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子計量范文10篇

1前言

廢紙，又稱二次纖維，是廢紙漿的主要原料，在造紙工業中是一種低消耗、低污染的再生資源。與傳統木材纖維及非木材纖維原料相比，用廢紙作為原料制漿造紙，一般不需要進行化學蒸煮和煮后洗滌等工序，因此，這就極大降低了水、電等的消耗，同時，由于廢紙制漿過程中化學藥劑的使用量較小，使得生產過程中幾乎無廢氣排放，產生的廢水也較易處理，對環境的污染負荷較小。所以，采用廢紙為原料來造紙可以有效緩解造紙工業水資源短缺、耗能較大、污水排放嚴重三大問題。1996年以來，中國造紙工業得到快速發展，到2009年紙和紙板產量已達到8640萬t。由于國內木材纖維供應不足，非木材纖維中大部分原料對環境的污染嚴重，因此，對廢紙的利用成為中國造紙工業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為此，2007年，由國家發改委制定的《造紙產業發展政策》要求逐步形成以木材纖維和廢紙為主、非木材纖維為輔的造紙原料結構。但是，國內廢紙所含木材纖維較低，僅能夠滿足低檔紙產品的生產，再加之目前回收分類簡單、回收的相對質量偏低、回收的質量較差，造紙企業幾乎難以利用國內廢紙進行紙產品的加工生產；相比之下，進口的廢紙含有大量木材纖維，價格便宜，質量好，生產中高檔紙產品的利用價值高，使得中國許多造紙企業采用進口廢紙制紙，與之相對應，近年來，中國的廢紙進口量也不斷激增，從1996年的137萬t增長至2009年的2750萬t（具體見圖1），折合廢紙漿2200萬t，占當年紙漿總消耗的27.57%，這表明中國造紙原料對進口廢紙依賴嚴重。而過分依賴進口廢紙作為造紙原料，從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中國造紙工業的未來發展，景華（2006）指出，廢紙已經成為中國造紙工業最重要的造紙原料，然而，未來作為國際貿易的廢紙總量會有一定增加，但增幅不會太大，這勢必會影響中國造紙業對原料的需求，進而影響整個造紙業的未來發展。

王磊等（2010）也認為，中國造紙原料已嚴重依賴進口廢紙，對中國造紙企業造成了巨大影響。一旦世界各大廢紙出口國趁機炒作廢紙出口價格，勢必將對我國造紙行業產生巨大沖擊，造成我國造紙生產成本較高，削減我國造紙企業國際競爭力。若國內對進口廢紙的需求量繼續大幅上升，一旦世界廢紙價格暴漲到企業難以承受或世界發生突發事件從而影響廢紙的正常運輸時，對中國造紙工業所產生的后果將十分嚴重，大量依賴進口廢紙，成為中國造紙工業未來發展的瓶頸。為此，本文通過搜集年鑒資料中的有關數據，以定量分析中的回歸分析法，探究相關因素對中國廢紙進口量產生的影響，量化因確定因素的變動而引起的廢紙進口增減量，以衡量這些因素對廢紙進口量的影響程度，并以此為依據，提出相應的對策，以緩解中國造紙原料對進口廢紙的依賴。

2影響中國廢紙進口量的因素分析及理論假設

2.1因素分析

對于影響中國廢紙進口量激增的因素，國內一些學者結合中國造紙行業的背景，通過對年鑒資料的分析，給出了個人的觀點。胡孟春（2010）、侯慶喜等（2008）認為，我國面臨著對進口廢紙資源依賴程度高的問題，而廢紙進口量增長的主要驅動力來源于紙和紙板消費量的快速增長。顧民達（2005）針對該問題也指出，中國進口廢紙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于造紙工業的發展需要大量木材纖維，但國內木材供應不足，非木材資源也存在問題，因此，進口廢紙作為造紙原料，得到國家有關部門的支持。詹懷宇（2010）則認為，近年來廢紙進口量持續增長與非木材纖維制漿造紙的減少密切相關。非木材纖維仍是我國不可或缺的造紙原料，特別是在我國木材資源匱乏的國情下，只要科學合理地利用，非木材纖維制漿造紙仍有一定的競爭優勢。并提出未來造紙原料必須走多元化、多渠道之路才能擺脫對進口廢紙的原料依賴。與此同時，國外學者BillMoore（2007）也提出中國廢紙需求的增長還源于傳統的主要纖維原料非木材纖維用量的減少。結合目前中國造紙纖維原料的實際使用情況，以上學者的部分觀點得到了進一步的驗證。圖2給出了2000~2009年中國國產木漿供需差額情況，木材纖維產出的木漿缺口的不斷增大充分印證了該種類造紙原料在國內市場上的嚴重短缺，再加之中國森林資源相對匱乏，可用于增產木漿的木材原料相對有限，國內的木漿供應增長速度已遠跟不上造紙業對木漿的需求增長速度，而這一部分差額成為推動中國加速進口國外廢紙原料的重要原因。而圖3按造紙所用原料的不同種類，顯示了各生產用原料的比例變化，其中，起初與廢紙漿同為主要原料的非木漿比例大幅下降，廢紙漿比例逐年增加，而木漿比例則基本持平。說明進口的大量廢紙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因非木材纖維使用減少導致的生產性原料的短缺部分，驗證了學者認為中國廢紙進口量激增與非木材纖維原料的使用減少密切相關的觀點。為此，筆者在綜合考究以上國內外學者的文獻資料后，結合宏觀、微觀與國際經濟學中的相關理論，認為應從社會發展進步、生產制造現狀以及國際貿易變化三個角度探究影響中國造紙工業大量進口廢紙的原因，并進一步細化以上三個層面，選取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人均紙板消費量兩項指標反映社會發展與廢紙進口量的關系，以造紙原料漿所含廢紙漿及非木漿的比例變化代表生產工藝對廢紙進口量的影響，以國內生產紙漿供需差額、木片進口量、廢紙進口價格、紙及紙板進口價格來衡量國際貿易因素對廢紙進口量起到的抑制或促進作用。

