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范文10篇

摘要：根據韶關市氣源轉換實際情況，用直接置換氣柜內水煤氣以達到安全拆除氣柜的目的。

我公司3萬m3氣柜自1993年使用以來，一直運行正常，由于種種原因，迫使我們更換液化石油氣摻空氣為氣源，氣柜已無作用，必須拆除。但由于氣柜內有剩余8000m3水煤氣，管道和設備上均有水煤氣，所以必須置換至安全范圍才能動火拆除。

余氣放散后需要置換的范圍是氣柜弓頂1500m3，站區工藝管道及脫硫裝置約100m3，合成氨廠至儲配站的輸氣管道1400m，約100m3，臺計1700m3，置換用有二種方法，第一種是間接置換，即先用惰性氣體置換煤氣后再用空氣置換惰性氣體。第二種是采用空氣來直接置換。二種方法各有優缺點。

l選用直接置換方案的研討

氣柜的問接置換被廣泛采用，但對于我們公司來說有以下問題：

（1）由于合成氨廠已停產，若用煙氣或蒸氣置換，已無煙氣等氣體產生，我們也無此裝置，所以此方案不切合實際。

為了深化農村黨的建設“三級聯創”活動，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更好地落實省、市委對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直接責任人”的有關要求，特制定本制度。

一、鄉鎮黨委書記是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的“直接責任人”，對本鄉鎮的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工作負有全面直接的領導責任。一方面要求真務實，真抓實干，把黨要管黨的責任落到實處；另一方面要為黨委一班人作出表率，對全鄉鎮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工作負直接領導責任。為此，必須做到“四到位”：思想認識到位、領導和工作指導到位、安排部署到位、督促檢查到位。其基本職責是：

1、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全面掌握本鄉鎮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的現狀和問題，確定總體工作思路，組織和督促黨委主管領導、組織干事制定加強本鄉鎮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的長遠規劃和年度實施計劃，提出貫徹落實的具體措施和要求，并帶頭抓好落實。

2、按照“五個好”的目標要求，認真抓好鄉鎮黨委班子自身建設，切實履行好“直接責任人”職責；全面抓好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工作，按照“五個好”的目標要求，重點搞好鄉鎮黨委和村級組織的整頓建設等工作，特別是選好配強村級黨組織書記。指導幫助村黨組織制定好組織建設規劃和措施，并督促抓好落實。

3、注意積極培養和發現典型，發揮典型的示范帶動作用，適時總結推廣經驗；選擇問題較多，工作難度較大的村和企業作為黨建工作聯系點，堅持深入點上調查研究，解決問題，指導好面上的工作。

4、協調班子成員共同為搞好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發揮作用，做好工作；指導落實好鄉鎮黨委領導干部抓農村基層組織建設聯系點制度和鄉鎮黨委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工作例會制度。

90年代美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迅速擴大，是與80年代末以來經濟全球化的加速推進密不可分的。

（一）貿易全球化的發展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帶來了新的動力

首先，貿易自由化的發展使跨國公司能更好地將其所有權優勢與東道國的區位優勢相結合，為跨國公司調整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和增加對外直接投資帶來了動力。隨著各國關稅水平不斷降低，非關稅壁壘不斷減少，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在東道國的中間投入品進口也越來越自由。這一方面，使跨國公司能通過內部貿易，為一些子公司解決因東道國難以提供足夠符合其要求的中間投入品而帶來的質量控制問題；另一方面，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還可以使跨國公司根據不同東道國的區位優勢，通過直接投資實行區域性專業化生產，從而獲取規模經濟利益。此外，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還為跨國公司通過轉移定價獲取額外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貿易自由化的發展加劇了東道國國內市場競爭，促進了東道國整體市場環境的改善和勞動力市場彈性的增強，為子公司降低在東道國的生產成本、提高經營效益創造了更好的條件。最后，貿易自由化的發展，特別是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發展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

