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性范文10篇

斯霞、霍懋征和袁瑢是老一輩小學語文教學大師。在她們從事教學的年代，還沒有詩意語文之說，也不見知性語文的說法，但他們的教學，體現了語文教學的詩意與知性的完美統一。

詩性語文(又稱詩意語文)，是近年語文教學研究的一個熱點。綜觀有關報道，詩性語文的價值取向是人文的、教學特征是情感的，思維方式是感性的、體驗的。“知性語文”一詞，鮮見于報刊，但它真實存在于我國20世紀的后二十年（1977-1997）。由于人文性的缺失，1997年的全國語文教學大討論中，知性語文一直受人詬病。知性，含有知識性、理性的意思。知性語文強調語文的工具性，其價值取向是能力的，教學特征是理性的，思維方式是以邏輯思維為主的。

重溫三位大師的語文教學如何做到詩性與知性的完美統一，對在實踐層面落實新課程“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

一、三位大師語文教學的詩性

(一)在語文教學中傾注對學生的愛

詩性語文，主張的是生命與生命的交往、心靈與心靈的交流。熱愛學生是詩性語文的基礎。三位大師都在教學中傾注對學生的愛。斯老師常說“工人愛機器，農民愛土地，戰士愛武器，那么教師就應該愛學生。”她認為，只有愛學生才能從內心迸發出一股強大的力量，才能勇于對學生的今天和明天負責細心地去研究和分析他們的興趣，愛好和性格特點，熱忱地鼓勵他們的每一點進步。霍老師說，“我熱愛每一個學生，作為教師，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待他們，鼓勵他們在原有的基礎上不斷進步。”袁老師一走上工作崗位，就反復、認真地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是只能教好學生，還是應該教好每一個學生？”她始終把“教好每一個學生”作為自己的份內之責。有了這樣的責任感，袁老師所教的語文課，課堂氣氛從來都是活潑、自然、和諧的，每個孩子都喜歡上語文課。

斯霞、霍懋征和袁瑢是老一輩小學語文教學大師。在她們從事教學的年代，還沒有詩意語文之說，也不見知性語文的說法，但他們的教學，體現了語文教學的詩意與知性的完美統一。

詩性語文(又稱詩意語文)，是近年語文教學研究的一個熱點。綜觀有關報道，詩性語文的價值取向是人文的、教學特征是情感的，思維方式是感性的、體驗的。“知性語文”一詞，鮮見于報刊，但它真實存在于我國20世紀的后二十年（1977-1997）。由于人文性的缺失，1997年的全國語文教學大討論中，知性語文一直受人詬病。知性，含有知識性、理性的意思。知性語文強調語文的工具性，其價值取向是能力的，教學特征是理性的，思維方式是以邏輯思維為主的。

重溫三位大師的語文教學如何做到詩性與知性的完美統一，對在實踐層面落實新課程“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

一、三位大師語文教學的詩性

(一)在語文教學中傾注對學生的愛

詩性語文，主張的是生命與生命的交往、心靈與心靈的交流。熱愛學生是詩性語文的基礎。三位大師都在教學中傾注對學生的愛。斯老師常說“工人愛機器，農民愛土地，戰士愛武器，那么教師就應該愛學生。”她認為，只有愛學生才能從內心迸發出一股強大的力量，才能勇于對學生的今天和明天負責細心地去研究和分析他們的興趣，愛好和性格特點，熱忱地鼓勵他們的每一點進步。霍老師說，“我熱愛每一個學生，作為教師，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待他們，鼓勵他們在原有的基礎上不斷進步。”袁老師一走上工作崗位，就反復、認真地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是只能教好學生，還是應該教好每一個學生？”她始終把“教好每一個學生”作為自己的份內之責。有了這樣的責任感，袁老師所教的語文課，課堂氣氛從來都是活潑、自然、和諧的，每個孩子都喜歡上語文課。

摘要：隨著社會的日新月異的發展。新的時代為廣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思想政治理論課對于學生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根據目前的研究狀況來看，將知性美融入到思想政治課中具有特殊的意義，通過知性美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能夠不斷提高學生各方面的素質，提高學生的理性和感性審美，使學生的審美達到一個知性美的新的高度。讓學生在不斷提高思想道德素養的同時，也能夠提高情商，以下是關于思想政治課中知性美教育的探討。

關鍵詞：思想政治；知性美；教育

一、知性美的科學詮釋

在了解思想政治中知性美教育之前，一定要懂得什么叫做知性美，所謂“知性美”（最早由柏拉圖提出）是一種聰明的美，智慧的美。感性、知性與理性，這中間是有很大區別的。感性偏向熱情，理性偏向冷靜，而知性應該是介于兩者中間，偏向智慧。對于女生要求“優雅”、“知性”、“健康”，對于男生，知性是指內在的文化涵養自然發出的外在氣質。知性男人指的是高智商、高情商的魅力男人。知性男人=智者思想＋王者胸懷＋成竹在胸＋張弛有度。要從邏輯上給知性美進行一個明確的界定。提起知性，很多學生對于知性有很深的了解，但是提到知性美的時候會存在一定的誤區。知性與知性美之間其實是有很大的關系的，知性是知性美的內在的靈魂要素，同時知性美似知性的外在表現形式。一般來說，知性往往表示理智和悟性，它是在感性和理性之間的一種能力。感性的人一般比較熱情，理性的人表現得相對冷靜，但是知性主要是存在于感性和理性之間，智慧性比較高。一個人的文化涵養對于這個人的外在表現是十分的重要的。如果一個人受豐厚的文化底蘊而影響的話，在他的氣質里就會透露著一種知性美。知性美會不斷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觀念以及性格愛好等。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的行為舉止都會受知性美影響，透露出一種文化的氣息，散發著魅力。我國有一句古語叫做腹有詩書氣自華，它與知性美是息息相關的，知性美是智慧美流露的表現，對于學生的教育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思想政治課中的知性美”教育探討

蔡元培說：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類文化上能盡一份責任。在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學過程中，特別是給工科院校的學生授課過程中結合部分工科學生與文科學生欠缺了感性和理性審美，開始探討“思想政治課中的知性美”教育。在充滿知性美的思想政治課堂匯總，不僅可以幫助學生學到知識，還能讓學生在學習文化知識的同時體驗到學習的樂趣與價值。通過實際教學實踐探討出“思想政治課中的知性美”教育的幾種途徑。

