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技范文10篇

《中國科技期刊研究》是由中國科學院主管，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期刊編輯研究會和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共同主辦的，面向科技期刊編輯，以提升科技期刊辦刊質量、辦刊能力與學術影響力為宗旨的專業學術期刊。創刊27年來，受到廣大科技期刊編輯和專業工作者的充分肯定與關愛，學術影響力也在持續提升。

2017年，本刊將持續關注有關期刊領域(包括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學術期刊、應用性期刊)的重大發展問題，關注科技期刊與學科領域的融合，關注科技期刊所發揮的社會作用。

其中，關注的重點是(不限于):

1．推動中國學術期刊繁榮發展的戰略目標與行動計劃

2．我國學術期刊國際影響力提升戰略與策略

3．中文期刊與英文期刊的協調與平衡發展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的科技發展戰略開始發生轉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五”規劃與科技部隨后制訂的科技發展規劃和高技術產業發展規劃明確提出了實現技術跨越式發展的總體目標，強調要在“促進產業技術升級”和“提高科技持續創新能力”兩個層面進行戰略部署，在進一步發揮勞動密集型產業比較優勢的同時逐步形成我國高技術產業的群體優勢和新的比較優勢。2002年12個重大科技專項的啟動，標志著我們在實踐上開始擺脫多年來以跟蹤模仿為主的科技發展戰略，向以自主創新為特征的跨越式發展模式轉變。2003年以來，按照“十六大”的要求，根據適度超前原則，科技部著手國家中長期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的制訂工作，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的轉變進一步國家意志化。對這一轉變過程的基本動因進行分析，有助于我們對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若干爭論有一清醒的判斷。

一、國際政治動因：技術威懾成為斗爭焦點

民族國家科技發展戰略的選擇，既決定于本國經濟發展水平和階段，也受國際政治因素的影響與制約。20世紀末以來，現代高科技廣泛運用于戰爭使得技術優勢成為各種威懾力量中最具決定意義的因素。國際關系的強權背后是技術強勢的支撐，科學技術水平是一個國家總體經濟實力和政治實力的體現。今天的高科技已經成為影響國際政治軍事格局的主要因素，技術上的領先是主權國家參與國際政治較量、擴大國際影響力的物質基礎之一，技術威懾是比直接使用武力更為有效的威懾手段。一個國家只有擁有符合時代特征和社會生產力發展趨勢的現代科技工業體系，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追求實力和影響，獲得國際政治中的戰略主動權。在當代世界上的不穩定因素越來越多的情況下，對涉及國家安全和國家競爭力問題的那些科學技術的發展，中央政府必須從整個國家和民族利益出發，通過科技發展戰略的制訂來引導其發展。

從科技發展史來看，引進吸收和自主創新是一個民族與國家技術進步的兩種主要途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由于外部環境的制約，自主創新和“科技追趕”成為我們政策設計的基本特征。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隨著世界安全觀念的變化，各國對經濟利益的追求使得政治和軍事因素不再是國家間關系的唯一主導者，、發達國家將制造業向國外轉移導致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發生了某些變化。“以市場換技術”戰略的實施，使得我們在一段時間內忽視了自身的科技積累和自主創新，將外資導向型經濟發展帶來的技術引進作為中國科技發展的主要途徑。應該說，這種戰略部署是與全球化的歷史趨勢相一致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們必須看到，高新技術和一個國家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密切相關，其發展已經不單純是一項經濟范疇的活動。作為國家政治戰略意圖的一種表現形式，西方發達國家不可能把真正的高新技術轉讓給中國。由于一些國家將中國崛起視為是對既定國際格局的挑戰，正在試圖對中國的發展進行壓制，因此經常把技術特別是高端技術問題政治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可能把技術合作和引進作為我國科技發展的長期戰略方針。我們必須分清科技發展的國家目標和企業目標。在企業運行的微觀層次，可以繼續堅持比較優勢的技術引進，但是在國家戰略層面，必須堅持把技術的趕超和跨越作為重點，大力發展戰略產業。

在綜合國力競爭日益激烈的當代世界，維護生存權和發展權不受侵害是一國政府的兩項基本職能，也是民族國家的根本利益所在。目前我國的科技能力尚不足以承擔起保障國民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安全的歷史重任，“技術瓶頸”是我國經濟社會長期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為了中華民族的復興，從世界發展大勢和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的角度來看，在科技發展上擺脫過去的跟蹤模仿向自主創新轉變，是我們必須確立的戰略思維，經濟利益和安全利益的統一應該成為技術選擇的出發點。未來一段時期內，中國的外部環境不可能有過去20多年那樣好，戰略機遇期同時也是安全上的高風險期。我們必須從可持續發展和國家綜合安全利益出發，主動進行科技發展戰略的調整，提高國家戰略能力，預防和應對可能出現的危機、沖突或者戰爭。21世紀是戰略技術和戰略產業競爭的世紀，自主創新是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的最佳選擇。沒有自己的戰略技術和戰略產業，中國要在世界競爭格局中獲得相對優勢地位是不可能的。我們逐漸成型的新科技發展戰略之所以強調要著重研究解決事關國家中長期發展和安全的戰略性和前沿性高技術問題，在一些關系國家經濟命脈和安全的高技術領域，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并在若干重要領域和關鍵產業實現技術發展階段的跨越，就是基于這樣的考慮。

