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貸創新范文10篇

在國際上,小額信貸已經進入成熟發展階段,與此相比,我國的小額信貸還處于初級發展階段,作為一種行之有效的扶貧方式,小額信貸成為我國農村金融研究中備受關注的一個焦點。目前,國內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小額信貸進行研究,如孫若梅的《小額信貸在農村信貸市場中作用的探討》,張紹瑞的《小額貸款公司:創新與挑戰》,何廣文的《“只貸不存”機構運作機制的特征與創新》,成濤林的《我國農村信用社改革取向與政府的功能定價》等,分別從小額信貸的作用、從事小額信貸的機構及機構創新面臨的問題等方面進行探討,而這篇文章則通過對農村信用社和小額貸款公司對比分析,提出小額貸款公司在小額信貸市場上的生力軍地位。

1小額信貸在我國的發展現狀及存在問題

小額信貸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的孟加拉國,作為一種特殊的金融扶貧手段,它是基于農戶的信譽,向處于貧困階層、低收入的農戶提供小額的、短期的貸款,貸款主要用于農業生產和農村家庭應急之需。自創立以來,小額信貸受到了發展中國家的熱烈歡迎,成為一種非常可行的扶貧方式。1996年,我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引進孟加拉小額信貸模式,此后在陜西、山西、四川等地的貧困地區進行試點,并大范圍推廣。按照運作方式和運作主體的不同,小額信貸在我國的發展經歷了4種模式。

第一種模式,半官方組織或民間組織運作模式。主要的運作載體是具有獨立法人資格、自負盈虧、完全自治的社團性的扶貧經濟合作社,工作人員從社會招聘,資金來源主要是國際資助。但是由于這種模式強調政府不得干預,非政府組織的合法性問題得不到解決,而且資金來源無法持續,使得這種模式無法實現可持續發展。

第二種模式,政府+銀行運作模式。即在政府的監督指導下,由農業銀行直接發放貸款。具體來看,由政府規劃到戶,農行直貸到戶。資金來源為國家財政資金和扶貧貼息貸款。

第三種模式,農村信用合作社開辦小額信貸業務。作為國家正規農村金融機構,農村信用社在長期的工作實踐中培養了一批了解農村、熟悉農村業務的專業人員,也形成了完備的組織體系,積累了豐富的農村金融工作經驗。這一切決定了,從農村信用社介入小額信貸市場開始,6年多時間,農村信用社占據了農戶小額信貸業務的主力軍地位。第四種模式,小額貸款公司運作模式。小額信貸公司按照公司的形式運作,政府不得介入,而且“只貸不存”,屬于特殊的私營金融機構。

從消費者的角度看，明天的錢今天花，用明天的錢圓今天的夢，這種消費行為方式就是信用消費。從金融機構的角度看，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為滿足消費者購買商品或勞務需求所提供的一種超前信貸支持就是消費信貸。消費信貸伴隨著西方市場經濟的興起，已經有近三百年的發展歷史。但是在中國，消費信貸尚處于起步或初期發展階段，所以，順應國際大趨勢我們需要對其進行深入的研究。

一、發展消費信貸的意義

消費信貸最早興起于17世紀20年代的英國，其本質是適度超前消費，緩和供給和需求之間的矛盾，促進經濟增長。所以，消費信貸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被稱之為推動經濟增長的杠桿。在我國現階段，發展消費信貸的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能夠刺激居民的有效需求，推動國民經濟增長。開拓國內市場，擴大國內需求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立足和長期戰略選擇，而采取發展消費信貸等措施刺激消費需求是保持我國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重要保證，因為近些年來我國經濟運行總體上呈現供給相對過剩的局面。

(二)發展消費信貸可以提高生活水平，促進消費結構和生產結構的升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居民的生活水平比過去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與世界上多數國家相比，我們的生活水平仍然偏低，所以，采取各種措施，不斷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仍然是我國現階段面臨的重大任務與奮斗目標。而發展消費信貸正是擴大有效需求，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有效舉措。不僅如此，目前我國正處于從溫飽型向小康型過渡的階段，發展消費信貸無疑對我國消費結構和生產結構的升級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三)發展消費信貸有利于緩解金融機構的閑置資金，提高其經濟效益。近些年來，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深入，國有或國有控股銀行的經營風險意識得到極大的加強，在這種形勢下，銀行出現了較為普遍的“惜貸”現象和大量的閑置資金，這是財力資源的巨大浪費。而發展消費信貸業務，銀行把一部分信貸資金以消費信貸的方式投放到風險相對較小的消費領域，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資金閑置與浪費的問題，提高金融機構的經濟效益。