“形而上學”的意義可追溯到亞里士多德所謂的“第一哲學”。按亞氏講，它是研究“存在本身”的學問。但對“存在本身”的研究，在巴門尼德的哲學中就有了，巴門尼德第一次將存在列為其哲學的核心概念，認為哲學之路在于理解“存在而不能不在”，并將其理解為“真理的道路”。至于存在本身是什么，在巴門尼德哲學中并未得到邏輯的分析，而是得到了詩化的描述。所以說在這里對存在的覺解主要是以一種形上境界的形式出現的。

存在之形上境界，為人之安身立命之所。人只有不斷地回歸于和寓于此所，才不致于為虛妄的意見左右而彷徨。這些想法在巴門尼德著作中已有顯露。形上境界作為人的安身立命之所，是一切形而上學的起點和歸宿。但它本身尚不能單獨構成形而上學，因為形而上學必須有形上之知，形上境界只有與形上之知處于張力系統方能彰顯自己。真正的形而上學是從把形上境界的內容化為認知對象加以規定之時產生的。其最典型形態便是柏拉圖的理念論和亞里士多德的實體之學。如果把知的產生歸為知性，知的運作原則歸為邏輯，那么，知性及其邏輯就成了形而上學的另一支撐者。所以西方形而上學產生和延續的支撐因素有二：一為人對自身安身立命之所的體證，即形上境界；二為知性及其邏輯。前者為形而上學的內在基礎，后者則是形上之境彰顯自身的環節，它向人保證形上之意蘊以真理和有效性的面貌顯現出來。

在康德以前，哲學家們堅信知性及其邏輯勝任對形上意義的彰顯，而沒有看到它們所固有的缺陷。當時，形而上學領域已經是一個“紛爭不息的戰場”（康德語），但人們均未曾想到這“紛爭不息”源于知性及知性邏輯之蔽。

對知性的徹底反思起于康德終于黑格爾。以前的哲學家所以運用知性同時又對知性無知，關鍵在于沒有進入其先驗領域進行分析。而這恰恰是康德哲學的優勢。何謂知性？康德將其理解為成就知識之能力，具體說是運用知性范疇綜合感性的“先天綜合”能力。康德的理解，表面看似一家之言，但實為對整個西方哲學知性意義的一個總結，是有普遍意義的。從康德抽繹知性范疇的角度看，他是把形式邏輯隱含的先驗意義（知性范疇）作為知性活動的原則和規律看待的。所以他所謂的先驗邏輯表達的無非還是形式邏輯的先驗意義，兩者均為知性邏輯的變種。知性活動及知性邏輯能否彰顯形上之境？能否揭示存在之為存在之真理？這在康德哲學中被轉換為知性能力的范圍和知性范疇對超驗理念的有效性問題。康德作了否定的回答。康德稱他以前的形而上學為關于理念的學問（這明顯是從柏拉圖開始的），而理念包括世界整體、靈魂和上帝又是不可認識的。在這里，我們暫且不去追究康德是否意識到了“世界”、“靈魂”、“上帝”諸種理念本身就是對形上之境的知性規定，是對生存整體的分解和遮蔽。而是應強調康德畢竟道出了知性的自相矛盾：它首先把形上之境固化為實體（自然、心靈、上帝等），然后又以知性概念規定它們，陷入了似是而非的邏輯悖論，而這悖論對知性說又是“幻相”。幻相問題的提出表明知性形而上學無法建立。知性及其概念為何對形而上學無能為力？康德僅以“知性概念僅對感性有效”來說明，這充分體現在他所謂“客觀演繹”中。但這種說法是以概念和感性、先天與后天的分離為前提的，而這種分離本身也是知性的，因而它難以抓住問題的實質。黑格爾從邏輯上深化了康德的思想，說明了知性的有限性：“就思想之為知性（理智）言，堅持著固定的特性，和各特性間彼此的分別。知性式的思想將每一有限的抽象概念當作自存的或存在的東西。”〔2〕知性對對象持“分離和抽象”的態度，并固執于這種分離和抽象，因而它的規定必然是有限的。舊形而上學的主要興趣，在于用這些有限的知性概念去規定無限的“絕對”，而這些有限概念“只表示一種限制，而不能表達真理”〔3〕。

從康德和黑格爾對知性有限性的分析來看，單純知性的形而上學的弊病在康德黑格爾時代已被揭露出來。這兩位哲學家和他們同時代及以后的哲學家一樣，都在尋求一種新的途徑來表征形上境界以使人回歸到自身的安身立命之所。

第一條途徑是取消知性、概念和邏輯對形上之境的有效性。康德、謝林、柏格森，在某種程度上包括海德格爾，均有這種傾向。康德通過反省判斷力原理成就道德形而上學的信仰；謝林批評概念思維對“絕對”的遮蔽而訴諸藝術直覺；柏格森批評知性活動將時間空間化而訴諸內在直覺；尼采強調酒神精神對日神精神的優先地位；海德格爾批評自古希臘以來的哲學體系遮蔽了本真的生存狀態，等等。這些看法之間雖然存在著差別，但都是要拋棄知性、概念及其邏輯，拋棄知識論的主客二分和傳統意義的真理觀，尋求一種形上境界的無蔽彰顯。另一條途徑是黑格爾嘗試的。按黑格爾的觀點，形上境界要彰顯自身，必否定自己進入差別性之中，因而知性以及由知性源起的概念、規定、定義等是必要的。舊形而上學的問題不在于運用知性及其概念，而在于停留于知性上面，認有限概念為終極之物，沒有看到它們僅是需要揚棄的環節。黑格爾稱此為“知性思維”。哲學之為概念辯證法不是要取消知性，而是要拋棄知性思維。黑格爾在《哲學全書》中講到邏輯概念和真理包含知性、辯證理性和思辨理性三個環節。把知性作為第一個環節意在說明形上境界的彰顯唯有通過知性及其概念方能達于真理，說明黑格爾仍想在概念前提下克服知性之蔽。思辨理性作為辯證法的意義恰在于起于知性又揚棄知性的雙重化過程。這里的雙重化過程之所以不會陷入相對主義，關鍵在于理解概念、規定的限制，作為本真存在的否定性，是本真存在的“自身發展”，因而否定中包含有自身肯定。黑格爾概念辯證法即是本真存在自身發展的邏輯系統。黑格爾不承認在這邏輯系統之外有一本真狀態，而是認為存在之為真就在于這邏輯過程的全體。