二、國內經濟動因：經濟增長模式轉變

1新中國科技創新政策的文本分析

簡單說來，所謂科技創新政策，即政府為促進科技創新而采取的各種直接與間接的措施。就新中國科技發展而言，在及至1996年前的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實際上并未制定出獨立的科技創新政策，在某種程度上一直是對以往科技政策與實踐的延續，通過加強對科技政策、產業政策和經濟政策等的協調來促進科技創新活動的。具體是:

(1)科技創新發展目標:從常規變化模式到范式轉換—平衡模式。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科技發展政策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其創新發展目標模式上的變化。依據托馬斯•庫恩的科學進步模式理論，政策變化大致有兩種基本模式:一是常規變化模式，即政策在保持基本方向或目標的前提下發展演化，或新舊政策之間保持較大程度上的連續性;二是范式轉換—平衡模式，即政策連續過程出現中斷或飛躍，新政策取代舊政策［1］。從政策文本上來看，以1996年為分界線，我國科技創新發展目標變化正好經歷了這樣兩種模式。

1)1949年至1995年的常規變化模式:引進創新。在這一科技的歷史發展時期，因為我國的國情決定了我國科技發展政策必須是在學習外國的基礎上進行趕超和創新，所以是時我國的科技創新發展目標雖幾經變化，但總體而言，還都是在保持基本方向不變前提下的發展變化。具體提法主要經歷了以下幾次轉換:新中國成立初期，在科技基礎薄弱、科技發展任務緊迫的情況下，采借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成為解決我國科技現代化發展中矛盾的最佳選擇。1950年6月14日，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在其《關于中國科學院基本任務的指示》中確立的科學研究方向之一是:“根據近代科學研究發展的趨勢，吸收國際進步科學的經驗，從事有計劃的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以期趕上國際學術水平”。可以說，這既是新中國在成立初期對科學發展的最初部署和政策探索，也是其對科技創新發展之路的最初把握。1958年初至1960年末，在“全面躍進”的口號下，我國科技事業也被帶入了“”的快車道，形成了世界上絕無僅有的大規模的“群眾性科技網絡”。1958年5月，劉少奇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工作報告中，要求“在盡可能地采用世界上最新的技術成就的同時，在全國的城市和農村廣泛開展改良工具和革新技術的群眾運動”。是時，黨和政府為多快好省地發展我國的科技事業，在引進創新的科技發展道路上采取了不切實際的超常躍進政策。1961年至1966年，科技領域根據中央“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制定并實施了《科研工作十四條》及若干政策條例，對科技界“左”的思想進行了有力的糾正，科技政策由此逐步走上了符合我國國情的軌道。在糾“左”的同時，同志對科技發展中的引進創新問題作了進一步的闡述，明確指出:“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2］這在一定程度上為我國科技發展中的引進創新指明了正確的方向。“”爆發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科技領域的趕超政策一度排斥了此前學習外國的正確做法，將學習外國科技錯誤斥之為“洋奴哲學”、“爬行主義”。此間，這種科技排外政策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糾正，但“左”的科技政策事實上成了“”中黨的科技政策的主流，最終使得我國科技政策中的引進創新發生了重大的扭曲。也正由于此，我國科技發展基本被隔離于世界科技發展的潮流之外，趕超政策演變成了空洞的政治口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的科技政策重新回到了正確的軌道。198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其轉發的《關于我國科學技術發展方針的匯報提綱》中，強調“在今后一個時期里，重點應當放在學習、消化、吸收國外先進的、對我國適用的技術成果上”;與之同時，又指出“學習外國同自己的研究和創新必須結合起來，否則就談不上真正的消化吸收。”可以說，這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第一次比較系統和比較完整地闡明科技引進和科技創新的關系。

2)1996年至今的范式轉換—平衡模式:從引進創新到自主創新。1996年至2005年為范式轉換階段，積極探索科技自主創新。1996年3月，國家經貿委和國家科委分別著手實施技術創新工程，加速形成有利于自主創新的技術進步機制。1998年6月9日，國務院通過了中國科學院關于開展知識創新工程試點工作的匯報提綱，決定由中國科學院先行啟動《知識創新工程》，作為國家創新體系的試點。1999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又頒布實施了《關于加強技術創新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的決定》，要求把自主研究開發與引進、消化吸收國外先進技術相結合，防止低水平重復，實現在較高水平上的技術跨越，形成更多的自主知識產權，增強持續創新的能力。2006年至今，為范式平衡階段，形成了較為穩定的鼓勵自主創新的機制。2006年1月9日，同志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黨中央、國務院作出的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決策，是事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大戰略決策。建設創新型國家，核心就是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發展科學技術的戰略基點，走出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推動科學技術的跨越式發展”。為此，2006年2月9日，國務院在其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簡稱《綱要》)中，確定了“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的科技工作指導方針，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擺在了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此后，為切實貫徹《綱要》的目標，國家又先后出臺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強化知識產權戰略和技術標準目標，激勵企業走出一條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自主創新之路。