在加入WTO后過渡期，我國銀行業消費信貸創新迎來了新高潮。按照銀行監管的六條良好標準和持續監管工作思路，促進消費信貸創新，鼓勵創新、支持創新、規范創新、防范風險，關注消費信貸創新理論的新進展，探索消費信貸監管的新舉措，加強消費信貸風險管控，成為銀行業監管的新課題。

一、準確把握消費信貸創新的結構與內涵

奧地利學者約瑟夫•熊彼特最早提出創新概念時，就指出創新就是在原有的制度結構里增加“新的組合”，引起“生產函數的變動”，即通過引入新技術、采用新方法、開辟新市場、構建新組織，改變生產函數的技術構成，引起效率提高和產出增長。筆者認為，金融創新就是一種針對銀行活動的創造，一層意思是創造一種新的制度、市場、機構與產品，表現為一種金融制度增量；另一層意思就是對現行制度的一種否定與揚棄，表現為一種金融制度質的規定性的提高。據此，我國消費信貸創新最主要的就是消費信貸增量創新，即制度、市場、機構與產品的創新。這些要素之間相互作用，沿著特定的路徑演進，形成內在的創新模式與機制。如何看待和監管消費信貸的創新？對于微觀上的消費信貸創新的監管，由于我國目前消費層次還比較低、技術含量也不很高，目前尚未成為銀行監管當局的監管重點，但正在密切關注住房消費按揭貸款的風險問題，特別是“房奴”問題，筆者認為，“房奴”問題實質上是掠奪性開發住房消費信貸者的購買力，這種購買力如果瀕臨枯竭，就會傳導和表現在銀行的賬簿上。消費信貸風險具有長期性、隱蔽性。住房按揭貸款過度發放，造成房地產虛假繁榮，甚至是泡沫問題、“房奴”問題。經歷一個經濟周期的冷熱疊加，會加劇宏觀經濟的動蕩，甚至是經濟倒退，日本的房地產泡沫引發的嚴重經濟低迷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消費信貸過度引致。

二、正確把握消費信貸創新的現狀與趨勢

銀監會唐雙寧副主席將我國金融創新狀況評價為“起了步，上了路，水準低，不平衡”。筆者認為，這不僅符合中國實際，也符合當前消費信貸創新的特點與現狀。過去幾十年，銀行業務一直是傳統的老三樣：“存貸匯”，但貸款的業務領域則發生了深度變化，表現在消費信貸創新則是住房按揭、汽車按揭，貸款范圍更是擴大到教育貸款、醫療貸款、婚喪嫁娶、休閑旅游貸款、信用卡消費透支等，以及與消費結算相適應的電話銀行和網上銀行業務。2004年，針對房地產不良資產，嘗試“準資產證券化”品種，募集資金支持各種“胡子工程”和“爛尾樓”建設資金需求，由于缺乏切實可信的信用擔保、“資產池”難以保證未來收益要求權等問題，未能全面推開，但是消費信貸創新由此邁出了“實質性創新第一步”。由于我國消費信貸的蓬勃發展，業務規模快速增長，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2006年4月末，某市消費貸款規模達到39.7億元，較年初增加3.03億元，增長8.27%，同比增加7.8億元，增長24.4%。其中：住房消費貸款余額28.9億元，較年初增加0.68億元，增長2.4%，同比增加4.7億元，增長19.6%；汽車消費貸款余額5.6億元，較年初增加0.03億元，增長0.5%，同比增加0.09億元，增長1.6%。置放POS機613臺，工行“金融e通道”、農行“金e順”、中行個人網站、建行e路通、華夏互聯通等網上銀行全部開通運轉，各類銀行卡持有量達到116.4萬張，2006年1-4月份累計刷卡消費15億元。傳統的“節約就是節儉”、“消費就是浪費”的觀念正在發生悄然變化，當然也出現了一些不切實際的超前消費問題。在消費信貸創新水平上，消費信貸制度趨于規范統一，行為更標準，發展更理性；消費信貸市場趨于完善和發達，容量和規模不斷擴大；消費信貸品種趨于多元化，信貸方式更加豐富和靈活。金融創新的層次、技術含量、附加值還較低。消費信貸產品主要也是簡單地復制與模仿國外產品，特別是機械地營銷上級行推出的相關產品，服務的同質化現象嚴重，人無我亦無，人有我亦有，怠于創新，惰于開拓。消費信貸市場容量相對狹窄，市場環境有待完善，商業銀行消費信貸營銷的人力資源配置不合理，消費信貸創新意識差、運作經驗少。各機構、各地區之間差距較大。在產品開發、市場營銷、風險控制等方面還存在很多問題。

