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結構范文10篇

第一節日本政治結構主要特點

日本近代政治結構的形成與發展是資產階級革命后，維護和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主要環節，是建立現代政治體制國家的探索過程。明治維新后日本廢除了幕府制度，重新建立了以天皇為中心的統治，為了加強和確保天皇“萬世一系”的統治，1889年制定了《大日本國憲法》，規定國家主權屬于天皇，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為國家元首，總攬統治權，直接統帥軍隊；由天皇任命總理大臣和國務大臣組成內閣，內閣在法律上對天皇負責；日本帝國議會由世襲的貴族院和選舉產生的眾議院組成，對天皇起咨議作用。“明治憲法”確立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政體，立法權和行政權依然掌握在天皇手中。隨著資本主義發展，國土狹窄、資源匱乏、市場狹小的矛盾日益突出，日本大步走上侵略擴張的道路。1929年爆發了世界經濟危機，國際資本主義間的矛盾使國內階級矛盾更加突出，和日本的軍閥政治相聯系，通過1932年的5.15事件和1936年的2.26事件日本徹底軍國主義化。日本為了加緊對中國的侵略，策劃并制造了1931年的9.18事變和1937年的7.7事變，使日本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矛盾達到不可調和的地步，終于爆發了太平洋戰爭。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后，處于美國占領之下，天皇的戰爭責任勿庸置疑，但美國為了遠東爭霸的需要保留了天皇。1947年日本制定了新憲法，建立了議會君主制的現代天皇制。天皇原有的權力被剝奪殆盡，不再有統帥軍隊、締結條約、決定立法的權力。天皇的實際職能與英王相似，但又有所不同，英王是法律上明確的世襲國家元首，是一切權力之源。而日本憲法明確主權在民，天皇只是國民整體的象征，沒有明確規定他是國家元首。

戰后日本新憲法確立了以下兩點：

1，確立了議會民主制

憲法拋棄了以天皇為中心的近代天皇制度，而仿效歐美建立了以三權分立原則為基礎的議會民主制，確立了“主權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資本主義憲政民主原則。對君主和議會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換位——原帝國議會只起對天皇協助和咨詢作用，天皇壟斷一切權力；新憲法規定由民選的議會行使立法和監督之權，內閣向議會負責。

2，放棄戰爭

一、思想政治素質內在結構的內涵

從性質上講，人的思想政治素質屬于人的意識形態之一，其本質是對現實社會生活的一種創造性反映，其內容必然隨著現實社會生活的改變而逐漸改變。馬克思說：“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1]“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1]人們在現實生活過程中主要形成了三對關系，即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人與自身之間的關系。而作為人的意識形態之一的思想政治素質，其內在結構理應包括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人與自身的關系。

第一，人與自然的關系。思想政治素質作為人的意識形態之一是人的大腦對社會生活的創造性反映。馬克思主義認為，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類生存的第一個歷史前提，是人類現實生活的基礎和前提。馬克思說：“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1]因此，思想政治素質作為人類意識形態無疑會對人與自然的關系予以反映。但長期以來，人們總是把思想政治素質限于對人與人關系的積極能動反映，忽視思想政治素質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反映，從而導致學界把思想政治教育僅限于協調人與人關系的范疇之內，忽視其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協調。其實，馬克思、恩格斯早就把人與自然的關系看作思想政治素質應當反映的現實關系之一。他們指出：“這些個人所產生的觀念，是關于他們同自然界的關系，或者是關于他們之間的關系，或者是關于他們自己的肉體組織的觀念。”[2]但遺憾的是一直沒有引起重視。當今世界，伴隨著人與自然關系的緊張，樹立一種有利于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思想政治素質，已成為思想政治教育學的前沿問題。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面對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必須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3]可見，人與自然的關系無疑是思想政治素質的內在本質結構之一。