一、引言和文獻綜述

空氣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適宜人們生存的空氣是保證人們身心健康的前提。然而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工業化程度的加深,環境污染日益嚴重,惡化的空氣質量已經對人們的健康生活造成威脅。保證空氣質量是保障民生的基本需要,是建設生態文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90年代的北京曾經沙塵肆虐,空氣質量達不到國際標準,痛失了2000年奧運會舉辦權。自1998年開始,北京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提高環境質量,包括調整產業結構、增加綠地面積、制定法律法規等。在2008年奧運期間,北京推出單雙號限行的制度,并將其固定下來作為緩解交通環境壓力的政策。經過多年的努力,北京市空氣質量得到了極大改善,環境質量有了很大提高,二級及以上的天數從2000年的177d天增加到2008年的274天。SO2、CO、NO2及可吸入顆粒物平均濃度均有下降。“可持續發展”理念也漸漸深入人心。

如何準確測度空氣質量,分析各地區的空氣質量狀況和變化,以及如何提高空氣質量等問題,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重視。空氣質量有兩種含義,一種含義是指廣義的室外的環境空氣質量,從空氣質量這一角度反映某一特定地區的環境狀況。另一種含義是指小范圍的局部的空氣質量狀況,例如,室內空氣質量,高校教室空氣質量、手術臺空氣質量、汽車車內空氣質量。本文中的空氣質量是前者,即廣義的室外空氣的質量。通過閱讀近五年來的空氣質量相關文獻,將其主要研究內容和成果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1、空氣質量評價及預測模型的研究

空氣質量評價是研究空氣質量問題的基礎,有效的評價方法能夠較準確地反映現實中的空氣質量,發現潛在的空氣質量問題,從而為尋求改善空氣質量的有效方法提供科學依據。對評價方法,一般要求簡單、準確、全面、具有可比性。

從目前研究現狀來看,各種各樣的模型為測度空氣質量提供了較為全面的方法。

內部經濟資本計量模型的發展

巴塞爾委員會在1988年出臺了《國際資本計量統一框架》，要求銀行必須根據債權的風險大小，準備相應的資本。1988年資本協議的出臺，建立了全球統一的資本計量框架。但是其僅根據債權主體的差異，將風險權重分為0％、10％、20％、50％、100％五檔，對于大多數公司借款人，均適用100％的風險權重，導致其敏感性差，難以適應商業銀行內部經營管理的需要。因此，各商業銀行或專業風險計量機構紛紛利用自己的研究團隊，開發出了相應的風險計量模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KMV公司的組合管理模型、J.P.Morgan的CreditMetrics模型和CSFP的CreditRisk+模型，三類模型均以違約概率、違約損失率和違約相關性作為模型輸入變量，但在信貸組合損失定義、違約概率計算等處理上存在較大差異。（一）KMV組合管理模型。KMV組合管理模型由專業信用風險計量機構——KMV公司提出，其假定信貸組合的損失分布由三個因素決定：每一資產的違約概率；每一資產違約時的預期回收率；借款人兩兩間的違約相關性。針對上述三個要素，KMV公司分別開發出了違約概率計量模型和違約相關性計量模型，前者基于上市公司財務結構計算違約距離，并通過違約距離映射到違約概率，后者則基于上市公司資產相關性計量違約相關性。由于模型的主要輸入參數為違約概率和違約相關性，因此，KMV組合管理模型主要適用于上市公司。（二）CreditMetrics模型。CreditMetrics模型由J.P.Morgan（1997）聯合美國銀行等多家金融機構提出，其假定信貸資產組合一定時期內的價值變化取決于其信用等級的聯合變化，其中信貸組合內每一信貸資產的價值主要由其信用等級所對應的收益率決定，而信用等級的聯合變化則由借款人間的相關性及信用等級遷徙矩陣決定。CreditMetrics模型與KMV組合管理模型的相似之處在于借款人間違約相關性均通過借款人間資產相關性間接估計，不同之處在于CreditMetrics模型假定違約概率由資產的外部評級決定，而不是由違約距離決定。（三）CreditRisk+模型。CreditRisk+模型由CSFP（1997）提出，其假定違約的損失分布由組合內發生違約個數、組合內每一違約平均損失程度兩個要素決定，對于違約概率相同、違約損失程度相近的資產組合，假定其一定時期內的違約個數服從泊松分布，則可基于違約個數的分布，得到違約損失的分布。CreditRisk+模型與CreditMetrics模型的相似之處在于均假定違約概率外生，不同之處在于其只考慮借款人違約導致的損失，不考慮借款人信用等級質量下降導致的損失。此外，CreditRisk+通過假定違約率可變來計量不同組合間的違約相關性，而不是通過借款人間資產相關性予以估計。綜上所述，20世紀90年代是組合信用風險管理蓬勃發展的時代，組合管理模型、CreditMetrics模型、CreditRisk+模型及其他一些組合信用風險模型均在這一時期涌現。商業銀行內部風險計量技術的迅速發展，也為風險敏感性更高的資本監管規則——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的出臺奠定了基礎。

