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因素范文10篇

審計工作專業性很強，審計人員只有具備相應的專業知識和技能才能勝任其職責，保證審計任務的順利完成。審計工作風險性較高，審計人員必須具備良好的專業判斷能力并加以合理運用，才能有效降低審計風險。審計專業判斷，充分體現了審計人員面對復雜審計事項和不確定審計環境作出合理認識、評價、預測和決策的能力，是審計人員品質、才華、專業經驗積累的結果。審計專業判斷貫穿于審計工作過程的始終，合理運用專業判斷能有效提高工作效率，保證審計質量，實現審計目標，并促進審計環境的改善和審計隊伍整體素質的提高。審計專業判斷運用功效與審計獨立性、重要崗位準入制度、審計隊伍整合協同能力、審計人員工作毅力和工作作風等因素密切相關。

一、審計專業判斷的涵義及其特征

審計專業判斷是審計人員為了實現審計目標，依據審計法律法規的規定和有關標準，在審計實踐和感性認識的基礎上，根據自己的專業知識和經驗對客觀審計對象和主觀審計行為作出的合理的專業認定、評價和決策。它是審計人員能力、意識、經驗、道德等主觀要素的有機統一和外在表現。它具有如下特征；

1、審計專業判斷是一種專業勝任能力。

《國家審計基本準則》第八條規定，承辦審計業務的審計人員應當具備調查研究、綜合分析、專業判斷和文字表達能力。良好的專業判斷能力是審計人員職業關注、專業修養、技術能力集中體現出來的對審計線索的敏感意識和發現能力，能幫助審計人員迅速引起職業警覺，作出準確的判斷并直接切入審計重點、難點、疑點，選擇恰當的審計方法，敏銳地捕捉相關信息，及時發現潛在風險，提高審計工作效率。審計專業判新具有指導性特征。

2、審計專業判斷是一種專業思維活動。

摘要：隨著我國居民消費水平的不斷提高及智能手機的快速普及，我國網絡營銷取得了快速發展。為更好的了解我國網絡營銷發展，本文對近十年我國網購交易規模及其相關影響因素進行回歸分析，結論顯示：我國網購交易規模與手機網民、GDP及居民消費水平高度相關，其中居民消費水平對我國網購規模預測具有較強參考意義。

關鍵詞：網購；影響因素；實證研究

一、我國網購規模及其影響因素

2007年我國網購規模為0.056億元，2016這一數字已增長至4.969億元，十年增幅高達8773%。因此，對網購規模影響因素的研究有助于更好的了解我國網絡營銷發展。通過互聯網發展報告查詢及專家訪談，本文提出了我國網購規模的一些影響因素，具體如表-1所示：Y為網購規模(萬億元)；X1為網民規模(億人)；X2為互聯網普及率；X3為手機網民規模(億人)；X4為移動電話普及率(部/百人)；X5為GDP(萬億元)；X6為居民消費水平(萬元)。

二、數據分析

1.信度及效度分析。本研究中八個變量的克朗巴哈α系數為0.734，其標準化后的α系數為0.994，說明量表信度較好；效度分析所得KMO值為0.757，說明效度較好，可以進行相關及回歸分析。2.相關分析。由表-2可知我國網購規模與手機網民規模、GDP及居民消費水平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927、0.940、0.958，高于網民規模、互聯網普及率及移動電話普及率三項影響因素。3.回歸分析。由表-3可知，t統計量對應的相伴概率均在0.05以下顯著的為模型1。因此，本文所建回歸方程如下。

摘要：文章結合湖南省省情，選取水稻播種面積、農用機械總動力、病蟲害發生面積、化肥使用量、農藥使用量、地膜使用量、鄉村從業人員數、種植成本共8個指標，運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對影響湖南省稻谷生產環節的因素進行分析和探討，結果顯示影響湖南省稻谷產量變化的主要驅動力為生產要素投入與外部環境因素、資本和土地投入水平。