摘要：為了加強工程建設企業標準化工作，標準備案是地方標準依法實施的重要環節，是其具備實施效力的前提條件。文章從工程建設的特點及備案制度性質分析備案制度的必要性，以及探究告知性備案和審查性備案制度兩種制度的適用性。文章基于納什均衡理論模型，博弈分析是否備案和采取何種備案路徑，得出應以告知性備案作為最主要的形式的結論，對工程建設企業標準備案制度路徑選擇提出建議。

關鍵詞：工程建設標準;企業標準;備案制度;博弈納什;均衡

近年來，隨著工程建設標準的快速發展，地方標準逐漸成為引導和約束工程建設的重要依據，對確保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的有效實施，推進地方建設領域技術進步、保證工程質量安全、推動建筑節能減排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標準備案是地方標準依法實施的重要環節，是其具備實施效力的前提條件。自2000年實施備案制度以來，各地按要求開展了地方標準備案工作。根據可提升收集的需求分析，我們認為從政府的層面可提供三類標準備案制度。可初步分為告知性備案制度（程序備案，不審查），審查性備案制度（經過專家認證），以及自我聲明制度。由于自我聲明制度低于國家標準、行業標準的風險較高，應用在工程項目上風險較大，所以此方案并不適用備案制度的選擇。本文主要運用了博弈論相關知識理論作為基礎，結合相關的分析模型，對我國工程建設企業制定的備案制度進行一定的探究和分析。

一、企業標準備案制度及性質分析

1.工程建設企業標準備案制度分析。備案制度是隨著標準化工作改革而來的，標準是國家管理的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標準由國家統一制定、統一、統一實施，它已作為國家實行強制性管理的技術工具。標準的制定被天經地義地認為是政府的事情，企業只需要也只能依據國家制定的統一標準組織生產，因此在無制定權的前提下，更無備案選擇的需要。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轉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企業和標準的復位發生了變化。不但企業有了標準的制定權，而且還要對自己制定的標準負責。國家基于產品安全監管的現實考量，規定企業產品標準在企業自行制定后，要向有關主管部門備案。而在產品上工程建設項目與其他項目的產品有所不同，工程建設企業的備案制度的選擇與工程建設項目的特點密切相關。工程建設企業的固定性和生產流動性使得工程項目的建造多為露天作業，受外界條件的影響極大；工程建設項目都有自己獨特的經濟用途和功能要求，其多樣性和建筑的單件性特點，使得在生產過程中會遇到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等問題，這些因素往往會成為提高工程質量的不利因素；由于工程建設項目是由很多分部項目組建的一個嚴密的、有序的完整工程系統，建造的協調性這一特點對企業層面的標準化行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保證工程建設項目建造的高效、高質量。上述工程建設的一系列特點就決定了工程建設企業更需要監管，也對企業標準備案這一制度的需求更為強烈，而不僅僅依靠國家標準及行業標準，應該激發企業自身能動性，更好地提升了生產運營水平，增強了自身的競爭力。2.備案制度的性質分析。備案就是向主管機關報告事由有存案以備查考。《中華人民共和國標準化法》中對行業標準、地方標準、企業標準都規定了備案的要求。企業產品標準備案制度表達了國家對產品質量監督和安全管理的理念。工程建設企業標準備案制度更加表達了國家對保障工程建設企業安全生產的迫切要求，轉換政府的管理職能，同時也表達了企業標準備案的必要性，經備案或認定的企業標準允許作為使用和驗收的技術依據，使企業的技術得到認可和應用，順利地完成生產，提高了企業標準化的積極性。而工程建設項目的復雜程度及難度顯著增加，規模普遍擴大等問題。從全國工程建設企業標準化來看，企業標準化工作發展是很不平衡的，一些企業仍然存在對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和地方標準執行不到位的情況，企業自身缺乏推進標準化工作的主動性，在這些情況下，就需要激勵性的措施，更需要合理的制度設計來保障。

二、企業產品標準備案制度的博弈分析

Title:TheChinesethoughtandsyntheticaljudgmentsapriori-deconstructiontowest1。

Abstract:Thesyntheticaljudgmentsaprioricantaccomplishwithlogicmethodthetransformfromempiricalsynthesistopureunderstanding，Kantdiditwiththeapperceptionnamelyconsciousnessofself(Ithink)，infact，thereistheswitchoverofcomprehensionandunderstanding，orspeakingthetransformformaprioritotranscendentalbythought，sothetranscendentallogicisthethoughtprocessinitsownhistory，thatistheblindspotofthewesttraditionalphilosophy。

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是關于認識論的哲學，更精確地說，是關于知識的認識論，即知識的形式和它的形成問題，當然形而上學是它們最終的古老歸宿，但康德的立足的基礎是關于知識的形式的問題，康德哲學的重要意義就在這里。

在現代，知識幾乎與科學同義，知識的存在是不成問題的，在康德看來，純粹數學、純粹自然科學不是指知識的內容，而是知識的形式即范疇，但始終困擾著哲學家的不是無法解答知識的形式及這種形式的起源，而是答案太多，其中有兩種主要對立的解釋——分析與綜合或者演繹與歸納，但它們即不能獨立成立也無法相互支持，它們幾乎是西方哲學中的永遠公案。從既定的前提出發達到結果就是分析，分析過程就是演繹，而綜合基于經驗的積累，并成為知識，這二者都是關于認識的常識，但當哲學家企圖追尋到最終原理時，就發現這兩者的自身存在的困難和相互的背反是無法調和的。經驗綜合的知識總是來自于個別的，局部的，部份的事實，如果將它應用于尚未發生的情況是否總是有保障？演繹分析方法似乎是確定自明的，但它的前提不能由演繹自己產生，它們來自何方？經驗的綜合不能保證知識的最終正確，演繹分析不能告知正確性的來源，而且分析與綜合這兩者即不能自證也不能相互支持。經驗的綜合如果是普遍有效的，它當然就可以成為分析的前提，但這個前提不能由經驗的綜合自身保證，或者說綜合的普遍有效性如果作為一個原理它不能由綜合法自身得到（“休謨問題”或”歸納合理性問題”），它當然也不能由分析得到，因為普遍有效性就是分析自身的本質，它體現在分析前提的普遍有效性上，當然不能由這個分析自身提供，即分析不能自證其來源，比如幾何公理不能來自自身的演繹，當然也無法宣稱來自需要被支持的經驗的綜合。這種困境幾乎是無法作為的，但康德在這兩者之間建立了他稱之為“先天的綜合判斷”的過渡，提出了知識的形式——“范疇”和它的形成過程的解釋，并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了他的復雜而全面的批判哲學的迷宮，他沒有最終解決問題，但他為近代哲學開辟了廣闊的領域。