(2)科技創新發展方式:內涵式發展為主，形成科技創新的整體合力。從科技政策文本上來看，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科技創新一直主張走內涵式發展的道路，注重發揮企業、國家科研機構和大學在科技創新中的核心作用，通過激發全社會的創新活力，進而形成我國科技創新的整體合力。1956年，同志在代表黨中央所做的《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中，提出了我國趕超世界先進科學水平的主要途徑，具體包括:派人去蘇聯學習，聘請蘇聯專家，向外國專家學習;集中最優秀的科學力量和大學畢業生到科研方面;把科學院作為“火車頭”，同時加強高校的科研力量;政府各部門加強科研工作;重視應用;等等。這些具體的科技政策體現了建國之初黨對科技創新內涵式發展的戰略追求。在“”的高潮中，黨對科技發展貫徹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提倡專家和群眾相結合、土洋結合，用群眾運動的方式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及至1964年，又提出科技發展必須做到三方面的結合，即“學習外國必須同獨創精神相結合。采取新技術必須同群眾性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相結合。必須實行科學研究、教學同生產相結合”［3］，力圖通過開展轟轟烈烈的群眾性革命運動來實現對世界先進技術的趕超。“”時期，在極“左”思潮的支配下，宣揚開門搞科研，堅持科研要以工人、農民為主體，實行兩個“三結合”，即工農群眾、革命領導干部和科學技術人員三結合，科研、生產和使用三結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迎來了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歷史的新時期。1980年，鄧小平同志在聽取國家科委的工作匯報時，明確提出必須把經濟、社會發展計劃和科技發展計劃結合起來，克服它們之間相互脫節的毛病［4］。在這一講話精神指導下，國家將全國科技工作部署為直接為振興國民經濟服務、跟蹤和發展高新技術及其產業和加強基礎研究與應用基礎研究三個層次。1995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其的《關于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中提出我國科技工作的基本方針是:“堅持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經濟建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工作必須面向經濟發展，努力攀登科學技術高峰。”這一方針深化了我國科技創新內涵式發展的理論。及至新的世紀，同志在2006年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的講話中又指出:“要繼續推進科技體制改革，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充分發揮市場在科技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充分發揮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作用，充分發揮國家科研機構的骨干和引領作用，充分發揮大學的基礎和生力軍作用，進一步形成科技創新的整體合力，為建設創新型國家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第一次對我國科技創新內涵式發展進行的系統闡述。

