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變法范文10篇

【內容提要】文章論述了中西方早期社會變革異質特點、產生的主要原因，及其對社會發展的深刻影響。

【關鍵詞】戰國/古希臘/社會變革

中國古代的戰國時期與古希臘雅典城邦、古羅馬共和國前期，都發生了國家建立早期的社會改革運動。戰國變法至秦帝國的統一，建立了中央集權君主專制的政治體制；此前，古希臘雅典城邦國家已經走完了它的民主政體的改革旅程；而同時，古羅馬正邁步在共和國前期政治改革的社會發展階段。古代中西方社會通過改革各自選擇了極為不同的政治道路，這一歷史選擇過程，給各自社會的政治制度鋪奠了完全異質的基石，在各自的文化傳統中打下深刻的烙印，從而對此后漫長的社會發展歷程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一

古希臘羅馬的改革與戰國變法都屬于一種國家建立早期出現的社會轉型現象，是在氏族血緣組織解體或宗法血親制度崩潰的前提下，由于社會階級和權力結構需要重新組合而進行的重要改革運動。由于兩者社會結構和各方面基礎條件的不同，尤其是改革的主導力量有別，而使兩者在運作過程中表現出對“人”及其生存的基本權利諸核心問題存在著本質性差異。

公元前594年，希臘雅典的梭倫改革，頒布“解負令”，取消公私債務，恢復債奴的公民身份，并永遠禁止把雅典公民淪為奴隸。公元前367年，羅馬通過李錫尼法案，緩解了平民的債務問題，到公元前326年，又通過波提利烏斯法案，正式廢除了債務奴隸制。李維的《羅馬史》寫道：“這一年似乎是羅馬平民自由的新開始，因為債務奴役被取消了……這樣，被奴役的人遂獲得了解放，就是在以后也禁止奴役債務人。”（注：李維：《羅馬史》第8卷，轉引自于信貴《古代羅馬史》，吉林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頁。）法律禁止將公民淪為奴隸，從而在外籍奴隸與本國公民之間建立起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將不得奴役本國公民的理念上升為國家制度，對本國公民的人身權作出基本保障，在此基礎上逐步建立起國家公民制度，從而使平民與貴族逐漸融合成平等的自由民階級。此改革措施的卓越之處在于從野蠻的奴隸社會中開辟出“文明”之路，開始將“奴隸”與“人”基本分開，而后羅馬法“人格權”這一概念便肇始于此，它不僅是民眾對平等權利追求的初步勝利，且在世界法律史上具有劃時代的進步意義。

公元前五世紀后期，魏國李悝變法，其《法經》規定：“盜符者誅，籍其家；盜璽者誅，議國法令者誅，籍其家及其妻氏。”（注：［明］董說：《七國考》卷12引桓譚《新論》。）“籍其家”就是將其家人全部淪為奴隸。此類法律為當時各國普遍采用，如云夢《秦律》中有關各式罪犯之家人籍為奴隸的條文不少。公元前361年，秦國商鞅變法，“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更將從事工商業或貧窮的民眾都淪為奴隸，而官僚集團則按軍功爵秩分配“臣妾”（注：《史記·商君列傳》、《商君書·墾令篇》）。說明官府是如何蠻橫地侵犯著民眾的人身權。《商君書·錯法篇》載：“同列而相臣妾者，貧富之謂也。”說得十分坦然。《戰國策·秦策四》謂當時各國“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裘錫圭也詳盡論證了當時奴隸數量很大，且在各類生產上普遍使用，應定性為奴隸制社會的問題（注：裘錫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總之，商鞅變法后，秦國的奴隸數量大增，使用也更普遍，乃至秦、漢兩代成為中國歷史上奴隸數量最多的時期。一直到清代，統治者也根本沒有保護本國民眾基本人身權的概念，民眾因犯罪與債務淪為奴隸者觸目皆是，人們始終不懂得什么是“人格權”！（注：參閱拙作：《論羅馬法“人格”與秦漢律“名籍”問題》，《華東政法學院學報》2000年第4期。）

【內容提要】文章論述了中西方早期社會變革異質特點、產生的主要原因，及其對社會發展的深刻影響。

【關鍵詞】戰國/古希臘/社會變革

中國古代的戰國時期與古希臘雅典城邦、古羅馬共和國前期，都發生了國家建立早期的社會改革運動。戰國變法至秦帝國的統一，建立了中央集權君主專制的政治體制；此前，古希臘雅典城邦國家已經走完了它的民主政體的改革旅程；而同時，古羅馬正邁步在共和國前期政治改革的社會發展階段。古代中西方社會通過改革各自選擇了極為不同的政治道路，這一歷史選擇過程，給各自社會的政治制度鋪奠了完全異質的基石，在各自的文化傳統中打下深刻的烙印，從而對此后漫長的社會發展歷程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一