一、先天綜合判斷

知識一般都以主賓式的命題的形式出現或可以轉換成主賓式的命題，如果賓詞的內容包含在主詞概念中，這樣的知識就是分析的，康德舉例說“一切物體皆有廣延”，是分析的判斷，因為廣延是物體的本身屬性，它包含在“物體”概念中；而“一切物體皆有重量”，則是綜合的，因為物體的重量需要另外的物理實驗確定，它能增加“物體”這一概念的知識。此外存在綜合的但是普遍有效的判斷即先天綜合判斷，康德特別地以數學知識為例子，數學的先天性似乎不成問題，但數學的演繹性似乎說明數學是分析的知識，但康德認為數學是綜合判斷，他舉了一個例子：5+7作為一個概念并不包含有12的概念，因此不能從5+7中分析地得到12，12是從加7于5的經驗過程中得到的，即12是對5+7在概念上的擴展。但很不幸，這個例子一是不能完全使人信服的，從現代數學觀點看，它屬于算法，而且數學起源于邏輯的邏輯主義同樣不能使人使人信服，算法的本質迄今未能取得一致看法。康德另外所舉的一個常識例子是“一切變化皆有原因”，這是一個綜合經驗知識，因為原因不包含在變化中，而且”變化”也是經驗的，如果除去了這個經驗內容，它就能成為純粹的知識：“一切皆有原因”，這就是先天的綜合判斷——因果律，而且是一個最重要的范疇。”

[內容摘要]現代經濟發展的一個顯著特征是服務業的蓬勃興起，其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愈來愈重要，服務營銷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中國已經加入wto，外資企業紛紛搶灘中國，中外服務市場營銷大戰將出現白熱化的態勢。本文對服務營銷的概念及開展服務營銷的必要性進行闡述,對開展服務營銷面臨的問題進行分析,針對服務營銷的問題提出了一些對策,希望對開展服務營銷的企業有一點啟示.

[關鍵詞]服務營銷必要性威脅策略

一、服務、服務營銷的涵義及特征

（一）服務的涵義與特征

作為服務市場營銷學基石的“服務”概念，營銷學者一般是從區別于有形的實物產品的角度來進行研究和界定的。如菲利普•科特勒把服務定義為“一方提供給另一方的不可感知且不導致任何所有權轉移的活動或利益”。又如，美國市場營銷學會將其定義為“主要為不可感知，卻使欲望獲得滿足的活動，而這種活動并不需要與其他的產品或服務的出售聯系在一起。生產服務時可能會或不會利用實物，而且即使需要借助某些實物協助生產服務，這些實物的所有權將不涉及轉移的問題”。在綜合各種不同服務定義和分析“服務”的真正本質的基礎上，我們認為，服務是一種涉及某些無形因素的活動、過程和結果，它包括與顧客或他們擁有的財產間的互動過程和結果，并且不會造成所有權的轉移。在我們的定義中，服務不僅是一種活動，而且是一個過程，還是某種結果。例如，個人電腦的維修服務，它既包括維修人員檢查和修理計算機的活動和過程，又包括這一活動和過程的結果——顧客得到完全或部分恢復正常的計算機。

