌握了一定的生產經營權，農戶開始以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的身份出現，并具有獨立財產權和經營權；對于西北農村的集體所有制企業，生產資料和產品主要由集體控制并擁有，企業的經營計劃和生產經營活動主要由集體來決定，國家對其控制變得越來越弱；此外，西北農村還出現了很多私人企業和“三資”企業，它們為了實現其獨立的經濟利益，對行使商品生產經營者的主權有很高的要求。（2）西北農村經濟成份與產業結構逐漸轉向多元和復合。經濟體制在不斷的改革下，西北農村經濟由原有的自給經濟逐漸轉變為商品經濟，西北農村經濟由原有的單一經濟形式逐漸轉變為多種經濟形式，單一的經濟結構也變成了一體化經營的復合經濟結構，以公有制為主導、多種經濟成份并存的新格局逐漸形成。（3）西北農村經濟關系開始走向市場。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原計劃經濟下的指令性特點逐漸消失，西北農村里面的生產經營活動已經逐步市場化，完全由市場經濟的市場機制、價值規律來自由調節，由市場去優化配置農業各種資源。

2當前西北農村經濟發展中遇到的問題

（1）農產品質量跟不上。目前，隨著我國西北農村經濟的不斷發展，農產品供給出現了結構性、地區性和階段性的過剩。我國農產品產量增長趨勢過快，但是由于農業科技發展滯后，人均資源匱乏，導致產品質量沒有跟上，一直處于較低水平，進而導致大量產品處于積壓狀態。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農產品的質量提高迫在眉睫，但我國對農業的科技投資存在著嚴重不足，導致農業技術進步受阻，從而影響了我國農業經濟的發展。（2）農業對生產的投入嚴重不足。西北農村投資出現的問題，一方面是受到資金的限制，另一方面投資動力相對缺乏、缺乏優越的投資“技術”，投資引誘也嚴重不足。過度安逸的西北農村生活使農民缺乏生存和競爭的壓力，從而導致其抗風險能力不高，因此農民通過投資來改善生活和生產條件的動力相對缺乏。主要是由于農業投資尤其是基礎設施建設周期過長，規模較大、風險較高，而且盈利水平還相對較低，缺乏對市場資本吸引力，導致很多企業不愿意去西北農村投資。（3）西北農村集體經濟薄弱。目前我國還存在相當大比例的薄弱村集體經濟，相對落后的農業基礎設施，西北農村基礎設施的滯后嚴重阻礙了西北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同時，由于集體經濟薄弱，使黨支部缺乏履行領導職能，缺少為群眾提供多種服務的能力，群眾的生產和生活得不到更好地服務，因此他們的凝聚力、號召力、戰斗力就很難得到有效地發揮，給社會帶來了很多不安定因素，從而導致西北農村經濟不能持續、穩定、全面發展。

摘要：西北地區處于我國版圖的西北部，有著豐富的煤炭、天然氣、石油、鎳等自然資源，但經濟發展仍處于落后的地位。西部大開發政策提出以來，整個西部的經濟相比以前著實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相比我國的南方，差距依舊明顯，經濟模式單一、市場不景氣、才人外流等。西北經濟落后的原因除了地理位置劣勢以外，還有許多人文的原因。

關鍵詞：西北；經濟；市場

西北作為中華民族重要的發祥地，這里曾經孕育了中華文明中的黃河文化，是中華民族發展的重要起源地。從春秋戰國到秦漢、再到開元盛世，西北一直作為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從宋代以后，隨著國家政治中心、政權中心的南移，西北不再作為中國的中心。1840年以后，西方列強用槍炮打開清政府的大門后，中國被迫拖入現代化發展的道路。而中國現代化的開始也最先出現在東南沿海等海上交通便利的地區，西北淪為經濟邊緣。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經濟中心在沿海地區，西北經濟再次又被拖入邊緣。直到本世紀初，西部大開發的提出，才給整個西北的經濟帶來騰飛的可能。西部大開發政策的提出已經有十余年了，西北經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發展，但依舊明顯落后于東南地區。