知識經濟是由于高技術的產業化而導致的第三次產業革命的產物，同三百年前的由工業發展帶來的第二次產業革命一樣，它將引起人類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社會組織結構、價值觀等的全面變化，這是中國經濟發展和文化發展遇到的又一次歷史性機遇。面對新的產業革命機遇，我們應當采取哪些措施迎頭趕上呢？下面，本文就結合知識經濟的內涵與特征及其對當代科技發展的影響來談談有關看法。一、高科技與知識經濟的內涵及特征知識經濟概念的內涵，是目前學術界討論的一個熱門話題，觀點不一。大致來說，學術界流行的觀點可以歸納為以下三種：第一種觀點以世界經合組織為代表，也是學術界最為流行的觀點，它認為知識經濟是“指建立在知識的生產、分配和使用（消費）之上的經濟”。軟件是能夠真正發揮所有這一技術之功能的關鍵部件，軟件是核心，軟件行業將成為全球發展最快的行業。第二觀點以我國學者吳季松為代表，按照該觀點，知識經濟是一種智力經濟，是“智力資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學技術為主的知識的生產、分配和使用（消費）為最重要因素的經濟”。第三種看法以微軟公司董事長比爾·蓋茨為代表，按照該觀點，知識經濟主要是一種“信息產業”，“這種信息完全依靠的是軟件的成功，軟件的成功之首是依靠軟件的創新、技術、研究，并傾聽用戶的聲音”。我們認為，以上的各種觀點分別抓住了知識經濟的某些主要特征來強調，各有所長，但都沒有抓住“高科技”這一知識經濟的根本特征，容易造成理解上偏差。第一種觀點單純強調知識在知識經濟發展中的基礎地位，但忽略了知識有高科技知識和一般科技知識之分，在知識經濟中，起決定作用的并不是一般科技知識，顯然不全面。第二種觀點強調智力資源和科學技術在其中所起的關鍵作用，也忽略了科學技術有一般科學技術和高科技之分。第三種觀點倒是強調了信息產業這一高科技產業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但是高科技產業不僅包括信息產業，還包括其它產業，這一觀點顯然有失偏頗。實際上，知識經濟是一種以高科技為支柱產業（其中又以信息產業為主）、以高科技知識創新推動生產力發展、以便解決人類由于工業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生態危機和資源短缺危機的一種新型經濟，是一種將導致社會發展和經濟增長方式發生根本變化的新型經濟。同傳統的工業經濟相比，知識經濟具有如下特征：1.知識經濟是直接建立在高科技知識基礎上的新型經濟。在知識經濟中，起決定作用的，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知識，而是指建立在高科技基礎上的新知識，是一種可推動產業發展的新知識，可簡稱為“可產業化的高科技知識”。所謂“高科技”是一個具有自己的特定內涵的概念，不是傳統科技的簡單創新，按照聯合國組織的分類，它主要有信息科學技術、生命科學技術、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科學技術、新材料科學技術、空間科學技術、海洋科學技術和有益于環境的高新技術和管理科學技術。即使注入了高科技的傳統科技也并不就是高科技，只有當高科技組成分大大提高，按國際科技工業園區的規范是超過70％時，傳統科技才被創新為高科技。在知識經濟中，經濟增長主要不是取決于勞力資源或自然資源，而是更直接地取決于高科技知識的投入。對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知識產業在有關國家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例看得出來。所謂知識產業，包括教育、通信媒介、計算機和信息服務等。據統計，在美國，1958年知識產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9％，1960年其比例就增加到34％，1974年超過46％，1981年達到49％。1997年，經合組織主要成員國國內生產總值的近50％來自以知識為基礎的產業。2.高科技產業是知識經濟的支柱產業，其中又以信息產業影響最大。知識經濟的支柱產業是高科技產業，并不是傳統的農業或工業，其中又以信息產業最為重要。目前，發達國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依賴于高科技來發展經濟，尤其是依賴于信息產業的發展。1994年，美國制造業中高技術產業所占的份額已達24.2％，日本和英國所占的份額已達到22.2％，德國達到20.1％，法國達到18.7％。此外據統計，在過去的五年里，美國經濟增長的1／4以上歸于信息技術。3.知識創新、尤其高科技知識的創新是知識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在知識經濟時代，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不再是單純的技術創新，而是知識創新，尤其高科技知識的創新。如長期以來“重應用，輕基礎”的日本，由于基礎科學力量較薄弱，科技后勁不足，在高科技領域，特別是在電子工業、汽車工業、造船工業和部分高科技領域陷入困境，并被美國重新占據優勢，如美國電子計算機公司、芯片制造公司及其汽車工業都已替代日本居世界領先地位。造成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是人類目前已進入了“大科學、高技術”時代，出現了科學技術化、技術科學化以及科學、技術與生產一體化的傾向，其具體表現是科學轉化為技術的周期以及技術轉化為生產的周期已大大縮短。據研究，從科學發現到技術發明，在20世紀初以前大約需要30年，到20世紀初至20世紀中葉大致為10年，至20世紀下半葉縮短為5年左右。因此，只有立足于基礎性研究的“突破性創新”，才能形成全局的牽動力，形成新的支柱產業，實現產業結構的更新或調整，為經濟注入新的活力。4.知識經濟是人類為解決傳統工業經濟面臨的可持續發展問題而創造的第三次產業革命產物，它將導致全球經濟、社會以及文化發展發生全面的變化。在傳統的工業經濟中，經濟發展主要依靠有限的勞力資源和自然資源。自然資源的有限性以及由于掠奪自然資源而導致的生態危機，造成了人類生產與發展面臨嚴峻的可持續性危機，以至于羅馬俱樂部在七十年代大膽提出了經濟發展的“零增長”戰略。知識經濟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中出現的，它以高科技產業為依托來解決傳統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在知識經濟中，經濟的發展依賴的是具有巨大潛力的智力資源。通過對智力資源的開發，人們對自然資源進行合理的、科學的、綜合的和集約的配置，實現資源的優化利用；通過對智力資源的開發，人們可以不斷開發出富有的自然資源，從而創造出新的巨大財富，這樣就可以從根本上避免由于傳統經濟發展而帶來的自然資源短缺危機和生態平衡危機。與傳統經濟相比，它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注重經濟、社會與生態的可持續發展問題，注重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與生態效益的最佳統一。所以說，它實質上是人類為解決傳統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問題而創造的第三次產業革命產物。作為一次新的產業革命，它不僅會對經濟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也會對社會的發展和人類的文化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從社會發展角度說，知識經濟是建立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和信息全球化背景上的，這樣就使得人類社會的發展從那種區域經濟走向了全球經濟時代，一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將不再完全取決于本國的資源、政治經濟體制，還在更大程度上取決于全球的相關因素。社會體制也更加趨向于民主化，過去那種靠壟斷知識、壟資源來維持權威的傳統作法，隨著信息的全球化和智力資源的多樣性而被逐漸淘汰。從文化發展的角度說，世界將從工業時代的二元文化（即資本主義文化與反資本主義二元文化）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的多元文化，這主要是知識經濟的高科技特征決定的。正如我國學者指出的，“高技術產業較之以前鋼鐵、機械和紡織等產業不同，產業技術領域十分廣闊，僅以信息科學技術為例，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在計算機技術、微電子技術、光電子技術、芯片技術、大規模集成電路技術、光纖技術、多媒體技術、網絡技術和軟件技術以及層出不窮的新高技術中全面領先，任何一個國家都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智力資源，‘有所為，有所不為’，在世界大市場中占一席之地，成為世界經濟一體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也是冷戰以后世界多極格局的經濟基礎”。世界經濟的一體化與多元化，也就決定了世界政治和文化的多元性與統一性，因此，人類文化將進入一個燦爛絢麗的多元時代，各種文化和各種價值觀將在地球村這個背景下進行競爭。二、知識經濟對當代科技發展的影響知識經濟的發展，對當代科技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概括起來說，當代科技發展出現了如下趨勢：1.在科技管理方面，國家的宏觀調控能力得到了加強。這主要通過兩個方面來實現的，一是提高國家在科技管理與決策機構的地位，國家主持制定中長期科技發展戰略。