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進展范文10篇

【摘要】：本文首先綜述了番茄紅素在國內外的研究動態，并且介紹了其分布、理化性質、化學結構以及生理功能，最后對番茄紅素的用途作出了展望。

【關鍵詞】：番茄紅素,類胡蘿卜素,癌癥

前言：番茄紅素（lycopene）是膳食中的一種天然類胡蘿卜素，廣泛存在于自然界的植物中，人體內各組織器官也有較多分布。由于番茄紅素沒有維生素A的生物活性，所以其作用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并未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但近幾年的研究發現，番茄紅素有比其他類胡蘿卜素更好的生物活性，并且是防病治病的重要功能因子，已成為目前國際上功能食品成分研究的一個熱點[1]

1、番茄紅素的國內外研究歷史

1873年，Hartsen最早從TamuscommunisL.中分離得到深紅色的番茄紅素結晶。1875年，Millardat從番茄中獲得一種含有番茄紅素的粗提物，當時命名為Solanorubin。1913年，Dugger根據它對生長條件的影響，又把它命名為lycoperison。而Schunck（1930年）的“lycopene”名稱（中文即番茄紅素）一直沿用至今[2]。

1.1國外對番茄紅素的研究現狀

社會支持一詞在20世紀70年代由國外學者Raschke率先提出，被定義為人們主觀感知到的來自他人的關心和支持［1］。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證明了社會支持與健康和幸福之間關系的重要性［2］。更多的人認識到給予和接受社會支持所帶來的好處［3］，這種雙向的性質稱之為互惠性。事實上，很多的證據已經表明，過度受益可能會對一個人的健康產生有害影響。只有當支持受援者從支持提供者那里體驗到互惠時，支持才會產生積極的心理和健康后果，因為這樣一來，我們心理產生的負債感就會減少［4］。社會支持的效果可能取決于在人際關系中給予和接受支持之間的感知平衡［5］。有關社會支持的維度劃分，目前尚未達成共識，但多方學者普遍認同社會支持對人們的身心健康都會產生影響。互惠被廣泛認為是社會滿意度的一個重要決定因素，但對社會支持的互惠性的研究較少，目前國內外對社會支持的研究集中在人們所獲得的社會支持，本研究旨在綜述了國內外有關雙向社會支持的研究現狀，擬為今后的護理工作提供新的方向。

1社會支持的分類

社會支持主要分為工具支持與情感支持。工具支持指的是實際的，有形的幫助，如人力、物力。情感支持指的是抽象的無形的幫助，通常指的是親密的人給予的支持。

2雙向社會支持的內涵

雙向社會支持指的是提供社會支持和獲得社會支持。盡管有關社會支持的研究傾向于接受支持帶來的好處，但很多學者注意到了這個結構的雙向性質，認識到給予和接受支持的優勢。有研究表明，給予社會支持與降低死亡率有關。盡管對給予社會支持的益處的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但這些益處已經在許多不同的領域得到了證實，例如可降低死亡率［6］。社會支持的互補性反映在雙向支持假說中［7］，該假說表明，與單純給予或接受支持的人相比，隨著時間的推移，提供和接受支持的人會獲得更大的心理益處。

3雙向社會支持的測評工具

內容摘要：股利之謎的探索是近30年來財務研究的熱點和難題。本文從信號傳遞假說、成本假說和行為學解釋等解析股利之謎的主流理論出發，回顧和評述了西方近年來探悉股利之謎的最新進展。并分析了這些理論對解析我國上市公司股利行為的啟示。

關鍵詞：股利之謎信號傳遞成本迎合理論

為破解股利之謎，學者們提出了許多不同的解釋公司支付現金股利原因的理論。近年來取得重要進展的理論主要包括信號傳遞假說、理論解釋和行為學解釋等。

信號傳遞假說

在財務經濟學家們提出的諸多股利之謎的解釋中，受到廣泛關注的是關于公司通過發放現金股利可以傳遞未來盈利能力的思想，即信號傳遞假說（signalinghypothesis）。該學說認為管理當局與企業外部投資者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管理當局占有更多的有關企業前景方面的內部信息。現金股利是管理當局向外界傳遞其掌握的內部信息的一種手段，如果他們預計到公司的發展前景良好，未來業績有大幅度增長時，就會通過增加現金股利的方式將這一信息及時告訴股東和潛在的投資者；相反，如果預計到公司的發展前景不太好，未來盈利將呈持續性不理想時，他們往往維持甚至降低現有股利水平，這等于向股東和潛在投資者發出了利淡信號。因此，現金股利能夠傳遞公司未來盈利能力的信息，從而現金股利對股票價格有一定的影響。

股利信息傳遞思想的萌芽早在1956年林特勒（Lintner）有關股利政策的經典研究中已經出現。巴恰塔亞（Bhattacharya,1979）借鑒斯彭斯（Spence,1974）的信號模型思想，創建了第一個股利信號模型，這標志著從信號角度研究股利政策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關鍵詞】卵巢早衰；病因

