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貿易范文10篇

摘要: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綠色發展理念不斷深入，世界各國的貿易呈現出一系列的低碳化發展趨勢，貿易低碳轉型是大勢所趨。本文通過對我國貿易低碳現狀進行分析，進而查找低碳轉型中存在的技術、立法等問題，并從低碳技術、法治保障、激勵政策、貿易結構優化等方面提出幾點建議。

關鍵詞:低碳貿易；低碳轉型；出口貿易

隨著低碳經濟發展，作為世界經濟增長發動機的世界貿易也將顯現出一系列的低碳化發展趨勢，高耗能，高污染產品在世界貿易的比重將逐步趨于下降，而低耗能，低污染產品在世界貿易的比重將趨于上升。可以說“低碳貿易”已成為全球熱點，歐美等發達國家已大力推進以高能效、低排放為核心的“低碳革命”，投入研發“低碳技術”，并對產業、能源、技術、貿易等方面進行整體布局和規劃，以搶占先機和產業制高點。因此貿易低碳轉型是大勢所趨，也是我國產業結構調整、能源結構優化以及跨越式發展的有效途徑。

一、中國貿易低碳現狀

(一)貿易大國并非貿易強國。自十一屆三中全會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對外貿易飛速發展，對外貿易進出口額年年攀升。改革開放初期(1978年～1991年)，我國對外貿易進出口總額由206.4億美元增長至1356.3億美元，我國外貿地位在世界的排名從第32位躍居第11位；入世后，我國的進出口貿易更是有了突飛猛進的增長；2004年，我國進出口總額在世界上的排名已上升到了第3位；2019年，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31.55萬億美元，比1978年增長將近1530倍。與此同時，由于技術水平相比發達國家要低，很長一段時間，我國出口的產品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的初級產品，工業附加值不高。加入WTO之后，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技術的創新，工業制成品在出口貿易商品中的比重逐年下降，但勞動密集型產品和資源密集型產品所占比例依然較大，因此，我國雖成為了貿易大國但還不是貿易強國，尤其在低碳貿易的主戰場上，中國必須加快貿易結構的調整。很多“高污染、高消耗、高投入”的中國企業因此正處于“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二)高碳產能過剩。目前我國仍處于新型工業化、城市化建設大力推進的階段，工業尤其是重化工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遠高于西方發達國家，但如今中國進行工業化所處的外部環境與發達國家相較已經發生了很大的不同，一個非常顯著的不同之處就是，中國的工業化正受到來自資源和環境的兩大約束。一方面，工業化必然伴隨著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的大量投入使用，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大、產業結構調整，經濟高速增長對能源的依賴明顯上升，而我國的能源生產已不能滿足能源消費，尤其是石油、天然氣等能源缺口不斷擴大，這些缺口不得不依靠進口來彌補，對能源進口的持續增加將使我國能源安全面臨嚴重威脅，也使我國面臨巨大的國際資源市場價格風險。另一方面，從長期來看貿易國對碳排放的約束會越來越嚴格，“碳關稅”“綠色貿易壁壘”會使得我國工業生產和出口產品的成本越來越高。但在這種日趨嚴厲的全球范圍的資源環境約束形勢下，我國出口貿易中諸如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等獲得政府能源補貼的重化工業普遍存在著持續的、大規模產能過剩的情況。(三)能源利用率低。能源是一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物質基礎，其開發及利用效率的高低是一國生產技術水平和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標志。我國雖然是能源生產大國，擁有較為豐富的化石能源資源，尤其是煤炭資源在所有資源儲備中占主導地位，但其他優質能源資源相對不足。同時，我國也是能源消費大國。據國家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2019年我國能源消費總量由36.06億噸標準煤上升至42.99億噸標準煤，且呈逐年增長的態勢，能源消費中以煤炭消費為主。從行業來看，冶金、化工、制造、建材、紡織、橡膠等行業的能源消費占工業能源消費總量70％以上，這些高耗能產業對能源的需求量非常大，但由于能源技術水平較低和管理水平相對落后等原因，導致能源的利用率卻不高。(四)中國外貿出口的碳排放逐年上升加入WTO之后，我國進出口貿易迅速發展，工業、制造業的發展也明顯加快，以致對能源的需求和消耗也急速升高，受資源稟賦的影響，我國煤炭資源豐富，其他能源如天然氣、石油的儲存量卻較低，能源消耗主要以煤炭為主，而煤炭消耗所帶來的碳排放量是各種能源中最高的，因此，我國碳排放總量也呈現出急劇上升的勢頭，2006年更是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碳排放第一大國。我國出口貿易產品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煤炭開采業、金屬冶煉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石油天然氣開采業及化學行業均為高碳排放行業。出口貿易中隱含碳排放量基本處于逐年增加的態勢。

