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論范文10篇

中國共產黨從建黨開始就為自己確立了實現共產主義這一終極目標，奪取政權后，又將這一目標清晰化為建設社會主義，即在終極目標前設立中繼目標，隨著時間的推移，認識的深化，我們逐步理解到社會主義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其間還會出現曲折乃至反復，于是在這一道路上又劃出了一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筆者認為，初級階段理論為人民群眾認識階段性社會狀態，調整好價值標準，進而增強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很有必要。但不可否認的是，由于初級階段的社會形態和屬性在一些群眾那里并不清楚，這就容易造成思想上的紊亂，比如一段時間里有人頗為困惑地說：“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由此，作為執政黨要做到有效引領大眾思想，推動社會發展，必須從理論上廓清這個歷史階段的社會形態。正是基于這樣的內在動因，和諧社會的建設目標應運而生。其一方面反映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特征，同時又將這一階段予以具象化。

確立這一建設目標的重要性是確信無疑的，尤其是將其放到黨的思想理論體系內，放到終極目標實現的整個過程中認識。具體來看，以往我們在信仰信念和思想理論領域常出現兩大困惑：一個是虛無，另一個是搖擺，二者都從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理想目標和創新理論應有的效力。從“虛無”來看，為什么一談共產主義理想，有人就覺得遙不可及，進而失去追求的熱情？其實，并不是共產主義理想本身出了問題，既然那是一個理想的世界，值得全人類共同追求，那么“天堂”再遠都有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從“搖擺”來看，由于認識的誤區，急功近利色彩過濃，較少對創新理論與基本理論的內在聯系解釋好，導致一些人認識不到創新理論與根本理論之間的關系。今天我們黨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在到達遙遠的共產主義的道路上，再立一個真實可感的階段性目標，從理論上講其奠基于黨的根本理論之上，有著一脈相承的關系。

誠然，和諧社會是動態的，古今中外都在追求社會的和諧，因而不同于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政治形態上的區別那么突出和明顯。但是，只要我們深入學習，認真領會，還是能夠弄清其具有的特定社會形態特征的。因為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已經對和諧社會作出概括：“民主法制、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這里還需要認識清楚的是，和諧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是目的與過程的關系，一個更多訴諸于理想和精神，一個更多訴諸于現實感和操作層面。一個成熟的社會，沒有終極性追求容易墮入功利與庸俗，無以獲得精神上的歸宿，而沒有現實可感的目標，也會走向虛無，甚至失去方向感。所以說，黨在終極追求不變的情況下，為大眾勾畫出一個近距離的，經過執政黨與人民群眾共同努力可以實現的目標，這是很有意義的。

［內容摘要］新聞理論的健全依賴于述語模式的成熟，但我國學者從未有考量過理論新聞學述語形態的創新問題，致使理論概括欠缺深度。特定的述語形態不僅是現實生機勃勃的反映，而且是科學認識類型化的結晶，在一定意義上標志著新聞理論完善的程度。西方的新聞理論注重用現實的抽象話語演繹新聞現象的本質，達到思維邏輯的內化效果。科學的新聞理論述語形態，一要防止歷史話語的無效重復，二要以抽象的話語體系代替實踐性的經驗話語，其理論結構的闡釋有四種類型。

［關鍵詞］新聞理論；述語形態；理論科學化

述語形態作為一切學科的語言演繹模式，是學科界劃的區別之一，在理論思維中充當實體的表征。理論思維是新聞理論建構的基點，通過特有的述語再現抽象體系，是這門社會科學成立的前提。如果新聞理論是一門學術的話，必須有堅實的述語形式，否則新聞無學的戲說就得到有力的支持。要使戲說徹底破滅，最終有賴于新聞理論述語模式的成熟。

一、理論新聞學述語形態的現狀分析

當前，我國大多數新聞理論論著的表述方式，呈現直白的通識性語言，新聞理論大眾化一方面可解讀為通俗易懂，另一方面又可詮釋為淺嘗輒止、“白開水一杯”。由于新聞理論沒有形成特定的述語形態，難以使研究內容達到理論層面，許多新聞學論著登不上大雅之堂，在大型綜合學術期刊上沒有它的地位。像《中華文摘》這類轉載學術成果的著名文獻性期刊不開辟新聞學欄目，在其篇幅中新聞學論文幾乎不見蹤影。我國翻譯出版了多本外國新聞理論著作，其中許多觀點常被引用，而我國這類著作連一本也沒有介紹出去。

