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倫理范文10篇

中共十六大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全局出發第一次提出社會更加和諧的戰略目標,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任務,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到2020年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九大目標和任務。〔1〕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馬克思主義在當代的發展,是我國新時期的戰略目標,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而行政倫理建設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項重要指標,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意義重大。

一、行政倫理建構的影響因素

從理論上講,行政倫理學是一門獨立的科學,有自己獨立的研究領域;從實踐上講,行政倫理的建構是一個國家一個政府自身完善的標準和途徑。綜合來看,行政倫理的建構是受多方因素制約的,主要包括一下幾個方面:

1.國家政治環境。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基本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這都表明國家權力屬于人民,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這樣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決定了我國的政治環境是良好的,人民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參與對國家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的治理,可以通過聽證等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定,而政治環境是整個行政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我國當前的政治環境有利于行政倫理的建構。

2.文化歷史傳統。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定、法律規章的制定要該國歷史文化傳統的影響,文化傳統經過歷史的積淀已經形成了一種約定俗成的、潛移默化于人內心的“規則、原則”,已經成為人們行為的一種內在法則,這些內在法則指導著人們的行為。五千年的華夏文明發展到今天,勤勞、樸實、節儉是人民頭上的光環,這些“軟規則”也影響著社會的建設和發展。〔2〕行政倫理本身就包括道德倫理因素,我國幾千年的文化積淀早已形成了君臣、父子的倫理關系,中華民族優良的道德素質更是無可置疑,這些都影響著行政倫理的建構。

3.公共行政學和行政倫理學在國際和國內的發展現狀。行政倫理學源自美國,特里•L•庫伯的《行政倫理學》至今在國內外仍有廣泛影響,其所建構的行政倫理框架、行政倫理的發展趨勢等仍有較大意義,書中的論段更是經常被引用。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整個公共行政學和行政倫理學都有新的發展,20世紀70年代末西方新公共管理運動興起,以英國為代表,通過市場化、民營化等途徑進行政府再造,提高政府的運行效率,提高政府的服務水平,提升政府對公民的回應性,把公民當成顧客把公民滿意度作為政府服務水平的重要指標。之后以登哈特為代表的新公共服務理論出現,調出了政府“劃槳”與“掌舵”的爭辯,強調政府的職能就是服務。同時,公共治理理論興起,提倡多元主體治理社會,解決社會公共問題,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治理主體,社會和公眾也是治理主體,由此,公民的主體地位更加突顯出來。這些理論先后傳入我國,國內大多學者紛紛解析,并根據我國實際情況適當發展,盡可能實現“西學中用”。行政倫理學在我國的發展從無到有,從簡單到豐富,學術成果數量和質量均程上升趨勢。以張康之教授為代表的行政倫理學者發表了大量的學術著作,《尋找公共行政的倫理視角》、《行政倫理的觀念與視野》等著作先后問世,這些學術發展無疑影響著整個行政倫理學的發展和行政倫理的建構。

我國自從改革開放以后,經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社會逐漸從農業社會轉變成了工業社會,尤其是在今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位更加證明了我國市場經濟是行之有效的。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代表了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這種改革激發了市場的活力,搞活了經濟,極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行政倫理在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在行政管理活動中,主體內部不同級別成員之間、不同崗位同事之間、不同族群同事之間、不同性別同事之間發生這樣和那樣的關系,包括利益關系、人際關系等等,所有這些關系,都離不開倫理規范的調節。”〔1〕但是伴隨著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極大提高而來的是思想上的匱乏,主要體現在社會主義價值信仰的缺失、道德標準的下降、社會規范失常,甚至是行政倫理的示范上。這些現象的存在都引發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一、當代中國的行政倫理現狀

