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主義政治學范文10篇

一、理念的淵源與復興

說到“理念”的歷史淵源，不得不提到西方哲學乃至整個西方文化中最偉大的哲學家和思想家柏拉圖。在他看來，“理念”是離開具體事物而獨立存在的精神實體，是永恒不變的，是普遍、絕對和必然的存在。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歷史的發展，不同時期的哲學家和思想家對柏拉圖的“理念論”進行了批判與繼承，如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把理念理解為推動知性產生到超越經驗的純粹理性；黑格爾在《小邏輯》里將理念稱為“自在而自為的真理概念和客觀性的絕對統一”[1]；……等等。在上述歷史線索中不難看出，“理念”一詞在唯心主義學派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其內涵也隨著唯心主義的發展不斷地豐富起來。

隨著近代辯證唯物主義的興起并逐漸成為哲學主流話語，人們開始更多地關注“物質世界”，強調其對“意識”的決定性作用，拒絕那種超越物質世界而存在的“理念”，從而“理念”一詞在學界研究中也走向了落寞。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后現代主義思潮逐漸闖入了人們的視野，其中影響較大的建構主義站在相對主義的哲學立場上重新強調了主體認知的重要性，力圖把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結合起來進行解釋與分析，這為“理念”的回歸帶來了新的歷史契機。20世紀90年代，建構主義首先在政治學科中的國際政治關系研究方面占據了主流地位，之后，很快蔓延到其它的政治分析領域，形成了政治學科的建構主義模式；其核心思想認為決定政治結果的既不是觀念也不是物質因素，而是觀念與物質因素間的互動對政治后果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二、理念路徑的基本模式

在理念路徑中，其核心問題就是理念如何影響政治行為。它認為，政治行為既是行動者的動機、利益和偏好相結合的產物，也是環境提供機會及限制約束的復雜后果。這種觀點被認為有著很大的進步性，其把動機、利益和偏好都當成了變量，這與政治現實更為切合。進而，它闡述了理念路徑的核心分析點對政治現象中的“利益”概念進行了重新認識。它強調利益分為兩個層面的，一是客觀的利益，二是主觀對客觀利益的認識，并且這兩者在多數情況下是不一致的。那影響政治行為的究竟是前者還是后者呢？對此，科林·海在唯物主義“背景物質利益行為”[2]的解釋模式基礎之上，發展了一種“背景‘現實’或物質利益對物質利益的認知行為”[3]的建構主義模式。雖然這種模式更符合實際政治生活狀態，但其最為明顯的不足之處是必須借助其他變量才可能闡明理念對行為的影響機制。在這種背景之下，處于政治學科研究前沿的新制度主義學派力圖把理念與制度結合起來。

一、理念的淵源與復興

說到“理念”的歷史淵源，不得不提到西方哲學乃至整個西方文化中最偉大的哲學家和思想家柏拉圖。在他看來，“理念”是離開具體事物而獨立存在的精神實體，是永恒不變的，是普遍、絕對和必然的存在。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歷史的發展，不同時期的哲學家和思想家對柏拉圖的“理念論”進行了批判與繼承，如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把理念理解為推動知性產生到超越經驗的純粹理性；黑格爾在《小邏輯》里將理念稱為“自在而自為的真理概念和客觀性的絕對統一”[1]；……等等。在上述歷史線索中不難看出，“理念”一詞在唯心主義學派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其內涵也隨著唯心主義的發展不斷地豐富起來。

隨著近代辯證唯物主義的興起并逐漸成為哲學主流話語，人們開始更多地關注“物質世界”，強調其對“意識”的決定性作用，拒絕那種超越物質世界而存在的“理念”，從而“理念”一詞在學界研究中也走向了落寞。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后現代主義思潮逐漸闖入了人們的視野，其中影響較大的建構主義站在相對主義的哲學立場上重新強調了主體認知的重要性，力圖把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結合起來進行解釋與分析，這為“理念”的回歸帶來了新的歷史契機。20世紀90年代，建構主義首先在政治學科中的國際政治關系研究方面占據了主流地位，之后，很快蔓延到其它的政治分析領域，形成了政治學科的建構主義模式；其核心思想認為決定政治結果的既不是觀念也不是物質因素，而是觀念與物質因素間的互動對政治后果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二、理念路徑的基本模式

