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成就范文10篇

摘要：胡適在學術上所取得的成就頗多，這在學術界已逐漸得到了多數學者的認同。本文通過對胡適生平資料的收集、整理，總結出了他在學術上取得成就的“四因子”：雄厚的國學基礎，這為他后來治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豐富的新知識、新思想，為其治學提供了參考比較的材料；科學方法論的指導，是他治學的一把利刃；現實社會的需求，是他治學前進的動力。有這四個因素，才使他能夠在學術研究中馳騁，也正是在這四個因素的作用下，才使得他在學術的研究中取得了卓然的成就。

關鍵詞：胡適學術成就原因

Abstract:TheaccomplishmentthatHuShigetsonleaningisquitemuch.Thiszaistohavegainedacceptionofamajorscholaralreadyacademiccircles.BydirectonHuShiallone’slife,collection,thecollateofadata,sumupthemainbodyofabookhavingputup“fourfactors”thatheisgettingaccomplishmentonlearning:ThetremendonsstudiesofChineseancientcivilizationbasics,isthathedoesscholarlyresearchhavinglaiddownsolidbasics;Richnewknowledge,newthought,providereferentialumparativematerialtodoscholarlyresearch;Needofrealsociety,thedrivingforcethatistogoaheadthathisdoesscholarlyresearch.Exactlybethathavehadthisfourfactors,theeffecthasgonedown,hehasgotjustnowwilldoamongresearchofthelearningbrilliantaccomplishmentjustnowifheisabletogallop,alsotoexactlybeamongacademicresearchamongthisfourfactors.

胡適在近代史上是頗受爭議的人物之一，但其在學術上所取得的成就已被大多數學者所肯定，正如胡明先生在《胡適文化學術思想概論》中指出：“胡適在現代社會科學研究者中是學科領域涉獵最廣、研究面最寬的一位，有所謂‘十項全能’之美稱。他在思想史、哲學方法論、認識論、邏輯學、社會學、倫理學、歷史學……版本目錄、校勘辨偽等領域均沉替下來做過一番理論探索工作，寫出一大批有很高學術造詣的研究專著和文章，在諸多學科都作出了開風氣的重大貢獻”。[1]這段話雖有溢美之感，但確實反映出了他在學術上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學術界對胡適的研究多偏重于他的思想、五四時期的主張和政治活動，而對其在學術所取得成就的原因很少論及，本文試從四個方面來探討他在學術上所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以期能夠給予即將從事學術研究的工作者和已在學術上進行研究的式作者一點借鑒，這也是本文的一個主要目的。

毋庸置疑，胡適本人在學術研究中的孜孜以求，堅持不懈的主觀努力是無可替代的，另外他在學術研究的過程中，朋友所提供的見解的幫助也是應該承認的。對于這兩點因素，在本篇文章中，作者就不再贅述，本文僅試就從以下四個方面來探求他在學術上取得成就的因子。

一、國學基礎的奠定

摘要：胡適在學術上所取得的成就頗多，這在學術界已逐漸得到了多數學者的認同。本文通過對胡適生平資料的收集、整理，總結出了他在學術上取得成就的“四因子”：雄厚的國學基礎，這為他后來治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豐富的新知識、新思想，為其治學提供了參考比較的材料；科學方法論的指導，是他治學的一把利刃；現實社會的需求，是他治學前進的動力。有這四個因素，才使他能夠在學術研究中馳騁，也正是在這四個因素的作用下，才使得他在學術的研究中取得了卓然的成就。

關鍵詞：胡適學術成就原因

Abstract:TheaccomplishmentthatHuShigetsonleaningisquitemuch.Thiszaistohavegainedacceptionofamajorscholaralreadyacademiccircles.BydirectonHuShiallone’slife,collection,thecollateofadata,sumupthemainbodyofabookhavingputup“fourfactors”thatheisgettingaccomplishmentonlearning:ThetremendonsstudiesofChineseancientcivilizationbasics,isthathedoesscholarlyresearchhavinglaiddownsolidbasics;Richnewknowledge,newthought,providereferentialumparativematerialtodoscholarlyresearch;Needofrealsociety,thedrivingforcethatistogoaheadthathisdoesscholarlyresearch.Exactlybethathavehadthisfourfactors,theeffecthasgonedown,hehasgotjustnowwilldoamongresearchofthelearningbrilliantaccomplishmentjustnowifheisabletogallop,alsotoexactlybeamongacademicresearchamongthisfourfactors.

胡適在近代史上是頗受爭議的人物之一，但其在學術上所取得的成就已被大多數學者所肯定，正如胡明先生在《胡適文化學術思想概論》中指出：“胡適在現代社會科學研究者中是學科領域涉獵最廣、研究面最寬的一位，有所謂‘十項全能’之美稱。他在思想史、哲學方法論、認識論、邏輯學、社會學、倫理學、歷史學……版本目錄、校勘辨偽等領域均沉替下來做過一番理論探索工作，寫出一大批有很高學術造詣的研究專著和文章，在諸多學科都作出了開風氣的重大貢獻”。[1]這段話雖有溢美之感，但確實反映出了他在學術上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學術界對胡適的研究多偏重于他的思想、五四時期的主張和政治活動，而對其在學術所取得成就的原因很少論及，本文試從四個方面來探討他在學術上所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以期能夠給予即將從事學術研究的工作者和已在學術上進行研究的式作者一點借鑒，這也是本文的一個主要目的。