中國歷來以禮儀之邦著稱于世。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在百家爭鳴的情況下就出現了孔子對仁義禮智信的系統論述,后世的法、道、儒等各家都不斷完善著這些價值標準,其中很多原則一直延續至今,甚至成為當前人們行為的基本準則和標準。任何一種思想的產生和發展都離不開特定的社會環境和條件,行政倫理的產生也是如此,而且會隨著社會條件的變化而相應變化,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我國目前行政倫理的現狀是基于當前中國的具體情況的,是隨著中國的不斷發展而變動的。我國目前正處于社會的轉型期,正從過去的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從人治轉變成法制、從統治型政府轉變成服務型政府,在這個歷史的轉變過程中,按照歷史的經驗來看肯定會產生轉型期的陣痛。社會的轉型肯定會損及社會既得利益集團,肯定會遭到很多人的反對。但是這種轉型期的陣痛是我們所必須承受的,只有熬過這種轉型的陣痛,才能如鳳凰涅般實現我國質的飛躍。在這種新舊交替的過程中,舊的行政倫理會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肯定有諸多傳統行政倫理所無法解釋的案例。現行的行政倫理可能會出現無法與現實對接的矛盾,這種矛盾是由先進的社會實踐環境和落后的行政倫理概念不同步引起的。我們不能阻撓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所以我們只能竭盡全力改革我們的行政倫理觀念。美國著名的行政學家格斯認為,我國目前正是處于“過渡社會的行政模式”,因此我國既會具有傳統社會行政模式的特定屬性,而且又會出現一些新的特征,所以新舊并存。雖然我國已經建立了市場經濟的秩序,但是由于長期的計劃經濟的慣性,再加上長期的封建社會的人治思想的流毒,在當前我國的社會中仍然充斥著許多問題,比如市場自由度不夠完善、市場調節機制不夠充分、領導階層的服務意識較差、權力的濫用或異化等等。在轉型期我國舊有的權力體系正在逐漸改變,但是新的權力基礎還沒有完全成熟起來,舊的權力仍會時不時地發揮作用,所以導致了我國權力機關不能有效地行使法律授予的權力,行政權力幾乎仍然能滲透到一切領域和部門,政府的管制也過于全面。這種情況下只能導致行政人員的拖沓和機構的臃腫,在上級要求、績效壓力、利益誘惑下,許多行政人員就喪失了基本的行政倫理去貪污腐化。即使能保持自身的清潔廉明,但是市場經濟以及社會轉型所帶來的文化、意識形態、利益等世俗要求逐漸合理化甚至成為社會的潛規則時,行政人員往往不能正確認識這種轉變,新的社會形勢已經遠遠超出了他們舊有的行政倫理觀念,造成了他們思想的困惑,甚至產生現實的迷茫感。

二、當前中國行政倫理現狀的對策分析

行政倫理在社會發展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雖然我國的行政倫理存在失常的情況,而且前邊分析的問題也比較多,但是這是我國在轉型期所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只有解決了行政倫理的失常和滯后問題,才能更好地規范行政權力運作,也只有規范的行政權力才能確保市場經濟的效率運行,同時還能確保社會的公平競爭。解決我國的行政倫理問題必須抓住產生行政倫理問題的根源,同時一定要民眾和政府共同努力。

(一)行政倫理制度創新

行政倫理和行政法是當代倫理學和法學研究中的熱點。行政與倫理和法律交叉融合分別衍生出了行政倫理和行政法，因此，行政被認為是行政倫理和行政法共同的基礎。行政倫理和行政法的近緣性使得兩者之間存在著天然的聯系，不可分割。然而，在現實中，二者不僅在行政實踐中被割裂開來，而且在大學的專業教育中也被割裂甚至對立起來。重法律、輕道德的教育在高校公共管理類本科生的教學中并不罕見。在公共管理類本科生培養中，加強和改善行政倫理與行政法學課程教學，實現“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理念的協調，是培養未來公共管理人才的必然要求。本文在對國內大學公共管理類本科教學中開設行政法學與行政倫理課程現狀進行調查的基礎上，提出兩門課“協同教學”的新思維，并就協同教學的具體實施途徑進行了有益的探討。

1國內大學公共管理類本科生行政法學、行政倫理課程開設情況

依據教育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公布的2007-2009年公共管理學一級學科排名，選取了包括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等參評的44所高校，通過訪問高校公共管理學院網站來獲得培養方案、教學計劃、專業簡介等，調查了行政法學、行政倫理（或行政道德）兩門課程開設情況。在44所高校中，清華大學、天津大學、北京交通大學、華中師范大學的公共管理專業并未開設本科，因此沒有納入研究范圍。在40所高校中，開設行政法學（或憲法與行政法、行政法、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法與政府）的院校共有33所院校，占調查總數的82.5%。僅有河海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廣西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河南大學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山西師范大學政法學院、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鄭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7所院校沒有開設此門課程。在開設該門課程的院校中，大部分將其列為專業主干（核心）課程，僅有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及濰坊醫學院2所學校將其歸為專業選修課。40所高校的公共管理類院系行政倫理開課率偏低，僅有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遼寧大學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湖南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西南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中央民族大學管理學院11所學校開設這門課程，僅占調查總數的26.8%，并且11所院校均將其歸為專業選修課。行政法學在國內大學公共管理類本科生中開課率較高，這與我國日益推進的依法行政、依法治國的理念是分不開的。但同時行政倫理課程開課率偏低，這種重法制而輕倫理的本科教育理念對于公共管理類本科生的培養將是極其有害的，不利于解決學生在價值觀上的矛盾與沖突，不利于培養既懂法、守法又遵從行政倫理、擁有較高道德水平的21世紀管理者。