古希臘羅馬的改革與戰國變法都屬于一種國家建立早期出現的社會轉型現象，是在氏族血緣組織解體或宗法血親制度崩潰的前提下，由于社會階級和權力結構需要重新組合而進行的重要改革運動。由于兩者社會結構和各方面基礎條件的不同，尤其是改革的主導力量有別，而使兩者在運作過程中表現出對“人”及其生存的基本權利諸核心問題存在著本質性差異。

公元前594年，希臘雅典的梭倫改革，頒布“解負令”，取消公私債務，恢復債奴的公民身份，并永遠禁止把雅典公民淪為奴隸。公元前367年，羅馬通過李錫尼法案，緩解了平民的債務問題，到公元前326年，又通過波提利烏斯法案，正式廢除了債務奴隸制。李維的《羅馬史》寫道：“這一年似乎是羅馬平民自由的新開始，因為債務奴役被取消了……這樣，被奴役的人遂獲得了解放，就是在以后也禁止奴役債務人。”（注：李維：《羅馬史》第8卷，轉引自于信貴《古代羅馬史》，吉林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頁。）法律禁止將公民淪為奴隸，從而在外籍奴隸與本國公民之間建立起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將不得奴役本國公民的理念上升為國家制度，對本國公民的人身權作出基本保障，在此基礎上逐步建立起國家公民制度，從而使平民與貴族逐漸融合成平等的自由民階級。此改革措施的卓越之處在于從野蠻的奴隸社會中開辟出“文明”之路，開始將“奴隸”與“人”基本分開，而后羅馬法“人格權”這一概念便肇始于此，它不僅是民眾對平等權利追求的初步勝利，且在世界法律史上具有劃時代的進步意義。

公元前五世紀后期，魏國李悝變法，其《法經》規定：“盜符者誅，籍其家；盜璽者誅，議國法令者誅，籍其家及其妻氏。”（注：［明］董說：《七國考》卷12引桓譚《新論》。）“籍其家”就是將其家人全部淪為奴隸。此類法律為當時各國普遍采用，如云夢《秦律》中有關各式罪犯之家人籍為奴隸的條文不少。公元前361年，秦國商鞅變法，“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更將從事工商業或貧窮的民眾都淪為奴隸，而官僚集團則按軍功爵秩分配“臣妾”（注：《史記·商君列傳》、《商君書·墾令篇》）。說明官府是如何蠻橫地侵犯著民眾的人身權。《商君書·錯法篇》載：“同列而相臣妾者，貧富之謂也。”說得十分坦然。《戰國策·秦策四》謂當時各國“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裘錫圭也詳盡論證了當時奴隸數量很大，且在各類生產上普遍使用，應定性為奴隸制社會的問題（注：裘錫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總之，商鞅變法后，秦國的奴隸數量大增，使用也更普遍，乃至秦、漢兩代成為中國歷史上奴隸數量最多的時期。一直到清代，統治者也根本沒有保護本國民眾基本人身權的概念，民眾因犯罪與債務淪為奴隸者觸目皆是，人們始終不懂得什么是“人格權”！（注：參閱拙作：《論羅馬法“人格”與秦漢律“名籍”問題》，《華東政法學院學報》2000年第4期。）

【內容提要】文章論述了中西方早期社會變革異質特點、產生的主要原因，及其對社會發展的深刻影響。

【關鍵詞】戰國/古希臘/社會變革

中國古代的戰國時期與古希臘雅典城邦、古羅馬共和國前期，都發生了國家建立早期的社會改革運動。戰國變法至秦帝國的統一，建立了中央集權君主專制的政治體制；此前，古希臘雅典城邦國家已經走完了它的民主政體的改革旅程；而同時，古羅馬正邁步在共和國前期政治改革的社會發展階段。古代中西方社會通過改革各自選擇了極為不同的政治道路，這一歷史選擇過程，給各自社會的政治制度鋪奠了完全異質的基石，在各自的文化傳統中打下深刻的烙印，從而對此后漫長的社會發展歷程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一

古希臘羅馬的改革與戰國變法都屬于一種國家建立早期出現的社會轉型現象，是在氏族血緣組織解體或宗法血親制度崩潰的前提下，由于社會階級和權力結構需要重新組合而進行的重要改革運動。由于兩者社會結構和各方面基礎條件的不同，尤其是改革的主導力量有別，而使兩者在運作過程中表現出對“人”及其生存的基本權利諸核心問題存在著本質性差異。