三、辯證看待金融創新帶來的風險問題

摘要：隨著我國農村經濟的不斷發展與深化，傳統的農村金融信貸產品顯然已經不能滿足日益發展的群眾需要，所以，我們必須要推陳出新，抓住當前大好的經濟形勢，轉變思想，拓寬視野，做好農村金融信貸產品的創新工作，促進農村經濟建設的不斷發展。本文筆者就從農村金融信貸產品的現狀出發，對目前存在的問題進行深入的剖析，并提出一系列有針對性的解決策略，以期促進農村金融產品的創新工作朝著一條健康、有序的道路去發展。

關鍵詞：農村金融信貸；創新度；農村信用體系；金融超市

隨著時代的發展與變遷，農村經濟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傳統的農村金融信貸產品顯然已經不能滿足日益發展的群眾需要，所以，開展多元化的農村信貸金融產品也是當前亟待解決的首要問題。在一些較為偏遠的農村地區，交通不是很便利，資金的運行受到了極大的阻礙，所以，開展多元化的農村金融信貸產品，也可以很好的解決當地融資難的實際問題，促進金融市場朝著一條健康、有序的道路去發展。

一、農村金融信貸產品現狀分析

1.思想觀念因循守舊，信貸產品品類較少。隨著農村經濟水平的不斷提升，農民的生產生活需求也發生了質的變化。農民不光重視農業的生產發展需求，也對房屋的休憩與改善、子女出國留學、婚喪嫁娶等生活事宜有了更高的追求，對于資金量的需求不斷加大。但是，現有的信貸模式還比較傳統，信貸產品額度也比較低，無法滿足老百姓的實際需要，所以，亟需要開展多樣化的金融信貸產品來滿足日益增長的群眾需要。另外，由于受到客觀因素的影響，一些上歲數的農民對于高風險的金融信貸產品還存有一定的顧慮，不敢“貿然”，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農村信貸金融工作的順利開展。2.企業員工不具備專業的金融素質，創新性較弱。受到客觀因素的影響，農村金融行業的發展一直處于一個緩慢發展的時期。企業員工固步自封，工作“求穩”，不求發展，抱著一種“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消極怠工心理，不愿意發揮工作的主觀能動性，工作一直處于一種被動的局面。缺乏創新意識，不愿意接受新鮮的事物，與當前瞬息萬變的金融形勢“脫軌”，員工的這一現實情況嚴重阻礙了金融服務工作的有效開展。3.宣傳力度不夠，忽視農村地區信貸產品的創新。通過調查研究我們可以發現，目前農民對于金融信貸產品的認知能力還停留在傳統的觀念當中，所以對于新的信貸產品缺乏一定的了解，所以金融信貸產品利用率與普及率都較低。另外，金融行業忽視了農村地區信貸金融產品的開發和宣傳工作，錯誤的低估了農民的信貸消費能力，所以，農民對于新的金融信貸產品不夠了解，更談不上利用新型的信貸金融產品來滿足自身的發展需要了。很顯然，這是與大力發展新農村經濟建設，加大對于農村金融信貸產品創新工作的初衷相背離的。4.金融體系不健全，缺乏前瞻性。由于新農村經濟建設發展時間不長，所以，金融體系的建設還不完備，整個金融機構業務工作開展形式和內容較為單一，面對的目標人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另外，信貸金融服務工作的開展缺乏一定的前瞻性，很難為農村經濟的長效發展“保駕護航”，提供良好的物質保障。

二、農村金融信貸產品的創新性研究

一、無錫市農村經濟發展的主要特點

（一）農村經濟多元化進程不斷深入。隨著城鄉一體化規劃和建設的穩步推進，無錫市農村工業經濟的蓬勃發展，各縣、區、鄉鎮紛紛建立體現各地優勢的產業園區，產業集群化規模不斷擴大，形成了各有特色的支柱產業和特色工業，而傳統農業在農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在逐步下降。2009年，無錫市實現農業增加值93.6億元，在地區生產總值中的占比為1.86%。同時，現代服務業也在不斷向農村滲透，農村經濟的產業結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二）農村土地集約化及城市化步伐加快。隨著十大強農惠農工程的實施，農田水利建設、農村環境綜合治理等工程穩步推進。為了改善農業與農村生態環境，無錫市大力實施農村造林綠化工程，并在重點水源保護區和環太湖周邊地區實施面源污染治理和退耕還林還湖。根據國土資源部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試點的要求，2008年起實施了以土地整理改造為中心的“萬頃良田”建設工程，還積極開展“兩置換一轉化”試點探索工程。

