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時范文10篇

人類自15世紀晚期至本世紀90年代約500年間，共有1.5億人死于戰爭，其中僅發生在20世紀100年里的兩次世界大戰，就造成了將近9000萬人的死亡。飽受戰爭劫難的各國人民，渴望和平，盼望發展。然而，當今世界并不太平，強權政治還在橫行，暴力干涉別國內政，恃強凌弱，弱肉強食的事件屢有發生，局部戰爭的硝煙遠未散盡。

有專家作過統計分析，在現代戰爭中，直接傷亡炮火之下的人口僅占20%，而間接傷亡于次生災害之下的占80%。由此可見，提高公民的自救意識和防護能力是贏得生命的有效措施。為此，我們特編著《戰時防空襲人員疏散隱蔽防護指南》，以便使公民正確掌握科學的救援常識和技能，最大限度地減少人員傷亡。愿這些知識能為大家帶來安全。

1、怎樣識別防空警報信號？

防空音響警報信號有三種，即預先警報、空襲警報和解除警報，由國家統一規定，城市防空指揮機關決定發放。

預先警報：預先告訴人們敵人即將空襲城市，要求做好防空襲的準備。規定音響信號為鳴36秒，停24秒，重復3遍為一個周期，時間3分鐘。

空襲警報：表明敵空襲兵器已臨近本市，空襲即將開始，警告人們迅速隱蔽。規定音響信號鳴6秒，停6秒，重復15遍為一個周期，時間3分鐘。

九十年代以來，中美關系進入一個充滿摩擦與坎坷的時期。目前，我們還看不到什么重大的跡象表明中美之間的這種關系會在短期內出現實質性變化。為什么中美關系會出現這樣一種狀態？這種狀態對于中美兩國和世界政治的含義是什么？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美關系會采取何種走向？這些問題，就是本文所要探討的主題。

本文的一個基本設定是：目前階段的中美關系，是與世界進入所謂“后冷戰時代”直接相關聯的；我們必須在這一時代背景下來理解當前的中美關系。簡言之，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蘇聯東歐巨變，把世界帶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這就是所謂“后冷戰時代”。相對于冷戰時代，后冷戰時代的世界戰略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兩個大國之間關系的變化，既受世界戰略格局的這一根本性變化的制約，又反過來影響著新的世界戰略格局的形成。

在這個基本設定下，我們將把中美關系的變化與世界戰略格局的變化聯系在一起來考察。首先，我們將簡要地回顧中美關系從冷戰時代到后冷戰時代的歷史發展，判定中美關系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其次，我們將考察這一新的歷史階段上的中美關系具有什么樣的特點。第三，我們將給出一個分析當前背景下的中美關系的基本層次構架，從而進一步歸納后冷戰時代背景下中美關系的內容。最后，我們會結合目下的情勢發展，來展望中美關系的未來走向。

一、從冷戰到后冷戰：中美關系的背景發生了什么變化？

從冷戰時代到今天，中國和美國兩個國家之間的關系經歷了長期的發展變化。簡略地說，可以把這些發展變化劃分為三個不同的歷史階段。這三個階段上中美之間的戰略關系是不同的，因此可以分別稱之為“戰略對立”階段、“戰略合作”階段和“戰略摩擦”階段。以下，試對此三個階段分別加以論述。

（一）戰略對立階段

抗日戰爭時期，以安徽省皖北地區為中心，蘇魯豫皖交界形成了一個介于國民政府與日偽軍之間的中間地帶。1942—1945年，隨著韓國臨時政府下屬的光復軍征募六分處、第三支隊、韓國青年訓練班先后在皖北阜陽地區成立。韓國獨立運動力量駐皖北各部在中國軍民的幫助支持下，以各種方式參加中國的抗日戰爭，并在抗戰中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作為抗戰時期韓國光復力量的駐地，安徽省應該在中韓睦鄰友好關系的前提下，處理好韓國光復軍舊址的保護與開發。筆者結合安徽地區的實際狀況，從歷史文化遺產的角度對相關舊址保護與管理對策等方面作些探析。

