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范文10篇

摘要：經濟周期協同性主要指的是在相互影響與相互作用下，不同國家之間的經濟行為出現經濟波動同步性。本文首先對亞太地區產品內貿易現狀進行闡述，然后對產品內貿易對亞太地區經濟周期協同性造成的影響及原因進行簡要分析。

關鍵詞：產品內貿易；亞太地區；經濟周期

協同性國際分工格局的新變化源于上個世紀，全球生產網絡的形成讓產品內貿易與產品內分工得到大力發展，因為要素稟賦與地理優勢，產品內貿易最集中的地區已經變為亞太地區，因為運輸成本的降低和科學技術的進步，使得產品內貿易在亞太國際貿易格局中的作用極為突出。

1亞太地區產品內貿易現狀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是世界范圍內規模最大的多邊區域經濟集團，成員分布較廣，其中的成員國可以分為發展成員國和發達成員國，在內貿易方面，如我國、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成員國的經濟都在高速發展中，在經貿合作中，其資源十分充足、商品較為豐富，有利于國際資本的流動，讓貧困人口數量得到減少。發達成員國中出口的初級產品、中間產品以及最終產品呈現出增長趨勢，我國和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中發展國家的初級產品貿易有著逆差表現，逆差額增長倍數較大，我國需要從其他發展國家中進口中間產品與初級產品，經過加工后完成出口工作，在國際產品分工中，我國所處的位置依然相對較低。在產品內貿易當中，其國別特征相對明顯，發達成員會將沒有勞動力成本優勢的產業轉移到其他國家，而一些國家因為勞動力成本上升或是貨幣升值等原因，也會轉移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這在過去的十余年中尤為明顯，讓我國和亞太地區其他國家的產品內貿易得到進一步發展。

2產品內貿易對亞太地區經濟周期協同性的影響

進入90年代，盡管北美和西歐無論是從客源產生量還是從接待游客人次上看都仍然占據著國際旅游的首要位置，但隨著國際旅游重心東移意，亞太地空旅游業一枝獨秀，其持續、高速增長令人矚目，國際旅游業正在逐步形成歐、美、亞太地區三足鼎立的分布格局。從接待游客人次來看，雖然區內各部分呈現出一定的非均衡性，但總體增長勢頭卻是十分強勁（見表一），1980年至1992年期間，亞太地區旅游接待人次增長近三倍，即由1980年的2100萬增至1992年的5800萬，年均增長8．9％，為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從接待人次占全球份額來看,1960年，亞太地區接待游客人次占全球國際游客總人次的1％，1980年增至7％，1992年增至12％；從國際旅游收入來看，1980年，亞太地區旅游總收入為80億美元、占全球8％，1992年旅游收入為430億美元，占全球15．5％；從區內客源產生能力看，傳統的單一歐美區際長程國際客源市場地位有所下降，區內各旅游目的地之間互訪游客人次急劇上升，1967年，亞太地區國際游客人次56％是區外客源，44％是區內國際客源，至1992年，區內國際客源比重上升為73％預計在2000年會增至85％。

亞太地區旅游業迅速發展，區內各國或地區因此獲得了極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在香港，1993年旅游的外匯收入高達600億港元，占國民生產總值的6.8％。亞太地區旅游業的蓬勃發展、與下列因素是密不可分的：

其一，亞太地區經濟穩步增長。過去20多年時間里，亞太地區經濟增長速度一直高于全球其它任何地區，亞洲“四小龍”更是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世界旅游組織指出，1980年至1991年10年時間內，亞洲整體經濟增長率為5．5％，是世界平均增長率2．2％的兩倍半多,90年代以來增長率也一直維持在4％的水平上。隨著亞太地區經濟的迅速崛起和不斷發展，一方面，人們可支配收入和閑暇時間增加，將有更多的區內國際客源產生，另一方面，亞太地區旅游業不斷走向成熟，旅游產品日趨多樣化和標準化，也會吸引更多的區外旅游者來訪。