關鍵詞：湖南省；稻谷生產；稻谷產量；主成分分析；影響因素

1湖南省稻谷生產基本情況

我國是稻谷生產大國，其產量占到世界的三成，但我國也是稻谷的消費大國，超過六成的國民將稻谷作為主要口糧，年消耗量達到1.9億t左右。稻谷是我國的重要農產品之一，稻谷的有效供給對于保障我國糧食安全具有重大意義。近兩年來，中央一號文件反復指出要抓好糧食生產和重要農產品供給，堅持“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的底線要求。湖南省是我國的稻谷主產區之一，其播種面積居于全國榜首，產量位居全國第二，因此研究湖南省稻谷產量的影響因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當前對于湖南省稻谷產量影響因素的研究，不少學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郭恬等（2020）指出湖南省當前稻谷種植存在比較效益不高、種植結構不夠合理等問題[1]；劉瀟耀等（2021）從稻谷生產實際收益角度出發，建議政府要優化最低價格收購政策，以此抵消種植戶因成本上升帶來的種植意愿降低現象[2]；黃振國等（2020）認為可以通過稻田綜合種養來提高種糧收益[3]。不少學者認為農業社會化服務具有提高農民收入[4]、提升農業生產效率[5]、優化糧食生產規模[6]等優勢，而戴力等（2019）研究發現盡管湖南省稻谷生產盡管機械化程度較高，但糧農采用外包模式較少，其原因在于成本過高[7]。此外劉遠昇等（2018）利用計量模型對湖南糧食產量增長與各主要投入要素的關系進行了探討，但沒有考慮病蟲害發生對其糧食產量產生的影響，且研究時間段為1997年—2015年，與當下對糧食安全提出的要求緊密度還不夠[8]。基于此，本文運用主成分分析法（PCA）研究各因素對湖南省稻谷產量的影響，以期為確保糧食產量穩定和提高湖南省糧食總產量提供參考。走勢來看，可將湖南省2011年—2020年稻谷產量分為三個階段：2011年—2015年為增產階段，在這一時期湖南省稻谷產量盡管在2013年有回落，但整體呈上升趨勢，年均增產30.64萬t；2015年—2019年為減產階段，在這一時期湖南省稻谷產量急劇下降，年均減產36.3萬t，并在2019年達到最低點；而2019年—2020年，湖南省的稻谷播種面積及產量均開始回升。

2數據來源與指標選取

本文數據主要來源于《湖南統計年鑒》和國家發改委、全國農業技術服務推廣中心公示數據。影響水稻產量的因素有很多，本文基于糧食產出視角對湖南省水稻產量的影響因素進行研究，根據指標選取的可獲取性和代表性等原則，選取水稻播種面積、農用機械總動力、病蟲害發生面積、化肥使用量、農藥使用量、地膜使用量、鄉村從業人員數、種植成本共8個變量為解釋變量，分別用X1～X8表示。截取2011年—2019年的數據建模，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1所示。

計量方法及理論模型

1.農村文化消費的影響因素分析通過對農村文化消費相關研究文獻的分析與總結，我們認為能夠對農村文化消費產生影響的因素歸根結底來自供求兩個層面。首先，農村文化消費受需求因素制約。一般來說，由文化教育程度、消費觀念與習慣、收入水平、文化消費支出水平、消費結構和社會保障狀況所決定的需求意愿和需求能力是制約農村居民文化消費水平最為重要的需求因素。文化消費是精神層面的消費，其需求強度與認知程度、消費習慣、消費觀念有很大的關系。文化程度高且已形成一定消費習慣的農村居民，其認知力、理解力越強，對精神層面的追求就越多，需求意愿也就越旺盛。由于文化消費是一種心理層面的需求，具有較大的彈性，且文化消費的發展變化具有很強的連續性，表現在以前與現在的消費水平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未來文化消費水平是建立在當前消費水平基礎之上，因而，農村居民對文化消費的大小不但受農村居民當前收入水平的影響，而且還受預期收入的影響，以及農村居民醫療和社會保障水平的直接影響。其次，農村文化消費受供給因素制約。在農村居民的文化消費過程中，由農村文化基礎設施投入和文化消費價格所決定的供給因素也發揮著重要作用。文化基礎設施投入的多少直接影響文化產品的供給，而文化產品的供給水平必然影響到文化消費，文化消費價格的高低不但直接影響消費者的購買力，而且影響著文化產品供給者的供給積極性，是影響文化消費的一個重要因素。