公元前594年，希臘雅典的梭倫改革，頒布“解負令”，取消公私債務，恢復債奴的公民身份，并永遠禁止把雅典公民淪為奴隸。公元前367年，羅馬通過李錫尼法案，緩解了平民的債務問題，到公元前326年，又通過波提利烏斯法案，正式廢除了債務奴隸制。李維的《羅馬史》寫道：“這一年似乎是羅馬平民自由的新開始，因為債務奴役被取消了……這樣，被奴役的人遂獲得了解放，就是在以后也禁止奴役債務人。”（注：李維：《羅馬史》第8卷，轉引自于信貴《古代羅馬史》，吉林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頁。）法律禁止將公民淪為奴隸，從而在外籍奴隸與本國公民之間建立起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將不得奴役本國公民的理念上升為國家制度，對本國公民的人身權作出基本保障，在此基礎上逐步建立起國家公民制度，從而使平民與貴族逐漸融合成平等的自由民階級。此改革措施的卓越之處在于從野蠻的奴隸社會中開辟出“文明”之路，開始將“奴隸”與“人”基本分開，而后羅馬法“人格權”這一概念便肇始于此，它不僅是民眾對平等權利追求的初步勝利，且在世界法律史上具有劃時代的進步意義。

公元前五世紀后期，魏國李悝變法，其《法經》規定：“盜符者誅，籍其家；盜璽者誅，議國法令者誅，籍其家及其妻氏。”（注：［明］董說：《七國考》卷12引桓譚《新論》。）“籍其家”就是將其家人全部淪為奴隸。此類法律為當時各國普遍采用，如云夢《秦律》中有關各式罪犯之家人籍為奴隸的條文不少。公元前361年，秦國商鞅變法，“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更將從事工商業或貧窮的民眾都淪為奴隸，而官僚集團則按軍功爵秩分配“臣妾”（注：《史記·商君列傳》、《商君書·墾令篇》）。說明官府是如何蠻橫地侵犯著民眾的人身權。《商君書·錯法篇》載：“同列而相臣妾者，貧富之謂也。”說得十分坦然。《戰國策·秦策四》謂當時各國“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裘錫圭也詳盡論證了當時奴隸數量很大，且在各類生產上普遍使用，應定性為奴隸制社會的問題（注：裘錫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總之，商鞅變法后，秦國的奴隸數量大增，使用也更普遍，乃至秦、漢兩代成為中國歷史上奴隸數量最多的時期。一直到清代，統治者也根本沒有保護本國民眾基本人身權的概念，民眾因犯罪與債務淪為奴隸者觸目皆是，人們始終不懂得什么是“人格權”！（注：參閱拙作：《論羅馬法“人格”與秦漢律“名籍”問題》，《華東政法學院學報》2000年第4期。）

高中歷史教案

教學目標

知識結構

春秋

戰國

社會經濟

第8課戰國七雄

北京市第28中學特級教師陳毓秀

（一）教學目的

1．要求學生掌握的基礎知識：

戰國時期的起迄年代。戰國七雄的形成和方位，商鞅變法的背景、內容和歷史作用。我國封建社會的形成。圍魏救趙和馬陵之戰。合縱與連橫。

2．要求學生從思想上認識：

武漢東湖還建有“楚城”，與其相連的景觀有“楚市”。古人曾寫文章說，到楚國都城郢，清晨穿新衣上街，歸來就擠破了。這描述也許夸張，但我們還是可以想像那繁榮。

繁榮的經濟一定會哺育出相應的文化。游三峽訪秭歸拜謁屈原祠，自然要想到《離騷》。我們讀屈原的作品和他的一生，還可以看到，屈原愛國，楚懷王卻不給他愛的機會，但懷王沒能消滅屈原的愛心。屈原的愛不僅是愛國、愛人民，他也深情地寫男女愛情，凝聚在楚辭中的愛，是非常豐富的情感。《詩經》是民間集體創作，代表共性。《離騷》是屈原獨立創作，作為更具個性的作品，體現著個體生命中極其神圣而寶貴的東西。人生可能不被理解遭受冤屈，失去許許多多，但不能失去心中的愛。愛是個人情感，卻對應著整個世界。人生若失去這種情感，世界也會黯然。《離騷》中所體現的個性，已然是對共性的升華。不管怎么說，從詩經發展到楚辭，楚辭已是華夏當時最先進的文學藝術。