監管經濟資本計量模型的發展

2000年以后，組合信用風險開始向兩個方向發展：一方面，KMV模型、CreditMetrics模型、CreditRisk+模型等之前的主流信用風險模型隨著業務實踐不斷完善；另一方面，為了克服1988年資本協議風險敏感性差的問題，使監管資本更加真實地反映商業銀行所面臨的風險，并激勵商業銀行不斷改進自身風險管理水平，巴塞爾委員會提出了一種以內部評級結果為輸入參數、以單因子漸進模型為模型框架的監管資本計算規則，并經征求業內意見對部分參數進行調整后，在2004年正式頒布的新資本協議中作為監管資本計算的高級方法——內部評級法出現（以下簡稱單因子漸進模型）。（一）單因子漸進模型的框架。單因子漸進模型首先假定信貸組合的損失具有組合不變性，即信貸組合內每筆貸款的損失僅由其違約概率、違約損失率、違約風險暴露、借款人規模、期限等自身屬性決定，增加或減少一筆貸款不會對其他貸款所需資本要求產生影響，信貸組合的資本要求為組合內單筆貸款資本要求的簡單加總，而每筆貸款的資本要求則由（1）式①決定：（1）式中，PD、LGD為基于銀行內部評級體系估計的違約概率、違約損失率，M為有效期限，R為相關系數，b為期限調整因素，分別是違約概率PD的單調函數。根據BCBS（2005），銀行的損失分為預期損失和非預期損失，而單因子漸進模型是在假定損失具有組合不變性的前提下，基于銀行的內部評級結果，計算覆蓋99.9％置信水平下由系統性風險導致的條件非預期損失。因此，單因子漸進模型本質上是監管者提出的一種具有普適性的經濟資本計量模型。（二）對單因子漸進模型計量經濟資本的進一步分析。單因子漸進模型提出后，其作為監管資本的適用性得到業內肯定，但其作為銀行經濟資本計量模型的優劣則在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關于單因子漸進模型的討論主要集中于模型計量經濟資本的合理性及缺陷兩個方面。1、計量經濟資本的合理性。單因子漸進模型最重要的假定是信貸損失的組合不變性，若該假定得到滿足，則其能夠較為精確的計量經濟資本。事實上，當組合內任一資產均僅占組合很小份額（條件1）、組合內不同借款人間相關性僅由一個系統因子驅動（條件2）時，資產組合的VaR具有組合不變性，且既使不滿足條件1也不會對模型計量的準確性產生太大影響（Gordy，2002）。單因子漸進模型的另一重要假定是影響貸款組合內借款人間的系統性因子只有一個。從CreditMetrics、KMV模型、CreditRisk+等業內常用的經濟資本計量模型來看，盡管在模型假定上采用多個因子，如相關系數由行業、地區兩個因素決定，但是地區因素通常取某一固定值，實質上仍是單因子模型。因此，單因子漸進模型的單因子假定與常見的組合信用風險模型是一致的（Gordy，2002）。2、單因子漸進模型的缺陷。在實際應用中，組合不變性賴以成立的兩個條件并不能完全滿足，其主要原因是集中度風險的普遍存在。信貸組合集中度將從兩個方面破壞單因子漸進模型的組合不變性假定：資產組合規模過小或過于集中于某一借款人將導致非系統風險的不完全分散，破壞單因子模型資產足夠分散的假定；資產組合過于集中于某一個或某幾個行業將導致信用風險由多個系統性因子驅動，破壞單因子模型的單因子假定（BCBS，2006）。因此，單因子漸進模型所計算的資本只是對真實經濟資本的一種近似，具體使用時需要結合實際情況進行修正。（三）對單因子漸進模型的修正。導致單因子漸進模型無法完全準確計量經濟資本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其僅考慮了系統性風險，沒有考慮非系統性風險，當信貸組合過于集中于某一個借款人時，其計算的資本不能完全覆蓋非預期損失，需要在其計算結果基礎上增加集中度風險資本，即進行粒度調整（GranuarityAdjustment，GA）；二是其對信貸組合的分散化效應僅通過一個因子反映，沒有考慮多個因子的影響，當信貸組合充分利用不同行業、不同地區間相關性實現分散化效應時，其計算的資本可能過于審慎，需要在其計算結果基礎上適當降低資本，即考慮分散化效應（DiversificationFactor，DF）。1、粒度調整。假定信貸組合實際損失的q分位點為Yq，單因子模型。但是，由于單因子漸進模型假定信貸損失具有組合不變性，該假定與實際情況存在一定偏離，導致模型計算的資本與真實的信用風險損失存在一定偏差，主要體現為無法完全反映分散化效應和集中度風險，因此只能作為一種近似的經濟資本計量模型，需要進行粒度調整和分散化效應調整。對于國內商業銀行而言，新資本協議內部評級法的出現，為信用風險計量技術的提高提供了全方位的借鑒。以實施內部評級法為契機，國內商業銀行或與咨詢機構合作，或引進戰略合作伙伴技術，紛紛致力于建立符合內部評級法要求的內部評級體系。由于風險計量基礎較為薄弱，國內商業銀行這一時期的主要精力是對單筆貸款違約概率、違約損失率等風險參數的計量，目前對于風險參數在經濟資本計量模型中的應用，尚處于研究階段。