（三）發展現代農業成為戰略方向。改革開放以來，無錫市高效農業、特色農業、觀光農業和農產品加工業等一批新興農業主體應運而生，現代農業產業化呈現加速發展趨勢。目前全市現代高效農業面積108.5萬畝，占耕地面積比重達52%。同時，工商資本投資開發農業、建設高效農業園區的農業經濟“捆綁式”發展模式也逐漸興起，2003年以來工商資本累計投入農業超過120億元，華西集團、陽光集團、紅豆集團等企業集團都對建立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發揮了積極作用。

（四）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方興未艾。在規模化、產業化發展趨勢的帶動下，能人帶動、農學聯手、龍頭帶動等多種形式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成為農戶扎根農村、發展農業的自覺選擇。2010年6月末，無錫市各類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已發展到582家，經營范圍包括糧油、蔬菜、花卉、苗木、畜禽、特種養殖等10多個門類100多個種養品種，在組織農民生產、促進農民增收、發展產業化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二、無錫市信貸支持“三農”的基本情況

摘要三峽庫區農村小額信貸雖然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在其發展過程中也面臨許多障礙，這些障礙主要表現在：小額信貸的發放主要由農村信用社承擔，凸顯獨木難支的境況；農戶能用于貸款抵押的財產缺乏，且其價值也遠低于貸款額：專門為農戶和農村小型企業服務的小額信貸擔保公司極為有限。為此，應在三峽庫區組建多種形式的專營小額信貸業務的新型金融機構；建立與多方利益主體緊密聯系的小額信貸新模式；創新小額信貸抵押機制，用投資項目的未來現金流來替代不動產抵押；構建不同形式的小額信貸擔保機構；設立小額信貸償還預墊付基金。

關鍵詞三峽庫區；農村小額信貸；障礙；多元化創新

一、三峽庫區農村小額信貸的發展狀況

三峽庫區是全國重點貧困區之一，在19個縣、市中，有12個是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實現百萬移民的脫貧致富，任務十分艱巨。經過各個方面10多年的努力，這項工作取得了巨大的進展。其中，農村小額信貸在支持庫區許多農民盡快脫貧致富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小額信貸已成為庫區農民解決溫飽、發展生產、增加收入的有效途徑。農村小額信貸在三峽庫區各縣：市有了長足的發展，其模式趨于多樣化。具有典型特征的運作模式有：財政貼息扶貧小額信貸模式、農村信用社主導的小額信貸模式、社區性民間互助資金組織模式。在這三種典型模式中，以農村信用社主導的小額信貸模式在庫區各縣、市最為常見。經過10來年的發展，三峽庫區農村小額信貸有了幾個可喜的變化：一是農村小額信貸的目的由最初的單純扶貧拓展至幫助庫區農民致富奔小康；二是農村小額信貸的對象由傳統種養農戶拓展至與農業相關的多種經營戶、規模大戶和農村小型加工、運銷企業；三是農村小額信貸額度由3000—5000元拓展至1—30萬元；四是農村小額信貸期限由當年發放當年收回拓展至1—5年收回；五是由農村小額信貸信用村戶的評定拓展至以農村文明建設的動態綜合評價作為農村小額信貸依據的探索。為了更具體地了解三峽庫區農村小額信貸發展的情況，現通過對三峽庫區農村小額信貸發展較具有代表性的開縣的調研來反映其發展的脈絡。

