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范文10篇

一、部分國家新經濟基本情況的測度

按OECD的界定，確立信息產業的定義必須依據兩條原則：第一，信息設備制造業的產品必須實現信息處理與通信的功能（包括信息傳遞與顯示），物理現象的刪除、檢測和／或記錄或物理過程的控制必須應用電子處理；第二，對信息服務業而言，產品必須使信息處理和通信功能能夠通過電子手段來實現。這兩條原則將信息產業限定為現代信息產業，即通過電子手段的信息產業，從而同傳統的信息產業如活字印刷術等區別開來。因此，根據聯合國標準產業分類第三版(ISIC-3)的框架，對信息產業的外延做出如下界定：

第一，信息設備制造業由如下生產活動部門組成：辦公、會計與計算機械生產（代碼為3000，下同），絕緣電線與電纜生產(3130)，電子顯象管與真空管及其他相關電子元器件生產(3210)，電視與收音機發射裝置及有線電話、有線電報設備生產(3220)，電視與無線電廣播接收機、音像錄制或翻錄設備及相關制品生產(3230)，測量、檢查、化驗導通等設備的生產，不包括工業加工控制設備的生產(3312)，工業加工控制設備生產(3313)。

第二，信息服務業由如下生產活動部門組成：機械、設備與耗材（僅限于前述信息設備制造業定義所涵）批發(5150)；辦公用機械與設備（包括計算機）的租賃(7123)；通信服務(6420)；計算機與相關活動(72)，由硬件咨詢(7210)、軟件咨詢與估計(7220)、數據加工(7230)、數據庫活動(7240)、辦公、會計與計算設備的維修(7250)及其他計算機相關活動(7290)組成。

據經合組織的專家測算（Pattinson等，2000），1997年，OECD信息產業有58.6萬個企業、1280萬就業人員，創造增加值1.2萬億美元(PPP)；1998年，OECD信息產業出口6200多億美元，進口6460億美元。用多變量的K-Means聚類方法，綜合企業個數、就業數、產值、增加值、R&D支出、進口與出口等數據，對上述各指標數據均齊全的14個國家應用統計軟件SPSS進行聚類分析的結果如下：第一類：美國，為信息產業規模最龐大的國家；第二類：意大利和英國，信息產業規模其次；第三類：澳大利亞、捷克、芬蘭、法國、匈牙利、日本、韓國、挪威、葡萄牙、瑞典同屬OECD內信息產業發展的第三梯隊。

信息產業大致可以分為信息設備制造業、通信業及其他信息服務業三大行業。同樣根據Pattinson等(2000)的數據，SPSS的K-means聚類分析將當前OECD信息產業發展較好的國家分為三類：第一類：服務與通信主導型信息產業國，信息設備制造業、通信業和其他信息服務業的相對比例為3.36:41.31:55.33，如澳大利亞和意大利；第二類：均衡型信息產業國，信息設備制造業、通信業和其他信息服務業的相對比例為36.29:24.9:38.82，如加拿大、芬蘭、法、德、英、美和瑞典；第三類：制造業主導型信息產業國，信息設備制造業、通信業和其他信息服務業的相對比例為73.51:20.7:5.79，如韓國和日本。

一、新經濟的概念及構成

西方發達國家自二十世紀末的滯漲現象和隨后的經濟新增長引出了新經濟概念。1992年至2001年期間是屬于美國的繁榮時期，年經濟增長率達3.6%;失業率于2000年降為20多年來最低點4.2%;通貨膨脹率維持平衡。經濟發展中將這種持續的增長高、就業率高、通脹低的現象稱為新經濟。這是融合了科技革命與金融創新并基于信息技術發明的必然產物。新經濟在發展過程中融合滲透了知識經濟與網絡經濟。知識可以分為技術型和信息型兩大類，由OECD的定義,知識經濟是基于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及使用并以現代科學技術為核心的經濟。網絡經濟則是基于網絡化的經濟。所謂的網絡化有以下三層含義：（1）現代信息資源及信息載體網絡化;（2）信息網絡下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網亦被同化;（3）這些網絡融合交織在一起形成全球信息網絡和經濟網絡。新經濟是在現代信息技術的基礎上、以知識為基本構成、以網絡經濟為主要內容的經濟，被認為是知識經濟和網絡經濟的有效結合，而新經濟也勢必朝著全球信息網絡化的方向發展。

二、傳統經濟的概念及構成

傳統經濟亦稱自然經濟。相對于商品經濟，多見于鄉村及農業社會，以社會風俗和慣例為主用于生產基本經濟問題的解決。在協調人類與環境的關系時，通過資源—產品—污染排放的單向線性開放式過程，這種模式的應用，在工業的快速發展中，會因生產規模的擴大和人口數量的增長，環境自身凈化能力的減弱，導致環境問題日趨嚴重，資源短缺的危機更加突出。傳統經濟模式具有標準化、規模化、效率化和層次化等特點，傳統經濟以產品生產為發展方向，以直接交易為經營方式，注重于效益的高低，以廣告為渠道，創立營銷品牌，但不以客戶滿意標準為先。盡管新經濟也重視經營效益的好壞，但它更以客戶的終身價值以及股東權益為主，營銷提倡以人為本，依靠實際行動來建立口碑，努力保持和開拓客戶資源。

