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范文10篇

摘要：公共政策是公眾的政策，它既是多數人的政策，也是少數人的政策，但并非少數個人或特殊階層謀取私利的工具。公共政策應該是公正的政策，公平的政策，公開的政策。公正性、公平性、公開性是公共政策的基準性價值，是體現政策公共特性的基本維度。公共政策通過提取、分配、管制、象征等基本功能，實現自由、安全、秩序和繁榮，最終維系公共利益。本文從三個方面的設問揭示：公共政策的本質就是個人偏好與集體選擇的制度安排。

關鍵詞：公共政策誰之政策何種政策政策何為

誰的政策？

公共政策是誰的政策？這是公共政策制定與執行首先必須明確的基本問題，也是公共政策研究與分析首先必須回答的基本問題。

公共政策（publicpolicy）中的public一詞，既有“公共”之意，又有“公眾”之意。從字面意思出發，公共政策即公眾政策。作為公眾概念，其內涵相當龐雜。根據不同角度與層次，公眾有男人／女人、老年人／年青人、富人／窮人、官員／百姓、知識分子／文盲、個體／群體、前人／后人、本地人／外地人如此眾多諸如此類的劃分。然而，就公共政策研究來說，作為社會全體成員的公眾概念常常被分隔為多數人（majority）與少數人(minority)、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的實體類別。這是因為公共政策現實中經常存在著多數人與少數人之間或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之間的兩極張力，公眾的數量狀況和勢力大小不可避免地影響公共政策的性質，進而影響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執行。

公共政策是根據多數人的意愿和利益制定的。多數人的意愿所達成的共識謂之為“公意”，它是多數人意志偏好的整合，而不是個人意志偏好的簡單相加。公共政策便是根據公眾意志表達機制――投票規則來實現的，這種投票規則并非總是帕累托最優的一致同意規則(unanimityrule)，而經常表現為多數人決策的多數票規則(majorityrule)。也就是說，幾乎任何一項公共政策基本上都是在“少數服從多數”的狀況下制定的。“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所遵循的規則便是簡單多數規則與比例多數規則。于是，“多數人”在簡單多數規則下具體細化為超過1／2的人員數量，比例多數規則下則具體量化為大于或等于2／3或3／4或3／5或4／5的人員數量。大多數國家的立法和公共政策制定均是根據多數制規則而達成的。由此觀之，一個好的公共政策是多數人意愿和利益的產物，它不是少數人意志和利益的合成。因此，“當政治分析家談論縱向民主時,他感興趣的不是任何可以想象的實質性少數，而僅僅是那些構成某種控制集團的少數”[1]。如果由那些“可以想象的實質性少數”操縱和決定了某項公共政策，那么該項公共政策將不具備“公共性(publicity)”。離開了公共性，公共政策就可能變為少數人謀取私利的工具，因而也就不成其為公共的政策。

財政政策對保險政策的影響分析財政政策的有效實施，可實現國民經濟的良性發展，這為保險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經濟環境。同時財政政策中的稅收政策，轉移支付政策又對保險政策產生直接的影響。

一、稅收政策對保險政策的影響。

稅收政策是國家財政為實現財政收入，調節經濟而制定的稅收行為規范。稅收政策對保險政策的影響體現在國家對保險業的稅收政策上。國家對保險業的稅收政策是指國家對保險的稅率、稅種以及稅收分配等設定行為規范，以實現稅收征收和合理的分配。國家對保險業的稅收政策是否合理和完善，關系著保險政策的實現以及保險業的發展。

我國長期以來對保險實行的是嚴格的稅收政策，并且稅收制度不盡合理和完善。

1．長期的高稅率和不合理的保險調節稅的設置（1994年以后取消調節稅），削弱了保險公司的積累能力。保險公積金是按稅后利潤的一定比例計提的，稅率的高低、稅種的多寡對稅后利潤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較高的稅率和不合理的調節稅的設置必然減少保險公司的稅后利潤，保險公積金的積累也就自然減少。由于保險公積金是保險償付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長此以往必然會影響到保險公司的償付能力。這有礙培育保險市場主體，穩定保險市場的保險政策目標的實現。