組合信用風險模型演進對中國的啟示

從組合信用風險模型的演進過程可以看出，單因子漸進模型的提出對信用風險經濟資本計量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首先，該模型建立在CreditMetrics、KMV模型、CreditRisk+等20世紀90年代主流信用風險經濟資本計量模型基礎之上，體現了信用風險經濟資本計量中最基本的原理和最核心的元素，如經濟資本是計量一定置信度、一定時期內的VaR，如影響信用風險損失的主要要素是違約概率（PD）、違約損失率（LGD）、相關性（R）等，銀行可以在其基礎上結合本行實際適當調整，得到精度更高、適用性更強的經濟資本計量模型。其次，該模型直接基于單筆貸款自身屬性計量經濟資本，經濟資本的計量細化到信貸組合的最小粒度，有利于經濟資本的配置與應用。最后，該模型直觀的展示了違約概率、違約損失率、相關性等風險要素與經濟資本的關系，將信用風險管理的重心從組合管理再次回到客戶信用等級評定、貸款擔保管理等最基本的要素。有鑒于此，對單因子漸進模型的分析和修正，成為2000年以來信用風險經濟資本計量研究的熱點。對于國內銀行業而言，單因子漸進模型不失為一種較為理想的選擇。首先，從模型適用性來看，國際性大銀行信貸組合中的債權人以上市公司為主，信貸產品以市場化交易程度較高的債券、衍生產品為主，以此為基礎開發的CreditMetrics、KMV模型等內部組合信用風險模型并不適用于信貸組合中債權人大多為非上市公司、信貸產品以貸款為主的國內商業銀行。而單因子漸進模型作為一種國際通行的監管資本計量規則，在推出過程中著重考慮了模型的全球普適性，模型的最終確定經過了多次定量測算和意見征求，因此對中國銀行業的適用性也較好。其次，從模型特點來看，單因子漸進模型引入了規模因素和期限因素，中小企業貸款、期限較短貸款的資本占用明顯優于其它貸款，以單因子漸進模型為基礎的經濟資本計量與配置，有助于促進中小企業信貸業務發展。再次，CreditMetrics、KMV等模型及其改進版模型結構較為復雜，計算過程中往往采用蒙特卡洛方法模擬貸款組合的損失分布，計算量大，而單因子漸進模型結構簡明，計算簡便，且計算結果直接細化到單筆貸款，對于風險計量基礎較為薄弱的中國銀行業而言，后者的可接受度和推廣實施難度更小。最后，隨著計量模型在風險管理領域的廣泛使用，復雜計量模型所帶來的模型風險引起了越來越多的關注，簡潔、透明正日漸成為組合信用風險模型的新標準。因此，國內商業銀行在實施內部評級法過程中，可通過對單因子漸進模型進行適當調整，得到適合自身經營發展的經濟資本計量模型。鑒于國內銀行業的實際，對單因子漸進模型的調整可以從兩個方面入手：從違約相關性來看，由于國內經濟結構調整主要通過產業政策實施，違約相關性受行業的影響較大，因此可在現行單因子模型基礎上，在相關系數計算中引入行業因素；從集中度情況來看，國內銀行業“貸集中”現象較為明顯，集中度風險對信貸組合損失影響較大，可在單因子漸進模型所基礎上，引入集中度調整因素。

摘要:本研究以某品牌男裝為例,使用李克特(Likert)量表對服裝網絡營銷與品牌力之間的關系進行探討,說明了服裝品牌信息獲取渠道的基本情況,通過因子分析并萃取出6個對品牌力有影響的關鍵因子,并發現高檔品牌因素、投放廣告多、適合中國男性體型等與服裝網絡營銷呈正相關,店鋪方便、易買到以及店員服務熱情高因子與服裝網絡營銷呈負相關。

關鍵詞:品牌力;服裝網絡營銷;影響;實證分析

一、實施研究

(一)設計量表內容

首先,本文以品牌力內涵為依據,并在其他研究文獻的基礎上,結合某品牌的誠信度、知名度和美譽度設計量表項目內容。然后從量表項目內容語言過于書面化,缺乏親切感,顧客不容易接受、各個項目內容意思相近,難于區分、測量內容盡可能精簡,避免重復等多個方面對量表設計內容進行反復探討。其次,通過調查問卷來測試所設計量表的重要性,參與調查問卷的對象包括15名上班族以及15名服裝專業的大學生。此次問卷要求被測試者從量表中22個項目中選擇其認為不重要的項目,同時列舉出自認為可以用于測量網絡營銷對品牌力影響的項目。另外,對20名某品牌的顧客進行深度訪談,20名訪談顧客中10名為專業人士,均從事服裝相關行業,包括教師和科研人員,另外10名為經常進行網絡購買以及對某品牌服裝網絡營銷了解比較多的上班族。訪談主要圍繞兩個方面展開,一是訪談對象的個人情況,二是網絡營銷對復雜品牌力的建議。具體訪談內容有“您認為哪些方面對提高服裝品牌力比較重要？”、“您認為應該從哪些方面來評價服裝完了營銷的績效？”……通過對量表項目的探討、分析,并結合調查問卷和訪談結果,得體以下結論:50名問卷調查對象和訪談對象均提出服裝的現代感、服裝做工、服裝設計對服裝品牌力的影響比較大。通過調查問卷和訪談,設計的原始量表的項目內容最終確定包括23個測試項目,內容分別是“1品牌易識別;2廣告設計好;3促銷活動,打折;4賣場環境優雅;5產品設計好;6面料品質好;7投放廣告多;8價格適宜;9店鋪方便,易買到;10店員服務熱情高效;11做工精良;12穿著舒適;13穿著耐久;14具有“西裝專家”美譽;15高檔品牌;16有現代感;17廣告及商品點擊率;18商品信息反饋數量;19適合中國男性體型;20技術先進;21易產生品牌聯想;22網頁瀏覽量;23網購成功量”。根據23個測試項目展開正式提問,并使用李克特(Likert)量表評價方式進行評價(點數越高,同意度越高,1表示很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

