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記范文10篇

內容摘要：大江健三郎的《沖繩札記》創作于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本世紀初，日本右翼勢力向該書部分內容發難，謊稱其違反史實。《沖繩札記》的作者大江健三郎和日本巖波書店因此成為被告，該事件受到日本社會的長期關注，經過長達數年的法庭審判，大江終于取得勝利。值此法院判決勝訴之際，《沖繩札記》的中譯本來到中國。作為日本的知識良心，大江健三郎在書中處處流露出對日本民族的希冀及對沖繩人民的懺悔。情感真摯，發人深省。

關鍵詞：沖繩民主主義核基地歧視

《沖繩札記》寫于沖繩即將回歸日本的1969年到1970年之間，作者大江健三郎透過自身對處于美軍占領下的沖繩的造訪，帶著一種“黯然的內省”，用自己的“知識良心”書寫他眼中的沖繩物語。通過大江的描述，我們可以看出，走訪沖繩期間，一種無力感橫貫作者的記憶，他一邊嘆息，一邊苦苦追尋著答案，并一次又一次無情地對自己的靈魂進行拷問：“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變成不是那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

文中論述了生活在沖繩的人們、沖繩的歷史、文化以及它和日本本土的關系，并透過戰后一代的新沖繩人及他們建立的新亞洲觀喚醒本土日本人以一種新的姿態審視自己，面對亞洲和世界。作為民主主義者的大江帶著對沖繩人的懺悔，希望通過自己的筆記盡量填滿橫亙于二十七度緯線上的歧視鴻溝，還給沖繩一個“沒有基地的島嶼”，而這恰恰也是日本及日本國民的責任。

在書中，大江寫到了他在沖繩的三個“發現”，第一個便是戰后一代的年輕人沒有祖國意識。從《舊金山和平條約》的生效到1972年的回歸，沖繩這個孤島，沒有主權，它只是一個聯合國授權下由美國托管的“地區”，可想而知，那些在二戰后出生的人怎么會有植根于心底的愛國意識，他的國又在哪里？面對本土，飽含的更多是被拋棄的痛吧，沖繩教管所里的失足少年那憤怒的犀利面孔折射出的是冷酷的“拒絕”，寧愿順從美國性倒錯者的引誘、享受一時的快樂，也要拒絕本土日本人的道義幫助，這是怎樣的“叛逆”。對于沖繩人，他們自身始終存在著一種來自身份認同的困惑，我是誰，沖繩人，美國人，還是日本人？鐫刻著沖繩歷史的復雜性及其對現代化的焦慮，生活在那里的人們難道只能惶恐地在缺乏歸屬感的掙扎中隱忍，盲從地隨著時間車輪以一種未知的身份面向未來嗎？答案可以在大江的第二個發現中找到依據，那就是“新沖繩人”觀念的樹立和獨立的民主主義精神。

戰后一代的知識分子們不但沒有在疲憊和迷惘中失去方向，反而在積極地充滿生機地推動島內獨立的民主主義運動。那里的人們探尋著潛藏在那片土地中可以彰顯沖繩獨特文化的根本特質，希望找回屬于自己的身份烙印。他們懼怕“從虎口下歸來的尊貴生命”再次落入背叛他們的“狼”的手里，毅然決然地主張用一種獨立自主的精神把命運緊緊攥在自己的手中，這無疑是對“舊我”的背棄，并從中樹立堂堂正正的獨立人格。“舊我”指的便是曾經的“沖繩的民眾意識”，概括起來就是事大主義和自卑心理，而“空道的人格”則是理解兩者互為表里的特質。作為一個四面臨海、毫無依傍的彈丸小島，沖繩沒有資格談大義名分，為了生存，沖繩人就要忍辱負重，不斷尋找自身的生命補給線，所謂的獨立也只是依附關系上的相對自主。然而，作為“新沖繩人”，他們果斷地砍斷自己與事大主義的瓜葛，拋掉自卑，爭取平等，帶著昂揚的自信。

我很欣賞英國撒切爾夫人的一句名言：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全國公務員共同的天地!不重視教育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其實，對教育的高度重視豈只現達的國家，早在原始部落就已得到了充分的認識。據說原始的某些部落為了教會孩子捕獵的本領，讓他們仰臥草叢，手托鮮果，伸向天空，連續好幾個鐘頭，紋絲不動，以騙得小鳥以為那是樹上的果子，飛去享用，卻被小孩抓住。你看，務實的、嚴格的、良好的教育，讓這些部落的孩子們成為智者，或是優秀的戰士。