（二）金融全球化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

首先，金融市場全球化從兩個方面降低了美國跨國公司的籌資成本。第一，隨著金融市場全球化的發展，套匯、套利活動加劇，全球利率水平進一步趨同，并趨于下降，這降低了跨國公司間接融資的利息成本。第二，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企業在金融市場上進行直接融資的成本。這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原因：其一，金融市場全球化大大改變了資本供應人和企業之間的關系。金融市場全球化的發展使企業的潛在投資者大大增加，而潛在投資者之間的競爭以及金融中介機構（主要是投資銀行）之間的競爭，大大降低了企業進行直接融資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二，金融市場全球化使爭奪企業控制權的競爭更加激烈，從而強化了對企業管理人員的監督，降低了企業直接融資的利息成本。金融市場的全球化給企業管理人員帶來了強大壓力：如果他們經營管理不善，企業就很可能成為被兼并的目標。相反，企業經營狀況良好就會使企業現有投資者受益，潛在的投資者也會隨之增加，這有利于企業降低進一步融資的成本。其三，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證券交易的成本，直接和間接地降低了企業直接融資的成本。在金融全球化不斷發展的背景下，證券經紀人、投資銀行的內部競爭及彼此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它們為爭奪客戶而不得不降低服務價格，從而降低了企業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證券交易成本。同時，企業也可通過選擇效率高的證券交易所，降低證券交易的成本，進而降低籌資成本。另外，進入國際金融市場融資的企業對信息的披露必須遵循嚴格的規定，因而通過得到有價值的內部消息進行內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這樣，從事該企業證券交易的投資人和證券經紀人將會增加，該企業證券的流動性也會增強，從而籌資成本降低。其四，金融全球化使企業能有效利用各種不同的籌資工具，特別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術，以降低風險和籌資成本。

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所帶來的籌資成本降低正是美國跨國公司增加從國際資本市場籌資以擴大其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動力和基礎。

摘要：本文利用協整檢驗（Co-integration）、誤差糾正模型、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對山東省1985年至2004年間的經濟數據進行分析后表明，無論是長期還是短期，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存在穩定的均衡關系，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存在單方向的因果關系，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口之間不存在明顯的協整關系。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進出口貿易；協整檢驗；誤差糾正模型；因果檢驗

一、引言

隨著山東省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國際經濟環境的不斷改善，山東省在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據山東省統計年鑒資料顯示，截至2004年底，累計已有113家世界500強在山東省興辦企業262家。2004年，新批合同外商直接投資214.5億美元，比上年增長53.7%，實際外商直接投資87.0億美元，增長22.7%；新簽外商直接投資項目5891個，增長11.1%。與此同時，山東省的進出口貿易也得到了迅猛發展，年出口額由1985年的23.4652億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358.7286億美元；年進口額由1985年的17.9796億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249.0850億美元。

對于國際直接投資東道國而言，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口或出口的關系表現為二者的互補性、替代性或是相互關系的不確定性。本文通過實證分析來探討山東省FDI與進、出口貿易的關系。

二、實證分析

一、影響因素綜述

(一)東道國的市場規模。東道國市場規模是對外直接投資(FDI)的顯著決定因素，這一結論在實證研究中比較一致。20世紀90年代一些研究者對特定國家和地區的研究，表明真實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市場規模的變量是FDI的顯著決定因素。朱津津(2001)認為，GDP總量的規模較大，反映地區消費市場容量較大，就是市場需求較大。項本武(2006)在其研究中得出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接受投資的東道國GDP是顯著負相關關系。

(二)雙邊貿易聯系。出口是一國對外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FDI與出口之間被認為存在一種因果關系，企業最初的外國市場聯系是從偶然的、零星的產品出口開始。隨著出口活動的增加，母公司決定有必要在海外建立自己的產品銷售子公司。最后，當市場條件成熟后，母公司開始進行海外直接投資，建立海外生產制造基地。此外，出口水平也是東道國市場的一個間接指示器。因此，用對東道國的出口作為反映雙邊貿易聯系和經濟聯系的變量，反映了產品在東道國市場的競爭力，是FDI的決定因素之一。

