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范式范文10篇

一、意象作為傳統藝術的表意范式

“意象”作為中國傳統藝術的表意范式，是中國先民生存實踐的結晶。古人通過觀察萬象、體悟“大象”，“法象天地”，最終創造出“易象”———以陰陽符號及其計算推演，建構世界、表述世界的象數符號系統。易象的傳受是“意會”的。意會過程中的主觀情感和主觀體驗與客觀物象交互作用，形成了特定的藝術表意范式，中國古代文論用“意象”來指代這種在藝術審美過程中，主體不斷凝結印象材料以構造對象、認知世界和構成世界的精神活動中的產物。“意象”（Image）一詞在西方藝術理論中晚出，西方藝術一向以摹本、再現為表意范式。以狄爾泰的生命美學為發端，西方美學從模仿美學轉向體驗美學，美學研究的注意力從審美對象轉移到審美主體，移情說、直覺說、距離說、內模仿說等等推波助瀾，使意象走向了顯學。莫里斯•梅洛-龐蒂的《知覺現象學》、阿恩海姆的《藝術與視知覺》揭示了意象產生的心理機制；蘇珊•朗格的《藝術問題》、《情感與形式》提出藝術是“人類情感的符號形式的創造”，是“與情感和生命的形式相一致”的“有意味的形式”；20世紀初龐德為代表的意象派正式提出“意象是主客觀‘熔化’、‘轉化’契合的過程，給外部的事物以意象的形式”。雖然“意象”誕生于西方的邏各斯與科學心理學文化土壤中，但是，意象作為藝術表意范式的功能機制，卻獲得了東西方美學的共識。“意象”是立足與主客、心物交感來完成審美及信息傳受的。任何藝術品都是由“意”和“象”兩者交融而成，藝術品通過符合美的形式規律的“象”，表達人對存在的感受與反思相關的“意”。由于人類生存感受的共通性，“意象”便具備了揭示意識及一切現象并構成世界的秩序的“符號”能力。作為符號的意象，必須能為某一“類”事物或某一類力的作用方式賦予具體的形式。藝術中的意象本身就是陳述，它包含并展示出它想要陳述的意義，因此它的可見形式與它要表達的內涵息息相關。藝術“意象”是藝術存在的根據，人們因為它們而確信藝術品、藝術意味、藝術價值的存在，并運用意象建立所謂第三秩序。意象離不開客觀物象，但它又是“意”中之象，傳統藝術中意象的接受與感知，是建立在人的體驗、情感、想象之上的，是審美主體精神操作的結果，是審美主體的內在心象。因為它在意與象上體現了雙重的“真”，因而“最大程度地擁有了對象的全部內容，保全了對象的氣足神完”。

二、仿像：西方藝術表意范式理論的新變

“仿像”概念來自希臘文，其原意一方面表示圖像，另一方面又表示模擬。早在公元前460年左右，原子論哲學家德謨克利特和留基伯就已經使用eidolon表示物質世界的形式復本以及由我們的感官所接受的某種知覺形式，柏拉圖將這一觀念用于他對世界的闡述，認為理念是世界的原本，現實世界是理念的摹本，而藝術是摹本的摹本。藝術摹本的意義在于，它是人們對天國的回憶，是天國在靈魂中的痕跡的外化，它召喚人們回歸理念世界的秩序。亞里士多德認為藝術是人對自然的模仿，認為藝術仿本的意義是以與自然同構的秩序彰顯自然的本質。千載而下，西方文論在模仿說的基礎上，一直標榜藝術的模仿、再現特征。某種意義上說，“仿像”在西方文論中，一直在與真、自然的二元關系中被作為“假象”，其本身并未引起足夠的關注。波德里亞第一個對其進行了本體研究，以Simula-tion（仿像）替換了eikon，創立了“仿像”理論。他認為，與摹本的區別是，仿像無“客觀本源”。波德里亞特別強調仿像的虛幻性，“人類建構的各種巨大仿像從自然法則的世界，走到力量和強力的世界，今天又走向心象與物象二項對立的世界。存在和表象的形而上學之后，然后是能量和確定性的形而上學之后，然后是非決定論和符碼的形而上學。自動控制模式生成、差異調制、反饋、問答等等：這就是新的操作形態”，波德里亞用“符碼”翻譯了仿像的整個歷史秩序。在波德里亞的語境里，符碼意味著所生產的客體不是常規意義上的摹本，在那里，摹本就是源頭的、自然的、客體的摹本。可見“仿像”與“摹本”的不同就在于，“仿像”不是對現實世界秩序的描摹，其本身就是一種秩序、一個世界。