當前，研討和實施素質教育，已成為一個熱門話題，實施素質教育，以提高全民族素質為目標，勢不可擋。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企盼千千萬萬高素質的人，高素質的人應當出自于良好的教育。身為一個教育者，深感育人的責任之大，擔子之沉。一次家長會上，一位家長如是說：依我看，孩子的知識結構足以讓我滿意，而培養孩子良好的品行、健康的心理、強壯的體魄，比學習知識更為重要……家長的一席談話，給教育者壓上一副沉重的擔子。

多年的班主任實踐告訴我：教育呼喚高素質的教師隊伍。教育有法，教育更要得法，教育得講究技巧和藝術。我親眼目睹了這樣一個偶發事件：在一次期末作文考試中，一班主任閱卷時，發現一生較長篇幅地摘錄了某刊物上的作文材料。作文效果與平時功夫相距甚遠，遂把該生作文拿到班主上請同學找證據。結果，證據確鑿，屬抄襲之功。課上，這一現象得到爆光……生回到家，茶不思，飯不想，情緒極度低落。家長問明原因，到校大駁教師教育無方，說孩子沒了自尊，也沒了自信，還談什么學業。時至今日，這個事件令我心隱隱作痛。不難看出，在大力實施素質教育的今天，這位班主任的所作所為，實是無視教育的規律，已不能適應時代的最基本的要求。

素質教育具有全體性，即必須面向全體學生，幫助每一位學生，使他們在原有的基礎上得到提高。在學生的群體中差異總存在的，古今如此，中外也如此。我們要提倡偏愛差生，看到其差異，揚其所長，救其所短，給他們更多的尊重、信任、理解和自信。

在一次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班會上，同學們較為友善而又含蓄地提出了批評和自我批評。沒想到，一個平時很有工作方法的學習委員，有力的批評一名成績極差的同學，說她習慣極差，品行惡劣（當時不難看出，這樣的批評帶有私人怨恨，帶有情緒的渲泄），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全國公務員共同的天地!說罷，教室一片嘩然。我分明看見，挨批評的搭拉著腦袋，眼角邊掛著傷心的淚。班會結束，我點了學習委員的名，讓她放學留下來。問及原因，方知在一次作文中真實地寫出了乘坐無人售票車未主動投幣的事實。我心中豁然開朗。令人欣喜的是第二天一大早，生給了我一封信，我摘錄信中的一段原話：江老師，今晚，我帶著十分難過的心情給您寫信，今天當著全班指責了我，批評了我的不良行為。當時的我恨不得馬上跳起來，戳她的脊梁骨，把她的不是也抖給大家瞧瞧，但我始終做不出來。回到家，我冷靜地想了想，說的一切也大多是事實。我明白，我學習不好，很多同學看不起我，可我最敬重您，你并沒有閑（嫌）棄我。江老師，請您相信我：我一定會用行動來爭（征）服全班的。……任何一個有思維的人都會被這封真誠的書信所感動。生敢說真話實話，作文中敢于表達真情實感，這是寫作極為寶貴的財富。可是她的長處，她的閃光點，以前卻不為人知。我找了一個合適的機會，把這封信給看，也把這封信宣讀給全班聽。第二學月的一幫一接對中，主動要求和接對子。一個小小的成功，竟成了學習的強勁動力，后來，生的學習直線上升。

有人把塑造、改造、輿論、模仿、自治時間歸結為教育的五種形式，我們千萬不要小看這五種教育形式的神奇和魅力。我想談談模仿這種方式。模仿即是引導學生學習和效仿別人的言行的一種教育方法。說穿了，就是借助榜樣的力量，激發學生產生一種健康的心理情緒。有時，班上發生的一些突發事件，往往會令人束手無策。接任現在的班級快一年，應該說班風建設的成績讓我欣慰。有一天中午，生上交軍訓費找回的元錢在短短的分鐘內不翼而飛。明查暗訪，未發現一點漏洞。但我堅信，這事系我班某同學所為。扼殺孩子的自尊，搜身什么的不顧教育規律，違法的事我不可能去做，下午想了兩節課，我苦苦思索解決問題的辦法。放學后，我僅耽誤分鐘的時間。我從生家長熱情捐助我班精美石英鐘談起，談到了人間真情，談到了人與人相處的真誠和寬容，我還提到了老師小時候發生的一件刻骨銘心的往事。