卵巢早衰(prematureovarianfailure，POF)是指月經初潮后到40歲之前發生的低雌激素和高促性腺激素狀態，為婦科常見的內分泌疾病。近年發病率有逐年上升之趨勢，流行病學調查顯示其發生率為1%［1］。目前研究認為POF的發生主要與遺傳、免疫、代謝和環境等因素有關。

1遺傳性因素

有關家譜調查發現POF發病率在女性親屬中，有家族史的達100%，而散發性的僅為1%；由特定基因序列單元大量重復構成，長度在人類高度遺傳的端粒的缺失同衰老密切相關，且多出現POF，說明POF具有較高的家族遺傳傾向。

兩條結構正常的X染色體對維持卵泡正常的儲備至關重要，X染色體上的任何缺失都會引起卵巢功能衰竭［2］。目前研究發現，POF是一種由常染色體傳遞或X連鎖顯性限制性遺傳病，常伴有染色體重組、移位或單體性改變，X染色體和常染色體間的移位［3］，以及X染色體和常染色體數量和結構異常等。由于X染色體上各區段載有不同的基因，因此缺失或重組的部位不同決定著產生不同的癥狀，如X染色體Xp11和Xq13末端缺失常表現為完全性卵巢功能衰竭；Xp21和Xq24末端缺失常可導致嚴重的卵巢功能紊亂，病人多表現為POF［4］。

Marozzi等［5］提出導致POF的特定基因區段可能位于Xq的末端，即限定Xq26～q28之間，它們對卵巢發育和卵泡生成具有重要意義。Schlessinger等［6］研究發現，POF患者X常染色體第3位點上一轉錄因子FOXL2的缺失，可導致單倍體缺失而引起卵泡數量的減少。

【摘要】以人大復印報刊資料全文數據庫為文獻來源，從研究態勢、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等四個方面評析國內中小學英語教師研究進展。從教師專業實踐和教師研究兩個方面提出對未來中小學英語教師研究的啟示。研究結果表明：自1995年以來，國內中小學英語教師研究呈逐步上升的態勢，且表現出起步、發展和繁榮三個變化階段；研究對象主要是中學英語教師；研究方法多采用思辨性方法；研究的主體內容是教師專業發展途徑、教師認知和教師行為，教師情感、教師成長過程和環境因素等方面的研究則有待加強。

【關鍵詞】人大復印報刊資料；中小學英語教師；研究態勢；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內容

2017年1月，《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提出，我國教育進入“提高質量、優化結構、促進公平”的新階段，全面提高教育質量將是未來一段時期內各學科教育的重要目標。其中，建設一支高質量的教師隊伍是提高教育質量的關鍵。因此，關于教師發展的研究就成為建設教師隊伍的重要參考。為進一步推進國內中小學英語教師研究進展的發展，促進其隊伍建設，本文以人大復印報刊資料全文數據庫為文獻來源，對國內中小學英語教師的研究進展進行評析。

一、文獻來源依據及分析過程

筆者將人大復印報刊資料全文數據庫作為國內中小學英語教師研究文獻來源主要有以下三個依據：第一，該數據庫文獻是由學科專家和專業編輯共同選取的最新、高質量的研究成果組成的，質量較高；第二，人大復印報刊資料不受人為劃分的期刊等級的限制，從各等級期刊中轉載，保證了文獻來源的廣泛性（本文文獻來源的原出版期刊多達113種）；第三，該數據庫檢索方便，利于綜述類研究的開展。人大復印報刊資料全文數據庫的建立避免了很多中小學英語教師研究沒有被其他數據庫收錄帶來的麻煩。總之，人大復印報刊資料全文數據庫能夠較為直觀、全面地反映國內中小學英語教師研究的學術面貌和發展態勢，是進行相關綜述的可用資源。筆者具體通過以下四個步驟篩選數據庫中1995年至2017年的文獻：第一，在數據庫中設定“外語教師”和“英語教師”為“任意詞”搜索文獻，并按時間順序排列，獲得文獻近2000篇；第二，仔細、逐一閱讀這些文獻標題，適當瀏覽具體內容，刪除明顯不屬于中小學英語教師研究的文獻；第三，重新閱讀每一篇文獻，尤其是主題不夠明確的文獻，進一步刪除不相關文獻；第四，選取文獻原出版期刊、轉載期刊、轉載年份、研究內容、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等信息，通過分析這些信息確定本研究需要的文獻。經過一系列的篩選工作后，得出342篇中小學英語教師研究文獻。筆者在反復閱讀342篇文獻后，用不同形式的圖表對這些文獻的原出版期刊、轉載期刊、轉載年份、研究內容、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等信息進行了歷時和共時分析和整合，揭示其趨勢性特征和研究局限，進而提出對未來教師發展和研究的啟示。

二、研究發現

臨床上超過40種疾病可損傷呼吸道，影響人體呼吸功能。據BritishLungFoundation報告，呼吸系統疾病對人體的危害僅次于心血管系統疾病。氣道可因外傷、感染、腫瘤等損傷［1］，需行氣管切除和重建。然而，當環形切除或缺損超過6cm端－端吻合不能很好地修復氣管，則需植入氣管移植材料以達重建目的。氣管移植的方法包括人工氣管替代、自體組織再造氣管、同種異體氣管重建、組織工程再建氣管。本文就組織工程在氣管外科的基礎研究進展作一綜述。