第二，人與人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是思想政治素質的內在本質結構，學界已基本達成共識。人與人的關系伴隨著人與自然關系的不斷改變而改變，從而推動思想政治素質不斷變化發展。我們認為，在思想政治素質結構中，人與人的關系可以從橫向和縱向兩個方面來認識。首先，從橫向角度看，它主要是指同時代人與人之間的社會性關系，主要有人與人之間的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但長期以來，由于受傳統階級政治觀念的影響，在人與人關系方面，人們一直較為重視階級政治觀念在思想政治素質中的核心地位，忽視其他觀念的作用。學界強調階級政治觀念的依據就是馬克思說過的“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以及馬克思說過的“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1]。應該說，在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之后，階級政治觀念無疑是思想政治素質的核心觀念，強調階級觀念無疑是對的。但人類政治除了階級政治之外，還有其他非階級政治形態，即使在階級社會，階級政治觀念也不是思想政治素質的唯一觀念。可見，人與人關系雖然是思想政治素質內在本質結構，但人們對其認識并不全面。張耀燦教授說：“進入階級社會以后，思想道德教育不僅加進了政治教育的內容，而且政治教育還成為思想道德教育的主導成分，在其中起著主導作用。這樣的背景下，有的同志便只看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階級性、政治性、意識形態性這一面，卻看不到思想政治教育也有全人類性、共同性、非意識形態性的一面。”[4]其次，從縱向看，它主要是指不同時代人與人之間的歷史性關系。每個歷史時代的思想政治素質，既是對自己時代人與自然和人與人關系的積極反映，又是對過去思想政治素質的“揚棄”。換言之，每一時代思想政治素質，總是自覺不自覺地把歷史上思想政治素質積累作為前提，根據自己時代的特色，形成當代人自己的思想政治素質。馬克思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魔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1]

第三，人與自身的關系。人與自身的關系是否是思想政治素質的內在結構呢？答案是肯定的。但在人類的認識史中，人對外物的認識遠比對自己的認識要早得多，也深得多。即使在人類早期，哲學家們最感興趣的是尋求萬物的本原或始基，并提出各種各樣的觀點，有的說是水，有的說是火，等等不一而足，但就是沒有人談到人上來。直到蘇格拉底才將哲學的任務確立為“認識你自己”。應該說人對自己的認識之所以晚且淺，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社會初期生產力水平落后，人更多關注的是解決自身的生存問題，更多的是關注對外物的認識；另一方面人與自身關系密不可分，人自信對自身非常了解，自身難以引起人的關注，因此，對自身的認識缺乏動力。但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人逐漸開始關注自身，并成為自身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人與自身的關系無疑是思想政治素質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認為，理解人與自身關系是思想政治素質重要內在結構。首先，人類要正確認識自己。自人類產生以來，一直對自己缺乏深刻的認識。一方面，人認識到自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人類社會早期，人類對自然處于一種恐懼狀態，對自然界頂禮膜拜，而對自己則缺乏認識。另一方面，伴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人類征服自然能力逐漸增強，人類又認為自己是萬物之靈，能為天地立法，人類對自己又充滿著“自信”。無論人類對于自己缺乏自信或者極度自信，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人類對自己缺乏認識，難以為自己定位。因此，人類正確認識自己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前提，也是人正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首要條件。其次，個體正確認識自己。人對自己的認識，除了人類要對自己準確定位之外，作為人類的個體也要對自己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個體能否處理好與自身的關系是一個人思想政治素質高低的反映。因此，個體與自身的關系也是人的思想政治素質的重要組成部分。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人與自身關系是人類生存和發展所必須面對的三大關系，處理好這三大關系既是一個實踐問題，也是一個認識問題。隨著人類社會實踐活動的不斷發展，這三大關系必然也會隨之發生變化，從而導致人們原有的反映這三大關系的思想政治素質與之產生矛盾，這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即一定社會發展的要求同人們實際的思想品德水準（思想政治素質）之間的矛盾[5]。正是這一基本矛盾，推動思想政治教育不斷向前發展。而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人與自身關系就成為了思想政治素質結構的內在本質關系。