細讀今年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以及近幾年來美國領導人的重要演講，都貫穿這樣一個“美國邏輯”：只有把別國都變“民主”了，美國才能真正的“安全”了。報告說:“美國的政策是在每一個國家和文化中尋求并支持民主運動和民主制度，最終目標是結束世界上的專制統治。”“由于自由國家向往和平，自由的進步將使美國更為安全。”

按照這個邏輯，美國以“民主”為旗號的任何行動，都天然具有神圣的光環。這不禁讓人產生疑問：是誰賦予美國這樣至高無上的權利來推行“民主”？美國為什么可以像法官一樣來評判別國民主不民主？這種盛氣凌人，頤指氣使的做派本身民主嗎？美國的民主是最好的嗎？還有，當今世界的老百姓是在盼和平與發展呢，還是熱盼美國的“民主”呢？

這些問題值得好好想想。

一、漫漫求索民主路

民主是個好東西，當今世界恐怕極少有人對此持有異議。人民都希望民主，這是毫無疑問的。細想一下，什么叫民主？那當然是人民當家作主。但民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是大家都過好日子。那么，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這就需要一定的機制，而采用什么機制則一定與當時當地的社會條件密切相關。

在遠古，印度鄉村里有什么重大的事要辦，村民們便聚在一棵大樹底下議論。要議論就得有一個人或者幾個人主持，否則七嘴八舌，議而難決。于是，年紀大的、輩分高的人被推舉出來。這在古印度叫“本佳亦德”，意思是“五老會”。這個名稱在今天的印度鄉村里還在沿用。古希臘以城邦繁榮著稱，城邦里各種利益集團林立，怎么治理呢？由于城邦不大，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商議，實行直接民主相對容易。在極盛時期的伯里克利時代，雅典人口只有40萬，其中自由民16.8萬，外邦人3.2萬，奴隸20萬。當時的政治官是一年一選，另外還有元老院和公民大會等，顯得頗為民主。但是，別忘了20萬奴隸和其他沒有取得市民資格的人是沒有選舉權的。所以，這是統治階級內部的民主。不、古希臘的民主共和傳統，后來在古羅馬得到傳承和發展，曲曲折折地演變了幾百年，后來被帝制取代了。為什么？因為城邦衰落了，龐大的帝國建立起來了。無論是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還是凱撒的繼承人屋大維，都是“朕即天下”的君主，昏君當道、奴隸起義、外族入侵，是古希臘、羅馬衰亡的主要原因。在西羅馬帝國之后的漫長中世紀，基督教會的勢力至高無上。一直到十三、十四世紀的意大利文藝復興，矛頭針對教皇。當時的覺醒者從古希臘、羅馬的廢城里發掘出了“人道”和“民主”這樣的政治元素，用“人”來挑戰“神”。但他們的反抗主要局限于藝術和學術的形式。一直到十七、八世紀，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一批像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等的思想家，用“民主”來反對封建王權，痛斥“君權神授”，主張“社會契約論”，為資本主義的大發展準備了思想武器。

中國古代文學批評頗多對待性范疇,如“形”與“神”、“奇”與“正”、“復”與“變”、“繁”與“簡”、“濃”與“淡”,等等,素為論者關注,并做有很湛深的研究。但對“老”與“嫩”這一組對待性范疇的討論則較少看到,其所涵示的意義也較少為人發揚。其實,它們在宋以后有很活躍的表現,由它們及其所提攜起的一連串后序名言,很好地概括了古人力求完粹,高不傷膚、雅不落巧的創作追求,適切地傳達了宋以來“后經典時代”中國人獨特的文學經驗與審美趣尚。“老”原指物事與人的歷時久遠,用諸論文,指作品的老熟與老成。如杜甫《敬贈鄭諫義十韻》之“毫發無遺憾,波瀾獨老成”。老成的筆法稱為“老筆”,如李白《題上陽臺》之“山高水長,物象萬千。非有老筆,清壯何窮”,劉克莊《劉圻父詩序》之“它日余將求續集而觀老筆焉”。由老成筆法構成的佳句叫“老句”,如王世懋《藝圃擷余》稱杜甫“故多變態,其詩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麗句、有險句、有拙句、有累句”;