2.數據選擇與變量處理本文選取的樣本數據均來源于1991-2010年歷年《河南統計年鑒》。并且用各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各項文教支出除以1990年的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和分類價格指數以消除價格變動的影響。在進行實證分析之前，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和實用性，在不改變原有性質的前提下，對部分變量數據進行了以下處理：用以1990年為基期的歷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來代表價格因素；用居民消費支出中前三位消費支出所占的比重代表消費結構；用人均農村文化教育固定資產投資額代表文化基礎設施；用人均農村社會福利救濟費代表醫療和社會保障；借鑒相關文獻研究成果，以居民消費傾向替代消費觀念、教育程度、消費習慣等無法具體量化的影響因素，其中，居民消費傾向可用農村居民家庭消費水平比上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來代表[5]。

3.模型建立在建立文化消費模型的過程中，為了有效消除異方差，并減少變量的波動，在進行實證分析之前可對各經濟變量進行對數化處理，并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

模型分析與實證檢驗

1.序列平穩性檢驗對時間序列變量直接進行回歸有可能導致偽回歸的發生，因此，在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回歸分析之前，必須對序列的平穩性進行檢驗。本文借助E－views6.0軟件，運用ADF檢驗方法對變量的單位根進行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由表1的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各時間序列數據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都是非平穩序列，無法直接進行回歸分析。而經過一階差分后，這些新的時間序列均變成平穩序列，且單整階數相同，均是一階單整，可用于進行協整分析。

一、引言

傳統的貿易理論分析其實是把貿易政策當成了國家追求福利最大化的工具，是外生的，而新政治經濟學在分析貿易理論時，考慮到公眾等方面的因素，其實根本上來說是內生的。因此我們在做政治經濟學分析的時候要考慮到公共選擇，也就是要從政府自身的目標，利益集團等方面著手。中國從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迅速，公共的利益表達相對于以前更加突出，但是我國的政治體制一直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集中制，和西方國家的分權制是不一樣的。貿易政治決策主要是以中央政府為主。在發達國家各種利益集團游說要進行注冊登記，是合法的行為，是一個很龐大的團體，對政策的制定實施很有影響力。雖然有各種利益團體存在，利益表達并不是非常明顯，主要通過地方政府和中央之間進行聯系。相對來說中央政府在服務貿易的決策過程中起到主導作用。關于政治決策對貿易政策影響的模型有阿蘭•希爾曼（ALHillman）構建了政治支持模型，以斯蒂格勒（Stigler）與皮斯曼（Peltzman）提出的經濟管制理論為基礎，將關稅稅率視為政府在政策抉擇上的最優化問題。政府需選定一個均衡關稅水平，使來自于利益集團與消費者的總體政治支持最大化[1]。芬德利（Findlay）與威爾士（Wellisz）提出游說支出模型，構造了一個對立利益集團之間的游說競爭模型。格羅斯曼（Grossman）與赫爾普曼（Helpman）提出了影響當權政府的政治捐獻模型——“保護待售”模型，認為利益集團的政治捐獻應集中于已勝出的當權政府，其目的與動機便是通過捐獻直接影響當權政府的貿易政策，政府為實現其自身福利最大化，依賴于獲得的總的捐助和選民的福利。許多經濟學家基于上述模型對利益集團對政府政策制定的影響做了研究。格羅斯曼與赫爾普曼通過1995年的游說揭露法案第一個收集了關于利益集團聯合游說花費的數據，建立數據系統來來記錄美國行業部門政治性組織游說的程度。指出行業競爭越激烈，更傾向于一起游說。有更高集中度和產品差別的行業則傾向于獨立游說。在最近文獻中，特定利益集團也被用來加入模型中，作為一個影響因素使模型更全面。莫妮卡•興法爾（MonicaSinghal）關于財政聯邦主義提出了一個新的理性模型[2]，加入了特定利益集團的潛在作用來影響公共基金的分配。巴勃羅•斯皮勒和桑尼•廖）（PabloT.Spiller，SannyLiao（2006）在調查中提供一個框架來理解特定利益集團參加公共政策決定。發現立法者有重要政策制定角色的情況下更傾向于發展更多明顯和直接的利益集團行為。競爭貢獻，游說和訴訟之間的權衡也被體制環境的性質影響。強調公共機構環境的作用來理解利益集團策略。我國的許多經濟學者運用了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對許多國際和國內發生的重大事件進行了合理和全面的分析。高建從小布什上臺執政后美國現行貿易政策的特點入手，進行政治經濟學分析，指出美國貿易政策帶有重商主義，針對美國的貿易政策中國采取的相應對策，有很深刻的現實意義[3]。胡海波在《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中綜述了貿易政策決定的政治經濟學模型，并對國內進行貿易政策政治經濟學分析的文獻進行概括[4],仝娜利用中點選民模型對產生保護貿易政治原因進行分析，并進行數學化推導[5]。