(三)東道國的匯率水平。國際投資從貨幣相對強勢國家流向貨幣相對弱勢國家，主要因為強勢貨幣具有購買力的優勢，可以在貨幣相對弱勢的國家獲得較低的資本成本。在一個低資本成本的東道國，外國公司能夠以一個比其母國國內公司低的貼現率來資本化其在外國市場上的未來收益，這樣就刺激相對強勢貨幣國家的公司更多地對外直接投資。根據這一理論，如果東道國貨幣相對于母國價值越高，那么母國貨幣在東道國的購買力越弱，從而對其直接投資越少；反之，則投資越多。

(四)東道國的稅收政策。大部分研究將稅收作為FDI的決定因素，理論上，高公司稅減少了公司凈收益，從而阻礙FDI。實證結果卻表現為兩種傾向：一部分研究并沒有發現東道國公司稅對FDI有顯著影響。Mutti＆Grubert(2002)的實證研究發現對出口市場的投資對當地的稅收政策十分敏感。Egger＆Loretz(2006)的研究證明母國的公司稅將促進其對外投資，東道國公司稅的保留則與母國對其直接投資有消極影響。

(五)投資環境。一個國家的經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于其政治、制度和法律環境。一個國家的治理基礎形成其投資環境，從而為其經濟增長創造有利的環境。因此，投資環境建設對FDI流入與流出來說是一個重要決定因素。這里，一國投資環境的好壞主要體現為產業增長潛力的大小和一國綜合治理基礎的高低。我們考慮用工業生產指數和人類發展指數來合成該變量。

本文在回顧94年稅制改革的基礎上，對我國直接稅與間接稅結構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我國直接稅與間接稅比例關系嚴重失衡，制約了稅制整體調控功能的發揮。從經濟全球化、世界稅制改革趨勢、發展市場經濟、加強宏觀調控和提高稅收管理水平方面，論證了直接稅與間接稅并重是我國稅制改革發展的必然趨勢。最后從稅制改革思路、調整稅制結構、完善稅種設計、加強稅收征管等方面，提出了構建直接稅與間接稅并重稅制模式的相關政策建議。

直接稅與間接稅是稅制結構的重要內容，研究直接稅與間接稅比例關系，對優化稅制結構，確立稅收制度基本模式，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對我國現行直接稅與間接稅結構的實證解析

經過94年稅制改革和近年來逐步完善，我國形成了以間接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F行稅制結構在保證財政收入，加強宏觀調控，促進經濟與社會發展等方面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94年稅制改革是在通貨膨脹，供給不足，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還沒有形成的背景下進行的，因而這種稅制結構具有明顯的過渡色彩。隨著我國改革開放迅猛發展，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稅制的結構性缺陷日益顯現，特別是直接稅與間接稅比例關系不合理，不同功能主體稅種設置失衡，搭配失當，不僅影響了稅制功能的完整發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阻礙了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一)間接稅比重過高，直接稅與間接稅比例關系嚴重失衡。稅收的基本職能是取得財政收入，評價我國稅制結構模式不能離開收入狀況。**年至**年全國稅收總收入年均增長16%，其中，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稅等間接稅(不含關稅)年均增長15%，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等直接稅年均增長22%。**年間接稅占稅收收入總額的比重為706%，**年仍保持在662%，八年來間接稅占稅收收入總額的比重一直保持在65%以上。而直接稅雖然大大高于稅收總收入增長速度，但占稅收總收入比重仍然明顯偏低，**年直接稅占稅收收入總額比重為159%，**年僅上升為223%。有人認為我國是以間接稅和直接稅并重的“雙主體”稅制結構模式，事實上這與間接稅占據絕對主體地位的現實是不相符的，“雙主體”這一提法是不確切的。這種以間接稅為絕對主體的稅制結構是與計劃經濟受供給約束的賣方市場相適應的，而與市場經濟需求約束的買方市場是不相適應的。對照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水平和發展市場經濟的要求，直接稅與間接稅結構比例顯然處于失衡狀態，間接稅比重過高，不僅不利于商品流通，而且造成政府財政對間接稅的過度依賴，增大了財政風險。