三、計算藝術“仿像”的新格局

如果說波德里亞是以電視媒介文化為本體提出的批判的仿像論，他對仿像的揭示出于其對人類生存狀態的憂慮，那么計算藝術則是運用了數字媒介，為藝術開創了一種新的“仿像”表意范式。計算藝術講求的是數據處理和創造性編碼。在探尋和檢測“美”的過程中，運用能夠刺激人類審美神經的編碼排列，在大腦潛意識中形成一種直觀的數學模型，我們在這模型里衡量間隔、比較比例、翻譯算法，并且進行一系列的情感計算。人們常常被數字藝術的視聽效果所震撼，實質上，那些令人們沉浸的意境，其本源魅力來自于“Photoshop”圖像效果處理、“Shrek”3D動畫此類軟件深層結構的算法的美。以分形藝術為例，分形的本質就是標度變化下的不變性，分形藝術系統中的每一元素都反映和含有整個系統的性質和資訊。我們生活的世界看似紛繁復雜、毫無規則、支離破碎，分形幾何提供了一種描述這種不規則復雜現象中的秩序和結構的方法，它研究無限復雜但具有一定意義下的自相似圖形和結構的幾何學，揭示了世界的自然原貌。如今計算機和數字技術逐漸形成了人們創作、體驗和接受藝術的媒介，計算藝術與物理學、心理學、生理學相關聯，追求更好地實現客觀物理和主觀心理之間的復雜交互。可以說，計算藝術就是物理上的深度仿真對心理上的潛層意識的映射。計算藝術提升了傳統藝術意象范式的“意”與“象”轉換能力、直觀化了轉換效果，并在此之上產生了意義的“函數”級的擴展，由于這種數字仿像的虛擬現實特征改變了意與象的格局，促成了“意象”向“仿像”的變革。審美意象的表意范式源于“象”的普遍性和“意”的獨特性，就“象”能“類萬物之情”而言，審美意象的產生不是僅僅借助于逼真的模仿物象就能做到，而必須把握表現在事物變化中的陰陽的結構、關系、功能和運動。意象范式中最高的美學境界是“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追求的是“唯變所適”的和諧之美。傳統藝術的意象化表達在于具象與抽象的流轉之間，是將主體的情感、認識投射到客觀物象之中，并以一定的表現手段對客觀物象進行主觀化概括，形成一種介于似與不似之間的主觀化物象空間。其“不似”指具象的形，其“似”指內在的神，形不似而神似，構成以形寫神、神形兼備的意象。計算藝術的仿像化表達在于算法中規則元素的不規則運動之間。計算藝術令人可以察覺到模式化元素的運動之美，創造出一些不尋常的效果，在這種模式下，映射出人類意識流動、生命結構的藝術“仿像”能夠給人帶來深度的審美共鳴。如果說傳統藝術中通過“意象”間接完成的“移情”，在數字藝術中變為由“仿像”直接生成的“植情”———人們不僅是將此“情”移置到對象中，而且是將此“身”移植到對象，或者就寄生于對象本身。計算藝術創造的“仿像”使意象不再停留在內心視象的精神操作，而是使主體的精神在與現實世界實現了同構關聯的同時，與世界互動創化、生生不息，這是以意象為表意范式的傳統藝術力所不及的。主體必須調整藝術認知思維和行為，以適應這種離散式、跨時空、可參與、互動式、直觀化的，體現人類感覺的延伸和人為感覺的、藝術表意范式的新格局。

在法學體系中，憲法屬于根本規范，具有最高的效力。與此相關，設立違憲審查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發現和廢除任何與憲法相抵觸的低階法律以及法規、決議、命令等等。但眾所周知，作為萬法定盤星的憲法本身也是需要修正的，并非永恒的絕對真理；這個事實不斷向人們提出以下問題：憲法最高效力的基礎究竟何在？改憲的根據和條件又是什么？在做出回答之前，我們先考察一下國家秩序的構成原理以及憲法學的基本范式。

外部根據、等級性以及循環一般而言，歐美各國的現代法治秩序（特別是憲政體制）主要是以普世不朽的“自然法”觀念為價值根源的。自然法被理解為存在于國家法的外部作為檢驗國家法是否符合正義的尺度。在這里，正義帶有神圣色彩，是一種超越于此世的理想。雖然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把正義界定為一國人民相互間的紐帶，強調合法正義的重要性，至少把正義的某種形式與群眾的多樣化狀況和存在條件聯系在一起，但他最大的貢獻卻被認為是提出了作為“超越成文法律的正義”的衡平概念。

外在的自然法與國家法內部之間當然需要有連接點，這就是社會契約的假定及其現實的表現形態-憲法，因而具體法律規范的正當性判斷就可以在相當程度上被轉換成合憲性判斷，外部根據與內部根據在這個頂點上合而為一了。其結果，現代法治的構成原理似乎是以效力的等級性為基礎的，呈現出凱爾森（HansKelsen）所描述的那樣的以憲法為頂點的“金字塔”型結構。從憲政設計的角度來看，上述表面上的特征也不妨概括為“國家權力結構多元化，法律規范體系一元化”的公式。