在理念路徑中，其核心問題就是理念如何影響政治行為。它認為，政治行為既是行動者的動機、利益和偏好相結合的產物，也是環境提供機會及限制約束的復雜后果。這種觀點被認為有著很大的進步性，其把動機、利益和偏好都當成了變量，這與政治現實更為切合。進而，它闡述了理念路徑的核心分析點對政治現象中的“利益”概念進行了重新認識。它強調利益分為兩個層面的，一是客觀的利益，二是主觀對客觀利益的認識，并且這兩者在多數情況下是不一致的。那影響政治行為的究竟是前者還是后者呢？對此，科林·海在唯物主義“背景物質利益行為”[2]的解釋模式基礎之上，發展了一種“背景‘現實’或物質利益對物質利益的認知行為”[3]的建構主義模式。雖然這種模式更符合實際政治生活狀態，但其最為明顯的不足之處是必須借助其他變量才可能闡明理念對行為的影響機制。在這種背景之下，處于政治學科研究前沿的新制度主義學派力圖把理念與制度結合起來。

一、背景

政治學關于制度的研究最早應該追述到公元300多年前的古希臘時期,亞里士多德對城邦制度的研究,首開政治學制度研究的先河。從那以后,政治制度一直是政治學家研究的對象,早期如柏拉圖對“理想國”、莫爾對“烏托邦”、安德里亞對“基督城”社會制度的研究,近代如圣西門的“實業制度”、傅立葉的“和諧社會”、洛克的政府制度、盧梭的直接民主制度、孟德斯鳩的分權制衡制度、聯邦黨人的聯邦社會制度、馬克思關于生產力運動最終導致生產關系(制度)運動等等,這些都體現了政治學家關于制度設計的智慧。古典意義上的制度研究主要體現在法(公法)、體制(民主與專制)、組織(政府權力分配)等領域;近代以來,制度研究的對象進一步擴展,開始包括國家憲法、選舉制度、政黨制度、中央與地方政權之間的關系等領域。總的說來,制度研究的目的是為了分析政治形式與政治原則之間的關系,即如何通過建立和完善某種政治形式來實現某種政治原則,從這個意義上講,幾乎所有的政治學研究都是制度研究。傳統制度研究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體制基本穩固的前提下開始受到兩個方面的挑戰:第一來自于政府公共政策研究的挑戰。政治學家開始把關注政治現象的焦點由制度建構、制度解釋、制度設計轉向了公共政策,即具體的政府過程研究上去;第二個挑戰來自于研究方法的挑戰。20世紀30、40年代西方政治學發生了一次范式轉換——行為主義革命,即政治學家由于受到自然科學的影響,已經不再滿足于政治學中的宏觀、靜態、規范、描述式的研究方式,在批判傳統制度研究主要從邏輯上推演并建構政治制度,在語言符號上充滿了價值描述和評估,忽略了個體在制度建構中的作用的基礎上,行為主義決心將政治學建構為可驗證、可量化、動態的科學。因此,行為主義猛烈地批判政治學中靜態的制度分析,決心從政治活動的主體——人的心理動機、政治心理活動出發去研究政治學,于是大量的調查研究、理性選擇研究、心理研究、行為研究、結構——功能研究、模擬研究、實驗研究、案例研究、溝通研究、系統研究等取代了制度研究,行為主義在60年代達到了頂峰。

70年代末期,行為主義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評,批評者認為行為主義者過分注重政治形式,揭示政治實質不夠;過分注重方法論,忽視實際問題研究;過分推崇自然科學方法與技術而排斥歷史的哲學的方法;試圖排除價值成分,保持價值中立;只求解釋現實,不求改造現實;經驗理論帶有很大的主觀因素,等等。1969年大衛.伊斯頓在美國政治學年會上以“政治學的新革命”為題的發言宣告了行為主義走向衰落的命運。行為方法的衰落客觀上引發了替代范式的出現,這種范式必須能結合傳統方法與行為主義的優點,而拋棄各自的缺點。

