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機構范文10篇

同志們：

這次政府機構改革工作會議是市委、市政府決定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會議的主要任務是,深入貫徹黨的**和**精神，提高思想認識，明確目標任務，按照省委、省政府的統一部署，積極穩妥地推進市縣兩級政府機構改革。下面，我講三點意見。

一、統一思想，充分認識深化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的重要意義

黨的**提出了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任務。**專門研究了機構改革問題，并通過了《關于深化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的意見》。去年6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下發了《關于地方政府機構改革的意見》（中辦發[20**]15號），進一步明確了推進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的指導思想和重要任務。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深刻論述了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推進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的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我們必須認真學習，深刻領會，提高認識。

首先，推進機構改革是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具體體現。政府機關是國家行政權力的載體，承擔著大量的經濟社會管理事務，直接面對基層和廣大群眾。改革開放以來，政府機構改革進行過多次，但政企政事不分、職責關系不順、行政效率不高以及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作風等問題，尚未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影響了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影響了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做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要求我們的各級政府廉潔勤政、務實高效。要通過積極推進政府機構改革，不斷調整和完善生產關系，變革上層建筑不適應的部分，促進社會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促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發展，切實實現、維護和發展好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其次，推進機構改革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黨的十四大以來，按照中央的部署，我們以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行政管理體制為目標，不斷深化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取得了明顯成效。但是，必須看到，我們過去所進行的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具有階段性和過渡性的特點。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特別是20**年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越來越多的問題集中在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上。比較突出地表現在：長期形成的部門管理體制以及由此帶來的政府權力部門化的傾向仍未得到解決；一些部門、行業和地區之間的分割和封鎖，制約著市場體系的培育、發展，助長了行業和地方保護主義以及無序競爭；一些職能部門仍習慣于靠行政手段管理經濟事務，不善于用經濟的、法律的手段進行管理。政府部門之間的職能交叉和重疊現象依然存在，影響了政府的行政效率；政府仍然包攬過多，社會中介組織沒有充分發揮有效作用。要通過推進政府機構改革，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基礎作用，為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創造必要的條件。

一、行政副職制存在的合理性

行政副職并非中國所特有，但由于特殊的國情條件、歷史文化造就了中國式的行政副職。那么在當今中國真的需要設置行政副職嗎？行政副職存在的意義是什么呢？

（一）從管理幅度看副職

國內外管理研究成果和管理實踐經驗表明，各級行政組織必須確定合理的管理幅度。根據管理學原理，確定管理幅度應了解如下變量：（1）管理層次；（2）管理事務難易程度；（3）管理者的水平和管理手段先進程度；（4）被管理的機構或人員的素質。參照以上幾點，我們可以看到：1）中國政府的現有管理體制，加上世界第一的人口數，我們的一級政府或一個管理者，其直接管轄和控制的下屬單位和人員數是巨大的；2）在這個世界經濟一體化，全球競爭白熱化的形勢下，中國政府所面臨的任務是艱巨的；3）從管理者的水平和管理手段來看，中國的行政管理者并未經過系統的學習和培養，很多都是在實踐中摸索成才，可見還遠未達到先進的程度；4）從被管理者的素質來看，中國的公務員考試制度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才剛剛開始，經過嚴格科學的考試選拔出的具備先進科學知識技能的公務員在整個公務員系統中所占比重還很小，其整體素質還有待提高。

在這樣的現實狀況下，中國從國務院到縣級政府均直接管轄著數十個甚至上百個工作部門和非常設機構（或下級行政單位），行政組織的管理幅度不可謂不大。在不增加管理層次的情況下，一級政府多設幾名行政副職，有可能縮小管理幅度，解決管理者對被管理機構和人員的失控問題；另一方面，對于管轄數量過多的政府部門與機構，在不改變管理幅度的條件下，通過設置行政副職來協助管理，也有利于解決行政管理者素質與管理幅度相矛盾的問題。

（二）從同西方國家的比較中看副職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政府進行了多次機構改革。1978年改革開放后又先后于1982年、1988年、1993年進行了三次機構改革。始于1998年的第四輪改革正在進行之中。從以往機構改革的歷史經驗來看，中國政府機構存在著五個方面的問題。