二、中國貿易低碳轉型面臨的問題

一、理論模型構建

貿易偽報下的資本外逃是一種隱蔽的非法行為，其規模難以直接測算。由于貿易偽報下的資本外逃是造成中國與貿易伙伴貿易數據統計差異的重要原因，因此可以從中國與貿易伙伴的貿易數據統計差異值入手，通過分析主要的可觀測因素，進而間接測算出貿易偽報下資本外逃的規模。

(一)中國與貿易伙伴的貿易數據統計差異值

根據國際收支平衡表的編制原理和國際收支賬戶分析方法，中國與貿易伙伴的貿易數據統計差異值主要受以下5個因素的影響。

1．貿易雙方的統計口徑和方法不同。

統計口徑和方法不同，如統計轄區不同、運輸時滯不同以及再出口內涵不同①等，都會造成中國與貿易伙伴的貿易數據統計差異。但由于統計口徑和方法不同所產生的影響會相互抵消，其對雙方貿易數據統計差異值的綜合影響是有限的。

1中國貿易平衡狀況的歷史演變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從貿易逆差向持續順差轉變的一個過程，從中國統計年鑒中收集到自1978—2012年進出口差額數據，利用Excel制作出條形圖和線形圖，橫坐標表示年份，縱坐標為進出口差額。如圖：大致可以把我國貿易狀況分為以下五個階段：

（一）1978年—1989年，此時的中國經濟剛處于起步階段，貿易逆差為主階段。

在這個階段的12年中有10年處于逆差狀態，累計逆差46840百萬美元，年均逆差3900百萬美元。

（二）1990年—1994年，貿易順差逐步發展階段。

隨著改革開放，中國對外貿易逐步增加，在這個階段，除1993年出現12220百萬美元的逆差外，均為貿易順差，累計順差14380百萬美元，年均順差2876百萬美元。

1我國對外貿易順差的基本情況

改革開放以來對外貿易一直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推助器”據海關統計自2002年我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對外貿易增長速度連續6年保持在20％以上，進出口規模翻了兩翻，特別是近四年貿易順差急劇增長2004年貿易順差321億美兒，2005年貿易順差達到1020億美元。出口額762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8.4％；進出口額6601.2億美兒，比上年增長17.6％。2006年貿易順差進一步增加到l775億美元，外貿出口9690.8億美。增長27.2％比上年下降1.2個百分點；進口7916.1億美元，增長19.9％，比上年上升2.3個百分點。2007年我國外貿順差達到2622億美元，同比增長47.7％，后8個月單月順差規模均保持在200億美元以上同時2007年我國外貿進出口總額首次超過2萬億美元，達21738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3.5％，凈增加4134億美元。其中出口12180億美元，增長25.7％，比上年下降1，5個百分點；進口9558億美元，增長20.8％，比上年上升0.9個百分點。2008年1至8月，我國累計貿易順差1519.9億美元，同比下降6.2％，凈減少100.8億美元；出口額9376.9億美元，增長22.4％，比上年下降3，3個百分點；進口7856.9億美元，增長30％，比上年上升9.2個百分點；外貿進出口總額17233.8億美元，同比增長25.7％。從繞計的數據可以看出我國對外貿易順差有以下特點：增長速度連續保持20％以上，2005年至2007年增長迅猛，2008年上升勢頭回落。

2我國貿易順差形成原因

2.1國際間產業轉移是我國高額貿順差產生根本原因。

首先，在這種國際產業轉移的大背景下，外資把中國作為制造基地進行加工貿易，使加工貿易占據了我國貿易的50％以上，從而推動了貿易順差的急劇擴大。其次，這種產業轉移的另個結果是，使得企業大規模進口生產所需的中間產品，導致我國對周邊經濟體形成巨額的貿易逆差。而這些產品在大陸組裝后輸往這些企業原有的傳統市場，主要是歐美市場，導致我國對歐美市場出現較大貿易順差。再次，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第一次國際產業，促進了我國貿加工產業的升級。相應地，出口產品仍然以加工類型產品為主，并在一定程上推動我國部分產品層次和附加值的提高。促成了部分資本、技術密集型的高新技術產品尤其是機電產品出口比重增加。

