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史范文10篇

【摘要】我國新聞史研究已經走過了百余年，地方新聞史作為我國新聞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直以來受到學者們的關注。然而，對于民國時期的中國地方新聞史研究卻鮮少有人提起。本文通過對數據庫的檢索與整理，試圖還原民國時期學者們對于地方新聞史的研究，總結其經驗和不足，為現今我國地方新聞史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視角和路徑。

【關鍵詞】新聞事業；地方新聞史；民國時期

一、民國時期地方新聞史研究之概況

自1917年姚公鶴發表《上海報紙小史》開始，我國新聞史研究已經走過了一百多年，《上海報紙小史》更是我國新聞史研究歷程上的第一部著作。地方新聞史研究是我國新聞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百年來，我國地方新聞史研究的隊伍不斷擴大，學術水平不斷提高。然而，對于民國時期的中國地方新聞史研究卻鮮少有人提起。事實上，自1917年姚公鶴發表中國第一部地方新聞史研究《上海報紙小史》起，民國時期已經有不少學者開始針對地方新聞史進行研究，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果。如項士元于1930年發表的《浙江新聞史》、嚴承蔭于1935年發表的《河南新聞事業》、胡道靜于1935年發表的《上海新聞事業之史的發展》、蔡寄鷗于1943年發表的《武漢新聞史》等等。除了這類單獨成書的地方新聞史研究之外，還有許多學者將研究地方新聞史的文章發表在當時的期刊雜志上，如李報一于1933年發表在《長沙市新聞記者聯合會年刊》上的《長沙報紙史略》、韋風今于1936年發表在《中外月刊》上的《成都新聞事業之今昔觀》、陳天佑于1940年發表在《新聞學季刊》上的《湘西新聞事業之發展及其現況》等等。總的來看，民國時期學者們對地方新聞史的研究大多集中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且不僅有對某個具體省市的新聞史研究，還有對某一地區如湘西、西南的新聞史研究，并且涉及新疆、西藏等邊疆地區，可見研究的覆蓋范圍之廣。本文通過對民國文獻大全、大成老舊刊全文數據庫、中國歷史文獻總庫?民國圖書數據庫等數據庫的搜索，整理了從1912年到1949年中國地方新聞史研究的相關史料。因能力有限，不求窮盡但力圖還原民國時期學者們對于地方新聞史研究的狀況，總結當時研究的不足及可取之處，為現今我國地方新聞史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視角和路徑。

二、民國時期地方新聞史研究之詳述

通過搜索數據庫，可以將民國時期學者們對地方新聞史的研究大致分為以下三類：單獨成書的地方新聞史研究著作、在新聞學著作中某一章節提及地方新聞史、發表在雜志報刊以及期刊上的地方新聞史研究文章。

范式[摘要]本文通過對《大公報》研究的梳理與分析，提煉出中國新聞史研究中的三種“范式”，即革命范式、現代化范式和民族-國家范式，并探討了三種范式的緣起背景、發展過程和總體取向。

[關鍵詞]革命范式現代化范式民族-國家范式新聞史研究

Abstract:bycombingandanalyzingtoDagongPaper,thethesishasdrawnoutthreemodelsinChinesejournalismcommunicationwhichare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andnation-statemodel.Thethesisalsodiscussedthebackground,developingprocessandgeneralattitudeofthesethreemodels.

Keywords: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Nation-stateModel,JournalismHistoryResearch

《大公報》作為“中國新聞史上壽命最長、影響最大、聲譽最隆的一家報紙”（方漢奇語），不僅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中國現代史”（季羨林語），也是中國新聞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半個多世紀以來，有關《大公報》的研究可謂層出不窮，爭議紛紛。以20世紀20年代以來的代表性評價舉例，就可以看出明顯的差異與變化：

20年代，“天津有三寶：永利、南開、《大公報》”。[1]《大公報》銷數最高到5萬份，這在當時北方各報中是少有的，北方一般報紙銷數不過幾千，上萬的就不多。[2]

