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學范文10篇

在廢名研究中，廢名的小說創(chuàng)作對中外文學的借鑒是一個耳熟能詳的話題，但廢名怎樣借鑒和具體借鑒了什么卻很少有人深入、細致地論述。有鑒于此，本文選擇其小說中的黃昏意象與《竹林的故事》和《橋•窗》作為個案來試做分析。

一、廢名小說的黃昏意象

在廢名的小說《橋》中，有一節(jié)的題目名為《黃昏》。它承接著上一節(jié)的《楊柳》，開頭便寫小林對于黃昏之美的“深思”:“三啞叔挑完了水，小林一個人還在河上。他真應該感謝他的三啞叔。他此刻沉在深思里，游于這黃昏的美之中，———當細竹去了，三啞未來，他是怎樣的無著落呵。但他不知道感謝，只是深思，只是享受。心境之推移，正同時間推移是一樣，推移了而并不向你打一個招呼。頭上的楊柳，一絲絲下掛的楊柳———雖然是頭上，到底是在樹上呵，但黃昏是這么靜，靜仿佛做了船，乘上這船什么也探手得到，所以小林簡直是搴楊柳而喝。……走過樹行，上視到天，真是一個極好的天氣的黃昏的天。”［1］(P488)在史家莊看過“打楊柳”的小林陶醉在“一個人”的黃昏里，他不僅體驗到了黃昏的“靜”，而且還要分辨出黃昏的顏色。他看樹，觀水，望山，直至“看見夜”，望到星，其間既有因為山的“看不見”而用“心”冥想，又有因為無法指出一棵樹的“分際”而感動得突然流淚。可以說，廢名對于這黃昏的描寫非但是精細，而且還飽含深情!其實，同樣“精細”和“飽含深情”的描寫在廢名的小說中并不罕見，他的《橋》之《落日》與《鑰匙》中就都有一些精彩的片段:“下得牛來，他一跑跑到壩上去了，平素習見得幾乎沒有看見的城圈兒，展在眼前異樣的新鮮。樹林滿披金光，不比來時像是垂著耳朵打瞌睡，蟬也更叫得熱鬧，疑心那叫的就是樹葉子。一輪落日，掛在城頭，祠堂，廟，南門，北門，最高的典當鋪的涼亭，一一看得清楚。”［1］(P357)“對面原野一輪紅日恰好掛在一個樹林之上，牽引他了，簡直是一個大果子，出脫得好看，不射人以光芒，只是自身好彩色，他歡喜著想到‘承盤露’三個字，仿佛可以有一個器皿摘取這個美麗之物了。接著他很是得意，他的神仙意境，每每落地于世間的顏色。終于是黃昏近來，他又覺得很奇怪，‘為什么有意無意之間今天在這一個墳地里逗留得一個好時光?’其實他并不是思索這個‘為什么’，倒是有意無意之間來此一問，添了他的美景罷了。”［與《黃昏》一節(jié)相比，這里的景觀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即它們不再是靜謐和昏暗，而是有了變幻的動感與鮮明的亮色。顯然地，這是另一種黃昏，一種稍縱即逝、神奇而又壯觀的“日落黃昏”景象。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靜謐昏暗的“黃昏”，還是充滿動感和亮色的“日落黃昏”，它們都是小林眼中的“自然”美景。質言之，作者對于黃昏并沒有直接描寫，而是通過小林的觀察和體驗來表現的。所以，對于小林這個人物來說，他既是黃昏之美的發(fā)現者與欣賞者，同時又是行動在黃昏里的人。說到“行動在黃昏里的人”，這可以說是廢名小說中人物形象的突出特點。對此，周作人早在《〈桃園〉跋》中就已經指出，他說:“廢名君小說中的人物，不論老的少的，村的俏的，都在這一種空氣中行動，好像是在黃昏天氣，在這時候朦朧暮色之中一切生物無生物都消失在里面，都覺得互相親近，互相和解。”［2］(P104)很明顯，周作人不但指出了廢名小說中的人物所生存的黃昏環(huán)境，而且還指出了這些人物與環(huán)境之間的“親近”、“和解”關系。確如所言，廢名的小說中就存在著許多這種“行動在黃昏里的人”。

