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支出范文10篇

[內容提要]理論和經驗表明。從政府投資轉向政府消費是政府支出模式的必然選擇。從我國政府消費和政府投資的現狀及橫向比較中可以發現，我國政府投資率相對過高，政府消費率相對過低。政府投資主導型支出模式將加劇經濟波動、導致公共服務不足、拉大收入差距以及破壞生態環境，不利于經濟社會和諧發展。構建和諧社會需要政府加大消費支出。

[關鍵詞]政府支出模式和諧社會

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了到2020年中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九大目標和主要任務，其中“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更加完備”和“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建立”等赫然在列。當前，我國公共服務需求的全面增長與供給的嚴重短缺，已是一個相當突出的問題，滿足不了居民的需要，也嚴重影響了居民的生活質量。為了適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要，我國政府的支出模式必須實現從注重政府投資向注重政府消費轉變。

一、從政府投資轉向政府消費是政府支出模式的必然選擇

作為財政支出的組成部分，政府消費和政府投資均是衡量政府活動的重要尺度。政府投資是指政府為了滿足社會公共需要，實現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投入資金轉化為實物資產的行為和過程。政府投資一般具有開發性和戰略性特點，其主要目的是解決市場失效、調節國民經濟運行等。政府消費是指政府部門為全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消費，包括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和社會保障等，以及向住戶以免費或低價提供的貨物和服務等方面的支出。政府消費與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緊密相聯，政府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可由政府消費來反映。統而言之，政府投資側重于經濟建設方面，政府消費側重于公共服務方面。

理論分析表明，政府支出結構與一國經濟發展階段密切相關。一般而言，處于經濟發展早期階段的發展中國家，政府支出主要側重于經濟投資領域，用于經濟建設方面的政府投資支出比重相對較高，相應地，用于社會公共服務領域的政府消費支出比重則相對較低。相反，處于經濟發展成熟階段的發達國家，政府支出主要側重于社會公共服務領域的政府消費，而用于經濟建設方面的政府投資比重則相對較低。

關鍵詞：新型政府；公共支出；預算體系

一、建立我國新型的政府公共支出預算體系的必要性和依據

（一）從財政支出預算供給范圍看，現行支出預算已不能滿足政府職能轉變的需要和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出現了越位與缺位并存的局面

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部門是社會資源配置的主體，政府將社會管理者職能與所有者職能融為一體，職能范圍覆蓋了從生產到消費等社會再生產過程的各個領域和事務，財政作為以國家為主體的分配方式，其支出預算供給范圍也必然呈現出大而寬的特征。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社會資源的主要配置者是市場，政府的職能應轉變為統籌規劃，掌握政策，信息引導，組織協調，提高服務和檢查監督，彌補市場不足。財政支出的供給范圍也應以政府實現其職能為依據、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為本質及時調整，保證財力供給。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財政支出預算的供給范圍仍未有效地統一規范在政府應轉變的職能范圍上來，仍然保持著范圍過大，包攬過多，特別是向競爭性生產建設領域延伸過多的格局，遠遠超過了社會公共需要的范圍，而面對那些真正急需的社會公共需要的一些開支項目則又無力顧及，使那些不應以財政資金供應的領域和事務占用了大量資金，而應由財政資金供應的領域和事務卻得不到應有的資金保障。這種狀況不僅造成財政資金嚴重緊缺，使財政工作十分被動，而且還因資金供應不足導致財政對國家重點支出項目難以實施更加有力的保障等一系列問題，從而使政府職能的轉變難以實現，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趨于緩慢。

（二）從預算約束力來看，現行支出預算的公共項目保證已明顯呈現軟化

一是預算分配中預算指標到位率低，執行中預算追加頻繁，年度的實際支出數往往高于年初預算數；二是預算分配缺乏可靠依據，人為因素較多，存在較大的隨意性；三是預算年度的起始日期先于人大審批日期，造成預算審批通過前就已開始進入執行期，形成預算審批的法律空擋；四是法與法之間的關系不協調，“以法壓法”的現象嚴重。如教育、科學、農業等方面的法律和衛生、計劃生育、環境保護、文化宣傳等方面的規章，都對財政支出作了限定性的規定，要求某項支出增長必須高于財政收入或支出的增長等，而《預算法》則又明確規定，在安排支出預算時要量入為出、統籌兼顧等等。法律、法規的沖突與不統一，嚴重減弱了法律法規的嚴肅性和約束力。