[摘要]抗日戰爭時期，桂林新聞傳播事業得到飛速發展。新的歷史時期，必須重視桂林抗戰新聞史的研究。一是要拓寬視野、調整角度，以新的歷史使命感來重視桂林抗戰新聞史研究。二是要深度挖掘、搶救史料，以確保桂林抗戰新聞史研究的深入進行。三是要與時俱進。全面推進桂林抗戰新聞史的研究。通過思考分析其意義，以指引我們今天的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引的和諧社會建設。

[關鍵詞]桂林；抗戰新聞史；研究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的新聞傳播事業發展速度相當快。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傳媒集團的進一步發展、中國新聞傳播政策的調整等等，為廣大的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者提供了許多新的研究話題。地方新聞傳播史是中國新聞傳播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抗戰新聞傳播史的研究領域里，重慶、上海、武漢、香港和西安的抗戰新聞活動的歷史地位總能引起學界的高度重視，相比之下，作為抗戰新聞史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一廣西桂林抗戰新聞史的歷史地位一直以來都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或者是未被人們經常提起，這與蜚聲海內外的“抗戰文化名城”的文化繁榮的景象極不相稱。改革開放以來，桂林抗戰新聞史研究有了相當的進展，不少研究者參與了這項工作，收集挖掘了很多寶貴的資料，并在此基礎上作了初步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相對于整個城市的全面發展以及城市地位的迅速提高，相對于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需要，桂林抗戰新聞史的研究還有其明顯的不足，顯得比較滯后，以至于在抗日戰爭時期在新聞傳播事業方面有著光輝歷史的桂林至今仍然沒有一部《桂林抗戰新聞史》。顯然，對桂林抗戰新聞傳播史活動的研究廣度和深度之不足已經成為它無法在中國新聞傳播史中獲得應有地位的最大障礙。

因為地利之便，近年來筆者開始涉足這一領域。經過大量的檢索、重點翻閱及初步研究，對桂林抗戰新聞史特別是戰時報業史的研究現狀有了一定的了解與思考，現不揣淺陋，將之付諸文字，以求引起各方重視，共同推進這一工作。

一、拓寬視野、調整角度，以新的歷史使命重視桂林抗戰新聞史研究

桂林抗戰新聞史是抗戰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80年代中期后，學術界對抗日戰爭時期國統區地方抗戰文化的研究取得了相當多的成果，近10年來繼續保持興盛的勢頭。關于桂林抗戰文化的研究最引人注目，發表了相關論文200多篇，出版了著作10余本，但對戰時桂林文化城的研究多著眼于文學、藝術等方面，而對抗日戰爭時期桂林的新聞傳播研究仍是一個空白。過去的新聞就是今天的歷史，從學術的角度對抗戰時期的桂林新聞史實進行梳理，進行理論上的思考和分析，不失為今后對抗日戰爭時期國統區抗戰文化的研究向縱深發展的一個方向。

一、美國新聞史研究視角

本文使用文獻回顧的方式，述評美國新聞史研究的視角和方法，并選取夏德森的《挖掘新聞――美國報紙的社會史》為案例，研究這部比較經典的新聞史的視角和研究方法。

美國新聞史研究，按照研究方法和視角，較常見的早期有2類：描述性研究，解釋性研究，這是兩類使用資料做新聞史研究的方法。以后又出現了批評式的研究，最近的研究潮流，則轉向以傳播學史的方式做新聞史，這里暫且稱為傳播學派的研究。

1、描述性研究

美國新聞史研究，可以追溯到1810年托馬斯（IsaialThomas）的《美國印刷業史》（TheHistoryofPrintinginAmerica），專事新聞學的則要從著名便士報《紐約先驅報》編輯主任哈德森（FredrickHudson）1873年出版的《美國新聞業》（JournalismintheUnitedStates）算起。此后多年，美國新聞史的研究，均按托馬斯和哈德森所開創的“描述式”方式進行。