2．不公平的所得稅率政策，破壞了保險市場秩序的重要基礎——公平競爭。1997年以前，原中保集團公司的所得稅率高于國內其他股份保險公司。外資保險公司的所得稅率一直低于內資保險公司。這種不公平的所得稅率政策導致保險市場各競爭主體競爭起點的懸殊。競爭的不公平影響了建立規范有序的保險市場的保險政策目標的實現。

1.兩種政策的異同與協調配合模式

(1)政策目標側重不同。央行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是根據生產發展和流通的需要向流通領域投放貨幣，并適時調節，保持物價穩定；而財政部承擔著實現國家政治與經濟職能、滿足國家需要的任務，故其財政政策目標往往側重于實現經濟增長。(2)調節需求總量和結構的功能不同。財政政策的調節功能更多地表現在結構調整和資源配置方面，而貨幣政策的調節功能主要表現在調控社會需求總量上。(3)兩種政策調節彈性不同。財政政策工具包括稅收、國有資產收益(利潤上繳或股息紅利)、公債等，這些政策工具對經濟調節作用較為直接，力度大，彈性差；貨幣政策工具則相反，具有伸縮性、靈活性的特征，對經濟調節作用較為間接，彈性好。(4)兩種政策時滯長度不同。一般來說，財政政策的內部時滯較貨幣政策為長，因為財政收入政策的重大變動都必須經過最高立法機構批準才能執行。但財政政策外部時滯卻較貨幣政策為短，財政政策一旦付諸實踐，對總需求的調節作用立竿見影，而貨幣政策要通過多層次傳導，具體實施還取決于金融體系、企業等經濟主體的配合。與此同時應該指出，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又具有同一性，主要表現為：(1)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最終目標具有一致性。盡管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各有側重點，但最終都是為了實現經濟增長這一目標。(2)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是國家的需求管理政策。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以貨幣為載體和操作對象，而一定時期的貨幣購買力表現為社會總需求；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對貨幣進行的價值形式的操作實質上是對社會總需求的操作，社會總需求的總量和結構最終可由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進行調控。因此基于兩種政策之間如此緊密的聯系，要想有效地實現經濟增長的目標，兩種政策必須相互協調配合。所謂協調配合包括兩層意思：一是兩者確定主輔關系，二是完成在實現宏觀調節目標上的分工。在主輔關系的確定上，由于不同時期兩種政策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大小是會變化的，因此需要考慮社會供求總量和結構矛盾關系的具體情況，并分析兩種政策在社會供求總量和結構矛盾中的作用強度來靈活選擇主導政策。另一方面，雖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共同作用的目標是實現我國經濟的增長與穩定，但是兩者調節的重點與方向有差異，因此具體調節過程中還需要在宏觀調控目標上進行分工。總的來說，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協調配合的基本模式有：(1)松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即“雙松”政策。當社會總需求嚴重不足，生產資源大量閑置，解決失業和刺激經濟增長成為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時，適宜采取以財政政策為主的“雙松”政策配合模式。(2)緊的財政政策和緊的貨幣政策，即“雙緊”政策。當社會總需求極度膨脹，社會總供給嚴重不足和物價大幅度攀升，抑制通貨膨脹成為首要調控目標時，適宜采取“雙緊”政策。(3)緊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當政府開支過大，物價基本穩定，經濟結構合理，但企業投資并不十分旺盛，經濟也非過度繁榮，促進經濟較快增長成為經濟運行的主要目標時，適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4)松的財政政策和緊的貨幣政策。當社會運行表現為通貨膨脹與經濟停滯并存，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失衡，治理“滯脹”、刺激經濟成長成為政府調節經濟的首要目標時，適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由此看來，兩種政策不同的協調模式有不同的特點與優勢，而每一種模式本身并沒有絕對的好壞之分，對于不同的宏觀經濟情況來說應當選擇不同的協調模式。而對于中國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來說，需要切實結合自身特點來選擇當前形勢下最適合的協調模式，這樣才能實現經濟增長的最終目標。