1組織工程氣管的結構構建進展

組織結構是氣管功能的基礎。近年來，組織工程氣管的結構構建已從單純的二維結構軟骨板逐漸向三維立體結構方向發展。

1．1種子細胞的新選擇構建氣管的種子細胞一般以鼻軟骨、肋軟骨、耳廓軟骨［2－7］等透明軟骨為主，但上述軟骨的取材困難，其他細胞來源特別是成體干細胞成為組織工程氣管種子細胞的新選擇。Naito等［8］在大鼠體內利用成纖維細胞構建管型組織，同時誘導間充質干細胞形成環狀組織加強穩定性，具有良好的成骨和生物力學性能。Zhang等［9］以TGF-1誘導并擴增骨髓基質細胞，構建出圓柱狀氣管樣軟骨。Macchiarini等［10］利用人上皮細胞和間充質干細胞來源的軟骨細胞構建組織工程氣管替代治療終末期支氣管軟化，效果明顯。Liu等［11］利用TGF-β誘導骨髓間充質干細胞聚集體在體外生成軟骨細胞，并使之形成管狀組織工程軟骨。Kim等［12］用自體皮膚上皮細胞作為種子細胞成功構建了家犬氣管，提示皮膚上皮細胞可能的干細胞特性。

1．2生物支架和生物材料的發展現行組織工程學領域大部分研究均來源于體外二維組織培養，如何構建三維立體結構，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難題。在圖式發生等發育學的概念機制尚未完全清楚之前，生物支架和生物材料提供了暫時的解決方案，主要包括生物可降解合成材料如聚羥基乙酸（PGA）、聚乳酸（PLA），天然材料如藻朊酸鹽、膠原，去細胞組織構建的支架如小腸黏膜下層（SIS）、去細胞膀胱黏膜下層（ABS），以及上述材料的復合物。生物支架和生物材料需有一定要求強度，而且必須是多孔結構和存在細胞親和力、生物兼容性，以種植、營養細胞、清除機體廢物等［13］。這對生物支架和生物材料提出了更高要求。Remlinger等［14］將豬的氣管取下，經去細胞處理后植入家犬體內，發現這種水合脫細胞氣管支架在短期內能促進局部特異上皮細胞發生，并能表現很好的生物力學特性。Kobayashi等［15］用螺旋狀聚丙烯支架為牙齦成纖維細胞和脂肪源性干細胞提供支持作用。Kim等［3］利用纖維素－透明質酸復合凝膠成功構建組織工程氣管。Jungebluth等［16］將豬氣管去細胞處理后構建出無免疫原性的氣管支架。Huang等［17］發現包裹SIS的聚丙烯支架可促進缺陷氣管處的上皮再生，并有效降低移植術后并發癥的發生。

1．3生物反應器和組織工程氣管構建的新方法生物反應器在組織工程器官的體外培養具有重要作用，近年來，結合生物反應器的新型設計，涌現出許多新穎的組織工程氣管構建方法。Lin等［18］將軟骨細胞植入聚（ε－己內酯）－Ⅱ型膠原支架并在旋轉型生物反應器培養，發現該法促進細胞增殖，增加了葡萄糖胺聚糖和膠原的含量。Asnaghi等［19］成功構建了一種雙室旋轉生物反應器，旨在促進自體呼吸道上皮細胞和將被誘導分化成軟骨細胞的間充質干細胞的生長、三維結構的成熟和生物力學性能的形成。Tani等［2］以新西蘭白兔的耳軟骨細胞為種子細胞，擴增后環形覆蓋于硅膠管外，置于靜態型和旋轉型生物反應器中培養構建了無支架的圓柱狀軟骨。

[摘要]企業融資結構與企業集團治理效率具有重要的相互影響作用。本文在全面回顧企業融資結構理論和企業集團治理理論的基礎上，系統總結了國外學者在企業集團治理效率、融資環境、融資價值、融資選擇等領域的研究進展，并對其中的一些內容進行了扼要評述。

[關鍵詞]企業集團治理效率融資選擇文獻綜述

企業集團作為一種廣泛存在的經濟組織形式，不僅對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其在印度、智利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地位也日趨上升（KhannaandPalepu，2000a）。資本市場的不完善性是促成企業實施集團化經營戰略的重要原因（KhannaandPalepu，2000a）。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期，資本市場發展不均衡，社會信用體系不完善，信息不對稱問題較為突出，導致企業融資渠道不夠暢通、融資工具較為單一，普遍存在融資約束問題。在此制度背景下，通過組建企業集團不僅能夠降低企業與外部資本市場的信息不對稱程度，給集團成員企業帶來外部股權及負債融資優勢，而且還能夠通過利潤平滑、交叉補貼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集團內部的資本配置效率。