毋庸置疑，胡適本人在學術研究中的孜孜以求，堅持不懈的主觀努力是無可替代的，另外他在學術研究的過程中，朋友所提供的見解的幫助也是應該承認的。對于這兩點因素，在本篇文章中，作者就不再贅述，本文僅試就從以下四個方面來探求他在學術上取得成就的因子。

一、國學基礎的奠定

摘要：胡適在學術上所取得的成就頗多，這在學術界已逐漸得到了多數學者的認同。本文通過對胡適生平資料的收集、整理，總結出了他在學術上取得成就的“四因子”：雄厚的國學基礎，這為他后來治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豐富的新知識、新思想，為其治學提供了參考比較的材料；科學方法論的指導，是他治學的一把利刃；現實社會的需求，是他治學前進的動力。有這四個因素，才使他能夠在學術研究中馳騁，也正是在這四個因素的作用下，才使得他在學術的研究中取得了卓然的成就。

關鍵詞：胡適學術成就原因

Abstract:TheaccomplishmentthatHuShigetsonleaningisquitemuch.Thiszaistohavegainedacceptionofamajorscholaralreadyacademiccircles.BydirectonHuShiallone’slife,collection,thecollateofadata,sumupthemainbodyofabookhavingputup“fourfactors”thatheisgettingaccomplishmentonlearning:ThetremendonsstudiesofChineseancientcivilizationbasics,isthathedoesscholarlyresearchhavinglaiddownsolidbasics;Richnewknowledge,newthought,providereferentialumparativematerialtodoscholarlyresearch;Needofrealsociety,thedrivingforcethatistogoaheadthathisdoesscholarlyresearch.Exactlybethathavehadthisfourfactors,theeffecthasgonedown,hehasgotjustnowwilldoamongresearchofthelearningbrilliantaccomplishmentjustnowifheisabletogallop,alsotoexactlybeamongacademicresearchamongthisfourfactors.

胡適在近代史上是頗受爭議的人物之一，但其在學術上所取得的成就已被大多數學者所肯定，正如胡明先生在《胡適文化學術思想概論》中指出：“胡適在現代社會科學研究者中是學科領域涉獵最廣、研究面最寬的一位，有所謂‘十項全能’之美稱。他在思想史、哲學方法論、認識論、邏輯學、社會學、倫理學、歷史學……版本目錄、校勘辨偽等領域均沉替下來做過一番理論探索工作，寫出一大批有很高學術造詣的研究專著和文章，在諸多學科都作出了開風氣的重大貢獻”。[1]這段話雖有溢美之感，但確實反映出了他在學術上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學術界對胡適的研究多偏重于他的思想、五四時期的主張和政治活動，而對其在學術所取得成就的原因很少論及，本文試從四個方面來探討他在學術上所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以期能夠給予即將從事學術研究的工作者和已在學術上進行研究的式作者一點借鑒，這也是本文的一個主要目的。

毋庸置疑，胡適本人在學術研究中的孜孜以求，堅持不懈的主觀努力是無可替代的，另外他在學術研究的過程中，朋友所提供的見解的幫助也是應該承認的。對于這兩點因素，在本篇文章中，作者就不再贅述，本文僅試就從以下四個方面來探求他在學術上取得成就的因子。

一、國學基礎的奠定

吳文俊是少數幾位有國際聲譽和重大影響的中國數學家之一，不過在國內，他似乎一直默默無聞。2001年2月，國內首屆“國家科學技術獎”頒發給吳文俊和袁隆平時，袁隆平和他的雜交水稻早已名滿天下，而記者在爭相報導吳文俊時，卻發現原始材料少得可憐。其實，吳文俊獲大獎，這已經不是第一次，而是第八次了。國際、國內的大獎只是向公眾和媒體傳達了一個信息，吳文俊的工作很重要，但是，判斷吳文俊的工作有多重要，還是要看行家的評判。吳文俊獲得第一個大獎是1956年中國頒發的首屆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當時獲一等獎的只有三人，華羅庚、錢學森、吳文俊。華、錢的大名在當時已經屢屢見諸報端，他們獲獎的確在意料之中，可是吳文俊的名字有多少人知道呢？而且他獲獎的工作“示性類和示嵌點的研究”對于大多數數學家來說，至今也還是說不清道不明，更不用說一般平民百姓了。吳文俊在國內雖然名氣不大，但在當時國際數學界，尤其是領頭人物當中，卻非常知名。美國著名數學家、國際數學聯盟第一屆主席斯通(M.stone,1903-1989)在1961年的文章中講到新中國的數學時，寫下這樣一段話：雖然從整體上講，中國人的貢獻在數學界影響不是很大，但“少數大陸中國人被公認為天才而有成就的數學家，他們最近的貢獻被高度評價。做為例子可以舉出，吳文俊引進的新拓撲不變量，以及華羅庚對許多復變函數論的研究。[9]真是英雄所見略同，恰巧是斯通舉的兩位在五年前獲得數學方面兩個一等獎。