多年前，許多學者就看到類似的問題，但并沒有從健全述語形態考量理論新聞學的創新問題。至今每年雖然大體有六七種新聞理論著作問世，論文數以千計地刊載出來，但表述形式的理論化并沒有明顯的升華，絕大多數新聞理論著述很少達到像文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理論那樣抽象的高度。由于闡釋性述語停留在現象層面，致使理論概括欠缺深度，回答新聞工作的任務、原則、要求、責任、效果這類淺層次的內容占有很大比重。而理論要解決的“對象的本質與聯系”、“對象的關系范疇”、“對象的真理體系”、“對象的功能系統”以及由此推導出來的原理卻很少論及。新聞學不在理論層面上揭示研究對象的普遍規律，對新聞特征與屬性的概括五花八門：有的把新聞特征稱為新聞價值要素，有的把新聞價值稱為新聞規律，有的干脆把同一個范疇認定為特征、價值和規律，混亂的程度令人吃驚。更令讀者頭暈的是，對同一個概念眾說紛紜、各執一詞。出現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不僅是述語問題，但述語的淺薄卻是“非理論化”的必然結果。如果研究者不用有深度內涵的述語表達抽象思維，大量概念的界定就會長期無法統一，這正是學理膚淺、就事論事、坐井觀天的效應。

兩年來，我局理論學習中心組認認真真抓好學習，做到了省市要求的內容、時間、人員、成效的四落實。在連續兩次獲得全省區縣以上黨委（組）理論學習中心組先進集體表彰后，我們更加清醒地認識到理論學習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自身存在的差距。更加注意增強學習的組織性，講究學習的實踐性，提高學習的有效性，突出做到以創新的精神實踐創新的理論，大力推進“服務型工商”建設。這一做法，受到市委、市政府的肯定。在富民強市、加快發展的進程中工商部門進一步做出了應有的貢獻，在人民群眾評議機關活動中，進一步經受了全面的考驗。現將我們的主要做法和初步體會匯報如下：

一、以創新的精神實踐創新的理論，必須重視學習、加強學習，努力成為“學習型組織”

學習是創新的源泉。當前工商工作遇到許多新課題，面臨許多新挑戰，而我們的知識儲備、思想觀念、管理方式還不適應形勢的發展，迫切需要加強學習，特別是加強理論學習，以先進的理論指導實踐。市局黨組順應形勢發展的要求，適時地把加強學習和教育干部的問題提到突出重要的位置上來。

1、領導帶頭，做好表率。中心組組長作為理論學習的第一責任人，認真履行職責，親自確定主題、主持集中學習，帶頭調研、帶頭發言、帶頭作輔導，通過黨組的表率作用，帶動機關全體黨員的學習，在全系統形成濃厚的學習氛圍。在理論學習中，黨組成員帶頭先學一步。一是積極思考問題。每當中央和省市召開重大會議，都及時安排專門時間進行學習，先后學習了同志在建黨八十周年的重要講話，在中紀委第七次全會上的講話、《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決定》等重要文件。大家帶頭撰寫心得體會，近兩年共有讀書筆記100多篇。通過對改進機關作風建設的深入思考，撰寫了《在工作創新上下功夫，不斷增強機關思想作風建設的活力》，該論文在市級機關思想作風建設十年理論與實踐研討會上獲一等獎；通過對監管執法中存在問題的理性思考，撰寫了《整頓規范市場的幾個哲學關系》，在國家級刊物上發表；通過對工商工作的超前思考，在市級刊物上發表了《建設服務型工商，切實改進投資發展環境》等6篇論文。二是做好中心發言。每次中心組學習，黨組成員都能率先發言，積極引導，拋磚引玉，帶動其他中心組成員談觀點、談想法、談措施，推進了中心組學習的順利展開。在江總書記發表“5.31”重要講話以來，我們組織了3次學習會，在學習會上，我們結合工商實際，要樹立“六個第一”的觀念，要求把與時俱進做為工商系統思想解放、觀念更新的第一要求，把促進“富民強市、加快發展”做為工商工作的第一要務，把市場取向做為加快改革、職能轉變的第一理念，把群眾的滿意度做為評價工商工作的第一標準，把提高干部素質做為正確履行職責的第一保證，把基層工商所做為樹立工商形象的第一窗口。中心組其他成員對這一觀念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并就如何在實際工作中貫徹落實六個新的觀念提出了許多科學的意見和有效的措施。通過集中討論，交流體會，相互啟發，互教互學，共同提高，有力地促進了工作。三是抓好學習輔導。黨組成員在抓好學習的基礎上，開展學習輔導，提高學習的針對性，增強學習的效果。通過黨組成員的學習輔導，全系統理論學習的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