三、新經濟與傳統經濟的對比

由政治經濟學理論可知，擴大再生產有外延式和內涵式之分。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于二十世紀實現了由大量原材料加工到技術設計和應用的轉變：從資源到信息的加工轉換，從物質資料到知識和智能應用的轉換。這種轉換過程延續了內涵式擴大再生產的橫向發展過程,實現了傳統經濟向新經濟的轉變。新經濟的生產方式則是內涵式擴大再生產的縱向發展過程,是引領擴大再生產的最優形式。

20世紀90年代，在“新經濟”的有力推動下，美國經濟不僅保持了長達10年的高速增長，而且在經濟增長、失業和通貨膨脹之間出現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最佳組合，即高增長、低失業和低通脹同時并存。然而，好景不長，從2001年第一季度開始，美國經濟走勢突然發生逆轉，經濟增長率持續大幅下滑，失業率節節攀升。美國經濟形勢的這一轉變，標志著“新經濟”擴張階段的結束和衰退階段的到來。事實證明，“新經濟”的發展雖然可使經濟周期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但它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經濟周期本身，那種認為“新經濟”可以消除經濟周期的觀點是沒有現實依據的。

一、“新經濟”與經濟擴張

根據標準的經濟理論，不論短期或長期，總產出都是就業量的函數，而且在達到充分就業的最大產出之前，總產出都是就業量的增函數，即總產出隨就業量的增加而逐步遞增。因此，從理論上看，在達到充分就業的最大產出之前，經濟增長與失業是負相關的，經濟增長越快，失業率就越低，反之則反是。但是，和經濟增長與失業的關系不同，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的關系是不確定的。如果出現需求沖擊，則高增長伴隨高通脹；如果出現供給沖擊，則低增長伴隨高通脹。因為失業與經濟增長負相關，而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的關系不確定，所以，失業和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同樣是不確定的。這樣，在經濟增長、失業和通貨膨脹之間，就可能出現三種不同的組合。第一種組合：高增長，低失業，高通脹；第二種組合：低增長，高失業，低通脹；第三種組合：低增長，高失業，高通脹。其中，前兩種組合比較常見，而且一般說來，第一種組合出現于經濟周期的擴張階段，第二種組合出現于經濟周期的衰退階段。第三種組合則極為罕見，只出現于20世紀70年代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滯脹”時期。然而，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從1991年3月走出戰后第九次衰退期到2000年12月，已持續增長了117個月，成為1854年以來美國經濟史上持續增長時期中最長的一個。而且，20世紀60年代以來，只要美國經濟增長率保持在2.25%~2.5%，其自然失業率就會維持在5.5%~6%的水平。但在最近一輪經濟增長中，1992~1999年美國GDP年均增長率高達3.6%，1996~1999年更是高達4.1%，而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則持續走低。1992年美國的失業率為7.5%，之后就逐年下降，1999年全年只有4.1%，2000年1~9月進一步下降為4.02%，創1969年以來的最低記錄。通貨膨脹率在1990年為5.4%，而1991~1999年平均僅為2.6%。美國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一高兩低”的良性運行態勢，標志著在經濟增長、失業和通貨膨脹的關系中出現了第四種組合，即高增長、低失業、低通脹的同時并存。這種組合是經濟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也是標準的經濟理論所不曾分析過的。

美國新一輪經濟擴張階段中呈現出的“一高兩低”的運行態勢，與“新經濟”的發展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如前所述，“新經濟”是以知識經濟為基礎的。知識經濟不同于物質經濟的一個重要方面，在于知識產品的生產呈現出成本遞減的特點。眾所周知，任何產品的生產都離不開知識。因此，知識產品與物質產品的差別，不在于產品中知識與物質成分的有無，而在于產品中知識與物質成分的比重不同。物質產品的物質含量相對較高，知識含量相對較低，而知識產品的物質含量相對較低，知識含量相對較高。知識產品的知識含量相對較高這一事實，說明知識要素的投入在知識產品的生產過程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知識要素的投入主要發生在知識產品的研制和開發階段，知識產品一旦研發成功，就可用很少的可變投入生產出來。因此，知識產品生產中固定成本的比重相對較大，可變成本的比重相對較小。因為單位產品的固定成本是隨產量的增加而不斷降低的，而知識產品生產中固定成本所占的比重大，其推動平均總成本下降的影響超過了報酬遞減規律推動平均總成本上升的影響，所以，知識產品的生產呈現出平均總成本一直遞減的特點。反映信息技術功能價格比的摩爾定律表明，計算機硅芯片的功能每18個月翻一番，而價格則以減半的速度下降。1991~1996年，計算機微處理器的生產成本從每秒百萬條指令（MIPS）230美元下降到342美元，下降幅度之大、速度之快是任何傳統產業所無法比擬的。導致知識產品生產成本降低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工人實際工資的提高相對緩慢。信息產業是勞動生產率極高的一個產業。從1995年以來，美國的勞動生產率平均增幅高達2.8%，其中一半以上要歸功于信息技術產業。信息產業不僅自身勞動生產率高，而且信息技術在其他產業的廣泛運用，還提高了傳統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如大量使用計算機的制造業，其勞動生產率的增幅由20世紀80年代的3.2%提高到90年代的5.7%。在勞動生產率迅速增長的同時，美國工人實際工資的增長卻比較緩慢。而實際工資的增長低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必然導致知識產品生產成本的降低。