一、政府機構設置不穩定

這種不穩定性是有跡可尋的，基本上是在三個層面進行周期性循環：從政府職能上看，是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政府與企業經濟管理權力之間的配置上進行權力下放與上收之間的循環；任何政府機構的設置都以職能為核心，職能的變化直接導致另外兩個層面的變化——在政府機構設置上進行分開與合并、撤銷與增加之間的循環；在機構內部工作人員的數量上進行精簡與膨脹之間的循環。

在1978年前后兩個時期導致政府機構出現有規律變化的原因有所不同。此前是由計劃經濟體制運行的內在邏輯決定的;此后則是由于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造成的。

計劃經濟的主要特征是用行政力量來配置資源和主宰經濟活動，本應由市場和企業承擔的種種經濟職能被集中到政府中來[1]，它客觀上要求一個規模龐大、復雜完備的政府機構以便承擔和實現這些職能，其結果必然導致政府行政機構——主要是經濟管理機構的不斷細分和不斷膨脹。就是說，計劃經濟體制是巨型政府的經濟基礎[2]。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在1949年發表的演講《大步進入社會主義》中對此有過論述：幾乎不可能設想，這種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即由國家當局控制生產資料、決定怎樣生產、生產什么以及誰該得到什么的那種社會組織)可以沒有龐大的官僚機構來管理生產和分配過程。

1949年政務院(即國務院的前身)成立時，設立政法、財經、文教、人民監察四個委員會，分管35個部門，機構比較精簡。1953年，由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加強了中央計劃指導，中央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開始向直接、微觀方面發展，綜合管理部門分化為專業管理部門，如重工業部進一步細分為一機部、二機部、建筑工程部和地質部；從財政部中分出了糧食部；貿易部一分為二，變成商業部和對外貿易部。這樣，政務院的機構由35個增加到42個，經濟管理部門增加到21個。1954年國務院成立，計劃程度進一步提高。為加強直接管理，撤銷了四個委員會，改設八個辦公室，實際上是管理權力的進一步細化，行政機構相應增加到64個，其中經濟管理部門達到35個。到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社會主義體制的初步建立使中央政府集權的范圍空前擴大，經濟管理部門管理的產業越來越多，原來的機構設置已經無法適應龐大的管理業務，遂更細致地劃分了管理系統：撤銷了重工業部和燃料工業部，分設和增設了冶金工業、化學工業、建筑材料工業、煤炭工業、電力工業、石油工業、森林工業等部。同時，為加強中央政府的宏觀協調能力，又增設了國家經濟委員會和國家技術委員會兩個綜合職能部門。這樣，國務院的機構膨脹到81個，是建國后的第一個高峰[3]。

同志們：

剛才，利民、亮學同志分別宣讀了《關于縣人民政府機構設置的通知》和《縣人民政府機構改革方案的實施意見》。等下，方敏書記將作重要講話，請大家認真領會，抓好貫徹落實。下面，就全縣政府機構改革工作，我講三點意見。

一、深化政府機構改革勢在必行

（一）政府機構改革，是中央、省市部署的重大任務。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要探索建立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加快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十七屆二中全會通過了《關于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年3月，中央制定出臺了《關于地方政府機構改革的意見》；去年6月，省政府機構改革正式啟動，并下發了《省關于市縣政府機構改革的意見》；今年3月份，市里召開了政府機構改革工作會議，對縣市區政府機構改革進行安排部署，7月份正式批準了我縣政府機構改革方案。所以，這次政府機構改革，是貫徹落實中央、省市部署的重大任務，是實現行政管理體制改革2020年總體目標的重要步驟，必須認真組織、全力推進、確保實效。

（二）政府機構改革，是推進科學跨越的體制保障。近年來，我縣以推行行政審批權相對集中改革為突破口，不斷加強政府自身建設，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和管理創新，有力地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但與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相比，現行行政管理體制中一些不相適應的問題日益突出。如：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完全到位，管理越位、缺位和錯位的現象并存；組織結構及其權力、職責的配置不盡科學，職能交叉的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依法行政、依法辦事的能力和水平還有待提高。要實現縣經濟社會的科學跨越發展，就必須深化政府機構改革，解決好制約科學跨越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全面提升政府執行力和公共服務水平，建設人民滿意政府。