2、強化約束，完善措施。為了落實學習制度，提高學習的質量，我們逐漸建立了一套嚴格而有效的學習管理制度。一是理論學習培訓制度。中心組每年都要詳細地制定年度學習計劃，明確學習目的、學習重點、學習專題、主要閱讀書目和參考書目，以及學習提示、思考題和有關的參考研究課題。規定中心組全年學習時間不得少于12天，每個季度集中學習研討一次。每次集中學習、交流，中心組都提前通知，使成員相應做好發言準備。中心組成員因公外出等特殊情況不能參加集中學習的要求主動補課。積極開展讀書自學活動，提倡充分利用8小時以外的時間認真看書學習。同時，中心組成員嚴格執行學習考勤制度、檔案制度、通報制度、經驗交流制度和考核制度，確保各項學習任務落到實處。中心組成員需上交學習筆記本、心得體會文章、個人學習小結，填寫個人學習登記表等。每年年底前中心組各成員都要進行一次全面的自查自評。自查的內容包括：完成學習計劃、寫讀書筆記、個人學結、撰寫心得體會、自評打分等情況。中心組成員還經常了解下屬部門和單位的黨委（黨組）中心組學習情況，分析存在問題，有針對性地加以指導。二是理論研討制度。中心組成立了理論研討小組，不定期開展理論研討活動。今年以來，理論學習中心組又確定了研討專題，分別就“WTO與工商行政管理”、“5.31”重要講話學習輔導等舉行5次專題研討。結合對在中紀委第七次全會上的講話和十五屆六中全會精神的學習研討，牢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和權力觀，加強和改進了作風建設；結合對馬克思主義關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論述的學習研討，堅持與時俱進，不斷推進工作創新，提出建設服務型工商的目標；結合對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七一”重要講話的學習研討，堅持理論聯系實際，提出了監管執法的五嚴十寬原則；結合對鄧小平、關于時代和形勢的論述的研討學習，正確把握時代特征和當前形勢，提出了要以促進“富民強市、加快發展”作為工商工作的第一要務；結合對外開放理論的學習研討，熟悉和掌握世貿組織規則，在促進外向型經濟發展上進一步拓寬發展領域與空間。三是理論學習考核制度。我們把定性與定量、考試與考核結合起來，形成科學的干部理論學習考核標準體系。著重考核學以致用、推進工作、改造頭腦的實際成效，把理論學習納入各級領導班子建設的目標管理體系，納入文明單位達標要求，納入年終考評和選拔任用干部的程序，有效地促進理論學習的下斷強化。

3、改進方式，注重實效。我們從工商部門的工作和思想實際出發，不拘一格，積極探索行之有效的學習形式。在學習內容上求“新”。中心組的學習內容，既體現提高理論功底，又結合時事政治；既適度安排和精選馬列主義、思想的有關原著，重點學習鄧小平理論、同志重要論述，又注意學習時事政治，學習黨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和法律法規；既注意系統性，又突出每個階段的重點。同時，堅持把學習政治理論與學習各種新知識結合起來，拓寬知識面，努力提高綜合素質和能力，組織學習了《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領導干部金融知識讀本》、《現代科學技術基礎知識》等多種書籍，舉辦了三次現代科學技術知識講座，七次領導干部法制知識講座，豐富了領導干部的知識，開闊了視野，啟發了思想，激發了活力，增強了綜合素質。在學習方式上求“活”。跳出“一人念、大家聽”的老模式，堅持以個人自學為主，個人自學與集體討論相結合，舉辦讀書會、報告會和專題講座相結合，采取交流式、研討式、輔導式等多種學習形式，開展生動活潑的理論學習，使中心組學習適應形勢、富有成效。我們圍繞“三個代表”學教活動，共舉辦了5次座談會、12次報告會，深入地開展了理論學習。在學習效果上求“實”。中心組每年還圍繞工作中的突出問題確定一批調研課題，每位成員結合自己分管工作的實際到基層開展調研活動，每年至少寫出一篇高質量的調研報告或體會文章。通過對廣東、上海等地的學習考察，我們在降低市場準入門檻、促進個私經濟發展、壯大郊縣經濟等方面進一步放開、放寬、放徹底，推動了政策創新。目前，我局正在探索注冊登記承諾告知的新方式，努力對接世貿規則。通過調研、考察等現場學習，開闊了視野，拓寬了思路，使理論學習取得了實效。