其二，旅游環境改善。旅游環境改善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指亞太地區各國或地區旅游管制逐步寬松，例如，日本不斷地放寬居民出國旅游簽證管制，臺灣當局亦于1989年放松簽主管制；二是指交通“可進入性”提高,這主要又是指區內、區外航空運力增大，對區內、區外國際客

源市場而言，亞太地區航空“可進入性”得以改善，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指出，1990年，亞太地區國際航空客運量達8700萬乘客人次，預計1995年將會達到1．32億人次，2000年達到1．89億人次，到2010年，亞太地區區內、外國際航空客運量預計會占到全球航空客運總量的51．1％。

其三，主要競爭對手徘徊不前。歐美是世界上國際旅游最集中、國際旅游業最發達的地區，1986年共接待全球國際旅游客總人次的72％，而傳統上，歐美地區的國際旅游客源市場主要是區內對流客源，即各國、地區互為主要客源,因此，歐美始終是亞太地區旅游業在國際市場上擴大占有份額的主要競爭對手。但是，自80年代中期以來，歐美地區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放緩，加之全球第一大旅游客源國—德國居民的出國旅游市場規模已接近“封頂”程度，因而各國、特別是德國出境旅游人次規模和增長速度已是強弩之末，很難提高，作為旅游目的地，歐美各國在接待國際游客（多數是歐美本土居民）人次不會有太大起色，亞太地區各旅游目的地得此契機，在國際旅游的市場上大顯身手。

一、中國參與亞太貿易合作與問題

一般而言，亞太貿易合作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第一類是以自由貿易協定為基礎的區域貿易安排，這類區域經濟合作通過有關國家和地區簽訂貿易協定，形成具有約束力的一系列制度性的緊密貿易安排，簽約方要按照要求相互開放市場，而且這種開放幅度相對較大。比如《曼谷協定》、內地與港澳CEPA、中國一東盟FTA、中國一新加坡FTA等。第二類是次區域經濟合作，主要由地理上相鄰的合作區內各成員的地方政府來推動合作。其目的在于利用經濟互補性，發揮地緣臨近的區位優勢，通過漸進方式探索潛在的合作方式和合作領域。比如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機制和泛北部灣合作、環日本海經濟圈、環黃渤海經濟圈、圖們江增長三角等。第三類為相對比較松散的區域經濟合作論壇，這一類論壇性質的合作機制一般不具有約束力，其目的一般也是探索性的，通常是以政策對話、促進貿易和加強信息交流為主。比如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亞歐會議(ASEM)等。

(一)雙邊貿易機制

自從2004年11月，中國與東盟簽署了代表自由貿易區的《貨物貿易協議》之后，中國加快了FTA步伐，截至2009年6月，中國已經簽署了9個FTA，正在與冰島、挪威等6個國家或地區進行FTA談判，與印度、韓國進行FTA官方可行性研究，并與韓國、日本、印度等多個國家或地區進行FTA民間可行性研究，如中日韓FTA、ASEAN+3、ASEAN+6等。其中的多個FTA都采取了類似日本EPA形式，捆綁簽訂了囊括貨物貿易、服務貿易以及投資等多個領域的全面自由貿易協定。表1顯示，中國的已簽署FTA中，亞太地區占絕大多數，亞太地區已經成為中國進行貿易合作的主要目標之一。但是必須指出，在雙邊FTA積極進展的同時，多邊FTA進展緩慢，這主要是因為：日本對中國在“東盟+3”為基礎的地區合作框架中的影響表示擔心，極力推動“大東亞”范圍的合作，即“東盟+6”框架下的“東亞峰會”機制。“東亞峰會”把本不屬東亞的印度、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拉進來，這樣，東亞合作就出現了兩個框架并行的態勢，一個是“東盟+3”，一個是“東盟+6”。盡管領導人會議對兩個機制做了分工，但是實際發展并不明確，二者帶有競爭性發展的特征。(張蘊嶺，2009)這種以東亞峰會面目出現的“東盟+6”機制使得東亞合作的政治構架變得更為復雜，凸顯了東亞合作政治利益的多元特征，同時合作方案間的博弈，也延緩了亞太地區多邊FTA進程。