以上這些研究得出的結論基本符合現實情況，但是在模型設立上有很大缺陷，他們沒有考慮到中國的政治制度和西方國家的分權制是不同的，他們把地方政府作為分析的目標，地方政府高度自治。而且把中國內部市場按地區劃分，但是中國是一個民主集中制的國家，中央政府在政策決策過程中占的絕對重要的地位，因此本文選取變量的時候都是從中央政府的角度綜合做出判斷，并且在選取的也是按服務貿易部門來分類的，而不是按照地區來劃分。

二、中國服務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從國內外形勢來看，政府的政策導向對于企業對外投資發展至關重要。根據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下面分析影響我國政府制定服務貿易各部門開放度的具體影響因素，這里我們考慮比較重要的和服務貿易關系比較大的因素，按照服務貿易中政策決策過程中的影響方面來分析。

（一）國家自身利益，實現經濟和產業發展

一、影響因素綜述

(一)東道國的市場規模。東道國市場規模是對外直接投資(FDI)的顯著決定因素，這一結論在實證研究中比較一致。20世紀90年代一些研究者對特定國家和地區的研究，表明真實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市場規模的變量是FDI的顯著決定因素。朱津津(2001)認為，GDP總量的規模較大，反映地區消費市場容量較大，就是市場需求較大。項本武(2006)在其研究中得出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接受投資的東道國GDP是顯著負相關關系。

(二)雙邊貿易聯系。出口是一國對外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FDI與出口之間被認為存在一種因果關系，企業最初的外國市場聯系是從偶然的、零星的產品出口開始。隨著出口活動的增加，母公司決定有必要在海外建立自己的產品銷售子公司。最后，當市場條件成熟后，母公司開始進行海外直接投資，建立海外生產制造基地。此外，出口水平也是東道國市場的一個間接指示器。因此，用對東道國的出口作為反映雙邊貿易聯系和經濟聯系的變量，反映了產品在東道國市場的競爭力，是FDI的決定因素之一。

(三)東道國的匯率水平。國際投資從貨幣相對強勢國家流向貨幣相對弱勢國家，主要因為強勢貨幣具有購買力的優勢，可以在貨幣相對弱勢的國家獲得較低的資本成本。在一個低資本成本的東道國，外國公司能夠以一個比其母國國內公司低的貼現率來資本化其在外國市場上的未來收益，這樣就刺激相對強勢貨幣國家的公司更多地對外直接投資。根據這一理論，如果東道國貨幣相對于母國價值越高，那么母國貨幣在東道國的購買力越弱，從而對其直接投資越少；反之，則投資越多。