【摘要題】文化與市場

【正文】

在黨中央、國務院關于發展文化產業方針的指引下，我國電視事業和電視產業的發展很快。據2004年年底統計，已有廣播電視播出機構1966個，電視頻道2300多個，其中衛星頻道60個。數字付費電視頻道已批準94套，其中36套已開播。全國擁有電視機3.7億臺，VCD、DVD機4億多臺，手機4億多部。電視節目呈多樣化傳播：地面電視、衛星電視、有線電視，還有手機電視、網絡電視、移動電視、樓宇電視等都在發展。網絡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已發105家，互聯網用戶達1.3億戶。全國電視節目年播出量1101萬小時。全國電視劇年播出量462萬多小時，占播出節目總量的42％。

電視節目制作量不斷增加。各級電視臺和電視制作企業年制作節目212萬小時。全國已注冊廣播電視節目制作公司1304家，其中有甲級電視劇制作許可證的144家，有經營許可證的1160家。

全國電視臺廣告收入不斷提高。據不完全統計，2004年全國電視廣告309億，增幅15.3％。中央臺80億，31個省級電視臺156億，增幅18.6％。省會市臺和計劃單列市臺50億，增幅43％。其他城市電視臺廣告收入也有所增加。

從這些數字可以看出，電視廣告增幅不小，省會市臺和計劃單列市臺增幅最大。從這些數據還可以看出，由于中央出臺了一系列發展廣電事業的政策，大大推動了中國電視的迅速發展，我國電視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的機遇期，形勢很好，但也存在一些問題，主要問題是：

自從20世紀90年代初萬維網（www）面世，十數年光陰倏忽而過，點擊經濟（thedotcomeconomy）、信息的內爆以及網民的與日俱增表明，如今硅谷超級資本主義與虛擬世界的擴張及其后果日益清晰地凸顯出來。賽博空間不僅是一個超越日常生活世界的空間，而且也是一種以數碼的方式重構我們日常現實性的空間。我們的離線生活不可避免地糅合了在線體驗的眾多特征，笛卡爾哲學的“我思故我在”正在演化成為“我在線故我在”。賽博空間借助多種顯現方式（譬如電腦游戲、超媒體、超文本、超鏈接、信息技術、虛擬現實、人腦—電腦界面、數字成像等）“對我們的日常生活開始了龐大的殖民化”[2]，尼葛洛龐蒂所謂的“數字化生存”正日益成為后現代的日常生活狀態，人們熟悉的生活和體制正在產生極為深刻的變化。

一、從后現代空間到賽博空間

空間觀念在后現代時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豐富性和重要性。視覺文化的增殖與后現代的“空間轉向”成為整個社會從傳統、現代到后現代轉型的一個重要維度。法國學者多斯在其有著“法國文化革命的百科全書”之譽的巨著《從結構到解構》（2004）中指出了這種空間轉向的特質：在后現代，“歷史意識受到了星際意識、地型學意識的壓制。時間性移向了空間性”，“后歷史帶來了歷史與‘膨脹的現在’的一種新關系”[3]。列斐伏爾提出了作為社會生產的空間理論，福柯將空間與統治技術聯系起來，而杰姆遜提出的晚期資本主義文化邏輯，空間觀念滲透其中。學者們開始把以前給予時間、歷史和社會的關注紛紛轉移到空間上來，傳統的地理空間與線性歷史的觀念遭到瓦解。愛德華·索雅在《第三空間：去往洛杉磯和其他真實和想象地方的旅程》（1996）提出的“第三空間”理論已成為近年來后現代學術中的一個熱門話題。麥克·克朗等主編的《思考空間》（2000）一書，其學術框架涵括本雅明的城市空間批判、巴赫金的空間對話、德勒茲之后的空間科學、德·賽都和布迪厄的空間觀念、拉康的主體性空間、法農的問題空間、愛德華·賽義德的想象性地理空間和地理政治空間，等等[4]。空間存在與日俱增地呈現出相互交叉滲透的趨勢。