構成的格調叫“老格”,如僧鸞《贈李粲秀才》有“前輩歌詩惟翰林,神仙老格何高深”。由此老格的作品,通常洋溢著“老氣”,如謝逸《陳倅席上分韻得我字》之“酒酣涌新詩,老氣激衰墮”;故可稱“老作”,如曾季鋰《艇齋詩話》稱“韓文杜詩備極全美,然有老作,如《祭老成文》、《大風卷茅屋歌》,渾然無斧鑿痕,又老作之尤者”。“嫩”由物初生時的柔弱樣態和事初起時的輕微狀態,衍指物之質地不堅實、顏色新鮮淺淡,還有人的青澀不老到,這些都很容易了解。但有時也指事物與人性可貴的本初,譬如宋明理學家就常如此,他們以“仁是嫩物,譬之草木,嫩則生,老則枯”,①在此中投托了自己許多的哲思。用以論文,則指作品字句聲色的俊美細膩乃或庸腐華偽。如鐘嶸《詩品》卷下之論戴逵詩“嫩弱”即是。要之,“大約‘老’字對‘嫩’看”。②如陸時雍《詩鏡總論》評“齊梁人欲嫩而得老,唐人欲老而得75嫩,其所別在風格之間;齊梁老而實秀,唐人嫩而不華,其所別在意象之際;齊梁帶秀而香,唐人撰華而穢,其所別在點染之間”。陳繹曾《文章歐冶》以“嫩”為古文病格,又明確地以“不老”釋“嫩”。王思任《世說新語序》稱劉義慶“本一俗語,經之即文;本一淺語,經之即蓄;本一嫩語,經之即辣。

蓋其牙室利靈,筆顛老秀,得晉人之意于言前,而因得晉人之言于舌外”。或論詩,或評文,但大抵都是由這樣的對看,來揭示其意義的分野。“老”與“嫩”被廣泛用于文學批評,大抵在宋代。特別是“老”這個范疇,可見諸其時各家文學批評。具體地說,它可以是一種“老健”,如朱熹《跋病翁先生詩》稱“逮其晚歲,筆力老健,出入眾作,自成一家”;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引蘇軾論張子野,也有“子野詩筆老健,歌詞乃其余波耳”之說。可以是一種“老蒼”,如黃庭堅《次韻答邢敦夫》之稱“兒中兀老蒼,趣造甚奇異”。可以是一種“老辣”,如劉克莊《趙戣詩卷題跋》稱“歌行中悲憤慷慨生硬老辣者,乃似盧仝、劉叉”。可以是一種“老練”,如葉適《題難岳詩稿》稱“潛夫思益新,句愈工,涉歷老練,不止闊遠,建大將旗鼓,非子孰當”。可以是一種“老重”,如黃庭堅《答洪駒父書》稱“寄詩語意老重,數過讀,不能去手”。

以后歷代人更將之廣泛運用于各體文的批評,成為古代文學批評史上一個重要的理論范疇。“老”與字句有關,所謂“凡下字造句堅致穩當即老也”。①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一說:“用意高深,用法高深,而字句不典、不古、不堅老,仍不能脫凡近淺俗。故字句亦為詩文家一大事。”他還具體列出“義法粗胚”若干,“轉折”、“氣脈”之外,就有“不經意助語閑字”,其下注曰:“必堅老生穩”。而像元詩那樣,“其詞太綺縟而乏老蒼,其調過勻整而寡變幻”,②是作詩之下乘,為歷代論者所不取。字有字法,除“貴屬對穩”、“貴遣事切”、“貴結響高”之外,還“貴捶字老”,要之“總歸于血脈動蕩,首尾渾成”。

如果沒有聯想，那想象便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了。所以，在寫作過程中，想象和聯想，往往是綜合適用，而不能截然分開。聯想，是一種由此及彼的思維活動。其主要方式有相似聯想、對比聯想及輻射聯想等。

如何展開以上聯想呢？第一，明確概念；第二，找準相近，相似的事例，以便使這些聯想，為我所用。

“相似聯想”，即由甲事物想到與其在形態、性質、功能、特征等方面有相似聯系的乙事物等等。例如賈祖樟的《南州六月荔枝丹》一文寫到鮮荔枝變質快的特點，便引用杜牧《過華清宮》詩中的“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以說明當時統治者為把鮮荔枝迅速送進京城而不惜勞民傷財；寫到單發展荔枝生產以滿足人民生活日益提高的需要時，則引用了蘇軼的“欲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的詩句，明我國嶺南盛產荔枝。又如夏衍寫的《包身工》一文，在寫到包身工遭受殘酷的壓迫、剝削，為工廠老板創產值多而收獲卻少得可憐時，自然聯想到“墨鴨”而吃的卻很少。這便是使用了相似聯想。“對比聯想”，即由對某一事物的感知、回憶而引起與該事物具有相反特點的其他事物的回憶。如陶鑄同志在《崇高的理想》一文中，論述到鄉，往往是地主階級或向往地主階級生活的人的理想；在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的理想是希望錢越賺越多，利潤越來越高，而且希望這個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社會是“永恒”的。而無產階級，卻是打倒這個“永恒”，把這個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社會推翻。在社會主義社會，“為人民服務”，實現共產主義事業，就成為廣大人民的共同理想。