2關于行政法學與倫理學課程教學協同化的調查

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為本科生開設了行政法學和倫理學（而非行政倫理）課程。本研究采用自編問卷調查，試圖了解行政法學以及倫理學課程教學的現狀，以及學生對兩門課程協同化教學的態度。本次調查對象為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2008級和2007級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學生。發放問卷41份，共回收有效問卷41份。調查發現，48.8%的學生同意“教師在上倫理學課程時有考慮到行政管理專業特點，并不是泛泛而談”，43.9%的學生同意“教師在上倫理學課程時有穿插與行政法學相關的內容”以及43.9%的學生認為“教師在上行政法學課程時有穿插行政倫理相關內容”。這說明，兩門課在實際教學上存在一定的協作。36.8%的學生表示“倫理學與行政法學所教授的不同價值觀會讓我感到困惑”；29.3%的學生認為“倫理學與行政法學兩門課程的教學是完全脫節”。可見，由于兩門課所代表的不同的價值取向，造成了不少學生的疑惑。65.9%的學生認為“如果倫理學在授課中配合行政法學課程的內容，我覺得效果會更好”以及75.6%的學生同意“如果行政法學在授課中配合倫理學課程的內容，我覺得效果會更好”，說明學生希望兩門課程能夠實現更好的協同。

3行政法學與行政倫理課程教學協同化的實現途徑

一就目前關于公民倫理問題的論述而言，可以從中發現兩個相互關聯的邏輯進程：一是從公民意識出發，經公民社會、公共權力的概念推演進入到公民權利的建構；二是從公民理性出發，經公共空間、公共規則的概念闡釋進入到公民責任的倡導。前者更多地著眼于歷史進程及其自由主義社會的發展成就，進而注重其理論上的啟蒙價值；而后者則主要借鑒現代國家的治理技術及其社群主義的價值觀，進而側重于實踐上的經驗價值。盡管有此區別，但其理論思考的核心支點仍是主體自由與個人權益，可以說，它們既是公民倫理實踐的基礎性背景，同時也是公共秩序良性運轉的根本前提。所以現代公民倫理一定是建立在以尊重個體價值為核心的有效公共秩序之上的。而所謂公共秩序，其本質就是指個人權利被相互平等對待的狀態，它既指通過公共政策、制度和法律所表現出來的顯性秩序，也包括人們通過基本生活信念而表現出來的隱性秩序，尤其是公共權力對處于弱勢狀態下的公民權利的主動尊重與保護的那種狀態。因為公共權力只是公共秩序的組成部分并因此而具有了保護者的地位，但并不能因為這種身份而成為公共秩序本身，否則，公共秩序就會異化為權力秩序。因此，如果不是抽象地談論公民倫理問題，就會發現它總是在公民政治意識的背景下展開的。

在中國當下的語境中，公民倫理概念具有相當厚重的社會秩序重建的政治擔當意味，公民倫理敘事與其說是一個道德哲學問題，不如說是一個歷史哲學或政治哲學問題更為恰當。因為公民倫理思想源自于西方，它與西方公民社會發展史密切相關并構成現代倫理的主流。特別是自近代以來，伴隨著人道主義對封建專制的批判日益鼎盛，人權、民主、自由、平等、正義等理念不僅成為社會革命者的理想追求和期盼，而且也被學理化為抽象的普世價值目標，從而成為后發現代化國家反抗極權主義、推動社會價值重建的文化武器而備受推崇。其中，平民身份、契約精神、個體自由、權利意識與秩序觀念等責任理性概念，在實際的社會建制過程中，確實也成為了現代社會交往與合作關系中的制度化特征。所以，有學者指出，所謂現代倫理，指的就是人民倫理和個體自由倫理［1］。可以說，中國社會現階段的發展在總體上亦符合現代倫理的基本價值取向。

