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秀節目范文10篇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媒體產業化進程的起步與快速發展，大眾傳媒的娛樂功能引起了人們普遍重視并成為電視節目創新的突破口。1997年7月，湖南衛視《快樂大本營》開啟了我國現代電視娛樂節目的正式發端，從而掀起了一股聲勢浩大的娛樂節目熱潮。2005年夏天，湖南衛視推出的真人選秀節目《超級女聲》更是轟動一時，進而成為了當年中國最重要的媒介事件與文化景觀。自此之后，各類真人選秀節目如雨后春筍般不斷地涌現出來，迅速地成為我國電視綜藝類節目的主要形態。這種以綜藝娛樂秀為主要元素、商業氣息濃厚的真人選秀節目，對當代青少年流行文化發展產生了非常重要而深遠的傳播導向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講，經過六年多的發展之后，真人選秀節目早已經失去了當年橫空出世時的驚艷之美，或多或少地讓人產生出些審美疲勞。隨著各類真人選秀節目越來越多，其粗制濫造、復制雷同的現象也變得日益突出，因而成為了國家廣電總局2011年“限娛令”矛頭直接所指的靶子。客觀而言，“限娛令”的出臺并不是對真人選秀節目的全盤否定，而是針對盛極一時的亂象所提出的必要和有效的傳播規范措施。而《快樂女聲》《中國達人秀》在2011年的再度火爆登場，實際上也充分表明了其審美文化機制中蘊含著某種巨大而頑強的生命力。

一、狂歡化的娛樂民主:真人選秀節目的審美文化內涵

真人選秀節目是一種幫助普通人實現舞臺夢想的紀實藝術類節目，它或是以普通人海選為開端，借鑒“真人秀游戲”中的層層淘汰制度，使最終勝利者成為名副其實的明星;或是給普通人短暫的專業性化包裝和培訓，最終實現其在舞臺上展示非生活常態的“明星”光彩的夢想。①這種節目的廣泛流行，一方面是與中國文化傳統、國人集體文化記憶以及其當代社會境遇緊密相關;另一方面，大眾傳媒屬性由單一政治屬性向雙重(政治、產業)屬性的轉變，則成為了真人選秀節目產生的重要媒介生態條件。我們知道，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整個社會政治文化領域也發生一系列復雜轉型，廣大公眾在經歷傳統文化衰落和價值規范解體之后，迫切需要大眾傳播媒介能成為其尋求情感宣泄和價值歸依的渠道。因此，2004年華裔青年孔慶翔憑借《美國偶像》一夜成名，并隨之成為電視泛平民化娛樂時代的轉折式人物，其平民化的“真人選秀”也迅速催生了中國電視節目平民娛樂化的發展熱潮。這種以競賽游戲內容為核心的電視節目形態出現，在無形中拉近了媒介明星與廣大觀眾的心理距離，其零門檻的海選賽制也進一步提高了廣大公眾的媒介參與性。與此同時，草根娛樂民主也讓更多觀眾從中找到自己的情感投射對象，并大大增強了廣大觀眾對大眾媒介傳播的心理情感認同。在真人選秀節目中，“秀”的含義，既指節目參與者的熒屏呈現總是帶有著一定的表演色彩，也指其節目形態結構表征為一場供人愉悅的視覺形式(表現)秀。從其文化內涵來看，當代真人選秀節目受到廣大觀眾普遍歡迎的主要原因，是其中蘊含著一種草根文化與大眾狂歡的內在特質。首先，“草根”一詞源自英語“grassroots”，在引入社會學研究后，就被賦予了“基層民眾”的文化內涵。法國學者德賽圖指出，平民選秀節目之所以越來越受歡迎，其深層次的原因就在于草根文化形態的勃興，因為它能夠讓觀眾廣泛地參與并親歷其中，故而呈現出非常濃郁的草根文化氣息，由此誕生的平民偶像也就成為了草根階層的代表，并進而受到廣大平民百姓的廣泛追捧。②進而言之，草根文化以大眾性、真實性和民主性為結構特征，由于它契合了平民偶像所富有的個性特質，所以容易對觀眾產生出一種特殊的親和力，也易被建構成觀眾情感投射的現實對象。在真人選秀過程中，當傳統英雄加冕儀式被替代為現代灰姑娘童話故事，那些長期居于社會底層的草根階層民眾，從此也有機會成為萬眾矚目的媒介偶像。其次，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文化現象，真人選秀節目試圖為廣大公眾營造出一個對抗現實壓抑的狂歡化世界(巴赫金)。杜駿飛認為它具有五個方面的特征:(一)對意識形態壓抑的盡情釋放;(二)顛覆舊有身份秩序的虛擬游戲;(三)新階級屬性的文化社群的模擬認同;(四)異樣的和大規模快感的感官實現;(五)對異質文化的新鮮感。③在真人選秀節目中，隨著灰姑娘童話被提升為整個媒介呈現的主體，從而實現了對精英傳統的解構與權威級別的消除;與此同時，真人選秀節目所內含的主體間互動過程機制，讓觀眾在收視過程中充分激發起參與傳播的興趣，由此最大限度地吸引了受眾的眼球注意力。因此，真人選秀節目就超出了作為一種單純電視娛樂節目的范疇，成為一種全民性的娛樂體驗活動與群體體驗的“社會狂歡”。④當然，真人選秀式的草根娛樂民主僅僅是某種模擬式和象征性的公眾參與方式，與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民主形式相距甚遠。第一，選秀節目中的娛樂化民主往往是根據傳播效果需要而進行設置的，并不是一種基于平等協商基礎上的主體間對話交流方式。在2011年《快樂女聲》全國總決賽中，評委蔡國慶為唱跳型選手李斯丹妮振臂高呼，并為此不惜與其他專業評審發生正面激烈的沖突。這一方面可以視為嘉賓評委因愛才心切而導致的情感自然流露，另一方面必然會或多或少地影響到大眾評審的自主選擇過程。而更重要的是，其真實用意可能更多是出于傳播效果需要所精心策劃的。第二，在日常傳播實踐中，手機短信投票權利大多情況下是通過購買短信得以實現的，其短信購買行為已經將消費群體做了消費水平上的劃分。所以，其草根娛樂民主勢必會被打上較為明顯的市場化烙印，這顯然與巴赫金界定的狂歡精神存在著本質意義的區別和差距。為此，有學者指出，“以投票為核心的‘超女民主’，不是一種好的民主，而是一種具有內在顛覆、自我否定的民粹式民主，其背后隱藏著一只看不見的手，通過短信投票的方式，制造出一種民意至上的虛幻感，以此實現主辦方隱秘的權力意志和商業欲望”⑤。但不可否認的是，以民主投票形式推選出的“快女”冠軍偶像，在一定意義上代表了當下(尤其是女性)觀眾心理的審美觀念;同時，通過鼓勵公眾參與大眾媒介傳播過程，這種民主投票形式較好地打破了傳統大眾傳播結構的封閉結構特征，其承載的社會現實意義無疑是十分重要而極其深遠的。