一、企業集團的治理效率

當前學術界對企業集團治理效率的研究視角主要從公司治理結構與公司價值或績效之間的對應關系著手，相關結論回答了“不同的公司治理結構將實現怎樣的公司績效”的問題。

企業集團的典型治理結構主要表現為金字塔式的持股結構，位居股權金字塔頂層的終極控制人通過層層持股以較小比例的股權投資實現對底層成員公司的有效控制。Claessens,FanandLang通過研究發現，企業集團化的控股結構是東亞地區上市公司的普遍特征,由集團控制的成員企業一般具有如下治理特點：第一，由終極控制人通過金字塔式股權結構進行層層控制；第二，與集團內部其他至少一家成員企業具有共同的終極控制人；第三，控制了集團內部至少一家其他成員企業；第四，直接控股股東一般是投資分散的金融機構。因而，集團成員企業不僅與頂層控制人之間具有金字塔狀持股結構，成員企業之間往往也具有復雜的交叉持股關系。

國外研究進展

20世紀70年代開始，規劃學、地理學和管理學等領域的學者逐步對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相關問題展開了持續的研究，其中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影響因素、配置模式、設施的可達性和配置評價等方面的研究是關注的焦點。對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影響因素分析是選擇公共服務設施配置模式、進行公共服務設施規劃配置的前提。FriedlyPH（1969）研究了公共投資政策選擇對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狀況的影響，提出收益和成本是城市公共服務設施投資配置的重要影響因素[8]。GreenhutML（1980）等人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了影響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因素主要有需求、成本和設施配置福利等[9]。BelerErkip（1997）等人對安卡拉城市居民對于公園和文化娛樂等公共服務設施的配置現狀感知進行研究，發現服務設施的使用群體特征和需求對公共服務設施的配置有較大影響[10]。JohnICarruthe（rs2003）等人在對城市蔓延與公共服務設施配置成本的關系研究進行總結的基礎上，對美國283個郡縣1982～1992年間城市發展對城市公共服務支出的影響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城市人口密度、城市化區域范圍的空間延伸、行政區域碎片化等因素對城市公共服務設施的配置有較大影響[11]。空間可達性是度量公共服務資源空間配置合理性的最有效工具之一，1980年代以來，西方學者開始對城市公共服務設施的可達性類型、影響因素以及可達性測度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如：BachL（1981）對公共服務設施區位配置模型中的可達性聚合和分散問題進行了探討[12]。英國MitchelLangford（2008）等學者運用兩步移動搜尋分析方法（two-stepfloatingcatchmentareamethod，2SFCA方法），研究基于GIS可達性空間分析的交替性人口分布對公共服務設施可達性影響的測度模型，并以威爾士南部的卡迪夫地區為實證區域，檢驗城市里若干公共服務設施可達性的變化情況，研究結果表明分區密度模型傾向于顯示可達性較低的分數，但具體模式取決于地方因素，在某種程度上還取決于模型假設和方法論[13]。RashedAl（2004）在社區正義、分布正義和社會權利的理念框架下，嘗試對阻礙孟加拉國首都達卡市城市貧困地區居民獲取公共服務設施的可達性進行研究，研究結果表明，對于處于劣勢地位的城市貧困階層來說，無論是普通的基本公共服務設施還是服務于個別集團、個別階層的公共服務設施的可達性都受到金融環境、收入、地位等方面的影響[14]。公共服務設施的可達性研究為評判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科學合理與否提供了借鑒，為公共服務設施配置評價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衡量標準，隨著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研究逐步進入配置后效益研究階段，可達性的研究也日益增多。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術界開始從不同的研究視角，探討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模式與機制。MichalosAC（1999）等人于1997年夏天對英屬北哥倫比亞喬治王子城的公民信仰、對公共服務的態度和生活質量進行了調查，并運用一種簡單的線性模型分析出公眾對市、省和聯邦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的滿意度分別為32%、20%、19%，表明自下而上的配置模式優于自上而下的模式[1]。WolpertJ（2001）對紐約市非營利性公共服務設施的配置模式進行分析，發現即使是紐約市地價最高、可達性最好的地段，也可以為非營利公共服務設施提供配置的空間，但是，由于可達性和辦公空間的成本約束，非營利性公共服務設施在選址方面，主要選擇位于私人公司和政府機構之間的地段[15]。KeithM（2001）等人對發展中國家除政府以外的機構提供公共服務設施的“非政府、非營利”（NONPRO）機制進行研究，發現非政府的城市公共服務設施有效供給的經典模式有以下要求：協作、透明的供給記錄、有責任心的建設人員、適度的設施規模、專業化的管理和外部監督[16]。Ho-SeopCha（2009）等人對城市交通設施中的公平性問題及其對現代交通設施系統的影響進行了研究，并運用地理信息系統和空間優化模型，設計了一種基于網絡點集的面狀交叉口模型（PINPS）來配置連續道路網附近的公共交通設施，以確保面域需求目標的完全覆蓋[17]。伴隨著高度的城市化，西方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規劃、建設進入穩定發展期，城市公共服務配置研究也隨之進入成熟發展階段，學術界開始探討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后續效應即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評價研究。McAllister（1976）提出在城市公共服務設施中心的設計中，規劃師應當堅持公平與效率相結合的原則，并從理論與實踐兩方面建立了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效率與公平的評價指標，如：配置規模與空間區位的選擇，他還指出，公平原則在公共服務設施的配置實踐中顯得更為重要[18]。NjohAJ（1994）等人從居民對于公共服務機構提供的服務設施滿意度的角度，建立了一個基于服務對象滿意度的城市公共服務設施提供機構的服務效率評價模型，對喀麥隆（cameroon）城市公共服務設施提供機構的服務效率進行了評價。Ko-WanTsou（2005）等人認為實現城市公共服務設施的公平配置是城市規劃師要實現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目標，結合GIS和空間分析模型，提出了一種基于可達性的城市公共服務設施空間相對公平性的綜合評估方法，以建立綜合平衡指數，為規劃者分析現狀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相對公平狀況[19]。LiaoChin-Hsien（2009）等人認為一個準確的公共設施服務范圍可以改善公共服務設施配置規劃，他們運用GIS網絡分析和空間句法來分析道路整合下公共服務設施的配置對城市環境質量的改善，提出一種基于GIS和空間句法的城市公共服務設施服務范圍勘測評價方法[20]。TOMCarlson（2011）等人應用地理信息系統（GIS）創建一個選址模型，用來評價建立在華盛頓皮爾斯郡的一個社區老年人預防設施項目，結果表明，GIS技術可以用來決定確切的行程時間，同時可以促進社區預防設施選擇地點的可達性和利用目標人群達到最大化[21]。