(一)開縣小額信貸業務的啟動。重慶開縣地處三峽庫區，全縣人口150多萬，其中貧困人口就達30萬，是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為了實現農民的自主脫貧致富，開縣從1998年就啟動了小額信貸業務。由于開縣許多農村地區只有農村信用社，金融網點較少，特別是撤鄉并鎮以后，金融網點變得更少，所以，農戶小額信貸業務主要是由農村信用社承擔，從1998年開縣各鄉鎮農村信用社就開展此項業務。同時，還成立了開縣小額信貸服務總社，專門從事小額信貸業務，其資金來源于縣扶貧公司在農業銀行承貸的扶貧貸款。該社內設信貸技術服務部、財務部、稽核監測部三個部門，以“縣服務總社——鄉鎮服務站——聯保小組——農戶”四級管理模式進行運轉。并且，開縣小額信貸服務總社又是從事財政貼息小額貸款的小額信貸服務總社。2007年11月，在開縣被確定為“重慶市貧困村村級發展互助資金試點縣”后，在6個貧困村建立了互助合作扶貧協會，籌集村級基金124.05萬元，人會農戶701戶。

(二)開縣小額信貸的成效。開縣小額信貸業務的開展，成效是顯著的。例如，2007年開縣信用社共建農戶經濟檔案28.54萬戶，評級戶數21.90萬戶，核發貸款證19.50萬戶，頒證率89％，發放農戶小額信用貸款7.39億元。開縣小額信貸服務總社到現在為止在全縣20個鄉鎮建立了486個小額信貸服務中心、3270個聯保小組，服務覆蓋到321個村、10.9萬農戶、30.5萬農民。11年來累計發放小額貸款113億元，其中，種養殖業1569萬元，農村加工業413萬元。使許多農村移民走上了自主致富的道路。

一、“供應鏈一信譽鏈一融資鏈”聯動中的社會資本效應

據上分析，為化解信貸配給難題和中小企業融資困境，必須以金融制度與非金融性制度的創新，深化與拓展小額信貸的研究和實踐，因而對于“供應鏈—信譽鏈—融資鏈”聯動中的社會資本效應的探析就水到渠成。

持續地對具有一定負債能力、但被正規金融組織拒之門外的人或企業授信的小額信貸，被認為是世界上最艱難的金融問題之一；作為最接近窮人的信貸，它又具有很強的社會道德魅力——一旦運作良好意味著大量人口脫貧。因而其研究與實踐對于“和諧中國”建設具有特別意義。然而，中國這方面的成就也是乏善可陳。其因在于，小額信貸的風險判斷(小額信貸組織對于“真扶貧”或“扶真貧”的只說不做直至退卻，往往是基于收入難以覆蓋成本的考量)，其實很大程度上不單單是一個經濟學問題，而更多是一個社會學問題。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就直白地表達了小額信貸的經濟學困境：借款人從抵押資產等財務指標考察上的資格欠缺，使信貸市場的信息不對稱異常嚴重，利率價格機制的失靈使逆向選擇不可避免。因而面對控制風險的本能方式——利率上調，即使借款人同意，貸款者由于更擔心道德風險仍不敢放貸。這樣，面對財務資料未達標、借款信用等級缺失和利率機制失靈的困局，經濟學的評價體系就變得混亂不堪。于是，人們轉求于社會學的考察。當一個經濟上的行為演化為一個社會學問題時，這種經濟行為的不經濟就不難想象：小額信貸的交易成本和運作成本均很高，對貸款的監測很難；筆數很多而業務瑣碎，人手不足而效率低下，等等。鑒于此，小額信貸的主旨由最初的扶貧向實現扶貧與可持續發展的“雙贏”目標(1997年全球第一次小額信貸高峰會議首次提出了雙贏目標)的轉變，就順理成章。于是就有了關于社會問題經濟化抑或經濟問題社會化的“相機抉擇”或兼得的訴求與實踐。慶幸的是，有這樣的成功范例——尤努斯和他的鄉村銀行(GB模式)以共享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的成就做了很好的詮釋。