(二)多邊貿易機制

由于亞太經合組織“開放的地區主義”的性質，它的象征意義一直大于實際意義，其開放性和非約束性特征決定了它在區域經濟合作領域不會真正有所作為。(李向陽，2002)即便如此，這仍然引起中國在亞太經合組織內的單邊行動中，關稅減讓水平也都基本與世界貿易組織的要求保持一致。但是伴隨著《貿物宣言》決定實現貿易、投資自由化的兩個時間表，大阪會議制定了實現這兩個時間表的行動議程，發達成員與發展中成員應分別于2010和2020年實現貿易自由化的壓力逐漸增大，盡管進展并不順利，但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收效。例如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亞太地區以APEC為核心，在多個國家和地區層面上開展了貿易便利化工作。第一階段貿易便利化行動計劃已經完成，它成功地使得亞太地區在2002-2006年間貿易交易成本減少了5％，作為它的后續計劃，APEC第二階段貿易便利化行動計劃旨在2007-2010年間使得亞太地區國家和地區的貿易交易成本再降低5％。同時，APEC已經開始實施為期2008-2010年的投資便利化行動計劃(IFAP)。目前，中國參與APEC的承諾基本沒有超出對WTO的承諾，同時參與APEC的方式，也以功能性建設為主。

進入90年代，盡管北美和西歐無論是從客源產生量還是從接待游客人次上看都仍然占據著國際旅游的首要位置，但隨著國際旅游重心東移意，亞太地空旅游業一枝獨秀，其持續、高速增長令人矚目，國際旅游業正在逐步形成歐、美、亞太地區三足鼎立的分布格局。從接待游客人次來看，雖然區內各部分呈現出一定的非均衡性，但總體增長勢頭卻是十分強勁（見表一），1980年至1992年期間，亞太地區旅游接待人次增長近三倍，即由1980年的2100萬增至1992年的5800萬，年均增長8．9％，為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從接待人次占全球份額來看,1960年，亞太地區接待游客人次占全球國際游客總人次的1％，1980年增至7％，1992年增至12％；從國際旅游收入來看，1980年，亞太地區旅游總收入為80億美元、占全球8％，1992年旅游收入為430億美元，占全球15．5％；從區內客源產生能力看，傳統的單一歐美區際長程國際客源市場地位有所下降，區內各旅游目的地之間互訪游客人次急劇上升，1967年，亞太地區國際游客人次56％是區外客源，44％是區內國際客源，至1992年，區內國際客源比重上升為73％預計在2000年會增至85％。

亞太地區旅游業迅速發展，區內各國或地區因此獲得了極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在香港，1993年旅游的外匯收入高達600億港元，占國民生產總值的6.8％。亞太地區旅游業的蓬勃發展、與下列因素是密不可分的：

其一，亞太地區經濟穩步增長。過去20多年時間里，亞太地區經濟增長速度一直高于全球其它任何地區，亞洲“四小龍”更是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世界旅游組織指出，1980年至1991年10年時間內，亞洲整體經濟增長率為5．5％，是世界平均增長率2．2％的兩倍半多,90年代以來增長率也一直維持在4％的水平上。隨著亞太地區經濟的迅速崛起和不斷發展，一方面，人們可支配收入和閑暇時間增加，將有更多的區內國際客源產生，另一方面，亞太地區旅游業不斷走向成熟，旅游產品日趨多樣化和標準化，也會吸引更多的區外旅游者來訪。

其二，旅游環境改善。旅游環境改善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指亞太地區各國或地區旅游管制逐步寬松，例如，日本不斷地放寬居民出國旅游簽證管制，臺灣當局亦于1989年放松簽主管制；二是指交通“可進入性”提高,這主要又是指區內、區外航空運力增大，對區內、區外國際客

源市場而言，亞太地區航空“可進入性”得以改善，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指出，1990年，亞太地區國際航空客運量達8700萬乘客人次，預計1995年將會達到1．32億人次，2000年達到1．89億人次，到2010年，亞太地區區內、外國際航空客運量預計會占到全球航空客運總量的51．1％。