(二)間接稅稅負結構不合理，稅收負擔水平偏高。94年稅制改革時，基于控制投資規模和穩定財政收入的考慮，我國實行的生產型增值稅非中性效應，造成基礎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稅負偏重，存在重復征稅的消極影響；我國增值稅法定基本稅率為17%，優惠稅率定在13%，實際稅收負擔率偏高，如果將17%基本稅率換算成國外可比口徑，即換算成“消費型”增值稅，則稅率高達23%，遠高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20%以下的水平，優惠稅率也遠高于歐共體規定的5—10%的區間，因而很難發揮優惠稅率的調節作用；增值稅與營業稅對不同性質勞務平行征收，稅率和計稅依據上的差別，造成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勞務的企業與提供非加工、修理修配勞務的企業之間稅負不平衡，前者稅負高，后者稅負低。作為發揮特殊調節作用的消費稅，在制度安排上，主要是按產品利潤，而不是按消費者消費能力設計稅率，消費稅是作為價內稅，而不是價外稅計征，造成增值稅對消費稅的重復征收，有悖于增值稅以增值額課征的原理。更重要的是，我國稅收的70%以上由企業負擔，而企業稅收中又有70%左右來自間接稅。這表明盡管企業可以將間接稅稅負轉嫁給消費者，但是在買方市場的今天，間接稅稅負過高，企業轉嫁稅負的難度大大增加，特別是企業紛紛依靠降價手段來維持市場份額時，稅負轉嫁的空間越來越小，有些根本轉嫁不出去，使企業不得不承擔一部分稅負，造成企業效益普遍下降。

摘要秸稈還田是秸稈利用、增加農田有機肥源的主要途徑。闡述了秸稈直接還田的養分效應、改土效應、生態環境效應，以期為秸稈還田技術的推廣提供參考。

關鍵詞作物秸稈；直接還田；效應

秸稈直接還田就是秸稈不經過任何處理直接施入農田，它是秸稈利用、增加農田有機肥源的主要途徑，是一種最簡單最普遍的利用形式，也是改善土壤理化性狀、提高土壤肥力、實現高產優質、減少環境污染、保護農村生態環境、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的有效方法之一。因此，多年來秸稈直接還田在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秸稈直接還田的增產作用，概括起來主要是養分效應﹑改土效應和生態效應[1]。

1秸稈還田的養分效應

1.1提高土壤氮﹑磷﹑鉀養分含量及其利用率

農作物的秸稈中都含有相當數量的營養元素，豆科作物的秸稈中氮含量較高，禾本科作物的秸稈中鉀含量較高。一般情況下，單位面積田塊的秸稈中氮、磷、鉀含量相當于該田塊氮磷鉀化肥施用總量的10%~20%，通過秸稈還田后，秸稈中的有效養分歸還到土壤中，可以有效地提高土壤養分含量。根據在四明鎮東洼村肥力觀察點試驗，連續4年稻麥兩季秸稈留茬還田量4.5t/hm2，土壤中氮﹑磷﹑鉀含量均有所增加（表1），還能提高農作物對氮、磷、鉀的吸收利用率。