眾所周知，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公民倫理價值觀在原有的集權政治體制下逐步成長起來。然而，由于中國社會轉型內在的國情特征和后現代文化意識的交互影響，公民倫理在呈現方式上主要體現為對革命理想敘事的冷漠和對現實庸常欲望敘事的張揚，這使得人們對抽象生活秩序的把握變得相當困難。于是，一種“外無法持、內無操守”的國民戾氣之象成為后威權時代的常見生活特征。其實，從公共生活角度來看，現代中國社會最主要的社會關系主要是黨內關系和黨群關系，而在其中則彌漫著特殊倫理主義傾向，這早已是社會大眾詬病體制內官僚習氣和裙帶之風屢禁不止的重要原因。特別是隨著社會交往結構變化中的“去單位化”進程的加速，個體與原有組織之間在控制與服從、權利與義務、情感與歸屬、保障與依賴等方面均出現了體制性焦慮，從而在靈魂深處對每個人的本體性安全產生了重要影響。這意味著在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社會整合方式與機制也開始逐漸失效。與此同時，信息網絡背景下主流意識形態的勉力強化與百姓日常生計的無關性日見明顯，加之道德相對主義的泛濫，而涉及公民維權的自由價值和程序正義在傲慢的權力面前又缺乏足夠的制度保障，使得再度松散化或原子化的底層社會大眾欲以公民身份參與公共生活并對公共權力結構產生真正有效的約束成為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更為重要的是，由于缺乏足夠的利益表達及其保障形式，社會利益綜合與公共政策制定主要依靠的是領導意志和專家支持，權力、資本和知識三者之間的反民主式結盟現象便難免發生，從而導致諸多領域內腐敗的易發和多發，進一步加重了普通百姓被社會精英所蔑視的主觀體驗。這意味著在現實生活中，公共秩序是一種外在的強制性且由少數人所支配的行動結構，而與此相適應的國家治理與社會動員的權力技術本來就缺乏足夠的平等協商性，從而亦使百姓的屈從感日益放大。在這種情形下，公民倫理的缺失對公共秩序的副作用就是以怨恨心理為基礎的自力救濟被迫成為常見的集體行動事件的起因，換言之，集體行動事件批量產生的背后是人們對現存順從模式的動搖與悲觀。

因此，今天我們首先需要面對的仍然是有效的公共秩序何以可能的問題，其核心是如何建構一種更為合理的權力正義論，即我們是否能夠根據三十多年來中國社會的發展和變化趨勢，來補充、修正、重構以公民倫理為基礎的國家權力敘事。這是因為國家或政府是公共秩序的基本來源。而問題的關鍵在于，對于中國社會而言，公共秩序的供給路徑一方面仍須高度依賴于政府方面的公共權力，但另一方面政府還要從統制經濟的歷史慣性中解放出來，還權于社會，并向服務型的有限政府轉變。這源于一個需要正視的基本問題：當代中國社會的公民倫理現狀，既與應然形態的理論期待隔岸相望，又與實然感受的日常周遭頗難兼容。顯然，這一現狀與現階段社會發展的實際狀況具有明顯的因果關聯，或者說，公民倫理與公共秩序的不相匹配，直接同社會關系中的下列特征相關聯，即信任結構脆弱；公正秩序紊亂；崇法觀念淡薄；價值共識缺損。之所以如此判斷，是因為人們似乎已有如此共識：權力秩序幾乎替代了自發秩序的成長及其作用，而這又源于公民社會發育的不足。中國社會幾千年的歷史進程似乎早已說明了這一點。如果認可這一結論，那么，對公民倫理與公共秩序互動性的理解，就應該著眼于對權力秩序的再認識。

眾所周知，歷史的發展為中國提供的是弱社會與強國家的關系模式，近代以來救亡圖存的嚴峻生存環境又使人們不得不將更多的期待投向政府，這就自然強化了國家對社會的干預和控制的必要性與合理性。因為中國傳統上是一個倫理本位的社會，其歷史影響表現在政治體制上的突出特征是：在權力結構上是一種典型的金字塔形結構，資源相對容易向上聚集，權力自上而下運作而自身則缺乏有效制衡，因而集權、身份、等級、人治、服從就轉化為一種德治政體文化。相應地，行政運作一方面需要靠行政強制與命令來維持，同時也需要依靠道德楷模或典型人物來激勵。因此，德治政體在實施過程中往往走向人治。也就是說，由于政治全能主義傳統，以集權方式來推行社會變革的結果只能是以另一種形式來強化集權本身。這決定了無論是在宏觀還是微觀層面上，公共權力的產生及運作都主要不是通過民意表達來授予和獲得的，這導致權力運行的相對封閉化乃至封建化或諸侯化現象比較嚴重。因此，在今天，其權力秩序特征也就自然表現為：權力結構的科層化與權力運行的人格化并存，權力與市場共同參與社會資源分配。比如，最為典型的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國有企業作為國家政策執行工具的職能和身份雖弱化了，但它們作為利益競爭實體的角色卻在強化。如銀行、鐵路、民航、石油、電力、電信、外貿、煙草、公證、保險等壟斷性行業公司，原來作為政府部門掌握的國家權力，轉化為社會權力之后，在其主管政府部門的庇護下，可以將國家權力與社會權力并用，按其主管部門權益與行業利益，制訂規章、章程和各種規定，事實上起著準法律的強制性作用。顯然，這種障礙不突破，市場公平秩序乃至公益政治秩序亦難以真正建立起來。因為國有企業所涉及的不單純是經濟活動，在其背后亦有龐大的官僚隊伍介入這一分利集團的種種可能。有研究指出：在現有政體下發育起來的市場，是嵌入既有權威結構之中的市場，各級政府及其國有資產管理機構、黨的組織部門等，實際上都有著自己的理由和渠道對國有資產管理產生影響。也就是說，國家政治權力與產權并沒有實現分離，因而政府也沒有放棄相應的剩余索取權。國家公共權力依然可以繼續以租金權力的形式索取剩余，并表現為以再分配權力分配這些國家租金。顯然，居于主導地位的公有經濟的委托—模式，仍然是國家公共權力對社會階層分化持續產生影響的制度基礎。［2］