2.2發達國家對中國技術出口的限制擴入了貿易順差。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加工貿易不斷發展壯大，已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主導貿易方式。與成績并存，在新的歷史形勢下，加工貿易發展也出現了一些問題。筆者認為，對加工貿易必須從宏觀角度、全球化視野理解，才能探索出一條主動參與經濟全球化，最優化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的發展道路來。

一、加工貿易的實質和發展趨勢

一般意義上的加工貿易，是指外國企業以投資方式把生產能力轉移到東道國，加工裝配產品后運出東道國銷售的過程。狹義上的加工貿易，是指對來料或進料加工采用保稅監管的貿易方式。但是，這兩個概念都僅揭示了加工貿易的表象。筆者認為，加工貿易蘊含著深刻的全球利益背景，反映了世界經濟格局的變遷。

（一）加工貿易是跨國公司全球布局、謀求利益最大化的主要方式過去幾十年，跨國產業轉移是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最引人注目的現象。跨國產業轉移是經濟學中“比較優勢”理論的具體實踐。跨國公司利用各國的優勢，將注冊、融資、研發、生產和分銷系統在全球范圍展開，各個環節被布局在成本最低的國度，通過加工鏈條或增值鏈條在各國之間的流動，以世界范圍內的最低成本組合實現了全球套利最大化。跨國公司和分布在各國的子公司之間的經營關系具有了加工貿易的特征。

（二）加工貿易是當前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和未來發展的主要趨勢加工貿易與國際投資及國際貿易緊密相連，體現了商品和資本交換的國際化。隨著世界范圍內的跨國產業轉移，國內分工轉化為國際分工，世界經濟“資源一體化、生產一體化、市場一體化”的特征愈發明顯，其中加工貿易發揮著關鍵的橋梁和紐帶作用，成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這個高度，才能認清中國加工貿易發展的全球背景和長遠趨勢，積極參與到經濟全球化中去。

（三）中國要利用加工貿易全球配置資源的特點，建立自主的全球加工貿易產業鏈，即開展以我為主的加工貿易目前，在跨國公司的全球產業鏈布局中，中國主要存在于其中的兩個環節（即初始的生產加工環節和終端的市場返銷環節），高科技產品的核心技術較為缺乏。據不完全統計，醫藥行業的95％、芯片80％以上、數控機床和紡織機械70％以上、汽車行業90％以上的專利都是國外的，產品附加值和最主要的利潤被跨國公司獲得，這使得中國在國際分工和貿易中處于不利地位。中國加工貿易的未來發展，不應該是單向的、單純引進外資的加工貿易，要逐步擺脫西方跨國公司加工產業鏈的桎梏，學會自主利用世界范圍內的資源和市場，建立自主的全球加工貿易產業鏈條，在經濟全球化的版圖上確立自己的地位。

摘要：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嚴重影響了中國外貿發展。疫情初期，中國外貿同期增速銳減，而疫情擴散之后外國政府的系列政策偏向于重商主義，自由貿易規則不斷被打破，中國貿易供給端和需求端均受到嚴重沖擊，對中國外貿發展提出更大挑戰。對此，中國應逐漸對接國際標準、提高產品質量、加強貿易伙伴之間的對話合作并通過跨境電商推動貿易長期發展。

關鍵詞：肺炎疫情；對外貿易；貿易規則；重商主義；跨境電商

肺炎疫情全球蔓延速度快、波及范圍廣，嚴重沖擊了全球生產網絡體系，并對國際貿易發展產生強烈影響。截至2020年4月9日，國內累計確診83249例，國外累計確診數超過143萬例。疫情的全球蔓延對全球國際貿易網絡造成巨大沖擊。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預測，由于肺炎病毒全球蔓延嚴重沖擊世界各地生產經營活動，預計2020年世界貿易下降13%-32%。在國際貿易環境如此惡劣的情況下，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對外貿易發展在疫情蔓延的沖擊下會受到什么影響？中國又應該如何脫困自救呢？本文認為，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對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產生巨大沖擊，但同樣也帶來轉型機遇。中國外貿企業應該把握時機，提高產品質量，加快產品出口速度，與主要貿易伙伴聯合推進國際貿易自由化，并通過打造中國對外貿易產品的質量品牌推進中國對外貿易高品質發展。