（三）政府機構改革，是加快富民強縣的強大動力。當前，我縣正處于率先發展、科學跨越的關鍵時期，要求我們必須在更高層次、更廣領域、更深程度上解放思想，深化政府機構改革，加強政府自身建設，提高政府行政效能，高效組織和最大限度地動員全縣一切力量，投身科學跨越富民強縣的偉大實踐中。要通過深化改革，從體制上合理配置政府資源，提高施政效率，更及時、更高效地服務基層、服務企業、服務群眾，為我縣經濟社會的又好又快發展創造更好的政務環境。要以政府機構改革帶動全縣各項改革，全面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的改革，為科學跨越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和更強大的動力。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建立,商品意識和市場意識已經深深扎根于人們的思想觀念中,國家已經從短缺經濟進入買方市場,市場機制在國家經濟發展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我國政府機構的設置卻仍然沿襲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其職能也沒有進行相應的調整。封閉、半封閉、政企不分、企業辦社會的運行機制,使企業正常的市場行為受到眾多的婆婆”的干預,這就使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的基礎作用被削弱。同時,建立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之上的龐大的政府機構,由于分工過細,權力過大,以致造成了機構臃腫、人員過多、政企不分,滋生出了官僚主義,助長了不正之風,也給財政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因此,九屆人大一次會議提出的政府機構改革,正是要破除現行政府機構的種種弊端,推動我國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同時這也是實現我國小政府、大社會的政府機構格局的需要,是把現行的官本位色彩較強的行政機構變為辦事高效、運轉協調、行為規范的行政管理體系的需要,是一場具有十分重大的經濟意義、政治意義和社會意義的深刻革命。

一、膨脹———欲撥不能的困惑

我國現行的政府管理體制形成于建國初期至50年代中期。該體制借鑒了原蘇聯的政權建制模式,以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為前提和基礎,以部門管理為主要標志和特點。近40年來,我們黨和政府為建立和完善一個結構合理、人員精干、靈活高效的黨政體制,先后進行過6次機構改革,即1951年以加強中央集權為中心內容的政府機構改革;1956年以擴大地方自主權為主體的政府機構改革;1960—1964年以收回50年代后期下放的權力,中央精簡以事業單位為重點的政府機構改革;1982年以大幅度撤并經濟管理部門,并將條件成熟的單位改建為經濟實體組織的政府機構改革;1988年以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實行三定”的政府機構改革以及1992年以政企分開為中心的政府機構改革。六次機構改革,雖然都有一定的成效,卻一直未能跳出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怪圈。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幾個:

(一)政府職能放量擴大。這包括三個方面:一是長期以來,我國黨政職能交叉、政企不分,許多本應由黨或企業管理的職能被政府所取代,導致政府職能過多,管理過寬,勢必相應增設一些機構,從而使機構進一步膨脹。二是由于我國行政管理水平和質量還不高,隨著行政主體的地位、影響和權能的不斷變化,政府職能被不斷地進行簡單的切割劃分和調劑配置,越切越細,越分越亂,切出來的新”部分越來越多,職能越來越被人為放大,對設立新機構、增加新人員以便加強管理的要求也越來越強烈,于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種惡性循環。三是二十世紀,政府已經滲透到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據瓦格納法則,在由農業和自給自足的社會向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社會過渡時期,許多原來由家庭或私人供給的貨物和服務轉而由國家和政府來供給,因而產生了對政府績效更大的需求,并且不斷增長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也要求政府進行輔助性投資。我國自建國以來就處在瓦格納法則所論述的社會過渡時期。加上一直受蘇聯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政府的職能延伸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本該由市場取代政府的職能也基本被政府擔負了。綜合經濟管理職能、社會工作職能、行業管理職能等等全部集中在政府部門。政府職能的擴展必然帶來機構的膨脹。因為政府職能的實現靠政府機構來完成,政府機構是實現政府職能的主體,依職能而設,隨職能的變化而變化。因此,政府職能的擴張是導致機構膨脹的直接的、主要的原因。要轉變這種狀況,就必須科學界定好政府職能,該歸位的要歸位,該釋放的要釋放,既不能把政府辦成一個萬花筒”式的組織,也不能使政府出現職能空位。當前要重點理順好以下兩種關系,即按照黨政職能分開的原則,理順黨的工作機構和政府機構的關系;按照政企分開、政事分開的原則,理順政府與企事業單位的關系。