二、思想政治素質內在結構確立的可行性

內容摘要：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迄今已有150多年的歷史，雖然中國的現代化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有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是到目前為止，中國仍是一個尚未完成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究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由于缺乏物質獨立導致人格獨立的缺失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社會主義建立后我國政治現代化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是人格獨立并沒有真正確立起來，只不過是基于封建地主的依附被基于國家的依附所代替，未能從根本上保證公民的人格獨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進一步發展，在中國大地上產生了劇烈的社會分層變動，人們的物質獨立性和人格獨立性空前確立，這也許是實現中國政治現代化的重要契機。

關鍵詞：社會分層人格獨立政治現代化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也是我們反思中國政治現代化遭遇挫折的一個基本立足點。近代以來我們所追求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比較發達的商品經濟基礎之上的民主，民主的前提是人格獨立，基礎是物質資料的占有，這就需要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馬克思在闡述現代民主中的兩大概念政治自由和政治平等與商品經濟的關系時說：“如果說經濟形式、交換，確立了主體之間的全面平等，那么內容，即促使人們去進行交換的個人材料和特制材料，則確定了自由。可見，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產的、現實的基礎。作為純粹觀念、平等和自由僅僅是交換價值的交換的一種理想化的表現，作為法律的、政治、社會的關系上發展了的東西，平等和自由不過是另一次方的這種基礎而已。”由此可見，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都是建立在平等主體的人格獨立之上的，是建立在物質資料占有的平等基礎之上的。缺少物質資料為占有為基礎的平等自由純粹要么是空中樓閣，要么是“資產所有者的欺騙”。即使建立在我們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之上的民主政治，由于國家和集體的力量過于強大，個人只能依附于集體而存在，個人的獨立性完全缺失，整個社會個體不擁有對抗政府的力量和能力，因而當政府成為某些人或某些勢力作惡的工具來制裁個體公民時，個體只有完全服從于“惡的勢力”才能存在。而我們每一個社會個體公民都可能成為這個受害者，因此我認為在我們社會主義社會追求民主和自由最根本的原因不在于能不能避免諸如此類事情（例如“”）的發生，而在于作為社會個體的公民有沒有對抗政府公共權力的基于主體人格獨立的能力。

一、當今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特征

在大工業社會發展的今天，我們追求每個個體的“純粹獨立”似乎不太可能，但是相較于過去社會主義“蘇聯模式”下的社會組織形式，我們在現實中可以找到相對更為可能的實現。中國改革開放近30多年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社會結構在基本構成成分、等級秩序、結構形態和分化機制等方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使的“市場因素”在個人發展和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明顯，極大地提升了人們的自由度，主要表現出以下基本特征：

1、社會階層構成趨于多元化

摘要

本論文借鑒結構主義的一些方法，抱著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從考察馬克思論述政治經濟學的話語結構入手，抽離出“自然·歷史”、“共時·歷時”、“一般·特殊”、“抽象·具體”四組基本的話語組合方式，為了貫徹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馬克思把闡釋歸入“歷史/歷時/特殊/具體”，而排斥“自然/共時/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著馬克思放棄對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從黑格爾那里繼承了辯證法，并把它作為政治經濟學的敘述動力所在，而辯證法恰恰是“共時/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辯證”的敘述動力能否承載歷史唯物主義的訴求，馬克思是如何在“辯證法”的運動中納入“歷史”的聲音，我將通過對商品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的解讀來回答這兩個問題，從中可以看到馬克思突破文本的敘述抵達歷史的艱辛，這對于語言學轉型以來處理文本與歷史的關系，以及在后結構主義解構“宏大敘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歷史唯物主義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