二是國家加大對科技研究經費、尤其是高科技產業的投入比例。為迎接知識經濟的到來，發達國家提高了國家科技管理與決策機構的地位。如美國前總統喬治·布什任職期間，把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提高到內閣部長級。克林頓上臺后，于1994年初成立了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負責統籌與規劃研究開發工作，委員會的主席與副主席由總統和副總統兼任。此外，它們還確定了科研開發重點，制定中長期發展戰略，合理分配用于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技術開發的人力與資金。美國的“技術與經濟增長的發動機”計劃、歐盟“科技發展與研究框架計劃”、日本“科學技術基本計劃”等，都是它們迎接知識經濟時代的具體措施。在資金支持方面，發達國家還增加研究與開發經費，尤其是重點支持知識產業。1994年，美國的研究與開發投資就已達1730.2億美元，占美國GDP的2.61％，OECD成員國平均研究與開發費用占其GDP的2.3％。1996年，美國用于計算機等信息技術和產業的投資已達2060億美元，比1995年增加12.5％。2.在科技體系內部的發展重心上，基礎科學研究與開發受到高度重視，注重產、學、研三方面的結合。由于知識經濟是一種高科技產業化經濟，科學、技術和生產一體化以及科學轉化為技術到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的周期的縮短，一國科技發展和社會生產發展越來越依賴于基礎研究的發展，因此，基礎科學研究與開發越來越受到重視。對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基礎研究經費投入的規模來看。在國際上，基礎研究經費投入的規模一般可以用基礎研究投入占R&D經費的比例（FR／R&D）的大、小來衡量。根據有關資料，1970～1995年間美國基礎研究投入的規模大致占R&D經費投入比例的14.2％，1993年最高曾達到17.4％。日本在1990年的比例為12.6％，印度的比例為16.4％。受其影響，對人力資源開發的研究也受到高度重視，一些發達國家因此將教育視為“立國之本”，提倡在職教育，甚至提倡終生教育。目前OECD成員國的教育經費已占其政府支出的12％，在職培訓方面的投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也達到2.5％。3.在投資方向上，增加風險投資已成為促進科技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式。知識經濟是建立在大科學基礎上的高技術經濟，而開發高技術本身不僅需要高額投資，而且高技術的生命周期短，更新快，是一項十分艱巨而失敗率相當高的任務，具有很大的風險性，建立風險投資機制，是推進知識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措施，以至在西方被人們稱為高科技產業發展的“推進器”。目前，美國有4000多家風險投資公司，居世界首位，它們每年為10000多家高科技企業提供資金支持。據統計，1997年美國的風險投資商共向1484家公司投入114億美元的風險資本，比上年增長16％，其中投入信息產業的風險投資為70億美元，占全部風險投資的62％。4.在科技組織形式上，科技工業園區成為科學、技術與生產緊密結合的一種新的組織形式，是符合時展需求的有效組織形式。正如主席指出的，本世紀在科技產業化方面最重要的創舉是興辦科技工業園區。科技工業園區（我國稱為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集中智力資源、信息、知識和高技術，通過現代管理實現規范化、網絡化、國際化和產業會議來解決高技術產業的資金、技術、市場和風險問題，創造了高于傳統工業幾十倍的勞動生產率。自8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廣泛興建高科技工業園區，至今全世界已有900多個比較規范的科技工業園區，從業人員達數百萬，美國硅谷已成為科技工業園區的成功典范。三、我國科技體制的現狀及其對策以高科技為基礎的知識經濟的發展，對我國目前正在進行的科技體制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加強了改革的緊迫性。從知識經濟發展的需求來講，我們認為，我國科技體制主要存在著如下問題：第一，科學、技術與生產缺乏有機協調性，造成科技體制不能適應科學技術面向經濟建設的要求。經濟建設中急需解決的科技課題，往往不能很好地反映到科研單位來，對于科研單位的成果，生產單位也不大了解或不感興趣。造成這種情況的深層原因是，在科研組織內部，人們主要是根據專業來組織研究，而不是根據社會需要來組織研究，科研組織缺乏整體的經營意識。人才結構存在極為不合理的現象，科研單位主要由專業人才組成，缺乏經營人才。針對上述情況，我國政府近年來盡管實施了“穩住一頭，放開一片”的科技體制改革政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種種原因，并沒有達到預期的理想效果。在“穩住一頭”方面，由于政府下撥的事業費太少，以至于維持科技人員的工資和行政費用都不夠，因此，該穩住的也沒有真正穩住。在“放開一片”方面，因為采取了“層層分解創收指標的方法，結果使科研機構變成了科技人員個體經營的小作坊式的組合，并沒有真正達到“放開一片”的目的。第二，部門之間壁壘森嚴，互相封鎖，人才不能流動，信息不能溝通，以致出現有完全相同的課題，許多單位都在搞低水平上的重復勞動。有些很有經濟效益的課題，卻無人問津。第三，基礎研究投資比例嚴重偏低。目前發達國家基礎研究投入經費占R&D經費的比例已經達到12％～20％的規模，而我國目前的基礎研究經費投入存在著比例偏低的現象，而且自1991年以來，逐年下降，到1994年基礎研究投入經費占R&D經費的比例僅為6.6％。第四，科技成果轉化率很低。根據有關資料，我國專利技術的實施率非常低，僅僅為10％，科技成果轉化為商品并且取得規模效益的比例為10％～15％，遠遠低于發達國家60％～80％的水平，高技術產業產值僅占工業總產值的8％左右，也大大低于發達國家的30％～40％的水平。造成上述問題的根本原因何在呢？我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我們在科技體制上還沒有真正走出計劃經濟的模式。如“穩住一頭”沒有真正穩住，從表面看是政府下拔的科研經費總量不夠造成的，但是，如果我們仔細想一想就會發現，“穩住一頭”并不完全就是政府拔款的事情，它也是企業本身尋求發展必須解決的事情。如果企業和一些非營利機構能夠參與進來，就能夠緩解國家資金總量有限的問題。在“放開一片”的問題上，我們目前采取的是層層分解創收指標的方法，“科研機構在科技體制改革中仍然沒有從技術生產單位轉化為技術經營單位，沒有從計劃經濟模式走到市場經濟模式。特別是，科研機構的領導人仍然是上級任命的技術生產的學術帶頭人，而不是市場中摔打出來的技術經營者”。第二，我們沒有建立科學、技術與生產相互作用的科研組織機構。從美國等發達國家看，現代科研組織要由政府、高校、工業研究機構和非營利機構這四個部分組成，政府實驗室組織大型的、符合國家需求的科學技術研究，大學主要進行自主的基礎科學研究，工業研究機構則主要進行符合企業和社會發展需求的應用科學研究，非營利機構則除了組織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研究外，還大力支持民間基礎科學研究。這四大組織之間的關系是，由國家制定科學技術發展的具體目標，通過簽訂合同和提供研究資助的方法，組織政府、大學和私人企業的研究組織以及非營利機構在一定期間齊心協力，分工合作，進行攻關式的研究開發活動。它們之間的良性互動，推動了科學、技術與生產的一體化發展。在我國，只有政府和高校的研究機構是比較發達的，其它兩種科研組織還處于萌芽狀態。第三，我們沒有建立適應高科技發展需要的風險投資機制。我國的科技成果轉化率如此之低和產業化進程如此緩慢，從投資方面看，除了有資金總量不足和投資結構不合理因素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缺乏專門從事風險投資的產業投資機制。根據有關資料，在我國已經轉化的科技成果中，成功轉化的資金主要靠自籌的占56％，國家科技計劃貸款占26.8％，風險投資僅占2.3％。國外專利成果轉化率高，風險投資起了關鍵作用，尤其是種子型創業基金更是如此。正如美國前總統的科技顧問基沃斯博士所指出的那樣，“至少有50％從事高新技術的中小企業在其發展中得到風險投資的幫助”。從世界各國高科技產業發展經驗看，建立風險投資機制和發展創業基金是實現科技成果轉化和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必然選擇。由此可見，我國在科技體制上應當采取的對策是：第一，在科研組織上要吸取國外的有益經驗，建立適應時展需求的科研組織，以便從根本上解決科技成果的轉化問題。根據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現代科研組織要由政府大型科學中心、高校科研機構、工業研究機構和非營利機構這四個部分組成，只有它們的相互作用才能適應科技與生產的一體化以及“大科學，高技術”發展的需要。在工業研究機構中，目前出現的最新組織就是以硅谷為典范的科技工業園區。因此，我們要從根本上解決科技與生產的一體化問題，就必須大力發展后三種科研組織，在國家的宏觀調控與指導下進行協同研究與開發。第二，加大基礎研究比例，這不僅指國家，也包括企業在內。第三，提高科研人員的經濟待遇和社會待遇，真正做到穩住一頭。第四，在科研機構內部，要建立合理的人才結構。為面向市場，科研機構的負責人應是一個合格的經營者。第五，為促進和保護知識經濟的發展，除了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以外，我們還需要建立金融保障體制，加強高科技發展的風險投資