(四)東道國的稅收政策。大部分研究將稅收作為FDI的決定因素，理論上，高公司稅減少了公司凈收益，從而阻礙FDI。實證結果卻表現為兩種傾向：一部分研究并沒有發現東道國公司稅對FDI有顯著影響。Mutti＆Grubert(2002)的實證研究發現對出口市場的投資對當地的稅收政策十分敏感。Egger＆Loretz(2006)的研究證明母國的公司稅將促進其對外投資，東道國公司稅的保留則與母國對其直接投資有消極影響。

(五)投資環境。一個國家的經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于其政治、制度和法律環境。一個國家的治理基礎形成其投資環境，從而為其經濟增長創造有利的環境。因此，投資環境建設對FDI流入與流出來說是一個重要決定因素。這里，一國投資環境的好壞主要體現為產業增長潛力的大小和一國綜合治理基礎的高低。我們考慮用工業生產指數和人類發展指數來合成該變量。

一、構造模型

1．變量和數據的選取影響進口貿易主要有以下因素（表1）：①人均GDP。該因素與人口有高度相關性，而且有的文獻檢驗結果并不是非常理想，其實對于安徽省來說，進口貿易如果只是發生在特定產業，那么計算經濟規模時引入人口是不合理的，但是安徽省作為一個省份，單純僅用GDP同其他國家比較更是不現實的，所以本文依舊選取人均GDP作為指標。②消費。以2011年為例，安徽省進口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動物和飲料及煙類總額27755萬美元，占總進口的1．94％，該數據說明兩個問題：安徽省進口貿易不是以消費為主，消費可能不是進口的動力因素；進口既然不是用于廣大的消費，那么可能用于生產領域。③雙邊貿易成本。貿易成本分為銷售成本、技術成本、關稅成本，在實物貿易的方式下，貿易不可能達到沒有成本，此外以往的研究并沒有考慮多邊阻力的影響，引入雙邊貿易成本，可以彌補這一計量缺憾。④出口貿易。安徽省作為發展中地區，進口原材料用于工業生產，最終為了出口。外商直接投資在理論上與進口貿易有間接影響，因為外商直接投資是按支出法核算國民經濟的指標，在這里假設外商直接投資最終會以目標國進口的方式來收回資金。⑤匯率。本幣對外幣匯率降低，本幣升值，不利于進口。⑥本地區的開放程度。理論上本地區越開放，進口額越大。本文的數據來源于2002—2012年安徽省統計數據，其中人均GDP采用GDP平價指數進行調整，進口來源國的人均GDP、各年的進口額、出口額來源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WorldEconomicOutlookDatabases（WEO）和中文版的世界銀行網站，其中世界銀行的“經濟政策與外債”指標有各國經過購買力平價指數處理過的人均GDP。為了防止虛擬變量陷阱，對距離無量綱化處理，即用GDP數據對距離進行非線性處理，避免多重共線性。在選擇出口、進口名義數據時，為了剔除匯率和價格波動的影響，采用GDP平減指數對名義數據進行處理得到實際數據。選擇進口來源包括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印度、日本、韓國、南非、德國、俄羅斯、巴西、智利、秘魯、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和中國香港15個國家和地區，這些國家和地區的進口額占到安徽省總進口額的81％以上，超過75％。計算得到各國家及地區雙邊貿易成本，前文闡述可貿易份額取值不影響雙邊貿易成本的測算，而且安徽省是生產大省，進口的貨物多是實物而非服務，所以S取0．8是合適的。2．建立模型安徽省是一個工業發展處于起步階段的省份，有許多不確定的影響因素，比如資源的浪費和低效率、政府政策影響、區位因素等都可能成為制約對外貿易的隱形成本，而且這些成本難以估量。隨機模型可以很好地解決這類問題。為了數據處理方便，線性化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lnMij，t＝lnF（βXij，t）＋ε（1）式中，ε是隨機測量誤差或者隨機性因素，服從標準正態分布；Mij，t代表t年一國對另一國進口貿易總額；Xij，t代表t年貿易引力模型的參數設定，此為k×1階向量。引入上述分析的影響因素，最終模型設定為：lnMij，t＝β0＋β1lnYi，t＋β2lnYj，t＋β3lnEXij，t＋β4lnCij，t＋β5lnDij，t＋β6lnFi，t＋β7lnht＋β8lndt＋ε（2）式中，Yi，t為t年安徽省和各個貿易伙伴人均GDP；EXij，t為t年出口；Cij，t為t年雙邊貿易成本；Dij，t為t年距離；Fi，t為t年外商直接投資；ht為t年的匯率；dt為t年的對外依存度，β0是與自變量無關的影響量，β1，β2，…β8為系數。