也許還有必要一說，西方對愛心的神圣性認識，可以追溯到從希伯來人耶穌的精神中汲取營養；對個性的肯定，則從古希臘的理性思維中認識到個人在浩蕩宇宙中的能力和價值。今天外國朋友來游三峽，可以體會，屈原所表現的人的個性和愛，標志著中華文明在公元前取得的重大進步。

楚國不僅有楚辭，詩歌可入曲傳唱。宋玉曾說，有位歌手到楚國首都郢來演唱，開始唱“下里巴人”，與他和唱的有數千人；接著唱“陽阿薤露”，和唱者有數百人；最后唱“陽春白雪”，能與他和唱的就只有幾十人了。“陽春白雪”是高山流水。“下里巴人”也不是低水平，而是通俗歌曲，有數千人與那位歌手和唱，那是相當大的場面。你看，從“下里巴人”到“陽春白雪”，楚國音樂在人民中多么豐富而有層次。楚國何止是有屈原呢，楚國的群眾性文化已多么燦爛。

如此，楚國就給我們留下一個問題：楚國農業、紡織業、冶煉鑄造業，陶器、竹器、漆器等手工業，乃至商業經濟均發達，文學藝術也最為發達，何以會被在西北蠻荒之地發展起來的秦國所滅？

楚國不是生產力不行，也不是文化藝術不行，而是經濟、文化都發展后，統治者的政治建設未能隨之發展進步，未能滿足生產者的要求而遭至滅亡。

【內容摘要】商鞅的愚民思想對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思想文化產生過長遠而又深刻的影響，應當引起學術界的重視。本文對商鞅提出愚民思想的動機和目的、商鞅愚民思想的具體內容、以及其對秦漢時期統治階級的統治思想和策略所產生的影響等方面的問題作了探討。

【英文摘要】ProperattentionshouldbepaidtoShangyang''''sobscurantthoughtinthecircleofscholarsbecauseithadprofoundlyaffectedculture,thoughtandpoliticsthroughoutthehistoryofChina''''sfeudalsocieties.Thispaperdiscussesthespecificcontents,motivesandpurposecontainedinShangyang''''sobscurantthoughtanditsinfluenceonthepoliticsandpoliticalideologyoftherulingclassduringtheQiandHanDynasties.

【關鍵詞】商鞅/愚民思想/目的/內容/影響

Shangyang/obscurantthought/purpose/content/influence

商鞅是戰國時期著名的改革家，他在秦國實行的變法，使秦國走上了富國強兵的道路，為秦的統一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因此，長期以來，商鞅變法一直受到了人們的重視。但是，在學術界，人們在研究商鞅變法對中國歷史發展進程所帶來的影響時，往往偏重于分析變法中所實施的某些具體措施的得失，而忽視了隱藏在這些措施背后、并與其息息相聯的、且同樣是其變法內容的政治主張——愚民思想。事實上，商鞅的愚民思想與商鞅變法這一歷史事件本身一樣，對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思想文化都產生過長遠而又深刻的影響，應當引起學術界的重視。本文擬就對商鞅提出愚民思想的動機和目的、商鞅愚民思想的具體內容、以及其對秦漢時期統治階級的統治思想和策略所產生的影響等方面的問題，作些初步的探討。

一商鞅提出愚民思想的動機和目的

學生在傳統教學當中處于被動的地位，教師一言堂，學生機械學習，缺乏學習的主動性。適應教學改革，必須注重激發學生學習積極性，喚起學生的學習興趣。情境教學強調學生積極參與，強調興趣的培養。我作為一名普通職業中學的歷史教師，面對生源狀況不佳、學生學習動機不明確，沒有學習的緊迫感。面對現狀，我積極嘗試教改活動，在高中歷史課堂教學中嘗試恰當地創設情境，對于激發學生的求知欲，調動課堂氣氛，提高課堂效率，達到預期教學效果，具有深刻意義。起到了較好的教學效果，它讓學生產生由“要我學”到“我要學”的思想轉變。那么，在高中歷史教學中如何創設教學情境，我總結教學過程中的幾點體會，談談我的感受。

1創設問題情境

通過展示實物、圖片、歌詞、史料等創設問題情境。比如，在講到小農經濟男耕女織的生產方式時，我平時愛好唱歌，比較熟悉流行歌曲的歌詞，于是引用了歌曲《天仙配》的歌詞.比如：七女：樹上的鳥兒成雙對，董永：綠水青山帶笑顏。七女：從今不再受那奴役苦，董永：夫妻雙雙把家還。七女：你耕田來我織布，董永：我挑水來你澆園，七女：寒窯雖破能避風雨，董永：夫妻恩愛苦也甜。緊接著我還引用了古文《論貴粟疏》中的史料：“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從而提出問題：“董永、七仙女的生活體現了中國古代農業什么經營方式”，“兩則材料反映了小農經濟什么樣的特點”，使學生很快產生了興趣，使同學們對古代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有了一定的體會和理解，并快速思考作答。