知識產品生產成本的下降對總體經濟運行的影響，可用標準的宏觀經濟模型來說明。在價格水平不變的情況下，生產成本的下降意味著生產者的利潤增加，因此，生產成本下降會使生產者在每一個價格水平下的商品供給數量增加。換句話說，生產成本的不斷下降會導致短期總供給曲線不斷向右移動。另一方面，總供給的增加意味著國民收入的增加，而國民收入的增加又會導致總需求的增加，所以，短期總供給曲線的不斷右移又會導致總需求曲線的適應性右移。短期總供給曲線和總需求曲線同時不斷右移，從長期來看，就意味著經濟的高速增長，失業率下降，通貨膨脹率下降或保持在很低的水平。短期總供給曲線和總需求曲線同時右移導致“新經濟”擴張階段出現的機制，還可更方便地用菲利普斯曲線的移動來說明。眾所周知，短期菲利普斯曲線是負傾的，反映失業率和通脹率之間存在負相關的關系。因此，短期總供給曲線和總需求曲線同時右移的過程，也就是短期菲利普斯曲線不斷左移的過程。因為失業率和通脹率長期同時下降，所以，作為短期菲利普斯曲線移動軌跡的長期菲利普斯曲線是正傾的。短期菲利普斯曲線沿長期菲利普斯曲線不斷左移，說明總體經濟持續保持高增長、低失業、低通脹的運行態勢。因此，美國“新經濟”的發展不是說明菲利普斯曲線失效，而是說明長期菲利普斯曲線具有罕見的特殊形狀。

二、“新經濟”與經濟衰退

2014年經濟進入“新常態”以來，國家出臺了一系列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的改革措施，積極引導企業實施轉型升級，創新發展，穩定發展。但作為經濟支柱的實體經濟仍面臨財稅政策調整，產能過剩等客觀變化，迫使企業轉型升級，而作為企業管理的核心環節財務也必將積極應對企業轉型，助推企業發展。外部客觀因素迫使企業實施財務轉型，企業內部管控需要財務轉型，推動企業財務轉型的因素歸納起來有以下幾方面。

國家宏觀經濟形勢的影響。國家經濟進入新常態以來，經濟發展調整為中高速增長，“三去一降一補”的大政策背景下，大部分實體經濟，特別是基礎工業、基礎建設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發展動力不足，盈利能力持續下降，企業必須以“先活下來，再謀發展”的思路實施業務轉型；同時實體經濟所處的各行業也必將隨著國家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而調整，行業門檻提高，安全、環保等重大因素的變化使各行業不得不重新“洗牌”，從而導致公司業務復雜程度增加，產業鏈延伸、客戶群體發生重大變化，財務風險控制難度巨增。國家貨幣政策調整。國家經濟工作會上提出了防風險、去杠桿的工作要求，以便資金回表投向實體經濟，但由于經濟發展仍還存在很多不確定性，企業發展仍處于低部區域或經營風險相對較高的階段，表外資金回表后，銀行基于風險的考慮，仍不愿意配置資金到企業信貸，或者說即便是配置也會增加各種條件，提高信貸的門檻，從而導致實體經濟在短期內無法配置充足的信貸資金，這與企業轉型、穩定發展對資金需求的進一步擴大相違背的；另一方面，受國際資金成本及國家信貸政策影響，企業融資成本不斷攀升，財務融資難度加大。融資難度的增加及融資成本的上升都對傳統財務管控模式提出了挑戰，急切需要新的財務管理模式誕生。

稅制改革使企業財務面臨內控挑戰。1994年國家稅制改革簡化、規范和統一了我國稅收體制，同時建立了增值稅為主體稅種的地位，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國民收入結構的變化，特別是二、三產業的發展，1994年稅制阻礙了經濟轉型，出現了稅制失衡，所以國家提出了一系列轉換稅制結構、公平稅收負擔、立稅清費等措施。“營改增”成為了我國稅制改革的又一里程碑，它不僅是一項重要的稅制改革，更是一項重要的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改革，有利于完善稅制，構建公平、統一的稅收環境，提升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引導作用，營改增以降低實體經濟稅負，激發實體經濟發展為目的，為此國家甚至增加財政赤字率用于降低企業稅負，但國家通過財政降低企業稅收負擔的空間是有限的，真正稅負的降低還依賴企業通過業務上下產業鏈的規范得以實現，為此給企業財務從事后算賬的模式提出了挑戰，要求財務必須從事前開始規范業務，延伸核算和管理環節。另一方面，國家在通過營改增、資源稅改革、小微企業稅收優惠等措施，激發新的發展活力的同時必須通過新稅種補充和引導經濟、投資的走向，環境保護稅等新稅種必將運營而生，為此企業財務必須積極適應稅收環境，合理調配公司資源。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對國家而言是都是一柄雙刃劍，帶來經濟利益的同時，也面臨巨大的挑戰，對于企業仍然如此。雖然國家在外匯政策上強調保持平衡，但這依賴經濟，特別是實體經濟的良性發展和供求市場的平衡，國家也在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機制，但外匯市場的不確定性也同樣給涉足國際貿易、海外投資的公司帶來巨大的壓力和風險，同時還面臨海外投資管理、海外財稅法律政策、國家對外海投資監管政策的變化與調整等諸多挑戰，因此企業發展必須要建立一個全球化的財務支撐體系以滿足企業國際化發展的需要。