其三，主要競爭對手徘徊不前。歐美是世界上國際旅游最集中、國際旅游業最發達的地區，1986年共接待全球國際旅游客總人次的72％，而傳統上，歐美地區的國際旅游客源市場主要是區內對流客源，即各國、地區互為主要客源,因此，歐美始終是亞太地區旅游業在國際市場上擴大占有份額的主要競爭對手。但是，自80年代中期以來，歐美地區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放緩，加之全球第一大旅游客源國—德國居民的出國旅游市場規模已接近“封頂”程度，因而各國、特別是德國出境旅游人次規模和增長速度已是強弩之末，很難提高，作為旅游目的地，歐美各國在接待國際游客（多數是歐美本土居民）人次不會有太大起色，亞太地區各旅游目的地得此契機，在國際旅游的市場上大顯身手。

亞太經濟合作的蓬勃發展是新世紀亞洲經濟的顯著特點之一。從理論上看，盡管區域合作是一個次優的結果，但它可以增加各國經濟之間的互補性，擴大規模效應，增加貿易和投資的機會，因此它不失為過渡到全球貿易自由化的途徑之一。從亞洲各國的合作實踐來看，亞太經濟合作是亞洲地區經濟高速發展，各國之間相互依賴性增強以及推進貿易自由化的產物。盡管亞太經濟合作起步較晚，但它進展迅速，措施扎實，形式多樣，亞太經濟合作將會在未來數十年內成為推動亞太地區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之一。區域經濟一體化是一個復雜的工程，涉及面廣，應按照由近及遠、先易后難、循序漸進的方針，有步驟，有層次，由低到高逐步推進區域經濟合作，與其他國家建立更為緊密的經貿關系。我國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總體戰略目標是：加速兩岸四地的合作進程，建立中華自由貿易區；以周邊睦鄰成員國為重點，積極推進和參與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突破疆界和洲界，構筑全球合作網絡。

一、建立中華自由貿易區

作為政治大國和經濟大國，無論是從全球還是從地區戰略的角度，中國都需要建立以自身為核心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香港、澳門、臺灣是中國的三個單獨關稅區，又互為重要的貿易與投資伙伴。兩岸四地建立自由貿易區有利于兩岸四地經濟繁榮與發展，是順應歷史潮流的舉措。兩岸四地同為中國人，彼此間的互補遠大于競爭。作為腹地的祖國大陸經貿發展潛力巨大，龐大的消費人口和市場，多層次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為兩岸四地的產業結構調整和演進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和機會。因而建立中華自由貿易區應成為新世紀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首要選擇。

二、以周邊睦鄰成員國為重點，積極推進亞太經濟一體化進程

亞太地區是21世紀最具經濟活力最具發展潛力的經濟實體。中國作為亞太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有必要謀求與周邊國家形成區域或次區域經濟合作，以更加積極的姿態推動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具體來看，要進一步加強與東盟的經濟合作，按既定目標建立“10＋1”自由貿易區，以此為中國參與區域經濟合作提供重要的依托和堅實的基礎；積極推進中韓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并探討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談判的方式方法。為此，應進一步參與APEC的活動，爭取在制定有關規定中有更多的發言，更加主動地倡議和提出各種富有戰略型、前瞻性的議題，增大在重要合作議題上的聲音和分量，以充分維護中國的經濟利益和經濟安全。積極倡導建立維護地區穩定、發展睦鄰友好合作的新型區域合作模式，并側重加強次區域化經濟合作，如環黃渤海經濟圈、東北亞經濟圈、環日本海經濟圈、華南經濟圈等。

三、構筑多元重心的區域經濟合作模式

【內容提要】日本經濟自90年代初資產泡沫崩潰以來長期蕭條，由于貨幣政策作用甚微，擴張性財政政策效應也非常有限。在全球經濟衰退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刺激經濟的唯一手段便是使日元貶值，而這又同提高日元國際地位的政策目標完全背道而馳。在這種兩難處境下，日本經濟是否能如新上臺的小泉政府所許諾的那樣，在三年之內扭轉局勢成為舉世矚目的問題。下面詳細分析一下當前日本的貨幣、匯率和財政政策及效果。