1984年,詹姆斯.馬奇和約翰.奧爾森在美國政治科學評論上發表了《重新發現制度:政治的組織基礎》一文,對政治學研究的現狀提出了批評。他們指出了政治學研究中的五種錯誤傾向,分別是:(1)、語境主義的(Contextualism),傾向于把政治看作是社會的一部分,而不是把政治從社會中分離出來;(2)、約減主義的(Reductionism),傾向于把政治現象看作是個體行為累積的結果,而不是把政治的結果歸因于組織結構以及適當行為的規定;(3)、功利主義的(Utilitarianism)政治被看作是功利計算的結果,而非源于責任和義務;(4)、工具主義的(Instrumentalism)傾向于把決策以及資源的分配當作政治生活關注的焦點,很少注意到政治生活圍繞著意義發展如符號、儀式、典禮等而被組織起來的方式;(5)、功能主義的(Functionism),傾向于把歷史看作是達成唯一的合適均衡的有效機制的背景或場景,很少注意歷史發展中的非適應性以及非獨特性,即歷史無效的一面。作為對以上理論的補充和矯正“,政治制度自發地成為無所不在的理性思維以及工具式的約減思維的一種挑戰”(同書,第17頁)。馬奇的論文宣告了新制度主義的誕生。新制度主義既強調政治社會背景的重要性,也強調個體角色的動機,因而制度具有獨立性和連貫性,制度不僅受制于背景也改造背景,制度影響微觀個體而產生政治結果;政治不完全是功利計算的結果,人的行為有時候受符號、象征、道德、信條等影響;歷史并不必然與當時的制度相適應,制度往往落后于歷史發展,歷史有時候具有對政治的無效性,等等。新制度主義者拒絕行為主義理論,以及在行為主義影響下的多元主義理論(類似上述的背景論)、功能主義、結構主義等,與此同時,它吸收了70年代以后發展起來的政治學和社會學理論,如“回歸國家理論、組織理論、學習理論、符號互動論和比較政治學中的政治發展理論等。

此外,經濟學等學科對制度的重新關注也是政治學新制度主義誕生的正要根源。早期的經濟學家如凡勃倫(Thorsteinveblen)、康芒斯(mons)對于制度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做過比較精彩的論述。康芒斯認為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是人類社會的推動力量,法律制度不僅推動著經濟制度的演變而且推動著經濟發展。受康芒斯的影響,道格拉斯.諾斯與戴維斯、羅伯特.托馬斯在1971年、1973年分別發表了《制度變革與美國經濟增長》、《西方世界的興起》,提出了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在于制度,即一種提供適當個人刺激的有效制度是促使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1981年諾斯又出版了《經濟史上的結構與變遷》一書,從而建構了包括所有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等在內的整個制度分析框架。稍晚時期,諾斯對自己的理論做了全面、規范地總結,總結了制度的基本內涵、制度變遷理論以及制度變遷對經濟績效的影響,形成制度——個人選擇-—經濟績效的分析模型,以及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的互動關系。與次同時,羅納德.科斯、德姆塞茨、華裔學者張五常的產權理論,奧立弗.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論等共同形成了經濟學的新制度主義,它是對古典經濟學把制度看作經濟發展中的自然隱含前提甚至無關變量的反動而出現的。新制度主義經濟學一誕生便獲得了很大成功,受這些成果的鼓舞和啟發,政治科學研究者再次把制度納入分析的視野中。政治學者在研究過程中盡管注意到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但是在建構理論框架時,還是從制度經濟學中借鑒基本概念、術語和方法,諸如制度的含義、制度變遷、路徑依賴、“委托—模型”、博弈理論、“公用地困境模型”以及個體主義分析方法等。盡管新制度經濟學和新制度政治學在分析對象上表現出很大的差異,但兩種方法在強調制度影響個人選擇,從而影響社會結局的作用上是一致的。除經濟學外,社會學的組織理論對政治學制度主義的復興也有很大的影響,如沃特.W.鮑威爾以及保羅.狄馬格的社會組織理論等。由于上述兩個原因,新制度主義政治學一產生便迅速發展,其范圍擴展到國會研究、地方政府研究、公共政策研究、國家起源研究、國家行政能力研究、世界政治中的民族國家關系研究、福利國家發展研究、組合主義研究、國家的歷史比較研究等領域。新制度主義的出現一方面是對行為主義、理性選擇分析忽略制度研究的批判,同時也是對經濟學等社會科學關注制度的回應,于是在批判行為主義與繼承傳統制度主義基礎上,在吸收并改造經濟學新制度主義的基本術語的基礎上形成了政治學的新制度主義。