與有形產品相比，服務具有以下共同特征：

摘要：語用預設具有合適性和共知性。而具體使用中則有單向性，主觀性和隱蔽性。廣告語中語用預設的使用反映了廣告者在價值、態度、信念、等方面追求與消費者相同或相似之處，從而達到說服性目的。關鍵詞：語用預設；廣告語；語用策略0．引言廣告是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時代的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國家經濟、企業發展、市場開發、對外貿易和人民日常生活無一不和廣告密切相關。從根本上來說，廣告語言屬于勸導說服性的語言。因此，廣告撰寫人盡可能地采用一切語言及非語言的技巧來實現廣告宣傳的目的。作為語言學，特別是語用學中的一個重要話題，預設現象由于其自身的特點經常被廣告撰寫人用來增強廣告的說服效果。本文探討廣告中大量存在的語用預設使用情況，以便從側面了解廣告制作者的語用心理。1．語用預設的特征語用預設，也叫語用前提，是指“那些語境敏感的，與說話人(有時還包括說話對象)的信念、態度、意圖有關的前提關系。”(何自然，1997)它以實際的語言結構意義為根據，依據邏輯概念、語義、語境等推斷出話語的先決條件。語用預設一般被認為是言語交際雙方都已知的信息，或是根據言語上下文的語境至少可以推斷出的信息。因此在交際中有些信息會被看作已交際的一部分無需陳述出來。語用預設的兩大特征合適性(appropriateness或felicity)和共知性(mutualknowledge或colBinonground)。首先，“所謂前提的合適性，就是說前提要與語境緊密結合，前提是言語行為的先決條件。”預設是受語境制約的，預設是言語行為先決條件。例如：“好空調不分國界”(空調廣告)這則廣告的語用預設可表述為：我們生產的空調是地道的國產貨，卻可以與外國貨相媲美。或這種空調在我們生產國的銷路很好，出口到你們國家銷路也會不錯的。因為它是好空調。其次共知性是談話雙方所共同知道的信息。根據何自然的論述，預設的共知性有三種情況：第一，預設是談話雙方或一般人共知的信息。第二，預設的共知性要通過說話人的語言暗示出來，并得到聽話人的理解。第三，預設的共知性有時只指說話雙方的共知事物，第三者不了解前提而只是領悟語境是不一定能真正理解說話雙方的內容的。2．語用預設的使用特點(11語用預設的單向性所謂單向性是指語用預設是發話人在談話中自已單方向做出的，并沒有與受話人進行協商，預設的內容在被聽話人處理之前它只相對于說話人而存在。語用預設的單向性與語用預設的共知性并不沖突，語用預設的單向性是針對語用預設本身而言的。而語用預設的共知性是相對于話語理解而言的，是話語理解的基礎。語用預設必須為交際雙方所共知，至少要為雙方所接受，說話人的意圖和意思才能為聽話人獲得。例如：“A：WhatkinkofmanreadsPlaybov?”在這則雜志廣告中，語用預設是“有一種人在看《花花公子》雜志”，這是為言語交際雙方合作的先決條件，是為語用預設的共知性。同時這個預設是A單方面做出的，在為B所領會接納之前，只相對于A存在，是為語用預設的單向性。f21語用預設的主觀性語用預設具有主觀性，是帶有斷言性質的語境假設，本身并不具備必然的真實性或正確性。語用預設在某種特定的語境中，或在句內某些特定的環境中會被取消，這就是語用預設的可取消性。這種特性“取決于說話人的態度和信念”。(何自然，1997)例如：“A：法國國王是個禿子。”這句話的前提是法國有一個國王。這是一個存在，是說話人主觀上設置的預設，但事實上，法國是個共和國，現在已經沒有國王，因此并不具備真實性。但它是一個主觀預設，是說話人認為是真，聽話人也認為是真的一個斷言。有具體的語境中，這種預設就會被取消。f31語用預設具有隱蔽性。語有預設是隱藏在話語的背后。它不屬于話語的基本信息，而是附加的信息(即言外之意)，這種信息作為語用雙方共同的背景知識，它可以不在話語表層明言，而隱含在言外，因而具有隱蔽性。例如：“A：Haveyoustoppedbeatingyourwife?”這句話隱含的預設是你過去是打老婆的。如果貿然回答“yes”，其實就等于認可了這個預設的斷言，中了對方蓄意下的圈套。3．廣告語中語用預設的分類廣告具有的說服性性質使其與社會心理息息相關。成功的廣告商或廣告廠家會使用各種方式手段來把握利用大眾的消費心理來影響消費者，從而影響到他們的購買行為。成功的廣告會讓消費者從價值判斷、情感傾向、喜好、精神狀態等方面對廣告產生共鳴。實現這一目的的因素包括具有說服力的相同價值觀，態度的強化，信念的變化及知識的更新等。而這是與廣告中的語用預設相對應的，所以，可將廣告中的語用預設作如下分類：，(11事實預設事實勝于雄辨，廣告應當真實，不能是虛假的，真實是廣告的生命。廣告主盡量擺事實以讓人信服，因此我們會看到廣告商讓某行業權威人士代言，擺出令人難以抗拒的事實，這樣做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讓顧客心動，取得信任，達到廣告的目的。如：有飄影，更自信。(2)信念預設廣告對消費者施加影響的目的在于改變他們的態度。廣告語經常采取的一個較為深層次的做法就是從根本上動搖消費者的信念或看法。廣告中的語用預設就體現了廣告制作者的這種策略。如：好空調，格力造。這時的語用預設為：好空調是格力制造的或格力制造的空調是好空調。這一預設改變了人們以往崇尚外國產品的看法，試圖改變人們根深蒂固的觀念。(3)狀態預設這類預設一般有兩種：一是預設過去不理想的狀態，二是預設改變后的理想狀態。如：“這個夏天我再也不用擔心了”(某衛生巾廣告)這里的語用預設是：以前的夏天我擔心。今年夏天狀態發生了變化，由于這個產品我不擔心了。狀態預設借助狀態的改變從而達到宣傳的目的。(41價值預設能夠讓消費響應。從而改變其態度和行為的一個有力手段就是讓廣告和消費者有著相同的價值觀。在廣告中，力圖用合乎情理的語言來影響消費者，讓消費者動心，產生購買欲望，這就是廣告商的目的所在。例如：“Ifpeoplekeeptellingyoutoquitsmokingcigarettes，don’tlisten．they’reprobablytryingyouintoliving．”這是美國癌證協會的戒煙廣告。這里的語用預設是：不抽煙才是生活。該廣告以反語形式說出。是一種幽默的規勸。這一點與大眾對香煙的價值觀是一樣的，那就是吸煙有害健康。廣告者用生動合理的語言訴諸大眾的價值觀，能產生很好的勸說效果。4．結論廣告是一種極具策略性的交際行為。本文對廣告語中語用預設的使用情況的探討進一步論證了廣告用語的策略性。廣告用語中的預設分為事實、信念、狀態、價值等幾類，其中狀態類預設頻率最高，這與消費者希望改變特定不良狀態的心理是吻合的，同時也反映了廣告制作者對消費者心理的良好把握。語用預設具有單向性、主觀性以及隱蔽性。恰當運用這些特性是廣告策略性產生的根源。