一、引言

近年來，中國對歐洲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隨著“一帶一路”建設深入推進，2013年起中國對歐直接投資高速增長，每年投資企業都超過100家，2016年直接投資總額超過350億歐元，同比增長高達77%。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尤其使南歐國家顯著受益。2016年，希臘議會批準了中國遠洋海運集團與希臘政府簽訂的收購希臘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口管理局多數股權的協議。該協議金額高達43億歐元，是“一帶一路”倡議推進過程中的重要經濟成果，是迄今為止中國在歐洲進行的最大一筆對外直接投資項目。2011年，中國三峽集團以26.9億歐元的價格購買葡萄牙電力公司21.35%股權，為進一步開拓南歐新能源市場和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做出巨大貢獻。2014年，國家電網公司以21億歐元收購意大利能源網公司35%股權，成為意大利輸電網和天然氣輸氣網市場的重要力量。這三項具有代表性的項目表明我國企業對南歐能源市場的重視。中國已成為對地中海沿線國家的跨境投資強國。目前，關于中國對南歐國家能源市場對外直接投資及策略的相關問題仍未得到足夠的關注。我們選取南歐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四國作為重點研究對象。一方面，南歐四國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最為集中的目的國，具有代表性意義;另一方面，四國數據資料較為完整，有利于對我國向南歐的資本輸出策略進行全面比較研究。本文通過收集國內外數據資料，嘗試從南歐主要發達國家入手，分析中國對南歐能源市場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影響和差異化投資策略，以期為中國企業拓展南歐能源市場提供有益對策建議。

二、中國對南歐主要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及成因

中國對歐洲的對外直接投資始于21世紀初。相關數據表明2008年之前，中國對南歐四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非常有限。南歐國家的保護主義經濟政策是造成這一時期中國在該區域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滯后的主要原因。2008年以前，南歐大多數國家被歐洲對外關系委員會劃分為“隨和的重商主義”國家，與我國的經濟交往相對較為保守。(一)中國企業對南歐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現狀。隨著金融危機爆發，南歐主要發達國家開始對我國企業保持市場開放政策，為中國企業在南歐投資提供更多優惠。其中，意大利和希臘兩國在2008年前后的政策變化最為明顯。意大利在2008年率先從我國中聯重科對世界混凝土機械公司三巨頭之一意大利西法公司2.2億歐元的并購投資項目中獲益。同年11月，我國中遠集團完成45億歐元的希臘港口投資項目。中國聯通對西班牙電訊的投資也使西班牙成為我國直接投資的重要目的國。2011年，中國對葡萄牙的對外直接投資項目金額高達30億歐元。南歐四國成為中國對南歐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地。中國對南歐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盡管起步晚，但過去五年增長穩健。我國對南歐四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占中國對歐洲對外直接投資的份額增長迅速，由2009年的8%快速增至2014年的33%。截至2014年年底，中國對南歐四國對外直接投資占同期我國對歐盟投資的23.5%。近年來中國對南歐對外直接投資的高速增長也幫助南歐發達國家躍居歐盟資本輸入大國的行列。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成為歐盟成員國中接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10強國家。希臘的名次也升至歐盟第15位。近兩年中國對南歐四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情況表明，未來幾年四國的地位還將繼續上升。(二)中國對南歐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成因。中國近年來對南歐四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高速增長是內外兩個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從我國對歐直接投資的內部因素看，中國“一帶一路”建設、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等對外直接投資鼓勵政策成為推動中國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在南歐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經營活動的重要助推因素。中國對歐盟和南歐的區域對外直接投資動力中，來自歐盟方面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投資接收國的國民收入增長、東道國的市場規模、對外開放度和自然資源稟賦、雙邊貿易關系以及南歐發達國家的成熟市場。盡管中國對南歐四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普遍呈現高速增長趨勢，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戰略方向在四國間也表現出差異化特征。十四年來，我國對南歐四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流向差異明顯。第一，中國對希臘和意大利的對外直接投資雖然都主要集中在交通運輸業，但中國對希臘交通運輸業的投資占比高達95%，而對意大利的投資則更多元化，包括能源、科技等行業。第二，我國對葡萄牙投資一直以來主要集中在能源業，但近幾年也呈多元化趨勢。2014后中國對葡萄牙投資轉向金融業、醫療服務業和生物科技。從行業分布看，中國對南歐四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項目主要分布在四大領域:交通運輸、能源、科技和金融。這一戰略投向與我國對歐盟整體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向有一定差異。中國企業對歐盟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行業分別是:能源、汽車與交通運輸、農業、房地產。中國在信息和通信技術、運輸、金融與及商業服務領域對歐盟對外直接投資增速放緩。中國對南歐四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形式與歐盟整體形式差異較小。國有企業仍是中國在南歐對外直接投資的主力軍?？傮w而言，在我國對南歐的區域對外直接投資形式中，設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量超過以并購方式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這主要是由于南歐國家的單位勞動成本較低，更易于我國企業采用設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但中國企業對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三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與對歐盟的整體直接投資形式一致，并購方式均多于設立境外企業方式。四國中，我國企業只有對希臘的直接投資項目采用設立企業的形式多于并購形式。