二、過程化傳受互動機制:真人選秀節目的審美文化功能

電視真人秀節目是對人類現實生活的仿真性媒介再現，真人選秀節目作為電視真人秀節目中的一個重要分支，它通過將選手的去留權交給廣大觀眾來決定，使觀眾既能獲得表演帶來的視聽感官體驗，同時又因媒介權力的滿足而積極配合表演的完成。在真人選秀節目中，表演者作為觀眾的欲望客體存在，并始終寄托了觀眾的某種欲望訴求，觀眾可以從他們身上獲得審美愉悅及選擇文化消費的自主權所帶來的快感。此外，決定權的給予也讓廣大觀眾在參與到傳播過程同時，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他們追求傳播權力的深切渴望。從其傳播機理上講，這種審美文化特征是由于真人選秀節目傳受互動機制造成的，它主要得益于當代傳媒(尤其是網絡與手機)技術進步的強力支撐，從而使電視節目能較好地實現與二者之間的媒體聯動傳播。其中，電視媒體與網絡媒體之間的聯動方式，主要表現為粉絲群在網絡論壇上圍繞著某個話題的及時發貼與反復跟貼。電視媒體與手機媒體之間的聯動方式，則主要表現在數目龐大的“拇指部落”利用電視短信開展互動傳播。換言之，正是網絡傳播和電信傳播作為兩種新媒介的異軍突起，以及由此將熒屏內外串連為一體的過程化互動傳播機制，才使現代電視傳播呈現出一種嶄新而獨特的媒介傳播景觀。首先，過程化的傳受互動機制乃是真人選秀節目最主要的審美效果機制之一。借助于這種主體互動機制的復雜運作，真人選秀節目充滿了矛盾、沖突和懸念等戲劇性要素，并進而表征為一種曲折起伏的故事結構形態。以《超級女聲》節目為例，一種是由粉絲群在BBS留言板上的及時發貼與反復跟貼，以及雙方因觀點對峙和話語交鋒構成的微觀互動過程;另一種則是由于節目所表征的審美情趣而引發的全民辯論風暴，以及雙方因贊同與批判的分歧而構成的宏觀互動過程。這二種主體互動過程以選手去留決定權為橋梁，彼此協同地作用于真人選秀節目的制作播出過程，使整個媒介傳播呈現出一個多元化(屏幕內外之間)的主體互動模式。同時，《超級女聲》節目通常采用淘汰晉級的方式來結構傳播過程，每輪晉級過程都通過多次PK來最后決定參賽選手的命運，但本輪晉級選手仍可能在下一輪中因種種原因而陷于淘汰境地。這樣，參賽選手的命運結局就始終處在一種充滿變數的不確定性之中，其或去或留就不僅僅取決于選手們自己努力表現的結果，它還直接取決于各類(級)評委以及場內外觀眾的認同程度。從這個意義上講，真人選秀節目雖然不具有典型的故事結構形態特征，但是，主體間互動過程由于融入了一連串形式多樣的戲劇性要素，因而呈現出傳統故事結構模式所獨有的審美風格特征。更為重要的是，作為一種較為特殊的審美效果機制，主體間互動過程呈現出一種“卷入式”的傳播結構特征，廣大觀眾在參與互動同時往往被不由自主(自動化)地被卷入到傳播活動過程之中。⑥其次，過程化的傳受互動機制本質上表征為一種媒介話語權力生產模式，其生產過程通常包括傳播控制權力轉換和傳播話語秩序重構等環節。眾所周知，因為受到傳播結構封閉性特征的制約，早期大眾傳播往往呈現出一種單向獨白式的傳播結構特征，內容選擇傳播的主動權通常由傳播主體所牢牢地控制著，接受主體只能被動接受傳播主體選擇傳遞的信息內容。在傳受互動過程中，接受主體盡管可以選擇不同解碼方式改變這種被動狀態，然而，這種抵抗策略的能動作用實際上是非常有限和微不足道的。