“輻射聯想”，即以某事物為觸發點，向其四周聯想到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及各類知識的積累。最典型的要算秦牧的《土地》一文。他以“土地”這一極普通的事物為觸發點，騎著思想的野馬馳騁于四面八方，聯想到了歷代的人們對土地的珍惜；想到失去土地的人們的悲哀．想到了土地被剝削者占有時，勞動者的種種不幸；想到了勞動者為保衛土地，爭做土地的主人而進行的可歌可泣和不屈不撓的斗爭，更想到了勞動者成為土地的主人后，對土地的改造和對自己家園的建設。又如1994年高考作文題為“嘗試”。有一考生在作義中寫到嘗試“留長辮”嘗試“迷你裙”嘗試“流行歌曲”等，本想“瀟灑”一回，結果都不如人意而貽笑大方的深切體會。

一、關于兩次結合

“結合”是指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統一。“兩次結合”，說的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具體運用于中國革命和建設兩個不同歷史階段的實際，實現兩個不同時期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首創者是。從他有關的大量論述來看，上世紀30年代提出這一命題的根據在于：馬克思主義具有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的實際應用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的固有性質；中國是在強大而又內部互相矛盾的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和中國封建勢力統治之下的、政治經濟發展具有極大不平衡性和不統一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有自己的特殊國情和革命的基本特點與基本規律；黨內三次“左”傾錯誤特別是以王明為代表的第三次“左”傾教條主義路線，使黨和革命事業幾乎瀕臨絕境帶來的慘痛教訓。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含義，一是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即按照中國的特點靈活恰當地應用馬克思主義原理；二是使中國革命豐富實際馬克思主義化，即把中國的斗爭經驗進行總結提煉使之上升為理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要實現途徑，一是完整準確地理解和把握馬克思主義，關鍵是樹立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學風；二是全面深刻地分析和認識中國實際，關鍵是進行系統周密的調查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質，是要“化”出中國自己的特色，“化”出中國自己的理論。

第一次結合，是率先垂范，帶領全黨經過十幾年的艱辛探索實踐，總結成功和失敗的經驗，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實現的；接著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后最初七年間，帶領全黨繼續探索實踐，總結國內和國際尤其是蘇聯搞社會主義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實現的。所以第一次結合，包括民主革命中的結合和社會主義革命中的結合。這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貢獻。

第二次結合，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實現的。*年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開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及時地提出了再次結合的問題。他在那年4月4日討論斯大林問題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發表講話，認為最重要的教訓是獨立自主，調查研究，摸清本國國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制定我們的路線、方針、政策，提出“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不少成功的探索和實踐，同時要總結缺點和片面性，指出：“現在我們有了自己的初步實踐，又有了蘇聯的經驗和教訓，應當更加強調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強調開動腦筋，強調創造性，在結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他探索第二次結合的代表作《論十大關系》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成的。這一探索迅速見效，向前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但是不久即因“左”的干擾而中斷，往后的探索漸入歧途，出現了許多重大失誤以至“”的長時間全局性嚴重錯誤，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受到挫折甚至一定程度上的倒退。所以總的說，他的探索是不成功的，未能正確解決第二次結合的問題；*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深刻總結建國以來歷史經驗，既繼承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理論觀點，又糾正晚年的錯誤，撥亂反正，恢復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基本問題解放思想，把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發展道路重新納入科學的軌道。在此過程中，取得了對社會主義再認識的一系列重大成果，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初步形成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其后又經過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和十六大以來黨中央的不斷探索和實踐，發展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這一理論體系指導下，終于走出了一條中國式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為成功地實現第二次結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入一個新的境界。

二、關于兩次飛躍

【關鍵詞】斯大林/蘇聯共產黨/社會主義國家思想/實踐

【正文】

〔中圖分類號〕A32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769(2001)02-0001-05