事實表明，我國社會目前正處在較強的剛性結構之中，就權威體制本身而言，其剛性表現在兩方面。一是難以將權力的合法性基礎置于人民同意的憲政理論之上，這是開放社會條件下必須面對的公民與政體關系問題，對此而采取的任何限制性策略只是延緩了問題，將導致公共秩序背后的合法性疑問日益明顯。因為現實社會中的政治權力是通過歷史上的人民在走出災難局面過程中用跟隨行動的方式進行選擇的，它主要依賴于人們對歷史的記憶，隨著時間的流逝，投票合法性的競爭力將會大大高于“跟隨合法性”［3］。二是出于維穩的需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地位性決定了打擊官僚腐敗的主要手段是內部解決，其局部有效性既不足以平息民憤亦不足以扼制其高發勢頭，這對權力體制的正當性造成了致命性損害。這表明，當今中國政府公共性及其統一性的缺失仍十分突出：一是政府自利性對社會公共利益的侵犯，公共權力非公共運用，導致公共資源成為政府及其公職人員的私有資源；二是政府受強勢群體的支配并主要代表強勢群體的利益，從而使弱勢群體的利益得不到足夠保障。因此，民間輿論一般都認同如下結論：當今中國的權力信任危機，從根本上說，是公共生活和公民社會的危機，而對權力等級秩序的強化和對精英力量的放縱是當今中國社會公共秩序缺乏正義品質的制度性根源。

論文關鍵詞:行政倫理法制化建設

論文摘要:加強行政倫理法制化建設是進一步推進我國行政倫理法制化建設的必然選擇;是反腐倡廉、消除行政倫理失范現象的現實需要;是世界各國行政倫理管理發展的普遍趨勢。我國行政倫理法制化建設已取得一定的成績，但仍存在不少問題。進行行政倫理法制化建設必須加強行政倫理立法;建立監督行政倫理規范執行的專門機構;完善公務員行政倫理教育、培訓制度。

行政倫理就是行政領域的倫理，是指調整行政主體在國家事務的治理和管理活動中所產生的各種利益關系的，并能以善惡進行評價的行為規范，以及行政制度、體制、規則、程序等行政構件所體現的倫理精神和道德傾向(本文主要指國家公務員個體的行政倫理)。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政府的道德狀況、行政人員的道德水準、行政構件的倫理德性等對社會建設和發展有深刻的影響，為此，必須加強行政倫理建設。當前，我國公務員的行政腐敗、行政倫理失范等現象還大量存在，從一定意義上說，是行政倫理法制化建設力度缺乏所致。因此，在我國正處于進一步深化改革、體制轉軌、社會轉型的特定歷史時期，研究行政倫理法制化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加強行政倫理法制化建設的必要性分析

(一)這是進一步推進行政倫理建設的必然選擇

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加強行政倫理法制化建設有助于彌補當前行政倫理建設存在的缺陷。當前行政倫理建設的一個重要缺陷就是缺乏強制性制度約束力量的保障。行政倫理法制化不僅便于公務員知道行政倫理建設的具體內容，而且還加強了對公務員的外在強制性約束，可以促使他們遵守行政倫理規范。其次，加強行政倫理法制化建設有助于克服我國傳統行政倫理的不良影響。我國傳統行政倫理極端強調倫理道德本身的教化作用，實行以.‘情”為中心的倫理管理，把“情”擺在一首位.然后才是“理”、“法”，并且將官員個人道德修養看作是一切行為的基礎。但是單純的依賴個人修養，是不能達到重塑良好人格這一目的的。因為個人倫理道德責任畢竟只是一種軟約束，它不能有效地遏制某些個人做出違反倫理道德的行為。實現行政倫理法制化，用這種硬約束即外在的強制力量，將推動和保障倫理道德要求在行政活動中的實現。最后，加強行政倫理法制化建設有助于樹立新的行政倫理原則與規范。在我國社會轉型時期，進行行政倫理建設所依賴的社會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經濟成分的多元化，導致社會倫理道德的多元化。在這種情況下，實現行政倫理法制化，可以有效地抑制公務員違反倫理道德的行為沖動，凈化社會的倫理道德環境，彌補已經弱化了的社會輿論的力量。這就有利于新的行政倫理原則和規范深人人心，促使公務員盡快形成遵守行政倫理的心理定勢和行為習慣。