可以說，短信投票方式雖然不等同于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民主程序規則，但是，與“對抗式解碼方式”相比，這種“草根娛樂民主”將更有力地促進受眾媒介話語權的生產與構建。也正基于此，對于以單向獨白為表征的傳統大眾傳播而言，短信投票方式運用將有效提高廣大觀眾參與電視節目的廣度和深度，從而使大眾媒介傳播呈現出以雙向互動為特征的傳播結構模式，并對當代大眾傳播發展產生出重要而深遠的社會現實意義。進而言之，當代真人選秀節目所內在蘊含著的草根娛樂民主功能，正是體現在廣大觀眾對電視媒介傳播的廣泛參與過程，貫穿于廣大觀眾對媒介話語權力的積極爭取過程之中。以2011年湖南衛視《快樂女聲》為例，千人大眾現場投票不但將草根娛樂民主直觀化地呈現出來，而且其投票程序的更加透明也勢必會提高整個投票結果的公正性。與此同時，電視節目通過采用網絡QQ投票替代電信短信投票的方式，從而為更多場外觀眾提供了一種集體發言和公共表決的傳播通道。最后，過程化傳受互動機制具有一種比較特殊的分離過濾功能，它通過將孤立分散的觀眾群加以分化、聚合和重組，從而有效提升廣大觀眾參與電視傳播過程的能力和水平。在日常傳播實踐中，電視節目根據所呈現媒介人物的特征不同，傳受互動機制初步把廣大受眾區分為不同的偶像粉絲群。以《中國達人秀》和《快樂女聲》為例，前者將媒介人物鎖定在有著特殊人生經歷的人物，并將關注電視程度最高的中老年人群作為固定收視群體;后者則以年齡偏小、閱歷較少的男孩女孩為媒介表現人物，并將“低齡化”的受眾群體作為收視率的主要依靠。即使就同一個電視節目而言，隨著各自所喜歡和鐘情的媒介人物不同，廣大觀眾被進一步細分為不同的偶像粉絲群，如在《超級女聲》節目中，李宇春、周筆暢、張靚穎的粉絲們就被分別命名為“玉米群”“筆筆群”“涼粉群”等。從其表象特征上看，這種聚合、分化和重組過程是廣大受眾根據喜好不同而自發形成的;從其本質特征來講，這種聚合、分化和重組過程則是以某種價值立場認同為基礎而逐漸形成的。隨著傳播過程的不斷向前推進，傳受互動機制根據其群體成員之間的價值立場認同度高低不同，將整個觀眾粉絲群進一步分化為(少數的)意見領袖和(多數的)環境促進型觀眾。其中，(少數的)意見領袖通常是那些參與傳播程度較高的“骨灰級”粉絲，他們往往基于某種價值立場而參與多環節的傳受互動過程，并隨著其參與傳播過程的能力和水平不斷提高而聲名鵲起，進而深刻地影響著(多數的)環境促進型觀眾在參與傳播過程中的價值立場認同特征。這樣，經過傳受互動過程的分化、聚合和重組之后，不但會提高廣大觀眾參與電視傳播過程的積極性，而且會使其媒介參與變得更加成熟、理性和富有成效。正因為如此，在2005年夏天，自《超級女聲》首次開創觀眾通過短信投票參與節目互動的先河之后，其過程化的傳受互動機制便成為了當代真人選秀節目的核心審美策略，并由此使當代大眾傳播實踐呈現出一種整體性的傳播(結構)范式轉型，它不但對提高整個電視節目的收視效果起到了非常明顯而強有力的促進作用，而且鮮明地呈現一系列復雜、深刻而重要的審美文化功能與社會現實意義。

一、電視品牌要有牢固的受眾根基，才能得到更好地發展，而品牌的維護與鞏固也非常重要

湖南衛視對電視欄目品牌的維護與鞏固從保持節目定位的一致性入手。“超女”“快男”是湖南衛視與天娛公司推出的同系列真人選秀活動，活動的定位是從湖南衛視的整體收視群體特點出發而設定的。湖南衛視的觀眾結構略偏重于女性，15-24、35-44、45-54年齡段的觀眾比例較高，其中15-24歲的觀眾比例遠遠高過了其余的頻道，而這部分年輕觀眾也是與節目互動較強的群體，其特點可概括為：節目的參與熱情較高、對新事物的接收能力較強、個性化的生活特色、較強的感染能力。湖南衛視和天娛公司在運作超女系列活動時，考慮到本臺的觀眾結構優勢以及觀眾對節目審美的不斷提高，并對節目本身的優勢與不足進行分析，運用延續優勢力量，完善不足之處的方式鞏固節目品牌。

二、內容與形式的和諧與統一是品牌戰略成功必要條件。

這方面的特點突出表現在，其一：絢麗的舞美設計——提升視角沖擊力。2007年快男的整個舞臺充溢著音樂的元素，舞臺的地面被設計成鋼琴的鍵盤，大屏幕不時以符合主旋律的畫面出現，而大屏幕兩旁以音響的模型進行裝飾。燈光設計更顯多變性和成熟性。舞臺煙花的運用不時地提升觀眾的參與執情度，更為節目增加了觀賞性。其二：時尚流行的元素。主持人和選手的服飾都進行了精心的挑選與制作，幾乎每場比賽主持人都以新的服裝亮相，幾乎每一環節選手都以切合主題的服飾進行演繹，從這些細節上可見工作人員與選手的良苦用心。其三：賽制上的延用。超女和快男在賽制上沒有太大的改變，以保持同系列節目的相似性使觀眾對于超女的關注成功轉移到快男身上。節目流程大體相似：海選→初賽→復賽→決賽→全國總決賽，海選方式仍顯現“零門檻”特色（2006年根據廣電總局的要求，規定參選年齡在18歲以上）。其四：精彩刺激的比賽內容。每場比賽至少都有4場以上的PK，競爭性得以很大的提高，PK壞節又以全新的方式進行──搶擂的方式（每個選手根據自己和對手的情況來決定是否搶擂和什么時候搶擂），每一輪產生的PK選手的未知性增大，而PK結果也懸念重重。湖南衛視注重各個細節的設計與整體定位的吻合，而整體的定位則是以市場需求為依據，良好的規劃原則對于欄目收視率的穩定，對欄目品牌與頻道品牌的協調發展、相互促進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三、注重品牌戰略決策與實施是品牌戰略成功的保證

品牌戰略決策與實施要十分注重方式方法，要選準路徑，抓好重點。

摘要：隨著虛擬偶像概念的演化、活躍場景的擴展，各大平臺紛紛開始探索虛擬偶像與選秀節目相結合的創新發展路徑。虛擬偶像選秀節目一方面繼承了真人選秀節目的賽制和造星手法，另一方面又通過虛擬人取代真實人成為節目主體、超現實的表演內容與風格、前后臺結合的節目編排，實現了對真人選秀節目的突破。盡管目前仍存在虛實人格碰撞、身體與后身體相互制約的技術倫理問題，但虛擬偶像作為一種獨特的傳播媒介，已經顯示出為文化娛樂行業帶來無限活力的潛力。