后現代空間是一種“混雜的”空間。德·穆爾在《賽博空間的奧德賽》（2004）中討論了牛頓、康德、愛因斯坦、海德格爾等人的空間觀念，認為傳統文學（觀）與時間、地理空間、歷史空間的關聯性更為密切，但是在后現代，由于精神載體的變化、技術政治的發展以及虛擬現實日益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時空互相纏繞，一種具有后地理、后歷史特征的迷宮式的后現代空間正在形成，而且意義日益顯豁。“由于人類的空間總是互相纏繞，因而就出現了這些‘混雜的空間’（mixedspaces）。異質空間以多種方式交織在一起，構成了各種各樣迷宮式的聯系，這些異質空間互相強化、削弱和轉化。主導空間能夠征服其他的空間，并根據自身的配價從內部重新配置這種空間”[5]。人類航行大海發現了地理空間，由天文學和太空航行發現了宇宙空間，借助（電子）顯微鏡發現了（亞）原子空間，我們憑借法律、建筑和機構的幫助創造了社會空間，而魔術與儀式則呈現出神圣空間。這些空間一旦被發現，它們就反過來構建起我們自己的行動。空間總是在不斷地膨脹、收縮與消失，甚或可以被其他的空間所轉化。赫爾曼·閔可夫斯基對愛因斯坦相對論的經典闡釋，導致了物理學家們在談論空間—時間時，通常把時間視為附加于空間三維之上的第四維。由于這些空間在眾多方面互相干擾，因此人類在其日常生活中發現自身處于一種多維的超空間[6]。賽博空間就是當代超空間中的主導空間，它以瞬息同步、多元互動為特征，急遽地改變著我們的文化。賽博空間呈現出一種法國哲學家德勒茲所關注的無結構的結構或“無器官的身體”的后結構主義哲學美學旨趣，吻合于其“千高原”式的理論空間或“塊莖”圖式。我們可以把賽博空間比作萬花筒，它每一次轉動都是對文化的總體關系的重新構型。賽博空間不僅重構了我們的政治、藝術、宗教和科學領域，而且還動態地設置了那些互相迥異的空間。

人類世界的一部分轉變成為虛擬環境，而且我們的日常生活世界同時也日益與虛擬時空交織在一起。網民“移居賽博空間”與一種（通常是難以覺察的）“賽博空間對日常生活的殖民化”攜手并行。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光顧超級市場的人，用銀行卡付費購物，不僅僅是在某個實際的超級市場連鎖店進行了交易，而且也是在賽博空間的后地理領域實施了交易。人們可以用收音機聽到歌手艾瑞卡·巴度新近與已故的鮑伯·馬雷合作的二重唱——聽眾在欣賞這首必須借助數碼編輯才能完成的新歌時，他不僅發現自己身處歷史時間內，同時也體驗了一種后歷史的審美感受。甚至電腦超級高速公路的隱喻也不是恰如其分的隱喻，因為它遮蔽了互聯網交流的后地理和后歷史的本質。迥異于公路交通網絡，鏈接電腦網絡上的兩個節點之間的距離，耗時極短[7]。在中國點擊鼠標，瞬間就可以拜訪歐洲大陸德·穆爾教授的網址www.demul.nl，并且可以通過網頁上面的轉碼器閱讀網站上的荷蘭文與英文的電子數字文本。通過這種方式，還可以閱讀一切二進制的未來文學。計算機革命迫使人們開始以一種新的方式看待世界。全球網絡鏈接的電腦作為一種環境在不斷地發揮著作用，其中沉潛著“秘響旁通、伏采潛發”的無限可能性。數字化的后現代社會更像一個匯聚了各種生活方式的超級市場。作為一種文化政治隱喻，賽博空間不僅是希臘式的民主廣場，也是各種話語權力競相逐鹿的羅馬式競技場