2.結語

總的來說，國家需要通過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協調作用促進經濟的發展與增長。只有切實針對我國宏觀市場經濟存在的問題來選取最合適的協調方式，才能夠有效地解決核心問題，重新啟動國民消費和企業投資。因此，在實行宏觀經濟調控時，只要抓住核心問題，結合實際、有的放矢，我國的經濟一定能夠實現快速穩定的增長。

本文作者:楊博文吳春曉王靜工作單位:云南大學工商管理與旅游管理學院

一、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不同作用

（一）作用機制不同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為調控社會供求總量的工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調節社會供求總量中通過不同的途徑和作用來表現。它們之間互相協調。1）財政政策作用于社會經濟采取直接方式，而對于供求總量采取間接方式，貨幣政策則供應總量是直接的，間接對社會經濟產生影響。2）從財政政策調控看，財政首先是起到調節社會經濟結構的作用。運用稅收政策、財政貼息等形式起到控制和緩和社會需求總量的作用，但是貨幣政策對社會經濟的調節，是通過銀行貸款等方式來控制貨幣的總量。與財政政策在機制上有所不同。

（二）作用方向不同

從消費需求的情況看，社會消費需求是通過財政支出構成的，財政政策在社會消費層次形成中起到了決定的作用。而貨幣政策主要是通過工資基金的管理和監督和現金投放等方式進行調控，以間接方式影響人們的消費需求。從投資需求的形成看，雖然財政和銀行都向生產過程供應資金，但兩者有著不同的側重，財政政策側重調整產業結構，使國民經濟結構趨向合理化，而傾向貨幣政策則側重于調整總是和產業結構。

（三）對社會總需求有著不同的功效

摘要：為了確保我國宏觀經濟的正常運行，國家往往會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的運行進行調節；宏觀經濟政策通過調節市場的總需求與總供給達到相應的政策效果，最終使產出達到均衡。文章主要通過IS-LM模型分析可知影響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的因素，從而推出影響宏觀經濟政策的因素。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IS-LM模型

宏觀經濟學主要研究宏觀資源配置，解釋經濟波動現象，研究宏觀經濟總量。一國政府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運行進行調整，實現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等。但單一的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往往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為了彌補單一的政策的局限，往往這兩種政策配合使用，最終使總供給予總需求達到充分就業下的均衡。

政策的作用機制

（一）財政政策作用機制

財政政策是政府變動稅收和支持以便影響總需求進而影響就業和國民收入政策；是政府為促進就業水平的提高、減輕經濟波動、防止通貨膨脹和實現經濟穩定增長而對政府支出、稅收和借債水平所作出的決策。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變動政府支出，變動稅收和公債等這些政策工具，通過乘數，作用于國民收入，進而達到調節宏觀經濟運行的目的[1]。比如在經濟蕭條的時候，總需求不足，政府會采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增加支出、削減稅收和降低稅率等多種措施來刺激總需求，使總需求增加，從而國民收入與就業就會增加，進而使經濟復蘇。

一、中簽率低引發的現象

伴隨著申請者人數不斷增多，小客車中簽的概率越來越小。自2011年1月北京市進行首輪搖號以來，前7個月的中簽比例持續下降。有關的數據顯示，前7個月個人小客車指標的中簽比例分別為:10．6:1、16．6:1、22．6:1、27:1、30．3:1、32．8:1、34．9:1。8月中簽比例為34．3:1，中簽難度稍稍低于7月。2011年的9月－2012年1月，中簽比例分別為:35．7:1、37:1、39:1、40．8:1、43．1:1，從數據上看，小客車指標搖號的中簽難度越來越大。近日北京緩解擁堵網站，2012年11月下旬，申請搖號總人數已經突破120萬人，搖號中簽率已降至67:1，再創新低。然而一邊是中簽難度的越來越大，另一邊卻有7個月連續中簽的“搖號帝”的橫空出世。還有媒體報道出北京交管局長因在購車搖號過程中徇私舞弊被紀委立案調查。在北京號牌成為稀缺資源后，圍繞機動車號盤的一套相關的市場利益鏈條，已經悄然形成。隨著“購車搖號”中簽難度越來越大，汽車“剛需族”與“棄號族”的矛盾不斷激化。搖號購車全家上陣“占坑”來提高中簽比率，這種現象在搖號首月便已出現。買賣購車指標、以租代售等牟利亂象時有發生。