（一）

1936年，斯大林在《關于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中宣布：在蘇聯“所有的剝削階級都消滅了。”“我們蘇聯社會已經做到在基本上實現了社會主義，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者又稱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的制度。”于是，在蘇共中發生了關于社會主義國家問題的爭論。當時，蘇共黨內有人提出：蘇聯的剝削階級已被消滅，社會主義已經基本建立起來，為什么不促使國家消亡呢？1939年，斯大林《在黨的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關于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中，對這個問題專門作了回答。他認為，恩格斯是說過，國家作為全社會的真正代表所采取的第一個行動，即把生產資料變為公共財產這一行動，將是它以國家資格所采取的最后一次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系的干涉，便會逐漸成為多余的東西而自行停止。對人的管理將被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指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但是，恩格斯的這個觀點是以社會主義大致同時地在一切國家或大多數國家中獲得勝利為前提的。然而，現在的事實是，社會主義在單獨一個國家中獲得勝利，這個國家還受著資本主義的包圍和由此產生的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種種危險。因此，不應當忽視這樣的事實而照搬恩格斯的觀點，那是違背馬克思主義實質的。所以，以斯大林為首的蘇共，從客觀實際出發，明確而正確地提出，在蘇聯，不僅應當堅持和鞏固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而且應當堅持和鞏固馬列主義政黨在國家政權中的領導地位。同時，蘇維埃國家，還應當總結蘇維埃政權建設的經驗，使國家形式隨著國內外環境的變化而改變。

應當說，斯大林的這個觀點是正確的，符合實際的。這是斯大林和蘇共對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一大貢獻。如果當時斯大林和蘇共不實現這一理論與實踐上的突破，不建設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強大國家政權，蘇聯的社會主義早就不復存在了。

【內容提要】在《論住宅問題》中，恩格斯首次表述了馬克思主義關于法律產生的一般規律的學說，但也留下一些重要問題有待闡發。在摩爾根《古代社會》發表之后，恩格斯依據史前史研究的科學成果，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對法律起源問題作了科學系統的闡述。

【關鍵詞】法律起源/恩格斯/唯物史觀

【正文】

法律究竟是怎樣產生的？這是法理學所要探討的一個重要問題。馬克思主義對這個問題給予了科學的解釋。馬克思主義關于法律起源問題的分析和闡述也有一個逐漸深化和發展的過程。1872年5月至1873年1月，恩格斯針對蒲魯東主義者散布解決工人階級住宅問題的資產階級慈善家的改良方案，撰寫了一組重要文章，先后發表在《人民國家報》上，而后以《論住宅問題》為題出版了單行本。在《論住宅問題》中，恩格斯深刻地剖析蒲魯東主義者解決住宅問題的方案的理論基礎——“永恒公平”論，明確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住宅問題的解決總是有利于資產者，資產階級法律不可能解決住宅問題，并從正面科學地揭示了法、法學與社會經濟條件的內在聯系，對法律起源問題做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闡述，然而由于受科學資料和研究成果的歷史局限，恩格斯關于法律起源的論述中仍然包涵著若干沒有獲得解決的重大存疑。直到19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人類學研究的迅速進展尤其是路易斯·亨利·摩爾根關于史前史研究的權威成果，才為解答恩格斯的存疑提供了客觀條件。《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是恩格斯在吸取摩爾根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撰寫出來的一本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和法的問題的杰出著作，是馬克思主義關于法律起源問題的定型之作。

《論住宅問題》關于法律起源問題的闡述與存疑

《論住宅問題》是恩格斯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尤其是蒲魯東主義者）論戰的產物。法律的起源是這場論戰過程中涉及的主要問題之一。

【內容提要】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是從屬于他的《資本論》研究的。他把各種所有制作歷史排列的原因是勞動者和勞動資料相互聯系的不同方式的形成是一個歷史過程，而兩者關系則是考察所有制形態的內容。馬克思的分析是以公有制和私有制相互消長的關系、所有制和公社（或社會）的相互關系為雙層線索進行的。正是這一階段研究中，馬克思注意了非經濟的社會關系，因而，他晚年轉向人類學研究。

【正文】

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是他的《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重要內容。我們知道馬克思研究有三個階段即哲學研究時期、經濟學研究時期和人類學研究時期。在第一個時期，他的重點是發現社會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確立他的基本哲學思想，對人類學的研究基本沒有涉及，而在社會形態的演進上其重點是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之間的區別；在第二個時期，他在發現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矛盾及發展趨勢都深藏于經濟的事實的基礎上，重點從事的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但為了考察勞動者和他的勞動資料的分離過程，考察資本主義所有制的歷史起源，就必須追根溯源地探討所有制的演進過程，這就必然地涉及到對人類學的專門的研究。《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就是這一研究的產物。這一著作是馬克思這一時期的主要的人類學研究成果，是理解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關于社會形態演進的觀點的關鍵，也是馬克思晚年人類學研究轉向的基礎。本文在重點研究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的基礎上，對這種轉向的原因也略作分析。