大數據、信息化、智能化的發展。政府“瘦身”，減政放權，政府工作效率提高了，企業的“自主權”變大了，但隨著大數據、信息化發展也使企業整個經營狀況“大白于天下”，同時監察技術、監管手段越來越精準，使企業不得不以更規范的內控，更強的自律防范財務風險；另一方面，信息化、智能化使會計核算逐步實現模式化，甚至達到以人工智能就可以完成基本的會計核算，所以以算賬為主的傳統財務必須必將轉型，以適應復雜的業務模式，并以業務分析、業務運行的監控為重點，更多的回歸財務決策、分析職能。業務模式需要財務轉型。新經濟形勢下，企業為了持續發展，必須不斷通過并購、重組、建設等擴大規模，而在這個過程中，傳統的以事后記賬為主的財務無法支撐并購、重組等業務需要；同時現代企業發展一般都為多元化方式，而傳統財務是以特定業務，甚至特定環節實施財務核算，不能適應多元化和全產業鏈的業務模式，更缺乏決策的引導性和經營的參與度，制約了財務職能的發揮，影響了企業的發展，因此業務模式的變化需要財務轉型的支撐。

綜上所述，國家宏觀政策在不斷的調整和規范，企業要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生存和發展，必然需要轉型，適應環境的變化，企業的轉型必然帶來業務的變化和管控要求的調整，而以事后算賬的傳統財務管理模式無法支撐和適應，為此必將建立以業務全過程控制，以信息化為手段的財務管控模式，實現財務與業務的有效融合，從而實現財務管理向企業價值管理的轉變。

參考文獻：

【摘要】知識經濟管理主要體現在新經濟時代中的企業競爭力提升、圖書館管理、企業管理等方面。知識經濟管理儼然成為了企業經營發展的重要管理模式，借助新經濟時代生產關系變化、經濟模式改善、測量知識重疊等特征，積極帶動了企業管理目標、組織結構、管理思想等方面的科學化發展，為企業經營發展保駕護航。

【關鍵詞】新經濟時代；知識經濟管理；發展

一、知識經濟時代特征概述

知識經濟是依托新經濟增長理論產生的，是新型經濟形態更是新的世界時代。是圍繞知識形成的新型經濟發展形式，其特色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首先其更加注重知識本身，任何經濟活動中的知識都是無法測量的，大部分內容也無法量化、論述。但知識經濟可量化以往經濟活動中無法量化的元素，對此測量知識重疊性特征凸顯。其次生產模式、關系、環境出現變化，經濟全球化下的經濟模式，轉變了生產模式，致使生產關系變化，生產管理類型的劃分也需要及時調整。同時外部整體形勢轉變，企業競爭加劇，知識經濟可為企業競爭力的提升增添動力，轉變競爭模式。最后企業投資方面，更注重投資分析、科學評判等工作，現代的經濟投資依據性更強，根據科學分析整理的投資分析報告展開投資活動，一改了傳統依據外界經濟環境變化主觀性投資的弊端，經濟模式也隨之優化。

二、知識經濟管理應用于新經濟時代實踐

（一）企業競爭力。知識對企業市場占有率的提升有著現實意義。企業經營發展注重核心競爭力的強化，而創新是提升企業發展優勢的主要影響因素，但創新需依附知識、才能等元素產生，同時也會存在風險。知識經濟管理的引入，有效規避了企業創新風險，重點凸顯企業發展優勢，提升了企業核心競爭力，可見兩者間的關聯性。基于企業核心競爭力、知識經濟管理間的關聯性角度分析，前者豐富了后者的屬性，后者實踐強化了前者，也可以通過后者指明前者發展方向。（二）圖書館實踐。在新經濟時代，知識經濟管理也帶動了圖書館核心競爭力的提升。基于圖書館角度分析，在提供知識內容的同時，可服務于知識的整理、收集，為企業知識經濟管理實踐提供了便利。知識經濟管理對圖書管理活動展開有著突出貢獻，尤其是在信息技術的支持下，使圖書管理智能化、數字化、信息化成為了可能，提高了圖書館管理水平。高效的圖書管理，結合知識經濟管理，加速了新經濟時代下企業持續發展、創新的步伐[1]。（三）企業管理方面。企業施以知識經濟管理，可實現內部數據信息共享，以及信息內容的透明化、系統化，利于企業文化建設、數據庫完善。在新經濟時代，企業應明確自身發展需求，確保知識經濟管理能夠幫助企業優化管理體系，促使企業科學化管理。知識經濟管理屬于新型企業管理模式，對企業數據整合、人力資源優化配置有積極作用。鑒于其直接決定企業核心競爭力提升成效，對此引用知識經濟管理利于企業穩定發展、良性運作，以及市場競爭力的提升。