當然，不管大獎小獎都會有給的不合適的地方，諾貝爾獎也有幾位是有問題的。但是，歷史是無情的，科學上只有那些推動歷史前進的貢獻才是頂尖的、站得住腳的。達到這種水平的貢獻也必然受到大科學家的關注。從1954年到1970年，每屆都有拓撲學家獲得菲爾茲獎，而獲獎的大數學家道姆(R.Thom)、米爾諾(J.Milmor)阿蒂亞(M.Atiyah)、斯梅爾(S.Smale)等人都在他們的主要論文中引用過吳文俊的工作。獲得首屆沃爾夫獎的蓋爾范得(I.Gelfand)在1956年吳去蘇聯時，就主動關注吳的工作，其他東歐國家也都知道吳工作的份量。說到底，吳文俊拓撲學的工作在當時已經毫不含糊地是國際領先的，而不是我們現在常常講的要在幾年內趕超國際水平。吳文俊這方面的工作已成世界數學寶庫中的經典，他1950年的論文到2001年還有人在引用！

如果說，拓撲學說到底是西方人的獨創，吳文俊只是大大發展它，那么吳文俊的數學機械化則是完全他從研究中國數學史而產生的思想，是中國人自己的獨創，它走上一條與西方迥然不同的道路。這條道路顯示出吳文俊特立獨行的風格，它成果累累，也得到許多客觀的西方數學家的承認，正因為如此，吳文俊榮獲了厄布朗(J.Herbrand)獎，而這個獎本來是獎給數理邏輯方面的杰出研究的。

一、坎坷的數學之路

吳文俊走上數學之路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幸運的是，他受到家庭有益的影響。吳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吳福同出生在19世紀末，當時正逢甲午戰敗，各界人士都積極思考如何救亡圖存、振興中國的問題。百日維新雖然失敗，西學東漸之勢已勢不可擋，上海處于門戶開放之地，得風氣之先，新學堂紛紛上馬。交通大學的前身——南洋公學就是在1896年成立的，一開始還沒有小學部、中學部，吳文俊的父親就是在這里接受新式教育，特別是打下英語的基礎，當時上海是科學的中心，也是出版業的集中之地，吳福同從高中畢業以后，就在一家醫藥書籍出版社從事編譯工作，而且，有時還兼報刊的編輯工作。在當時，這種職業要求有較高的工作能力和業務水平，有時要比老板掙的還多。正是由于吳文俊的父親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盡管不太富裕，但生活總是有保障，衣食無缺。吳先生回憶起來說，他受到父親很大的影響。正是由于生活有基本保障，他才能在家庭的支持下去搞一些自己感興趣的東西，則不必為生活擔憂。他的父親也鼓勵他努力學習，積極進取。家庭條件也對他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父親的大量藏書使他從小就養成閱讀的習慣，小學時，已經讀過許多歷史和文學作品，在小學的時候，已經喜歡看《儒林外史》和《官場現形記》，這對他不喜歡“學而優則仕”以及官場作風有一定影響。他也讀過《胡適文存》之類的書，表明那時已經有一定的思想水平。

相對而言，吳文俊的小學和初中教育比較一般，按部就班。數學是一種在少年時代就顯示出興趣和才能的課程，但是，吳文俊在小學和初中期間，并沒有顯出對數學的偏愛。很長時間，他只是對物理感興趣。按照他自己的選擇，他也許選擇物理而不是數學。少年時期他只是讀那些自己感興趣的書，他的基礎應該說，是高中打下的。

摘要：本文從‘宏觀’的角度出發，探討束星北的學術成就，即按著名學者對束星北的評價、束星北發表主要論文的學術刊物的水平、束星北導師的學術地位，以及對束星北學術成就評價不當的分析，說明束星北在其學術生涯中，處于中國一流物理學家的水平，他在相對論和統一場論方面有創造性的重要貢獻。

關鍵詞：束星北；李政道；王淦昌；相對論；統一場論

Abstract:Fromthe''''macroscopic''''pointofview,ShunXing-bei''''sacademicpositionisdiscussed.Fromfouraspects,namelyfromtheappraisementsonShubytheveryfamousscholars,fromtheacademicleveloftheperiodicalsonwhichShupublishedhismajorpapers,fromhismajorprofessors,andfromtheanalysisoftheunsuitableappraisementsonShu,itisshownthatShuwasoneofthefirstrankphysicistsinChina,andhemadethecreativeandimportantcontributionstothetheoryofrelativityandunitedfieldtheory.

Keywords:ShuXing-bei;LiZheng-dao;WangGan-chang;Relativity;Unitedfield

2005年1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劉海軍的《束星北的檔案——一個天才物理學家的命運》[1]一書，作者用特殊的文學體裁，寫出了束星北悲壯的一生，在讀者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至今，對束星北在物理教學中的優異成績，幾乎沒有什么不同的意見，但對束星北的學術成就，卻存在著明顯的不同看法，如在[2]中，關洪認為束星北‘夠不夠得上“一位二流的物理學家”還是個問題’，他又認為：‘按照樂觀的估計，在我國物理學界和科學史界同行的心目中，束星北在物理學研究和教學上的貢獻，在1930年前出生的物理學家當中，適宜于歸于第50位至第100位的檔次。’人們要問：關洪如此的評價是否符合束在學術上的客觀實際？

除了體育的多數比賽是靠儀表測出比賽的名次而無甚爭議外，所有其他的評價都不可避免地帶有評價者的主觀成分，那種自以為可以代表‘我國物理學界和科學史界同行’講話者大概也不會例外。