二、派別與觀點

【內容提要】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的新制度政治學表面上是對傳統政治學的復歸，但實際上是在對當代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批判的基礎上，對傳統政治學中一些重要問題的重新關注。新制度政治學是當代西方學者在結合傳統政治學和當代政治科學方面的一個嘗試。

【摘要題】新思潮

【關鍵詞】政治學/政治制度/行為主義/理性選擇

【正文】【作者簡介】張桂琳(1955-)，女，安徽蚌埠人，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教授，政治學博士。（北京100088）

一

現代政治學源于政治哲學和政治制度研究。然而，20世紀的歐美，尤其是美國，開始了一場旨在把政治學改造成政治科學的方法論變革。這場變革的結果是，政治科學輕視或拒絕政治制度研究，轉而更加注重兩種建立在個人主義假定的研究范式，即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這兩種研究范式都假定：個人作為個人自主地進行政治活動，其政治活動的主要依據是個人的社會——心理特征或者個人對自身利益的理性計算。在這兩種理論研究中，個人不被或很少被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所限制，因而可以自我決定。同時，這兩種理論研究也同樣看重外因對政治過程的作用。除了在研究范式的變革以外，這場變革從一開始就表現出一種強烈的、不斷增長的對精確的研究方法的使用和清晰的經驗性政治研究理論的構建的偏好。很顯然，這些研究范式和理論構建方面的關注排斥和拒絕傳統的政治制度研究。（注：關于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最好的解釋是Eulau(1963)和Riker(1973)的作品。）

一、導言

二、關于行為分析模型

[1][2]

[3]

[4]

借鑒行為科學和新制度經濟學的豐富思想，可以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概念改造行為科學的模型，提出人的行為的“制度-行為”分析模型。

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研究已經不能自外于海外中國問題研究。畢竟，政治學學科的恢復是中國社會科學走向世界、走向現代化的一個重要事件，它昭示著在政治學研究領域，關于中國政治的研究不僅要認真總結以往的理論和經驗，而且要注意吸收國外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發展獨特、在國際政治中舉足輕重的大國，即使在它自我封閉的年代，也仍然受到國際漢學界的高度關注，國外“中國政治研究”文獻層出不窮，研究角度各異，理論觀點多樣。例如，按照王景倫的歸納，在國外中國研究重鎮的美國，其研究模式不下九種：（1）傾向模式；（2）派別模式；（3）官僚模式；（4）結構模式；（5）規范模式；（6）毛控制模式；（7）世代模式；（8）利益群體模式；（9）合理性模式。[1]這些研究模式，以今天的眼光看，有些是隔靴搔癢，有些是霧里看花，有些是生搬硬套，但也有相當的研究觸及中國政治發展的邏輯，其分析鞭辟入里，其觀點發人深思，其方法富有學理涵容性，在80年代得到國內中國政治研究者廣泛的響應。90年代后，隨著中國學術對外交流的擴大，中國政治研究的不斷深入，國外中國政治研究的許多概念和范疇對中國政治學人逐步失去了最初的新鮮感和震撼力，但是，那些架構比較合理、學理資源比較深厚、在學科上具有“大理論”（grandtheory）特征的理論方法仍然對中國政治學人的中國政治研究發揮著深遠的影響。它們實際上為理解和解釋中國政治提供了雖然不同但有內在聯系的一組理論視角。