描述式研究是早期美國新聞史的主要手法，基本上是按報刊、廣播或電影媒體的產生、發展和演進的脈落，收集考證新聞史料、描述新聞事業發展的過程，以史料翔實、描述豐富取勝。描述式研究，限定在印刷媒體、或者電子媒體、或突出的人物。（J.D.Stevens,H.D.Garcia,1980）哈德森用托馬斯開創的這種研究方式，圍繞報紙（即產品）去敘寫美國新聞史，他在書中突出了紐約的新聞業尤其是便士報的資料，后人認為他過分夸張了紐約報紙的重要性和影響。從此以后，紐約新聞事業就被當成了美國新聞事業的代表。之后美國新聞史的研究增加了多角度多方位的描述，但新增加的大量媒體的資料，卻模糊了研究的意義。

一、美國新聞史研究視角

本文使用文獻回顧的方式，述評美國新聞史研究的視角和方法，并選取夏德森的《挖掘新聞――美國報紙的社會史》為案例，研究這部比較經典的新聞史的視角和研究方法。

美國新聞史研究，按照研究方法和視角，較常見的早期有2類：描述性研究，解釋性研究，這是兩類使用資料做新聞史研究的方法。以后又出現了批評式的研究，最近的研究潮流，則轉向以傳播學史的方式做新聞史，這里暫且稱為傳播學派的研究。

1、描述性研究

美國新聞史研究，可以追溯到1810年托馬斯（IsaialThomas）的《美國印刷業史》（TheHistoryofPrintinginAmerica），專事新聞學的則要從著名便士報《紐約先驅報》編輯主任哈德森（FredrickHudson）1873年出版的《美國新聞業》（JournalismintheUnitedStates）算起。此后多年，美國新聞史的研究，均按托馬斯和哈德森所開創的“描述式”方式進行。

描述式研究是早期美國新聞史的主要手法，基本上是按報刊、廣播或電影媒體的產生、發展和演進的脈落，收集考證新聞史料、描述新聞事業發展的過程，以史料翔實、描述豐富取勝。描述式研究，限定在印刷媒體、或者電子媒體、或突出的人物。（J.D.Stevens,H.D.Garcia,1980）哈德森用托馬斯開創的這種研究方式，圍繞報紙（即產品）去敘寫美國新聞史，他在書中突出了紐約的新聞業尤其是便士報的資料，后人認為他過分夸張了紐約報紙的重要性和影響。從此以后，紐約新聞事業就被當成了美國新聞事業的代表。之后美國新聞史的研究增加了多角度多方位的描述，但新增加的大量媒體的資料，卻模糊了研究的意義。

[摘要]本文通過對《大公報》研究的梳理與分析，提煉出中國新聞史研究中的三種“范式”，即革命范式、現代化范式和民族-國家范式，并探討了三種范式的緣起背景、發展過程和總體取向。

[關鍵詞]革命范式現代化范式民族-國家范式新聞史研究

Abstract:bycombingandanalyzingtoDagongPaper,thethesishasdrawnoutthreemodelsinChinesejournalismcommunicationwhichare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andnation-statemodel.Thethesisalsodiscussedthebackground,developingprocessandgeneralattitudeofthesethreemodels.

Keywords: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Nation-stateModel,JournalismHistoryResearch

《大公報》作為“中國新聞史上壽命最長、影響最大、聲譽最隆的一家報紙”（方漢奇語），不僅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中國現代史”（季羨林語），也是中國新聞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半個多世紀以來，有關《大公報》的研究可謂層出不窮，爭議紛紛。以20世紀20年代以來的代表性評價舉例，就可以看出明顯的差異與變化：

20年代，“天津有三寶：永利、南開、《大公報》”。[1]《大公報》銷數最高到5萬份，這在當時北方各報中是少有的，北方一般報紙銷數不過幾千，上萬的就不多。[2]

[摘要]本文通過對《大公報》研究的梳理與分析，提煉出中國新聞史研究中的三種“范式”，即革命范式、現代化范式和民族-國家范式，并探討了三種范式的緣起背景、發展過程和總體取向。

[關鍵詞]革命范式現代化范式民族-國家范式新聞史研究

Abstract:bycombingandanalyzingtoDagongPaper,thethesishasdrawnoutthreemodelsinChinesejournalismcommunicationwhichare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andnation-statemodel.Thethesisalsodiscussedthebackground,developingprocessandgeneralattitudeofthesethreemodels.