尤努斯的孟加拉格萊珉銀行所創設的小組(著名的“五人小組”)聯保貸款制，通過窮人之間的“自由結社”形成的利益共同體，將一般商業信貸所固守的財產抵押擔保教條巧妙地取而代之。令人稱奇的是，格萊珉銀行以幫助639萬借款人中的58％成功脫貧并保持連續9年盈利記錄的驕人業績，成為兼顧公平與效率的標桿。這不能不歸功于其運用了社會資本的原理——作為黏合劑，社會資本成功實現了經濟學與社會學的對接。作為最初由經濟學的“資本”演變而來的概念，最早將社會資本引入社會學研究領域的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的定義——是實現或潛在的資源集合，這些資源與由相互默認或承認的關系所組成的網絡有關，而且這些關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通過科爾曼、普特南等的建設性貢獻，得以深化和完善。盡管界定至今尚未統一，但一般認為，社會資本是一個共同體中人與人、人與組織以及組織與組織之間長期交往形成的，嵌于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之中的，以態度、信任、習俗、慣例、規則、網絡、制度等多種形式存在的，被社會結存中的行動者(個人或組織)所獲得和利用，并為行動者在有目的的行動中提供便利的一種資源；并具有公共物品性、不可轉讓性、可轉換性、層次性、無形性以及分布的非均衡性等特征。社會網絡、互惠行為以及促進互惠行為的規范(顯性契約等)和信任(隱性契約等)是其基本要素。特別指出，社會資本對于反貧困有重要的觀測和警示作用，從而給小額信貸創新以啟示。根據世界銀行對社會資本關于緊密型(家庭成員與其他具有緊密關系的人之間的紐帶)、跨越型(不同類型的人之間較弱些的聯系紐帶，主要指各類組織的成員紐帶)和垂直型(通常指貧困者與那些對他們具有重要影響的人員或組織之間的紐帶)的劃分，貧困群體(含中小企業)顯然具有很強的緊密型社會資本。在此，“信譽是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本”的命題，通過“圈內人”的互動得以印證。作為主體認真履行承諾所贏得的聲譽，以及關于主體可信任度的信息和有價值的資產，信譽很好地因應了社會資本作為人際互動合作中產生的資源的內在規定性。因信譽同樣作為人際互動合作的產物，其建立與維護需要投入資源從而產生收益；信譽也是一種存量——人際互動中形成的資本凈流量之和。同時，貧困群體只有較少的跨越型社會資本而基本沒有垂直型社會資本表明，對于社會資本的效應及其分析應全面審視——從“圈內”擴展到“圈外”是必然。因后兩個資本恰是助推貧困群體成長的關鍵性內容。

二、構建對稱互惠連續共生的中小企業融資機制

看來，倚重甚至迷信這種基于“熟人”網絡的社會資本效應失之偏頗。畢竟從以族緣、地緣和血緣關系為基礎形成的社會結構，即傳統的鄉土社會，向以社會經濟主體間的合約為基礎形成的社會結構，即現代契約社會過渡，或者說，從單重隱性的契約(信譽等)的社會向更重顯性的契約的社會轉型，雖然必歷經陳痛——分娩出新秩序中的道德斷裂和失序，但為大勢所趨。而這樣的過渡期很容易造就這樣的“道德悖論”：一個在共同體內部恪守道德要求的人，當這個“差序格局”(費孝通關于中國傳統鄉土社會格局極有創意和深度的說法)擴展到距離“波紋核心”遙遠的地方從而遠離這個共同體時，其自我道德約束就非常脆弱。這根本源于他對于共同體內外不同的成本～收益的權衡：行為的被觀測性(決定信息是否對稱與完善)、長短期變化以及非道德行為是否受到經常監督、約束和懲罰的屬性，都是重要的審視變量。顯然，社會資本也有“塌陷”，也有不同的適應性——依存于不同社會結構的社會資本，其功能有相對應的規定性。就格萊珉模式來講，它并沒有從根本上消除風險，而只是一種風險轉移——五人小組機制的相互監督與激勵的“雙刃劍”，在使各成員將還貸壓力外化為求生存與發展動力的同時，銀行也由此實現了成本轉移，即將成本外化給貧困者自治組織。這種個人風險向團隊風險的轉移，雖減少了信貸審查成本，但也有可能造成系統性風險，尤其是個別貸款會傳染成整個組織的共同違約。隨著市場化進程和人口流動的加快，這種情況更容易發生。可見，原生態的信任與信用，難免有局限性；“信譽+合約”，才使“信譽是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本”的命題具有普適性。

隨著農村城鎮化、農業產業化、農業工業化進程的不斷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日益突出,作為金融部門,如何支持農村勞務輸出,解決剩余勞動力轉移成為當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的一個突出問題。對此,人民銀行衡水市中心支行積極發揮貨幣政策指導作用,引導和支持相關部門積極開展信貸產品創新,指導衡水市農村信用社于2004年11月在全省率先推出“農村勞動力輸出貸款”,有力地支持了衡水市農村勞務輸出工作,取得了初步效果。

一、推出業務的背景

(一)勞務輸出是促進農民增收的有效途徑。衡水市是傳統的農業地區,歷史上工業基礎相對薄弱,轄11個縣(市區),414萬人口,其中農業人口344萬。隨著衡水農村經濟的不斷發展和農業結構的不斷調整,農村剩余勞動力不斷增加。勞務輸出成為發揮人力資源豐富優勢,增加農民收入的首選。