三、中國對南歐能源業對外直接投資差異化策略分析

(一)對傳統能源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分析。與歐洲其他國家類似，南歐四國的能源業也表現出“三高兩低”的特點。南歐傳統能源行業的國有化程度高，政府管控度高、外資準入門檻高。這些特點進一步造成南歐國家能源市場效率低，國際化程度低。歐盟的成立和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扭轉了這種局面，推動南歐能源業的市場化和對外開放進程。中國對南歐能源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高速增長決定于以下三個方面因素。第一，多數南歐國家在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后開始改革包括能源市場在內的國有資產結構和管理方式。其中，希臘和葡萄牙先后出臺市場化改革政策規定，有利于我國企業走出去，參與南歐能源市場的競爭。第二，南歐市場形勢的變化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戰略調整相適應。為應對全球經濟危機引發國際經濟形勢變化，我國開始調整自21世紀初實行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戰略。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戰略更加強調海外直接投資的效率，回報率更高的項目成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首選。中國積極推進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戰略，對國有和民營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經營給予鼓勵和支持。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推進以來，南歐工業化國家從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受益更多。我國能源企業通過投資南歐尋找更廣闊的機遇，融入國際能源市場，以優質產品和服務，提升自身的國際競爭優勢。中國企業對南歐能源市場的直接投資活動表明，我國對南歐的對外直接投資策略具有差異化的特點。這種差異化戰略源于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戰略的形成機制廣泛性，對外直接投資戰略格局涉及多部門、多產業、多區域的參與。多方面的共同利益聯合促進了我國能源企業對南歐能源業投資的蓬勃發展。第三，中國大力支持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政策促進了企業對海外綠色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中國對經濟可持續增長日益重視，逐步擺脫對傳統高污染能源和傳統能源供應渠道的依賴。我國能源戰略的“綠色”轉型直接影響到全球能源市場，給南歐等經濟發達區域能源產業的轉型帶來挑戰和機遇。早在2009年年末我國就取代美國成為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最大海外投資國，2014年中國在可再生能源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高達833億美元，遠遠超過以383億美元排在第2位的美國。我國公布的《可再生能源發展“十三五”規劃》和《能源發展戰略行動計劃(2014－2020年)》將加大可再生能源的國內外投資作為重要發展目標。可再生能源對外直接投資進入我國中長期發展規劃。以上因素為中國對南歐能源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有利條件，將南歐四國發展成為我國能源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接收國。我國的投資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其中戰略投資占主導地位。盡管近年來我國在南歐的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但投資仍較為分散，總體戰略趨勢較弱。此外，我國民營企業在該區域的戰略投資有限。中國對南歐對外直接投資戰略主要以開拓市場和尋求高價值資產為目標。我國企業近年來對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直接投資體現出這種戰略目標。對意大利開展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我國企業開拓地中海區域市場，而能否進入西班牙市場也間接為拓展拉丁美洲市場創造了有利條件。