摘要：政府公共支出預算的合理性、有效性關系到國家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文章分析了我國現行的政府公共支出預算體系在支出供給范圍、結構、管理及監督諸方面的缺陷及不合理性，提出了對其進行改革的措施。

關鍵詞：政府公共支出預算缺陷改革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國家對經濟的管理由直接管理為主，宏觀、微觀一起管理的狀態轉變為間接管理和宏觀管理為主。對各項社會事業的管理方式，也就要求根據社會的公共要求和市場經濟的特點加以調整。政府公共支出預算是政府公共預算的主要組成部分，是政府為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為社會成員提供大體均等的公共服務所需開支的分配計劃。政府公共支出預算涵蓋了政府活動的全范圍，反映著政府活動的方向，是調控宏觀經濟、促進社會事業發展，實現政府職能的重要保障，也是政府支出管理的核心任務。然而，必須看到我國現行的財政支出預算體系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逐步發展形成的，雖然幾經改革，但仍沒有完全擺脫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隨著改革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現有的政府公共支出預算體系逐漸暴露出種種弊端，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政府職能轉變的需要。對此，筆者試從政府公共支出預算的范圍、結構及管理、監督機制等方面進行分析、探討。旨在提高政府公共支出預算的合理性、有效性。

一、政府公共支出預算范圍、結構亟待重新界定和優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財政應以社會共同需要為標準參與社會資源配置，政府公共支出預算的范圍必須以社會共同需要為標準來界定和規范。所謂社會共同需要，是指一個國家從事社會管理，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發展，體現社會共同利益的基本公共需要。其應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只有政府出面組織和實施才能實現的事務。二是只有政府舉辦才能有效協調各方面利益的事務。三是企業和個人不愿意舉辦而又是社會存在和發展所必需的事務。按照社會共同需要的標準，政府公共支出預算的范圍應主要限定在國家機關及那些代表社會共同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非營利的領域或事務，具體說應包括以下三方面：1、維持性支出。即消耗性支出，一般指資源直接置于政府支配之下，配置于各部門作直接消耗。2、轉移性支出。轉移性支出一般是指政府不直接消耗的那部分社會資金，這部分社會資金是通過再分配方式轉移出去的。3、公共工程支出。公共工程支出一般是指大型公益性基礎設施的支出。

按照上述理論，再審視現有的政府公共支出預算供給范圍，不難發現，在支出預算供給范圍中存在著“缺位”與“越位”并存的現象。這使得一些隨著市場經濟發展而必須由財政資金供應的領域和事務卻得不到應有的資金的保障；而一些隨著改革和政策變化已不應再由財政資金供應的領域和事務卻占用了不少資金。最為典型的事例是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和高等教育方面的支出。社會保障是社會的“安全網”，“減震器”，是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不可或缺的社會控制機制，從宏觀角度看，社會保障是財政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在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社會保障的收支與財政收支以及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已構成了某種函數關系。

[論文關鍵詞]政府公共支出預算缺陷改革

[論文摘要]政府公共支出預算的合理性、有效性關系到國家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文章分析了我國現行的政府公共支出預算體系在支出供給范圍、結構、管理及監督諸方面的缺陷及不合理性,提出了對其進行改革的措施。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國家對經濟的管理由直接管理為主,宏觀、微觀一起管理的狀態轉變為間接管理和宏觀管理為主。對各項社會事業的管理方式,也就要求根據社會的公共要求和市場經濟的特點加以調整。政府公共支出預算是政府公共預算的主要組成部分,是政府為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為社會成員提供大體均等的公共服務所需開支的分配計劃。政府公共支出預算涵蓋了政府活動的全范圍,反映著政府活動的方向,是調控宏觀經濟、促進社會事業發展,實現政府職能的重要保障,也是政府支出管理的核心任務。然而,必須看到我國現行的財政支出預算體系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逐步發展形成的,雖然幾經改革,但仍沒有完全擺脫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隨著改革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現有的政府公共支出預算體系逐漸暴露出種種弊端,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政府職能轉變的需要。對此,筆者試從政府公共支出預算的范圍、結構及管理、監督機制等方面進行分析、探討。旨在提高政府公共支出預算的合理性、有效性。