二、計量分析

采用eviews7．2中的pool模版處理隨機效應模型，具體結果如下：1．模型分析通過序列圖分析，單位根檢驗應該包含截距項和趨勢項，通過level檢測，在10％以及5％顯著水平下，變量均未通過LLC以及IPS檢驗，進一步進行一階差分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安徽省出口總量和外商直接投資沒有通過單位根檢驗，因為此模型已經取對數做線性化處理，故不通過檢驗的變量可以直接舍去，模型變化為①：lnMij，t＝β0＋β1lnYi，t＋β2lnYj，t＋β3lnCij，t＋β4lnDij，t＋β5lnht＋β6lndt＋vit－μit（3）在level水平下，變量均未通過IPS檢驗，同樣使用一階差分檢驗，變量通過單位根檢驗。根據上述檢驗結果，變量之間為同階單整關系，接下來進行變量的協整檢驗，建立的模型形式為：有常數項和時間趨勢，變量滯后階數為1。協整檢驗的零假設為不存在協整關系。本文采用Pedrom檢驗、Kao檢驗、Johansen檢驗三種方法，對面板數據之間的協整關系進行檢驗。除了Panelv－Statistic統計量p值為：0．0860，在10％顯著水平下才通過檢驗外，其余變量p值都接近于0。同時Granger檢驗中，p值均顯著低于5％，所以解釋變量是被解釋變量的Granger原因。在以上分析基礎上對面板數據進行計量分析，通過Hausman檢驗，得到p值為1．000，接受原假設，建立隨機效應模型。2．回歸結果解釋在回歸結果中，lnYj的系數為負，說明進口來源國家與地區經濟越發達，越不會向安徽省出口。Lnh系數結果不顯著，說明匯率對安徽省進口貿易影響甚微，因為安徽省與一些國家與地區有長期的合作關系，重點進口這類國家的可貿易物品，不開放的對外貿易環境使一部分國家不會向安徽出口；其次，安徽省的對外貿易受到政府調控的影響嚴重，進口主要集中特殊部門，這也佐證了前文安徽省進口物品用于消費不足2％的事實；最后，安徽省是內陸省份，運輸不便，構成對進口貿易的限制。雙邊貿易成本LnC結果顯著，而且符號為負，說明雙邊貿易成本成為制約安徽對外貿易發展的主要因素，安徽通往港口的運輸成本決定了貿易的數量和質量，這是一種隱形消耗，眾多的學者把這種成本看作價格的內生函數，如今把它們兩者區分開，成為下一階段研究的重點。