一、比較現代化。現代化是指人類社會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從比較的角度對這一過程進行研究是現代化理論的基本特征，而凡是以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為線索來探討社會變遷的理論都可以歸入比較現代化研究的范圍。比較現代化的一個基本立論是，現代化在歐洲是現代性因素“內源發生”成長的結果，這種現代性因素以殖民和資本輸出的形式從歐洲向外擴張，把世界其他地區強行拉入工業化、民主化、城市化和理性化的偉大歷史運動之中，人類史由此變成一部世界史，因此，在非歐洲地區，現代化不過是這些國家應對來自“外部挑戰”的過程。在改革開放前，主導中國政治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主要是反帝反封建革命斗爭的中國史研究，中國政治學人對現代化理論還相當陌生，但是，由于馬克思的現代社會發展理論與現代化理論有許多相似之處，[2]這一分析框架實際上非常接近現代化理論的某些預設，與它的理論邏輯并無大違。這也是為什么改革開放后，現代化理論一經傳入中國，即濫觴于中國的社會科學界，成為最時髦的理論方法之一。[3]然而，正如羅榮渠先生指出，上述分析框架的取向畢竟不是現代化問題，“中國革命運動是一場偉大而復雜的政治斗爭，但它本身并不等同于社會變革，并不能代替對社會變革全局的研究。”[4]那么，如何認識近代中國社會變革的全局呢？羅榮渠先生把它歸納為四個過程：（1）自我衰敗的過程；（2）半邊緣化即半殖民地過程；（3）革命化過程；（4）現代化過程。“綜觀中國現代變革的全過程，鴉片戰爭以后，中國的傳統發展軌道已被打破，開始被納入現代世界發展的大潮之中，因此，中國的半邊緣化和革命化，實質上都是中國現代化總進程中舊體制向新體制轉變的特殊形式。就現代化的特定意義而言，在19世紀后半葉，它只是中國近世社會大變動諸流向中的一個流向；到本世紀初清王朝解體，現代化才異常艱難地上升為諸流向中帶有主導性的趨勢；到本世紀50年代以后，它才逐漸上升為大變革的主流，即占支配地位的大趨勢。”[5]這種恢宏的視野正是比較現代化的理論稟賦。在比較現代化研究的影響下，80年代以來，不僅當代中國政治發展圍繞著“傳統-現代”這個路徑來分析，甚至那些并非專門研究中國政治發展的論著也以社會轉型為中心來解釋和評價與此相關的其他歷史問題，從而使得中國政治研究具有濃厚的“社會-歷史研究”特色。

二、國家-社會關系分析。國家與社會關系理論通常被扼要地概括為市民社會理論，作為一個研究模式，它強調的是社會與國家相對的二元性質，關注的是那些不能與國家混淆或不能被國家淹沒的社會生活領域。市民社會理論可追溯到洛克、孟德斯鳩以及托克維爾關于分權、制衡、自治的學說，但因其發展脈絡過于龐雜，缺少理論亮點而顯得衰落。如果不是20世紀后期國家主義的猖獗，市民社會理論可能就此衰落下去。市民社會理論的復興直接導因于70年代以來的東歐和前蘇聯的民主化運動，它受到中國政治學界的高度關注則是1992年以后的事。從現實來說，它是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正在經歷的社會領域自治化進程的回應，這一進程配合著經濟領域的市場化逐步打破國家的全面控制，使越來越多的權力要素流入社會，導致國家與社會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面對這種變化，80年代后期的中國政治學界引發了一場以“新權威主義”為主題的爭論。“新權威主義”者基于后發型現代化國家政治發展規律的認知，認為中國這樣一個處于改革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其經濟市場化和社會自治化只有在集權體制下才能加速進行，一個強大的具有現代化取向的中央權威是完成社會平穩轉型的必要條件。“反新權威主義”者（又被稱為“激進改革派”）則主張中國必須加大政治體制改革步伐以推動正在經濟社會領域出現的市場化、自治化趨勢，只有變集權為分權的政治民主化才能打破發展的瓶頸，實現經濟、社會和政治的良性互動。撇開二者的分歧不論，它們的共同特征均是主張體制內改革。但80年代末期中國政治生活發生的一些大事件促使中國政治學人對中國政治發展重新進行反思，這種反思的一個結果是，國家體制內的改革被認為其邊際收益已經接近為零，要進一步發展中國的民主政治，需要在國家體制外的社會領域用功，即以社會領域的深入廣泛的變革推進國家領域的變革，一個自主性的市民社會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可靠保證。體制外改革由此獲得了戰略意義。此后，中國國家與社會關系研究遂成為中國政治研究的熱點，“國家-社會關系”研究被認為是一個極富增殖性和原創性的分析框架。需要指出，雖然“國家-社會關系”隱含著運用市民社會的獨立性所動員的社會資源來抵御后發型現代化國家的政治專橫的設想，但基本上，在中國政治研究者那里，這一關系更多地被解釋為一種基于各自所具有的發展邏輯和自主性而展開的良性互動關系，“透過這種互動，雙方能夠較好地抑制各自的內在弊端，使國家所維護的普遍利益與市民社會所捍衛的特殊利益得到符合社會總體發展趨勢的平衡。”[6]毫無疑問，這種非激進的互動取向同中國這樣一個特殊的后發型現代化國家的政治生態特征是相聯系的。