疫情爆發前后中國外貿的主要變化

2019年疫情在中國境內爆發之前，中國外貿發展取得新的歷史突破。盡管中國外貿面臨日益復雜的國際經濟環境，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一定阻礙，但總體而言中國貿易無論規模還是國際市場份額均雙雙提升。2019年中國對外貿易再創新高，外貿總額達到31.54萬億人民幣，國際市場份額也提升至13.1%。同時，民營企業超過外商投資企業成為中國外貿第一大主體，其貿易占比高達42.7%。主要貿易伙伴排名略有變化，東盟超過美國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歐盟和日本則分別列第一位和第四位。自從2019年12月1日首例肺炎患者發病之后，中國國內經濟發展形勢迅速發生變化。2020年1月3日，首例境外患者確診之后，境外開始出現大規模蔓延。2020年1月29日，中國內地31個省份全部啟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自此，中國內地對疫情防控進入攻關階段，但同時中國企業生產環境和貿易環境也發生巨大變化。在疫情不斷肆虐的情況下，正逢春節假期的中國境內企業紛紛延遲開工時間。而由于防控疫情蔓延的需要，境外國家生產活動能力均受到嚴重沖擊。尤其在境外疫情不斷蔓延且呈現失控趨勢之后，對各國生產經營能力更提出新的挑戰。從全球貨物貿易整體來看，世界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需求均大幅度萎縮，中國對外貿易發展也同樣受到嚴重沖擊。根據中國海關統計，2020年前兩個月受疫情沖擊影響，中國貨物貿易出口同比下降17.2%，進口同比下降4%。進出口貿易出現71億美元赤字，比去年同期減少509.8億美元。同時，中國與主要對外貿易伙伴之間的貿易也同樣出現巨大變動。其中，美國和日本雙邊貿易沖擊影響最為劇烈，降幅分別高達26.5%和23.3%，對歐盟出口則下降17.1%。東盟出口降幅相對較小，僅下降3.6%。但根據中國海關總署在2020年5月7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整個4月份中國出口同比上升3.5%，進口同比則下降14.2%，出現高達453.4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其中，對外增長的主要表現在于東盟和其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出口貿易，而美國、歐盟和日本等的進出口貿易則仍然出現大幅度下降。不僅限于貿易地理區域分布的變化，對外貿易商品結構也同樣發生了很大變化。傳統競爭優勢的機電產品和服裝產品出口數量明顯下降，而紡織品出口則增勢明顯。其主要原因在于國外對疫情需求的紡織品物資增加導致紡織品出口高達2613億美元，增長5.9%。但實際上，肺炎對中國貿易的影響并非僅限如此。若僅在中國境內蔓延，則隨著中國對疫情管控力度的不斷加強，以及全國各地復工復產的不斷實行，國內生產能力將會在短期內迅速恢復，并不會對貿易以及經濟產生劇烈沖擊。對于中國貿易而言，疫情在全球蔓延更是影響其發展的關鍵所在。據國際衛生組織統計，肺炎疫情已經在全球180多個國家和地區蔓延，而與中國貿易密切相關的美國以及歐盟則成為肺炎的重點發病區域。2020年2月4日，國外確診病例僅為173例，但發展到2020年4月12日，該數字已經突破177萬人，規模增長超過1萬倍且仍呈現不斷擴大發展的趨勢。美國、西班牙、意大利、法國、德國和英國等中國最重要的發達國家貿易伙伴，則成為此次疫情最嚴重的國家。在肺炎爆發前期，中國對外貿易縮減的主要原因在于境內生產能力降低，而國外疫情發展之后中國外貿則面臨貿易伙伴需求和生產均縮減的局面，因此在國外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之前，中國外貿在供給和需求兩方面均會受到強烈沖擊。盡管從4月份的數據來看，短期之內中國對外貿易出口仍呈現比較好的發展趨勢，但其根本原因在于完成前期積壓的訂單，另外則是由于全球疫情爆發對抗疫物資需求量的迅速激增導致。中國率先復產復工之后，必然成為抗疫物資的主要市場提供者，但后續對外貿易的具體表現則需要進行觀望，主要取決于國外整體疫情防控情況的發展。

疫情全球蔓延對中國外貿環境帶來的巨大沖擊

一、貿易條件介紹

貿易條件這一概念很早就在經濟學經典理論文獻中出現了，但由于受傳統國際貿易模式一定是正博弈過程的影響，貿易條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長期以來沒有引起學者們的廣泛討論和研究。自上世紀五十年代普雷維什(RaulPrebisch,1950)和辛格(HansSinger，1950)提出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惡化的觀點之后，關于貿易條件的研究才持續不斷進行著。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實施開放政策以來，對外貿易的快速增長，占全球貿易總額比重的大幅提高，貿易結構也有較大的改善，那中國的貿易條件變化如何、影響中國貿易條件變化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中國將采取什么樣的政策措施使中國貿易條件向有利的方向變化?