一、馬克思人類學研究的從屬性

馬克思這時的人類學研究是從屬于他對資本主義所有制的研究的，所以他的重點還不是資本主義前的社會形態，而是所有制形式，首先考察的是勞動者和他的勞動資料的分離過程。馬克思一開始就指出：“如果說雇傭勞動的前提和資本的歷史條件之一，是自由勞動以及這種自由勞動同貨幣相交換，……；那么，另一個前提就是自由勞動同實現自由勞動的客觀條件相分離，即同勞動資料和勞動材料相分離。可見，首要的是，勞動者同他的天然的實驗場即土地相脫離，從而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體，以及以東方公社為基礎的公共土地所有制解體。”（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70～471頁。）在這里馬克思要考察的是資本主義經濟形成的歷史條件，而它的第一個前提是“自由勞動同貨幣相交換”，即勞動力的商品化過程是馬克思要考察的一個方面，因為勞動力的商品化是剩余價值形成的基礎；而另一個歷史前提則是自由勞動和實現它的客觀條件的分離，它即是勞動力商品化歷史形成的另一個方面，而它的實質在馬克思看來是所有制形式的演進過程，這種演進過程的結果就是資本主義所有制的形成。因此，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是從屬于他的《資本論》的研究的。

為這一研究目的所決定，馬克思重點考察的是勞動者和他的勞動資料分離的歷史過程，而這一分離的起點是：“小規模的自由土地所有制和以東方公社為基礎的土地所有制的解體”。在這里研究的目的成為決定研究分離的起點的內在規定；因為，小規模的自由土地所有制和以東方公社為基礎的土地所有制是兩個不同歷史階段的所有制，從歷史階段上看，前者事實上是后者的產物之一，但對于勞動者和勞動資料的分離來說，兩者都是這種分離的起點。勞動者和勞動資料的分離的過程，從一方面看，也就是形成勞動力商品化的歷史前提的歷史進程。這一分離過程與它的起點相一致，也有兩種形式：一是從“公有財產所有者之間的關系”中發生分離，二是從“獨立的財產所有者”中發生的分離；無產階級則是這一分離過程的最終歷史結果。從另一方面看，勞動者和勞動資料的分離過程的研究實質上也是對所有制發展的研究。一種是亞細亞的形式，勞動者和他的勞動條件的這種統一被稱為“原始統一”；一種是“獨立的財產所有者”所體現的統一，它本身也是原始統一解體的產物。這兩種統一之所以放在一起考察，是因為它們都是勞動者和他勞動的客觀條件分離的起點，由于在這兩種所有制形態中，勞動者是與勞動資料自然統一在一起，因此，勞動者“有一種獨立于勞動之外的物質生存基礎”，這樣勞動者不僅是作為勞動者，而首先是作為所有者或社會成員（共同占有者）的資格彼此發生關系。小規模的自由土地所有制和以東方公社為基礎的土地所有制，都具有勞動者是與勞動資料自然統一在一起這一特點。后來馬克思在他的《剩余價值學說史》中說：“勞動者和勞動條件之間的原有統一（我們不談奴隸關系，因為當時勞動者自身屬于客觀的勞動條件）有兩種主要形式：亞洲公社（原始共產主義）和這種或那種類型的小家庭農業（與此相結合的是家庭工業）。這兩種形式都是幼稚的形式，都同樣不適合于把勞動發展為社會勞動，不適合于提高社會生產力。因此，勞動和所有權（后者應理解為對于生產條件的所有權）之間的分離、破裂和對立就成為必要的了。這種破裂的極端的形式（……）就是資本的形式。原有的統一的恢復，只有在資本創造的物質基礎上，并且只有通過工人階級和整個社會在這個創造過程中經歷的革命，才有可能實現。”（注：馬克思：《剩余價值學說史》。）勞動者和勞動條件的原有統一的解體到這種統一的恢復，被理解為人類社會的歷史運動過程，其最終結果是共產主義的實現。

大家知道，恩格斯晚年發表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至今已經近一百二十年了。每當我們重讀這篇名著時，都會有一些新的體會和認識。這里，我想圍繞著有關國家起源的幾個理論問題，作一點再思考。