從外觀上稍加比較就可以發現，中國的傳統恰恰相反：權力結構是高度集中的，而規范體系的形態則與家喻戶曉的陰陽兩儀“太極圖”頗類似，在德與刑、禮儀與律令、政策與法規以及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解決方式之間，始終存在著復雜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轉化的動態，公共秩序的構成原理是以周而復始、物極必反的循環性為基礎的。作為正當性判斷標準的“道”，不是國家法之外的超越力量，而是體現為內部循環運動中的“非常道”-“反者道之動”這一句話就把道與自然法之間的本質差異表述得淋漓盡致。在《老子》的思想中，道意味著“上德”、“無為”，往往表現為以物極必反的轉折點、個別性承認的累積以及社會輿論鼎沸等方式對國家的強制力進行限制。

清末的憲政運動由于對上述等級性與循環性之間的區別缺乏透徹的理解，導致人們大都沒有真正跳出中國傳統的“權力一元化，規范多元化”思路，也未能發現在既定條件與改革的目標模式之間進行結構性連接和轉換的可能性，結果不是盲目地接受“大權統于朝廷，庶政公諸輿論”（語出一九0六年九月一日預備立憲詔）即為憲政的官方定義，就是激進地號召立即改換統治者，以直接民選的總統來代替君主行使統一的實權。當時的朝野各派都忽視了憲法的本質在于一種特殊的規范結構（constitution）和公正程序，而不僅僅是個強權歸誰、輿論傾向哪一方的問題。即使民國前期的“五五憲草”（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公布）也是名為權能分治，實則“以黨治國”、“萬能政府”、總統****，憲法的最高效力以及規范體系的整合性始終沒有獲得必要的保障。這樣的概念誤解以及其他前提條件注定了中國在二十世紀立憲和行憲以失敗而告終的結局。在今天我們重新考慮推行憲政之際，有必要對中國與歐美之間在國家、社會以及法律制度方面的陰錯陽差進行重新認識，以免重蹈歷史的覆轍。

在規范與事實之間的反思需要指出，把“金字塔”與“太極圖‘’所隱喻的關于法治秩序的不同范式揭示出來

一、范式理論與道德教育范式

庫恩認為，范式是一個特定共同體的成員所共有的信念、價值、技術，以及具體解題的模型和范例①。它作為“學科基質”主要包括四種成分②：1、共同體成員能無異議也不加懷疑地使用的公式；2、共同體成員共同承諾的信念；3、共同體成員廣泛共有的價值；4、共同體成員在問題解答時共同使用的范例。范式的建立是一門學科成熟的標志，只有通過范式提供的價值、理念、方法，該學科的共同體成員才能提出問題、研究問題、解答問題，即才能進行他們的研究，也就是解題活動。然而，由于范式的自足性、封閉性特點，它并不能總是完滿、有效地解答它所面臨的所有問題，因此反常現象（即已確立的范式所不能解答的現象和問題）從范式建立那一天起就不斷地出現，并隨著學科研究的不斷拓展和深入越積越多，從而最終導致范式危機。面對危機，原有范式無能為力，因為這屬于范式自身引起的危機，不拋棄原有范式就不會得到解決的。于是，更能解決新問題、新危機的新范式的提出、挑戰并最終取代舊范式，就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同時，由于新舊范式之間是不可通約、根本對立的，因此這種范式轉換將是一個殘酷、漫長的過程，也正是因為這樣，范式轉換體現出來的歷史發展絕不是積累式的，而是突變式的。這就是庫恩范式理論的基本思想。現在我們結合庫恩的范式思想，去構建道德教育的范式。道德教育是教育實踐者在充分了解受教育對象的基礎上，依據一定的教育目的，選擇一定的道德內容，對受教育者實施道德影響的活動。道德教育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系統，所以有人把它看作一門獨立的學科即德育學。

根據庫恩的范式理論，當某一學科的研究具備以下三個條件時，說明它已經確立了自己的范式：1、成功地聚集了一大批信奉者、實踐者；2、他們之中有共同信奉的研究信念、價值和方法（范例），以作為他們解答問題時可以不加懷疑地使用的第一原理；3、該研究留有層出不窮的有待解答的問題。范式確立后，這些信奉者就組成一個“科學共同體”，該研究也成為一個“常規科學”。依據以上三個條件，我們發現道德教育的范式意蘊是極為明顯的，它有一大批的信奉者和實踐者，研究中有共同的理念、價值和方法，還有一大堆有待解決的現實問題。那么道德教育范式由哪些部分構成呢？范式是理論的一種表現形式，因此庫恩把牛頓理論稱為牛頓范式，把愛因斯坦理論稱為愛因斯坦范式，但范式又有自身的結構與共性，而且還先于和高于所有的理論而存在③，因此牛頓理論、愛因斯坦理論又只能從屬于范式理論。道德教育范式也一樣，首先它應該適合所有的道德教育理論，其次它又超出所有的道德教育理論而處于統領和詮釋的地位。由此我們認為它由四個部分構成：1、對人性的預制；2、對教育目的的預制；3、對教育內容的預制；4、對教育方法的預制。首先，是對人性的預制。對人性的認識與預制是道德教育的前提，沒有這種認識與預制，道德教育是難以想象的。人性具有矛盾性、復雜性、易變性，而對人性的認識與預制要成為道德教育的第一原理，必定不能存在邏輯矛盾，而且還要保持一定的穩定性。為此這種認識與預制只能擇取人性的某一部分特性，并不得不忽略其他方面的特性，從而建立邏輯一致的穩定的道德教育理論前提。當這個理論前提建立后，我們只能預設它是普遍正確、不可懷疑的，否則我們就不可能在以后的研究中把它當作原理、公式來運用。因此在這里，對人性的認識與預制是給定的，我們可以給出不同的認識與預制，而不同的認識與預制會導致不同的教育理念、教育目的，從而有可能導致一個新的道德教育范式的形成。正由于人性預制的這種關鍵作用，我們把它當作道德教育范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次，是對教育目的的預制。對教育目的的預制為道德教育指明了方向，沒有這種方向，道德教育將是盲目的。道德教育可以有多個相互沖突的目的，但在范式的建立中我們只能選擇和預制其中的一個作為我們道德教育的根本目的，否則道德教育在邏輯上便不能相容。而一旦這種選擇和預制給定，它就構成道德教育不可懷疑的理論前提，同樣，只要我們對這個目的的認識和預制不同，就會導致道德教育理念和價值的改變，從而導致一個道德教育理論范式的改變。