一、安徽地區抗戰時期韓國光復軍駐地舊址概況

為了進一步發展韓國愛國武裝力量，1942年春，韓國光復軍派高級參謀金學奎赴安徽北部地區設韓國光復軍招募委員會，以后又成立了光復軍第三支隊，金學奎被任命為韓國光復軍招募委員會主任和第三支隊支隊長。開始在安徽北部一帶活動。金學奎這樣的韓國獨立運動中的資深人物被派往皖北工作，并身兼韓國臨時政府特派代表和韓國獨立黨安徽支部執行委員長，表明了抗戰時期韓國獨立運動力量對安徽的重視［1］。韓國獨立運動力量把安徽地區視為發展壯大自身力量的重要地區，派出重要骨干、設立各種機構、借助第三種力量在此地區招募人員、籌建軍隊、安撫僑民、舉辦培訓班，等等。在安徽地區活動的韓國獨立運動力量主要是光復軍的第三支隊、征募六分處以及朝鮮義勇軍。之所以韓國獨立運動力量把安徽北部作為重要活動基地，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皖北地區交通優越、自然資源豐富。阜陽、蚌埠等皖北地區，是南北交通的要脈所在，地處蘇魯豫皖四省交界，而且人口稠密，有著豐富礦產資源，韓僑在此地居住較多。全面抗戰爆發后，從華北地區流入安徽的韓僑便有117戶，其他如淮南有25戶、宿縣39戶，韓僑在此主要從事谷物貿易、食品雜貨貿易等［2］16。大量韓僑的遷入，有利于韓國獨立運動力量在皖北地區征募兵員。二是皖北地區在抗戰時期戰略位置重要。1938年冬，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強調“游擊戰重于正規戰”，決定各戰區劃分若干游擊區。皖北各地多被劃為游擊區。1940年冬，第一戰區魯蘇豫皖邊區游擊總司令部成立于皖北臨泉（1944年改為臨泉指揮所），主要轄有第三十一、十五集團軍、山東挺進軍等部和數十個游擊縱隊。1944年，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決定以平漢路以東、長江以北、黃河以南地區劃為第十戰區，李品仙為司令長官。這樣以皖北為中心，麋集了大量軍隊。這些部隊集中駐扎在以阜陽為中心的皖北地區。此外，隨同這些軍隊來阜陽的還有江蘇、山東兩個省政府以及其下屬機構，相關工作人員與家屬、工廠企業、商貿人士、學生團體等［3］。隨著抗戰的深入，蘇魯豫皖交界處的皖北地區也出現了韓國獨立運動力量的活動［4］101。韓國光復軍征募六分處在皖北的發展以及展開的工作引起了多方的關注，美國戰略事務局也注意到在阜陽頻繁活動的韓國光復軍。1942年韓國光復軍征募第六分處在安徽阜陽成立后，那些僑居在皖北的韓僑紛紛來投，舉起抗日復國的大旗。甚至周邊的山東、江蘇、河南等省的韓僑子弟也被吸引過來。1943年11月開羅會議之后，國統區及中國淪陷區等地的韓國民眾紛紛打電報給臨時政府，希望臨時政府能通過整訓韓籍青年，為日后復國積聚力量，“久蟄思動之國內外民眾，如死囚之蒙釋放恩典，如癡如狂，躍躍欲試……而自國內及中國淪陷各區，設法脫出敵網分別投入較近之自由中國地事者，日見增加。彼等函電紛至，要求臨時政府實施敵后擴大組織，招撫僑胞，加緊訓練，預事布置，伺機總動員之工作網”［5］。1944年3月8日，金九［5］代表韓國臨時政府向重慶政府遞交《韓國臨時政府工作大綱》，表示將“選派干員，分別設置機構，于接近敵區的自由中國地帶，派人深入敵后各地，擴大組織，實行招撫訓練等工作”［4］101。根據大綱，韓國臨時政府決定：為加速籌備戰后復國事宜，在韓僑或韓國光復軍力量較集中的地區設置招撫敵后僑胞事務委員會總辦事處，總辦事處以下設招待所，分別負責各地區招撫韓僑的工作。在這項招撫工作中，皖北地區又是頗受重視并積極展開工作的重點地區。根據臨時政府決定，招撫委員會共設總辦事處三處。其中皖北界首屬于華北總辦事處工作區域，下設了一個招待所，負責招撫皖北及周邊地區的韓僑［6］。由于皖北地區長期處于游擊區的形勢，故征募處人員能相對較自由地出入抗戰前線開展活動，加上金學奎的積極努力，光復軍征募六分處的招募工作取得了較好的成績。