評價一個學者在學術史上的地位和貢獻，很難有一種統一的標準，這些標準可能是許多因素的混合：對未來學術趨向的影響程度，對同時代的學者和社會思潮的沖擊力和滲透力，在當代學術界引起爭議和關注的程度，思想觀念的新穎性和體系范式的革命性等。學術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部相當殘酷的歷史，它可能無情地淘汰了不少不幸而優秀的學者的鮮活的思想，而那些僥幸在學術史上留下痕跡的學者，有時又不得不面臨自己的思想被曲解和閹割的命運。學術史的殘酷性還在于，它同人類的其他記憶一樣，只會保存對于那些個性鮮明的學術“面孔”的記憶，而那些以陳舊的形式出現的學術思想，則難以逃避漸漸淡出學術史舞臺的最終結局。在我們考察一門學科的學術史的時候，我們常常會詫異于同時代學者對一種學術思想的評價與學術史的“記憶”有如此嚴重的分歧和差異：一些受到同時代學者尊崇的學者竟然在學術史上湮沒無聞，而一些遭受同時代學者嚴厲抨擊或者蔑視的學術思想反而在學術史上大放光芒。這種悖論顯示出在學術的“主流”和“邊緣”之間存在的微妙的差異。學術主流是一個時期之內占據優勢地位的學術思潮所形成的主要學術趨向，而學術邊緣則是游離于學術主流之外的學術思想，這些思想與主流思潮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在學術話語、學術范式以及所關注的主題方面都有著明顯的分野。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學術主流與學術邊緣并不是一種絕對的格局，主流與邊緣是相對的稱呼，在學術史上，由于時代背景的變化、學術思潮的波動以及研究者興趣的轉移，學術主流和學術邊緣之間存在著經常置換的可能——也就是說，在一個時期為學術邊緣的學術思想，有可能在另一個時期備受關注從而成為“顯學”，而有些曾經盛極一時的學術思想卻有可能面臨式微的命運，從而淡出學術視野。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到底花落誰家，還有待歷史本身來驗證。

經濟學的歷史中就充滿了這種不確定性。主流經濟學的主題和研究范式并不是一個僵滯的過程，而是一個不斷更新的歷史。翻閱經濟學說史，我們不難發現三種類型偉大的經濟學家：一種是在主流經濟學的發展中起到中流砥柱作用并有開創之功的學者，比如亞當·斯密、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等，他們是主流經濟學中影響深遠功績卓著的人物，引導著經濟學話語的潮流和學術研究的范式，并在經濟學的發展歷史中起著無可比擬的革命性的作用；第二種是一些技術型的經濟學家，這些經濟學家的貢獻在于他們以自己的智慧和知識背景完善了經濟學的分析工具，確立了主流經濟學研究的主要數理方法和邏輯體系，比如瓦爾拉、希克斯、薩繆爾森，他們的分析方法已經通過無數的教科書而融入經濟學的發展長河中，滲透進無數經濟學的初學者和經濟學家的頭腦中；第三類經濟學家可以被稱為“另類”經濟學家，他們或者對獨特的研究視角和研究對象情有獨鐘，從而拓展了經濟學研究的疆域，開辟了嶄新的經濟學研究分支，或者在研究范式上迥異于主流學派，從而以自己富于個性的思想和學術風格在經濟學說的歷史中確立了自己的獨特地位。這些個性鮮明卓然不群的經濟學家中，有馬克思、凡伯倫、熊彼特、哈耶克、加爾布雷斯、布坎南、諾斯、貝克爾和森等。這些在經濟學說史上另類（或者說異端，當然人們對于異端或者另類的標準并沒有一致意見）的經濟學家，現在已經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些思想正在或已經開啟了經濟學的某種主流思潮。以經濟學說史的眼光來看，假如我們足夠冷靜和客觀的話，我們就得承認，這三類經濟學家在經濟學的發展中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那些另類的經濟學家，他們展現了經濟學理論發展的多元特征和無窮的多樣性，顯示了經濟學家在許多領域的創造力和滲透力，也昭示著經濟學與其他學科不斷整合的歷史趨勢；他們增加了經濟學作為一種知識體系的豐富性，拓展了經濟學的視野，在經濟學理性主義和工具主義的傳統中浸入了經濟學家的人文關懷和歷史眼光，這是“另類經濟學家”對于經濟學的貢獻與價值所在。

如果我們想判斷一個“另類經濟學家”的價值的話，也許最合適最突出的例證是馬克思。這個深諳德國古典哲學傳統的經濟學家，以自己的獨特的邏輯力量和犀利的批判性語言揭示了資本主義這一歷史制度的運行特征，“在理解資本主義制度的驅動力和各參與力量之間的緊張局勢方面，無人能與馬克思相提并論”，因而“馬克思必將與亞當·斯密和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一起，并稱為經濟學歷史上的三位巨匠”，盡管這三位經濟學家的理論存在著根本的歧見和沖突。馬克思的經濟學充分顯示了一個經濟學家（當然馬克思并不僅僅是經濟學家）在引導和影響學術范式和意識形態從而在左右社會思潮方面所能達到的廣度和深度。無論后代的經濟學家對馬克思有多少批判性的反思，他作為經濟學歷史上的一個極其獨特的革命性人物以及他貢獻給這個學科的思想資源，都是學術史所必將銘記的。與馬克思同時關注資本主義制度和工業時代弊端的還有美國20世紀初的著名經濟學家凡伯倫，這個行為怪僻離奇、思想獨特卓絕的經濟學家，在其他主流派的經濟學家遵循著經典的經濟學理念進行他們的研究的時候，他卻關注制度的變革和演進，斷然否定經濟學中流傳已久的理性人的假說，并將其他社會科學的豐富思想引入經濟學來研究人類行為。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凡伯倫是美國20世紀初最著名的幾位經濟學家之一。他把從其他社會科學中汲取的知識引入經濟學，并試圖通過這種方式拓展經濟學。更具體地說，他闡明了習慣、文化以及制度如何塑造人類行為，以及人類行為的變化怎樣影響經濟。正是由于上述研究成果，凡伯倫成為經濟學制度學派的智慧之父。”這是對這位離經叛道特立獨行的經濟學家的公允的評價。