因此，對教育目的的認識與預制，構成了道德教育范式的又一個組成部分。最后，是對教育內容和教育方法的預制。教育的內容和方法是道德教育最經驗、最實質的部分，缺乏這部分道德教育就徒有形式了。無論是教育內容還是教育方法，都是豐富多樣、甚至是相互沖突的，在道德教育活動中我們會根據對人性以及教育目的的預制，來選擇、預制一定的教育內容和教育方法，預制性主要體現在內容的選擇和主次的安排上。盡管教育內容和方法的預制并不像人性和教育目的的預制那樣具有先在性、根本性，相反它們是由后者導出的，但它們在道德教育范式中不僅不可或缺，而且也會反過來反映、體現道德教育范式，不同的教育內容和方法體現的往往是不同的道德教育范式。因此，對教育內容和方法的預制也構成了道德教育范式的另外兩個組成部分。之所以認為道德教育范式由這四個預制構成，是因為這四個預制正好勾勒出一個完整的道德教育理論，它系統地回答了我們出于何種目的，以何種道德內容，通過何種手段，對何種人施加了道德教育的活動，由這些回答構建的理論是系統、完整、獨立成科的，正因為這樣，這四個預制構成了道德教育的范式。

二、四種道德教育范式及其結構

庫恩認為，每一門學科在發展過程中都有多個相互競爭的范式，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沒有哪一個范式是永恒、萬能的，我們之所以在某個歷史階段采用某一個范式，是因為這個范式在那個歷史階段恰好比其他范式能更好地解決問題（而我們卻誤以為這個范式是唯一正確的，足以解決任何問題）。道德教育范式也一樣。我們認為道德教育領域至少存在過四種相互競爭的范式，即宗教主義道德教育范式、國家主義道德教育范式、理性主義道德教育范式，和后現代主義道德教育范式。

摘要：我國高校新文科建設以新科技革命、新經濟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為背景，旨在加快培養新時代文科人才，全面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新文科建設對商務英語課程提出了新的要求，也為商務英語課程建設內涵和建設需求等帶來了良好機遇。文章結合校本實際和人才培養需求，從確立新方案、搭建新平臺、建設課程群、創建新課堂、實施新評價等多個維度構建了商務英語課程的新型范式。

關鍵詞：新文科；商務英語；課程范式

2017年，美國希拉姆學院(HiramCollege)首次提出“新文科”這一概念。其主要做法是通過新技術將跨學科知識融入哲學、文學、語言等課程，實現文理交叉，為學生提供綜合性的跨學科學習[1]。2019年4月29日，教育部、中央政法委、科技部等13個部門在天津聯合啟動“六卓越一拔尖”計劃2.0，全面推進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建設，旨在切實提高高校服務經濟社會發展能力，同時將2019年定為新文科建設啟動年。中國新文科建設應基于社會發展新需求、學科交叉融合新趨勢與科學研究新成果，深化專業改革，加強文科專業的內涵建設[2]。商務英語課程作為普通高校外語類專業商務英語方向或商務英語專業的核心課程之一，兼顧英語語言與技能和商務實踐能力培養，在商務人才培養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長期以來，商務英語課程目標定位一直在姓“商”還是姓“英”之間徘徊。但不管側重“商務”還是“英語”，在新時代、新目標、新標準、新技術的影響下，都不可避免地迎來新挑戰和新機遇。

1商務英語課程的現實性反觀

1.1教學目標設計與教學內容實施不一致

商務英語課程的目標定位是學生英語基本功的培養、商務專業知識的系統傳授和商務職業素養的培養。根據《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外國語言文學類專業教學指南》，商務英語課程確立的教學總體目標是以“語言技能-商務知識-商務技能-商務思維-商務應用”的學習路徑為基礎，培養學生在國際商務領域綜合運用英語語言技能進行商務交際的能力[3]。商務英語課程教學內容要求按照商務活動為主要場景進行模擬教學，組織案例學習，主要涵蓋語言技能、商務知識以及主要英語國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商業文化等。從課程實際教學實施狀況來看，由于師資、教學硬件、實訓條件等的限制，這些設定目標與具體教學目標之間差距很大。在商務英語課程教學實際中，“重英語，輕商務”“重理論，輕實操”“重知識，輕文化”等問題普遍存在。