摘要

隨著政治、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特別是信息時代的到來，各種機遇與挑戰交織在一起，面對紛繁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如何提高行政效率，提升政府公共服務、公共管理水平已成為行政管理者所追求的重要目標，也是行政學研究的核心課題之一。社會的發展，無論是經濟形態、政治形態,還是文化形態的建設，都是在政府的主導下進行的，行政倫理水平的高低就必然對政府效率產生深刻的制約和影響。由于政治、經濟、文化等原因的影響，行政管理領域出現了大量行政倫理失范的現象，如何構建與時代相適應的行政倫理道德體系并應用到現實的行政管理領域中提高行政效率就顯得尤為重要。

本文對效能政府視域下的行政倫理問題進行了研究，具體來說，本文分為以下四個部分：

第一章，基礎理論概述。對行政效率和行政倫理的概念及特點進行了分析。

第二章，根據行政倫理的構成分析了行政倫理對行政效率的影響。即行政人員的道德素質對行政效率的影響、行政組織的道德屬性對行政效率的影響、行政運作的道德控制對行政效率的影響。

第三章，依據行政倫理對行政效率的影響，概括了我國當前行政倫理失范的表現，并分析了這些現象的成因。

摘要

隨著政治、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特別是信息時代的到來，各種機遇與挑戰交織在一起，面對紛繁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如何提高行政效率，提升政府公共服務、公共管理水平已成為行政管理者所追求的重要目標，也是行政學研究的核心課題之一。社會的發展，無論是經濟形態、政治形態,還是文化形態的建設，都是在政府的主導下進行的，行政倫理水平的高低就必然對政府效率產生深刻的制約和影響。由于政治、經濟、文化等原因的影響，行政管理領域出現了大量行政倫理失范的現象，如何構建與時代相適應的行政倫理道德體系并應用到現實的行政管理領域中提高行政效率就顯得尤為重要。

本文對效能政府視域下的行政倫理問題進行了研究，具體來說，本文分為以下四個部分：

第一章，基礎理論概述。對行政效率和行政倫理的概念及特點進行了分析。

第二章，根據行政倫理的構成分析了行政倫理對行政效率的影響。即行政人員的道德素質對行政效率的影響、行政組織的道德屬性對行政效率的影響、行政運作的道德控制對行政效率的影響。

第三章，依據行政倫理對行政效率的影響，概括了我國當前行政倫理失范的表現，并分析了這些現象的成因。

摘要：隨著社會的發展，服務型政府已成為近年來全球范圍內推進政府自身建設發展的重要趨勢。中國要構建服務型政府不僅需要完善政府的治理體制和工作機制，而且依賴于整個政府的公職體系和公職人員的倫理價值即行政倫理的重塑。但目前我國的行政倫理存在失范的現象，需要從人員、體制、監督等方面加以完善。

關鍵詞：服務型政府;行政倫理;失范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明確指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建設服務型政府，強化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所謂的服務型政府是一個以服務為理念，以公眾為導向，以公共利益為目標，以服務公眾和社會為核心職能，以創造必要文化發展環境和條件為根本任務，創立和發展廣泛的社會機制和公共責任機制，可以公正、透明、高效地為公眾提供滿意的高質量公共產品和服務的現代政府。構建服務型政府不僅需要完善政府的治理體制和工作機制，而且還依賴于中國整個政府的公職體系和公職人員的倫理價值即行政倫理的重塑。行政倫理的建設關乎民心向背、國運治亂和國家興衰，影響行政管理效率和管理效益的提高，關系到行政管理目標能否實現，關系到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進程和水平。

一、行政倫理的內涵

行政倫理是指行政工作人員的職業道德，它是一般社會道德在行政管理職業上的特殊表現，是行政人員在從事行政管理工作時應遵循的行為規范和道德要求。在十屆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上，同志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身份提出的“四項要求”，這可以認為是關于行政倫理規范基本內容的準確、深刻的概括：第一，發揚民主、依法辦事，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堅定不移地維護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和原則，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第二，忠于祖國、一心為民，堅持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始終做人民的公仆。第三，繼往開來、與時俱進，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學習和發揚我國老一輩領導人的崇高品德，永不自滿，永不懈怠，開拓進取，不斷前進。第四，嚴于律己、廉潔奉公，始終保持謙虛謹慎、艱苦奮斗的作風，為國家和人民夙興夜寐地勤奮工作。