二、監管不力

雖然為了方便公眾對政策進行咨詢和監督，該政策建立了對外受理窗口、北京市小客車指標調控管理信息系統等，但實際操作中出現了很多問題。公眾對搖號產生的全部流程不了解，只能看到搖號的結果。一方面，由于信息的不對稱，很容易使公眾對搖號的結果產生懷疑，從而懷疑有“暗想操作”的可能。另一方面，“搖號購車”的監督機制不健全。參與搖號的監督人員如何產生的，權利機構是如何對搖號購車進行監督，公眾無從得知。

三、對北京經濟、汽車行業的沖擊

汽車限購政策給北京的經濟和汽車行業帶來了很大的沖擊。北京市副市長程紅在2011年工作會上談到，汽車以前是主力消費品，過去北京的消費市場4成多都是被車帶動起來的，但是汽車限購的政策也帶來了極大的消費缺口。市商務委主任盧彥在會上說“限購政策對汽車消費帶來的變化，給持續擴大消費市場規模造成很大壓力”。北京北辰亞運村汽車交易市場統計數據顯示，2011年前5個月北京新車累計交易12．28萬輛，同比減少近20萬輛，同比銷量累計下降61%。據市場專業人員分析，北京市新車銷量中有四成左右是由外地消費者帶來的。

一、公共政策評估概念的界定

盡管目前對政策評估的研究很多，但對于政策評估的概念卻沒有一個統一的、被絕大多數學者接受和普遍認同的定義。

陳振明認為，所謂公共政策評估，是指依據一定的標準和程序，對政策的效益、效率及價值進行判斷的一種政治行為，目的在于取得有關這些方面的信息。林水波、張世賢認為，政策評價是“有系統地應用各種社會研究程序，收集有關資訊，用以論斷政策概念與設計是否周全完整，知悉政策實際執行情形、遭遇的困難，又無偏離既定的政策方向；指明社會干預政策的效用”。

以上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分別對政策評估進行界定，綜合各方觀點，本文傾向于這樣的界定：公共政策評估是依據一定的標準和程序，對政策過程的效果、效益、效率和公眾回應加以判斷，評定并由此決定政策變遷的活動。

二、公共政策評估的標準

鄧恩在《公共政策分析導論》中將評估標準分為六類：效果、效率、充足性、公平性、回應性和適宜性。我國臺灣學者林水波、張世賢在《公共政策》一書中認為評價標準由八個方面：投入工作量、績效、效率、充足性、公平性、適當性、執行力、社會發展總指標。張國慶在《現代公共政策學導論》中提出政策評估的首要標準和次要標準的概念。針對公共政策及其活動全過程的各個環節的結果的價值進行評估，評估的標準應該包括下列標準。

一、構建與市場經濟相容的微觀基礎

在市場經濟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費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風險最小化）的投資者構成了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滿足了這種定語限制的經濟主體是與市場經濟運行的內在要求相適應的或者說相容的，反之則反是。這幾個看似簡單的修飾語，可以作為判斷經濟主體是否市場化的標準。以此標準來衡量，目前我國各種經濟主體尚未實現市場化或者尚未完全實現市場化。換言之，目前我國經濟的微觀基礎與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或者說是不完全相容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手段，而宏觀調控手段與傳統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經濟計劃”手段最大的區別就在于，后者是—種對經濟的事前規制，因為它是計劃者對被計劃者的直接控制，所以它發揮作用不需要市場作為媒介。而前者即宏觀調控是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從而導致經濟總量非均衡對政府提出的調控經濟的內在要求，以減少市場機制自動調節的時滯所產生的高昂成本。可見宏觀調控既是市場機制作用的結果又是提高市場經濟效率的必然要求。同時，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又必須以市場行為人能夠對各種市場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為前提。這就是說，財政貨幣政策有效性是基于與市場經濟相容的、完善的微觀經濟基礎之上的。那么，要提高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應，就必須首先改善這種微觀基礎，具體包括：