國內研究進展

受西方學術思潮和近年來我國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建設實踐的影響，國內學者從1990年代末開始關注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研究。21世紀以來，隨著“服務型”政府、“友好型”城市建設理念的流行，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研究也日益增多，研究的焦點集中于城市公共服務設施的配置現狀、影響因素、規劃布局、配置標準以及配置評價等方面。對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現狀情況進行分析，找出現狀配置中存在的問題，可以為城市公共服務設施的優化配置提供借鑒。學術界主要從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分類、空間分布、存在的問題以及對策等方面進行了研究。在空間分異研究方面，高軍波（2011）等人以廣州市為例，運用問卷調查法對城市公共服務設施的空間分布進行社會生態學分析，結果表明廣州城市公共服務設施空間分布的社會分異特征顯著，不同階層社會群體居住單元的公共服務設施配套及可達性存在顯著差異，社區地位與城市公共服務設施供給及可達性之間呈非完全一致性[22]。應聯行（2004）通過對杭州城市社區建設與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現狀進行研究，發現杭州城市社區存在社區建設與規劃脫節、社區建設與管理脫節、社區配套設施與需求脫節等問題，提出要加強社區規劃的編制與實施[23]。李薇（2010）以社區公共服務設施為研究對象，結合北京市的案例，通過規劃指標對比和現狀剖析的方式，分析北京市社區公共服務設施規劃指標和實際規劃建設中，存在規劃指標配置相對較低、針對性和前瞻性不足、缺乏公益性和便民性、規劃單元與行政單元不對應以及規劃、管理、執行部門分割等問題，從明確項目、統籌規劃、完善機制等方面提出加強社區公共服務設施規劃建設的建議[24]。李曌（2010）通過對西安市中心城區社區內為老齡人口設置的公共服務設施現狀情況進行調研，提出完善社區公共服務設施布局層次、細化項目設置、完善政策法規、推動各種政策法規的立法觀念及完善老年人福利政策等城市社區老齡人口的公共服務設施配置建議[25]。對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影響因素分析是進行城市公共服務設施合理布局規劃的前提，總的來說，目前影響我國城市居住區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主要因素有地形、氣候等自然因素，也有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居住區人口規模與結構等經濟社會因素。呂勤（2009）根據蘇州市流動人口集中居住區（集宿區）建設的不同模式，分別從使用者對設施的滿意度和需求度調查以及對相關部門和集宿區管理者的調研入手，發現集宿區公共服務設施具有選擇多樣化、管理人性化和使用便利化等需求特征，其需求影響因素有人口結構、價值觀念、收入水平和文化程度等方面[26]。張帆（2010）在對西安曲江新區公益性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現狀分析的基礎上，分析了西安曲江新區公益性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新區的功能分區、收入差別、消費結構和信息網絡化的興起等方面[27]。覃文麗（2011）對重慶市大型聚居區公共服務設施發展現狀進行分析，發現影響重慶市居住區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因素主要有自然、社會、經濟和科技因素等[28]。張少偉（2011）等通過對公共服務設施的發展、演變及組成的分析，總結了影響城市居住區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指標主要有：城鎮規模、居住人口結構、居民生活水平、公共服務設施的合理規模等方面[29]。蔡靚（2007）通過闡述高科技園區的發展與公共設施配套的關系，提出影響科技園區公共設施配置的要素主要為人群要素、地方要素、發展階段要素[30]。公共服務設施規劃是決定各項公共服務設施的空間位置、設施配置數量、規模和具體設備配置的過程，城市公共服務設施空間優化布局則是對城市公共服務設施規劃進行調整的過程，可以促進城市空間結構合理調整、保證城市公共服務設施公平合理地配置。規劃學界對城市公共服務設施規劃、布局的理論與方法進行探討。在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理念方面，周志清（2008）提出城郊結合區域公共服務設施的配置應融入更多經濟層面、社會層面的思考，遵循“以人為本”的配置理念，統籌的配置原則、動態的配置過程，促使城郊結合區域公共服務設施良好運營[31]。