賽博空間這一術語是由加籍美國裔科幻作家威廉·吉伯森在他的科幻小說《神經漫游者》中提出的。小說描寫一個網絡黑客凱斯受命于某跨國公司，被派往全球電腦網絡構成的空間之中，執行一項極其危險的任務。進入這一空間既不需乘坐飛機火箭，也無需進入時空隧道，只要在大腦神經中植入插座，接通電極，當網絡與人的思維意識合為一體后，即可遨游其中。吉伯森將這一虛擬空間稱為“賽博空間”。該術語糅合了“控制論”（cybernetics）與“空間”（space）的蘊涵，此后這個詞語得到廣泛認同，“賽博”也衍生出電腦和數字網絡的含義。

一、理解學習方式及轉變的內涵是前提

有的學者認為，學習方式指學生在完成學習任務過程時基本的行為和認知的取向，而學習方式（教學方式）的轉變是指改變原有的單純接受式的學習方式，建立和形成旨在充分調動、發揮學生主體性的學習方式。

轉變學習方式就是要轉變他主性、被動性的學習狀態，把學習變成人的主體性、能動性、獨立性不斷生成、張揚、發展、提升的過程。從實踐的角度講，這種學習觀的變革意味著要改變學生的學習態度，培養學生的學習責任感，并使學生養成終身學習的愿望和能力。

從教育心理學角度講，學生的學習方式有接受和發現兩種。在接受學習中，學習的內容是以定論的形式直接呈現出來的，學生學習的心理機制是同化，學生是知識的接受者。在發現學習中，學習的內容是以問題間接呈現出來的，學生學習的心理機制是順應，學生是知識的發現者。兩種學習方式都有其存在的價值，彼此也是相輔相成的關系。但是傳統學習方式過分強調接受和掌握，冷落發現和探究，從而在實踐中導致了學生學習書本知識變成被動地接受、記憶的過程。轉變學習方式就是要改變這種狀態，把學習過程中的發現、探究、研究等認識活動突顯出來，使學習過程更多地成為學生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

從推進素質教育的角度來說，轉變學習方式，要以培養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為重點。換句話說，要構建旨在培養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學習方式及其對應的教學方式。要注重培養學生的批判意識和懷疑意識，鼓勵學生對書本的質疑和對教師的超越，贊賞學生富有個性的理解和表達。要積極引導學生從事實驗活動和實踐活動，培養學生樂于動手、勤于實踐的意識和習慣，切實提高學生的動手能力和實踐能力。教師從思想上更新觀念，對學習方式的變革有了充分的認識才會積極投入到教學改革之中。

二、創設互動的師生關系是基礎

一、理解學習方式及轉變的內涵是前提

有的學者認為，學習方式指學生在完成學習任務過程時基本的行為和認知的取向，而學習方式（教學方式）的轉變是指改變原有的單純接受式的學習方式，建立和形成旨在充分調動、發揮學生主體性的學習方式。

轉變學習方式就是要轉變他主性、被動性的學習狀態，把學習變成人的主體性、能動性、獨立性不斷生成、張揚、發展、提升的過程。從實踐的角度講，這種學習觀的變革意味著要改變學生的學習態度，培養學生的學習責任感，并使學生養成終身學習的愿望和能力。

從教育心理學角度講，學生的學習方式有接受和發現兩種。在接受學習中，學習的內容是以定論的形式直接呈現出來的，學生學習的心理機制是同化，學生是知識的接受者。在發現學習中，學習的內容是以問題間接呈現出來的，學生學習的心理機制是順應，學生是知識的發現者。兩種學習方式都有其存在的價值，彼此也是相輔相成的關系。但是傳統學習方式過分強調接受和掌握，冷落發現和探究，從而在實踐中導致了學生學習書本知識變成被動地接受、記憶的過程。轉變學習方式就是要改變這種狀態，把學習過程中的發現、探究、研究等認識活動突顯出來，使學習過程更多地成為學生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

從推進素質教育的角度來說，轉變學習方式，要以培養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為重點。換句話說，要構建旨在培養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學習方式及其對應的教學方式。要注重培養學生的批判意識和懷疑意識，鼓勵學生對書本的質疑和對教師的超越，贊賞學生富有個性的理解和表達。要積極引導學生從事實驗活動和實踐活動，培養學生樂于動手、勤于實踐的意識和習慣，切實提高學生的動手能力和實踐能力。教師從思想上更新觀念，對學習方式的變革有了充分的認識才會積極投入到教學改革之中。