健康社會學作為醫學社會學發展的高級階段，其理論體系也包括醫學社會學的一些基本理論，如塔爾科特•帕森斯的健康和疾病理論、弗雷德森的標簽理論、福柯學派和埃利亞斯學派的理論等。本研究著重對健康社會學發展中新近出現的一些理論范式進行研究與闡釋，包括健康模式轉變理論、健康生活方式理論、健康的社會階層差異理論、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理論以及健康權與政府責任理論。這些理論雖不全是普通社會學的理論范式，但都包含了研究者對健康社會學的具體思考，同樣有著引導科學研究的先導典范作用。對于健康社會學的研究，這些理論也是一種提供典范性問題及解法的范式，至少是較低層次意義上的社會事實范式或社會界定范式。

1健康模式轉變理論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的健康狀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出生率降低、死亡率降低、期望壽命增加、人口老齡化導致慢性病的作者簡介：馮顯威，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醫學社會學。發病率和死亡率增加，這種變化稱為健康模式轉變。1964年，Stolnitz在“人口模式轉變：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一文中，全面概括了人口模式變化對人類健康狀況的影響，指出世界所有國家在其現代化進程中都會經歷這樣一種轉變過程。1971年，Omran提出“流行病模式轉變”這一術語，把人們對健康狀況影響因素的認識，從生物學因素擴展到社會、經濟及心理學方面，并建立了一套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1973年，Lemer提出“健康模式轉變”的概念，進一步強調了社會和行為因素對人類健康狀況的影響。健康模式轉變是由人口轉變和流行病學轉變共同作用的結果。健康模式轉變還會引起不同地區和不同社會經濟階層健康問題的差異和變化等。健康模式轉變包括人口模式轉變、流行病學模式轉變和健康危險因素的變化3個方面的內容。人口模式的轉變與人口老齡化。近十幾年來，我國生育率水平逐步實現了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人口模式的轉變。人口構成趨向老年化，醫學敏感人群占勞動人口的比例將從40％上升到60％，將嚴重影響人群健康模式和衛生服務需求的變化。流行病學模式轉變。伴隨著人口模式的轉變，人群死亡年齡構成變化導致了死因譜的變化，被稱為“流行病學模式的轉變”。導致流行病學模式轉變的原因主要有兩點：①感染性疾病的下降導致疾病之間的相對重要性發生了轉變；②由疾病危險因素改變引起某些疾病死亡率的絕對上升。調查資料顯示，20世紀90年代與70年代相比，我國城鄉居民傳染病死亡率下降70％，而慢性非傳染性疾病死亡率明顯上升。此外，職業危險因素等的發生，也導致了許多與行為有關的非傳染性疾病發病和死亡率的上升。健康危險因素的變化。工業化、城市化和生態破壞引起的環境污染，城市化進程和人口遷移加速，不良生活方式和行為流行，導致不同疾病的危險因素發生改變。

2健康生活方式理論：從馬克斯•韋伯(Max•Weber)到威廉•科克漢姆(Wmiam．C．Cockerham)