一、西北經濟發展落后的原因

西北經濟落后在全國看來已經是有目共睹的，但就其落后的原因來看又是復雜的。在中國的整體經濟實力劃塊內，西北三省兩區被列入同一個區域，但雖然在中國的整體經濟實力劃塊中，西北三省兩區被列入同一區域，但就其內部而言，發展水平是有顯著差異的。陜西省整體經濟實力特別是工業水平高于其他省區，新疆農棉等商品又高于其他省區。什肅、青海、寧夏落后的原困更偏重于耕地和工業的欠發達。但就西北五省整體而言，工業的單一和落后又是落后的共同原因。

1、生存條件極為惡劣。從自然條件看，大西北占據中國1／6以上的土地面積，其中，絕大部分地區屬于荒山、沙漠、戈壁和雪域高原，缺雨的環境是其發展最大的阻礙，灌溉面積也只是圍繞黃河或者祁連山的雪水來滿足農作物的生長。在歷朝歷代的開發中由于違背了自然規律，過度開墾，使得土地、水、林草資源遭到嚴重破壞，自然環境逐漸惡化。其主要表現：一是自然界涵養水源的能力下降，水資源嚴重匱乏。西北地區曾是一個水草豐美的地區，但近代以來，干旱卻成為開發的大敵，由于古代開發使天然水體遭到破壞，而人工水利工程又年久失修，加之戰亂不斷，使本已破爛不堪的水利設施更難維護，嚴重制約了開發的地域。二是土地的利用價值弱化。由于水資源的匱乏，土地沙化、鹽漬化嚴重，加大了土地開發利用的難度。由于自然生態環境的惡化，導致了風災、旱災等自然災害不斷，自然災害的頻發，使本已不堪重負的農民進一步過墾過牧，形成了惡性循環，嚴重影響了開發的深度和廣度。

一、滇西北地區民族文化旅游開發現狀

(一)滇西北地區民族文化旅游開發概況

進入21世紀之前，從總體情況看，滇西北地區屬于云南省經濟發展水平十分低下的地區。以1999年為例，滇西北地區人口占全省的17.44%，但GDP只占全省的6.7%，財政收入和支出分別占全省的4.2%和6.6%［2］。隨著我國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深入實施，滇西北地區的經濟突飛猛進，特別是以民族文化旅游開發和生態旅游開發為代表的旅游產業，得到了日新月異的快速發展。以麗江為例，根據麗江市官方統計數字，2013年，麗江市共接待海內外游客2079.58萬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長30.05%，旅游業總收入278.66億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期增長32.17%［3］。

(二)滇西北地區民族文化旅游資源特征

民族文化多樣性和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是滇西北地區文化資源為主要的特征。這也使得其成為21世紀全球民族文化多樣性保護與發展戰略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地區。主要體現在:1.少數民族眾多滇西北地區，主要有藏、納西、白、彝、傈僳、普米、怒、獨龍等少數民族聚居。在數千年的歷史進程中，各個民族為了適應滇西北地區自然環境的多樣性，創造了各具特色的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使其成為一個世界罕見的多個民族、多種語言、多種文字、多種宗教信仰、多種生產生活方式和多種風俗習慣并存的聚集區。留下了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形成了難以計數的歷史文化古跡。2.民族文化獨特滇西北地區，在我國的歷史上長期處于中國內地文化的邊緣地帶。由于地處邊遠，使得滇西北地區的少數民族中許多古老、獨特的文化和多種社會形態較少受外來文化的強烈沖擊而存活至今。為這一地區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豐厚的人文資源。3.多元文化交融滇西北地區，處于與藏文化、南亞－東南亞文化、中國內地文化交往的邊緣地區和過渡地帶。金沙江、瀾滄江、怒江這三大水系所形成的天然河谷將滇西北地區與周邊的各大文化區域連接起來，使得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沖突與相互融合十分頻繁。造成了這一地區眾多民族的交錯雜居，也形成了多元文化交融互動的格局，使其成為中國民族文化多樣性最富集、歷史文化遺產極豐厚的地區之一。

(三)滇西北地區民族文化旅游開發類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