貿易條件是反映一國貿易利益和貿易地位變動的基本概念。根據馬歇爾的提供曲線，貿易條件說明了國際貿易為兩國帶來的利益范圍及各國在利益分配中各占的比例。但是由于利用馬歇爾提供曲線的假設前提是物物交換下供給等于需求，因此根據提供曲線研究貿易條件只適用于抽象的理論分析，同樣不能具體地定量地得到一國一定時期貿易條件變化情況。在貿易條件的實證研究中，采用進出口價格指數和數量指數編制不同指數形式對貿易條件變化進行評價。在貿易條件評價指標的不斷完善中出現了不同側面反映貿易條件變化的各種形式的貿易條件指數，最主要的有價格貿易條件、收入貿易條件、單要素貿易條件、雙要素貿易條件等四種形式。本文主要考察價中國格貿易條件和收入貿易條件。價格貿易條件(NetBarterTermsofTrade，NBTT，也經常被稱為凈貿易條件、凈易貨貿易條件或凈實物貿易條件)是指一國出口商品價格指數與進口商品價格指數之比，反映的是一國出口單位價值商品能獲得單位價值進口商品的變化，體現的是貿易利益分配的公平問題。收入貿易條件(IncomeTermsofTrade,ITT)是通過價格貿易條件指數乘以出口商品數量指數而得到的，反映的是一國出口商品的總體進口能力的變動情況，即出口收入變動所能獲得進口商品的變化，體現的是通過國際貿易獲得效率的問題。

二、中國貿易條件評價

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online數據庫和《中國統計年鑒》提供的數據，對中國1980年至2006年的價格貿易條件和收入貿易條件進行評價。中國的進出口價格指數形成了比較明顯的對比，出口價格指數在大幅度波動中降低，而進口價格指數則是在小幅度波動中提高，并且進口價格指數提高的程度大于出口指數降低的程度。正是在中國出口商品價格指數的大幅度波動下降、進口商品價格指數的小幅度波動提高和進口價格指數提高的程度大于出口指數下降的程度的共同作用下，1980年至2006年這27年問中國價格貿易條件指數總體趨勢是有較大波動的下降，與1980年相比，中國貿易條件除1981年都處于惡化之中。這說明中國出口單位價值商品所能獲得的單位進口商品是減少了，中國在國際貿易利益的公平分配中處于不利地位。但從中國價格貿易條件波動的幅度看，這種波動具有一定的收斂性，用每5年的價格貿易條件指數做一次移動標準差分析，所得到的標準差變動也呈現出比較明顯的下降趨勢，說明中國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程度是在減輕的。

中國出口增長指數快速持續提高，由1980年的100，提高到了2006年的4430.14，也就是說2006年中國出口商品數量是1980年的44倍之多，年平均提高指數達到了115.70。雖然中國價格貿易條件指數在1980年至2006年間有所下降，但幅度僅為17.57％，遠不足以能抵消出口數量的迅速增長幅度。因此，在出口商品數量增長的強大推動下，中國收入貿易條件指數變化是持續上升的，即中國的收入貿易條件持續改善。這說明中國出口商品的總體進口能力在不斷提高，中國通過國際貿易獲得了更高的效率。由于中國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程度在減輕，特別進入21世紀之后惡化程度明顯下降，使得中國收入貿易條件近幾年的改善幅度相當大。