1.從宏觀層次和微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從宏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對國有企業進行戰略性重組和結構性調整。這需要進一步完善國有企業的退出機制，以全面收縮國有企業的經營戰線，使其盡可能地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讓位給比它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所有制企業。這既是非國有企業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國有企業自身和整個經濟發展的需要。事實上，國有企業的巨額虧損不僅使中央和地方財政難以承受，也給銀行造成了沉重的負擔。因為一個充斥著不可持續的信用擴張的經濟結構以及一個充斥著大量的不良債權的經濟體系都是不可能持續下去的。一個很明顯的經驗事實是，在傳統國有企業經營體制下，由于預算的極度軟約束，為了追求控制權的擴大，國有企業普遍存在無效率的規模擴張，在這種情況下它對貸款利率信號是極不敏感的。國有企業累積的風險可以轉嫁給銀行，銀行最終又轉嫁給國家。在這種微觀基礎上，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由于缺乏效率）都將無效。從這個意義上說，從宏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是提高財政貨幣政策效應的首要前提。而從微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是指對那些經戰略性重組后保留下來的有存續必要的國有企業，按照其行業性質和對國家經濟安全影響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分別建立適合他們各自特點的企業制度和企業經營機制。但總的趨勢應該是，除極少數企業繼續保持國有獨資外，對絕大多數國有企業都要進行規范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進行全面的制度創新，建立起與市場經濟體制相容的微觀運行機制，從而強化它作為市場主體的性質和功能，參與市場的公平競爭，或發展壯大，或退出消失。

2.保護非公產權。財政投資對民間投資的帶動不足，是擴張性財政政策效應偏低的一個重要原因。而民間投資不足的原因主要有兩個：其一為銀行對非公企業貸款的歧視性政策，另一則為對非公產權保護的法律框架不健全。在這種情況下，非公財產所有者特別是私人財產所有者的不確定因素多，保衛自己財產的交易成本過高。這種不確定使企業家無法形成對未來的穩定預期，從而導致非公投資者缺乏全力以赴投資的長期行為。這樣，作為市場經濟微觀基礎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各種非公企業，就很難發展到其應有的規模、水平和實力。

3.進一步打破壟斷，向非公企業開放更多的領城。第一，減少對傳統國有壟斷部門的準入障礙，即向民間資本（非國有經濟）開放這些投資領域，這一方面為競爭格局形成提供基本前提，另一方面達到啟動民間投資需求，增強社會對未來經濟良好預期之目的。第二，正如國有部門壟斷地位形成靠的是國家力量一樣，打破這種壟斷也必須依靠國家力量，對諸如電信、民航、電力、鐵路、教育、金融等傳統壟斷領域，科技進步及社會發展已為它們成為競爭性領域提供了可能性，國家不僅要允許而且應以優惠政策鼓勵新人者，同時對目前居于壟斯地位的企業賦予更多的逆補貼方式，以促使競爭格局的早日形成。

二、完善金融市場。逐步實行利率市場化

人民日報評論員：更要注重把握政策

--六論第二批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

中央在研究部署第二批先進性教育活動時強調，在城市基層和鄉鎮機關開展先進性教育活動，更要注重調查研究，把握好相關政策。第二批先進性教育活動開局良好、進展順利、初見成效，與各級黨組織深入調研、認真把握政策密不可分。隨著先進性教育活動的深入，遇到的政策性問題會更多，把握政策的要求會更高，我們要進一步增強政策觀念，堅持不懈地落實好中央的要求。