Keywords: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Nation-stateModel,JournalismHistoryResearch

《大公報》作為“中國新聞史上壽命最長、影響最大、聲譽最隆的一家報紙”（方漢奇語），不僅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中國現代史”（季羨林語），也是中國新聞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半個多世紀以來，有關《大公報》的研究可謂層出不窮，爭議紛紛。以20世紀20年代以來的代表性評價舉例，就可以看出明顯的差異與變化：

20年代，“天津有三寶：永利、南開、《大公報》”。[1]《大公報》銷數最高到5萬份，這在當時北方各報中是少有的，北方一般報紙銷數不過幾千，上萬的就不多。[2]

一、作為新聞史研究視角的媒介生態學

媒介生態學是中國的原創概念，是指以媒介為中心展開，研究媒介與其生存發展環境問題的學說。它試圖將媒介領域理解為一個永無止境的相互作用系統，用生態學的原理與方法來想象媒介與媒介、媒介與媒介生存環境的關系。生態學的核心概念是“生態系統”，同樣，媒介生態學的核心概念是“媒介生態系統”，對于媒介生態系統概念的界定，亦秉持生態學的基本觀念，多從媒介與環境之間的整體關系著眼，如王炎龍認為，媒介生態系統是“在特定傳媒時代傳媒系統內部結構之間，傳媒與其生存環境之間的要素、結構、功能的相互影響與調節機制”；許永認為，媒介生態系統是“媒體在一定社會環境下生存和發展的狀態，這種狀態包括媒體之間所形成的平衡結構和整個媒體群落在社會大系統中的位置”，并進而認為，媒介生態系統可以分為內外兩個子系統：“媒介之間的競爭和制衡所形成的結構體系稱為媒介內生態，而把媒介群落在社會大系統中的運動狀態稱為媒介外生態”。據此，我們可以將媒介生態系統分為內外兩層，一是媒介經又競爭而形成的媒介群落，一是媒介生存環境。因此，所謂媒介生態系統，是指在一定時代、地域條件下，不同生態位的媒介之間的競合所組成的媒介群落及其與生存環境通過信息、能量和物質的流動而構成的具有特征性的結構形態和動態平衡的統一整體。(基本結構如圖1)

從上述結構圖來看，媒介生態系統的內層——媒介、媒介與媒介競合所組成的媒介群落——是新聞史的燭照中心，媒介根據其從環境中獲得資源的方式在媒介生態系統中占有一個生態位。

在特定時代、特定地域的生存環境中，能滿足媒介生存的資源是恒定的，在資源數量不能滿足需要時，個體間所發生的資源爭奪現象，即是競爭。在一個特定的媒介生態系統內，競爭是媒介生存交往關系的核心，媒介通過競爭所組成的媒介集合體就是媒介群落。

媒介生存所需的資源是由媒介生存環境提供的，“環境是相對于某個中心事物而言的，與某個事物有關的周圍的事物就是這個事物的環境。所以我們理解環境，它一定是先確定中心。”媒介生態以媒介生態為燭照中心，將環繞媒介的周圍事物都視之為媒介的生存環境，它包括國家作為公權力持有者層面的制度環境，作為社會層面的資源環境、受眾環境，以及地理環境、國際環境和非常態下戰爭環境。簡言之，即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因素所組成的集合體。特定時代、特定地域的媒介通過競合所組成的媒介群落與媒介生存環境相互作用所組成的整體就是媒介系統，它是一個以媒介為生命有機體，以地域環境為依托，以服務受眾為旨歸，以法律制度為經絡，以資源流動為命脈，以媒介競爭為機制的人工生態系統。