一、政府公共支出預算范圍、結構亟待重新界定和優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財政應以社會共同需要為標準參與社會資源配置,政府公共支出預算的范圍必須以社會共同需要為標準來界定和規范。所謂社會共同需要,是指一個國家從事社會管理,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發展,體現社會共同利益的基本公共需要。其應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只有政府出面組織和實施才能實現的事務。二是只有政府舉辦才能有效協調各方面利益的事務。三是企業和個人不愿意舉辦而又是社會存在和發展所必需的事務。按照社會共同需要的標準,政府公共支出預算的范圍應主要限定在國家機關及那些代表社會共同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非營利的領域或事務,具體說應包括以下三方面:1、維持性支出。即消耗性支出,一般指資源直接置于政府支配之下,配置于各部門作直接消耗。2、轉移性支出。轉移性支出一般是指政府不直接消耗的那部分社會資金,這部分社會資金是通過再分配方式轉移出去的。3、公共工程支出。公共工程支出一般是指大型公益性基礎設施的支出。

按照上述理論,再審視現有的政府公共支出預算供給范圍,不難發現,在支出預算供給范圍中存在著“缺位”與“越位”并存的現象。這使得一些隨著市場經濟發展而必須由財政資金供應的領域和事務卻得不到應有的資金的保障;而一些隨著改革和政策變化已不應再由財政資金供應的領域和事務卻占用了不少資金。最為典型的事例是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和高等教育方面的支出。社會保障是社會的“安全網”,“減震器”,是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不可或缺的社會控制機制,從宏觀角度看,社會保障是財政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在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社會保障的收支與財政收支以及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已構成了某種函數關系。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基本概念；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工作方案案例分析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財政改革已由過去的以收入管理為中心轉向以支出管理改革為重點、財政支出的“追蹤問效”則是以提高財政支出效率為落腳點、政府財政支出績效評價不僅包括政府組織的自我評價、上級評價、權力機關的評價、政府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在一些西方國家已有了幾十年的發展歷史、具體部門在進行績效評價時首先要制定自評工作方案、自評的目的、自評的范圍、自評的指標、定量指標包括共性指標與個性指標、定性指標是描述和分析部門績效目標完成情況、公共服務效能和資源配置狀況等的非量化指標、秘書處是負責績效評價工作的具體工作部門等，具體請詳見，。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以來，按照市場經濟體制要求，財政改革已由過去的以收入管理為中心轉向以支出管理改革為重點，財政職能由直接調控轉向宏觀的間接調控。近幾年政府各部門通過推進部門預算、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政府采購制度等改革，形成了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支出管理體制基本框架，有效地促進了財政支出執行的監督管理和公共財政制度建設。部門預算、集中支付、政府采購、投資審核是前提和基礎工作，財政支出的“追蹤問效”則是以提高財政支出效率為落腳點。

一、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基本概念

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是指運用科學合理的評價方法、指標體系和評價標準，對政府部門為履行職責所確定的目標而使用財政資金的行為、過程及結果所進行的綜合性考核和評價。政府財政支出績效評價不僅包括政府組織的自我評價、上級評價、權力機關的評價，還應當包括相關專業的專家評價、中介機構進行的評價等。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主體是多元并存的，但是具體實施一項評價的主體應按法定程序產生。實施評價的主體應具有相應的資格，具備專業勝任能力。

二、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工作方案案例分析

政府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在一些西方國家已有了幾十年的發展歷史，但在我國還處在起步階段。一直處于改革開放的前沿，經過多年的實踐，在克服無先例可循、無經驗可借鑒的情況下，廣東省在2003年8月至2005年12月先后組織了131個重點項目的績效評價試點，率先設立全國第一個省級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機構，建立了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制度。

[論文關鍵詞]政府公共支出預算缺陷改革

[論文摘要]政府公共支出預算的合理性、有效性關系到國家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文章分析了我國現行的政府公共支出預算體系在支出供給范圍、結構、管理及監督諸方面的缺陷及不合理性,提出了對其進行改革的措施。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國家對經濟的管理由直接管理為主,宏觀、微觀一起管理的狀態轉變為間接管理和宏觀管理為主。對各項社會事業的管理方式,也就要求根據社會的公共要求和市場經濟的特點加以調整。政府公共支出預算是政府公共預算的主要組成部分,是政府為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為社會成員提供大體均等的公共服務所需開支的分配計劃。政府公共支出預算涵蓋了政府活動的全范圍,反映著政府活動的方向,是調控宏觀經濟、促進社會事業發展,實現政府職能的重要保障,也是政府支出管理的核心任務。然而,必須看到我國現行的財政支出預算體系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逐步發展形成的,雖然幾經改革,但仍沒有完全擺脫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隨著改革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現有的政府公共支出預算體系逐漸暴露出種種弊端,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政府職能轉變的需要。對此,筆者試從政府公共支出預算的范圍、結構及管理、監督機制等方面進行分析、探討。旨在提高政府公共支出預算的合理性、有效性。