本文作者：李菩菩傅新禾工作單位：四川農業大學

對高校主知性道德教育的反思

(一)主知性道德教育中“人”的缺位，導致高校道德教育空白乏力1．“以本(書本)為本”的物本教學主知性道德教育的典型表現是教師“教書不育人”。一般高校育德教師都認為:道德的養成是學生在中小學時期的事情，大學主要的任務是傳授知識和教授技能。忽視了學生的品德和行為習慣的養成。高校道德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一種“以本(書本)為本”的物本教育，沒有很好地考慮學生內在的心理需求，對學生的個性特點把握不到位。學生往往只是被動接受，而不是主動學習。道德教育者缺乏足夠的感情認知和投入，將道德教育變成空洞無物的說教，將道德規范從道德情感中剝離出來灌輸給學生，更有甚者是“念書本”，完全忽略學生的心理感受。育德課經常性地表現為人云亦云的說教，或是是非非的判斷，抑或該做不該做的命令。道德教育的重點沒有放在培養學生的人文素質上，而是放在訓練學生高超的記憶能力和答題技巧上，相對忽視了人的完整性。有一項相關的問卷調查，其中認為教師的主要精力應放在教學實踐與研究方面的占67%，自身素養提升方面的占21%，學生行為、習慣培養和與人相處的教育方面的占10%。從這個數據可以看出，教師普遍重視教書而忽略育人。［3］現代高校道德教育的道德規范是知識化的，由語言符號粉飾的、一系列理性化的、外在的行為律令所組成。教條式的陳述和毫無生命力的條框完全遮蔽了道德教育應有的魅力。教師“只教書不育人”導致的后果之一便是學生道德認知與道德實踐層面的斷裂，即學生“知書不達理”。2．“以務(任務)為本”的無本教學飛速發展的市場經濟似乎將整個社會群體的觀念帶入一種急功近利的氛圍當中，一向被人們視為“清風浩然”的高校也被席卷而入。目前，許多高校出現專職教師在外兼職的現象，即教師“專職不專心”。這樣做的結果是“教師囊中飽，學生腹中饑”。當一種反常的現象被當作一種社會常態并且加以傳播時，會產生兩種可能:一種是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這種現象被人們從觀念上接受，行為上也接受;另一種則是從道義上不被接受，行為上接受。當前高校經營之風屬于第二種可能。除了當前教師績效工資和升遷考核制度的弊端這些顯性的原因之外，社會上功利主義的文化氛圍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此外，當下高校教師的素養和師德問題也是值得我們反思的。高校教師不僅是教育活動中的主體，也是實現教育目標的基本保證。高校師德建設本身就是教育和諧環境構建中重要的一環。由于各種原因，道德教育在高校中處于邊緣化的地帶，高校育德者的地位也處于尷尬之中。不少育德教師謀求各自的“發展捷徑”，利用高校豐富的公共資源和靈活而充足的時間來謀求社會兼職。還有部分高校育德教師僅僅把教師當做一種謀生手段，對自己的工作只是消極應付，將教學任務硬性化、量化(每學期多少課時，學生考試及格率等)，完全漠視教學任務背后指向的學生品德、行為意識等“軟指標”。道德教育本是“以人為本”，而“以務為本”的教學卻將道德教育之樹連根拔起，使其成為虛設的飄渺之物。這雖然是道德教育中的極端個案，但也反映出高校道德教育體制的弊端和教師師德的另一個側面，以及繼續深化高校教育改革的必要性。(二)主知性道德教育的負面效應主知性道德教育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它在提高學生道德認知，培養學生道德理性和思維方面有著重要意義，對道德教育領域曾有巨大影響，直到今天，在高校道德教育中仍占據主要地位。這種合理性在現代多元價值并存的社會有其不足，對其負面效應進行探微，不是要徹底擯棄它，而是要加以修正，從“主知”的片面性道德教育轉換到“主德”的全面道德教育。1．主知性道德教育脫離學生心理需求，是高校育德工作低效的原因之一大學生是一個特殊群體，如何幫助他們形成完整的人格、培養他們良好的修養和高尚的品德是道德教育工作者面臨的教育任務。但是，道德教育者對高校學生的心理訴求以及心理發展特征缺乏全面而深刻的認識。大學生心理的發育正趨向成熟而又尚未成熟，其心理發展水平可以概括為智力發展高峰、欲求發展高峰、善于創新高峰“三大高峰”，同時，其自我意識與自主意識顯著增強。［4］對于心理成熟階段的大學生來講，他們的成人意識逐步增強，開始有自己的看法并渴求發表自己的意見，希望老師留給自己足夠的發展空間。道德教育教師在教學中情感投入不深，形成教學中的惡性循環。學生覺得老師所教無用、單調、乏味，對教師所教內容反感，產生消極的課堂體驗;同時，教師受到學生情緒感染，教課積極性下降，道德教育的實效性成為空談。道德教育本身應該是一項崇高而神圣的任務，是為塑造人、教化人而來的，脫離了情感的道德教育毫無魅力可言，顯得蒼白乏力，其實效可想而知。2．主知性道德教育脫離生活層面和實踐層面，造成學習上的“斷層”學生的學習主要分為三個部分:一是知識性學習，二是技能型學習，三是思想品德和良好行為習慣的養成。這三個部分的學習解決的是學生不同層次的問題:知識性學習解決的是學生“知不知”、“懂不懂”的問題;技能型學習解決的是學生“會不會”、“能不能”的問題;思想品德和良好行為習慣的養成注重的是學生“信不信”、“行不行”的問題。道德教育中普遍存在的“主知性教學”方法，把學生品德的養成當成一種絕對性的知識進行傳授灌輸，解決的只是第一層面“知不知”、“懂不懂”的問題，而沒有解決最重要的“信不信”、“行不行”這一層面的問題，導致學生道德認知和道德實踐斷層，從而進入“學而不知、知而不信、信而不行、行而不堅”的怪圈。3．主知性道德教育使道德教育過于簡約化，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發展道德不是科學，卻用科學的思維關照自己;道德不是經濟，卻被視為經濟增長的工具;道德不是知識，在道德教育中卻被置換成知識教育。道德本是最具有獨特魅力的兩個字眼，卻總是用科學的、現實世界的語言來表達自己，顛倒了“自我”和“他我”的關系。道德教育的過程強調“知情意信行”，主知性的道德教育過于關注“知”的層面。而道德教育實踐中的問題是主知性道德教育在培養學生的道德認知層面仍然存在缺陷。道德認知能力首先表現為道德認識能力，除此以外，還包括學生的道德判斷能力和道德選擇能力。主知性道德教育簡化了道德教育過程，將教師傳授、學生品德養成的過程變成教師傳授一步到位，走完了學生道德認知的第一步即止步。被動性的知識教學在今天已經越來越被學者們詬病和學生排斥。