無須諱言，我國的史前社會研究，特別是有關國家起源或者說文明起源的研究，自從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來，基本上遵循著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所提出的理論模式，從而構建中國古代國家形成的歷史。但是，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我們常常會遇到這樣一種困惑，即如何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古史實際相結合。顯然，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本以歐洲古史為例，就路易斯·亨·摩爾根的研究成果而作，誠如第一版序言所說的那樣，“以下各章，在某種程度上是執行遺言。不是別人，正是卡爾·馬克思曾打算聯系他的——在某種限度內我可以說是我們兩個的——唯物主義的歷史研究所得出的結論來闡述摩爾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這樣來闡明這些成果的全部意義”。①因此，我們的研究工作，也應該從中國古史實際出發，走出固有的理論模式。（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首先，我們覺得，有必要正確認識奴隸社會兩種形態，這是我們討論問題的前提條件；

也許人們還記得，1859年1月，馬克思在其《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中，第一次提出了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概念，并與古代的并列，“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②。對于這段話的理解，是否可以用兩分法，把“亞細亞的”和“古代的”視為古代文明世界奴隸社會的兩種形態，雖然還在繼續討論之中。不過，我們從后來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的第八章，論述德意志人國家的形成時，則著重地指出“由于這種野蠻狀態，他們還沒有達到充分發展的奴隸制，既沒有達到古代的勞動奴隸制，也沒有達到東方的家庭奴隸制”，③起碼有兩點應該是明確的：第一點，古代文明世界的奴隸制有兩種形態，其一為“古代的勞動奴隸制”；其二為“東方的家庭奴隸制”，第二點，無論是“古代的勞動奴隸制”，還是“東方的家庭奴隸制”，從文意上看，都應是經過奴隸制初期發展階段，爾后，才“達到充分發展的奴隸制”的。恩格斯的這一觀點，在稍后幾年出版的《美國工人運動》（原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美國版序言，后以單行本發行）一文中，也是可以看得到的。他說：“在亞細亞古代和古典古代，階級壓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隸制，即與其說是群眾被剝奪了土地，不如說他們的人身被占有。”④至此，就更加明白無誤地告訴了我們，“亞細亞古代”和“古典古代”，已經不僅僅是地域概念問題了，實際上它還包含著兩種不同形態的意思在里邊，與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所說的“在奴隸經濟（不是家長制的奴隸經濟，而是后來希臘羅馬時代那樣的奴隸經濟）作為致富手段存在的一切形式中……”⑤觀點是一致的，即強調奴隸社會有兩種形態，分為以“家長制的奴隸經濟”為基礎的“東方的家庭奴隸制”和以“希臘羅馬時代那樣的奴隸經濟”為基礎的“古代的勞動奴隸制”。

其實，以“家長制的奴隸經濟”為基礎的“東方的家庭奴隸制”和以“希臘羅馬時代那樣的奴隸經濟”為基礎的“古代的勞動奴隸制”，作為兩種發達的奴隸社會不同的表現形態，主要還是受到了所處的地理環境作用和影響，人們的生產和生活實踐，總是離不開一定的自然條件的。普列漢諾夫就曾說過：“由于生產斗爭的自然條件不同，因此人類共同生活的形式也漸漸地具有不同的性質。到處相同的民族生活方式讓給各種不同的社會關系，雅典社會的制度不同于中國的制度；西方的經濟發展過程根本不同于東方的經濟發展過程”⑥，并且，還認為“古代社會代替了氏族社會組織；同樣，東方社會制度產生以前的社會組織也是氏族社會組織。這兩種經濟制度的類型，每一種都是生產力在氏族組織內部增長的結果，生產力的這種增長最后必然要使氏族組織解體。如果這兩種類型彼此有著很大的區別，那么它的主要特征是在地理環境的影響下形成的。在這種情形下，地理環境給了生產力發展達到一定程度的社會以一種生產關系的總和；而在另一種情形下，地理環境給了另一種根本不同于第一種的生產關系的總和”⑦。

其次，既然“亞細亞古代”和“古典古代”是兩種形態或曰兩種類型，那么，它們的國家產生和發展，也必然有所不同；從“古典古代“來看，恩格斯當年根據所能見到的材料，全面、系統地研究了雅典、羅馬和德意志人的國家產生的全過程，最后得出了結論：雅典是最純粹、最典型的形式，在這里，“國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從氏族社會本身內部發展起來的階級對立中產生的”；在羅馬，“氏族社會變成了閉關自守的貴族，貴族的四周則是人數眾多的、站在這一社會之外的、沒有權利只有義務的平民，平民的勝利炸毀了舊的氏族制度，并在它的廢墟上面建立了國家”；最后，“在戰勝了羅馬帝國的德意志人中間，國家是作為征服外國廣大領土的直接結果而產生的”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