一、政府公共支出預算范圍、結構亟待重新界定和優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財政應以社會共同需要為標準參與社會資源配置,政府公共支出預算的范圍必須以社會共同需要為標準來界定和規范。所謂社會共同需要,是指一個國家從事社會管理,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發展,體現社會共同利益的基本公共需要。其應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只有政府出面組織和實施才能實現的事務。二是只有政府舉辦才能有效協調各方面利益的事務。三是企業和個人不愿意舉辦而又是社會存在和發展所必需的事務。按照社會共同需要的標準,政府公共支出預算的范圍應主要限定在國家機關及那些代表社會共同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非營利的領域或事務,具體說應包括以下三方面:1、維持性支出。即消耗性支出,一般指資源直接置于政府支配之下,配置于各部門作直接消耗。2、轉移性支出。轉移性支出一般是指政府不直接消耗的那部分社會資金,這部分社會資金是通過再分配方式轉移出去的。3、公共工程支出。公共工程支出一般是指大型公益性基礎設施的支出。

按照上述理論,再審視現有的政府公共支出預算供給范圍,不難發現,在支出預算供給范圍中存在著“缺位”與“越位”并存的現象。這使得一些隨著市場經濟發展而必須由財政資金供應的領域和事務卻得不到應有的資金的保障;而一些隨著改革和政策變化已不應再由財政資金供應的領域和事務卻占用了不少資金。最為典型的事例是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和高等教育方面的支出。社會保障是社會的“安全網”,“減震器”,是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不可或缺的社會控制機制,從宏觀角度看,社會保障是財政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在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社會保障的收支與財政收支以及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已構成了某種函數關系。

提要中國經濟的發展存在嚴重的內需不足問題，增加政府消費支出是擴大內需的重要手段。通過對我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不等概率抽樣，抽取15個省市作為研究樣本，預測我國各地區政府消費支出總額及均值，結果表明:不論是總量估計還是均值估計，PPS抽樣的方差都要小于簡單隨機抽樣的方差，PPS抽樣要明顯優于簡單隨機抽樣。

關鍵詞:政府消費支出;PPS抽樣;簡單隨機抽樣

一、引言

國民經濟核算中，政府消費是指政府部門為全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消費支出和免費或以較低價格向用戶提供的貨物和服務的凈支出。政府消費與居民消費一起構成總消費，是一國最終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增加政府消費支出是擴大內需的重要手段。中國經濟發展存在嚴重的內需不足問題，必須把立足點放到依靠內需上來。政府首先應加大自身消費支出。政府加大對“三農”的支持力度、增加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增加公共教育投入;增加城鄉居民收入，提高其消費能力;培育成熟的消費環境等，這不僅是滿足政府支出的需要，也是對于現實經濟運行格局的一種強烈的支持保證。當社會個人與家庭的消費相對不足而沒有集中起足夠消費力量的格局下，關注政府消費支出，由政府等宏觀管理部門主動地、適度地放松對消費支出的限制，是必需的政策選擇。

在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涉及政府消費核算的主要有三處:一是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核算;二是資金流量表實物交易部分;三是收入分配及支出賬戶。對我國政府消費支出的估計方法進行研究，可以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提供一些參考。本文通過對我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不等概率抽樣和簡單隨機抽樣，分別抽取15個、10個省市作為研究樣本進行實證分析，同時對兩種方法進行比較分析。

二、PPS抽樣表述

[論文關鍵詞]政府公共支出預算缺陷改革

[論文摘要]政府公共支出預算的合理性、有效性關系到國家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文章分析了我國現行的政府公共支出預算體系在支出供給范圍、結構、管理及監督諸方面的缺陷及不合理性,提出了對其進行改革的措施。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國家對經濟的管理由直接管理為主,宏觀、微觀一起管理的狀態轉變為間接管理和宏觀管理為主。對各項社會事業的管理方式,也就要求根據社會的公共要求和市場經濟的特點加以調整。政府公共支出預算是政府公共預算的主要組成部分,是政府為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為社會成員提供大體均等的公共服務所需開支的分配計劃。政府公共支出預算涵蓋了政府活動的全范圍,反映著政府活動的方向,是調控宏觀經濟、促進社會事業發展,實現政府職能的重要保障,也是政府支出管理的核心任務。然而,必須看到我國現行的財政支出預算體系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逐步發展形成的,雖然幾經改革,但仍沒有完全擺脫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隨著改革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現有的政府公共支出預算體系逐漸暴露出種種弊端,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政府職能轉變的需要。對此,筆者試從政府公共支出預算的范圍、結構及管理、監督機制等方面進行分析、探討。旨在提高政府公共支出預算的合理性、有效性。