經過三年的發展，總人數已達205人之多。［2］16為了積聚力量復國，韓國臨時政府也意識到培訓韓國青年的重要性，在呈遞給中國國民政府的信函中請求給予幫助，“擴大實施國內及敵后有系統的組織后，繼即開始相當訓練，況值思想派系紛雜之此際，不可不緊密注力于嚴格的訓練。但敝臨時政府過去因種種難題，未克設置訓練機構，實屬極大的缺陷。除即速設法籌設機構，實施訓練外，擬盡先選拔較優青年若干人，由敝臨時政府負責保送于中央訓練團。分別施以相當的訓練，對黨務、政治、軍事掌握后，分派各地，與各該地中國國民黨戰地工作人員，結成密切的聯絡，擴大實行敵后工作，此擬請特準施行者也。臨時政府還擬定了訓練工作計劃：在敵后實行擴大組織后，必須分地訓練。其初步工作，因限于教材及預算，暫先分設于甲、乙、丙三辦事處，在各該地中國戰地黨政工作機關協助之下，次第實行”［7］。1945年5月28日（農歷四月十七），金九致函請求在西安、阜陽設立韓國來歸青年訓練班，電文稱“有志青年源源來歸，翹首待命于阜陽一帶者無未可計。西安、阜陽兩方面現已準備成立訓練班，不日即行開始。業敦請盟國及僑美僑中著名之軍事教授從事積極訓導，以期早日成功”［5］416。并請求西安、阜陽軍政當局予以協助。6月11日，正式批準了金九的請求，同時電令西安、阜陽軍政當局“隨時協助”［5］416。1945年6月16日，國民政府秘書長吳鐵城致函金九，“頃奉總裁代電，以關于閣下請在西安、阜陽成立訓練班并電該兩處軍政當局隨時協助一節，經準照辦，飭轉達等因，特此奉達”［2］16。吳鐵城又以中國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的名義給中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函，要求他們速辦光復軍訓練班，安置來歸青年，“查關于韓國來歸青年之安置一案，前經函復韓國臨時政府徑與貴會洽辦，在光復軍中予以安置，并以渝機字第350號函達在案。現據報，韓國青年陸續逃來后方者為數頗多……韓國臨時政府尚無妥善安置辦法，彼等頗感失望等語，擬請貴會迅即設立光復軍訓練班，在西安、老河口等處就地收容，予以訓練，分派前方各部隊服務，俾得有所效力。相應函達，查照核辦，訊予見復為荷”［8］。后經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下屬第十戰區司令李品仙與金學奎協商，決定在第十戰區干部訓練班臨泉（阜陽下屬縣）分團內特設韓國光復軍訓練班，由金學奎任韓國光復軍訓練班主任，學員們接受政治和軍事技術的培訓。在短短的幾個月里，阜陽訓練班共培訓了三期學員。第一期就有50名畢業生，全部被派往前線，開展反日復國的工作。第二期學員畢業后，留在光復軍招募處工作，協助培訓新入伍的韓國光復軍戰士。第三期學員畢業后被派往重慶，充實韓國光復軍總司令部和韓國臨時政府。培養了相當一批政治軍事干部，使韓國光復軍不僅在數量上有了發展，而且運動骨干的軍事素質也有所提高［9］。征募六分處設立后，光復軍總司令部派金學奎赴皖北地區，負責征募人員，后在征募六分處的基礎上籌建韓國光復軍第三支隊。1945年6月30日，在阜陽劇場舉行了成立典禮，金學奎任支隊長［10］。除此以外，1945年美國陸軍戰略作戰部專門邀請以阜陽為主要活動基地的光復軍征募六分處主任金學奎前往昆明，討論韓美軍事合作的問題［11］。從此，安徽阜陽地區成為抗戰時期韓國光復軍活動的重點地區之一。綜上所述，以皖北為中心的蘇魯豫皖交界地區是抗戰時期韓國臨時政府及韓國光復軍等韓國獨立運動力量在華活動的重點區域之一，駐地在阜陽的主要為金學奎所領導的征募六分處。韓國獨立運動力量在阜陽地區的積極活動，反映了國民政府給予韓國民族獨立事業的大力支持，同時也體現了韓國獨立志士為追求祖國光復的斗爭精神。其活動的主要駐地為阜陽市城郊的九里溝。