健康生活方式是人們根據自己的生活機會所選擇的與健康相關的行為的集合。健康生活方式的問題，要從德國社會學家MaxWeber的理論說起。在(EconomyandSociety)這本著作中，Weber在論述“共同體內部的權力分配：階級、等級、政黨”時，引入了生活方式的概念，他對生活方式的看法有助于我們對健康生活方式的理解。我們知道，生活方式是人們長期受一定社會文化、經濟、風俗、家庭影響而形成的一系列的生活習慣、生活制度和生活意識，是不同階層人群在其生活圈、文化圈內所表現出的行為方式。Weber將他的分析主要集中在階層和地位之間的差異上，他指出，階級是基于經濟的劃分，“等級是根據其貨物消費的原則來劃分的，表現為生活方式’的特殊形式”、“任何等級的社會都是靠慣例即生活方式的規則維持其制度的，因此在經濟上制造著不合理的消費條件”引。Weber認為，階層是社會生活的客觀維度，以一個人擁有多少金錢和資產作為象征；而地位是主觀維度，包括別人對其的尊重程度。一般來說，一個人的職業和受教育程度是其受他人尊重的基礎。地位群體之間的差別取決于人與消費資料的關系，社會經濟地位高的群體的生活方式，顯然與社會底層群體及中產階層群體的生活方式不同，在同一地位群體當中的成員享有相似的生活方式。Weber還注意到社會經濟狀況是決定人們特定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他用“生活機會”來解釋獲得特定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即一個人想要獲得某種生活方式，必須有資金、地位、權利和社會關系的支持。社會經濟地位處于上層及中層的群體擁有充分的資源支持他們所選擇的生活方式，由此實現健康生活方式的機會更大。但Weber也認為，雖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把不同社會階層的人相互分隔，但生活方式也可以跨越其所產生的社會經濟階層。Featherstone的研究證據表明，在當今的西方社會中，原先產生于中上階層的強調鍛煉和運動、合理飲食、避免吸煙等不健康行為的健康生活方式，已經開始傳播到所有社會階層中。美國著名醫學社會學家wili啪．C．Cockerham指出，Weber生活方式的概念也適用于健康生活方式，因為追求健康生活方式時，就是這個人在嘗試按照自己的動機、努力和能力水平產生良好的健康狀態。Cockerham概括了Weber的觀點對健康生活方式研究的重要性，并進一步總結了Weber以后的研究進展。從Weber到Cockerham逐步發展起來的健康生活方式理論，其基本概念框架可進一步概括如下6點。@Weber發展了社會學中“社會經濟地位”的概念，社會經濟地位是一個人社會階層地位的根本反映。Weber認為一個人在社會等級中的定位不僅僅取決于其收入水平，而是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及職業地位3個因素的綜合作用。②生活方式反映了一個人的社會地位。Weber認為，生活方式基于人在消費什么而不是生產什么，當選擇的生活方式是為了獲得健康時，人們的活動目標最終就是一種消費性活動，即人們努力獲得健康來達到延長壽命、享受生活和繼續工作等目的。③生活方式是以選擇為基礎的，但是這些選擇取決于個體實現某種生活方式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又取決于這個人的社會經濟環境。④特定的生活方式是特定的社會經濟群體的特點。健康生活方式似乎是上層及中層的特點，但它具有超越社會階層界限影響到全社會的潛力。⑤社會經濟地位對生活方式的選擇固然非常重要，但它不是決定生活方式的唯一因素。除了社會階層因素外，還應該重視年齡和性別等其它因素對健康生活方式的選擇。⑥一個現代文明社會的明顯標志，是無論屬于哪個社會經濟階層，人們都會在環境和機會允許的條件下接受健康生活方式。

3健康的社會階層差異理論：社會階層與健康

論文利率平滑作為貨幣政策操作中的一個普遍現象,其涵義為中央銀行在同一方向上連續微幅漸進調整市場基準利率,而基準利率的逆向調整發生頻率低而且間隔時間長｡1990年7月,美聯儲明確宣布以漸進平滑方式調整其聯邦基金利率,從1990年7月到2006年5月的15年間,美聯儲一共調整了67次利率,平均2.84個月就調整一次,其中逆向調整6次,利率調整多以25個基點進行,高于25個基點的調整僅16次｡加拿大央行從1995年1月到2006年5月,總共調整銀行隔夜拆借利率140次,更為頻繁,1996年8月以后,調整主要在同一方向變化,多以25個基點進行,逆向調整間隔時間長頻率低,也明顯具有漸進平滑特征｡其他國家諸如澳大利亞､新西蘭､英國､德國和日本等國中央銀行也都是以平滑的方式調整各自的市場基準利率｡

中國人民銀行于4月27日提高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0.27個百分點,由原來的5.58%提高到5.85%,金融機構存款利率保持不變｡此前,2004年10月28日,中國人民銀行上調金融機構一年期存貸款利率0.27個百分點,金融機構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由1.98%提高到2.25%,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由5.31%提高到5.58%｡再回顧從1996年到2004年10月,中央銀行連續8次下調商業銀行一年期存款利率以及其他相應市場利率,幅度最大為1.5%,最小為0.25%,并具有調整幅度逐漸減小的趨勢｡2004年10月28日央行上調基準利率0.27個百分點,為8年來市場基準利率第一次向相反方向的調整,2006年4月27日中央銀行又以相同幅度上調市場基準利率,因此顯示出國際上各國中央銀行普遍采用的具有前瞻性和規則性的利率平滑操作模式正逐漸進入我國中央銀行的視野中來,成為我國中央銀行遵循貨幣政策操作規則進行貨幣政策操作的新范式｡

一､利率平滑的操作機制

根據定義,可以把“interestratesmoothing”翻譯成利率平滑｡筆者以為,較之翻譯成“微調”更為恰當,“微調”只能表達一次性的小幅調整,表達不出同一方向上連續調整的含義,而平滑不僅表達了每一次微幅調整利率的含義,還表達出利率調整的規則性､方向性和連續性｡利率平滑的理論基礎或其操作機制是基于中央銀行進行貨幣政策操作以保持產出缺口和通貨膨脹的穩定所形成的政策規則,即經過擴展的包含利率滯后項的泰勒規則,其模型表達式為:

it=ωit-1+(1-ω)(πt+int)+(πt-πT)+φ(yt-ypt)

其中,y-yp代表產出缺口,π代表每季度末的通貨膨脹率,πT代表目標通貨膨脹率,ω､和φ為政策反應結構參數｡

范式[摘要]本文通過對《大公報》研究的梳理與分析，提煉出中國新聞史研究中的三種“范式”，即革命范式、現代化范式和民族-國家范式，并探討了三種范式的緣起背景、發展過程和總體取向。

[關鍵詞]革命范式現代化范式民族-國家范式新聞史研究

Abstract:bycombingandanalyzingtoDagongPaper,thethesishasdrawnoutthreemodelsinChinesejournalismcommunicationwhichare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andnation-statemodel.Thethesisalsodiscussedthebackground,developingprocessandgeneralattitudeofthesethreemodels.