我要說的第三位帶有“另類經濟學家”印記的學者是哈耶克，盡管在貨幣、商業循環和資本理論方面的純經濟學成就上，哈耶克完全能夠躋身于一流經濟學家的行列，但是他的最引起知識界轟動和爭議的成就卻是在政治哲學與社會哲學方面。40年代以來，“哈耶克主要以一位法律和政治哲學家以及一位尖銳的對經濟計劃和經濟統制的理智批評家而聞名于世”，他的經濟學家的身份反而在逐漸淡化，有些學者對此評論說：“哈耶克在學術上的主要成就是重新使經濟學成為社會科學的主要部分。”在1941年他的全面論述經濟理論的著作《資本純理論》（ThePureTheoryofCapital）出版后，他由衷而坦然地感嘆：“我對（經濟學）純理論有些厭倦。我寫作《資本純理論》的4個年頭里是非常艱苦的。”此后，他的主要精力轉向政治哲學、法律理論和思想史的研究，并在這些領域取得巨大的成就，其影響遠遠超出經濟學領域，成為一位劃時代的思想巨匠。從正統的主流經濟學的觀念來看，哈耶克的名作《通往奴役的道路》（TheRoadtoSerfdom,1944）的論證范式和學術價值是值得懷疑的，因而這部后來聲名大噪的著作在當時的學術界卻連遭非議，幾乎到了“聲名狼藉”的地步。這種受主流經濟學家排斥的命運直到70年代才有所轉機，作為凱恩斯的反對者，哈耶克東山再起，再次被主流經濟學界所接納并奉為神明。經濟學界對于哈耶克態度的這種變化從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審委員會稍顯夸張和吹捧的評語中就可以看出：“鑒于哈耶克作為在經濟學界自亞當·斯密以來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的至高無上的地位……”云云。哈耶克經歷了一個典型的“另類經濟學家”的典型命運：先是從“主流”的經濟學研究轉移出來而投入廣泛的社會科學的探索，成為“邊緣”的經濟學家，然后在經濟學“邊緣”獲得巨大的思想成就（也遭受廣泛的爭議和攻擊），然后在經受了歷史考驗之后重新受到主流經濟學的認同和尊崇，從而再次成為“主流”。加爾布雷斯也許是受到非議最多的經濟學家，他在經濟學界所贏得的聲譽與遭受的毀謗幾乎同樣令人印象深刻。作為先進工業國家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的重要評論家，加爾布雷斯成為當代最著名的學者和最有影響的批評家之一，他的四部著作（《美國資本主義》、《豐裕社會》、《新工業國》和《經濟學與公共目標》）引起思想界和大眾的普遍關注與爭論。加爾布雷斯在方法論上是獨樹一幟的，他運用歷史的和演進的方法研究經濟現象，他相信，“行為和感覺要在它們的文化和制度環境的結構中得到理解，這一信條促使他以相互約束和機能主義的方式建立一種神圣的綜合分析”。這種信念影響了他的寫作方式，他屏棄了正統的經濟學家的論述模式，而代之以更有震撼力和說服力從而也更加容易被思想界接納的方式來闡述他的犀利觀點。有評論說：“加爾布雷斯改變了人們的信條，進而改變了他們的社會；他獲得了極大的成功，這不僅由于他論點的力量，而且因為提出論點時的極強的表達能力、詼諧和能夠被接受的方式”。作為主流經濟學的不懈的嚴厲的批評者，加爾布雷斯譏諷經濟學家們只是關注于數理分析而不關注現實的經濟社會的“白癡專家”，這些尖銳的批評激起經濟學家主流集團的強烈反感和抵制，許多經濟學家反唇相譏，稱加爾布雷斯并不是經濟學意義上的經濟學家，甚至根本算不上經濟學家。但是盡管如此，加爾布雷斯以其獨特的理論魅力和論證方式，證明了經濟學在影響公眾和社會信仰方面所能達到的力量，因此，“低估他對經濟學作出的特殊貢獻和對社會科學的一般貢獻，將是錯誤的。”