(二)干部人事制度不合理。長期以來,我國政府機構事實上存在著能進、能上、能高”而難出、難下、難低”的干部用人制度,缺乏競爭的動力與壓力,也沒有嚴格的獎懲考核制度。干部只上不下,只升不降,一到年限就提拔,一遇機會就升級;政府機構一有條件就升格,一開口子就增加職數,機關變成解決就業和待遇的福地,致使干部隊伍和機構迅速膨脹。我國供養比例(即總人口與財政負擔人員之比),50年代為600∶1,70年代為155∶1,而今天為40∶1,即使按800萬黨政工作人員計算,這個比例也為156∶1。這就是說,今天1000個中國人里有64個官員,25個吃財政飯的人;而70年代1000個人里只有17個官員,65個吃財政飯的人;50年代1000個人里只有04個官員,167個吃財政飯的人。政府官員猛增,直接造成我國行政管理費用呈直線上升,1995年我國行政管理費用達9965億元,占國家預算的146%,比1978年的53億元,平均年遞增189%。據有關部門統計,全國近一半的縣財政為吃飯”財政,政府根本拿不出資金用于提供公共服務。如陜西省有90多個縣,其中約60個縣發工資困難,有些鄉鎮干部甚至數月或半年拿不到工資。

由于不合理的干部人事制度,機關普遍存在人浮于事、人滿為患的情況,尤其是普遍存在官”多兵”少;后勤人員多,業務人員少;習慣于行政命令、分指標、批項目的多,業務骨干少;庸人多,能人少。因此,不合理的干部人事制度是造成機構、人員膨脹的一個重要原因。要改變這種局面,就必須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只有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引入競爭機制和激勵機制,完善公務員制度,才能最終消除腫脹”,保證政府機構改革順利進行。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建立,商品意識和市場意識已經深深扎根于人們的思想觀念中,國家已經從短缺經濟進入買方市場,市場機制在國家經濟發展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我國政府機構的設置卻仍然沿襲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其職能也沒有進行相應的調整。封閉、半封閉、政企不分、企業辦社會的運行機制,使企業正常的市場行為受到眾多的婆婆”的干預,這就使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的基礎作用被削弱。同時,建立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之上的龐大的政府機構,由于分工過細,權力過大,以致造成了機構臃腫、人員過多、政企不分,滋生出了官僚主義,助長了不正之風,也給財政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因此,九屆人大一次會議提出的政府機構改革,正是要破除現行政府機構的種種弊端,推動我國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同時這也是實現我國小政府、大社會的政府機構格局的需要,是把現行的官本位色彩較強的行政機構變為辦事高效、運轉協調、行為規范的行政管理體系的需要,是一場具有十分重大的經濟意義、政治意義和社會意義的深刻革命。

一、膨脹———欲撥不能的困惑

我國現行的政府管理體制形成于建國初期至50年代中期。該體制借鑒了原蘇聯的政權建制模式,以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為前提和基礎,以部門管理為主要標志和特點。近40年來,我們黨和政府為建立和完善一個結構合理、人員精干、靈活高效的黨政體制,先后進行過6次機構改革,即1951年以加強中央集權為中心內容的政府機構改革;1956年以擴大地方自主權為主體的政府機構改革;1960—1964年以收回50年代后期下放的權力,中央精簡以事業單位為重點的政府機構改革;1982年以大幅度撤并經濟管理部門,并將條件成熟的單位改建為經濟實體組織的政府機構改革;1988年以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實行三定”的政府機構改革以及1992年以政企分開為中心的政府機構改革。六次機構改革,雖然都有一定的成效,卻一直未能跳出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怪圈。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幾個:

(一)政府職能放量擴大。這包括三個方面:一是長期以來,我國黨政職能交叉、政企不分,許多本應由黨或企業管理的職能被政府所取代,導致政府職能過多,管理過寬,勢必相應增設一些機構,從而使機構進一步膨脹。二是由于我國行政管理水平和質量還不高,隨著行政主體的地位、影響和權能的不斷變化,政府職能被不斷地進行簡單的切割劃分和調劑配置,越切越細,越分越亂,切出來的新”部分越來越多,職能越來越被人為放大,對設立新機構、增加新人員以便加強管理的要求也越來越強烈,于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種惡性循環。三是二十世紀,政府已經滲透到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據瓦格納法則,在由農業和自給自足的社會向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社會過渡時期,許多原來由家庭或私人供給的貨物和服務轉而由國家和政府來供給,因而產生了對政府績效更大的需求,并且不斷增長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也要求政府進行輔助性投資。我國自建國以來就處在瓦格納法則所論述的社會過渡時期。加上一直受蘇聯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政府的職能延伸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本該由市場取代政府的職能也基本被政府擔負了。綜合經濟管理職能、社會工作職能、行業管理職能等等全部集中在政府部門。政府職能的擴展必然帶來機構的膨脹。因為政府職能的實現靠政府機構來完成,政府機構是實現政府職能的主體,依職能而設,隨職能的變化而變化。因此,政府職能的擴張是導致機構膨脹的直接的、主要的原因。要轉變這種狀況,就必須科學界定好政府職能,該歸位的要歸位,該釋放的要釋放,既不能把政府辦成一個萬花筒”式的組織,也不能使政府出現職能空位。當前要重點理順好以下兩種關系,即按照黨政職能分開的原則,理順黨的工作機構和政府機構的關系;按照政企分開、政事分開的原則,理順政府與企事業單位的關系。

(二)干部人事制度不合理。長期以來,我國政府機構事實上存在著能進、能上、能高”而難出、難下、難低”的干部用人制度,缺乏競爭的動力與壓力,也沒有嚴格的獎懲考核制度。干部只上不下,只升不降,一到年限就提拔,一遇機會就升級;政府機構一有條件就升格,一開口子就增加職數,機關變成解決就業和待遇的福地,致使干部隊伍和機構迅速膨脹。我國供養比例(即總人口與財政負擔人員之比),50年代為600∶1,70年代為155∶1,而今天為40∶1,即使按800萬黨政工作人員計算,這個比例也為156∶1。這就是說,今天1000個中國人里有64個官員,25個吃財政飯的人;而70年代1000個人里只有17個官員,65個吃財政飯的人;50年代1000個人里只有04個官員,167個吃財政飯的人。政府官員猛增,直接造成我國行政管理費用呈直線上升,1995年我國行政管理費用達9965億元,占國家預算的146%,比1978年的53億元,平均年遞增189%。據有關部門統計,全國近一半的縣財政為吃飯”財政,政府根本拿不出資金用于提供公共服務。如陜西省有90多個縣,其中約60個縣發工資困難,有些鄉鎮干部甚至數月或半年拿不到工資。

由于不合理的干部人事制度,機關普遍存在人浮于事、人滿為患的情況,尤其是普遍存在官”多兵”少;后勤人員多,業務人員少;習慣于行政命令、分指標、批項目的多,業務骨干少;庸人多,能人少。因此,不合理的干部人事制度是造成機構、人員膨脹的一個重要原因。要改變這種局面,就必須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只有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引入競爭機制和激勵機制,完善公務員制度,才能最終消除腫脹”,保證政府機構改革順利進行。

以1998年3月九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為正式啟動標志，新一輪中央政府機構改革在短短的一年多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可以說，此次改革是建國以來歷次機構改革中聲勢和規模最大的一次，人員減少比例最大的一次，也是中央最高層決心最大的一次，是實施推進最快的一次，取得的成效也是最顯著的一次。但是就全國范圍而言，這次國務院機構改革只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我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主要在地方，從機構和人員來看，中央政府機構中的公務員只占極小比例（僅3萬余人，而地方政府機構中的國家公務員多達540萬）；以往歷次機構改革的經驗教訓也表明，改革愈往下，制約因素愈多，阻力也就愈大。僅此兩點即足以證明，我國政府機構改革能否達到預期目標，能否跳出以往歷次機構改革所未能跳出的“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循環怪圈，主要還是取決于各級地方政府機構改革的實際成效。眼下，地方政府機構改革已提上日程并成為社會關注的一大熱點。筆者認為，確保地方機構改革成功的關鍵一環，就是對地方機構改革的制約因素或阻力作客觀、冷靜的理性思考，并在此基礎上尋求減少和化解改革阻力，培養和壯大改革動力的有效對策。