一、政府公共支出預算范圍、結構亟待重新界定和優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財政應以社會共同需要為標準參與社會資源配置,政府公共支出預算的范圍必須以社會共同需要為標準來界定和規范。所謂社會共同需要,是指一個國家從事社會管理,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發展,體現社會共同利益的基本公共需要。其應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只有政府出面組織和實施才能實現的事務。二是只有政府舉辦才能有效協調各方面利益的事務。三是企業和個人不愿意舉辦而又是社會存在和發展所必需的事務。按照社會共同需要的標準,政府公共支出預算的范圍應主要限定在國家機關及那些代表社會共同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非營利的領域或事務,具體說應包括以下三方面:1、維持性支出。即消耗性支出,一般指資源直接置于政府支配之下,配置于各部門作直接消耗。2、轉移性支出。轉移性支出一般是指政府不直接消耗的那部分社會資金,這部分社會資金是通過再分配方式轉移出去的。3、公共工程支出。公共工程支出一般是指大型公益性基礎設施的支出。

按照上述理論,再審視現有的政府公共支出預算供給范圍,不難發現,在支出預算供給范圍中存在著“缺位”與“越位”并存的現象。這使得一些隨著市場經濟發展而必須由財政資金供應的領域和事務卻得不到應有的資金的保障;而一些隨著改革和政策變化已不應再由財政資金供應的領域和事務卻占用了不少資金。最為典型的事例是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和高等教育方面的支出。社會保障是社會的“安全網”,“減震器”,是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不可或缺的社會控制機制,從宏觀角度看,社會保障是財政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在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社會保障的收支與財政收支以及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已構成了某種函數關系。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政府的“發展是硬道理”、“穩定壓倒一切”的政策引導一直受用,各地方“服務型政府”的建設需要發揮中央政府的統一領導權威。在中國財政分權和自上而下的晉升激勵機制下,地方政府在發展經濟和維護社會穩定上表現積極。但是,那些需要大量財政投入且績效難以顯著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仍然需要通過中央的專項轉移支付手段,引導地方政府進行財政配套,才能得到有力推進。

[關鍵詞]支出偏好;經濟發展;民生服務;績效;轉移支付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一直因循“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方針,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經濟實力壯大。進入21世紀我國政府越來越重視民生。2004年我國明確提出“公共服務型政府”建設,標志著中國開始從“建設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發展。這一目標的實現無疑需要地方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在財政支出行為上做出回應。

我國的財政分權體制,使地方政府成為自主的利益實體。這一方面保證了地方政府自主實現發展目標的積極性;但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預算自主權的存在,以及官員“經濟人”特性的驅使,令一些財政行為存在地方局部利益的狹隘性,而難以完全反映中央政策要求。本文意在探討近年我國地方政府的支出偏好是何?在中央日益傾向于保障民生之時,地方政府的表現如何、原因為何?中央政府如何應對地方政府的支出偏好?

一、中國地方政府的職責和偏好

財政分權在包括我國在內的世界國家普遍運用。我國有69%的公共開支發生在地方政府,其中又有55%以上的公共支出發生在縣級政府。縣級政府需要承擔經濟建設、教育、醫療、治安等多項公共服務。經典的財政分權理論指出:地方比中央更加貼近居民、更了解他們的需求、地區間居民的偏好亦不同,將資源配置的權力更多地向地方政府傾斜,有利于經濟效率的提高和社會福利水平的改進。因此,在財政職能的劃分上各種財政職能應該盡量由地方政府執行,除非中央政府或上一級政府在執行此職能時表現得更有經濟效率。

中國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的過程中，已通過1994年的財稅配套改革搭建了一個“以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框架。但由于種種制約條件，1994年體制的過渡色彩比較濃重，需要在深化改革中對之加以改進和完善。現實生活中近年基層財政運轉困難的問題，與這種困難直接相聯的事權重心下移、財權重心上移使兩者嚴重缺乏對應性的問題等，都和體制問題有密切的關系。各方關注的中國省以下財政體制和地方財政的種種問題，歸根到底是一個現代化轉軌過程中的財政制度安排問題。如能把制度安排處理好，運行的問題將迎刃而解。