【摘要題】國別經濟

一、引言

2001年12月中下旬，日元兌美元匯率在東京外匯市場上一路狂跌，并于12月25日跌至130.77日元兌換1美元，創下38個月以來的最低點，日元以這次大幅貶值引起了世界范圍的關注，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這是一次政府主導型的貨幣貶值。綜合兩年來日元兌美元匯率的表現，我們發現，這次日元貶值不過是日元近期走勢的一種延續，只是速度更快了一些。日元貶值引起了亞洲其他國家的恐慌，尤其是東亞和東南亞各國，這些國家大多在海外市場上與日本存在著直接競爭。各國紛紛表示對日元匯率給予密切關注，必要時本國貨幣將追隨日元進行貶值，這更加大了亞洲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使亞洲再次成為國際經濟領域的焦點。

貨幣貶值對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在控制得當的情況下，它能在不引發通貨膨脹的前提下，擴大出口，促進國內投資增長，并使國內物價水平有所上升。一般情況下，各國為保持自身在國際社會的良好經濟形象而不主張采取這種方式刺激經濟增長，但有資料顯示，進入20世紀90年代，日元兌美元匯率多次大幅度上漲或下跌。下面，我們利用經濟計量模型對90年代日元匯率與各經濟指標變動的關系進行分析，并結合日本政府近期的經濟、外交活動，對此次日元大幅貶值做出合理的解釋。

二、模型設計及相關分析

【內容提要】日本經濟自90年代初資產泡沫崩潰以來長期蕭條，由于貨幣政策作用甚微，擴張性財政政策效應也非常有限。在全球經濟衰退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刺激經濟的唯一手段便是使日元貶值，而這又同提高日元國際地位的政策目標完全背道而馳。在這種兩難處境下，日本經濟是否能如新上臺的小泉政府所許諾的那樣，在三年之內扭轉局勢成為舉世矚目的問題。下面詳細分析一下當前日本的貨幣、匯率和財政政策及效果。

【摘要題】國別經濟

一、引言

2001年12月中下旬，日元兌美元匯率在東京外匯市場上一路狂跌，并于12月25日跌至130.77日元兌換1美元，創下38個月以來的最低點，日元以這次大幅貶值引起了世界范圍的關注，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這是一次政府主導型的貨幣貶值。綜合兩年來日元兌美元匯率的表現，我們發現，這次日元貶值不過是日元近期走勢的一種延續，只是速度更快了一些。日元貶值引起了亞洲其他國家的恐慌，尤其是東亞和東南亞各國，這些國家大多在海外市場上與日本存在著直接競爭。各國紛紛表示對日元匯率給予密切關注，必要時本國貨幣將追隨日元進行貶值，這更加大了亞洲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使亞洲再次成為國際經濟領域的焦點。

貨幣貶值對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在控制得當的情況下，它能在不引發通貨膨脹的前提下，擴大出口，促進國內投資增長，并使國內物價水平有所上升。一般情況下，各國為保持自身在國際社會的良好經濟形象而不主張采取這種方式刺激經濟增長，但有資料顯示，進入20世紀90年代，日元兌美元匯率多次大幅度上漲或下跌。下面，我們利用經濟計量模型對90年代日元匯率與各經濟指標變動的關系進行分析，并結合日本政府近期的經濟、外交活動，對此次日元大幅貶值做出合理的解釋。