高校道德教育價值取向從“主知”到“主德”的回歸路徑

(一)道德教育觀念上的轉變亞里士多德曾說過:“人知善不一定行善，善知也不一定善行。”“知”和“行”是兩個層面的問題。而高校道德教育對知識的看重和追求逐漸遠離了蘇格拉底所提出的“美德即知識”向度，走向另一個反面“知識即美德”，以致在道德知識越來越普及的時候，卻有越來越多的大學生面臨道德人格的迷失和人生價值的困惑。高校道德教育必須扭轉主知性教學觀念的價值取向，在以人為本的理念指引下，將道德教育的主要任務落實在人上，塑造人、培養人、發展人、完善人、教育人。道德教育的魅力和真諦在于將知識轉化為品德，在涵養人性、秉承人性的前提下，喚醒學生內心的道德意識，讓學生獲得一種真情實感的生命調養和生活受用，而不是僅僅給他們勾畫一幅道德的空中樓閣。就像“知識原本是人們用以生活的手段，生活本身才是目的。但是目的與手段卻被顛倒……把目的和手段再顛倒過來，使教育回歸人自身，回歸人的生活，這才是教育的出路”。［5］(二)道德教育內容和目標上的轉變道德教育內容是一定社會道德規范和社會關系的體現和反映。目前，高校道德教育內容過于理想化、政治化、空洞化。道德既是人們對理想世界的一種把握方式，具有超越性;同時又是協調社會各種關系的重要工具，具有現實性。因此道德教育內容應注重理想性和現實性的統一，使之既能引導人對美好的理想境界的追求，又能使人學會如何處理現實生活中的各種道德問題。［6］高校要以“思想政治課”為切入點，有機溝通各類課程，挖掘課程中的情感性道德教育內容，培養學生的情感。道德教育者要大量搜集實例和材料，用生動的現實事例分析、講授人生道理，增強道德教育的趣味性、實用性，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教學效果，培養學生的“善”和“美”。道德教育目標是主體在德性發展的基礎上，基于對社會發展和個人需要的認識而產生的一種精神追求，是對已然價值的傳承與總結，對未然價值的構想和預測。道德教育目標凝結著人們對價值的預期。道德教育目標的提出是道德教育活動的起點，也是道德教育價值創造的起點。道德教育如果喪失了對目標的設定和選擇，也就喪失了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目標的偏設將會導致實踐活動的合理性受挫，從而出現價值“偏位”。當前，高校道德教育目標在應然層面上過高、過大、過于口號化，而在實然層面上過于功利化。目標實然和應然層面失范和差距的背后是以大學生品德喪失和實效低下為代價的。高校道德教育目標的設定要注重大學生自身特點和社會要求，兼顧理想和現實;要具有超越性和現實性，一方面用生活經驗把握現在，另一方面用信仰和理想憧憬未來。(三)道德教育方法上的改進人的品德行為是通過實踐和練習形成的，傳統的主知性道德教育恰恰忽視了這最重要的一點。道德教育的內容要講實效性，方法同樣要講實效性，道德教育的實效性是和一定的社會活動聯系在一起的。道德教育方法的實效性在于探討出學生喜聞樂見的方法，注意把道德教育的要求盡快轉化為學生自己的要求。當前，我國高校道德教育的最主要方法是理論教育法，通常以“我說你聽”、“我令你行”、“我寫你記”的方式存在。要改變這種現狀，一是要摒棄那種成人式的說教，把理論探討和社會實踐結合起來。道德規范、道德觀念和道德行為習慣是構成道德的三個主要內涵，育德者要轉變僅僅向學生灌輸道德規范的做法，注重學生道德觀念的培養和良好行為習慣的養成，在學生的道德認知和道德實踐層面架起一座橋梁，盡力克服“知行脫節”的問題。二是要建立師生溝通平臺。現時代的背景下，大學生的價值觀在各個方面都體現出明顯的思想獨立和自我價值追求，參與意識和競爭意識增強。高校道德教育教師必須與他們建立起平等民主的關系，脫去“執教者”、“灌輸者”身份的外衣，多采用經驗交流、學術討論、熱點辯論等方式，與學生進行情感交流和溝通，分享人生體驗和生活經驗，讓高校道德教育手段實現從傳統的“我說你聽”、“我令你行”、“我寫你記”到“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和“以行導人”的轉變。

道德教育不同于知識教育，知識教育意在使人了解掌握科學、正確的知識，形成相關的知識體系;而道德教育意在使人養成高尚的品德和良好的行為習慣。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在其《教育論》中說:“學校應該永遠以此為目標———學生在離開時是一個和諧的人，而不是一個專家。”大學生面臨著“成人”和“成才”兩項人生課題，高校教育則面臨著培養一代又一代學生成人和成才的重任。道德教育不能站在社會現實和科學技術的角度觀望自身，而應該轉變已有的“主知性”教學觀念，真正回歸自身，回歸人的生活。

論文關鍵詞：新隨筆；題材；審美特征

論文摘要：隨筆作為一種獨特的文體，正呈現方興未艾之勢，簡要分析了新隨筆繁榮的原因，結合新隨筆作品著重從題材分類、藝術風格、審美特征及思想內涵等方面，對新隨筆的創作特征進行探索性論述。

作為一種獨立的文體，隨筆至今尚無一個得到多數人認可的定義，但這并未妨礙隨筆在黯淡多年之后重新煥發出奪目的光彩。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特別是進入90年代以來，一股熱熱鬧鬧的“隨筆”潮占據了各類報刊，蔚為壯觀。面對這種悄然而至的“隨筆”熱，人們與二三十年代的隨筆相對應。稱之為“新隨筆”。目前，與新隨筆引人注目的創作實績相比，隨筆的理論建設卻貧乏得幾近空白。由于缺乏應有的理論關注和研究，使得新隨筆這種比較特殊的文體在基本特征、創作特色、思想深度、創作意識、發展趨向等方面的論述多是片言只字，散見于創作談一類的文字中，沒有多少真正令人欣慰的理論成果。固然，理論常常是灰色的，隨筆的創作者也會說“走自己的路，不被形形色色的規范設計所羈絆”；或者說“還不如索性讓‘隨筆精神’氤氳于混沌之中，不可捉摸又無所不在。時或從作者心底流露筆端的好”。但我們更有理由相信，真正的理論探討，除卻能幫助引導讀者更好地“接受”新隨筆之外，對隨筆自身的創作和發展也是大有意義的。有鑒于此，本文作者擬就新隨筆的創作特征進行一些初步的探討和評述。

首先，有必要對新隨筆出現的社會背景和文學原因加以簡要剖析。與新時期曾經出現的“詩歌熱”、“報告文學熱”等相類似。新隨筆的興旺既有深刻的社會原因，也與隨筆自身獨特的文體特性密切相關。首先，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中國社會開放、寬容的環境基本消解了昔日那種“我花開罷百花殺”的大一統局面，社會空間能給不同的“聲音”留出一席之地。正是在這種開放的社會環境和寬容的文化氛圍里，作家們找到了“自我”，不再擔憂“我手寫我口”的作品會異化為“吾喪吾”的證明。其次，由于當今社會生活和人們的思想意識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各種新現象開放帶來的多元認識、多向思維增強了人們選擇的迷惘和困惑。帶來了認識判斷的渴求。這樣，隨筆正好以其輕松平易而又睿智深刻的特點，承擔起了引導人們思想開放之任，由于新隨筆的創作隊伍構成復雜。新隨筆的文體特征尚在形成演變階段，因此，要想完整、準確、全面地對新隨筆的創作特征作出總結可能為時過早。但是，在對新隨筆作品分析之后。我們認為新隨筆已初步形成了以下四個方面的藝術特征。