一、地方政府機構改革的阻力及其成因

從宏觀上說，在政府機構改革中，政府扮演著非常特殊的雙重角色，它既是改革的主體和推動者，又是改革的對象和接受者。因此，改革的動力和阻力并存于政府內部。但從微觀上說，處于不同層級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其所扮演雙重角色的重心并不完全相同。由于機構改革是中央政府決策層自上而下發動的，因此相對來說，地方政府作為改革的對象和客體的角色更為突出。其抵制改革的阻力也更大些。總結歷次機構改革的得失，地方政府對機構改革的阻力主要有以下幾種表現形式：

一是消極拖延，被動觀望。例如，從1993年3月中共中央印發《關于黨政機構改革的方案》，至1997年初，歷時4年，全國尚有不少地方甚至還沒有批復市縣機構改革方案，其歷時之久，效率之低，始料不及。在某省召開的縣（市）人事局長座談會上，一位局長一語破的：“機構改革誰也不愿當先進，否則有人就會責怪你！”機構改革的領導班子和執行部門不可謂不盡力矣，無奈情況復雜，阻力重重，許多政府部門唯恐先搞先吃虧，故而退避觀望，搞拖延戰術，以尋求最佳對策。

二是討價還價，有“利”必爭。在“三定”過程中，許多政府部門對有權有利的職能則競相爭之，對有責任多義務的職能則競相推之，圍繞一個“利”字，想盡辦法與人事編制部門爭職能、爭機構、爭編制、爭職位。某省編制委員會僅僅為劃清廣播電視廳、文化廳、新聞出版局等單位的職責，就先后召開了10多次協調會，其討價還價的力度之大，不言自明。此外，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因人設職、人員臃腫現象仍是很普遍，目前我國各級機構在進行職位設置過程中存在一個十分突出的問題，即副職和非領導職務數設置太多，有的單位副職人數多達十幾人，更不用說非領導職務了。領導副職和非領導職務數比例過高，一方面造成職能交叉，相互扯皮，另一方面又造成人員臃腫且職務結構不合理的現象得不到有效的控制，也加大了機構改革的阻力。

三是瞞天過海，改頭換面。為了完成減少機構、精簡人員的任務，許多地方政府將原屬于政府系列的一些部門，如新聞出版局、檔案局、測繪局、經濟協作辦公室等單位，在統計上劃為事業單位，但實際上，這些機構的職能和人員絲毫沒有改變。表面上行政機關的機構、人員減少了，但實際上是“走過場”，吃國家“財政飯”的人并沒有減少。或者是某些主管部（局）改組為公司，但它們的行政管理職能并沒有消除，總公司或控股公司依然可以對下屬企業指手劃腳。機關翻牌為公司，雖然在名義上縮小了政府規模，但機構改革的最終目標并沒有實現。這些年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妥善解決，成為人們批評的焦點之一。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建立,商品意識和市場意識已經深深扎根于人們的思想觀念中,國家已經從短缺經濟進入買方市場,市場機制在國家經濟發展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我國政府機構的設置卻仍然沿襲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其職能也沒有進行相應的調整。封閉、半封閉、政企不分、企業辦社會的運行機制,使企業正常的市場行為受到眾多的婆婆”的干預,這就使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的基礎作用被削弱。同時,建立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之上的龐大的政府機構,由于分工過細,權力過大,以致造成了機構臃腫、人員過多、政企不分,滋生出了官僚主義,助長了不正之風,也給財政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因此,九屆人大一次會議提出的政府機構改革,正是要破除現行政府機構的種種弊端,推動我國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同時這也是實現我國小政府、大社會的政府機構格局的需要,是把現行的官本位色彩較強的行政機構變為辦事高效、運轉協調、行為規范的行政管理體系的需要,是一場具有十分重大的經濟意義、政治意義和社會意義的深刻革命。