二、安徽地區抗戰時期韓國光復軍駐地舊址的保護

（一）注重規劃引領，完善保護機制

注重規劃引領，科學制定并完善《安徽省韓國光復軍保護管理規劃》，進一步明確舊址保護的基本原則和管理措施，協調解決舊址科學保護與群眾增收致富、社會發展的關系，推進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制定系統的、科學的世界遺產闡釋和展示策略，向社會公眾介紹韓國光復軍的歷史沿革。重視并啟動相關舊址的保護工作，以創新的思路，正確處理保護、利用與發展的關系，切實把韓國光復軍駐地舊址的保護與開發變成加強中韓友好往來的過程。從國家戰略高度，建立統一協調機構，制定舊址保護的法律法規，統籌保護與發展規劃，實施有效保護，科學合理利用。應強化對以安徽地區抗戰時期韓國光復軍駐地舊址的保護和管理職責，更新保護的法律理念，走保護與開發并重的可持續發展之路。要在憲法的大原則下，進一步制定統一的文化專門立法，并輔之以行政法規、部門規章以及地方性法規予以補充完善，形成保護與利用并重的法律法規體系。

思想政治教育是黨的政治優勢和優良傳統，它時刻服從于、服務于黨的中心工作。抗日戰爭爆發后，黨在陜西洛川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央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明確指出：“這一新階段內的最中心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的最后勝利”［1］276，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任務隨之變為：為爭取抗戰的勝利，積極動員全國各民族、各階層人們加入到抗戰隊列中。婦女思想政治教育是黨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主要任務也成為動員廣大婦女加入抗戰隊列。黨在抗戰時期的婦女思想政治教育分為國統區的婦女思想政治教育、淪陷區的婦女思想政治教育和邊區的婦女思想政治教育三部分。由于對象自身素質及所處實際環境的不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也各有差異。本文僅探討黨在邊區的婦女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意義。

一、黨在邊區進行婦女思想政治教育的依據

“盧溝橋事變”后，全國性的抗日戰爭拉開序幕，大批熱血男兒拿起武器，投身抗戰洪流。與男子相比，中國婦女，尤其是邊區婦女思想保守，政治覺悟低，抗戰積極性不高，黨卻對這個群體相當關注，并對她們進行了深入細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其依據概括如下：

（一）黨對邊區婦女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有著清醒的判斷

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在1868年12月12日寄給路德維希•庫格曼的信中，給予婦女很高的評價：“每個了解一點歷史的人也都知道，沒有婦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偉大的社會變革”［2］586。受馬克思婦女觀的影響，其后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也十分重視婦女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作用。“無產階級婦女運動之母”克拉拉•蔡特金指出：“如果沒有婦女參加，無產階級就不能將自己的經濟斗爭和政治斗爭進行到底”［3］17。列寧在1920年2月《致女工》中說：“無產階級如果不爭得婦女的完全自由，就不可能得到完全的自由”［4］307。斯大林也在多次講話中強調婦女在社會生活中的不可替代性，他曾在1934年1月26日關于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中指出：“婦女占我國人口的半數，她們是一支勞動大軍，并且她們負有教育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后代，即我們的將來的使命。”［4］361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堅持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十分重視婦女的作用，積極推動婦女運動向前發展。抗戰爆發后，對廣大婦女中蘊藏的巨大抗戰潛力有著清醒的認識，在許多場合都有提及。在參加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第四期女生隊開學典禮時，就指出：“中國革命如果沒有占人口半數的女同胞積極參加，就不能徹底成功”［5］98。1939年7月23日，中國女子大學舉行開學典禮，親自到場祝賀，并對婦女與抗戰勝利的關系進行了精辟地論述：“假如中國沒有占半數的婦女的覺醒，中國抗戰是不會勝利的。婦女在抗戰中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勵丈夫，教育群眾，均需要通過婦女，只有婦女都動員起來，全中國人民也必然會動員起來了”［6］44，還發出“全中國婦女起來之日，就是中國革命勝利之時”的壯志豪言。由此觀之，對婦女在抗日戰爭中作用的清醒判斷是黨進行邊區婦女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觀原因。