二、創設互動的師生關系是基礎

一、主流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

國際貿易理論作為現代經濟理論的專門分支始于亞當·斯密。他在其《國富論》中提出了絕對成本的概念，后經李嘉圖修正，形成了比較成本理論。比較成本理論提示了互利貿易的基礎以及貿易利益的來源。繼而俄林在其《區域間貿易與國際貿易》一書中對此作出了解釋，提出了要素稟賦理論（即H—0模型）。這一理論指出：比較成本差異的原因在于各國資源稟賦的不同，并且對國際貿易的商品和要素模式作了確定性的結論。至此，奠定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兩個層次的核心。

比較成本理論與要素稟賦理論。此后，雷布津斯基、薩繆爾森等人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和補充，形成了我們所熟知的流行的國際貿易理論的內容。

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的最大特點是邏輯嚴密，形式完美。但這也是它的弱點所在。因為現實的世界畢竟不如它想象的完美。事實上，傳統國際貿易理論自它誕生之日起，就不斷遭到嚴峻的挑戰。里昂惕夫之迷，首先通過實證研究對它關于國際貿易商品和要素模式的預測提出了疑問。戰后，尤其是60年代以后，國際貿易領域出現了許多新的現象。發達國家間（即要素稟賦相似國家間）的貿易以及相似產品之間（即生產所需要素比例相似的產品之間）的貿易等。對此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一籌莫展。80年代以來，許多西方經濟學家致力于利用產業組織理論和市場結構理論來解釋國際貿易現象，用不完全競爭、規模報酬遞增和相異產品等概念及思想來構造新的貿易理論模型。以斯蒂格利、克魯格曼、格羅斯曼以及赫爾普曼為主要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創建了一個新的分析框架，吸取了以往諸多貿易理論的合理因素，發展出自己的理論。這一理論因其理論的新穎、分析方法的獨到和解釋現實的能力逐步為大家所贊同，其地位已遠遠超過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格羅斯曼、克魯格曼為此先后獲得了克拉克獎。該理論也被稱為“新貿易理論Neo—tradetheory”。

二、新貿易理論的特點

（一）全新的理論假設前提

一、引言

有關政府在一國對外貿易中的作用定位一直是國際貿易理論中頗具爭議的問題。重商主義認為政府應該對國際貿易進行嚴格管制，主張政府實行獎出限入政策。比較優勢理論和要素稟賦理論則認為政府不應該干預對外貿易，主張通過自由貿易來增進各國的福利。這種自由貿易觀點后來又受到以李斯特為代表的德國歷史學派以及凱恩斯超貿易保護主義的反對。

20世紀80年代產生的國際貿易新理論——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StrategicTradePolicy)認為在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下，通過適當運用關稅、補貼等戰略性貿易政策措施，將有助于提高一國經濟福利水平。該理論將政府的作用內生化，主張政府以積極的態度干預國際貿易。與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差不多同時產生的國家競爭優勢理論(CompetitiveAdvantagesofNations)卻認為政府不應直接干預國際貿易。該理論認為政府在創造和保持一國競爭優勢上僅起輔助作用。

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和國家競爭優勢理論作為新貿易理論主要代表，在有關政府作用的定位上雖有一些相似的觀點，但基本觀點卻是不同的。本文將環繞這兩種理論在政府作用上的不同定位展開論述，以求得出一些有益的結論。

二、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和政府的定位

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認為規模經濟會帶來競爭優勢，而實現規模經濟的最佳途徑是進行政府干預，政府應該對具有規模經濟的“戰略性”部門進行扶持。所謂“戰略性”部門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存在“經濟租”的部門，通過政府的扶持政策使某個國內部門能夠從國外競爭者手中獲得更多的“經濟租”，亦即是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下的超額壟斷利潤，這樣的部門可以被認為是戰略性部門(BranderandSpencer,1981,1985)；另一種情況是存在較大的“外部經濟”的部門，通過對該部門的政策扶持，可以發揮其巨大的外部性，這樣的部門也可認為是戰略性部門(Ethier,1982)。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認為政府干預對形成靜態和動態規模經濟具有積極作用(Krugman,1984)。