首先，題材廣泛，內容豐富，大到社會變革、世象管窺，小到個人生存感慨、酸甜苦辣，都成為新隨筆的“關懷”對象。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我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對此。新隨筆敏銳地作出反應，并且以文化、哲學意義上的思考為其底蘊，對大變革大發展的社會存在迅速發言評判。對世態人心的升降沉浮以及現代人形而上的思想迷惘，形而下的生存困惑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思考。換種角度來看，這也是當代知識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識階層關注社會、思考社會的一種獨特方式。如果按照題材內容來歸納，新隨筆主要可分為以下幾種類型。一是讀書類隨筆。由于新隨筆的創作隊伍主要是知識階層人士，特別是人文類知識分子更是隨筆創作的主要力量，而讀書寫作幾乎是中國讀書人展現自我精神世界的傳統方式，所以，讀書類隨筆就自然構成了新隨筆作品的重要部分。值得重視的是，這類大行其道的讀書隨筆已不再停留于傳統的“讀后感”模式，“讀”常常只是作者表達自我情感和思想的起點，以閱讀為契機來展現作者“自我”才是讀書隨筆的本質。如王蒙的(從‘話的力量’到‘不爭論》，傳達的是作者對歷史的思考和認識，而周濤的《讀(古詩源)記》，則以新的視角表達了對傳統詩歌的闡釋，對人生的理解，足以令人回味咀嚼。另外，近年來還有一些隨筆名家由讀書而寫出的系列作品，如費振鐘的“墮落時代”系列、丁帆的“江南士子悲歌錄”系列和李國文的名人之死系列，都是既有文采，又有內涵的讀書類隨筆佳作。二是社會隨筆。社會隨筆以對各類社會現象的評說為主，如果說讀書隨筆的生成主要由于心靈和書本的碰撞契合，社會隨筆則是世象萬態在人們思想的海洋里激起的浪花。社會隨筆的內容往往是大眾都不陌生的現實話題，表達的是一種對繽紛的社會現象理論性的觀察、機智的思考和個性化的見解。從吸煙禁煙到通貨膨脹，從反貪倡廉到道德建設，上自國際風云，下到居家瑣事，都是社會隨筆述說的對象。由于社會隨筆的內容貼近生活，也是普通百姓關注的話題，所以更受到大眾的喜歡。如溫鐵軍的《“三農問題”：世紀末的反思》，通過對“三農問題”進行歷史的、理論的深刻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思考的話題。三是思想文化類隨筆。有別于社會隨筆直接關注“問題”，思想文化隨筆則主要抒寫當代社會人文知識分子的精神思考，更多地偏重于“形而上”的思辨。對此，三聯書店《讀書》的編輯們將其稱之為“后學術”或學術性隨筆，頗為傳神和精當。思想文化隨筆展現的是知識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識分子)的精神呼喚和交流，反映著對人生、生命、理想和價值等重大問題的獨立思考，因此，本質上思想文化隨筆更近似于西方哲人帕斯卡爾等的“隨想錄”，從而更具有思想、文化價值和個性意義。如韓少功的《性而上的迷失》、葉秀山的《沒有時尚的時代》及余秋雨的“山居筆記”系列作品等均是近年來思想文化隨筆中的力作。需要指出的是，此類隨筆主要展現的是作者的獨立思考和個性見解，具有濃厚的學術性和思想性。譬如在《性而上的迷失》里，作者以文化人類學、哲學的眼光，對自古至今形形色色的性現象、性迷失進行了深刻透徹的解剖與辨析，表達了作者對“性”的形而上思考。四是生活隨筆。生活隨筆似隨手拈來的抒情性散文，或記人，或寫事，或抒寫個人喜怒哀樂，常常從我們身邊的生活小事入手，主要袒露人生的心靈，訴說生活的感慨。生活隨筆的特點是以小見大，以情入理，淺入而深出，向讀者毫不遮掩地展示那個現實生活中真正的“我”。唐達成《頭發的悲喜劇)、王蒙(我的飲酒)和韓小惠(體驗自卑》等便是生活隨筆的成功之作。

其次，不求雕琢、自然天成是新隨筆突出的風格特征。宋人洪邁在《容齋隨筆》序文中說：“意之所至，隨即記錄，因其先后，無復詮次，固目之日隨筆”。新隨筆盡管有其獨特的審美特征，但這種“意之所至”的自然風格卻未完全改變。當然，不求雕琢、隨意自然決不意味信馬由韁，隨意而為，優秀的隨筆離不開厚實的思想和文學修養，古人說：“作詩無古今，欲造平淡難。”對于隨筆的這種風格特征，日本作家石原正明也曾揭示道：“隨筆是將所見所聞的事、所言所思的事隨心所至而述下……然因其無修飾之故，能見作者的才華與氣量，實為很有興味的作品。”縱觀近年來的新隨筆作品，其我手寫我心，有感而發，從心所欲，不蹈襲，不做作的創作特征可以說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新隨筆自然天成的特點除了表現在藝術形式方面外，還反映在思想內容上不受制于某些“條條框框”的約束，正如隨筆名家舒展所指出的：“隨筆的天敵是禁錮和做作，隨筆的靈感源泉是自由與自然。”如張中行先生的隨筆集《順生論》，以娓娓道來的筆法，綿密自然的論證，條分縷析，推本溯源，運用自己厚實的人生經驗和豐富的人文知識，給讀者提供了一種不同于“教科書式”的人生見解，既沒有虛張聲勢，也絕無教條色彩，從文風到意蘊都充滿了自然和率性，開人眼界，啟人胸襟。與隨意自然的風格相伴，新隨筆作品也充分展露了作者的性情和寫作風格，真正可謂文如其人，絕少干人一面現象。如汪曾祺的平實自然、張中行的嚴謹古樸、周濤的雄渾崇高、舒展的大膽潑辣等等，既無掩飾，也無矯情做作，展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作者完全的本色、真實、自然的靈魂，這也是新隨筆所以受到讀者厚愛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