另類經濟學家的例證還可以舉出很多。比如貝克爾，他將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引入廣泛的人類行為研究領域，拓展了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成為名副其實的“經濟學帝國”的創立者，顯示了觀察非市場性人類活動的新的研究手段和嶄新的視角，堪稱20世紀末最有創造力和影響力的經濟學家。比如布坎南，盡管他并沒有用數理方法研究經濟學從而受到許多正統經濟學家的蔑視，但是他將政治概念引入經濟學，其公共選擇理論的政策影響“超過了20世紀后期除弗里德曼以外的任何經濟學家”，贏得學術界的普遍推崇。比如阿馬蒂亞·森，他對于許多經濟學的傳統信條進行了強有力的批判，迫使經濟學家對人類行為的動因進行理論反思，他對道德哲學的關注呼應了古典經濟學的終極關懷的訴求，部分地影響了現代經濟學家們審視經濟現象和人類行為的視角，這些成就，足以使得森在世紀交替的經濟學家中占據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在經濟學的歷史上活躍著的許多“另類經濟學家”，盡管毀譽參半，盡管命運多蹇，但是只有他們才會因為獨特的理論個性而進入學術史的“記憶”。“主流”和“邊緣”之間的攻擊和爭斗是徒勞的，只有歷史才可以評判一切思想的最終價值。“另類經濟學家”是經濟學內在活力和創造力的象征。他們對傳統經濟學的超越和批判正是經濟學得以更新的重要推動力量。處于“邊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經濟學家所應有的激情和對于這個世界的關懷。正如一位自稱處于“邊緣”經濟學家地位的學者所說的：“‘邊緣’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非主流’的生活方式。假如一個社會里面所有的人都局限于‘主流’的生活方式，那么，這個社會的創造力和生命力的源泉遲早要枯竭。”我想，“另類經濟學”的價值也在于此。

摘要：中國高校教師職稱評審中的“硬杠子”規則及其導致的簡單化、教條化現象，使高校學術職稱的學術性減弱，職稱的本質被異化和扭曲，學術職稱內含的公正原則被破壞，對教師造成了反教育的負道德取向壓力，使教育缺少了文明和理智意蘊的制度和文化資源，其解決的根本出路在于徹底消除教育行政化現象。

關鍵詞：學校教師；學術職稱；評審標準；教育行政化

高校教師應該是什么？這似乎不應該是個問題，然而這個本來不應該有疑義的問題，在我們現實教育中卻存在著問題。蔡元培先生認為，大學教師是應該對研究學問有興趣且具有學問家人格的人，亦即應該是“熱心積學”的學者。而學者是什么呢？學者則應該是潛心且執著于研究學問，探索知識，追求真理的人，他們立足于對人類尚沒有發現或沒有認識到的知識或道理進行探索，他們追求的是新知識、新理論、新思想、新方法，其活動的本質是創造或創新；他們在社會的公共事務中應該是人類文明和理性觀念和精神的維護者，在社會道德敗壞或淪喪時應該是社會的良心，“猶如茫茫大海上的燈塔”。他們以文明、理性的境界和標準評價、繼承、傳播歷史上的優秀文化和思想，以開闊的視野和前瞻的姿態探索和創造新的知識和思想在最高層次的教育機構中培育學生的靈魂和精神所以他們可以說就是思想家、教育家。在學者們比較集中的大學中，他們的學術研究活動往往與教育學生、培育人才活動融為一體，既研究學問，又培育人才。以研究學問提高培育人才活動的質量，推動培育人才活動的深入；以培育人才激勵和促進學問研究活動的深度和廣度。所以，在大學中，不敢說所有的教師都是學者，但大學中的學者必然是教師。而以研究學問、發展知識、創造文化為宗旨的學者們，其表現自己努力和貢獻的方式就是著書立說，人們對于他們的評價也一般是以其著書立說的水平或影響為基礎。而為了對他們的勞動和貢獻有所區分，并且確定給他們的待遇和報酬標準，才產生了教師職稱這個概念。而教師職稱制度的引用，對于教師學問及研究水平的評價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為教師的事業發展和生活安寧營造了比較公平的物質和精神環境，也促進了教育和文化事業的發展和進步。

然而，曾幾何時，教師的職稱被取消了。原因是有人認為，教師是不應該有自己本質性的、獨立的價值取向和思想觀念的，所有的教師毫無區別的都應該是社會政治的工具。再以后，教師的職稱又被恢復了，教師似乎可以根據自己的學術水平和學術貢獻獲得社會的承認了，而伴隨著洶涌澎湃的商品經濟大潮而來的趨利主義潮流，深刻影響了教育領域，使實利成為教育領域中價值觀念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職稱作為教育領域（當然也包括其他領域中“實利”的體現，成為人們奮力追逐的目標。特別是由于職稱與教師的工資、獎金（津貼）、住房等經濟收入及物質待遇直接掛鉤，從而成為教師事業是否成功、社會地位高低的標志，有時甚至成為有些行政職務的任職條件（比如：教育部曾經規定，部屬高校中的系主任必須是教授或具有正高職稱人員）。這樣，職稱制度在短暫地發揮了積極作用之后，便再次墮入迷茫，演變成為一些高校教師苦苦追求的體現現實理想的精神目標。一種本來是教師學術勞動結果標志的概念，教師們以其學術成就或學術勞動的水平，獲得與自己學術勞動質量相等或相近的學術職稱，其中教師的學術勞動為因，學術職稱為果。是教師的學術勞動決定了自己的學術職稱等次，而不是教師的學術職稱決定其學術勞動的水平。學術職稱無形中卻成了一些教師從事學術活動的目標或目的，甚至成了吞噬人們心靈寧靜、身體健康的“妖魔”。另外，在中國的高校中還有一種被稱為“跑職稱”的現象，亦即每年職稱評審的前夕，一些申報職稱的人為求評審順利通過而四處“拜訪”職稱評委們。也有以單位的名義對評委們進行“公關”，其理由是為了單位的利益等。這種性質近似賄賂或者就是賄賂的活動，不但破壞了職稱評審的公平環境，也破壞了高校的教育品質，其對高校教育作用及意義的消解，具有不容忽視的消極影響。而職稱的價值和作用被異化如此，著實叫人感慨萬千。