本文作者：王曉菊工作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1923年春，大部分省份的農民將注意力集中在田間勞動和多少令人期待的收成上，對蘇維埃政權態度友好。各地富農雖然敵視蘇維埃政權，但多數情況下并不公開表露。在邊疆地區，尤其是伊斯蘭居民較集中的地區，富農和神職人員具有一定的影響。然而，農民與蘇維埃政權之間的關系并不穩固。由于稅賦沉重、工農業產品剪刀差擴大及對農民的不公正待遇等原因，農民對黨和政府的態度有出現逆轉的跡象。為了鞏固蘇維埃政權，蘇聯中央和地方政府對農村居民的消極情緒迅速做出反應，主要措施是修正農村稅收政策，減輕農民稅收負擔。1923年5月10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蘇聯人民委員部頒布法令，實行統一農業稅。統一農業稅是每年根據農戶的耕地數量和收成情況向農戶征收的單一稅賦，以取代先前名目繁多的稅種。該法令規定，凡從事農業生產的居民均須納稅，統一農業稅以實物、貨幣或兩者并用的形式征收。在糧食生產僅能滿足當地消費的北方和東西伯利亞等地區，統一農業稅以貨幣形式征收。次年6月，蘇聯政府頒布法令，因繳納統一農業稅而致貧的農民可享受一定的優惠政策。日益尖銳的城鄉關系問題使國家最高領導層焦慮不安。1923年沃羅涅什省瓦盧伊斯科縣的價格關系反映了中央黑土地區的價格剪刀差情況：1俄磅③糖兌換35普特④黑麥、1.5俄磅鯡魚——1普特黑麥、1.5俄尺⑤印花布——1普特黑麥、1升煤油——12～13普特黑麥。不合理的工農業產品剪刀差使農民蒙受巨大損失，1923年農民損失約一半的收入⑥！由于工業品價格的過度上漲和因糧食豐收而造成的農產品價格的急劇下跌，1923年10月蘇聯爆發了劇烈的工業品銷售危機。1923～1924年，政府被迫采取緊急措施，將工業品價格下調23.3%。但實際上，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始終是新經濟政策時期難以克服的嚴重問題。1923年秋，蘇聯相當多的省份經濟狀況不佳，加之已開始征收統一農業稅，農民的經濟狀況有些惡化。許多省份上年收獲的糧食已無剩余，許多農民的生活每況愈下。這種情況出現在31個省份，其中包括西伯利亞的阿爾泰省和遠東的4個省份。這些省份的農民因害怕歉收而賣掉牲畜，以儲備糧食。西伯利亞與遠東的貧困農民希望遷移到其他地區居住。北德維納省和沃洛格達省的農民也向外遷移。維亞特卡省的農民渴望移居西伯利亞。由于工農業產品價格失衡，農民的經濟狀況難以改善，中農和貧農進一步貧困化，富農加緊對他們的奴役。到1923年年底，大多數省份的農民懷有不滿情緒，捷列克省、阿穆爾河沿岸省和外貝加爾省的個別鄉村甚至發生起義，正在消退的土匪活動也有卷土重來之勢。城鄉脫節對農民的社會情緒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農民們在黨外群眾會議上抱怨說：城市生活恢復到一戰前水平是以農村的嚴重貧困為代價的；蘇維埃政權更關心城市，對農村只是一味地征稅，等等。農民的政治訴求明顯增強，建立“農會”的意識日益強烈。1924年5～6月，廣大貧農因瀕臨破產而騷動不安。薩拉托夫省的貧農說，“除了貧窮之外，蘇維埃政權什么都不會給”。西北省份的貧農說，“蘇維埃政權對殷實農民來說是好的”①。在土地規劃過程中，農民們采取了一系列行動。受富農分子的宣傳鼓動，農民們對地方當局進行抵抗，甚至毆打警察。奧廖爾省的農民說，蘇維埃政權的政策同斯托雷平的政策沒什么兩樣，只不過是贖買土地變成了高額稅收。在新糧收獲前，沒有存糧的貧農只能向富農借糧食和飼料，往往要受富農的奴役。有些村子甚至將全部土地交給鄰村的居民耕種，條件是對半分成。另外，歉收的威脅引發一股狂熱的宗教情緒，各地農民紛紛邀請牧師做祈禱。許多省份的俄共（布）基層組織和鄉執委會對此類活動進行了干預，不允許舉行宗教游行（如坦波夫省、頓河州等）。神職人員利用農村的情緒，以“神靈顯圣”的形式吸引成群結隊的朝拜者。科斯特羅馬省出現大規模朝拜活動，因為人們傳說“圣帕霍米耶”（СвятоеПахомие）掘出的水井能神奇般地治愈殘疾者②。1924年秋，在俄羅斯許多產糧區出現歉收的情況下，因過多征稅、不合理的價格政策而誘發的不滿情緒進一步升溫。農村地區到處在傳言，列寧的逝世導致國家領導人之間的矛盾和摩擦，這成為政治騷動的強力催化劑。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的秘密報告指出，農民中間的激進情緒在全面、迅猛地增長，各地農民普遍表現出在各級政府中選派代表的政治意識。在當時進行的蘇維埃選舉中，農民們提出了“自下而上地改選”、“平等、直接和無記名投票”、“蘇維埃的農民代表和工人代表平均比例”、“享有與工人平等的選舉權”等要求。農村居民對蘇維埃政權的歧視性政策無比憤慨。與此同時，“宗教熱”幾乎遍及農村的每一個角落，這在糧食歉收的地區表現得尤為突出。神職人員充分利用這種情緒和歉收的形勢，組織大型宗教游行，加強反蘇維埃的宣傳鼓動。特別是在烏克蘭，宗教運動廣泛展開，教派和東正教團體越來越多。宗教界的宣傳鼓動往往充滿政治色彩，如反對共產黨員，反對（烏克蘭）貧農委員會，反對猶太人等。農村的社會情緒引起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1924年秋，俄共（布）提出“面向農村”的著名口號，號召國家機關及一般單位和個人更多地關注農村和農民的需求，并著手在農村實行一系列相應措施。農民們對“面向農村”的口號產生濃厚興趣，盡管他們對其真正含義有著不同的理解。“重建蘇維埃”（Оживлениесоветов）成為農業改革的中心思想，旨在加強黨外農民在地方蘇維埃機關中的作用及在一定程度上擴大地方蘇維埃的權限。但是，在“面向農村”框架內對農民的讓步并沒有觸動蘇維埃機關的形成機制。顯然，對于理順城鄉關系、緩和農民情緒來說，“面向農村”的口號實際上無濟于事。僅僅過了一年，“面向農村”的路線就不再實行。1925年1月，蘇聯中央情報機構向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及組織部提交了《關于農民與工人階級之間對立的表現》的報告，其中指出：最近幾個月一些省委和農民寄來的材料都強調，農村居民對工人和共產黨懷有敵意。農民們說，城市居民擁有良好的物質條件，拿著高工資，每天工作8小時，享受社會保險、醫療、學校教育和城市文化資源。農民們特別氣憤地表示，許多領導干部拿著豐厚的薪水。他們認為，“城市資源的所有外部表現（汽車、劇院、城里人的貴重衣服）均為共產黨員所享用，并以此為根據，明確地談論黨的官僚腐敗、黨從誠實的共產主義革命者群體變成了靠農民養活的最高特權階層”③。20世紀20年代中期，農民各階層的不滿情緒不僅表現在經濟方面（要求減少稅收、降低工業品價格等），而且表現在政治方面（要求改變國家的農業政策、創建農會、建立農民黨、取消選舉權的限制、社會革命黨等其他黨派的活動合法化）。1925年1月，斯大林在莫斯科省黨員會議上指出，蘇維埃政權面臨著失去同盟者的危險，農民可能轉變成蘇維埃制度的積極反對者，可能導致“蘇維埃政權的徹底失敗”①。