從集約用地的角度出發，通過整合完善城市公共服務設施的空間布局結構，可以優化城市公共資源，實現成熟公共服務設施的多樣性和層級性[32]，巫昊燕（2009）等人從規劃導向和規劃方法兩方面探討了基于城市分級體系的公益性公共服務設施整合規劃方法及其策略[33]。陳弋（2009）提出確立空間上網絡化混合、功能上需求層次演進的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理念，強調從開發區不同發展階段人群的需求層次演進出發，提供網絡化、富有彈性、有機增長的公共服務設施空間體系，并以杭州灣經濟開發區為例進行實證研究，引導開發區的公共服務體系沿著“公平”和“協調”的方向發展[34]。翟坤（2011）指出關注規劃背后的市民精神、人文關懷，實現城市的平等與關愛，營造和諧社會，是濱海新區公共服務設施規劃需強調的重要理念[35]。在城市公共服務設施的空間布局方法上，越來越多地注重計算機信息技術、計量數學模型和地理信息系統（GIS）的運用。伍少坤（2008）等人將基于GeoCA（地理元胞自動機）的城市擴張模型引入到傳統的Location-allocation選址模型中，構建一個動態的公共服務設施選址模型框架，探索如何將選址結果建立在動態的、科學的城市形態預測基礎上，促使選址結果更具有客觀、先見[36]。林康（2009）等人基于所開發的公共產品空間布局決策支持系統，從定量角度深入探討了不同布局方案所產生的空間效應，以優化公共產品的空間布局[37]。劉萌偉（2010）等人基于Pareto多目標遺傳算法，構建了Pareto多目標遺傳算法選址模型[38]。陳旸（2010）提出將地理信息系統(GIS)技術引入到社區體育服務中，利用GIS的空間分析與輔助決策功能進行社區體育服務設施選址和布局優化[39]。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標準和規范規定了不同層級的公共服務設施配置類別、數量和規模等詳細內容，但是不同社會發展水平、不同需求特征的公共服務設施難以用整齊劃一的配置準則進行配置，因此，國內學者針對不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不同需求客體的城市、居住區和社區公共服務設施配置標準進行了廣泛探討。張大維（2006）等人在梳理了各種社區發展規劃理念和居住政策導向后，從武漢市城市社區公共服務設施的配置現狀和居民對其的需求現狀分析入手，參照住建部、北京和上海等地的城市居住區公共服務設施的設計規范，研究了武漢市城市社區公共服務設施的規劃項目、標準和實施單元，提出了具有一般意義的城市社區公共服務設施規劃標準和實施單元建議[40]。王亞鈞（2008）等在分析現有有關公共服務設施國家標準規范的基礎上，結合北京市中心城調整優化和北京市舊城保護，促進新城發展的目標，提出了針對不同類別的公共服務設施節地標準[41]。武田艷（2011）等對各個城市居住區公共服務設施的規劃標準規范的制定思路、設施種類劃分、設施規劃標準指標調整以及規劃標準的演變歷程進行詳細分析，基于不同社區屬性、社區居民的需求變化和需求發展趨勢探討了城市社區公共服務設施規劃標準的設置準則：適用性、動態性和彈性[42]。宋嶺（2011）等人通過對居住環境的需求分析，概括出以必要性、自發性和社會性活動為主的活動類型，并結合不同年齡組的居民，有針對性地探討各自的行為方式和活動特征，在此基礎上總結出住區公共服務設施的布置原則[43]。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評價研究主要有公共服務設施的價值評估、空間公平評價和設施配置質量評價等方面。韓傳峰（2004）等人以城市的公共圖書館服務系統為例，給出了對城市現存的舊公共服務設施的價值進行評估的計算方法，包括標量評估計算法和向量評估計算法，并指出應用這些計算方法可以對同類型的一大類公共服務設施做出總體價值評估和詳細的分類價值評估[44]。陳秀雯（2007）分析了城市居住社區公共服務設施發展的特點和居民對居住社區內公共服務設施的需求，同時對國標和國內部分大城市的公共服務設施配建指標項目進行分析研究，構建了以居民生活質量、滿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如安全性、舒適性等）的居住社區公共服務設施性能綜合評價指標體系[45]。高軍波（2011）等人通過構建城市公共服務設施空間分布綜合公平指數模型，借助三維模擬及GIS空間自相關技術，探討了廣州城市公共服務設施空間分布格局、公平性特征及其形成機制[46]。馬慧強（2011）等人構建了我國市級基本公共服務質量水平測度指標體系，用熵值法對我國286個地級以上城市（除拉薩）進行系統評價，發現我國城市基本公共服務質量總體不高，空間差異明顯；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與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呈正相關，與城市規模存在對應關系且服務質量較高的城市呈“群”狀分布[47]。