（二）婦女是受戰爭迫害最嚴重、最仇恨日本侵略者的群體

一、近代中國長期不統一是漢奸產生的基本原因

“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后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抗戰時期漢奸之所以大量出現，主要是由中國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漢奸的產生與中國近代中國長期不統一密切相關。

民國初年以來，中央政權的力量式微，國內派系林立，軍閥橫行。1927年在南京建立統治后，這種局面也沒有完全改變，地方與地方之間，國民黨與其它政治力量之間，國民黨內的派別之間，斗爭十分激烈。某個派別的領導人在爭奪中央政權而不得或為了保存自己實力的情況下，面對日本的軍事壓力和利益誘惑，可能就會選擇投降的道路。

由于近代中國始終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為政，事實上出現了許多獨立王國。這種狀況導致部分民眾對國家沒有認同感，國家觀念淡薄，而地域觀念很強。對此，孫中山先生憂憤不已，他將這種狀況稱之為“一盤散沙”。而西方列強為了各自的利益，在華紛紛扶植自己的勢力，上述狀況都便利了外國侵略者對華推行“以華制華”和“分而治之”的政策。

“東北易幟”后，國民黨形式上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實際上的勢力不能達全國。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變，拉開了長達14年的侵華戰爭的序幕。當時中央政府的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內”，對日軍采取不抵抗政策。結果，東三省很快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為麻痹中國人民的反抗意識，成立了傀儡政權——偽滿洲國，這是近代列強入侵中國以來第一個以國家面目出現的漢奸政權。

偽滿政權主要由東北人組成，“在偽滿高級官員中東北人有35人，占被統計人數的71%，奉系背景占82%。”（注：汪朝光：《抗戰時期偽政權高級官員情況的統計與分析》，載《抗日戰爭研究》1999年第1冊，第68、72-73頁。）可以看出，偽滿高級官員集團基本上是在東北任職的原奉系人員所組成，體現了民國時期東北長期脫離中央政府，在父子統治下濃重的、封閉的地域色彩和派別色彩。

摘要：抗戰時期，提出實行抗戰教育政策，強調教育為長期戰爭服務，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主張進行教育改革。的教育思想體現了抗戰時期的教育時代性、全民族抗戰背景下的教育群眾性以及為了抗戰勝利目的教育目的明確性等特點。

關鍵詞：；教育思想；抗戰時期

縱覽全部教育思想，始終堅持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他的這些思想，在抗日戰爭中就多次出現他的言論里或中共中央以及其他一些文件中，并在各抗日根據地得到廣泛貫徹執行，為促進抗戰事業的全面發展和取得抗戰的勝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抗戰時期教育思想的主要內容

（一）實行抗戰教育政策，強調教育為長期戰爭服務

日本帝國主義的大舉入侵，使中華民族處于亡國的緊急關頭。在抗戰時期，推翻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成為中國革命最緊要的任務。為使一切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的政策、措施都適應抗日救亡的要求，多次提出要實行抗戰教育政策。盧溝橋事變的前兩個月，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上，作了題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向全國人民指出：“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教育上的國防準備，都是救亡抗戰的必需條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緩的。”[1]報告還對紅軍和抗日根據地提出了要求：“要使紅軍適合抗日戰爭的情況，立即改組為國民革命軍，并將軍事的政治的文化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戰爭中的模范兵團。”[1]抗日根據地在實行政治建設、經濟建設的同時，還必須“實行必要的文化建設”。盧溝橋事變不久，作了《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的指示——反對妥協退讓，堅決實行抗戰。指出：只有實行堅決抗戰的方針，采取一整套堅決抗戰的方法，才能達到一個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實現中國自由解放的前途。堅決抗戰的方法之一便是實現國防教育，根本改革過去的教育方針和教育制度。

后冷戰時代的西方政治哲學中，存在著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上文所介紹的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是前者的精確表達，而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則是后者的代表。