“核心期刊”已經成為當前衡量一個雜志學術地位的基本指標。能否進入“核心期刊”的隊伍，對一個雜志社，特別是學術期刊和技術期刊來說，已經成為不容忽視的重要問題。因為被評為“核心期刊”就意味著雜志學術水平被社會承認，雜志上發表的文章可以得到中國所有的高校、研究所等職稱評定機構的認可。雜志能否進入“核心期刊”，更是雜志社能否生存和發展的導航標！

一、中國科技“核心期刊”評定現狀

中國科技期刊的發展與繁榮，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數量的增加，以滿足社會多元化的需求。1949年建國時，我國有科技期刊80種，1956年增至200種。1978年新聞出版署成立，根據國務院、的指示，對全國正式出版期刊進行了重新登記，換發了新的期刊登記證，獲準正式出版期刊6000種，其中，自然科技期刊2800種（占48%），10年增長了7倍。2005年經過整頓提高，期刊穩定在4957種。［1］二是已辦期刊質量的不斷提高，這是期刊整體質量的根本保證。在期刊總量迅速上長的同時，如何有導向性提高期刊質量，成為期刊管理部門的重要工作之一。因此，評價“核心期刊”就產生了。

1992—2004年，《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先后有4版問世。縱觀4版《總覽》中的核心期刊，特點顯著：一是刊源數量不等：第1-3版《總覽》的候選刊物約1萬種，分別遴選出2174、1596和1571種核心期刊。核心期刊約占期刊總量的21%、16%和15%。第4版《總覽》待選刊源約1.2萬種，最后篩選出1798種核心期刊，入選率為15%。［2，3］二是核心期刊的篩選指標不同：編制第1版《總覽》，主要采用載文量、文摘量、引文分析綜合篩選；第2、3版《總覽》增加了“影響因子”；第4版《總覽》將“他引量”和“獲國家獎或國內外重要檢索工具收錄”2項指標納入篩選指標，去掉了“載文量”。［4，5］