關鍵詞：虛擬偶像；選秀節目；人工智能；《跨次元新星》

隨著技術和文化的進步，虛擬偶像進入了蓬勃發展時期。當選秀類綜藝節目不斷發展，造星模式業已成熟時，將虛擬偶像概念引入選秀類綜藝節目中，是一次大膽的嘗試，也符合市場的需求。這一做法不僅為選秀類綜藝節目輸送了新鮮血液，也為虛擬偶像走進大眾視野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渠道。在此背景下，如何理解虛擬偶像作為選手參加真人秀模式的選秀綜藝成為一個問題。本文從技術和文化的雙重視角，選取最具代表性的《跨次元新星》的個案，就虛擬偶像選秀節目的創新發展問題進行探討，以期為虛擬偶像如何更好地融入綜藝節目提供一些思路。

一、虛擬偶像與選秀節目的融合

一代人有一代人心中的偶像。隨著時代的發展，偶像的概念也被不斷創新，體現出一個時代的強烈特色。如今，虛擬偶像正處于一個蓬勃發展的階段，不僅被越來越多的人喜愛，還逐漸踏入影視文化行業，顯示出巨大的發展潛力。據愛奇藝2019年發布的《虛擬偶像觀察報告》，全國有1億核心二次元用戶和3.9億泛二次元用戶①。虛擬偶像之所以能夠發展起來，主要得益于三個方面的支持。在技術上，語音合成技術、全息影像技術、動作及人臉捕捉技術等深度合成技術不斷發展成熟；在文化上，二次元的概念不斷泛化，二次元文化呈現出破圈發展的趨勢；在市場潛力方面，Z世代年輕人已經成為互聯網的中堅力量、消費者的主要構成成分，證明了虛擬偶像具有充分的市場潛力。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虛擬偶像的發展也經歷了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廣義上講，從最開始的虛擬歌姬到現在不斷涌現出來的虛擬主播、虛擬網紅以及虛擬UP主，都可以被納入虛擬偶像的范疇。虛擬偶像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技術發展的影響，虛擬偶像是被虛構出來的受到崇拜或摯愛的客體。在人工智能時代，虛擬偶像則是虛擬場景或現實場景中進行偶像活動的架空形象②。以往虛擬偶像活動的主要場景包括個人演唱會、電視晚會、微博、推特等社交平臺，也參與廣告代言活動等。近幾年，我們可以發現虛擬偶像正在不斷嘗試與綜藝節目聯合。早在2015年，魚果文化的虛擬偶像“零”參加了PPTV的選秀節目《一唱成名》；2017年，哇唧唧哇旗下的虛擬偶像“赫茲”登上了《明日之子》的舞臺；愛奇藝旗下的潮流虛擬偶像廠牌“RiCHBOOM”于2019年2月15日在《青春有你》節目中首次曝光，目前活躍在音樂、潮玩、綜藝等領域。如果說以往節目中虛擬偶像的加入還只是一種試水和初探，那么近年來嗶哩嗶哩網站推出的游戲型養成綜藝《虛擬人成材計劃》、愛奇藝打造的虛擬偶像選秀綜藝《跨次元新星》以及江蘇衛視推出的動漫形象舞臺競演節目《2060》，則把重心全部放在了虛擬偶像身上，并將虛擬偶像與綜藝節目進行深度融合，顯示出吸引年輕觀眾、打造新時代本土虛擬偶像的野心。以虛擬偶像為主角的選秀綜藝的出現是一種巨大的突破和創新，不僅得益于人工智能的發展，也離不開造星工業體系和選秀綜藝的成熟。

二、虛擬偶像與真人偶像選秀節目的異同：繼承與突破

摘要本文從品牌移植和品牌創新兩個維度分析湖南衛視選秀節目，從理論上總結其發展策略，它的經驗值得業界重視和借鑒。

關鍵詞選秀節目品牌戰略

2003年湖南有線嘗試推出《超級男聲》時，效果一般。但在2004年湖南衛視與天娛公司合作推出《超級女聲》（以下簡稱“超女”）卻掀起一場娛樂盛宴。《超級女聲》是湖南衛視在走娛樂頻道擴張道路中一個關鍵的嘗試：它凸現了一種獨特的節目理念──大眾狂歡式娛樂；借鑒了國外成熟的節目形式《美國偶像》──真人選秀節目形式；體現了創新性的內容追求──單一性別的選秀競爭。2005年全國決賽期間，該節目在首播時段連續7次收視率高居全國第一，周六、周日重播時段收視率也高居第二、第三位，最高峰創下高達10%的收視和19.45%的收視份額，觀眾數達4億，廣告價每15秒高達7.5萬元。2006年“超女”晚間播出的節目平均收視率達1.832%，市場份額達5.705%。“超女”連續三年高居全國真人選秀節目前列的位置。2007年湖南衛視在超女節目的經驗和啟發下，進行內容創新，適時推出《快樂男聲》（以下簡稱“快男”），據湖南衛視提供的數據，“快男”在一個月內吸引了約10萬人報名參賽，僅僅“5進4”比賽的電視直播就累計吸引7700多萬人觀看。從湖南衛視的節目開發實踐可以得到以下一些認識和啟發：

一、電視品牌要有牢固的受眾根基，才能得到更好地發展，而品牌的維護與鞏固也非常重要

湖南衛視對電視欄目品牌的維護與鞏固從保持節目定位的一致性入手。“超女”“快男”是湖南衛視與天娛公司推出的同系列真人選秀活動，活動的定位是從湖南衛視的整體收視群體特點出發而設定的。湖南衛視的觀眾結構略偏重于女性，15-24、35-44、45-54年齡段的觀眾比例較高，其中15-24歲的觀眾比例遠遠高過了其余的頻道，而這部分年輕觀眾也是與節目互動較強的群體，其特點可概括為：節目的參與熱情較高、對新事物的接收能力較強、個性化的生活特色、較強的感染能力。湖南衛視和天娛公司在運作超女系列活動時，考慮到本臺的觀眾結構優勢以及觀眾對節目審美的不斷提高，并對節目本身的優勢與不足進行分析，運用延續優勢力量，完善不足之處的方式鞏固節目品牌。

二、內容與形式的和諧與統一是品牌戰略成功必要條件

一、從傳播角度看“選秀”