自然-歷史、共時-歷史、一般-特殊、抽象-具體、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抽象人類勞動、剩余價值、能指/所指/歷史參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中，對于馬克思、馬克思主義以及《資本論》的態度不得不帶有復雜的情感。改革開放是在批判“”歷史的基礎上開啟的，而在思想領域則伴隨著對于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時期以來很長一段時間，馬克思主義不再成為知識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隨著90年代市場化在中國的全面展開，一些曾經借助馬克思主義批判和拒絕的東西浮現出來，中國究竟是在“發展主義”2的歷史允諾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還是掉進了“現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對社會持有批判立場的知識分子又重新認識到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并把其作為介入社會批判的工具，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幽靈”4又回來了（按照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的說法，“馬克思的幽靈”從沒有離開過），或者借用《資本主義的終結》一書的結尾語“因為馬克思主義指引我們思考剝削，而剝削還沒有終結”5，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并沒有被歷史想象性地“終結”6。

摘要：公民政治權利的全部要素，構成了以公民對公共事務的決定權、擔任國家公職權、對國家權力的監督與制約權為核心，以聯合行動權為補充，以知政權為保障的有機統一的體系。這個權利體系從政治生活內容的角度看，包括了國家權力主體的權利、法律的權利、特定事項的權利、政治信息的權利、政治社團的權利五個部分。

關鍵詞：公民政治權利，政治生活，公共事務，國家權力，法律

一、公民政治權利的定義

對公民政治權利，法學家們給出的通行的定義是：“公民依法享有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管理國家以及在政治上表達個人見解和意見的權利。”①這僅僅是關于公民政治權利的形式定義，因為這一定義沒有指明公民政治權利作為憲法上的制度設計的功能與本質所在。相比之下，政治學較多地注意到政治權利的功能。有學者將政治權利定義為：“參與政府管理與影響公共政策之權利。”②這一定義指明了公民政治權利具有影響政治生活的功能，但仍然是偏狹地理解政治權利的功能。另有學者把政治權利定義為：“社會成員實現利益分配的資格。”②這一定義正確地將政治權利與利益分配聯系起來，較為深入地指明了政治權利的功能，但否認政治權利屬于利益本身而僅視其為政治手段、更沒有揭示公民政治權利的本質，仍不足以作為公民政治權利的科學的定義。

必須將公民政治權利與人的自由、人的自我實現聯系起來，才能獲得對公民政治權利的深刻認識。對此，有學者寫道：“政治自由從政治權利的意義上來說，是指公民享有受到法律保障的按照自己意志參加國家政治生活，管理和影響國家事務的權利。”④這意味著，公民政治權利在其質的規定性上，是人的自由，是人在政治領域中的自我實現L5p人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自決和自主。自決，指人對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判斷和選擇，對公共事務的決斷；自主，指人在政治生活中追求人格的獨立與完善，不受政治上異己權力的束縛和奴役，個性得到張揚。

綜合上述觀點，本文認為，公民政治權利的科學的定義應該是：公民參與并影響政治生活從而得以在政治生活領域作為自決、自主的存在的權利。就其形式意義而言，公民政治權利是公民參與并影響政治生活的權利。“參與并影響”界定了公民與政治生活的關系，表明公民并不是被排斥于政治生活之外，而是可以參與政治生活并形成對政治生活的影響，參與并影響政治生活成為公民政治權利的形式標準。就其實質意義而言，公民政治權利是公民在政治生活領域得以作為自決；自主的存在的權利。“自決、自主”界定的是公民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表明公民在政治生活中獲得了自由，具有主體性。“參與并影響”則是公民的自決、自主地位的外部表現。這一定義將用以作為區別一項公民權利之為政治權利或非為政治權利的標準。

本論文借鑒結構主義的一些方法，抱著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從考察馬克思論述政治經濟學的話語結構入手，抽離出“自然·歷史”、“共時·歷時”、“一般·特殊”、“抽象·具體”四組基本的話語組合方式，為了貫徹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馬克思把闡釋歸入“歷史/歷時/特殊/具體”，而排斥“自然/共時/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著馬克思放棄對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從黑格爾那里繼承了辯證法，并把它作為政治經濟學的敘述動力所在，而辯證法恰恰是“共時/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辯證”的敘述動力能否承載歷史唯物主義的訴求，馬克思是如何在“辯證法”的運動中納入“歷史”的聲音，我將通過對商品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的解讀來回答這兩個問題，從中可以看到馬克思突破文本的敘述抵達歷史的艱辛，這對于語言學轉型以來處理文本與歷史的關系，以及在后結構主義解構“宏大敘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歷史唯物主義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