二、模型設計及相關分析

1FTAAP及其發展

FTAAP是亞太自由貿易區的簡稱，FTAAP倡議一直受到APEC的重視，并發展成APEC的愿景和目標。有研究曾指出，FTAAP是能夠為亞太地區帶來最大經濟福利的安排。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關于推進FTAAP的具體方案，這一倡議仍停留在“愿景”階段。關于實現FTAAP的路徑，目前學術界尚無統一看法。一種觀點是包含了中國的TPP可以發展成FTAAP，另一種看法則是包含了東盟成員、中國、印度等亞太重要經濟體的RCEP更具發展成FTAAP的現實性。其他的觀點還包括使RCEP和TPP長期共存，共同發展，最終有一個發展至一定程度成為FTAAP。但是我們要看到，FTAAP的主導者無法由單個經濟體或是自貿區來擔任，而是應該由作為其發起者、引領者和支持者的APEC來推動。在此過程中，APEC成員應盡快共同討論確定一個推進FTAAP實現的方案以及時間表，然后各成員國共同努力促進最終目標的實現。需要注意的是，在確定FTAAP的具體方案時，不可忽視亞太經濟發展的巨大差異性和多樣性，要考慮到各方的利益和矛盾點，具體的方案一定要采納多方意見確保其可行性。也不可忽視現存的TPP和RCEP的重要作用，應該為他們繼續提供一個繼續發展、交流、協調的環境，使其相互補充、相互促進，提升亞太區域合作的水平，共同為FTAAP的實現做貢獻。但是從目前的狀況看，FTAPP的最終實現還很漫長，雖然中國在起積極的推動作用，2014年APEC北京會議決定啟動亞太自貿區路線圖，但未來各成員國還需共同努力探討建成FTAPP的方案，這將是個漫長的過程。中國作為地區大國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此過程中還需繼續承擔國際責任，積極協調各方，爭取促進FTAAP的早日形成。

2TPP及其發展

TPP是跨太平洋伙伴關系的英文簡稱，TPP的發展目標是在亞太地區建立一個跨區域、高水平的自由貿易區。若TPP能夠最終實現將會對亞太地區的經濟貿易甚至政治格局產生重大影響，甚至改變未來的世界貿易體制和規則。但是TPP目前存在著高質量但無法在短期內實現的問題。TPP在啟動之初將目標定為一個“高標準的、全面的、面向21世紀的自由貿易協議”，其討論議題除傳統的貿易投資自由化之外，還加入了環境、勞工等敏感話題。此外，TPP還首次在自由貿易區談判中加入了有關國有企業、監管一致性、供應鏈競爭力等議題。若是談判最終能夠成功，TPP將成為現存的最高質量、最高標準的跨區域自由貿易協定，有可能塑造下一代的全球貿易規則。但是目前由于TPP內部存在的諸多問題，如成員國發展水平的差異性、內部已有的多個FTA協議的融合困難、成員國之間復雜的利益和結構關系以及部分議題對于國家主權的侵犯等都使得TPP談判推進困難。另外，現在的TPP進程忽視了其他國家的利益訴求，致使談判受阻，短期內無法如愿完成。另外，亞太地區對于美國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亞太地區特別東亞國家的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區域合作也取得了很大進展，形成了多樣的合作與對話機制，“東盟”內部一體化程度提高成為地區不可忽視的力量，區域內的其他國家如中、日、韓與東盟的經貿關系不斷加強“，東亞一體化”成為區域內國家的共同訴求。美國開始積極主導和推動TPP的談判進程，希望借此重建與東亞國家結成緊密的利益共同體，保障其在亞太的領導地位，主導亞太區域新格局的形成。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在亞太地區有著重要經濟影響力的中國，目前并沒有參與到TPP的談判，短期內也不會參與，因為TPP的很多議題的過高標準以及超過了自由貿易的范疇，涉及到了中國的國家主權，同時很多領域中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也無法達到其要求的高標準。因此，缺少了亞太地區重要的經濟力量中國以及諸多東盟國家，由美國主導的TPP目前看起來其戰略意義遠遠大于其推進亞太區域合作的經濟意義。