職稱在普遍性意義上，既聯系著教師的經濟待遇和生活條件，又聯系著教師的社會地位和學術聲譽，幾乎是教師一切價值的體現，當然也是教育生態品質或質量的體現。教師在職稱問題上所遭遇的不公，很容易被理解為對自己教學工作及學術成就或成績的輕視或漠視，甚至會被理解為是對其人格尊嚴的輕視或侵犯，對其或耿耿于懷，或恨恨于聲，或恨恨然而心生去意。然而，是什么原因讓本來衣食無憂、生活條件在社會上處于上中水平的高校教師們，對職稱問題這么在乎，以至于產生強烈的職稱情結呢理解這個問題的較好參照，是同樣在大學校園中，為什么以前人們對于職稱的態度能夠那么坦然、平和。尤其是在20世紀前半期，我國許多大學中的職稱授予似乎比較“隨意”：如清華大學聘沒有博士學位、沒有著作的陳寅恪為國學院導師；聘沒有大學學歷的吳晗為歷史系講師；北京大學聘沒有大學學歷的粱漱溟為講師；在聘季羨林副教授天后（當時的北大規定：洋博士只能聘為副教授再聘其為教授等。這種看似隨意的職稱授予在當時并沒有引起什么波動，甚至還被作為佳話而長期傳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那時人們判斷事物的依據是實質性標準，亦即這些被聘者是否有真才實學，他們與被聘的職務是否名副其實。另一方面，那時的高校教育生態較好，大學校長們一般都既有學識，又講氣節。高校中少有濫用職權、聘人不當的現象。那時大學中職稱評審的規矩從表面看似乎并不嚴格，而實際上是非常嚴格的，因為不公平現象的制造者極可能因為謀私而引起眾怒而被驅逐去職。可以說是其時大學領導者們的開明和公正，才使那些規矩失去作用。我國高校在“”之后初期的職稱評審中，也幾乎少有尖銳的批評意見，那時的評審如潘懋元先生所言：“雖然評審的標準比較模糊，但過后看都還比較公正。”由于體現了公平、公正的原則，所以當時的教師中雖然也有職稱及工資方面的差別，但人們基本上都能夠平靜對待。在對待職稱的問題上，可以說公平是最為基本的原則和前提，也是最好的“解毒劑”。公平了，公正了，學校中無疑是風平浪靜、和諧安寧的。

如果有人在職稱問題上以權謀私，其惡劣影響必定是深遠的，其謀私的毒劑就如同滲入土壤中的污水，會使土質徹底破壞，長期不能正常地生長莊稼。

摘要：教學學術概念一定程度破解了備受社會詬病的高校面臨的難題，但是在我國高校，教學學術理念依然缺失、教學管理制度不夠完善和靈活。因此，我們要樹立教學學術理念，創新教學管理的體制機制，從而給教學應有的位置，使教學質量得到切實提高。

關鍵詞：教學學術；教學管理；創新

自1990年代美國卡內基教育基金會主席厄內斯特•博耶（ErnestL.Boyer)提出“教學學術”的概念以來，在世界范圍內掀起了關注教學學術、研究教學學術的熱潮，在實踐上一定程度地改變了部分高校忽視教學，或者不重視教學，或者科研沖擊教學的做法。然而，盡管有國內學者的呼吁，也有敏銳的高校管理者的努力，但國內許多高校重科研、輕教學的傾向依然非常嚴重。多數教師把大部分時間和精力投入到科學研究中，較少考慮教學和教學學術等，偏離了大學的本真。因此，我們從教學學術的視角對教學管理中教學學術元素的缺失進行探討，并提出創新教學管理的建議。

一、教學學術的內涵

面對納稅人對大學的不間斷地責難，美國卡內基教學促進基金會主席厄內斯特•博耶（ErnestL.Boyer）在二十世紀九十年表的《學術水平反思：教授工作的重點領域》報告中提出了教學學術的概念。他認為大學學術包括四個方面:探究的學術、應用的學術、綜合的學術和教學的學術。教學學術是關于把知識傳授給學生的學術；教學首先是一種學術活動和一個能動過程,是維系老師和學生之間關系的橋梁。在一個好的教學過程中,老師既是知識傳授者,也是新知識的學習者,他也很可能在此過程中得到一個創造性的發展。因此把高等學校教學研究納人學術范疇、成為教學學術是理所應當的。[1]教學學術概念的提出吸引了眾多學者的目光。有的對教學學術作出行為描述，闡述教學學術這一行為的具體特征；有的對教學學術的構成作出分解，闡釋教學學術的組合要素；有的對教學學術的概念作出整合，構建教學學術的系統模型。教學學術的概念因為爭論而更加清晰，雖然各家仍有差異，但是都一致同意教學學術的共同特征：反思、交流、公開化。[2]高等學校教學的學術性是由教學的內在本質和特征所決定的。同時，高校發展的規律決定了教學在大學中也必然享有學術地位。[3]高等學校教學的學術性決定了教學管理必須立足于教學，從理念到制度，從領導到普通管理人員的中心應該是教學。然而，現實并非盡如理想。

二、高校教學管理中教學學術缺失的現狀

摘要：作為知識型人才的高校教師，個體成長因素對其更具有激勵作用因此在教育實踐中采取基于專業成長的激勵策略是十分必要的。教育實踐中比較有效可行的專業成長激勵策略有專業培訓、學術休假、觀摩研討和提高工作自主性等。這些激勵策略將有助于滿足教師自我發展的需要；有助于提高教師的自我效能感和自我價值感；有助于緩解教師的心理壓力；有助于教師拓寬人際交往空間，增強人際交流。