一、貿易便利化提出及興起的原因

（一）貿易便利化的提出

1.WTO與貿易便利化。貿易便利化作為一種便利化全球貿易的綜合性方法，是1996年在新加坡舉行的第一屆部長級會議中被增加到WTO日程中的。這次會議為四個“新加坡議題”之一的貿易便利化未來發展提出了指導建議，并授權WTO貨物貿易理事會﹙WTOGoodsCouncil﹚啟動相關的工作。此后，在2001年WTO發起的多哈會談部長級宣言中，貿易便利化開始引起各國注意并被廣泛認可。部長們同意在2003年坎昆第五次WTO部長級會議上啟動關于貿易便利化的正式談判。而多哈部長宣言也同時提出，WTO貨物貿易理事會將開始審查與貿易便利化相關的GATT第Ⅴ條﹙過境自由﹚、第Ⅷ條﹙與進口和出口有關的費用和手續﹚以及第Ⅹ條﹙貿易法規的出版和管理﹚內容，并確定WTO各成員國在程序簡化方面的需求和難點。2003年在坎昆舉行的部長會議陷入“坎昆僵局”，而是否將四個“新加坡議題”包括在多哈回合談判中是導致2003年坎昆WTO部長級會議失敗的原因之一。盡管此次會議失敗，但各方卻就將貿易便利化作為2004年“七月一攬子決議”﹙JulyPackage﹚協商議題達成了一致。“坎昆僵局”實質被打破是在2004年8月1日的日內瓦會議上。在此次會議上，各國同意就貿易便利化開始正式的談判。2004年10月12日，貿易談判委員會正式成立貿易便利化談判小組。截止到2005年12月舉行的香港部長級會議前，貿易便利化談判小組共進行了11次會議，收到100多個成員國共60多份關于貿易便利化的建設性提議。可見WTO關于貿易便利化的議題，各方已逐漸接受將其作為未來可深入談判的重要內容，并在各方不斷努力協調下逐漸取得進步。

2.APEC與貿易便利化。貿易便利化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就明確地出現在APEC的正式日程中。APEC貿易投資委員會是在1993年建立并且在1995年大阪議程擴大了涉及范圍。委員會的四個主要領域是：支持多邊貿易體制、貿易便利化、透明度和反腐敗以及數字經濟和知識產權﹙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IPR﹚。1994年APEC各經濟體領導人在印度尼西亞的茂物承諾“加強開放的多邊貿易體制”并設定茂物目標：發達經濟體到2010年、發展經濟體到2020年在亞太地區實現自由和開放的貿易投資。1995年APEC大阪會議通過《執行茂物宣言的大阪行動議程》﹙簡稱《大阪行動議程》﹚，將貿易投資便利化與貿易投資自由化、經濟技術合作確定為APEC進程的三大支柱。自1994年APEC設立“茂物目標”、1995年大阪會議批準通過《大阪行動議程》以來，APEC在貿易便利化領域已經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特別是近些年，APEC貿易便利化進程不斷加快。2001年，APEC上海會議通過了“APEC貿易便利化原則”，成為指導和規范成員經濟體采取貿易便利化行動的基本框架。隨后達成的《上海共識》，提出5年內將區內貿易成本降低5%的目標。為了實現該目標，2002年第十次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通過了“貿易便利化行動計劃”和“貿易便利化行動和措施清單”，各成員方據此行動計劃將在2002—2006年內將各自貿易交易費用降低5%。后來，此貿易便利化行動計劃被稱為“APEC貿易便利化行動計劃C﹙簡稱，TFAPC﹚”。“APEC貿易便利化行動計劃C”涉及到了與貿易便利化有關的四大領域，即海關程序、標準和一致化、商務流動以及電子商務。2006年，APEC會議在越南河內舉行，會議宣布TFAPC順利實施，上海目標順利實現。2005年，釜山會議通過“釜山路線圖”，提出2007—2010年間區內貿易交易成本再降5%的目標。為此，APEC提出了“第二階段貿易便利化行動計劃﹙簡稱TFAPⅡ﹚”。雖然“APEC貿易便利化行動計劃Ⅱ”仍然集中于海關程序、標準和一致化、商務流動以及電子商務等四大領域，但是對其具體行動和措施進行了更新和修訂。海關程序是“APEC貿易便利化行動計劃Ⅱ”的重要組成部分，涉及的內容非常多，它包括貿易相關程序的無紙化、自動化。2012年，APEC評估報告顯示，2007—2010年間，TFAPⅡ降低APEC區內貿易成本5%的目標已經實現。可見，APEC貿易便利化取得了較大成就，但繼續深化區域內貿易便利化依然任重而道遠。