Keywords: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Nation-stateModel,JournalismHistoryResearch

《大公報》作為“中國新聞史上壽命最長、影響最大、聲譽最隆的一家報紙”（方漢奇語），不僅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中國現代史”（季羨林語），也是中國新聞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半個多世紀以來，有關《大公報》的研究可謂層出不窮，爭議紛紛。以20世紀20年代以來的代表性評價舉例，就可以看出明顯的差異與變化：

20年代，“天津有三寶：永利、南開、《大公報》”。[1]《大公報》銷數最高到5萬份，這在當時北方各報中是少有的，北方一般報紙銷數不過幾千，上萬的就不多。[2]

政治參與是公民在政治運行過程中表達自己的思想、意圖和利益以影響國家政治決策和國家行為的活動。它是現代社會民主制度賴以存在的基礎，也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不同國家或者同一國家的不同歷史條件下，由公民政治參與心態、意識、規則、行為方式、目標模式和價值取向等諸方面所構成的參與范式是不完全相同的。政治參與范式是衡量一個國家政治參與成熟程度的標尺，也是影響政治發展持續性的關鍵變量。因此，依據國家和社會生活的實際自覺轉換和更新政治參與范式使之適應變化了的形勢，是每一個國家政治發展必須正視的基本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現了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轉移，一心一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為全國人民的共識和實際行動，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從農村改革到城市深層次全方位改革，打破了政治經濟不分的一元化從屬結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起來；以憲法為根本大法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確立，使各法律主體之間的關系及其行為步入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規范化、制度化新階段；政治體制改革在黨的領導下正在有步驟、有秩序地向前推進，黨政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國家機關內部、政企之間的關系以及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之間的關系的重組、配置，都開始朝著合理化、合法化的方向發展；公民政治參與的知識、技能也有所提高。由此決定，我國改革開放前所特有的、與社會生活實際不相一致的非常態政治參與范式也出現了向常態政治參與范式轉換的基本取向。

一、從傳統的革命型政治參與向建設型政治參與范式轉換

“革命”是本世紀80年代以前中國公民政治參與的基本形態和主旋律，也是推動社會進步和制度創新的工具性、價值性手段。革命型參與范式的特點之一是它以大規模群眾性、周期性政治運動為參與的基本形式。就其功能而言，它曾為中國社會形態的更替、人民政權的產生提供了強大的政治基礎和動力支持，但在建國之后卻給遠未成熟的政治和社會制度以沖擊和破壞，產生了巨大的負效應。特點之二，革命型政治參與以對原有的政治秩序、政治格局和政治體制的否定為取向。從維護法制的視角來看，革命型政治參與的發展進程總是有“非法”或“違法”參與和暴力或準暴力參與相伴隨。這既體現了革命所具有的質的規定性，也集中反映了人們對“革命”含義的一貫理解。對剝削制度而言，革命型政治參與是必需的，但以此來“變革”革命自身發展結果的新制度則不符合邏輯。特點之三，革命型政治參與以“先破后立”的思維邏輯安排政治運行秩序。“從亂到治”，從“大亂達到大治”被看成是政治發展必然的常態現象。因此，崇尚參與的無序性、自發狀態及其所具有的極大沖擊力，并以此作為政治跳躍式發展的先決條件便成為革命型政治參與的應有之義。改革開放以來歷史條件的變化使革命型政治參與范式的終結成為必然，取而代之的則是建設型政治參與范式。盡管這一范式離成熟狀態還相差甚遠，但其標志性主要特征卻已顯露出來。

首先，在參與取向上我國公民表現出積極的建設性心態和行為模式。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雖然其在政治體制和運行機制層面上尚不完善，但卻為現階段公民政治參與提供了制度化的基本框架和保障。從我國公民政治參與的實際來看，除1989年政治風波中極少數人提出否定我國基本制度的主張外，應該說，20年來不論是通過協商對話、建議批評，還是以新聞媒介或其他形式表達自己思想和見解的政治參與，堅持基本制度不動搖已成為一種共識。近年來，一些地方因農民負擔不合理、腐敗現象沒有得到有效遏制而出現的干群關系緊張問題，因下崗而導致的部分職工生活上的暫時困難等，都曾引發過諸如集體上訪、集會等形式的公民政治參與。盡管其參與的具體要求各不相同，但希望通過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來完善我國基本政治制度的建設性心態和行為模式則是一致的。