一、膨脹———欲撥不能的困惑

我國現行的政府管理體制形成于建國初期至50年代中期。該體制借鑒了原蘇聯的政權建制模式,以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為前提和基礎,以部門管理為主要標志和特點。近40年來,我們黨和政府為建立和完善一個結構合理、人員精干、靈活高效的黨政體制,先后進行過6次機構改革,即1951年以加強中央集權為中心內容的政府機構改革;1956年以擴大地方自主權為主體的政府機構改革;1960—1964年以收回50年代后期下放的權力,中央精簡以事業單位為重點的政府機構改革;1982年以大幅度撤并經濟管理部門,并將條件成熟的單位改建為經濟實體組織的政府機構改革;1988年以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實行三定”的政府機構改革以及1992年以政企分開為中心的政府機構改革。六次機構改革,雖然都有一定的成效,卻一直未能跳出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怪圈。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幾個:

(一)政府職能放量擴大。這包括三個方面:一是長期以來,我國黨政職能交叉、政企不分,許多本應由黨或企業管理的職能被政府所取代,導致政府職能過多,管理過寬,勢必相應增設一些機構,從而使機構進一步膨脹。二是由于我國行政管理水平和質量還不高,隨著行政主體的地位、影響和權能的不斷變化,政府職能被不斷地進行簡單的切割劃分和調劑配置,越切越細,越分越亂,切出來的新”部分越來越多,職能越來越被人為放大,對設立新機構、增加新人員以便加強管理的要求也越來越強烈,于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種惡性循環。三是二十世紀,政府已經滲透到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據瓦格納法則,在由農業和自給自足的社會向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社會過渡時期,許多原來由家庭或私人供給的貨物和服務轉而由國家和政府來供給,因而產生了對政府績效更大的需求,并且不斷增長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也要求政府進行輔助性投資。我國自建國以來就處在瓦格納法則所論述的社會過渡時期。加上一直受蘇聯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政府的職能延伸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本該由市場取代政府的職能也基本被政府擔負了。綜合經濟管理職能、社會工作職能、行業管理職能等等全部集中在政府部門。政府職能的擴展必然帶來機構的膨脹。因為政府職能的實現靠政府機構來完成,政府機構是實現政府職能的主體,依職能而設,隨職能的變化而變化。因此,政府職能的擴張是導致機構膨脹的直接的、主要的原因。要轉變這種狀況,就必須科學界定好政府職能,該歸位的要歸位,該釋放的要釋放,既不能把政府辦成一個萬花筒”式的組織,也不能使政府出現職能空位。當前要重點理順好以下兩種關系,即按照黨政職能分開的原則,理順黨的工作機構和政府機構的關系;按照政企分開、政事分開的原則,理順政府與企事業單位的關系。

(二)干部人事制度不合理。長期以來,我國政府機構事實上存在著能進、能上、能高”而難出、難下、難低”的干部用人制度,缺乏競爭的動力與壓力,也沒有嚴格的獎懲考核制度。干部只上不下,只升不降,一到年限就提拔,一遇機會就升級;政府機構一有條件就升格,一開口子就增加職數,機關變成解決就業和待遇的福地,致使干部隊伍和機構迅速膨脹。我國供養比例(即總人口與財政負擔人員之比),50年代為600∶1,70年代為155∶1,而今天為40∶1,即使按800萬黨政工作人員計算,這個比例也為156∶1。這就是說,今天1000個中國人里有64個官員,25個吃財政飯的人;而70年代1000個人里只有17個官員,65個吃財政飯的人;50年代1000個人里只有04個官員,167個吃財政飯的人。政府官員猛增,直接造成我國行政管理費用呈直線上升,1995年我國行政管理費用達9965億元,占國家預算的146%,比1978年的53億元,平均年遞增189%。據有關部門統計,全國近一半的縣財政為吃飯”財政,政府根本拿不出資金用于提供公共服務。如陜西省有90多個縣,其中約60個縣發工資困難,有些鄉鎮干部甚至數月或半年拿不到工資。

由于不合理的干部人事制度,機關普遍存在人浮于事、人滿為患的情況,尤其是普遍存在官”多兵”少;后勤人員多,業務人員少;習慣于行政命令、分指標、批項目的多,業務骨干少;庸人多,能人少。因此,不合理的干部人事制度是造成機構、人員膨脹的一個重要原因。要改變這種局面,就必須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只有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引入競爭機制和激勵機制,完善公務員制度,才能最終消除腫脹”,保證政府機構改革順利進行。