（二）貿易便利化興起的原因分析

至少有兩個原因使得貿易便利化在未來國際貿易領域會發揮愈發重要的作用：一是盡管傳統的貿易壁壘對貿易的影響已大幅降低，但因繁瑣的海關手續、行政程序等帶來的貿易扭曲仍然存在。這些冗余復雜的手續和程序給貿易企業帶來了沉重的合規成本和延誤成本，且在傳統貿易壁壘所帶來的貿易成本不斷降低的背景下，非效率的貿易流程所帶來的貿易成本更加凸顯，這使得以簡化貿易流程、降低貿易成本為宗旨的貿易便利化恰能對這一問題進行有效的解決。二是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與貿易改革有關的發展議題要取得多邊進展正變得越來越困難，部分原因是由于一些國家缺乏實質性改革意愿，因此，一些想要進行貿易改革的國家開始尋找新的選擇，貿易便利化便進入這些國家的視線。這些涉及貿易便利化的改革可以單方面進行，故與WTO所主張的非歧視性原則不相矛盾，且能通過有意愿改革的國家自身以國際合作的方式繼續推進貿易改革的進程。總之，貿易便利化作為降低貿易成本、促進貿易增長、增加社會福利的一個新方向，被WTO、APEC等國際組織看作是烏拉圭回合的補充以及達成茂物目標的重要引擎，其發展標志著世界貿易翻開了貿易自由化深化和發展的新篇章。

一、問題提出

自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對外貿易迅速擴張，2002—2008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從6207.7億美元上升到25616.4億美元，年均增長27%，貿易順差從304.3億美元上升到2954.6億美元，年均增長60%。盡管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自2008年后中國對外貿易受到一定抑制，但貿易順差仍然維持在較高水平。對外貿易的持續增長，成為驅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動力之一。但是，中國對外貿易主要依靠的是生態資源密集型的初級產品及制成品出口，在國際產業分工體系中始終處于下端，巨額的貿易順差，很可能掩蓋了生態資源的流失，從而制約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僅從傳統經濟學的貨幣資本角度來考察中國對外貿易利益顯然存在一定局限。鑒于此，本文嘗試以生態足跡（EcologicalFootprint，EF）作為自然資本的測度，運用投入產出（Input-Output，I-O）模型考察中國進出口貿易的自然資本流向，以揭示中國對外貿易所獲得的貨幣資本利益是否以犧牲生態資源為代價。Rees（1992）及WackernagelandRees（1996）在關于EF研究的開創性文獻中，提出以用地面積為單位測度人類對生態系統供給可再生資源與吸收廢棄物這兩大類生態服務需求。具體而言，EF將某一商品所含的自然資本分解為耕地、草地、林地、水域、建筑用地、碳匯用地六種用地類型。其中，前五類用地表現為人類生產活動實際占用的地表面積，稱之為實際用地（ActualLand）；碳匯用地表現為吸收廢棄物和排放所占面積，反映排放空間的大小，稱之為虛擬用地（VirtualLand）。EF綜合考慮人類經濟活動所占用的自然資本，為研究國際貿易的生態影響提供了新思路。

二、研究方法

目前在使用EF分析國際貿易的文獻中，EF的測算主要分為產品用地系數法（ProductLandUseCoefficient，PLUC）與投入產出法（Input-Output，I-O）兩種。PLUC法源于WackernagelandRees（1996）提出的EF計算模型，并由后來的學者引入產出因子將商品量折算成各類用地面積，用均衡因子將各類用地面積換算成單位面積具有同等生態生產力的面積，再加總求和。這種模型被曹淑艷、謝高地（2007a）稱為生態足跡基本模型，被金書秦等人（2009）稱為綜合法。采用基礎模型計算國際貿易EF值的研究見諸于vanVuurenetal.（1999），AnderssonandNevalainen（2003），Hornborg（2006），陳麗萍、楊忠直（2005），陳琰等（2010），劉建偉（2011）等文獻，后三篇中文文獻計算了中國進出口貿易的EF值。這些研究的產品選擇缺乏標準和框架，產出因子和均衡因子的數據來源分散。Moran（2007）首次提出產品用地矩陣法（ProductLandUseMatrix，PLUM），Moran（2007），Moranetal.（2009）構造了產品用地產出系數（YieldCoefficient）矩陣，產出因子和均衡因子的數據來源于全球足跡網（GlobalFootprintNetwork，GFN）為世界大多數國家編撰的國家足跡賬戶（NationalFootprintAccounting，NFA），NFA涵蓋HS商品編碼的全部商品。