其次，堅持政治參與方式的合法性。以合法方式、和平手段、合法渠道進行政治參與，通過影響政府權威性價值、資源和財富的分配來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建設型政治參與范式已為多數人所認同和運用，這已是不爭的事實。它一方面是基于人們對過去所出現的“非法”或違法參與而使公民權利難以得到保障的沉痛教訓的反思，另一方面則是我國初步形成的、以憲法為核心的法律體系為公民合法的政治參與提供了制度化的準則和具有較強操作性的基本路徑。同時，歷次全國性的普法教育、新聞媒體傳遞的大量的有關信息以及人們的實踐經驗等也使參與行為合法性成為一種共識，非法參與則往往成為眾矢之的。

摘要：國際關系理論為國際法的研究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視角，它解決了國際法理論中長期以來存在的困惑，是國際法研究的新范式。

關鍵詞：國際關系理論國際法詮釋意義

國際法是隨著國際交往的出現與頻繁而產生和發展的，是國際關系發展的產物。國際關系理論為國際法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分析問題的框架，具有重要的解釋功能，它可以詮釋國際法的產生、效力依據等問題，從而消除了國際法理論中的一些困惑。

一、主流國際關系理論對國際法的詮釋

1．對國際法產生與發展的詮釋。首先，理想主義認為國際法可以保證世界和平并規范國家行為。在此推動下，戰后簽訂了一系列國際條約并成立了國際聯盟，為國際社會的穩定做出了突出貢獻。其次，新自由主義主張國際機制、規則、制度是解決國際無政府狀態的有效手段，強調經濟因素對國際關系的影響，并且注重國際制度，促成了國際經濟立法的繁榮，WTO的成立，各種經濟合作協定的制定都與此有關。再次，建構主義認為國際法屬于一種規范，即社會認同，該理論把國際法上升到觀念的高度，超越了國際法是否為法的爭論，從而使國際法作為一種規范的國際地位被廣泛接受。

2．對國際法的地位與作用的詮釋。理想主義理論認為國際法可以保證世界和平，把國際法提升到一個很高的地位來看待，這帶來了戰后國際立法的繁榮。建構主義理論提升了國際法的地位。該理論認為國際法屬于各國共同意志的表達并期待一致遵守的“社會規范”，它將對各國的國際行為模式與價值選擇產生一定的強制性效果。各國對國際法的觀念和意識，屬于“文化”范疇，是具有權威效果的非物質力量，應充分重視國際法在現代國際關系中的作用。建構主義將國際法視為觀念，超越了國際法是否為“法”的爭論，使國際法的地位提升至前所未有的位置。

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西方各國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且曠日持久的政府改革運動。盡管各國改革的性質、規模和途徑不同,但都具有一個已發展起來的共同議程,這就是“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或“管理主義”范式。這場“新公共管理”運動對于西方公共部門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理論與實踐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我國目前正處于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時期,隨著市場機制的不斷發育成熟,行政體制改革的深化以及政府職能的轉變,我國政府管理的實踐模式和政府管理研究領域(行政學)的理論體系都亟待進一步創新。因此,考察研究當代西方“新公共管理”運動的理論與實踐,借鑒其經驗教訓,吸取其理論成就,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

“新公共管理”是一種國際性思潮,它起源于英國、美國、新西蘭和澳大利亞,并迅速擴展到其他西方國家。新公共管理運動的興起意味著公共部門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領域范式的轉變。有如休斯(OHughes)在《公共行政與管理》一書中所說:“自從80年代中期以來,發達國家的公共部門管理已發生了轉變,曾經在本世紀的大部分時間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傳統公共行政管理的那種刻板(僵化)、層級官僚體制形式逐步轉變為一種靈活的、以市場為基礎的(新)公共管理形式。后者并不是一種改革事務或管理方式的微小變化,而是政府作用以及政府與公民社會關系的一種深刻變化。傳統的公共行政在理論與實踐上都已受到懷疑。新公共管理的采納意味著公共部門管理領域中新范式的出現。”①

作為政府管理研究領域的一種新理論以及新實踐模式,“新公共管理”范式有不同的名稱,如“新公共管理(NPM)”(Hood等,1991年)、“管理主義”(Pollitt,1993年)、“以市場為基礎的公共行政學”(Lan,ZhiyonandRosenbloom,1992年)、“后官僚制模式”(Barzelay,1992年)、“企業化政府”理論(OsborneandGaebler,1992年)等。盡管這些名稱不同,但基本上都表示同一種現象,即由傳統公共行政理論及實踐向新公共管理理論及實踐的轉變,并被人們描述為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領域的范式轉移。

“新公共管理”理論代表了政府管理研究領域發展的新階段,它是在對傳統的公共行政學理論的批判基礎上逐步形成起來的。傳統的公共行政學誕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70年代以前,傳統的公共行政學一直是政府研究領域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主導范式。它有自己一整套的理論、原則、假定和方法以及范式特征。按照休斯的說法,傳統的公共行政學有如下四個永久性的原則:

第一,政府組織及其結構應根據官僚體制(科層制)的原則建立,即政府管理體制以韋伯的科層制理論或模式為基礎,嚴格堅持這一原則是公共組織尤其是政府運作的最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