同時，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多數集中在南歐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區域，而投資于不同行業也體現了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戰略目標的差異化特點。中國對南歐能源業直接投資最主要的接收國是葡萄牙和意大利。對兩國能源業的直接投資超過對南歐區域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95%。我國對葡萄牙的直接投資占葡萄牙能源業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高達90%。除上述三個決定因素外，葡萄牙加速國有資產重組和私有化過程也是我國對葡萄牙能源業直接投資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私有化后葡萄牙能源網公司的股價下降，為2012年國家電網并購其25%的股份創造了有利條件。(二)可再生能源市場對外直接投資策略分析。中國對南歐可再生能源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表現出不同的趨勢。對意大利和西班牙可再生能源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占我國對歐盟可再生能源業投資的12%，兩國成為我國企業在可再生能源領域在南歐地區的最大對外直接投資國。相反，我國企業對希臘和葡萄牙兩國可再生能源領域投資相對滯后。中國對意大利、西班牙兩國可再生能源對外直接投資幾乎全部集中在太陽能產業。對西班牙的太陽能產業投資更突出，包括金科、正泰等多家企業。相比之下，由我國華銳風電等企業投資的西班牙風能市場上投資項目較少，規模有限。投資意大利太陽能產業的企業包括賽維、尚德、英利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集中于太陽能產業主要是由于我國企業有傾向于太陽能產業的投資傳統，與風能相比，企業更熟悉太陽能市場。同時，意大利、西班牙兩國相繼出臺的對太陽能產業外商直接投資的寬松和優惠政策也是重要原因之一。雖然希臘、葡萄牙兩國也為投資于本國可再生能源業的外國資本創造了良好的政策環境，但中國對這兩個國家的投資相對較少。多數投資都集中于風能產業，如華銳風電投資希臘PPC公司項目、三峽集團投資葡萄牙電力風能項目等。中國在可再生能源業方面對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投資水平明顯高于對希臘和葡萄牙兩國的投資，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希臘、葡萄牙兩國國有資產的私有化重組的時機和速度都落后于意大利、西班牙兩國，這是造成中國對新能源業對外直接投資策略在南歐四國間的這種分化的主要原因。直到近兩年，希臘、葡萄牙兩國的新能源市場始終把持在壟斷勢力較大的幾家國有和混合所有制企業手中，造成外資進入阻礙重重。第二，葡萄牙自身的風能產業在發展程度上和體量兩個方面都遠遠優于太陽能產業，這種自身條件限制了我國優勢太陽能企業對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活動，造成整體投資水平較低的局面。第三，中國風能企業在開展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所運用的方式方法較為保守。我國風能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采用的是投資合作建廠的傳統方式，這種投資方式的項目規模較小，發展速度緩慢。對于太陽能產業發展滯后只能在風能領域吸引外資的希臘、葡萄牙兩國，降低了我國資本的進入規模和速度。中國在傳統能源業和可再生能源業方面對南歐四國對外直接投資不僅分布不均衡，在主要投資形式上也存在差異。中國在意大利和葡萄牙兩國能源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采用并購的方式，較少采用設立境外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相比而言，對希臘和西班牙兩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則更多采用設立境外企業的投資方式。這種在投資形式上的分化是由于中國對四國投資領域的不同造成的。傳統能源業的投資形式一般多采用并購，而新能源領域的投資形式更多采用成本較低的設立境外企業的投資方式。中國企業對意大利、葡萄牙兩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多集中在傳統能源業，而對希臘、西班牙兩國的投資則主要集中在可再生能源業，從而造成我國在四國間的對外直接投資形式上出現的分化。