關鍵詞：高校教師；教師激勵；專業成長激勵

“激勵”一詞最早起源于《史記·范唯蔡澤列傳》“欲以激勵應侯”，意為激發砒勵，促人振奮。西方管理心理學則將激勵解釋為“指引個體產生明確的目標指向行為的內在動力。”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在對職工的激勵研究中發現一股情況下，職工的能力可發揮20％一30％，而受到充分激勵后，其能力可發揮80％一90％。其中50％一60％是激勵的作用所致。這說明激勵可以有效調動人的工作積極性和主動性，充分發揮人的潛能。激勵是現代社會進行人力資源管理的核心，它能使人們的態度和行為朝著組織希望的目標前進。其主旨便是調動人的積橛}生，激發他們的創造性和主動性。因此，如何完善激勵機制，有效調動員工的積極性和主動眭，也就成了一個倍受重視的課題。

高校教師作為知識型人才，擁有大量的知識資本，被看做是高等院校的一種極具競爭力的核心人力資源，可以說其學術水平和工作效能直接決定了大學的競爭力。那么，如何有效對高校教師進行激勵，使其充分發揮工作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是極具戰略意義的。與其他職業相比，高校教師有其自身群體的特殊性，他們是一個高學歷、高學識的群體，其需要具有相對隱蔽性，同時也存在著個體差異性和環境影響的多樣性：實踐中對高校教師的激勵較為困難。著名知識管理專家瑪漢·坦姆仆在實證調研的基礎上提出四個主要激勵因素：“個體成長”、“工作自主”、“業務成就”和“金錢財富”。這些因素在實踐中所起的激勵作用分別個體成長占33．74％，工作自主占30．51％，業務成就占28．69％，金錢財富占7．6％。這說明，對于知識型人才，個體成長因素對其更具有激勵作用。因此，對高校教師采用一些促進其專業成長的激勵措施，會更有實踐意義。

一、基于教師專業成長激勵的具體措施

1、專業培訓

一、學術期刊推動中國特色學術話語體系傳播的三重邏輯

學術話語權在學術交流的過程中產生，依靠學術話語進行傳播推廣，進而對整個學術共同體產生影響。學術期刊所確立的學術交流的正式渠道、統一流程和標準規范，搭建起了面向學者的廣闊交流平臺，從而大大提升了學術話語表達和傳播的效果，對于學術的發展繁榮發揮著重要作用。從歷史維度看，在期刊發展史中，出現了許多學術期刊推動學術話語傳播及學科發展的成功案例;從現實維度看，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歷史方位對加強中國特色學術話語傳播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務;從責任使命來看，推動學術話語傳播是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的重要路徑。由此觀之，面向學術期刊的中國特色學術話語體系傳播具有深刻的歷史必然、實踐應然及責任使然。

(一)歷史必然:學術期刊推動話語傳播的成功經驗

作為新生的傳播媒介，我國的學術期刊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發展迅猛空前，1934—1935年則被稱為“期刊熱”或者“雜志年”，這一時期也是中國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的奠基時期，期刊對于學術話語構建與學科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如月刊《新亞細亞》于1930年創辦，刊載的文章以探討中國邊疆的開發、建設以及與周邊國家、地區的關系為主，對中國邊疆問題進行了較為系統全面的研究;由歷史學家顧頡剛創辦于1934年的半月刊《禹貢》研編并舉、兼容并包、經世致用，在中國邊疆史及邊疆現實問題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成為了學術救國的典范。這兩本學術期刊對當時邊疆話語構建和傳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為全國抗戰爆發后大后方乃至當下的邊疆研究工作均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對于歷史地理學的發展也有積極的推動作用。1934年12月創刊的《食貨》，是民國時期第一份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的學術專刊，由時任北京大學教授陶希圣擔任主編，其發行量一度高達4000份，是當時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主要陣地，為民國時期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研究作出了奠基性貢獻。晚年的錢穆回憶說:“時(顧)頡剛在燕大辦一《禹貢》，陶希圣在北大辦一《食貨》，兩雜志皆風行一時。”［4］史學界有“五朵金花”，即圍繞五大理論問題展開爭鳴，其中《文史哲》有意識地引導中國古代史分期、農民戰爭和資本主義萌芽這三場論爭，這些論戰也讓山大歷史系名聲大震，從而奠定了其在國內史學界的地位與影響力。從我國期刊發展史上的一些例證不難看出，學術期刊對于推動學術話語傳播、促進學科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二)實踐應然:新歷史方位推動學術話語傳播的新要求

從國際維度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世界格局深刻調整，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社會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日趨多元，與此同時，西方話語霸權長期存在，意識形態領域依然是“西強東弱”“資強社弱”的局面，西方世界主宰著世界學術的走向，引領著世界學術的發展動態，想要增強我國的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迫切需要傳播“學術中的中國”，讓世界承認中國有獨立的學術，讓世界認可中國的學術研究范式;從國內維度看，我國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面臨新發展環境，新發展任務，以及新發展命題，黨和國家所面臨的風險和考驗更為嚴峻，所應對的問題更為復雜，尤其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風險更為多元，迫切需要學術期刊為堅持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提供有力的學理支撐;迫切需要用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學術話語體系為新發展階段提供高水平的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