PLUC法至少有兩個主要缺陷：一是它將商品量折算成各類用地面積，故不能計算服務貿易的EF值；二是它只計算了最終產品的EF值，沒有包括中間投入品的EF值，換句話說，它沒有考慮經濟體各部門之間的關聯。Bicknelletal.（1998）首次將I-O法引入EF計算，計算新西蘭三次產業的EF值，彌補了PLUC法在服務業和部門關聯上的不足。I-O法的基本思路是將用地面積直接導入投入產出模型，利用投入產出表中反映的部門之間的經濟聯系和數量關系得到完全用地轉換系數，進而測算最終需求的EF值。該方法測算對象針對具體部門，能夠充分發揮投入產出模型所具有的結構性優勢。后續研究從各個方面拓展I-O法：Ferng（2001）用復合用地乘數取代Bicknelletal.（1998）的用地乘數，避免了不同類型用地直接加總所導致的錯誤；HubacekandGiljum（2003），Suh（2004）著重探討了實物型投入產出模型與貨幣型投入產出模型在EF值測算中的區別。國內學者曹淑艷、謝高地（2007b），劉建興等（2007），邱東、席瑋（2008）分別利用中國投入產出表分析中國三次產業在單一年份的進出口EF值。I-O法的分辨率取決于投入產出表的部門劃分，但由于缺乏部門用地數據，將I-O法應用于對外貿易的現有國內研究局限于產業層面。

本文采用I-O法測算中國對外貿易的EF值。在模型選擇上，采用單區域投入產出模型，這種模型更適合于估算進口國通過進口所節約的本地區的生態足跡，用以評價貿易對單個地區的生態資源所產生的影響。而采用多區域投入產出模型，更加適合于通過產業間關聯、全球供應鏈及多國間貿易流動來估計進出口的生態足跡，從而追尋足跡的源頭（Wiedmann，2009）。中國對外貿易的EF值反映中國對外貿易自然資本的流向，有必要深入探討造成這種自然資本流向的影響因素，包括各個因素對于EF變化的貢獻程度。對于此類問題的研究主要采用指數分解分析（IndexDecompositionAnalysisIDA）、結構分解分析（StructureDecompositionAnalysisSDA）及計量經濟學分析方法。計量經濟學分析方法需要較長的時間序列數據，而IDA與SDA只需要兩個時期的數據。IDA與SDA分別適用于分析比值和絕對值的影響因素，故本文采用SDA。SDA方法近年來在國內得到廣泛應用，主要集中于分析能源消耗（劉瑞翔，姜彩樓，2011），碳排放以及貿易含碳量（郭朝先，2010；張友國，2010；黃敏，劉劍鋒，2011）的影響因素。但在現有文獻中，鮮見將SDA方法應用于國際貿易EF的研究。本文的主要貢獻在于：①在研究方法與數據處理上，克服前人主要采用競爭型投入產出表以測算單一年份對外貿易EF的局限，將研究期擴展到五個年份，編制了1992、1997、2002、2005、2007年五個年度的可比價非競爭型投入產出表。實際用地EF值和虛擬用地EF值的測算分別采取5個部門和22個部門劃分，使I-O法在對外貿易EF測算的應用中從產業層面拓展到部門層面。②在完成EF測算的基礎上，利用SDA分析不同因素對于中國對外貿易EF凈出口總值及部門對外貿易EF凈出口值的影響，從而揭示造成中國對外貿易生態資源流失的主要因素。

摘要：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對新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作了調整，主要體現在更多地尋求多邊貿易體系下的合法性保護，對進口保護的重新重視，從非關稅措施的明顯性保護轉向隱蔽性保護，從單純貿易政策轉向經濟、競爭政策等，這些調整對我國貿易的發展產生了較深的影響。如何應對這些調整已成為我國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課題。

關鍵詞：新貿易保護主義；非關稅壁壘；政策調整

20世紀70年代，隨著西歐和日本經濟的崛起，美國經濟面臨的國際競爭加劇，貿易逆差與經濟滯漲隨之出現，美國開始中斷二戰以后一直奉行的貿易自由化政策，轉而實行以配額、許可證等非關稅措施為主要手段的貿易保護政策，從而掀起了戰后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浪潮，并延續至今。為了區別于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以關稅措施為主要保護手段的各種貿易保護主義，人們將這一思潮及其政策表現稱為新貿易保護主義。

一、新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調整

新貿易保護主義自產生以來，直到20世紀80年代，基本上以配額、補貼、許可證等非關稅手段為主，竭力推動本國產品進入外國市場。20世紀90年代，隨著經濟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新貿易保護主義一味的單邊保護措施不斷遭到國際報復；20世紀90年代中期，國際多邊貿易體系建設取得實質性進展，新貿易保護主義“以鄰為壑”的保護政策日益受到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的約束。新的國際背景使西方發達國家對新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作出了調整。

1.從單邊保護轉向多邊貿易體系下的合法性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