結論與展望

通過分析國內外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主要研究內容與方法，發現國內外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研究主要集中于規劃學、地理學和管理學等領域。國外學者關注的重點在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影響因素分析、配置模式總結、設施可達性研究和公共服務設施配置評價研究等方面；而國內相關學者主要關注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現狀分析，探討現狀配置中的問題與公共服務設施的配置影響因素、設施規劃布局、設施配置標準的制定和設施配置評價研究等。對國內外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流程進行總結，發現城市、居住區和社區各種類型的公共服務設施配置流程大致一致，可以劃分為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現狀分析—設施規劃布局—設施的管理—設施配置評價四個環節，但對于新建城市居住區、社區公共服務設施配置流程和對已建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進行優化配置的流程又稍有不同（圖1）。國內外學者針對這四個環節選取不同的城市和不同的公共服務設施類型展開了一系列定性、定量的研究，取得了明顯進展（表1）。總體而言，經過大半個世紀的研究，國外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理論體系已經相當完善，相關的配置模型方法也層出不窮。而我國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研究起步較晚，在CNKI數據庫檢索“公共服務設施”，可以看到國內關注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研究始于1998年號敏惠對于鐵道小區公共服務設施配置標準及其準則的制定研究[48]。雖然剛經過10余年的發展，我國城市公共服務設施研究的配置理論與方法均不如西方完善與嫻熟，但從一開始的簡單借鑒國外研究理論、研究方法逐步發展到嘗試立足我國國情，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理論體系，相關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然而，目前我國城市公共服務設施的配置研究一般只關注發達地區、大城市的公共服務設施配置，實證研究的地區和數量有限，也尚未形成較為系統與成熟的理論與研究框架。而且，近年來，我國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研究似乎遇到瓶頸了，相關理論研究沒有取得突破性的進展；此外，由于用于深入研究的基礎數據資料很難獲取，無法進行深入研究，短期內的研究方法也無法突破。基于以上不足，展望未來，我國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后續研究應注意拓寬研究案例城市、居住區與社區的類型和規模；逐步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理論體系；創新公共服務設施配置方法研究和關注數字城市背景下的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研究。（1）拓寬研究范圍。西方高度城市化使得人口主要集中于大都市地區，而我國國土面積遼闊，且城市化進程還處在加速發展階段，城市規模等級結構呈“金字塔形”，大城市在城市總數中只占很小的部分且集中分布于沿海發達地區。相反，在我國廣大的中西部、內陸地區還有相當數量的中小城市。拓寬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研究的案例城市及其居住區和社區的類型、規模，擴大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實證研究數量，一方面可以從橫向上對我國不同地域、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進行更為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從縱向上對我們不同規模等級的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進行深入研究，為構建具有我國特色的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理論體系提供足夠的實證研究。（2）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理論體系。為廣大城市居民提供各種類型的公共服務設施是城市的基本職能之一。一方面，由于我國與西方國家不處于相同的城市發展階段，且我國與其它國家的國情不盡相同，一味借鑒國外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配置理論，對于指導我國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建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經濟社會轉型與快速的城市化為我國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理論研究提供了豐富而必要的實踐基礎，逐步建立適合我國城市發展特色的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理論體系，將是未來我國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研究趨勢。（3）創新公共服務設施配置方法研究。從表1的對比可以明顯看出，無論在數量方面還是質量方面，國內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方法論和技術手段研究均顯不足。國內多數學者還是以采用定性案例分析或者簡單的“統計性描述”為主，研究數據的獲取上以統計資料和國家標準為主，在研究線路上則主要以演繹方法居多，且很多配置模型都直接借鑒國外研究成果，缺乏自主創新。隨著研究主體的微觀化，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研究應該逐步轉向定量模型的改進或者行為主義等微觀層次，同時，綜合借鑒工程技術等其它學科的研究方法與技術，完善我國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方法體系。（4）關注信息技術下的數字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研究。進入信息時代以來，互聯網深刻地改變著城市規劃、城市發展方式，整個城市的居住區和社區通過信息網絡聯系起來，這也改變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與公共服務設施的配置模式。為了更好地與時代接軌，與居民公共服務設施需求的時代特征相吻合，關注信息技術下的數字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研究將成為數字城市規劃背景下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研究方向之一。

隨著現代免疫學、冷凍生物學、分子生物學的發展，冷凍保護劑、免疫抑制

劑的應用以及注重移植結構及功能的完整。冷凍保存同種異體靜脈無論是基礎研究

還是臨床實踐都獲得相當經驗，但存在移植物再狹窄及替代小口徑動脈(＜2mm)