1從電視傳播的層面剖析電視選秀節目

電視選秀節目是近年來活躍在電視屏幕上的一種新的節目形式。2005年湖南電視臺《超級女聲》的巨大成功，使電視選秀節目迅速崛起，以至占領了電視娛樂節目收視率的半壁江山。在當今各種傳播媒介快速發展的同時，電視仍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據中國科普研究所2006年12月5同的調查表明：在公眾每天接觸的媒體中，選擇電視的公眾比例高達76.2％，其次是報紙雜志18.7％。但是隨著網絡、手機等新興媒體的出現與發展，勢必會出現傳播注意力的離散形式。因此。電視選秀以電視傳播為主導，綜合運用各種傳播媒介與手段，達到了電視傳播更高層面上的要求。

電視選秀是一種新型的電視節目，但同時也是一個大型的電視活動。因此它涉及的活動策劃、傳播途徑、傳播影響力也是值得研究的很好個例。音樂類選秀活動的典型代表——2005年的《超級女聲》，運行低門檻兒一淘汰賽一包裝培訓一企民參與一評委點評的糕本模式，采用電視傳播一網絡造勢一舞臺展現一短信投票等傳播模式，為當時的電視娛樂節目注入新的血液，為平民與媒體提供了共同的輿論平臺。舞蹈類節目《舞林大會》的大眾參與性就相對弱些，但同樣是選秀節目。只是內容上較之其他有些“另類”。可以把它定義為明星選秀節目，展現明星的另外的舞蹈才華，其受關注度仍是很高的。雖然專家是評委的主體，但也有觀眾支持的因素作為評斷的標準。觀眾除對本身平民選秀關注外，對明星的熱衷也是有目共睹的。舞林大會就是以此為傳播的基點。做出了觀賞性、娛樂性同在的節目。從傳播學角度分析，選秀節目的誕生與發展讓我們看到了，以往的單一媒介的傳播方式和參與度過低的節目形式已經不能滿足受眾的要求，受眾需要更加多元的傳播方式和表達途徑。

2選與秀的結合，受與傳的平衡

選秀，顧名思義是選與秀的結合，但是我們應該如何去協調選與秀的關系，而他們之間的側重點又應該在哪里呢?選秀節目活動的策劃者便進行了很好的處理，實現“為秀而選”。我們知道，選秀活動中，最初的一步就是“海選”，電視媒體通過海選就可以把傳播中的受眾同時成為傳播者。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生導師劉京林提出了“‘傳受者’這樣一個大眾傳播心理學的新概念，并指出，傳者和受者在大眾傳播活動中的角色是經常發生變化的。”可以這樣說，在選秀節目當中。受眾是一個具有雙重價值的主體，它已經不再局限在接受層面上，不再只是單純的信息接收者了，而是成為了信息的創造主體，從原來的“我聽別人說”變為“別人聽我說”。受眾在傳播中所起的作用舉足輕重。從心理學角度分析，每一位選秀的參與者都想對選秀活動起到一定的作用。他們也許是擁有一個明星夢希望以此為平臺展現自己；他們也許是喜歡某位選手，而希望這位選手能贏得比賽而進行支持活動；他們也許是娛樂節目的喜好者，單純的觀賞節目……但是不管出于何種目的與心態，傳播本能以及對傳播權力的渴望是參與者“參與動因”重要方面。

一、從傳播角度看“選秀”

1從電視傳播的層面剖析電視選秀節目

電視選秀節目是近年來活躍在電視屏幕上的一種新的節目形式。2005年湖南電視臺《超級女聲》的巨大成功，使電視選秀節目迅速崛起，以至占領了電視娛樂節目收視率的半壁江山。在當今各種傳播媒介快速發展的同時，電視仍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據中國科普研究所2006年12月5同的調查表明：在公眾每天接觸的媒體中，選擇電視的公眾比例高達76.2％，其次是報紙雜志18.7％。但是隨著網絡、手機等新興媒體的出現與發展，勢必會出現傳播注意力的離散形式。因此。電視選秀以電視傳播為主導，綜合運用各種傳播媒介與手段，達到了電視傳播更高層面上的要求。

電視選秀是一種新型的電視節目，但同時也是一個大型的電視活動。因此它涉及的活動策劃、傳播途徑、傳播影響力也是值得研究的很好個例。音樂類選秀活動的典型代表——2005年的《超級女聲》，運行低門檻兒一淘汰賽一包裝培訓一企民參與一評委點評的糕本模式，采用電視傳播一網絡造勢一舞臺展現一短信投票等傳播模式，為當時的電視娛樂節目注入新的血液，為平民與媒體提供了共同的輿論平臺。舞蹈類節目《舞林大會》的大眾參與性就相對弱些，但同樣是選秀節目。只是內容上較之其他有些“另類”。可以把它定義為明星選秀節目，展現明星的另外的舞蹈才華，其受關注度仍是很高的。雖然專家是評委的主體，但也有觀眾支持的因素作為評斷的標準。觀眾除對本身平民選秀關注外，對明星的熱衷也是有目共睹的。舞林大會就是以此為傳播的基點。做出了觀賞性、娛樂性同在的節目。從傳播學角度分析，選秀節目的誕生與發展讓我們看到了，以往的單一媒介的傳播方式和參與度過低的節目形式已經不能滿足受眾的要求，受眾需要更加多元的傳播方式和表達途徑。

2選與秀的結合，受與傳的平衡

選秀，顧名思義是選與秀的結合，但是我們應該如何去協調選與秀的關系，而他們之間的側重點又應該在哪里呢?選秀節目活動的策劃者便進行了很好的處理，實現“為秀而選”。我們知道，選秀活動中，最初的一步就是“海選”，電視媒體通過海選就可以把傳播中的受眾同時成為傳播者。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生導師劉京林提出了“‘傳受者’這樣一個大眾傳播心理學的新概念，并指出，傳者和受者在大眾傳播活動中的角色是經常發生變化的。”可以這樣說，在選秀節目當中。受眾是一個具有雙重價值的主體，它已經不再局限在接受層面上，不再只是單純的信息接收者了，而是成為了信息的創造主體，從原來的“我聽別人說”變為“別人聽我說”。受眾在傳播中所起的作用舉足輕重。從心理學角度分析，每一位選秀的參與者都想對選秀活動起到一定的作用。他們也許是擁有一個明星夢希望以此為平臺展現自己；他們也許是喜歡某位選手，而希望這位選手能贏得比賽而進行支持活動；他們也許是娛樂節目的喜好者，單純的觀賞節目……但是不管出于何種目的與心態，傳播本能以及對傳播權力的渴望是參與者“參與動因”重要方面。