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開展任何一項重大工作，都必須把握好政策。這次先進性教育活動涉及面廣、參加單位的類型多，把握好政策至關重要。尤其是參加第二批先進性教育活動的黨員，處在生產、科研、教育和社會服務與管理第一線，同群眾的接觸更直接，不少黨員基層干部還常常處于矛盾的焦點上。這就需要我們更加注重調查研究、把握好政策，這樣，才能確保先進性教育活動既不走過場，又不出偏差，真正取得實效。

注重把握政策，就要始終堅持正面教育、自我教育為主的原則。這一原則體現了我們黨對廣大黨員的充分信任和愛護，反映了開展黨內集中性學習教育活動的必然要求。各級黨組織要堅持正面引導，啟發廣大黨員的自覺意識，激發他們自覺學習必讀文獻、誠心誠意聽取意見、實實在在整改問題的內在動力。要堅持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武裝黨員，提高黨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要積極組織開展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具體要求大討論，總結提煉出黨員在不同行業、不同崗位保持先進性的具體要求，使黨員學習有目標、評議有標尺、整改有方向；要精心設計并組織開展各具特色的主題實踐活動，為黨員發揮作用、服務群眾搭建平臺；要注意用身邊的典型引導黨員，通過看得見、摸得著的榜樣，教育、激勵黨員；要引導黨員自覺查擺問題，深入剖析根源，認真進行整改，立足本職崗位，更好地發揮先鋒模范作用。

注重把握政策，就要處理好堅持正面教育為主與堅持從嚴治黨的關系。堅持正面教育仍要積極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對照黨員標準，緊密聯系思想和工作實際，開展深刻的自我批評，是黨員自我提高的內在要求；同志間開展既嚴肅認真又與人為善的相互批評，有助于黨員認識自己的缺點和問題，更好地發揚優點、糾正錯誤。開展必要的警示教育，有針對性地選擇反面典型案例，準確深入地剖析其違法違紀的根源，有助于黨員保持清醒頭腦，增強抵御各種消極因素侵蝕的能力。中央決定這次學習教育活動不單獨搞一個組織處理階段，強調對那些不履行黨員義務、不具備黨員條件的，要多做教育轉化工作，同時又規定對經教育不改、不符合黨員條件的黨員，要根據黨章和有關規定，按照正常程序進行處理；對違紀黨員，要按照《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的規定，給予紀律處分。這些，都體現了堅持正面教育為主與從嚴治黨的統一，我們要認真領會，全面貫徹落實。

1.穩健的財政政策的基本內容、性質、地位

我國實行穩健財政政策的基本內容。概括地說：控制財政赤字、推進改革、調整結構、增收節支。這四項內容相互聯系，缺一不可。穩健的財政政策與積極的財政政策的根本不同點是：穩健的財政政策不僅包括財政收支供給與需求總量的調控平衡，而且還包括社會、經濟、教育、文化等結構的調整與均衡發展。

我國實行穩健財政政策的性質。穩健的財政政策既不是擴張的，也不是緊縮的，而是在財政預算收支上有壓有保，有保有限，有嚴有寬；在項目建設上有上有下，有長線有短線，壓與保、嚴與寬、下與上相結合，適度在其中；始終保持預算收支基本平衡、結構均衡。穩健的財政政策是平衡的、勻稱的財政政策，它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可以稱之為“中性”財政政策。

穩健的財政政策是一個國家根本性的、長期性的、基本的，而不是保守的或停滯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財政政策，是規模與效益、速度與質量相統一，是高水平、高質量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財政政策同“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第一要務”相適應，具體解決的是發展什么和怎樣發展這個全局性的財政政策問題。

2.穩健的財政政策需要嚴密的、持久的法制保障

穩健的財政政策既為財政法制建設提出了更嚴格的要求，又為提升財政法制建設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所謂提出了更嚴格的要求，是由這種基本的財政政策的內在結構的嚴密性、發展的協調性以及操作的可靠性所決定的。所謂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是由這種基本的財政政策的長期性、根本性所決定的。財政法制建設不是朝令夕改的暫時規定，而是具有經常性、持久性的財政規律在法律上的反映，也是與穩健的財政政策的長期性、根本性相一致、相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