二、中國科技“核心期刊”評定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科技“核心期刊”的學術引導效應不力

本文作者：李勵工作單位：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所

科技文獻資源數字化是建設信息資源共建共享體系的基礎,目前,我國對信息資源數字化過程中的知識產權保護問題的研究還比較薄弱,不少問題還未形成共識,而科技文獻信息資源數字化過程中首先必須正確處理知識產權問題。因此,知識產權研究將是浙江省科技文獻信息資源共建共享建設中需要關注的問題。

1浙江省科技文獻資源共建共享主要內容

浙江省科技文獻信息資源共建共享建設分2個階段:第一階段,建立全省科研院所文獻信息資源共建共享體系,聯合省內主要科研院所、信息機構,根據各自的地區特點、專業特點和重點學科的建設發展方向,建設特色數據庫,合力建設全省的科技文獻信息資源體系,為全省科技創新服務體系的建設奠定基礎。第二階段,建立全省公共、高校、科研三大圖書信息系統的科技文獻信息資源共建共享體系,根據浙江省科技經濟的發展需要,按照統一協調、規范加工、聯合上網、資源共享的原則,實現所有成員館信息系統互聯,開展聯合采集與資源建設的館際協調,館藏書目數據的聯網檢索,充分發揮館藏優勢和資源共建共享公共網上信息優勢,為建設浙江經濟強省、科技強省和文化大省提供全方位、多層次的信息服務。目前,為充分發揮公共圖書館、高校圖書館和科研院所圖書館三大系統的信息資源優勢和人才優勢,實現三方的文獻資源共享和優勢互補,浙江圖書館、浙江大學圖書館和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院三家根據各自的資源配置和網絡建設情況,合作建設的浙江省聯合知識導航網,于25年12月26日向廣大讀者正式開放。

2浙江省科技文獻資源共建共享中所涉及的知識產權問題

要建立浙江省科技文獻信息資源共建共享體系必須以數字化為基礎,科技文獻信息資源數字化建設必然涉及知識產權。對知識產權的擁有者實行知識產權保護與為用戶提供合理利用已有知識的權利和機會同等重要。在科技文獻信息資源數字化的過程中,必須妥善解決兩者之間的關系。

200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30年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決策，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30年來，中國取得了世人矚目的巨大成就，中國的現代科技得到迅速的發展[1]，中國科技學術期刊事業在這30年中也有了長足的發展。作為中國科技成就的載體之一，科技期刊的數目從1978年的約2800份[2]發展到2007年的4713份[3]，中國學術文獻出版網絡出版總庫（中國知網）收錄1978年科技論文61885條，而2008年收錄科技論文2259027條，是1978年的36.5倍。自1989年由重慶維普資訊有限公司創建以軟盤形式發行的中文科技期刊篇名數據庫至今，我國的文摘數據庫已有十余家，二次科技文獻也已達到十余家[4]。我國的科技學術期刊出版和科技學術論文數據庫經歷了一個騰飛的過程，成績喜人。但是，欣喜之余，我們也看到存在的一些與世界發達國家科技期刊出版界的差別和問題。或許，經過這么多年的發展，是該做一下問題的梳理的時候了。在本文中，筆者嘗試在中國科技期刊出版和數據庫收錄方面與國際先進國家的模式做一些比較和反思，旨在與同行們交流，探討今后我國科技學術期刊出版與數據庫發展思路。

1中外科技學術期刊出版及其數據庫的模式對比

到目前為止，西方先進國家的科技學術期刊的出版一般有下述三種主要的模式。

第一種模式是編輯部與出版社合作的模式，首先由主辦單位的期刊編輯部負責收稿、稿件審理和修改、決定稿件錄用與否等工作。一旦稿件定稿，則以后的排版、版權認定、校對、出版、（網絡）單行本寄送、紙本期刊發行、數據庫收錄發行等工作全部由出版社負責，包括與作者的聯系和互動。一般來說，一個出版社與很多期刊社或編輯部簽訂合作協議，其中網絡投稿軟件的開發通常由出版社統一負責開發，交給期刊社或編輯部使用，因此通常可以看到，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不同期刊有著類似的投稿系統和主頁，它們都在出版社的主頁下有鏈接。

第二種模式是學術團體式的出版形式，有些大的學術團體或研究所，同時主辦好幾份期刊，學術團體同時兼備出版社的資格和功能，專門出版相應的科技期刊，這些期刊通常由學術團體負責審稿和出版的全過程，例如，美國電氣電子工程師協會（IEEE）、美國化學會（ACS）、美國數學會（AMS）、英國皇家學會（RS）和英國皇家化學會（RSC）等都有自己的科技期刊及數據庫。