三、新制度主義。新制度主義是一種主張把制度因素引入經濟分析中以解釋長期經濟變遷成因的理論，它本是經濟學中的一個非主流學派，但由于在建立制度分析模型方面取得巨大成功，80年代后日益引起人們的注意。新制度主義有兩個中心概念：“產權”與“交易費用”。產權是對資源的排他性占有和使用的權利，它的重要性表現在假如某種資源沒有明確的產權歸屬，利用這一資源就要冒著收益不抵成本的風險，即產生外部性問題，從而導致資源利用的低效率或無效率。較之產權而言，交易費用是一個更具革命性的概念。交易費用簡單地說即某一產權界定的運作費用。假如交易費用為零，產權如何界定對資源的有效配置無關宏旨，但事實上交易費用總是大于零的，因此產權的界定取得極為重要的意義。產權的界定就是制度，制度的功能就是降低交易費用，使外部性內在化，使資源得到合理配置。新制度主義把“制度”理解為一系列包括正式約束（政治規則、經濟規則）和非正式約束（道德規范、風俗習慣）的社會的“博弈規則”。所謂博弈就是選擇，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通過影響個人選擇而對一國的經濟績效發生積極作用。[7]在這里，制度被視為經濟增長的自變量，制度總是變遷的，制度變遷即產權界定的不斷調整，產權界定則是國家最擅長和最本質的工作。這樣，歷史的進步和經濟政治的發展應該到制度變遷中去尋找原因。新制度主義對制度的特殊關注無疑引起政治學界的極大興趣，因為和經濟學相比，制度更應是“政治”的，傳統政治學的學術偏好之一就是制度研究。只是由于行為主義革命的緣故，制度的研究讓位于行為的研究，國家的研究讓位于政治系統的研究，規范的研究讓位于經驗的研究。在行為主義政治學已呈頹勢的70年代，一部分政治學者轉向決策理論研究，“制度主義成為政治學研究中一股涌動不已的暗流”，他們適逢其時，因為一部分經濟學者也轉向政治研究，“經濟學研究中制度主義思潮的興起，鼓舞了政治學研究中的制度主義理論家”。[8]顯而易見，政治學和經濟學的匯合很大程度上正是通過“制度”這一關鍵變量打通了個人行為與集體行動、社會與國家、經濟與政治的聯系。新制度主義，論出身，是經濟學的，論歸宿，卻是政治經濟學的（“新政治經濟學”），這也是人們把它視為經濟學與政治學科際整合范例的原因。新制度主義傳入中國的時間不長，應用于政治學研究的時間則更短，目前主要是一些研究生和青年學者在使用這一理論方法，分析中國政治問題也很自然集中在中國改革發展的戰略、國家與市場一類“很經濟化”的主題上，而主要不是社會政治問題。可以想見，這將是一個有望“刷新”政治學并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的新領域。

比較現代化：主題與問題

持比較現代化理論方法考察中國政治發展的學者多半都同意，中國現代化的主題可以概括為回應西方挑戰，重建政治共同體，從而實現以經濟起飛為動力的文明結構的全面轉型。這里一個基本的理論假設是，在19世紀中葉以前，中國的衰落主要源自內部的傳統危機，如果沒有外部因素的作用，王朝可以通過動員自身資源克服危機，自我復制，但在西方沖擊下，王朝循環的邏輯被中斷，從此以后，中國的變革是圍繞西方新興資本主義世界的中軸而進行，是受外來影響支配的。[9]

摘要：在經驗理性的指導下。嚴復系統地探究了政治制度的生成、發展和演變的歷程。解釋了制度演化的規律，并最終得出漸進主義的政治變革主張。這是嚴復政治思想體系的內在理路。