(二)量表的信度和效度

作為衡量期刊影響力的重要指標，影響因子曾發揮積極作用。然而，近年來影響因子在使用中被一些評價體系異化，引起了一系列爭議。當前，我國期刊界乃至全球期刊界對影響因子的局限性提出了許多質疑和批評。影響因子給期刊發展帶來什么影響？當前應如何正確認識和合理使用影響因子？日前，本報記者圍繞相關問題采訪了浙江師范大學教育評論研究所所長劉堯教授。刻意炒作影響因子帶來人為偏差《中國社會科學報》：從最初作為文獻計量學概念出現，到被廣泛運用于當今期刊評價體系，影響因子給學術期刊發展帶來怎樣的影響？

劉堯：期刊影響因子（JournalIm－pactFactor，JIF）又稱影響因子（Impactfactor，IF），是指某一期刊的文章在特定年份或時期被引用的頻率。1955年尤金•加菲爾德（EugeneGarfield）在美國《科學》雜志上發表《引文索引用于科學》的論文，率先提出將一篇論文的被引用次數作為影響因子。其后影響因子這個相對統計量經過發展，逐漸成為學術界采用的一種衡量期刊有用性、顯示度與學術水平乃至論文質量的重要指標。國際期刊生態、學術生態以及學術著作的發表機制也由于影響因子的出現而改變了面貌。

影響因子作為國際通用的期刊評價指標，其設計初衷主要是為圖書館員制定文獻收藏計劃和經費預算、向讀者推薦優秀期刊等服務。除此之外，影響因子還可以有多種應用。但是，當影響因子被用于期刊評價以及學術評價之后引發了一系列爭議。影響因子是某期刊前兩年發表的論文在該報告年份中被引用總次數除以該期刊在這兩年內發表的論文總數。從計算公式看，影響因子只與被引次數和論文數直接相關。實際上影響因子還與許多因素相關聯，比如論文的出版時滯、長度、類型和合作者數目，不同學科的期刊數目、引證半衰期，研究人員的數量和社會知名度，等等。因此，期刊與學術評價必須聯系實際情況合理使用影響因子，如果過分強調被引用或收錄情況，就會給影響因子帶來人為偏差。

從理想角度講，一家期刊發表的高質量論文越多，這些論文的觀點或結論被其他學者論文引用的次數越多，影響因子越高，期刊的影響力就越大。如果影響因子得到合理使用，那么影響因子與稿件質量是相得益彰的。但在現實中，有一些期刊采取各種辦法有意炒作影響因子。如辦刊者明示或者暗示作者多引用自己期刊的文章，由此提高影響因子。采用這些方法后，期刊的影響因子排序可以顯著提高。期刊利用炒作手段，看似迅速提升了影響因子，但卻破壞了期刊生態和學術生態。

在實際的期刊評價與學術評價過程中，影響因子的原始功能在擴展中被逐漸異化。全球各地許多研究機構和高校基于影響因子制定了本機構的教學和科研人員績效考核辦法，進一步放大了影響因子的激勵導向效應。影響因子在學術界開始引起廣泛爭議。國內外一些期刊或出版集團聯合呼吁不予重視甚至不再支持影響因子，并提出重塑期刊評價體系。

過度依賴影響因子阻礙學術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報》：過度依賴影響因子作為評價指標，對學術發展帶來怎樣的弊端？

作為衡量期刊影響力的重要指標，影響因子曾發揮積極作用。然而，近年來影響因子在使用中被一些評價體系異化，引起了一系列爭議。當前，我國期刊界乃至全球期刊界對影響因子的局限性提出了許多質疑和批評。影響因子給期刊發展帶來什么影響？當前應如何正確認識和合理使用影響因子？日前，本報記者圍繞相關問題采訪了浙江師范大學教育評論研究所所長劉堯教授。

刻意炒作影響因子帶來人為偏差

《中國社會科學報》：從最初作為文獻計量學概念出現，到被廣泛運用于當今期刊評價體系，影響因子給學術期刊發展帶來怎樣的影響？

劉堯：期刊影響因子（JournalIm－pactFactor，JIF）又稱影響因子（Impactfactor，IF），是指某一期刊的文章在特定年份或時期被引用的頻率。1955年尤金•加菲爾德（EugeneGarfield）在美國《科學》雜志上發表《引文索引用于科學》的論文，率先提出將一篇論文的被引用次數作為影響因子。其后影響因子這個相對統計量經過發展，逐漸成為學術界采用的一種衡量期刊有用性、顯示度與學術水平乃至論文質量的重要指標。國際期刊生態、學術生態以及學術著作的發表機制也由于影響因子的出現而改變了面貌。

影響因子作為國際通用的期刊評價指標，其設計初衷主要是為圖書館員制定文獻收藏計劃和經費預算、向讀者推薦優秀期刊等服務。除此之外，影響因子還可以有多種應用。但是，當影響因子被用于期刊評價以及學術評價之后引發了一系列爭議。影響因子是某期刊前兩年發表的論文在該報告年份中被引用總次數除以該期刊在這兩年內發表的論文總數。從計算公式看，影響因子只與被引次數和論文數直接相關。實際上影響因子還與許多因素相關聯，比如論文的出版時滯、長度、類型和合作者數目，不同學科的期刊數目、引證半衰期，研究人員的數量和社會知名度，等等。因此，期刊與學術評價必須聯系實際情況合理使用影響因子，如果過分強調被引用或收錄情況，就會給影響因子帶來人為偏差。