失敗率高的缺點。近年來，有關動脈作為血管替代物逐漸被重視，取得一些進展

，但尚需繼續長期地探索和實踐。

1血管移植免疫進展

在充滿生機的21世紀，信息、生物技術、能源、環境、先進制造技術和國防的高速發展必然對材料提出新的需求，元件的小型化、智能化、高集成、高密度存儲和超快傳輸等對材料的尺寸要求越來越小；航空航天、新型軍事裝備及先進制造技術等對材料性能要求越來越高。新材料的創新，以及在此基礎上誘發的新技術。新產品的創新是未來10年對社會發展、經濟振興、國力增強最有影響力的戰略研究領域，納米材料將是起重要作用的關鍵材料之一。納米材料和納米結構是當今新材料研究領域中最富有活力、對未來經濟和社會發展有著十分重要影響的研究對象，也是納米科技中最為活躍、最接近應用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納米材料和納米結構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例如，存儲密度達到每平方某時400G的磁性納米棒陣列的量子磁盤、成本低廉、發光頻段可調的高效納米陣列激光器、價格低廉高能量轉化的納米結構太陽能電池和熱電轉化元件、用作軌道炮道軌的耐燒蝕高強高韌納米復合材料等的問世，充分顯示了它在國民經濟新型支柱產業和高技術領域應用的巨大潛力。正像美國科學家估計的“這種人們肉眼看不見的極微小的物質很可能給予各個領域帶來一場革命”。納米材料和納米結構的應用將對如何調整國民經濟支柱產業的布局、設計新產品、形成新的產業及改造傳統產業注入高科技含量提供新的機遇。

研究納米材料和納米結構的重要科學意義在于它開辟了人們認識自然的新層次，是知識創新的源泉。由于納米結構單元的尺度（1～100urn）與物質中的許多特征長度，如電子的德布洛意波長、超導相干長度、隧穿勢壘厚度、鐵磁性臨界尺寸相當，從而導致納米材料和納米結構的物理、化學特性既不同于微觀的原子、分子，也不同于宏觀物體，從而把人們探索自然、創造知識的能力延伸到介于宏觀和微觀物體之間的中間領域。在納米領域發現新現象，認識新規律，提出新概念，建立新理論，為構筑納米材料科學體系新框架奠定基礎，也將極大豐富納米物理和納米化學等新領域的研究內涵。世紀之交高韌性納米陶瓷、超強納米金屬等仍然是納米材料領域重要的研究課題；納米結構設計，異質、異相和不同性質的納米基元（零維納米微粒、一維納米管、納米棒和納米絲）的組合。納米尺度基元的表面修飾改性等形成了當今納米材料研究新熱點，人們可以有更多的自由度按自己的的意愿合成具有特殊性能的新材料。利用新物性、新原理、新方法設計納米結構原理性器件以及納米復合傳統材料改性正孕育著新的突破。

1研究形狀和趨勢

納米材料制備和應用研究中所產生的納米技術很可能成為下一世紀前20年的主導技術，帶動納米產業的發展。世紀之交世界先進國家都從未來發展戰略高度重新布局納米材料研究，在千年交替的關鍵時刻，迎接新的挑戰，抓緊納米材料和柏米結構的立項，迅速組織科技人員圍繞國家制定的目標進行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納米材料誕生州多年來所取得的成就及對各個領域的影響和滲透一直引人注目。進入90年代，納米材料研究的內涵不斷擴大，領域逐漸拓寬。一個突出的特點是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銜接十分緊密，實驗室成果的轉化速度之快出乎人們預料，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進展。美國已成功地制備了晶粒為50urn的納米Cu的決體材料，硬度比粗晶Cu提高5倍；晶粒為7urn的Pd，屈服應力比粗晶Pd高5倍；具有高強度的金屬間化合物的增塑問題一直引起人們的關注，晶粒的納米化為解決這一問題帶來了希望，納米金屬間化合物FqsAJZCr室成果的轉化，到目前為止，已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幾家納米粉體產業，睦次鸚米氧化硅。氧化鈦、氮化硅核區個文的易實他借個緲陽放寬在納米添加功能陶瓷和結構陶瓷改性方面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根據納米材料發展趨勢以及它在對世紀高技術發展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世界發達國家的政府都在部署本來10～15年有關納米科技研究規劃。美國國家基金委員會（NSF）1998年把納米功能材料的合成加工和應用作為重要基礎研究項目向全國科技界招標；美國DARPA（國家先進技術研究部）的幾個計劃里也把納米科技作為重要研究對象；日本近匕年來制定了各種計劃用于納米科技的研究，例如Ogala計劃、ERATO計劃和量子功能器件的基本原理和器件利用的研究計劃，1997年，納米科技投資1．28億美元；德國科研技術部幫助聯邦政府制定了1995年到2010年15年發展納米科技的計劃；英國政府出巨資資助納米科技的研究；1997年西歐投資1．2億美元。據1999年7月8日《自然》最新報道，納米材料應用潛力引起美國白宮的注意；美國總統克林頓親自過問納米材料和納米技術的研究，決定加大投資，今后3年經費資助從2．5億美元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