20世紀20年代后半期，各地農民對政府的價格政策更是怨聲載道。沃羅涅什省的農民說：“從前買1件襯衫只需1普特糧食，如今卻要4～5普特，買1雙長筒靴甚至要15～20普特糧食。”②托木斯克區的一位中農說：“蘇維埃政權搞投機活動：1副手套就要4普特糧食，沙皇時代1副手套只賣25戈比。”③農產品價格過低無疑給蘇聯的糧食收購帶來巨大隱患。1927年夏，糧食收購再次出現危機的端倪。1927年年末至1928年年初，蘇聯歷史上有名的“糧食罷工”運動終于爆發。農民們決定把糧食先存放起來，待糧價上漲時賣出。下伏爾加邊區巴拉紹夫地區新波克羅夫斯克村的一名富農擁有2000普特糧食（僅交給糧食收購站50普特），做糧食投機生意。他在農民中間說：“只有傻瓜才把糧食白白地交給國家，你們這些男子漢，要把糧食磨成面粉再拿到市場上出售，那樣會更好……”這句話反映了當時農民的普遍心態。一些富農和富裕農民散布有關政府將采取非常措施、饑荒和戰爭不可避免等言論，號召農民們把糧食藏起來④。“糧食罷工”運動造成極其嚴重的后果，蘇聯一些大城市出現了食品脫銷斷檔的情況。政府部門緊急采取憑票證供應食品的辦法。1928年許多地區啟用糧食供應卡；1929年2月14日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對糧食實行憑票供應；1928～1929年度，對食油、肉、糖等其他商品也實行了憑票供應。斯大林將糧食收購危機僅僅歸咎于富農的囤積居奇、投機倒把等行為及小農經濟的先天弱點。1928年年初，斯大林親臨西伯利亞產糧區進行農業考察。其間，他建議以“非常措施”解決糧食收購危機，也就是運用俄羅斯聯邦刑法第107條，將拒不繳納余糧的富農繩之以法，強行奪走農民手中的糧食。4月6日至11日，聯共（布）召開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主要議題之一是糧食收購問題。6月1日至5日召開全蘇集體農莊莊員代表大會也是為了解決糧食問題。此時，蘇聯的行政命令體制已基本確立，并被不斷地加以運用。在實行“非常措施”的過程中，各地出現了許多過火行為，這一方面嚴厲打擊了富農階層，另一方面也嚴重侵犯了廣大中農的利益。農民們紛紛抱怨說，“新經濟政策正在被廢除”，“余糧收集制正在恢復”⑤，等等。強制性糧食收購標志著新經濟政策已接近尾聲。1929年1月，糧食收購行動基本結束。從這時起，蘇聯對有存糧的農民展開清洗。這一行動只是取得了短時間的效果。農民交了糧食，但他們的自我保障來源和本地商品流通也隨之減少。糧食定量卡的實行意味著農民們難以從城里購買糧食。同年春，廣大農村地區的貧困居民忍受著饑餓的煎熬。“糧食困境”籠罩著列寧格勒州、中央地區的不少省份、斯摩棱斯克省、烏克蘭南部一些地區和遠東的許多地區。食品中使用糧食代用品，面粉中添加搗成粉的三葉草根和干的樺樹皮、麩子、油粕、燕麥、野豌豆。無數人患上胃病，身體開始腫脹。餓死人現象時有發生，斑疹傷寒四處蔓延。農村的社會形勢異常緊張。貧農和貧困化的中農對蘇維埃政權所偏愛的城市工人充滿怨憤。中農和貧農對那些靠糧食危機發財、到處收購牲畜、簽訂奴役性借糧契約的殷實農民頗為不滿。農民們聚集在區執委會那里，要求分給他們糧食、準許自由買賣、允許派人到糧食多的地方采購糧食。痛打基層蘇維埃機關公職人員和糧食分配委員會委員、火燒糧倉、盜竊糧食的事件屢見不鮮⑥。早在1927年，大多數農民已將工農聯盟的口號看成“虛偽的、欺騙性的宣傳”。此前，農民主要對職員表示不滿，如他們說“職員不穿帶補丁的褲子”、“應取消所有職員的薪水”等等。后來，不少農民開始對工人也表示不滿，說“他們得到的很多”、“他們吃的是面包和肉，但每天只干8小時活兒”等等①。農民認為，工人的勞動強度較小，受教育機會較多，農民與工人平起平坐的希望只是泡影。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已蛻化為特權階層，農民則是二等公民②。農民寫給中央和地方黨政機關、蘇維埃機關及報紙雜志社的信件表明，農民認為政府的農村政策不公正。他們說：“政權是我們的，權力是你們的。”“讓國家把我們的土地拿走，我們像雇傭工人那樣工作8小時，只要供我們吃穿，不給工資都行。”③農民們的上述看法不難理解。新經濟政策時期，免費教育、免費醫療及社會保險、退休保障只惠及城里的工人和職員，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居民被排除在外。當時，農村地區的醫療機構、兒童機構和其他服務設施極其匱乏。為了彌補這方面的不足，蘇聯政府在農村地區經常舉辦“清潔周”、“洗澡周”等活動。再者，廣大農民的經濟負擔較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時期雖明顯減輕，他們多方面利益卻缺乏保障，尤其是政治利益沒有得到保障。蘇聯在宣布實行工農聯盟的路線之后，沒有真正地擴大農村居民的政治權利，如消除蘇維埃機關選舉中的權利不平等現象等。20世紀20年代末，喀瑯施塔得水兵起義時出現的口號——“沒有布爾什維克參加的蘇維埃”在農村再度流行。農村民眾對政府強制征收糧食、對工農業產品剪刀差以及對當地共產黨員、貧農委員會和民警機關的專橫、酗酒和受賄行為甚為不滿，他們在相當程度上匯聚成一股強大的反對力量。特別是在一些不保護群眾利益的地方，農民的對抗情緒十分強烈。中央工業區、商品性農業省份、西伯利亞成為政治不穩定的地區。