1993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薩謬爾·亨廷頓（SamuelP.Huntin-gton）在權威的《外交事務》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文明的沖突？》的長文，以極其陰郁低沉的筆調為西方人描述了一幅后冷戰時代的世界圖景，從而也在美國和全世界引起了一場關于后冷戰時代的大辯論。

一、亨廷頓的基本觀點

后冷戰的時代意味著什么？與沉浸于自得和自滿的西方眾多政治精英們不同，亨廷頓認為，冷戰的結束并不意味著沖突的結束，相反，后冷戰時代的沖突將更加劇烈，范圍更廣，也更加難以消除，因為引起沖突的基本根源變化了。他提出：“新世界沖突的主要根源，既不是意識形態也不是經濟，而文化將是截然分隔人類和引起沖突的主要根源。”[1]在國際事務中，民族國家仍然是基本的政治角色，其力量仍舉足輕重，“但是，全球政治的主要沖突將發生在不同文明的民族和集團之間，文明的沖突將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間的斷層線將成為未來的戰斗線。”[2]

冷戰期間，區分國家的原則或者是意識形態，形成所謂的“西方”與“東方”，或者是經濟發展水平，形成所謂的“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亨廷頓認為，在后冷戰的新世界中，這些舊原則都失去了意義，應該用“文明”取而代之。文明到底是什么？亨廷頓給文明下了這樣一個定義：“文明是人類文化最高層次的組合，也是人類文化認同的最廣領域，……它一方面由語言、歷史、宗教、風俗、制度等共同的客觀因素所決定，另一方面也有個人主觀自我認同的因素。”[3]按照亨廷頓的看法，當今世界存在著七、八種文明，即“西方、儒家、日本、伊斯蘭、印度、斯拉夫—東正教、拉丁美洲以及可能還有非洲文明。”〔4〕未來世界的基本格局將取決于這些文明之間的互動。

亨廷頓認為，自17世紀以來的國際沖突，包括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都是“西方的內戰”。他將這一歷史時期的沖突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17世紀到1793年的法國大革命，西方世界的沖突主要發生在君主之間；第二個階段從1793年到1917年的俄國革命，這時沖突的主線由君主變為民族國家；第三個階段從1917年到冷戰結束，這段時期意識形態取代民族國家成為沖突的根源。在亨廷頓看來，“君主、民族國家、意識形態之間的沖突基本上是西方文明的內部沖突”。[5]但是，在后冷戰時代，國際政治這種一直由西方人玩的游戲發生了變化。亨廷頓認為：“冷戰結束后，國際政治已邁出西方階段，重心轉到西方與非西方文明，以及非西方文明之間的相互作用上。”〔6〕非西方文明國家不再是西方殖民主義統治的歷史對象，而同西方一起成為國際政治的主角。

哲學總是與現實息息相關的。這不僅表現為哲學關心現實，而且表現為現實在某些關鍵的歷史時刻給哲學以重大影響。冷戰的結束就是這種重大歷史時刻，它直接引發了關于后冷戰時代的大辯論。關于后冷戰時代的世界圖景，西方政治哲學中存在著兩種完全不同的觀點，一種是“歷史終結論”，另一種是“文明沖突論”。本文先介紹第一種觀點。

“歷史終結論”的主角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他在美國《國家利益》雜志1989年夏季號上發表了一篇長文，題目為《歷史的終結？》。而后，福山將此文擴展為一部轟動一時的著作，于1992年以《歷史的終結和最后的人》為題出版，系統地闡述了他的政治哲學和歷史哲學。福山的文章和著作在美國引起了熱烈反應，盡管也有不同的意見，但主流是佳評如潮，贏得了一片喝采聲。

一、普遍歷史的觀念

1989年蘇聯和東歐驟變之后，政治學家、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們苦苦思索著這樣的問題：如何看待冷戰的結束？后冷戰社會將呈現什么樣的世界圖景？怎樣將冷戰與后冷戰時代嵌入對人類歷史的統一理解之中？

面對歡欣而又感到茫然和無所適從的西方人，福山提出了一個石破天驚的觀點：“我們面對的東西既不僅僅是冷戰的結束，也不是戰后歷史這一特殊時期的消逝，而是一種歷史的終結。”[1]