自然-歷史、共時-歷史、一般-特殊、抽象-具體、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抽象人類勞動、剩余價值、能指/所指/歷史參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中，對于馬克思、馬克思主義以及《資本論》的態度不得不帶有復雜的情感。改革開放是在批判“”歷史的基礎上開啟的，而在思想領域則伴隨著對于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時期以來很長一段時間，馬克思主義不再成為知識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隨著90年代市場化在中國的全面展開，一些曾經借助馬克思主義批判和拒絕的東西浮現出來，中國究竟是在“發展主義”2的歷史允諾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還是掉進了“現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對社會持有批判立場的知識分子又重新認識到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并把其作為介入社會批判的工具，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幽靈”4又回來了（按照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的說法，“馬克思的幽靈”從沒有離開過），或者借用《資本主義的終結》一書的結尾語“因為馬克思主義指引我們思考剝削，而剝削還沒有終結”5，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并沒有被歷史想象性地“終結”6。

正如20世紀法國著名結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路易·阿爾都塞在《閱讀<資本論>》一書的開篇就寫道：“毫無疑問，我們都讀過《資本論》，而且仍在繼續閱讀這部著作”7，阿爾都塞借鑒結構主義的方法，以哲學家的身份采用“征候讀法”來重新閱讀《資本論》，以便恢復蘇共“二十大”以后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樣一種“保衛馬克思”8的方法依然是我們今天閱讀《資本論》的主要的哲學背景，也使本文的分析不得不打上結構主義的烙印。因為《資本論》首先或許最終是一個文本，盡管馬克思從沒有打算把自己的思想只呈現在文本中，他更關注文本的實踐意義，但是在當下的歷史語境中，已經很難獲得這份突破文本而抵達歷史的自信，或者說支撐馬克思信念的哲學根基已經動搖了，尤其是20世紀初期在哲學界發生的“語言學轉向”以及最終波及到整個社會人文學科的結構主義，似乎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語境”，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結構主義對馬克思的閱讀和闡釋還依然有效。

【內容提要】西歐封建主義的政治結構隨著中世紀中期封建主領地的世襲化進程而確立起來。其主要特征是封建權利對公共權利的最大限度的排斥，領主和附庸間的私人契約取代了國家的公共法律，公共權利淪為私下義務。由于領主—附庸間縱向階梯型網絡的破毀，西歐封建國家的領土界限極為模糊，各國君主不僅對內無法實行統一的管理，對外也不能以主權者的身份進行平等的交往。因此，在封建主義政治結構之下，中世紀西歐便不存在任何完整意義上的“國際關系”。

【關鍵詞】中世紀/西歐/封建主義/政治結構

作為人類社會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現象，封建主義制度在世界許多地區發揮過巨大的作用。在西歐，封建主義政治結構確立于中世紀中期，成為此后基督教世界的一個主要標志，且其殘余痕跡一直持續到近代時期。西歐封建主義成熟和持久的特性是中外學者們都非常關注的一個論題，但在同時，“封建主義”又是歷史學中少有的幾個極其模糊、極有爭議的概念之一。著名史家J.W.湯普遜曾對封建主義作過如下寬泛的定義：“封建主義同時具有多種含義，它既是一種政府形式，也是一種社會結構，又是一種經濟狀態，還是一種政治社會哲學。”[1](p.688)本文不想對寬泛的西歐封建主義做全面的考察，而將集中探究一下作為“政府形式”的封建主義，分析封建主義之下中世紀西歐基督教國度的政治組織形態及相關問題，從而認識在近代國際體系出現之前歐洲的政治秩序。