摘要：隨著我國農村經濟的不斷發展，農業對于我國的經濟發展顯得越來越重要。如何在新經濟時代下依據我國農村經濟發展背景來確立適宜的管理方法，也是當前促進農村經濟改革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本文將從筆者所在的河北省唐山市樂亭縣作為具體例子，對當前如何更好的做好農村經濟管理工作和創新措施進行分析和研究。

關鍵詞：新經濟時代；農村經濟管理；創新

一、新經濟時代下農村經濟管理創新的發展現狀

近年來，樂亭縣深入推進農產品質量安全縣建設，一是實施土肥管理。在姜各莊、馬頭營、樂亭鎮、中堡鎮和閆各莊等鄉鎮設立5個耕地質量監測點，檢測耕地質量變化；開展農企合作推廣配方肥活動，建立配方肥經銷網點14個，年推廣配方肥4.9萬噸以上；建立馬頭營和汀流河2個萬畝示范片，全面推廣測土配方施肥、秸稈還田、節水灌溉、病蟲害綠色防控等技術，示范應用水肥一體化技術，在萬畝示范片內開展節肥節藥模式探索、示范展示和效果監測。二是推廣綠色防控。截止到現在，全縣共建設蔬菜綠色防控基地7個，國家級綠色防控基地2個，其中新建鴻春農業部綠色防控基地1個，大田作物統防統治面積完成5.5萬畝，全縣12.4萬畝小麥完成病蟲害防治。三是開展農產品質量檢測。嚴把基地準出市場準入關，每月例檢抽取樣品400余個，上半年自身檢測及接受市場委托檢測樣品共2262個，合格率99%以上。完成新寨撒馬店艾旭合作社、湯家河雷剛合作社二維碼質量追溯系統的應用工作。四是加強農資市場監管。開展農資打假行動、高劇毒農藥專項治理，特別加大農資質量抽檢工作力度，從源頭加強農業投入品的監管，確保群眾用上放心農資。目前已對300余家農藥經營戶進行備案，備案率達到95%以上，檢查農資經營單位120余家，出動執法人員322人次，隨機抽取農資樣品112個。按照全市統一規劃，以農民增收為核心，以提高專業技術人員的素質為手段，調整優化農業產業結構。一是完成農業結構調整。引導農戶完成了市下達任務，實現調減籽粒玉米1.3萬畝、調增青貯玉米0.5萬畝，調增的0.8萬畝蔬菜。在姜各莊蓮花池村建設一個青貯玉米千畝示范方。制作、發放青貯玉米明白紙500份，發放蔬菜種植規程500份。