90年月美國對外直接投資范圍的迅速擴大，是與80年月末以來經濟舉世化的加速推進密不行分的。

（一）商業舉世化的生長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帶來了新的動力

首先，商業自由化的生長使跨國公司能更好地將其全部權上風與東道國的區位上風相團結，為跨國公司調解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域散布和增長對外直接投資帶來了動力。隨著列國關稅水平不停低落，非關稅壁壘不停淘汰，跨國公司海良人公司在東道國的中心投入品入口也越來越自由。這一方面，使跨國公司能議決內部商業，為一些子公司管理因東道國難以提供富足切合其要求的中心投入品而帶來的質量控制題目；另一方面，公司內部商業的生長還可以使跨國公司憑據差異東道國的區位上風，議決直接投資實驗地域性專業化生產，從而獲取范圍經濟優點。另外，公司內部商業的生長還為跨國公司議決轉移定價獲取特別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商業自由化的生長加劇了東道國國內市場競爭，促進了東道國團體市場情況的革新和勞動力市場彈性的增強，為子公司低落在東道國的生產資本、前進謀劃效益創造了更好的條件。著末，商業自由化的生長，特別是服務商業自由化的生長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更遼闊的空間。

（二）金融舉世化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

首先，金融市場舉世化從兩個方面低落了美國跨國公司的籌資資本。第一，隨著金融市場舉世化的生長，套匯、套利活動加劇，舉世利率水平進一步趨同，并趨于降落，這低落了跨國公司間接融資的利息資本。第二，金融市場舉世化低落了企業在金融市場上舉行直接融資的資本。這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緣故原由：其一，金融市場舉世化大大轉變了資本提供人和企業之間的關連。金融市場舉世化的生長使企業的潛伏投資者大大增長，而潛伏投資者之間的競爭以及金融中介機構（主要是投資銀行）之間的競爭，大大低落了企業舉行直接融資的利息資本和交易資本。其二，金融市場舉世化使爭取企業控制權的競爭越發猛烈，從而強化了對企業管理職員的監視，低落了企業直接融資的利息資本。金融市場的舉世化給企業管理職員帶來了壯大壓力：要是他們謀劃管理不善，企業就很大概成為被吞并的目的。相反，企業謀劃狀態良好就會使企業現有投資者受益，潛伏的投資者也會隨之增長，這有利于企業低落進一步融資的資本。其三，金融市場舉世化低落了證券交易的資本，直接和間接地低落了企業直接融資的資本。在金融舉世化不停生長的配景下，證券掮客人、投資銀行的內部競爭及相互之間的競爭日趨猛烈，它們為爭取客戶而不得不低落服務價錢，從而低落了企業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證券交易資本。同時，企業也可議決選擇屈從高的證券交易所，低落證券交易的資本，進而低落籌資資本。另外，進入國際金融市場融資的企業對信息的表露必須遵照嚴酷的劃定，因而議決得到有價錢的內部消息舉行內部交易的大概性大大低落，這樣，從事該企業證券交易的投資人和證券掮客人將會增長，該企業證券的活動性也會增強，從而籌資資本低落。其四，金融舉世化使企業能有用使用種種差異的籌資工具，特別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能，以低落危害和籌資資本。

金融舉世化的生長所帶來的籌資資本低落正是美國跨國公司增長從國際資本市場籌資以擴大其對外直接投資范圍的動力和基礎。

論文摘要:村民自治必須確立直接選舉原則，文章從立樓選舉在村民自治中的地位、直接選舉的實質以及竟選在直接選舉中的價值等方面進行了論述。

論文關鍵詞:村民自治直接選舉憲法

一、直接選舉是基層直接民主的首要內容

考察近代民主理論的發展，人們關注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的問題。

所謂直接民主，指的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身份合二而一，公民作為國家的主人直接管理自己的事務，而不通過中介和代表。直接民主聶早產生于公元前4世紀古希臘的雅典城邦。所謂間接民主，指的是公民通過由自己的同意所選舉出來的代表來負責制定法律和昔理公共事務。間接民主又叫代議制民主，產生于17,18世紀的英國和美國v

作為國家體制。間接民主是直接民主的高級階段。間接民主產生于直接民主之后，它從直接民主那里吸取了不少靈感，并對直接民主作了實質性改造。比如，吸取了政治權力只有從民主政治制中產生才具有正當性，才具有合法性。又比如，創造了人們應該是主人，但他們必須聘用比他們更能于的仆人，主人與主事應該是分離的。再比如、由于人民并不親自生事，間接民主要求有一整套的監督機構來對人民的代表及由此產生的政府進行監瞥和防范，免仆人濫用權力變成主人等等。因此，當今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在體制上實行直接民主，而是普遍采用間接民主.間接民主己發展為現代人類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但是在普遍采取的間接民主中卻不乏直接民主的成分二比如美國社會中的鄉鎮會議、瑞士的全民公決就是在地方事務和具體問題上的直接民主，以作為對間接民主的一些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