3RCEP及其發展

RCEP是“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的簡稱，是東盟在已經簽訂的5個“10+1”自由貿易協議的基礎上倡導、構建的一個更加廣泛、開放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形式。RCEP的目標是使東盟成員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伙伴國達成一個現代、全面、高品質、利益互惠的經濟協定。RCEP能夠大幅改善東亞的區域經濟合作，提升東亞經濟圈的國際競爭力。RCEP的形成有著內外因素的推動。首先，近幾十年來東盟漸漸成為東亞經濟一體化的主導力量，東亞的經濟合作多是以東盟為核心，在此過程中，多方的利益都得到了滿足，因此東盟有意愿繼續推進東亞一體化，周邊國家也樂于參與其中。其次，奧巴馬政府的“重返亞太”戰略以及其力推的TPP，尋求亞太區域經濟合作的主導權給東亞各國帶來了壓力，TPP的高標準限制也使得很多國家無法參與其中，因此在內外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以東盟為核心的合作機制RCEP應運而生。與其他經濟協議相比，RCEP更加務實。RCEP的主要目標不是制定新的貿易規則，而要整合區域已有的各項FTA協定，以求消除內部貿易壁壘，創造和完善投資環境，擴大區域貿易等。考慮到區域內部國家發展的差異性和多樣性，RCEP包含了經濟技術合作，但沒有政府采購、勞工、環境等較為敏感領域的內容。這對于大多數都是發展中國家的區域成員國來說具有較強的現實性和可行性。另外，在RCEP的10項一般性原則中，特殊和差別待遇、能力建設等原則將有利于力量較弱的國家充分參與談判，在保證其實施RCEP責任的同時，享有RCEP的利益。相對來說，RCEP較為符合中國的發展戰略和政策需求。因為周邊區域是中國外交的首要重點，中國對周邊地區一貫堅持“與鄰為善”“、與鄰為伴”，實現“睦鄰、安鄰、富鄰”。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合作不斷深入的情況下，參與周邊地區的區域經濟合作是中國必須的選擇。同時，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提升以及由此帶來的區域和全球影響力的提升也都使中國有能力積極參與到區域經濟合作中并發揮積極作用。在過去的發展歷史中，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建立了緊密的經貿聯系并簽訂了多項FTA協議，中國也一貫支持東盟在東亞區域合作中發揮主導作用。因此綜上，RCEP符合中國與區域內其他國家要求加強區域經濟合作，提高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保障東亞國家主導東亞一體化的意愿，同時RCEP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也有較強的可行性，能夠有效保障區域國家的經濟利益，真正促進區域自由貿易發展，提高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水平。另外，從戰略的角度來看，RCEP的發展也有助于中國緩解來自TPP帶來的壓力。

進入90年代，盡管北美和西歐無論是從客源產生量還是從接待游客人次上看都仍然占據著國際旅游的首要位置，但隨著國際旅游重心東移意，亞太地空旅游業一枝獨秀，其持續、高速增長令人矚目，國際旅游業正在逐步形成歐、美、亞太地區三足鼎立的分布格局。從接待游客人次來看，雖然區內各部分呈現出一定的非均衡性，但總體增長勢頭卻是十分強勁（見表一），1980年至1992年期間，亞太地區旅游接待人次增長近三倍，即由1980年的2100萬增至1992年的5800萬，年均增長8．9％，為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從接待人次占全球份額來看,1960年，亞太地區接待游客人次占全球國際游客總人次的1％，1980年增至7％，1992年增至12％；從國際旅游收入來看，1980年，亞太地區旅游總收入為80億美元、占全球8％，1992年旅游收入為430億美元，占全球15．5％；從區內客源產生能力看，傳統的單一歐美區際長程國際客源市場地位有所下降，區內各旅游目的地之間互訪游客人次急劇上升，1967年，亞太地區國際游客人次56％是區外客源，44％是區內國際客源，至1992年，區內國際客源比重上升為73％預計在2000年會增至85％。

亞太地區旅游業迅速發展，區內各國或地區因此獲得了極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在香港，1993年旅游的外匯收入高達600億港元，占國民生產總值的6.8％。亞太地區旅游業的蓬勃發展、與下列因素是密不可分的：

其一，亞太地區經濟穩步增長。過去20多年時間里，亞太地區經濟增長速度一直高于全球其它任何地區，亞洲“四小龍”更是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世界旅游組織指出，1980年至1991年10年時間內，亞洲整體經濟增長率為5．5％，是世界平均增長率2．2％的兩倍半多,90年代以來增長率也一直維持在4％的水平上。隨著亞太地區經濟的迅速崛起和不斷發展，一方面，人們可支配收入和閑暇時間增加，將有更多的區內國際客源產生，另一方面，亞太地區旅游業不斷走向成熟，旅游產品日趨多樣化和標準化，也會吸引更多的區外旅游者來訪。