(二)勞務輸出費用偏高,農民遭遇資金瓶頸。由于辦理各項手續、人員管理、培訓等費用持續上漲,特別是出國外派勞務人員的支出費用也由原來的每人1萬元增加到每人5萬元。這對年人均收入不足3000元的農民可謂望而生畏。由于各金融機構沒有開辦此類貸款業務,導致農民籌資難。有的農民為籌集中介費,不惜去借高利貸,受資金制約一些想外出打工的人打了“退堂鼓”。針對部分農民缺少資金,無法實現務工愿望的實際情況,2004年11月,該市農村信用聯社適時推出了“農村勞動力輸出貸款”業務。

二、主要做法

(一)摸清底數,逐戶建檔。該市農村信用社聯社深入農村調查研究,積極與村委會及縣、鄉有關部門協調,了解農戶家庭經濟狀況及生產經營情況,配合地方黨政部門及時了解農民輸出勞務期間發生的單位轉換、出國、退出及傷亡情況,積極爭取政府職能部門對農村信用社進行外出勞務人員的信息反饋。同時,農村信用社與政府勞務輸出部門簽訂了協議,規定各自的責任和義務,強化了彼此間的協調與配合,避免了勞務輸出與信貸支持“兩張皮”的現象。在此基礎上,逐戶建立了個人信用檔案,為開展貸款工作夯實了基礎。

摘要：本文從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角度分析了科技型企業融資困境的原因，同時還分析了交易成本和聲譽約束對科技型企業融資困境的影響。本文認為傳統的交易型信貸約束了金融機構對科技型企業的信貸支持，進而提出發展金融機構與科技型企業之間關系型信貸，通過關系型信貸可以在創新投入、創新成果、創新效率三個方面為科技型企業提供資金支持。最后，本文還從銀行和企業兩個方面提出了進一步發展關系型信貸的建議。

關鍵詞：關系型信貸；企業創新；科技型企業

一、引言

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是《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提出的戰略目標。2017年的統計數據顯示企業的研發經費投入占全國研發經費投入的77.6%，在各類創新活動主體中企業已成為技術創新主體，其創新水平是決定國家創新能力的核心要素，隨著“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相關政策的落實，中國企業創新能力快速提升，其中科技型企業發揮了重要作用。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共有工業企業數量為364.9萬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37.3萬家，其中大中型工業企業58854家，其余90%以上都是中小企業，表明中小企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吸納就業人口、提供豐富產品、提高GDP等方面有著獨特的優勢。然而，中小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卻困境重重，中小企業在本身資金不足的情況下難以從銀行獲得必要的資金1，銀行對中小企業的惜貸現象加重了中小企業發展中的困境。科技型中小企業除了規模上相對較小之外，有著顯明的科技特色：研發人員多，研發投入金額大；專利或專有技術多，產品科技含量高。科技型企業的高成長性對資金有著很高的需求，但是由于規模相對較小，可抵押資產少，在發展中面臨的風險較大，因而很難從銀行獲得信貸支持。因此，解決科技型中小企業的融資困境，為其提供更好的信貸服務對我國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有著重要意義。