深化財政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制度創新系統工程。改革必須標本兼治、貫徹“治本為上”的指導方針，為中央和地方各級財政的可持續發展和規范運行，創造一個穩定、有效，兼具激勵和自律機制的制度環境。在整體的市場經濟體系正在確立的新時期，地方財政改革不能再尋求建立過渡性制度模式了，而應重點推進實質意義的分稅分級財政建設。深化改革不是簡單緩解財政收支矛盾，而是要為收支規模的正常化和收支平衡構造長期有效的條件。

我們在研究中形成的基本認識是，深化我國財政體制改革的大思路，應考慮從1994年財稅配套改革的基本制度成果出發，按照建立公共財政框架的方向，在適當簡化政府層級的前提下按照“一級政權、一級事權、一級財權、一級稅基、一級預算、一級產權、一級舉債權”的原則構造完整的多級財政，同時改進和完善中央自上而下的財力轉移支付制度。本文簡要討論在這個思路之下的層級設置、事權劃分、稅收安排和支出管理等方面的要點。

一、關于減少政府層級和財政層級

考察一下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尚找不出一個五級構架的政府，比較典型的情況是三級架構或準三級架構（如聯邦制的美國、澳大利亞和單一制的日本、法國）。雖然目前我國現行的是五級政府，但是按這樣的架構，各級政府如都要求有自己穩定的稅基，都能按照分稅分級的框架來形成財力分配，至少基層看不到出路，鄉一級已全然不可能有大宗穩定收入來源來形成分稅體制。因此有必要積極推進“鄉財縣管”的試驗，取得經驗，走出減少鄉鎮財政層級的一條路子，進而在條件成熟時修憲減少政府層級，把鄉鎮政府變成縣級政府的派出機構。這樣一來，鄉級的人大（主席團）、政協（聯絡組）、政法委（書記）和其它“七站八所”等機構，都可以大大簡化，把政府的職能到位、效率提高、精簡機構和轉變作風結合起來，做到系統化和合理化。雖然前些年我們曾做過建設鄉財政的努力，但從實踐情況看，鄉級金庫的建立在大部分地區不具備可行性，鄉財政一直很不完備。而且，發展趨勢是近年稅務、金融、工商等管理系統已按照經濟區域而非按照行政區劃在基層設所，財政系統如仍堅持按鄉、鎮行政區劃建立鄉財政機構，已喪失了基本的配套環境。農村稅費改革后，占鄉級支出大半的鄉鎮教師工資由縣級統一發放，加之近年又停征了農業特產稅，并將停征農業稅，鄉財政的內容就更“虛”了，確實已稱不上一級財政。在上述這種四級政府加鄉鎮派出機構的簡化之后，進而還可以考慮在省以下實行市、縣財政同級，即實行財政的“省管縣”體制，把地區一級政府虛化。原來地級就是規定為省級的派出機構，近年地市合并后，已經實化了，很多地方搞了“地市合并”或“撤地設市”。但浙江等地，省和縣之間的體制聯系是很實的，而市是一種過渡的形式，浙江的市和縣都對省政府“說話”來搭財力分配框架，即在財政體制上，市與縣實際是“平級”地位。如果能把政府縮到實三級加兩個半級（市與縣在體制上同級、地和鄉作為派出機構層級），就非常接近市場經濟國家的通常情況了。這種情況下，實行分稅分級體制和解決現在省以下理不清的體制難題，就有望得到一個相對好處理的方案。從中國的歷史看，自秦朝行郡縣制兩千余年以來，不論朝代如何興替、政府體系如何變化，縣級政府始終是最穩定的一個層級，另外省級亦是相當穩定的層級，中央之下有了這兩級實的，掛上一級（鄉鎮）或兩級（地、鄉鎮）派出機構，并合理規定派出機構的功能和編制，當可解決好既減少層次，又維護政府體系有效運轉的任務。當然，實際的推行必須審時度勢，允許試驗和各地作因地制宜的探索，不強求一律。不少地方可以先行推動“鄉鎮合并”減少其數量的措施；發達地區的一些鄉鎮，可能不是變派出機構的問題，而是升為區級政府的問題（如在廣東東莞）；市縣間“行政不同級”的情況下，可先行“財政同級”方案。總之，現在的改革已牽一發動全身，處處要求通盤考慮，前后銜接，循序漸進。我們要改變過渡色彩濃重的財政體制，必須周到地考慮政府體制全局的優化設計。

二、關于一級事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