三、結論

與加變量的貿易引力模型相比，動態的貿易引力模型更具有說服力，而且對于區域對外貿易一樣有較強的解釋能力。與以往分析不同的是，安徽省出口量并沒有通過檢驗。這說明安徽省的出口與進口存在較大的差距：在安徽省進口最多的15個國家與地區里，總的出口量只占安徽省總出口量的47．9％。雖然本模型的最終統計結果沒有說明擴大出口對進口的影響，但是卻表明安徽省在對外貿易中結構嚴重失衡的問題，出口與進口的不協調將成為制約安徽省對外貿易發展的重要因素。外商及港商直接投資一樣沒有通過檢驗，說明該變量不是安徽省進口貿易的動力因素，安徽省的進口并不用于外商直接投資部門，這與安徽省的政府政策有關，安徽省重點進口能源產業、生產工業原材料，而這些物品都是國家嚴格控制的，在下一階段研究中，可以加入政府因素分析。安徽省在發展對外貿易過程中還存在許多問題，比如貿易結構失衡，對外開放程度不夠，運輸成本過高，但是也應該看到，安徽省的進口貿易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長，與人均GDP增長幾近持平，安徽省市場潛力巨大，應進一步開放市場，吸引外資，促進經濟發展。

摘要：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逐漸提高，人民群眾不僅僅注重追求高質量的物質生活，人們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更加注重追求便利化的交通出行方式，汽車的整體使用頻率也逐漸增強。但是在汽車安全駕駛時，由于突發因素相對較多，在實際駕駛時經常會出現各種安全問題，嚴重威脅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安全。本文主要對安全駕駛的影響因素展開了相應論述和分析，并根據具體問題提出了相應解決措施，這樣才能有效提高人民群眾日常出行的安全性，有效防止在后期頻繁出現各種交通出現事故。

關鍵詞：汽車安全駕駛,影響因素,措施分析

為了能有效保證汽車在行車過程中足夠安全，應該不斷加強對各項防范措施的重視力度，這樣才能有效防止在后期行車時頻繁出現各種危險問題，從而有效保證行車安全，這也會對駕駛者的生命健康安全起到一定的保護作用。

1汽車安全的主要影響因素

1.1檢查是否到位

經過研究和調查可以得知，在汽車實際駕駛的過程中，大部分駕駛人員只是一味注重提高汽車的行駛速度。但是對汽車安全檢查工作的重視力度不足，駕駛人員在開車之前并不會檢查汽車的各個零部件，不能及時發現零部件存在老化和破損的情況，只是一味注重提高汽車駕駛的效率，這樣則會導致汽車在后期行駛中頻繁出現各種各樣的安全事故，會嚴重影響駕駛人員的生命健康安全，不能有效提高駕駛汽車的科學性。對此，在今后汽車駕駛時，相關駕駛人原則應該不斷加強對汽車安全檢查工作的重視力度。例如，在汽車駕駛之前，應該對汽車輪胎進行科學有效化的檢查，如果一旦發現輪胎出現質量問題，則應該及時更換輪胎，這樣才能有效防止對駕駛人員和周圍其他人員的生命健康安全造成嚴重威脅。其次，在汽車駕駛之前，也應該定期做好刮水器出水量的檢查工作，儲水量不能過多也不能過少，應該控制在合理的范圍之內，這樣才能夠促使刮水器能夠有相對較多的水分進行清理雜質，為駕駛人員提供一個較為明亮的駕駛視野。總而言之，在今后汽車駕駛時，駕駛員不僅僅要注重提高汽車行駛速度，更應該不斷加強對前期檢查工作的重視力度，及時發現各種問題，并根據具體問題提出相應解決措施，從而有效提高汽車駕駛的安全性，有效防止在后期頻繁出現各種汽車駕駛安全問題，不斷提高駕駛者的生命健康安全。

一、引言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各國不斷追求經濟發展使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蓬勃發展,但同時全球多邊貿易談判由于參與國繁多,各國經濟利益難以得到全方面的協調,因此只包括相對少數國家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更成為熱點。而自由貿易區(FTA)由于組建成本相對較小而受到許多國家和地區的青睞。FTA的迅猛發展的確給全球經濟的發展注入了新鮮而持久的血液,主要體現在貿易、投資和經濟增長三個方面。關于FTA的傳統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它的貿易效應上(包括貿易轉移和貿易創造效應),對其投資效應的研究相對來說涉獵較少。而對于以吸引外資為主要目的的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FTA投資效應的相關問題卻更為重要。基于以上情況,筆者將就“FTA的組建會對成員國的投資情況產生怎樣的影響”展開系統研究。