關鍵詞：嚴復；政治學思想；內在理路

蕭公權曾說：“(嚴復)《政治講義》真可謂清末之第一部政治科學著作。”在中國，嚴復是第一個運用西方式的經驗理性、通過對政治制度的追根溯源來系統地思考政治變革和社會問題的知識分子。他比較罕見地沿著經驗主義路向、遵循實證主義方法、獨立地思考人類(尤其是中國)的歷史和社會問題，形成了與眾不同的政治學思想。雖然，除了《政治講義》之外，他并沒有系統的政治學著作，但是，從大量的譯作、按語、論文和書信中，仍然可以發現他政治學思想的潛在體系，可以找到隱含的內在理路。

一、天演論和人類社會起源

天演論是嚴復政治學說的基點，它是嚴復吸納并改造斯賓塞、赫胥黎社會進化論思想的產物。嚴復試圖用它來解釋人類社會的起源和發展問題，也以此來解釋人類社會各種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起源和演進問題。

嚴復認為，宇宙萬物都由“天”演化而來。“天演”就是宇宙和自然生生不息的演化歷程。天演的基本法則就是“優勝劣汰、適者生存”。各種生物自產生之后，它們之間就展開了激烈的生存競爭。由于人類對環境最有適應能力，于是就逐漸成為地球上最有競爭力的物種。同時，人群也是自然選擇的結果。在《天演論》按語中嚴復說；“能群者存，不群者滅；善群者存，不善群者滅。”而“群肇于家，其始不過夫婦父子之合，合久而系聯益固，生齒日蕃，則其相為生養保持之事，乃愈益備。”也就是說，群體和家庭是自然衍生和發展之物。接著，家庭組織日趨穩定，人群日益成熟，人類社會就隨之出現并日趨復雜化。

摘要：近年來新制度主義理論得到迅速發展，并逐步運用于人力資源管理研究領域中，將新制度主義理論應用于人力資源管理領域已成為西方管理研究的新的熱點之一。本文回顧了新制度主義的主要理論，介紹了新制度主義理論在人力資源管理研究中的應用情況，并指出了未來研究方向。

關鍵詞：新制度主義；人力資源管理；應用

傳統的經濟學和管理學都將“企業的目標是利潤最大化”和“經濟理性”作為既定的事實和分析的前提。在此基礎上，人力資源管理被普遍認為是為了達到企業的目標，影響雇員的行為、態度和績效的一系列活動和政策。而新制度主義學派則從另外一種視角，解釋企業的行為，認為除了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經濟理性之外，企業的結構、決策和行為同時還受非競爭需求的驅動（如為了尋求“合法性”），表現為“規范理性”（Oliver,1997）。[1]近年來，新制度主義開始應用于管理領域，尤其是人力資源管理領域，成為西方人力資源管理研究的新熱點之一。

一、新制度主義理論主要回顧

在反思新古典經濟理論和政治學中的行為主義理論的基礎上，西方社會科學重新認識到“制度”對于分析現實問題的重要作用，新制度主義應運而生，在社會學領域、經濟學領域、和政治學領域都有很大拓展。由于與管理學（尤其是人力資源管理）相交叉的新制度主義思想主要源于社會學，因此本文主要闡述社會學中的新制度主義理論。

制度是“具有高度彈性的社會結構。它由文化認知因素、規范因素和規制因素構成，與相關的活動和資源一起提供社會生活的穩定性。制度不僅包括正式的規則、程序或規范，而且還包括符號系統、認知規定和道德模板。制度要素的載體很多，包括文化模式和認知圖式，表征和社會邏輯，關系系統和社會網絡，日常事務或以習慣行為為形式的結構性活動，還有人工制品等（Scott,2001）”。[2]社會學對制度的定義較為廣泛，它將文化也包括在制度范圍之內，研究的重點不僅包括正式的規則、程序和規范，而且更側重于由符號、認知圖示和道德模板構成的引導人類行動的意義框架。

一、新古典經濟理論的缺陷與制度主義的興起

制度主義經濟學的誕生，被認為是由于正統的新古典經濟理論的理論假定與它的形式論證的范圍和方式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要了解制度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必然不能不了解作為主流派的新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核心，通常由一系列與理性、知識、邊際、均衡和人類當事者有關的思想組成，主要包括：