福山的這種觀點由兩個思想支撐著。第一，人類歷史是意識形態的演化史，“推動歷史前進的矛盾首先存在于人的意識之中”。〔2〕他認為，混亂的外部歷史事件是表面現象，意識支配它們的本質。換言之，“意識是原因而不是結果，并能獨立于物質世界自動發展，從而作為混亂外部事件之基礎的真實主題是意識形態的歷史。”〔3〕如果人類歷史是意識形態的演化史，那么當人類滿足于某種意識形態之后，歷史便停止前進了。

論文關鍵詞：抗日戰爭；；和諧社會

論文摘要：一般認為，的和諧社會思想集中體現在建國后《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和關于和平贖買資本主義工商業等論著之中。本文通過對抗日戰爭時期提出的統一戰線理論、“三三制”民主政權理論與減租減息土地政策的分析，認為抗日戰爭時期在對立中求統一、在沖突中求平衡，以及在對民主政治的闡釋和實踐中追求公平與正義，已經含有豐富的和諧社會思想。在抗日戰爭時期十分復雜與艱難的社會環境和革命實踐中激發和孕育的理論，既是指導中國人民奪取抗戰勝利的法寶，又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思想資源。

眾所周知，中國近代以來一直處在兩種劇烈的基本矛盾——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之中。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到1935年的“華北事變”，日本帝國主義企圖把本來由西方列強支配的半殖民地的中國變為日本獨占的殖民地，暴露了占領全中國的狼子野心。這樣就改變了當時的國際國內政治格局，使得日本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上升為當時特別突出、特別尖銳的矛盾，從而把中國同其它帝國主義的矛盾推到了次要的地位，同時也擴大了日本自身與其它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同時，日本侵華改變了中國國內的階級關系，使中國的資產階級、官僚階層甚至軍閥都遇到了相同的生死存亡問題。在民族矛盾加劇、國內階級矛盾和政治集團之間矛盾緩解的同時，國內各階級、各階層有了團結合作、共同對敵的意向與要求。以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順應歷史潮流，擔負起領導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歷史使命。針對國難當頭、大敵當前的嚴峻局勢，在如何贏得戰爭勝利、取得民族獨立，以及如何處理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理論創造，倡導建立、維護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行“三三制”民主政權制度、實行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等。充分體現了在對立中求統一、在沖突中求平衡的領導藝術和對民主政治與公平正義的不懈追求。中國共產黨人在抗戰實踐中形成的這些理論、政策，既是指導中國人民奪取抗戰勝利的法寶，又是當前我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寶貴思想資源，值得我們認真總結、吸收和借鑒。

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理論中的和諧社會思想

外部矛盾的加劇促使內部矛盾的緩解，帝國主義的侵略造成被侵略民族內部各派勢力的整合。但是，此種情勢的出現離不開人為因素的因勢利導，更離不開先進理論的指導。抗日戰爭爆發后，及時地提出黨的基本策略任務是“把紅軍的活動和全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任務匯合起來，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線。”①即“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②，通過對國內不同階級、不同階層人們的分析，他充分論證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初步建立抗日民族統—戰線的基礎上，又多次強調“抗日戰爭勝利的基本條件，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擴大和鞏固。”③可以看出，認為戰勝強大的日本帝國主義的關鍵要靠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統一，即要靠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人戰勝國內外強大敵人的“三大法寶”之一的統一戰線方略，其思想、理論，正是在抗日戰爭時期達到了高度的成熟、高超的發揮和成功的運用。統一戰線是保障抗戰勝利的基礎，在把握和解決這個基礎問題的過程中，創造性地運用和諧思維，正確地協調各種矛盾，最大限度地維持國內的團結與一致，構造了一個戰時的和諧局面。其和諧社會思想歸結起來，有如下幾點：