自從鳳凰衛視2002年推出王牌訪談節目《魯豫有約》，受到不同階層觀眾的喜愛，各大電視臺陸續推出了《大家》、《名人面對面》、《可凡傾聽》、《超級訪問》、《靜距離》、《天下女人》、《背后的故事》、《詠樂匯》等訪談節目,其它訪談節目大概有幾十上百個，其中就不乏許多濫竽充數之輩。現在我們看到的多數訪談節目都是布置成一個演播廳中間一個擺沙發，主持人和嘉賓坐在沙發上就此展開對話，談話的內容也多圍繞在嘉賓小時候的童年，成年后的經歷，工作和感情等等方面展開，采取主持人引入并提出問題嘉賓回答話題的模式，有的訪談節目到高潮處還不忘主持人配合嘉賓淚眼婆娑一把，以此來觸動觀眾的內心世界，讓觀眾跟著他們一起“感同身受”。導致網上最近在流傳這么一說：“嘉賓說的無非還是那些重復過八百遍的話。假如把這些話錄下來，配上鋼琴伴奏就是《藝術人生》加點VCR和畫外音就是《魯豫有約》，而撒上點油鹽醬醋再配上一個話癆主持人就是《詠樂匯》。”所以我們現在經常能在幾個不同的訪談節目看到同一個嘉賓甚至于嘉賓說出的話都大同小異。這就是因為一個訪談節目紅了，大家都覺得這是塊香餑餑，于是你我都跟風來做訪談節目，但嘉賓訪談來訪談去也就那樣一個兩個，導致了訪談嘉賓訪談內容的大量重復，使觀眾看來看去也都是相同幾個人說著相同的話，從而失去了對訪談節目的興趣。

相信誰都記得2005年的那個夏天紅遍中國人盡皆知的選秀節目“超級女聲”，它是由湖南衛視打造的一檔“平民選秀”節目，它借用了《美國偶像》經營模式，在普通平民尋找大眾明星,只要你愛唱歌就有可能成為“Superstar”,在節目中不乏加入了一些身世曲折家境凄慘的背后的故事，讓臺下的觀眾跟著一起哭一起笑，05年的超級女聲不僅成就了李宇春、周筆暢、張靚穎這樣一批家喻戶曉的平民偶像，電視臺依靠短信投票狠狠的賺了一筆。這是因為這樣的節目效應，06年“夢想中國”、“我行我show”、“加油！好男兒”、“絕對唱響”等選秀活動的輪番轟炸，選秀熱排山倒海似的朝觀眾涌來，只要一打開電視就能看到各式各樣的選秀節目，每個選秀選手都在電視前訴說著自己的悲慘故事，而且短信投票的方式商業味太濃，什么黑幕復活等等都是為增加收視率的炒作手段，不禁使得觀眾審美疲勞產生厭煩情緒，對選秀節目的關注度也大不如前。

當選秀節目能夠再代表“平民品牌”引起觀眾的興趣后，各地方電視臺又紛紛興起了一股“麥霸潮”。浙江衛視率先推出了“平民唱歌”節目《我愛記歌詞》，只要求選手記準歌詞，不要求唱功，當這檔節目在觀眾中產生熱烈反響成為該臺的王牌節目后，其它地方衛視緊隨其后紛紛推出了類似節目，如湖南衛視的《我愛麥克風》，江蘇衛視的《誰敢來唱歌》，廣東衛視的《今夜唱不停》、山東衛視的《先聲奪人》等等，瞬間電視熒屏上又興起了新一輪的“麥霸潮”。這幾類麥霸節目形式基本相同，無一例外的都是一場大眾平民的“卡拉OK”，不要求你具有多么專業的唱功和技巧，只要你愛唱想唱有勇氣唱你就可以參與到這場“全民麥霸”中來。于是我們現在打開電視機隨處可以看到的又是一群人在一起忘我演唱的情景。

縱觀電視媒體近幾年的近況，可以看到大量雷同重復的節目類型充斥在我們的周圍，一波“訪談熱”還未平息，有興起新一輪的“選秀熱”和“麥霸潮”。這不僅使觀眾感到嚴重的審美疲勞也導致了節目資源的浪費，這是完全沒有必要的。我們觀眾希望看到的是獨具一格新穎的電視節目，而不是幾乎所有的電視臺充斥的都是同一種類型的節目。電視媒體怎樣才能擺脫“跟風”潮流，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只有當電視媒體真正擺脫了這種“跟風”潮流，我國的電視事業才得取得更加長遠的發展。

摘要：隨著近兩年我國偶像養成類選秀綜藝的不斷發展，以忠實受眾為主導的粉絲文化逐漸形成并產生一定的影響。本文以粉絲文化理論為基礎，結合互聯網媒介技術的發展，對偶像養成類選秀綜藝的模式變更進行探討。