1、所有經濟當事者的理性的、最大化行為。這是因為這些當事者被假定為根據外部給定的偏好最優化。

2、沒有嚴重的信息問題[1]。包括與未來有關的根本不確定性、對復雜世界的結構和參數的廣泛無知、以及個人對普遍現象認識的分歧。

3、理論的焦點為趨向或達到了的靜止均衡狀態，而不是整個歷史時期中的連續的轉變過程。

但是，關于個人選擇和理性最大化這些核心的新古典結構，以及信息問題易于處理的連續假定，都已受到最近某些經濟理論發展的很大影響，如斯科特、威廉森、阿爾欽、西蒙等經濟學家的理論思想，盡管他們在對待主流經濟理論的態度和與主流經濟理論的距離方面存在差異，但他們還是存在許多共同的主題，他們普遍觀點包括：

雖然一個社會的外部局限性在于它的經濟增長率，但經濟增長的正當性已成為壓倒一切的價值理念，成為現代各國的共同追求，并成為現代多元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合法性來源。因此，及時地調整公共權力的結構與運行機制，從而滿足經濟增長新形式的需要，避免政治合法性危機，這應當是現代政治學的一個基本命題。

這一抽象命題在全球化、市場化和分權化背景下的展開，則是作為國際社會科學前沿話語的治理理論與實踐問題。前沿孕育著未來。本文立足于政治科學知識體系的變革，說明這樣一個觀點：作為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論，她是民主政治的一份科學研究綱領，是現代政治學本來就應該是的樣子。

一

從上述事實性知識或判斷性知識來審理治理理論，這一理論興起的直接原因來自于公共權力結構和政府管理的破碎、僵化并出現危機，反映在治理話語中，則集中體現在三個論點上。其一是面對越來越復雜的社會，國家已經喪失應有的行為能力，也難于預測自己的行為后果，甚至難于避免產生有害的決策；并受落后的思想束縛，不時頒布不適宜的或無必要的合法性迫使各種群體接受。其二是社會結構急劇變化，地位危機、社會一致性分裂和文化分裂，公眾對公共權力的效能和未來越來越不抱幻想，公眾的心靈世界碎片化，行為邊緣化日趨嚴重。其三是作為社會一致性中樞的公共行政體系能力衰減，并進一步成為公眾的負擔，中央集權、分等論級的控制不再有效；科層系統陷入了官僚主義的怪圈，公共政策無力承受大量社會需求，無法對太多和太矛盾的公共問題做出裁決，超優政策真正的仲裁者是國際市場。對于這一總體性的危機，治理話語走向了積極的知識重建：在文化上返古希臘之本，在政治上重開自由主義之源，在實踐出路上擇定新制度經濟學，在技術上親和于管理主義，從而推出具有建設意義的政治學理論和分析方法。

從知識論的角度來看，治理理論是人類在尋求解決社會一致和有效性問題上做出的一次深刻的認識轉折與制度突破，在一定意義上，包括近代以來在內的一切政治學知識都在這一框架下實現了新的整合，無論是在事實上還是在判斷上，政治學知識體系都在悄悄地脫離統治這一核心而轉向個人對公共事物的關心這一主題，由此導致現代政治類型在三個維度上發生重大轉向：

第一，從高級政治向低級政治變遷。一般而言，高級政治首先是指那些在國際關系中意義重大、影響非凡的決策活動，如討論一國是戰爭還是結盟等等。其次高級政治是指在共同體層次上、有關民族國家問題的重大決定和政策制定，如號召種族或集團一體化，或是與產權制度有關的政治關系的變革，如私人產業國有化，或者對政府的體制和形式進行根本性變革等等。所謂低級政治也是一種政治類型，這類決策不涉及對國家或國際社會中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的變革，它涉及次要性的決策，如將大型社會系統保持在某種均衡狀態。低級政治通常由官員和管理者們在公共行政領域中實行，一般屬于官僚政治行為，功能是在不干擾社會政治經濟現狀的條件下為貫徹高級政治決策所進行的活動。在國內層次上，低級政治包括通過有關防止環境污染的法規；決定提高最低工資和社會福利標準；對外貿易、旅游和投資往來的促進等等。現在應當已經到了把上述思維方式顛倒過來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