從理想角度講，一家期刊發表的高質量論文越多，這些論文的觀點或結論被其他學者論文引用的次數越多，影響因子越高，期刊的影響力就越大。如果影響因子得到合理使用，那么影響因子與稿件質量是相得益彰的。但在現實中，有一些期刊采取各種辦法有意炒作影響因子。如辦刊者明示或者暗示作者多引用自己期刊的文章，由此提高影響因子。采用這些方法后，期刊的影響因子排序可以顯著提高。期刊利用炒作手段，看似迅速提升了影響因子，但卻破壞了期刊生態和學術生態。

1工程建設碳排放的計算

1.1計算范圍

所謂碳排放，即指溫室氣體排放。溫室氣體主要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5)、全氟碳化物(PFCS)和六氟化硫(SF6)。由于CO2在溫室氣體中比重較大，故大多數研究中采用CO2當量來表示溫室氣體的排放量。環境管理生命周期評價標準(ISO14040)將生命周期評價方法分為四個步驟:研究目標和范圍確定、生命周期清單分析、生命周期的影響評價以及生命周期結果解析。碳排放計量的首要工作是確定計算的目標和范圍。工程建設階段是建設產品的形成階段，這一階段產生的碳排放來源有三個方面，分別是建材生產碳排放、建材和機械運輸碳排放和工程施工碳排放，需要確定每一部分碳排放的邊界范圍。

(1)建材生產碳排放，主要由建材生產時消耗的各種能源產生。由于原材料和生產工藝不同，不同建材的碳排放量有很大差別，選擇合適的建材是減少碳排放的一個重要措施。另外，人的因素產生的碳排放量相對很小，在測算建材生產碳排放時可以忽略不計。

(2)建材和機械運輸碳排放(以下簡稱運輸碳排放)，主要由運輸過程消耗的燃油資源產生。其碳排放量與所運輸的物品種類、數量、運輸工具以及運輸距離等因素有關。在工程造價文件中，運輸碳排放數據體現在運輸車輛的機械臺班消耗上，根據機械臺班消耗量可估算出運輸碳排放量。

(3)施工過程較建材生產和運輸過程更加復雜，碳排放范圍也更廣泛。施工生產要素消耗包括人工、材料、機械三類，其中，人工碳排放量相對很少，可以忽略不計;建材生產過程已經計算過材料碳排放，不必重復計算。故施工碳排放主要考慮施工機械和施工工藝因素，通過對施工方案和施工組織設計的優化可有效減少碳排放量。

【摘要】本文選取2016年整年的財務數據，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對西北地區的制造業上市公司的財務績效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發現西北地區制造業上市公司財務績效主要與盈利能力相關，在成長方面存在較大差異。

【關鍵詞】西北地區;制造業;財務績效;因子分析

一、引言

制造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基礎之一，為了突出“中國制造”，強調我國逐漸成為制造強國的發展目標。自從2016年國家提出“一帶一路”的發展政策之后，西北地區作為該政策重點發展的地區，對西北地區的公司發展是一個良好的契機。因此，設計一套公平、公正、科學的財務績效評價指標體系針對西北地區制造業上市進行財務績效評價，有助于國民經濟基礎建設。

二、文獻綜述

隨著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我國國內對財務績效的研究也日漸成熟。田笑豐，郭婷(2012)選取中部湖北省的23家制造業上市公司2008－2010年的數據，對財務績效的四個方面進行變化趨勢的分析。李清艷(2014)對云南省制造業上市公司的績效進行評價，認為財務績效的綜合排名受盈利能力的影響較大。朱和平等(2017)采用TOPSIS方法，對無錫市的制造業上市公司進行財務績效評價，加入創新投入的指標進行綜合分析。通過對文獻進行檢索和研讀，發現國內學者對中東部地區的制造業公司研究較多，對西北地區的制造業上市公司研究較少，并且距離現在的時間較長，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田中禾，張嬌(2013)基于熵權法對2009年西北地區甘肅省的14家制造業上市公司，分別從財務指標和非財務指標進行綜合評價。