同志們：

一、政府機構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不改不行，改不好不行

不知道同志們有沒有注意，今年的十七大報告在論述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與以往的提法有所不同，以前叫“積極穩妥推進”，現在叫“深化”。如何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十七大報告也講的非常明確，就是要把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作為深化改革的重要環節，抓緊制定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探索實行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也就是說，政府部門應逐步向大部制、寬職能、少機構的方向發展，減少行政層次，解決機構重疊、職責交叉、政出多門等問題。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的總趨勢是，逐漸從管制走向服務，從人治走向法治，從集權走向分權。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明年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第一條就是“深化政府機構改革，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可以說，明年將是全面深化行政改革的重要一年，我們一定要站在落實十七大精神的高度，充分認識這次政府機構改革的重要意義。

第一，深化政府機構改革，是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具體體現。我在不同的場合都說過，政府是為老百姓提供服務的，但一直以來政府的服務都有一個成本太高、服務不好的問題，老百姓希望政府花錢少、辦事好。通過深化政府機構改革，逐步將權力政府向責任政府轉化，提高政府的辦事效率，優化政府的服務，可以為老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也只有這樣，政府的內部組織才能優化，運轉協調，才能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質量，真正做到花錢少、辦事好。

第二，深化政府機構改革，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個長期過程，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也需要逐步推進，不斷深化。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步伐的加快，對提高政府管理能力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尤其是要求政府職能轉變，必須要依法行政、規范管理、優化服務，以不斷提高駕馭和管理經濟的能力和水平。這次機構改革的重點，就是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通過政府組織結構的整合和功能的完善，達到增強政府行政能力，提高政府管理水平的目的，以更好地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

第三，深化政府機構改革，是創新行政管理體制的必然要求。行政管理體制的建立以政府構架為依托，政府構架直接影響和決定行政管理體制的形式和內容。改革開放以來，合肥市包括我們縣都先后進行了數次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工作，精簡了一些機構和人員，在理順關系，轉變職能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進展，但現行管理體制中一些深層次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如在管理方式上，一些部門仍然習慣于靠行政手段管理經濟事務，不善于運用經濟和法律的手段進行管理；在政府職能運行上，部分之間職能交叉、重疊、職責不清的現象仍然存在，造成推諉、扯皮，嚴重影響行政效率；在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方面，政府包攬過多，社會中介組織的作用難以充分發揮。這些都需要通過機構改革的不斷深化，政府機構設置的不斷調整完善來逐步加以解決。

按照黨的十七大關于“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的決策，黨中央國務院把地方政府機構改革正式提上日程。改革開放30年來，已經進行了5次較大規模的機構改革，有成效，但仍然沒有“到位”。當前迫切要求深化這項改革，取得新的成果，以適應轉變政府職能、改善行政管理的需要。

為了搞好這一次機構改革，中央要求地方政府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執政為民，把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著力解決制約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矛盾和問題，著力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建設人民滿意的政府。要以政府職能轉變為核心，按照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理順職責關系，明確和強化責任，優化政府組織結構，完善體制機制，推進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效能。對于這個基本要求，必須牢牢記取，事事遵循。

中國地域廣大，各地情況很有差別。在推進地方政府機構改革中，既要緊緊圍繞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總體目標，貫徹中央的總體部署，又要結合各地實際，堅持分類指導，因地制宜，突出重點，循序漸進，在改革創新中完成這次機構改革任務。

――著力轉變政府職能。要通過改革，加快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分開，把不該由政府管理的事項轉移出去，進一步下放管理權限，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減少行政許可，從制度上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更好地發揮公民和社會組織在社會公共事務管理中的作用。

――理順職責關系。切實解決部門職責交叉和關系不順的問題。地方各級政府要結合實際確定各部門的職責分工，堅持一件事情原則上由一個部門負責，確需多個部門管理的事項，分清主辦和協辦的關系，明確牽頭部門。還要建立健全部門間協調配合機制，形成工作合力。

――明確和強化責任。建設責任政府首先要講責任。要按照權責一致、有權必有責的要求，通過定職責、定機構、定編制，在賦予部門職權的同時，明確相應承擔的責任。推進政務公開、績效考評、行政問責，強化責任追究，切實解決權責脫節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