二、科技型企業融資困境分析

科技型企業雖然有多種融資渠道，比如資本市場上存在著創業板、科創板、新三板等融資渠道，但是通常上市的門檻較高，大量科技型企業難以通過發行股票的方式獲得所需資金。天使投資、風險投資往往偏好IT行業，其他行業機會有限。科技型企業規模小，創始人也會擔心權益融資會帶來控制權稀釋的問題。從總體上看，科技型企業的融資相對于其他企業存在著不同。一是科技型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技術的研發與創新，由于技術門檻，銀行很難評估企業創新活動的相關信息和項目風險。二是科技型企業的創新成果主要體現為專利技術，企業向銀行申請貸款時很難將專利技術作為抵押品。三是企業創新活動的風險高，面臨的不確定性大，創新活動的預期回報難以確定和估算。四是許多科技型企業為了保留控制權和保守技術秘密，在融資渠道的選擇上更傾向于銀行貸款。科技型企業融資難的根源在于銀行與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具體可以從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兩個方面來分析：一是逆向選擇。銀行與借款人之間由于存在信息不對稱，借款人比銀行擁有更多關于風險水平和償債能力的信息，銀行無法準確識別每一個借款人的風險水平和償債能力，只能將借款人按某些標準劃分為不同類別，根據不同類別確定貸款額度和利率水平。由于科技型企業的資產主要表現為無形資產，無法作為貸款的抵押品。因此，對于科技型企業，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業，銀行給予的貸款額度較低，且利率較高，這樣只有風險更高的借款人才愿意接受銀行的出價，相應的貸款合約違約可能性也就隨之增大。為了對沖違約風險，銀行則會進一步提高利率水平，如此循環下去，科技型企業將被擠出信貸市場。所以，在信貸市場上出現了資源配置扭曲的現象：銀行更青睞于放貸給大型國有企業，而且利率水平更低，科技型企業或創業企業往往融資困難。二是道德風險。企業獲得銀行貸款之后，銀行不可能全面監督借款人對資金的使用情況。科技型企業由于經營風險高、可抵押品少，獲得的銀行貸款成本相對較高。在銀行與借款人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科技型企業由于本身存在較大的經營風險，投資不確定性較高，更可能將貸款資金投入高風險項目，加大了貸款的違約風險。因此，銀行與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道德風險也使得銀行對科技型企業或創業企業往往表現出“惜貸”現象。除了銀行與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導致科技型企業融資難之外，銀行與科技型企業之間交易成本高、科技型企業聲譽約束機制不健全也加重了科技型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一是交易成本。銀行向企業發放的每一筆貸款都有相應的固定成本，科技型企業由于自身規模比較小，從銀行取得的貸款金額往往也比較小，但是頻次較高，每一次的貸款都會發生固定成本，從而抵減了銀行的名義收益。在相同的貸款利率水平下，大額貸款產生的利息收入可能比多次小額貸款高得多。在貸款額度一定的情況下，銀行貸款給科技型企業的交易成本將遠大于貸款給大型企業的成本。二是聲譽約束。在信貸市場上，企業的軟實力也是銀行考慮的因素。大型央企或國有企業一般是國民經濟支柱產業或者是地方經濟龍頭企業，在社會上享有很高的聲譽，會自覺維持自身信譽，這些企業的企業家也會注重個人信譽。因此，大型企業存在著有效的聲譽約束機制，不會輕易違約。中小企業一般生命周期較短，多數處于市場競爭激烈的行業，市場份額小、盈利能力較低。中小企業往往信用自覺意識相對較差，惡意逃債、抽逃企業資金現象比較普遍。為了降低不良貸款率，銀行會實行信貸配給，科技型企業很難從銀行獲得所需資金。

一、庫倫地區農村信貸資金需求的新變化

（一）農村信貸需求呈多元化，信貸額度也呈急速上揚之勢

庫倫地區的經濟結構具有多層次性，從產業結構看，除了第一產業外，第二、第三產業在各地農村都有不同程度的發展。從地區結構看，各地農村的經濟發達程度差異較大，具體表現在人均收入水平、產業結構、城鄉一體化水平等方面。從農村地區的經濟主體結構來看，有獨立從事純粹農業活動的普通農戶；有以雇傭工身份參與經濟活動的農戶；有從事各種生產經營的個體經濟組織，還有各種類型的工商企業。經濟結構的這種多層次性決定了農村地區金融需求的多元性特征。

（二）信貸資金需求地域不均，城鄉結合部貸款需求量大

庫倫地區交通閉塞，一些地區屬于生產與生活條件相對落后的邊遠山區（如茫漢蘇木、三道洼蘇木等），農民以農耕為主，很多青壯勞力都靠外出打工，沒有新上致富項目的沖動，貸款需求較小。而靠近庫倫的元寶山、三家子等蘇木鄉鎮，離鎮區較近，近年來，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讓農民得到了實惠，農民在溫飽之余大力發展特色農業和養殖業，熱衷于經商辦實業，大力發展蔬菜、水果、肉食品加工等產業，一般規模大，實行“公司+基地+農戶”，“公司+農戶”的經營模式，對貸款的需求量較大。從金融機構角度分析，在交通閉塞，條件相對落后的偏遠山區，由于當地農村產業結構調整緩慢，經濟發展滯后，使駐地農村信作社放貸困難，存貸比普遍較低；而交通便利，靠近城區由于個體戶和外出經商戶較多，當地金融需求旺盛，駐地農村信用存貸比例普遍較高。

（三）生活性貸款需求逼近或超過生產性貸款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