二、當前行政倫理失范的原因分析

摘要：現代性作為西方公共行政的宏大敘事背景，與行政責任倫理的誕生有著直接關聯。以工具理性為特質的現代性框定了公共行政思維與實踐走向，使其走上技術化、工具化、非人格化的道路。在此背景下，一種強調價值性、主體性與責任性的行政責任倫理被提出。行政責任倫理是行政主體即各級行政組織與行政人員對社會公共需求的積極回應以及對自身行為后果的倫理擔當，它具有個體與公共、自律與他律、實然與應然相統一的特質。從對現代性危機的反思與應對的視角來看，行政責任倫理理性回應了行政的現代性危機，充分彰顯了行政的價值理性和有力地改變了行政與道德無涉的狀況。

關鍵詞：現代性；行政責任倫理；工具理性；價值理性

現代性既是對現代社會整體特征與運作機理的高度概括，也是當今時代聚焦性的問題之一。公共行政作為社會發展的一部分，它直接脫生于現代性的宏大敘事背景下，并且在行政現代性展開的歷程中，工具理性備受推崇，而與之相異的價值理性則逐漸被遮蔽和消解，效率成為衡量公共行政活動的終極價值標準，理想信念與價值信仰這類“超驗”的問題，由于不具有“工具”意義而變成“非理性”的。因此，根植于現代性背景下的公共行政是一種與價值無涉的、工具化的存在，其中，行政的工具化與行政人員的非人格化是最為典型的體現。實際上，公共行政不可能是與價值無涉的，純技術主義的偏執與純效率主義的取向使行政理論在現實中不斷遭遇挑戰，這不是公共行政發展不充分帶來的臨時性問題，而是所謂現代社會的文化特質，因而它并不會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自然而然地消失，它需要人們尋找新途徑來化解。行政責任倫理的提出正是為了應對這種問題與挑戰。因此，本文依托于現代性的背景來闡釋行政責任倫理的提出、含義與價值。