第三種是期刊社把所有的流程都包攬了，這種模式通常是一些電子版期刊，他們實行網絡化出版和OpenAccess（OA）的模式，讓讀者免費下載瀏覽。

各位領導、各位來賓，同志們：

首先，我代表縣委、縣人民政府及全縣萬各族干部群眾，向中國科學院青年科學家一行的到來表示熱烈的歡迎和誠摯的感謝！向自治州領導和州直部門、兄第縣市的領導，同志們表示熱烈的歡迎！向長期奮斗在科技戰線上的同志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原創：自治州要承當率先發展的排頭兵，實現到年國內生產總值翻番的目標，離不開科學技術的強力支撐。樹立正確科學的、可持續的發展觀至關重要。州首屆科技月暨中國科學院青年科學家行科技論壇活動的舉行，充分體現了州黨委、州人民政府對樹立科學精神、科學思想、科學意識，依靠科學技術提升區域核心竟爭力的決心，這一活動不僅是我州今年科技工作的一項重大活動和自治州年州慶活動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時也是我州本資料權屬嚴禁復制剽竊政治、經濟生活中一件大事，更是州黨委、政府實施加快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舉措。此次科技論壇植物資源轉換專題報告會在召開，體現了州黨委、州人民政府對縣科技工作的關心和支持。原創：我們將以此為契機，進一步增強發展科技的緊迫感和責任感，堅持“科技興奇”戰略，加快科技體制改革，加大科技投入，強化科普工作，加大人才選拔培養力度，大力推進科技產業化和區域創新體系建設步伐，加強對外科技交流與合作，努力開創科技工作的新局面，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做出積極貢獻！

最后，讓我再一次向中國科學院青年科學家一行的到來表示最熱烈的歡迎和誠摯的感謝！

祝報告會圓滿成功！

【內容提要】對我國科技期刊在世界著名檢索系統被收錄的情況進行了分析，并針對如何提高期刊質量和縮短我國科技期刊與國際化期刊之間的差距提出了建議。

【摘要題】期刊工作

【關鍵詞】科技期刊/國際化發展/現狀/辦刊/探索

【正文】

隨著全球經濟和科研的一體化發展的趨勢，作為傳播科技信息最大載體的科技期刊國際競爭愈趨激烈，我國科技期刊不可回避地融入國際已成現實并將深入發展。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我國各類期刊數量增長發展很快。據報道，至2002年，數量已達4457種[1]，基本覆蓋了各個學科領域以及國民經濟發展中科技發展的各個方面[2]，進入國際期刊大國之林。但是，迄今為止，我國科技期刊總體國際影響不高，已經進入國際行列的期刊也多處于國際同類期刊中等或中等以下水平，并且沒有知名度。種種原因，使得我國科學家仍多向國外高影響因子期刊投稿，很多優秀的研究論文、即最具有創新價值的研究結果大都在國外其他雜志上發表，很少在我國自己的期刊上刊登，形成了我國期刊不能直接反映國家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和科研進步最新動態的矛盾。因此，認真分析我國科技期刊被世界著名檢索收錄偏低的原因以及與國際化期刊存在的差距，研究如何辦好我國各學科具國際化發展前途的主流期刊迫在眉睫。

一、目前我國科技期刊在世界著名檢索系統中所處的位置

一、簡介

"統計源期刊"全稱為"中國科技論文統計源期刊"（亦稱中國科技核心期刊)，統計源期刊目錄每年都會出現在中國科技信息研究所每年公布一次的《中國科技期刊引證報告》中。中國科技信息研究所（ISTIC)是受國家科技部委托，從1987年開始對我國科技人員在國內外表論文數量和被引用情況進行統計分析，并利用統計數據建立了中國科技論文與引文數據庫（CSTPCD)，受到社會各界的普遍重視和廣泛好評。中國科技論文統計源期刊是CSTPCD的數據來源。通過中國科技期刊綜合指標評價體系對期刊學術質量的考核，CSTPCD每年對收錄期刊的范圍進行調整。

中國科技信息研究所每年4月或10月分兩次給當年經過多項學術指標綜合評定而被收錄的期刊頒發收錄證書，中國科技信息所每年年底（11月或12月)都會在北京向媒體召開 "中國科技論文統計結果會"。 "中國科技論文統計源期刊"并非終身制，有效期三年，三年后中國科技信息研究所將對其進行重新評定，遵守"優入劣汰"原則。因此"統計源期刊"的學術影響力越來越被各學術單位和科研機構接受，用它作為科研論文的學術水平的評價指標之一。

統計源期刊與核心期刊均能反映與某一專業有緊密聯系的期刊，但在概念上、內容上又有一定的區別。前者包括社會（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兩大類，采用多指標綜合篩選的方法，制定出核心期刊排名表。后者僅收錄自然科學類，以文獻引文數據為依據，選擇多項指標進行綜合篩選，再根據期刊論文引用情況列出排名順序。兩者用不同的方式、從不同的角度為讀者提供參考價值比較大的一些期刊，為單位和個人訂購、收藏、閱讀、投稿選刊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核心期刊所涵蓋的期刊數量多，讀者面廣，但收錄的生物、醫藥學期刊較源期刊少，且由于4年出版1次，有一定的時差，所以不能完全反映當年的期刊狀況。而源期刊則收錄生物、醫學期刊較多。由于每年公布1次，所以能較客觀地反映期刊的當年情況。

二、統計源期刊選刊標準

統計源期刊的選刊標準有17項，它們是:（1)總被引頻次;（2)影響因子;（3)年指標;（4)自引率;（5)他引率;（6)普賴斯指數;（7)引用半衰期;（8)被引半衰期;（9)老化系數;（10)來源文獻量;（11)參考文獻量;（12)平均引用率;（13)平均作者數;（14)地區分布數;（15)機構數;（16)國際論文比;（17)基金論文比.影響因子是指某一刊物前兩年發表的論文在統計當年被引用的總次數與該刊前兩年總數的比值.通常，期刊影響因子越大，說明它的學術影響力和作用也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