二、計量模型以及數據來源

根據相關的理論分析,我們可以得到一國的投資主要受到以下幾種因素的影響:①FTA成員對外的貿易成本;②本國的建廠成本;③本國與FTA潛在伙伴國經濟規模的相似程度;④本國的一體化程度。因此參考現有的實證文獻,設定如下的基本計量模型:log(inveit+fdiit)=λi+α1inteit+α2gdpit+α3tariit*dum-myijt+α4dpgdpijt*dummyijt+α5dpgdpijt2*dummyijt+α6polityit+α7polityit*dummyijt+α8gdpit-1+α9gdpit-1*dummyijt+α10dummyijt+uit其中,i表示東道國家,t表示年份,j表示外資投入國的母國即潛在成員國,uit表示誤差項,λi表示不隨時間變化的效應。下面看一下各個變量的含義以及相應的數據來源。

1、inveit和fdiit。這兩個變量分別表示i國t年的國內投資總額和i國t年的外資流入總值。因為我們考慮的是某個國家在與該國成立自貿區前后變化對該國總投資的影響,投資包括國內投資和國外投資。外資數據來源于IMF中的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而內資數據則由BVD數據庫中ratioofGrossnationalsavingtoinvestment和Currentac-countbalance兩個指標計算得來。這兩個被解釋變量的單位都為十億美元。

2、inteit。該變量表示i國的一體化程度。跨國公司的位置選擇不僅考慮了當地的市場需求,也考慮到所在國加入的FTA地區的需求。如果一個國家加入的FTA越多,一體化程度越高,則跨國公司通過他所實現的利潤水平就越高,也希望在這樣的國家建立工廠。這個國家就成為一個輪軸國,所吸引的FDI與其一體化程度正相關。因此預期該變量符號為正。但同時考慮到投資者對本國市場規模程度以及該國所加入的FTA所有成員國市場規模之和所賦予的投資參考權重有所不同,所以該指標剔除了該國的市場規模,即選取是t年內該國加入的所有的FTA的成員國以2005年不變價格為基準的實際GDP之和。因為有些年份該指標為0,所以并沒有取對數。實際GDP數據來源于BVD數據庫,單位為十億美元。

一、國際服務貿易的宏觀分析框架

對國際服務貿易有不同的理解。按照傳統的觀點，國際服務貿易被視為服務的進出口，這是一種跨境貿易的概念。按照《服務貿易總協定》的觀點，國際服務貿易還應包括由商業存在——簡單地說，就是屬于服務業的外國直接投資企業——所完成的貿易。由于目前除美國外各國尚未公布關于服務貿易定義的數據，因此本文所采用的仍是傳統的跨境貿易的概念。

出口方是服務的供給者，進口方是服務的需求者。因此，服務貿易的發展是由對服務的供給和需求而決定的，國際服務貿易的宏觀分析框架就是識別影響國際服務貿易的供給和需求的宏觀變量。

（一）影響國際服務貿易供給的宏觀變量

一個國家或地區向國際市場提供服務的能力直接受國內服務業發展水平的影響。服務區別于貨物的一個顯著特點在于生產者與消費者有很大程度的互動，換言之，服務生產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消費者對服務的最終結果的評價。因此，國內服務業發展水平高的國家或地區積累了豐富的服務生產經驗，能夠高效率地提供顧客滿意的服務，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也會較強。

根據波特的“國家鉆石”理論，一個國家或地區向國際市場提供服務的能力還受國內服務需求的影響。國內服務需求較高，越能推動國內服務業的發展，從而向國際市場提供服務的能力也越強。但是，國內服務需求大也可能導致另一個結果，即服務對象主要在國內，出口動機受到抑制，尤其是國內經濟規模大的國家更可能以內需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