2創設歷史情境

利用多媒體教學手段，通過幻燈片、影像資料的播放，再現相關的歷史場景，讓學生如臨其境地感受、了解和學習歷史，并深入分析，深層探討相關問題。在講到歐洲國家殖民擴張和掠奪這一節時，我播放了電視劇《大國崛起》的視頻片段，播放了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四個國家的崛起，讓學生從中思考、探究，從而得出結論：這些大國早期崛起的歷史恰恰是它們進行殘暴的殖民擴張的歷史。講羅斯福新政時，可以播放羅斯福總統第一次爐邊談話的視頻錄像，談到：“我通告我們不僅將致力于使用有信用的銀行重新開業，而且將致力于通過整頓而促使別的銀行取得信用。歸根結蒂，在我們調整金融體制上，有一個因素要比貨幣更重要，比黃金更重要，這就是人民的信心。執行我們的計劃成功的要素就是信心和勇氣。我們要團結起來消除恐怖。”使學生不僅了解了危機的嚴重程度，而且對羅斯福如何應對危機充滿了興趣。處理開國大典這一知識點時，可再現在天安門城樓上的講話畫面，這樣，對當時的盛況以及新中國成立的意義印象也就更加深刻了。

3創設記憶情境

由蘇壽桐、王宏志審訂的我國高中課本《中國古代史》（選修），所講述的雖然是最基礎、較淺近的中國古代歷史知識，然而它的內涵卻非常豐富，浸透著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這種精神具體地表現在中華民族眾多的優秀人物身上。

改造生存環境的奮斗精神

中華民族是勤勞的民族，世世代代同大自然作斗爭，改造生存環境，恩惠時人，造福后代。

遠在傳說時代，黃河流域洪水泛濫，造成嚴重災害。舜命禹去治水。禹用疏導的辦法，把洪水引到江河里，再使之流往海洋。他治水認真負責，十分辛苦，“三過家門而不入”，花了13年工夫終于把洪水控制住。

戰國時期，秦國的水利專家、蜀郡守（相當于后世的縣官）李冰政績卓著，功垂千古，他在岷江流域修建的都江堰，時至今日，2200多年來一直在川西平原造福人類。

西漢文帝、武帝時，黃河兩次決口，泛濫成災。漢武帝劉徹調集了幾萬民工，進行治理。他親臨工地，視察工程，指揮調度。經過這次治理，以后80多年里，黃河沒有發生過大水災。

[論文關鍵詞]：近代；新民本思想；民權思想

[論文摘要]：文章立足于近代這一特定的歷史時期，試從中國民主思想到民權思想的轉變為切入點，為進一步探索中國近代思潮的轉變和發展歷程提供依據。

鴉片戰爭后，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逐漸淪為列強的原料產地和商品輸出地。與此同時，“西學東漸”之風在中國也越刮越大。向西方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學習成為當時進步人士的一種普遍的認識。民主、民權思想就是在這種情境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一、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國的興起

顧頡剛曾說：“精神學說在中國極不昌盛，自從戰國以來，只有先圣先王的精神，沒有自己的精神；自從嚴復譯了《天演論》、《群已權界論》等書，其他又有‘民權’、‘自主’、‘自由’、‘平等’諸名詞見在出版物里，大家看了方曉得自己是一個人，不是一個附屬品。”［1］甲午戰后，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翻譯了大量西方政治書籍。

1896年，嚴復翻譯了英國人赫胥黎的《天演論》，將進化論輸入中國，成為近代中國學習和傳播西方資本主義新文化的總代表，中國資產階級主要的啟蒙思想家之一。他成功的介紹了西方在于“彼此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他在解釋“民主”概念時說：“五洲治制，不出二端：君主、民主是已。君主之國權，又一而散于萬；民主之國權，由萬而匯于一。民主有二別：用其平等，則為庶建，真民主也；用其貴貴賢賢，則曰賢政。民有權而自為君者，謂之民主。民主者，治制之極盛。……夫民主之所以為民主者，以平等。［2］隨著民主思想的傳入，喚醒了中國廣大民眾獨立的人格思想，產生了近代中國的民主主義。新民本思想由于與民主思想這種屬于相近的思想范疇的“東西”，使得民主思想更加易于嫁接到其之上，并使之符合中國的國情。西方民主這個外來的文化要素，才得以成功在中國“登陸”并在中國扎下根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