一、現代性的倫理困境：行政責任倫理提出背景

公共行政產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現代性世界，或者說，“公共行政得以實踐、研究和傳授的整體文化的特點可以概括為現代性”［1］20，可以說現代性對公共行政進行了特殊的情景預設和理念與意義的限定。那么，何謂現代性（Modernity）？概括地講，現代性指西方社會自啟蒙運動以來逐漸形成的一種“人為的”“理性化的”文化模式與社會運行機理。可見，理性化是現代性的典型特征，但是，此時的“理性”是指“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是指將特定的目的、有利于目的達成的所有可能采取的手段以及這些手段可能帶來的后果等統統納入考慮和計算之中，從而為達到某種經驗性目標尋求最為有效手段的思維方式。伴隨工業化的空前繁榮，現代性逐漸成為西方社會主導的意識形態，這種以工具理性為特質的現代性成為人類社會一種最有力量的話語體系。作為社會主導意識形態的現代性包含三個維度的內容：一是相信科學技術的力量，認為它能夠把人類從自然的限制中解脫出來，但是卻忽略了科學技術的負效應；二是認為只有科學化的研究才具有客觀性和嚴謹性，所以任何領域都有遵循“科學的”的研究程序；三是忽視對于非科學化的，但對認知和行動同樣合法的方式的關注［1］2。所以，當現代性成為社會主導的規范意識形態之后，“工具理性”不再僅僅是實現目的的工具，而搖身一變成為目的，成為衡量一切的標準，由此導致西方在解放人性的過程中又壓抑人性。公共行政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走上歷史舞臺。公共行政只重視探尋什么是達到目標的最好手段，此時在行政視域中只有“物”“事實”“邏輯”“工具”，而行政的目的意義、價值目標與倫理訴求這類“超驗”的東西。由于不符合工具理性的邏輯而變成無關緊要的存在，因此，在公共行政領域出現工具理性越位與價值理性缺位的問題，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公共行政的工具化。正如威爾遜的觀點，政治是國家意志的表達，行政是國家意志的執行，在這種政治與行政二分的框架下，行政則是與價值無涉的、純粹技術性的管理工具，它只需要執行政治決策，不需要做出價值判斷，此時，公共行政只重視事實描述卻忽視價值追求，它失去應有的價值維度，成為純粹的、客觀的、精確的“科學”。因此，公共行政本質上應該承載的價值追求即“公共善”完全被剔除。二是公共行政人員的非人格化。嚴密的官僚制設計直接抽象掉了價值因素，用專業化的系統分工和規章制度設計的框架把人隔離、定位在分立單元之中，也就是說，公共行政人員在處理公務的過程中不允許摻雜個人的主觀判斷和價值情感，猶如機器上的零部件一樣，不需要發揮主動性和創造性，只需要按照官僚制的等級層次與職位要求運作即可。此時公共行政人員作為“人”的豐富情感被抑制，主觀能動性也無從發揮。“也就是說人的特質必須適應非人的角色，人的存在價值在于他們奉獻于組織的非人格性和功能性存在”［2］。儼然，公共行政變成類似自然科學的“科學”和單純追求效率的工具化存在，公共行政人員則成為像機器一樣運轉的“單向度的人”。可見，在現代性的工具理性邏輯下，價值理性已經被排除在行政領域之外，由此導致公共行政領域出現嚴重的價值危機與人的異化問題。那么，如何改變公共行政與價值無涉的局面呢？又如何喚醒公共行政人員的價值意識與主動意識呢？唯有尋找公共行政的責任倫理視角。馬克斯•韋伯雖然建構了嚴密的、非人格化的、極具理性精神的官僚機器，但他也意識到科學理性解決不了道德判斷問題。于是，作為新康德主義者，韋伯在康德形式主義倫理學中汲取營養，找到了這種“把自身作為目的”的實踐原則（道德律），并把“一貫性”“責任感”“判斷力”“價值中立”“理性誠實”等一系列觀念寄托在公共行政人員的“意志自覺”中，而行政責任倫理正是這種“自律原則”的體現形式。韋伯的責任倫理秉承了康德的倫理傳統，是一種個體的、先在的、應然的、形式主義義務論。到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追求社會公正的公共責任倫理進入人們的視野。以弗雷德里克森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學派對傳統公共行政機械的效率觀批判與質疑，認為公共行政的核心價值不是效率而是社會公平，主張社會公平至上。社會公平既是公共行政的精神實質，又是政府的公共倫理訴求。實質上，弗雷德里克森的社會公平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同時期的政治哲學家羅爾斯影響。羅爾斯認為：“正義是社會基本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3］在羅爾斯看來，正義是現代社會最主要的問題，正義之于社會的重要性如同真理之于理論的重要性。羅爾斯所談的正義是社會正義，因此，它的著眼點和落腳點不是社會生活中細碎的小問題，而是社會的基本結構。社會正義不是一個制度或一個制度中的一部分是正義的，而是由社會基本結構所維持的背景正義。總體來說，羅爾斯的責任倫理屬于社會道義論范疇，追求社會的公平正義，強調通過制度設計和制度創新來實現。

二、行政責任倫理的理論特質

摘要：加快我國公務員行政倫理建設已經成為政府建設的新任務。公務員行為失范不僅有行政人員自身的原因，也有環境及社會因素，更有現存的行政倫理規范機制不健全的因素。因此，加強行政倫理教育，加快行政倫理立法，完善行政倫理制度建設，強化對權力的監督與制約等是加快我國公務員行政倫理建設的有效途徑。

關鍵詞：公務員，行政倫理，原因，路徑，

所謂行政倫理，就是關于“治國”的倫理。它是執政黨、國家機構和全體公務員所應遵循的倫理道德要求的總稱，融合在治理國家與公共行政的方方面面，體現在諸如行政體制、行政領導、行政決策、行政執行、行政協調、行政監督、行政效率、行政素質之中。行政倫理是影響政府行政效能、關系政府形象的重要因素，因此受到各方面的廣泛關注。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是一部規范公務員義務、權利和管理的重要法律，其鮮明的特點之一便是對公務員管理堅持監督約束與激勵保障并重的原則，從很大程度上完善了公務員管理制度，促進了公務員的行政倫理建設。

一、我國公務員的行政倫理困境。

談到行政倫理困境，歸納來說，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政治性失范，表現為權力再分配過程中的權力交易。在各類行政人員的選拔、錄用、任命方面，存在以權謀私、任人唯親的現象，甚至非法交易買賣官位。二是失職性失范，即行政人員無視自身的責任和義務，濫用職權或不能盡職盡責，表現為越位、缺位、錯位等。部分地方政府領導玩忽職守，只要經濟利益、搞面子工程，而完全不顧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忽視安全生產和公眾安全。三是經濟性失范。私自從事營利性活動。行政人員利用手中職權牟取個人私利，甚至與利益集團勾結，實現骯臟的互利。

二、我國公務員行政倫理困境的原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