1信息與知識密度指數的原理

1.1期刊信息與知識密度指數的設計原則。第一,信息與知識密度指數應主要采用來源指標評價。期刊評價指標包括來源指標和引用指標,前者主要是期刊本身包含的一些指標,比如作者數、地區分布數、論文篇幅、關鍵詞、參考文獻、基金論文比等等,后者是期刊的被引指標,如影響因子、即年指標、特征因子、總被引頻次等等。來源指標是引用指標的基礎,從來源指標來設計信息與知識密度指數有利于更加合理地對一些相關因素進行分析,從源頭和形式上提高期刊論文質量。第二,信息與知識密度指數應包括更加廣泛的因素。對于學術期刊的信息與知識密度的評價,目前還是個很大的難題,因此測度時應避免視角單一,這樣可以降低測度誤差,提高信息與知識密度測度的穩健性。比如應綜合考慮載文量、被引刊數、中英文參考文獻、國際化水平、關鍵詞覆蓋范圍等等。第三,信息與知識密度的評價指標主要應選用相對指標。采用相對指標的目的是為了提高信息與知識測度的質量,避免單純追求數量的現象。第四,權重穩健原則。用于測度信息與知識密度的指標有多個,由于處于探索階段,對于每個指標的權重大小設計尚缺乏經驗,在這種情況下,一般宜采用等權重原則進行處理,即擯棄主觀評價方法,以客觀評價方法進行指標體系評價。第五,避免自然權重原則。自然權重最初由俞立平、宋夏云等[27]提出,是指在多屬性評價中由于標準化后指標均值不相等帶來的權重偏倚現象。文獻計量指標許多并不服從正態分布,自然權重問題會比較嚴重,所以要采用新的標準化手段,防止自然權重的帶來的異常影響。1.2期刊信息與知識密度指數的評價框架。信息與知識密度測度框架如圖1所示。主要從信息與知識載體、信息與知識內容、信息與知識來源、信息與知識來源國際化、信息與知識影響這5個視角進行測度。信息知識載體:主要從載文量角度進行測度。在版面一定的情況下,假設質量不變,那么載文量大的期刊無疑具有更多的信息與知識含量。載文量是個雙刃劍,曾經出現過一些期刊載文量人為加大導致期刊質量下降的情況,后來更多期刊片面認為降低載文量會提高影響因子,因此近年來CSSCI期刊載文量又出現普遍降低的異常現象。文獻計量指標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管理調節作用,對學術期刊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需要進行適當干預。信息知識內容:采用篇均關鍵詞表示。一般每個期刊都規定了關鍵詞的數量,但有一定的彈性,總體上變化不大。關鍵詞越多,意味著期刊的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涉及的范圍越廣,期刊信息和知識量越多。但是這里面需要注意兩個問題,第一是關鍵詞的近義問題,由于中文的特點,關鍵詞之間意思相近或相同的情況不少,這里存在信息冗余,目前還沒有較好的解決辦法。第二是關鍵詞的重復問題,如果期刊專業性較強,必然有很多關鍵詞是重復的,篇均關鍵詞較少。對于這個問題,只能說專業性較強的期刊關鍵詞指標相對不占優勢,但鼓勵這些期刊增加關鍵詞有利于跨學科、交叉學科研究,還是有利于提高期刊質量的。信息來源指標:采用兩個指標表示,分別是篇均中文參考文獻和篇均英文參考文獻。學術研究是在前人基礎上進行的,即使是前人的錯誤也是研究的重要基礎。所以不管引用目的是什么,這并不妨礙用參考文獻數量來反映期刊的信息與知識含量。需要注意的是,從單篇論文的角度,難以采用參考文獻指標來評價其信息和知識量,因為對于單篇論文個體,需要通過論文內容來對其創新進行綜合判斷。但從期刊評價的角度,因為期刊是若干論文的集合,所以從期刊總體信息與知識量評價的角度,用參考文獻相關指標是可以的。信息知識來源國際化:用外文參考文獻比表示,這里外文主要是英文,但也包括少量的日文、韓文、德文、法文等。隨著全球化的深入,即使是人文社科研究,國際交流也大大增強,如果一個期刊引用更多的國外文獻,說明其具有更廣闊的研究視野。當然由于學科不同,期刊引用國外參考文獻也存在較大的差異,比如經濟學引用國外參考文獻比例一般較高,中國歷史引用國外參考文獻比例較低,但評價一般用在同一學科的不同期刊之間比較,因此這個問題的影響相對較小。信息知識影響:用新擴散因子表示(NewJournalDiffusionFactors,NJDF)。該指標是Frandsen[28]提出的,用期刊被引刊數除以載文量。由于每個期刊的辦刊偏好、辦刊特色均不一樣,一個期刊被引用的期刊越多,說明該期刊具有更多的信息和知識量。這個指標是期刊信息與知識密度測度中唯一的一個影響指標。1.3期刊信息與知識密度的評價方法。本文采用TOPSIS方法來計算期刊信息與知識密度指數,該方法是Huangetal.[29]首創,目前在學術評價中應用廣泛。傳統TOPSIS的計算公式是:Cij=移nj=1棕j(xij-xj-)2移nj=1棕j(xij-xj+)2+移nj=1棕j(xij-xj-)2(1)式(1)中,xij表示評價指標,xj-表示負理想解,即指標的最差值,xj+表示理想解,即指標最優值,棕j為權重,n為評價指標個數。TOPSIS根據評價對象到理想解與負理想解的相對距離來進行評價。作為對期刊信息與知識密度測度的一種探索,很難確定不同指標的權重,因此本文采用等權重法進行處理。1.4評價指標標準化方法本文采用Sigmoid函數進行標準化。該函數具有如下特點:第一是極大值無限接近1,極小值無限接近0,這樣可以直接對評價指標進行打分;第二,拐點位置為(0,0.5),進入成長期的坐標為(-1.317,0.211),進入成熟期的坐標是(1.317,0.789),可以對評價對象所處發展階段加以判斷。第三,標準化后不同指標的均值比較接近,可以避免出現自然權重現象。比如一個班級語文的平均成績為65分,數學的平均成績為85分,理論上兩門課程的權重一樣,但很明顯數學好的同學具有優勢,這就是自然權重問題,只有當語文和數學的平均分數大致相等時,兩者的權重才真正相等。標準化時第一步是計算評價指標的z值,即:z=X-滋啄(2)式(2)中,X為原始指標,滋是原始指標的均值,滓為原始指標的標準差。第二步是將z值代入sigmoid函數,計算得到標準化結果X',即:X'=11+e-z(3)

2數據來源

本文以2019-2020版CSSCI經濟學期刊為例進行研究,在人文社科的所有學科中,一般認為經濟學屬于科學。經濟學期刊相對比較嚴謹,而且被其他學科引用也較多,主要原因是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被其他學科所借鑒,這種現象也稱為經濟學帝國主義現象[30]。本文數據來源于中國知網的引文數據庫,由于測度期刊的信息與知識密度指數后還要分析其與影響因子、h指數等文獻計量指標的關系,因此必須保證這些指標的數據時間同步,因此本文所有測度指標的時間跨度為2016-2017年,被引指標的時間為2018年,這也正是影響因子計算的時間界定,此外對于h指數也是期刊2016-2017年發表的論文在2018年的h指數。2019-2020版CSSCI期刊共有經濟學期刊70種,但《國際貿易》有部分數據缺失,將其刪除,實際還有69種期刊,相關指標的描述統計如表1所示。