關鍵詞：偶像養成；選秀綜藝；粉絲文化；互聯網媒介

一、偶像養成類選秀綜藝發展概述

隨著互聯網媒介的發展，大眾娛樂的陣地早已從傳統的電視端轉向了互聯網平臺移動端，類型豐富、內容多元的網絡自制綜藝也成為大眾消遣的首要選擇。而偶像養成類選秀綜藝則充分貫徹了“真人秀”的理念，以真實、娛樂大眾、產生共鳴的內涵吸引了大批觀眾。2018年，愛奇藝和騰訊視頻先后推出了《偶像練習生》和《創造101》兩檔成團選秀綜藝，“偶像養成”一時間成為2018年度的最熱詞。“養成”的概念起源于日本游戲領域。玩家在游戲過程中，對虛擬對象進行模擬培養，并享受著在這一過程中獲得的滿足與成就①。而“養成”的概念用到選秀綜藝中則是指，在粉絲文化急速發展下，將選擇權與決定權下放于粉絲，其在偶像“小白”時期到練習成長的過程中全程陪同，根據喜好決定偶像在舞臺上的去留，使偶像得到最終成團出道的資格。以愛奇藝出品的養成類選秀系列為例，從2018年開始，愛奇藝先后推出了《偶像練習生》《青春有你》和《青春有你2》三部選秀綜藝，均收獲了極高的網絡熱度與粉絲追捧。根據藝恩的《2018年中國網絡綜藝市場白皮書》，《偶像練習生》的觀看度為71.8（注：觀看度指影視內容觀看度的變化分布，針對視頻前臺播放量、OTT收視率等跨屏數據算法擬合得出），居2018年愛奇藝綜藝榜之首，年度綜藝總榜第4名。而綜藝總榜前五中有3個都是養成類選秀綜藝，足以看出養成類選秀綜藝的勢頭之猛及潛力之大。偶像養成類選秀綜藝居高不下的熱度來源于粉絲的忠實打投與互動回饋，粉絲通過愛奇藝泡泡社區、微博助力榜為自己的偶像點贊、打榜，通過投票為偶像解鎖禮物和獲得廣告拍攝機會，網絡的發展實現了節目的有效資源整合，為粉絲提供了形式多樣的互動參與渠道。互聯網賦權時代下的粉絲群體，與偶像距離更近，權利范圍也更廣。在網絡媒介高速發展的今天，粉絲文化正在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二、偶像養成類選秀中的粉絲文化展現

大眾文化的概念最早出現在西班牙哲學家奧爾特加的《民眾的反叛》一書中。隨著社會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理論學者對這一概念進行了深入研究，最為著名的是學術理論家約翰•費斯克，他撰寫的《理解大眾文化》一書詳盡地敘述了自己的理論及立場。隨著近些年媒介的進步及泛娛樂化時代的到來，作為大眾文化的亞類型，粉絲文化開始逐漸興起。粉絲們的行為實踐、身份認同、文本創造等內容構成了屬于這一群體的文化，即粉絲文化②。男團、女團的養成類選拔最早起源于日韓，2018年我國才有平臺將此模式引進。隨著選拔模式的轉變，粉絲地位與權力也隨之發生改變。以往的電視選秀更注重平民視角下草根偶像的脫穎而出，雖然粉絲只能作為觀眾在電視機前被動地接受節目內容的輸出，但能夠從選秀的過程中形成一種身份互認。而隨著媒介渠道的不斷發展，偶像選拔模式有了新的改變與突破，粉絲也從“接受者”轉變為了“參與者”。通過投票、互動，粉絲對偶像的成團出道具有一定的決定權，在這個過程中，粉絲的權利欲望和情感需求均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滿足。養成選秀時代，粉絲更關注的是個人成長以及通過努力在不同領域取得成就。以《青春有你2》為例，節目組將主題定義為“X”，包含著無限可能的概念。早在“超女”時代，中性風選手已經出現在大眾視野，而隨著社會思想的不斷轉變與女性獨立意識的逐漸強烈，女性不再被定義或局限在某一領域。節目中，中性風的選手也有了成為偶像女團成員的可能，傳統意義上男性居多的Rap領域也出現了非常優秀的女性rapper。粉絲對這些充滿無限可能的選手的選擇，也是對自己急需被認可的情感需求的選擇。學者楊玲認為“粉絲”是“過度的消費者”，具有一定狂熱性③。隨著粉絲社群的不斷集中和擴大，其文化表現形式也豐富多樣起來。在公演現場發放手幅、為偶像打榜贏得LED屏宣傳位等有組織有紀律的應援活動屢見不鮮。粉絲文化在偶像養成類選秀節目中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節目通過與粉絲的互動，洞察粉絲的需求與行為欲望，通過節目內容、衍生產品與其進行交流，而粉絲通過應援、控評等方式為節目及選手帶來熱度，提升其商業價值。一定意義上來說，養成類選秀綜藝是制作方、偶像、粉絲團體共同完成的藝術產品。

近年來，隨著西方音樂的大量傳入，流行音樂吸引了大量年輕受眾的注意力，而我國的民族音樂卻正進入寒冬：聽眾越來越少，越來越多的民族音樂品種后繼無人；在互聯網的沖擊下，傳統的唱片業也逐漸衰落。與此同時，歌唱類電視選秀節目卻異軍突起，借助流行音樂這一最容易被大眾接受的形式，從《青年歌手電視大獎賽》到《超級女聲》，從《中國好聲音》到《我是歌手》，為中國的流行樂壇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機。雖然中國民族音樂和流行音樂“冰火兩重天”，但仔細梳理不難發現，中國民族音樂正在以新的形式尋找自己的發展道路。

一、中國民族音樂的發展現狀

要梳理中國民族音樂的發展現狀，首先要厘清什么是民族音樂。根據肖常緯所著的《中國民族音樂概述》中的定義：“從廣義上講，一個民族在自身歷史進程中創造的全部音樂就是該民族的民族音樂……狹義的民族音樂則專指傳統音樂。”①可見，中國民族音樂是中華民族在歷史的長河中積累起來的，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蘊含著中華民族豐富的情感；通過民歌、民族器樂、戲曲、曲藝等藝術形式，將風俗、文化、歷史等知識一代一代傳承下來。在“互聯網+”時代，人們獲取信息的渠道越來越多，獲取的信息量也越來越大，輕易便可海量試聽、下載各種音樂，所以中國民族音樂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一是文化傳承功能被弱化，導致大眾需求不足。以往的民族音樂大多是在傳承文化知識的背景下被傳承下來的，例如儀式音樂，都是為了傳承儀式知識而存在的，當很多傳統儀式被現代習俗取代后，儀式音樂也就失去了傳承的功能。所以民族音樂正在逐漸被邊緣化。二是表現形式老化，不容易被年輕群體接受。例如，在傳統的戲曲中，單調的布景、又慢又長的唱腔等，對于在當前快餐文化時代下受浸染的年輕一代受眾來說，這些傳統音樂失去了應有的吸引力。三是傳承形式的單一。很多民族音樂種類都是以口口相傳、口傳心授的方式傳承的，這在互聯網極其發達的時代顯然是難以為繼的。正是因為這些問題，中國的民族音樂正在被流行文化、快餐文化擠占著生存空間。可喜的是，我們已經開始在這輪文化較量中做出反思，開始讓民族音樂和現代的表現形式接軌、和市場接軌，特別是在近年來異常火爆的歌唱類電視選秀節目中，越來越多人將民族音樂帶到其中，讓民族音樂以一種新的形式回歸，重新贏得大眾的喜愛。