二、媒介生態學的資源觀與新聞史研究

［內容摘要］大眾傳播史與新聞史及媒介專史是不同層面的歷史研究，后兩者已取得豐碩成果，但是大眾傳播的總體歷史研究在中國還是一片空白。中國的新聞傳播實踐、學科建設以及人才培養都需要中國自己的大眾傳播史研究，這項研究也具備一定的可行性。

［關鍵詞］大眾傳播；歷史研究；新聞史

要論說“傳播史”，就不能不首先回顧新聞史的研究。

1873年，《申報》發表了《論中國京報異于外國新報》一文，可謂中國新聞學研究的濫觴；1917年，姚公鶴所撰《上海報紙小史》出版，是第一部新聞史研究專著。此二者都可以看作是在中國新聞史乃至整個新聞學研究領域的開路先鋒。誠如方漢奇先生所言：“在中國新聞學研究的歷史上，開其端緒的，還是新聞史的研究。”(1)百余年來，新聞史從無到有，至今已蔚為大觀，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思想解放學術創新的潮流中，新聞史研究呈現一派繁榮景象。1992年成立的中國新聞史學會為一級學會，足見新聞史作為一門顯學的學科地位。僅以學會成立后的6年來看，據不完全統計，“在各種報刊上公開發表的新聞史方面的論文和文章，累計達1053篇，公開出版的新聞史方面的專著，累計達88種”。(2)

1996年，新聞學由二級學科提升為一級學科新聞傳播學，改革開放以來逐步發展的傳播學成為與新聞學并列的專業，并于1999年開始招收博士研究生。這一過程中，新聞史研究功不可沒。問題在于，傳播學已經同新聞學并駕齊驅，在新聞史研究取得可喜成績的情況下，尚無真正意義上的對中國大眾傳播歷史的研究；沒有形成一個與新聞傳播學一級學科地位相適應的，既有新聞學，又有傳播學；既有新聞史，又有大眾傳播史的合理格局。

大眾傳播史不同于新聞史和媒介專史

［內容摘要］大眾傳播史與新聞史及媒介專史是不同層面的歷史研究，后兩者已取得豐碩成果，但是大眾傳播的總體歷史研究在中國還是一片空白。中國的新聞傳播實踐、學科建設以及人才培養都需要中國自己的大眾傳播史研究，這項研究也具備一定的可行性。

［關鍵詞］大眾傳播；歷史研究；新聞史

要論說“傳播史”，就不能不首先回顧新聞史的研究。

1873年，《申報》發表了《論中國京報異于外國新報》一文，可謂中國新聞學研究的濫觴；1917年，姚公鶴所撰《上海報紙小史》出版，是第一部新聞史研究專著。此二者都可以看作是在中國新聞史乃至整個新聞學研究領域的開路先鋒。誠如方漢奇先生所言：“在中國新聞學研究的歷史上，開其端緒的，還是新聞史的研究。”(1)百余年來，新聞史從無到有，至今已蔚為大觀，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思想解放學術創新的潮流中，新聞史研究呈現一派繁榮景象。1992年成立的中國新聞史學會為一級學會，足見新聞史作為一門顯學的學科地位。僅以學會成立后的6年來看，據不完全統計，“在各種報刊上公開發表的新聞史方面的論文和文章，累計達1053篇，公開出版的新聞史方面的專著，累計達88種”。(2)

1996年，新聞學由二級學科提升為一級學科新聞傳播學，改革開放以來逐步發展的傳播學成為與新聞學并列的專業，并于1999年開始招收博士研究生。這一過程中，新聞史研究功不可沒。問題在于，傳播學已經同新聞學并駕齊驅，在新聞史研究取得可喜成績的情況下，尚無真正意義上的對中國大眾傳播歷史的研究；沒有形成一個與新聞傳播學一級學科地位相適應的，既有新聞學，又有傳播學；既有新聞史，又有大眾傳播史的合理格局。

大眾傳播史不同于新聞史和媒介專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