二、新經濟時代下農村經濟管理創新面臨的問題

(一)沒有足夠的農村勞動人力

美國經濟增長到2000年2月已超過106個月，成為自1854年以來美國經濟史上32個周期中最長的一次，其間一系列經濟學新課題，諸如“經濟周期是否會消失”、“如何變形”、“凱恩斯需求管理”或曰“傳統宏觀調控模式”經濟發生了哪些變化？“網絡金融沖擊”與真實經濟和虛擬經濟的關系，等等，都非常值得關注。本文著重探討本輪周期擴張超長的基本機制以及前沿現實和前沿命題的粗略關系。

一、美國學者“新經濟”和“新周期”文獻回顧

自60年代末通貨膨脹成為美國經濟頭號問題以來，只要經濟年增長率保持在2.5－2.5％，“充分就業的失業率”就會在5.5－6％之間。而若經濟增長超過2.3％，失業率又降到5.5％以下時，則工資和物價就會急劇上漲。然而現今情況卻是，經濟增長高居于3－4％左右，失業率已降到僅4.2％左右，通貨膨脹率更是降到略高于1.5％的超低水平，以至出現通貨緊縮。

新現實令美國學者首先提出了“新經濟”和“新周期”的問題。1997年8月，邁克爾·曼德爾首次提出“新經濟周期”。1997年11月，美國商業周刊主編斯蒂芬·謝波德界定了“新經濟”概念，指出新經濟具有六個特征：實際GDP大幅度增長，公司運營利潤上升，失業率低，通貨膨脹率低，進出口之和占GDP的比例上升，GDP增長中高科技的貢獻度比重上升。

1998年6月，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多恩布什提出了周期消失問題，認為只要政策得當，經濟就可以擺脫商業循環。同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董事長兼主編、《紐約新聞日報》發言人和波士頓房地產公司董事長莫蒂默·朱克曼發表《第二個美國世紀》，認為美國繁榮源于一系列結構性優勢，這種繁榮并非是暫時性的，而且是由美國獨享的。

當然也有不同的聲音。美國《前景》雜志主編羅伯特·庫特納就撰文認為“商業周期消失論”是夸大其辭。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副教授和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研究員斯蒂芬·韋伯則提出了“減幅論”，認為商業周期波動將變得輕微，更象一種“漣漪”（ripples），而站在新經濟周期論點對立面的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則認為，美國經濟并沒有發生什么根本性的變革，“新周期”看上去更象“老周期”，只是失業率低一點，其結論是，21世紀將會被歷史學認為并不屬于美國。

一、新經濟的內涵及特征

在美國《商業周刊》1996年12月30日發表的一組文章中,分析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發展的軌跡,發現了與以往大工業不同的發展趨勢,即以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為基礎的新經濟大行其道,于是提出了美國開始了新經濟時期。美國所說的新經濟指的是已經存在數年的兩種廣泛趨勢:第一種是商業的全球化;第二種是信息技術革命。

經濟學家及其他理論學者對新經濟的進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認為新經濟的涵義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上講,新經濟就等于信息經濟、網絡經濟、數字化經濟、新經濟、生物經濟、風險經濟等等。狹義新經濟是指美國于上個世紀90年代以后在技術進步和全球化共同作用下所出現的一種相對于傳統經濟的新的經濟形態,它與傳統經濟的本質區別就是在實現低通漲和低失業率較長期并存的情況下的經濟持續增長。

綜合上述對新經濟涵義的解釋,筆者認為:新經濟是相對于“傳統經濟”或“舊經濟”而言的,是指在全球化資源配置和市場開發基礎上,以信息和網絡技術為支撐,由高新科技產業驅動,以創新為核心,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一次大調整。

新經濟的特征是:新經濟是知識化的經濟;新經濟是創新化的經濟;新經濟是全球化的經濟;新經濟是網絡化的經濟;新經濟是網絡化的經濟;新經濟是科技化的經濟;新經濟是持續化的經濟。

二、新經濟時代企業所需人才的類型及素質

眾所周知，一個企業的生存與發展離不開人才，而如何將人才管理好，使其更好的為企業服務，是個引發企業廣泛關注的重要課題。隨著技術的快速發展，知識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越來越重要，在新經濟時期，商品的價值是通過知識的合理應用而創造的，知識成為人力資源管理的第一資源，有知識的人才在企業接下來發展中的作用顯得越來越重要，而在新經濟背景下，創新已成為企業管理與發展的主旋律，而其中的人力資源管理創新因此成為企業管理創新的主題，世界各國為了充分實現人力資源價值，紛紛對人力資源管理制度進行不斷改革，以更好地實現企業自身發展目的。

一、新經濟的內涵及特征

1．內涵：新經濟是指在全球化資源配置基礎上，以信息及網絡為支撐，由高新科技產業來驅動，并以創新為核心，表現為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上就等于信息經濟、數字化經濟、網絡經濟、生物經濟等等；而狹義上是指上世紀90年代以后，美國在技術進步與全球化作用下所出現的新的經濟形態，與傳統經濟本質區別是在保證低通漲和低失業率長期并存的情況下的實現經濟持續增長。

2．特征：知識化的經濟、科技化的經濟、網絡化的經濟、全球化的經濟、創新化的經濟及持續化的經濟。

二、新經濟背景下企業對人才的要求

1．個性化：新經濟時代，企業若能夠生產出適應不同層次人群所需要的產品，即人才個性化，產品個性化，企業競爭力自然會得以提升，但是，個人及產品的發展須與社會需求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