二、歌唱類電視真人秀節目的發展

現代電視真人秀節目中的“秀”是從英文單詞Show音譯過來的，在《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中對這一單詞是這樣解釋的：作動詞時，有Letsomebodyseesomething（即“讓某人看”）和Forpublictosee（即“讓公眾看”）等意思；作名詞時，則有Entertainment（即“娛樂”）等含義。中國電視節目中的“選秀”則有“挑選優秀”的意思，而這種“選秀”節目就是一種真人秀。所以筆者認為，歌唱類電視真人秀節目就是以歌唱為節目內容，通過電視平臺播出選手進行表演以娛樂電視觀眾的節目，其突出的是“真”，重點則在“秀”。20世紀80—90年代，中國電視的市場化開端以及第一檔歌唱類選秀節目《CCTV青年歌手電視大獎賽》的開播，是中國電視選秀節目的雛形期。2004年是中國電視歌唱類選秀真人秀節目的一個里程碑年度，從《超級女聲》開始，我國電視歌唱類選秀節目便一發不可收拾，《快樂男聲》《我型我秀》等選秀節目如雨后春筍般蓬勃涌現。一直到2007年，這三年可以看作中國歌唱類電視選秀節目的黃金時期。從2007年開始，各類電視臺盲目跟風，推出了各種歌唱類選秀真人秀節目，甚至粗制濫造，為搏眼球不計下限。由于播出時間的限制、內容形式的雷同等方面的原因，加之江蘇衛視的《非誠勿擾》等真人秀節目的外部夾擊，歌唱類選秀節目步入調整期。直到2012年夏天，由燦星公司制作、浙江衛視播出的《中國好聲音》一炮而紅，這檔從荷蘭引進的節目以“不看外表、只聽聲音”的“盲選”機制瞬間吸引了廣大電視觀眾的目光，從“盲選”到“冠軍之夜”，再到全國巡演，《中國好聲音》不僅打造了一個草根變明星的童話故事，更打造了一條相對成熟的造星全產業鏈。此時，作為具有多年真人秀播出經驗的湖南衛視也不示弱，引進了韓國MBC電視臺的《我是歌手》，主打明星歌唱真人秀，以專家點評、大眾評分的方式，讓普通觀眾評判明星演唱，這讓觀眾互動上升到了一個全新的臺階。節目配以高水準的編曲與配樂、電影般的精致剪輯，讓觀眾不禁大呼過癮。這期間也有像主打原創音樂的《中國好歌曲》、類似《我是歌手》的《中國之星》等歌唱類真人秀節目，以精良的制作、較高的音樂水準獲得了不俗的收視率。從《超級女聲》到《中國好聲音》《我是歌手》，歌唱類真人秀節目中的音樂風格經歷了從普通流行歌曲到多元化曲風的變遷，特別是其中對民族音樂的挖掘、改編，不僅讓歌唱類真人秀節目火了，更讓中國民族音樂重新回歸大眾的視閾。

三、中國民族音樂元素在歌唱類電視真人秀節目中的運用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一股電視娛樂風潮席卷中國。以湖南衛視的《超級女生》為發韌，中央電視臺的《夢想中國》、《非常6+1》、江蘇衛視的《非誠勿擾》等一大批電視選秀節目紛紛亮相，吸引著人們的眼球。以電視選秀節目為代表的電視娛樂節目為中國的電視娛樂文化推波助瀾，以其不可抗拒的力量吸引著青少年受眾，使他們為之著迷、為之癡狂，電視娛樂文化的傳播對青少年青春期的心理成長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

一、整個社會文化環境的變化與青少年的心理成長

（一）青少年對消費、享樂價值觀的認同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社會發生著一系列深刻的變化。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們的消費能力大幅提高，消費欲望也開始逐漸膨脹。消費主義和金錢主義浪潮沖擊著人們的心靈，追求享樂成為一種社會風氣。社會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現實生活中的人們，人們渴求精神的放松與價值觀的重建。電視媒體娛樂節目的出現與發展，滿足了社會轉型期人們精神與心理的正常需求。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成長起來的青少年一代，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消費時代的烙印。他們不僅消費著比父輩更為豐富的物質生活，在當今媒體娛樂化的趨勢下，也消費著“超女”、“快男”，消費著《非誠勿擾》、《我們約會吧》等等電視娛樂節目。

（二）青少年對電視娛樂文化的認同

經濟的發展也帶動了文化的發展，當代中國進入了一個文化多元的時代：主流與非主流、傳統與現代、精英與大眾等。人們在價值觀念上、生活方式上比以往更加多樣，對不同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有了更大的寬容，在精神追求上更加崇尚自由、張揚個性，傳統的精英文化逐漸被大眾文化、世俗文化所替代，英雄崇拜不再流行，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成了電視文化反映的主體。在當今的電視娛樂節目中，這些文化現象表現得尤其集中。如在選秀節目中，“草根”、“非主流”成了個性、時尚的代名詞，得到大眾尤其是青少年群體的格外推崇；在青春偶像劇中，只要有個性，“丑女”也能“無敵”。因此，近幾年來，隨著青少年對電視娛樂文化的高度認同，個性、另類的電視選秀節目及青春偶像劇等電視娛樂文化得到了空前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