一封建主義政治機制的起源

西歐封建主義的形成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的論題。許多學者將封建主義的萌芽追溯到古羅馬帝國晚期的社會結構和日耳曼蠻族原有的軍事組織。[2](p.218);[3](pp.163-183)其中，法蘭克人的扈從制度（或稱親兵制度）對封建主義形成的影響尤為巨大。一個領域內的統治者為確保其政權的穩固，往往“通過依靠他的可以信賴的軍人組成的扈從在他自己和那些完全是作為統治客體的下層民眾之間架起橋梁”，為此他“從他控制下的土地管區中賜給他們土地作為采邑”；而他的直接封臣又“時常把他們自己的采邑分成小塊授予他們的扈從成員”。這種土地的分封，乃是蠻族統治者試圖把個人關系的框架納入正在運行的統治結構的過程，其最終目的是要建立“作為個人聯盟的國家”。[4](pp.24-29)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封建社會最初是一種“軍事性的社會”。[5](p.249)而隨著公元6-8世紀法蘭克人統治的擴展，這種政治運作機制也逐漸擴及了整個西歐。

但在公元9世紀中葉以前，西歐所存在的還只能算作是一種“準封建”(quasi-feudalism)狀態，只有在查理曼帝國崩潰以后，西歐的封建主義才步入其成熟時期。[6](p.353)所謂“準封建”狀態與成熟的封建主義之間最根本的區別在于封建領地是否世襲化。在查理大帝去世前的法蘭克王國中，統治者給予其封臣領地只是作為該封臣個人對其效忠的一種報酬，封臣對領地的擁有有一定的年限，至多也只是終身，當封臣去世后其領地將由統治者收回。[7](p.160)通過這種方式，法蘭克國王們避免了政治統治的分裂。此外，在8-9世紀法蘭克王國興盛時期，商務貿易和貨幣仍然通行，統治者還能用貨幣來酬常其臣屬，[8](p.82)故封地并非是獲取效忠的惟一手段。事實上，查理曼很注意國家權威的完整性，他對分封領地非常謹慎，除了恰巧駐在邊境上或蠻族所居地區的伯爵以外，查理曼“從不授給任何伯爵一個以上的郡”，他的理由是：“憑那份進款或那份地產……我就可以使某個臣屬效忠，而他也會像隨便哪個主教或伯爵一樣好，或者還要好些。”[9](p.50)這種政策的實際效果是使貴族的領地保持在較小的規模并與基督教會的教區體系犬牙交錯，從而排除了貴族領地獨行其是的危險性。

【內容提要】社會文明概念是對人類社會進步狀態的整體性把握。物質文明構成人類文明的經濟基礎內容，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構成人類文明的上層建筑內容。就政治文明對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作用而言，其具有導向作用、規范作用和創新作用。

【關鍵詞】政治文明/導向作用/規范作用/創新作用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物質文明體現的是與一定社會的生產關系相依存的生產力的發展狀況和進步程度，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立在一定社會的物質文明基礎上，物質文明的發展狀況和進步程度，決定著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展狀況和進步程度；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展狀況和進步程度，對物質文明的發展和進步起著強有力的引導、促進或者阻礙、破壞作用。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現代化建設的日益深入，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設的經濟、政治、文化的綜合性因素正在全社會逐步形成。

政治文明作為整個社會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是人類自進入文明社會以來，改造社會、實現自身完善和提高過程中創造積累的所有積極的政治成果和與社會生產力發展需要相適應的政治進步狀態。為保證中國政治文化始終保持健康發展的趨勢，應當建構政治意識的核心價值體系，并通過政治社會化、公開化，形成共同的價值取向、規范體系和行為準則，滲透到社會各個領域，真正發揮導向作用、規范作用和創新作用。我們必須在加強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同時，加強政治文明建設，使政治文明與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有序地向前發展，以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

一、導向作用

社會主義是全面發展、全面進步的社會。社會主義現代化是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事業。建設政治文明，是社會主義社會全面進步的需要，也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基本前提。從這一意義上說，政治文明建設與社會主義的價值指向是一致的。