其二，旅游環境改善。旅游環境改善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指亞太地區各國或地區旅游管制逐步寬松，例如，日本不斷地放寬居民出國旅游簽證管制，臺灣當局亦于1989年放松簽主管制；二是指交通“可進入性”提高,這主要又是指區內、區外航空運力增大，對區內、區外國際客

表一：亞太地區旅游的接待人次增長情況（單位：百萬）地區1980年1992年1980—1992年年均增長率1992年占亞太地區比重

亞太地區

進入90年代，盡管北美和西歐無論是從客源產生量還是從接待游客人次上看都仍然占據著國際旅游的首要位置，但隨著國際旅游重心東移意，亞太地空旅游業一枝獨秀，其持續、高速增長令人矚目，國際旅游業正在逐步形成歐、美、亞太地區三足鼎立的分布格局。從接待游客人次來看，雖然區內各部分呈現出一定的非均衡性，但總體增長勢頭卻是十分強勁（見表一），1980年至1992年期間，亞太地區旅游接待人次增長近三倍，即由1980年的2100萬增至1992年的5800萬，年均增長8．9％，為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從接待人次占全球份額來看,1960年，亞太地區接待游客人次占全球國際游客總人次的1％，1980年增至7％，1992年增至12％；從國際旅游收入來看，1980年，亞太地區旅游總收入為80億美元、占全球8％，1992年旅游收入為430億美元，占全球15．5％；從區內客源產生能力看，傳統的單一歐美區際長程國際客源市場地位有所下降，區內各旅游目的地之間互訪游客人次急劇上升，1967年，亞太地區國際游客人次56％是區外客源，44％是區內國際客源，至1992年，區內國際客源比重上升為73％預計在2000年會增至85％。

亞太地區旅游業迅速發展，區內各國或地區因此獲得了極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在香港，1993年旅游的外匯收入高達600億港元，占國民生產總值的6.8％。亞太地區旅游業的蓬勃發展、與下列因素是密不可分的：

其一，亞太地區經濟穩步增長。過去20多年時間里，亞太地區經濟增長速度一直高于全球其它任何地區，亞洲“四小龍”更是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世界旅游組織指出，1980年至1991年10年時間內，亞洲整體經濟增長率為5．5％，是世界平均增長率2．2％的兩倍半多,90年代以來增長率也一直維持在4％的水平上。隨著亞太地區經濟的迅速崛起和不斷發展，一方面，人們可支配收入和閑暇時間增加，將有更多的區內國際客源產生，另一方面，亞太地區旅游業不斷走向成熟，旅游產品日趨多樣化和標準化，也會吸引更多的區外旅游者來訪。

其二，旅游環境改善。旅游環境改善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指亞太地區各國或地區旅游管制逐步寬松，例如，日本不斷地放寬居民出國旅游簽證管制，臺灣當局亦于1989年放松簽主管制；二是指交通“可進入性”提高,這主要又是指區內、區外航空運力增大，對區內、區外國際客

源市場而言，亞太地區航空“可進入性”得以改善，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指出，1990年，亞太地區國際航空客運量達8700萬乘客人次，預計1995年將會達到1．32億人次，2000年達到1．89億人次，到2010年，亞太地區區內、外國際航空客運量預計會占到全球航空客運總量的51．1％。

其三，主要競爭對手徘徊不前。歐美是世界上國際旅游最集中、國際旅游業最發達的地區，1986年共接待全球國際旅游客總人次的72％，而傳統上，歐美地區的國際旅游客源市場主要是區內對流客源，即各國、地區互為主要客源,因此，歐美始終是亞太地區旅游業在國際市場上擴大占有份額的主要競爭對手。但是，自80年代中期以來，歐美地區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放緩，加之全球第一大旅游客源國—德國居民的出國旅游市場規模已接近“封頂”程度，因而各國、特別是德國出境旅游人次規模和增長速度已是強弩之末，很難提高，作為旅游目的地，歐美各國在接待國際游客（多數是歐美本土居民）人次不會有太大起色，亞太地區各旅游目的地得此契機，在國際旅游的市場上大顯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