其—，以和為貴，不計前嫌，努力促成國共兩大軍事集團能夠合作的和諧局面。瓦窯堡會議后，中共中央便向國民黨明確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公開放棄反蔣口號，力倡國共合作，并成功促成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隨后又向國民黨提出五項要求，做出四項保證，以重大的讓步來謀求國共兩黨的和平共處與合作抗日。縱觀中共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再到聯蔣抗日，這一戰略轉變意義重大。因為國共兩大軍事集團的對抗，不僅不能有效地形成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合力，而且直接關系到國內政治、經濟的穩定和人民生活的狀況。社會動蕩不安，生產完全停滯，人民就不能得到最起碼的生命和生活保證，社會就得不到最基本的和諧保障。有人也許會反駁，國難當頭之際，人民自是不得安寧，又何談和諧？其實不然，既然對外戰爭不可避免，國內的矛盾沖突減少一些，人民所受的苦難自然減少幾分，社會不穩定、不和諧的因素也便降低幾分，這極大地有利于對日作戰。況且，當時的和諧社會，主要是對抗日勢力和抗日群體包括解放區和國統區的廣大人民群眾而言的，至于淪陷區，也有一個發動和依靠人民群眾，團結和凝聚抗日力量，孤立親日勢力，集中全部力量打擊日寇和漢奸的問題。從這個角度講，國共合作是在特殊形勢和特定環境中我黨謀求戰時社會和諧的一大創舉，展現了以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著眼于整體和全局的自我犧牲精神，也反映了“兄弟鬩于墻，外御其務”④與“和為貴”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和諧思想。

各位老領導、各位老同志：

在這赤日炎炎的盛夏，今天，我們在這里召開抗戰時期離休干部座談會，共同慶祝我們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成立84周年，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大家歡聚一堂，共同回憶烽火歲月，共話我黨84年來的風雨歷程，此情此景，我很受感染，也很受觸動。在此，請允許我代表縣委組織部、縣委老干部局向在座的各位老領導并通過你們向我們廣大的老干部、老黨員、老戰士致以節日的問候和崇高的敬意。

回顧我們黨84年來的風雨歷程，我們由衷地感到，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克服了種種困難，戰勝了艱難險阻，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無論是革命史還是建設史都證明了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我們今天改革開放的新局面，實踐也必將證明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華民族的繁榮富強和偉大復興。我們的黨不愧是偉大的黨。84年的風雨歷程，可以說我們黨的執政地位也是來之不易的。在現實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黨把增強自身的執政地位作為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重大課題和重要任務，把執政能力建設作為新形勢下黨的根本性建設。今年上半年，我們開展的以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主要內容的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就是黨中央作出的一項重大戰略舉措。只要我們能夠堅持“三個代表”，永葆黨員先進性，就一定可以更好地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也就能夠更好地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擁護，鞏固黨的執政地位。

從1840年開始到抗日戰爭勝利的105年間，飽經外辱的中國惟一贏得的，就是60年前的那場抗日戰爭勝利。那是近100年來積貧積弱的中國第一次在一場生死存亡的民族戰爭中取得勝利，這場勝利改變了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喚醒了沉睡了幾個世紀的中國。今天我們在座的都是抗戰時期的離休干部，為了中華民族的獨立和富強，你們無私無畏，浴血奮戰，換來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換來了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也為后人留下了一筆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你們是光榮的締造者，是歷史的見證人，你們的歷史功績將永遠銘記在人民的心中。

歷史不能忘卻。今年恰逢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同時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今天5月份，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領導人云集莫斯科紅場舉行盛大紀念慶典。我們的國家主席也在中國駐俄羅斯使館會見了當年曾在中國東北抗日戰爭中浴血奮戰的俄羅斯老戰士代表，對他們的功勛表達了崇高的敬意，也為我們作出了很好的表率。我們說尊重歷史，首先就要尊重曾經經歷過重大歷史，并且為我們做出過重大貢獻的老干部、老戰士。我們也欣喜的看到，近年來，我縣各級黨委和政府對老干部工作的重視程度不斷提高，對老干部的感情不斷加深，對老干部工作領導力度不斷加大。縣委、縣政府每年都多次召開專題會議、辦公會議研究部署老干部工作，解決老干部工作中存在的實際困難和問題。應該說，我縣老干部的“兩個待遇”還是得到了很好的落實。今后，我們會進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加強協調，更好地為老干部做好服務。同時也希望各位老領導對老干部工作能一如既往的給予支持和幫助，支持永嘉的發展大計，共創我們永嘉的美好明天。

今天，面對在座的各位老領導、老同志，我的心情是敬佩，因為你們足以令人感動！是期待，愿你們健康長壽、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