內容簡介：大國是中央集權政治的產物，而中央集權政治又是中國帝王精神意志的產物。中央集權政治避免了諸侯紛爭，減少了地方間的戰爭，但集權政治不僅集中地方的權力，也集中地方的資源，一旦建立起這種機制，這個國家便具有了“虹吸管”效應，地方的資源便要向上集中。只有這種制度才可能支持一個大國的統一和存在。目前的中國，各地區之間的發展非常不平衡。在這種狀況下，如果給予地方過多的權力，將不利于資源在全國間調整，因此還需要借助中央集權的力量來進行地區間的資源配置。特別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沒有中央力量的參與，各地區間會發展得更加不平衡。但目前我國需要糾正的主要問題似乎是中央權力過于強大，中央資源過多。這種改革的結果出人意料。因此，當前真正要解決的是中央占有資源過多的問題。中國改革的目標雖然是強大的統一大國，但不一定是龐大的中央政府。

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是關系中國政治體制的大問題，如何規定兩者的關系，須根據我國時代的變化制定出正確的法律框架來進行約束，同時又要考慮到歷史的傳統因素來進行切實可行的變革。任何盲目的照搬和模仿都可能帶來不必要的紊亂，因此，在研究這一問題時，首先要對我國的歷史形成進行深入的認識。只有對這一國家和民族特性有了全面的了解，才能有效地指導今天的變革。

一、為什么中國統一，歐洲分裂？中國中央集權政治的強大根源是什么？

中國是一個有數千年歷史的大國，文化傳統悠久而深厚，任何一個這樣的國家在現代進行制度上的變革，都要面對著強大的習慣和傳統。特別是要清醒地認識各個國家之間的不同。譬如同樣是面積和版圖差不多的中國和歐洲，為什么歐洲在歷史上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大國，而中國卻成為一個統一的大國？國家的統一如何影響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中國中央集權政治的強大根源是什么？只有搞清楚了這些問題，才會對東西方國家的異同有所了解，才會對中國今天中央地方的關系有清醒的認識。

1，東西方帝王的不同精神意志，

許天田先生曾經因為寫出了《古代中國與早期現代歐洲的戰爭與國家形成》一書而獲得美國政治學會年度最佳圖書獎。他在書中指出：中國的統一和歐洲的分裂都不是必然的和命里注定的，而是偶然的和人為的，中國的統一和歐洲分裂都與地理無關，歐洲境內并沒有大的自然障礙，而中國境內多有高山大河和天塹屏障。然而，中國還是形成了一個統一的大國，而歐洲始終處在小國割據的狀態。

論文關鍵詞：社會結構；思想政治教育；創新

論文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組織結構、階級階層結構和價值觀念結構發生了深刻變遷，在此條件下創新思想政治教育，必須轉變行政機構、黨團組織以往注重管理控制的理念，強化對青年的引導、影響作用；分清思想政治教育的層次，強調思想政治教育在寢室、社團、網絡的實踐性特征；創新組織形式，充分利用傳統單位體制和現代社會新的組織形式各自的優勢，改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和渠道；放寬眼界，創新調整利益關系的各種制度和機制，使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在通過制度保證的現實利益基礎之上。

總書記在同團中央新一屆領導班子成員和團十六大部分代表座談時指出：當代中國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在改革開放偉大進程中成長起來的當代中國青年是值得信賴的，是能擔當重任的!n那么，當代中國發生了怎樣的變革，這些變革對青年產生了怎樣的消極影響，如何使得青年能夠永遠值得信賴，真正擔當重任?本文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結構變遷及對青年產生的消極影響人手論述當前青年思想政治教育面臨的挑戰及對策。

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結構的變遷

我國社會結構變遷的根本性原因在于以市場化改革為基礎的全方位的改革，主要表現在組織結構、階級階層結構和社會主體價值觀念結構等方面。

(一)組織結構的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