3實證結果

3.1期刊信息與知識密度指數的計算。經濟學期刊信息與知識密度指數的計算結果如表2所示,為了提高區分度,對TOPSIS評價值均乘以100。超過60分的期刊共有14種,說明采用本文的信息與知識密度測度方法,總體上打分偏低,這與評價方法有關,當然可以通過評價值標準化方法來彌補這個問題,由于要進行打分的后續分析,因此本文沒有做進一步的處理。排在前幾位的期刊為《中國工業經濟》、《經濟學動態》、《世界經濟》、《經濟學(季刊)》,這些均是業界公認的優秀經濟學期刊。《經濟研究》作為公認的經濟學頂級期刊,排在第九位,說明從信息與知識密度角度,其還有改進空間。期刊信息與知識密度指數JIKI的數據分布如圖2所示。經濟學期刊的均值為51.43,極大值為69.18,極小值為33.16,標準差為8.36,總體上處于正常波動狀態,比較適合用來評價。Jarque-Bera檢驗值為1.258,p值為0.533,不能拒絕原假設,說明其總體上服從正態分布,這對期刊評價而言是一個良好的性質。首先用影響因子作為因變量,h指數、載文量、期刊信息與知識密度指數作為自變量進行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研究發現,h指數與影響因子正相關,彈性系數為1.359,載文量與影響因子負相關,彈性系數為-0.435,而期刊信息與知識密度指數與影響因子無關,其彈性系數沒有通過統計檢驗,將該變量刪除后模型的擬合優度幾乎沒有變化。這說明,期刊信息與知識密度指數能夠提供除了期刊影響力以外的其他信息。為了提高研究的穩健性,進一步用h指數作為因變量,影響因子、載文量、期刊信息密度指數作為自變量進行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期刊信息與知識密度指數同樣與h指數無關,彈性系數沒有通過統計檢驗,刪除該變量后模型的擬合優度從0.905下降到0.900,只有微弱的下降。影響因子與h指數正相關,彈性系。3.3期刊信息與知識密度指數的分組分析。根據浙江大學學術期刊分類目錄,頂級經濟學期刊為《經濟研究》,一級期刊包括《世界經濟》、《金融研究》、《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等13種期刊,將這14種期刊分為一類,其他CSSCI核心期刊分類一類,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進行均值比較。一級以上期刊的均值為59.28,其他期刊的均值為49.61,相差接近10分。t檢驗值為4.189,p值為0.000,說明兩者均值的差距是顯著的,即一級期刊的平均信息量比其他期刊高,這進一步說明該指標可以用來進行期刊信息與知識密度評價。3.4穩健性檢驗。首先對影響因子作為因變量的回歸模型進行檢驗,由于數據極為有限,傳統的基于回歸分析的穩健性檢驗方法并不適用,因此本文采用BP人工神經網絡進行穩健性檢驗,即將影響因子作為產出變量,期刊信息與知識密度指數、h指數、載文量作為輸入變量,建立BP人工神經網絡并進行學習。由于每次學習的結果均不一樣,因此建立5個模型,取其均值作為最終結果,如表5所示。從表5可以看出,模型的平均擬合優度為0.845,平均相關系數為0.925,總體上處于較高水平。從投入變量的權重看,對影響因子貢獻最大的為h指數,權重為92.55%,其次是載文量,權重為7.83%,而期刊信息與知識密度指數對影響因子的權重僅為0.82%,幾乎無關,說明影響因子的回歸結果是穩健的。表6為h指數作為產出,影響因子、載文量、期刊信息與知識密度指數作為投入變量的BP神經網絡學習結果,從平均值看,對h指數影響最大的為影響因子,權重為77.43%,其次是載文量,權重為20.79%,而期刊信息與知識密度指數的作用最小,權重僅為1.78%,這樣h指數回歸結果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穩健性檢驗。

【摘要】文章以江蘇省為例,在建立物流產業評價指標體系的基礎上,利用1988—2008年的統計數據,運用SPSS13.0軟件中的因子分析得出物流產業綜合產值,然后利用計量經濟學分析方法對物流產業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得出物流產業的發展能推動經濟增長的結論,但推動力沒有物資資本的推動力大,物資資本仍是目前決定江蘇省經濟增長的第一要素。最后根據物流面臨的問題以及經濟發展對物流業提出的要求,提出一些建議。

【關鍵詞】物流產業;經濟增長;因子分析;計量經濟分析

彼得·杜克拉(美)曾預言,物流業是每個國家經濟增長的“黑大陸”;魏杰提出,物流產業被喻為經濟發展的加速器;吳邦國副總理也指出,物流業是中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產業和新的經濟增長點。可見,物流產業的發展在經濟增長方面起著很重要的作用。那么,經濟增長與物流產業之間是如何相互影響作用的呢?本文通過因子分析和計量分析方法,以江蘇省為例對物流產業與經濟增長之間的互動關系進行檢驗,以此進一步分析江蘇省物流業的發展狀況。

一、物流產業綜合評價實證研究

(一)物流產業綜合評價指標體系

物流是比較復雜的經濟現象,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指標能夠綜合地反映物流產業的發展情況,以往學者都用貨運量或貨運周轉量來近似描述物流規模,在閱讀相關研究物流衡量指標的文獻基礎上,筆者選擇以下指標構成物流產業的評價體系(見表1),來分析江蘇省的物流產業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