羅默（1986）認為決定經濟增長的技術進步是經濟系統的內生變量，是廠商追逐利潤最大化的結果，并且假定知識不同于普通商品之處在于知識具有溢出效應，這使得任何廠商所生產的知識都能提高全社會整體的生產率。而正是知識溢出的存在，資本的邊際生產力才不會無限降低，也即稻田條件不成立。由于知識的溢出效應導致廠商的收益低于社會收益，因此在政府不積極干預時，廠商缺乏生產新知識的動力，增長將放慢或停滯不前。因此羅默認為政府有必要對經濟進行干預。

盧卡斯（1988）認為全經濟范圍內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資本的溢出效應造成的，人力資本的內部效應是提高廠商的生產率，人力資本的外部效應是提高全社會的知識水平，進而促進經濟增長，并且用全社會的平均人力資本來衡量這種溢出。而且根據這一模型得出發達國家的人力資本水平高，因此它的資本邊際生產力和普通勞動者的工資水平都比發展中國家高，物質資本收益遞增將誘使外國資本和工人流向發達國家，并且就是在同一國家內部也會出現人才和資源從不發達地處向發達地區集中。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各個國家間發展的不平衡。巴羅（1990）認為政府服務也是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其中公共產品模型認為公共產品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壅塞模型假定公共產品有部分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因此公共產品對所有的廠商有溢出效益，并且政府制定產權保護可以促進私人廠商收益的提高，從而促進資本積累和生產。但是這些模型也有其缺陷，主要是對內生技術進步的分析不足，注重強調技術的外部性，而忽略技術進步的本身可以提高擁有該技術的廠商生產力，同樣也可以促進經濟增長。

除去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推動力量外，新增長理論認為資本的積累也促進經濟增長，Ak模型假定生產函數為：Y=AK，模型中的資本包括物資資本和人力資本，并且它們之間有完全的替代性，因此資本的邊際收益不變，在AK模型中人均消費，人均資本都以相同的不變比例增長，經濟增長率與生產技術和消費者的偏好有關，這里消費者的偏好將決定是進行消費還是儲蓄，進而影響資本的積累。這類凸性增長模型認為：經濟的增長取決于資本的積累，而要使資本無限積累下去，則要求資本的邊際收益不能無限下降，而物質資本的邊際收益是遞減的，因此雷貝洛認為只要經濟中存在不受不可再生要素影響的核心資本就可以做到這一點。這種核心資本通常被認為是人力資本。

另外新經濟增長理論還引進了熊彼特方法，AghionandHawitt(1988,1992)認為經濟的增長是由一系列的隨機質量改進引起的，而這些創新也是具有不確定性的研發活動的結果，并且新發明會使舊的技術或產品過時，從而退出市場，這種過時被稱為“創造性毀滅”，經濟存在一個隨機的增長路徑，也就是說由于假定創新是以柏松概率到達，因此增長路徑是階梯跳躍的，這里經濟增長來源于創新，但同時創新會導致產品的更新換代，市場結構的調整。

而這種市場結構調整的過程中會出現模仿過程，產生所謂的后發優勢效應，也即一國技術水平離國際技術前沿水平越遠，則該國可以學習的技術就越多，學習潛力也就越大，技術進步也就越快。在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亞洲四小龍就成功實現了趕超計劃。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跨國增長在出現這種“俱樂部趨同”的同時，另一方面又表現有“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兩極分化。如整個的非洲大陸與世界的增長路徑相差越來越遠。Howitt&Mager-Foulks（2005）對這種跨國增長的差異進行了初步探索，構建了一個包含研發和技術轉移的熊彼特增長模型來解釋跨國增長的差異。認為技術轉移并非像新古典理論所描述的是一個瞬時的無成本的過程，相反跨國或跨地區的技術轉移是一個有條件有成本的過程。

新增長理論在討論開放經濟條件下的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時，主要討論了國際貿易影響經濟增長的四個機制:(1)國際貿易方便了技術信息的國際傳遞，降低了創新成本。(2)國際競爭使廠商為鞏固地位而從事研發。(3)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使每個廠商面臨一個更大容量的市場，因此技術創新的收益會增加。(4)當兩個國家的產業結構，技術水平差異較大時，可能促進專業化生產，進而促進經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