從整體上看，這些人物雖然未必都像小林那樣有發(fā)現和欣賞黃昏的自覺，但他們行動在黃昏里，又各自有著實實在在的生活與感情。我們先來看《浣衣母》中的那一群婦人與孩子:“傍晚，河的對岸以及寬闊的橋柱(石)上，可以看出三五成群的少年，有剛從教師的羈絆下逃脫的，有趕早做完了工作修飾得勝過一切念書相公的。橋下滿是偷閑出來洗衣的婦人，……有帶孩子的，讓他們坐在沙灘上;有的還很是年青。一呼一笑，忽上忽下，仿佛是夕陽快要不見了，林鳥更是歌囀得熱鬧。李媽這時剛從街上回來，坐在門口，很慈悲的張視他們;他們有了這公共的母親，越發(fā)現得活潑而且近于神圣了。姑娘們回家去便是晚了一點，說聲李媽也就抵擋得許多責備了。”［3］(P56)其他如《菱蕩》里解開褂子“兜風”的張大嫂、《橋》之《楊柳》中“在河岸打楊柳”的孩子們……他們都是清一色的鄉(xiāng)下人，又都自然地“行動”在黃昏里。無論是洗衣，還是休息，抑或是游戲，他們都能夠尋找到屬于自己的那份熱鬧與歡快。當然，在黃昏里得到歡快的還有那些自外歸家的“游子”們。他們中如《我的鄰舍》和《橋•巴茅》里的“我”，都一律的離家多年，又總是在黃昏日暮里回鄉(xiāng)到家，故鄉(xiāng)熟悉的街道和前來迎接的親人都讓他們頓感興奮與歡喜。然而，對于這些游子來說，這種興奮與歡喜往往并不能持久，它就“好象學校里踢的足球，吹得緊緊，偶然刺破了一個窟窿”［4］(P77)，很快便會被親人的不幸或者又將來臨的離別所替代。所以，在廢名的小說里，游子們在黃昏里所產生的傷感與離愁要遠遠多于他們的興奮與歡喜。對此，我們且不說《我的鄰舍》中“我”的歡喜在剛到家時就被迅速“刺破”，也不說《橋》之下篇中“我”與小林的無所不在的悲情，僅就《柚子》與《我的心》來看就足以能夠證明。《柚子》寫“太陽落山的時候”，姨媽送“我”出門，“我”一邊看著外祖母“那飾著圓碑的墳”，一邊又想念著“那羞紅了臉的柚子”;《我的心》敘述“我”的離家，也是在“黃昏的時候，我的妻代我把行李收拾”，她“坐在靠窗的椅子上，狠沒氣力”地說話……這兩篇作品一篇寫“我”對表妹身世的回憶、感嘆，一篇表現“我的心”的浮躁以及“我”向妻子的懺悔。兩者的內容雖然有較大差距，但游子黃昏告別的傷感、眷念與離愁卻是它們基本的情感取向。這樣，我們就看到，從小林到“我”再到眾多的婦女和孩子，他們都在黃昏里“行動”，而黃昏既構成了他們的活動背景，同時又催生了他們各自的感情，并且，人、景、情三位一體，共同營造出廢名小說獨特的黃昏意境。至此，我們也就可以明顯地感到廢名小說中濃厚的傳統(tǒng)文化氣息，因為對于“黃昏”這個意象符號來說，它承載了一代又一代中國文人的情感寄托。從“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李商隱)到“寒鴉閃閃前山去，杜曲黃昏獨自愁”(唐彥謙)，再到“黃昏獨立佛堂前，滿地槐花滿樹蟬”(白居易)等等，它就漸漸具有了惋惜、離愁與禪思的豐富內涵。而廢名作為一個喜好傳統(tǒng)、特別是喜好晚唐詩的作家，他自然會從他們的傳統(tǒng)中受到濡染和啟發(fā)。所以，當他用“唐人寫絕句”［5］(P3268)的方式來寫小說的時候，也就很容易把黃昏詩的意象、意境移植到小說。同時，廢名小說中的黃昏意象還與他自己的生活經驗、特別是童年生活記憶有關。我們知道，廢名一貫強調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事實”與自我經驗，他不僅把《竹林的故事》、《河上柳》、《去鄉(xiāng)》等作品看作他“過去生命的結晶”［6］(P1152)，而且還渴望用“簡短的筆記，把那些事實都追記下來。”［7］(P1453)關于黃昏，他在談論《浣衣母》與《河上柳》的創(chuàng)作時曾經提到:我們小孩子只知道白天，不知道夜晚，知道白天城門外的熱鬧，即嬸母家的熱鬧，從不知道夜晚是嬸母一個人在她的城外茅草屋里了，也不知道那里有燈光沒有。黃昏時在那里也是熱鬧的，我們每每關城門的時候才進城回到自己家里去，舍不得進城，巴不得晚一點兒關城門。‘河上柳’我記得是一個黃昏時候嬸母的大兒子將一枝柳條插在土里的，難怪以后‘終古垂楊有暮鴉’!即是說黃昏時柳條可愛。”［7］(P1456)很明顯，這些兒時的黃昏記憶不僅直接促成了《浣衣母》、《河上柳》等小說的創(chuàng)作，而且也構成了包括《橋•楊柳》等在內的眾多小說的黃昏敘事與描寫。此外，還應該看到的是，由于廢名的創(chuàng)作往往是“從中外文學里涵養(yǎng)他的趣味”［8］(P102)，所以，他的黃昏意象也帶有明顯的外來成分。在《說夢》中，廢名就說:“我有一個時候非常之愛黃昏，黃昏時分常是一個人出去走路，尤其喜歡在深巷子里走。《竹林的故事》最初想以《黃昏》為名，以希臘一位女詩人的話做卷頭語———‘黃昏呵，你招回一切，光明的早晨所驅散的一切，你招回綿羊，招回山羊，招回小孩到母親的旁邊。’”［6］(P1154)如果再對照《浣衣母》中對“公共的母親”“張視”孩子們的描寫、《橋•落日》中對三啞送小林騎牛回家的描寫，以及《橋•鑰匙》中對小孩攜寡母之手自己牽羊回家的描寫，我們就不難發(fā)現這些小說明顯帶有希臘女詩人薩福的《黃昏》的影子。因此可以說，是童年的生活記憶加上中外文學的涵養(yǎng)共同培育和強化了廢名的黃昏“趣味”，并且，這種“趣味”不僅直接玉成了他的某些小說，而且還普遍影響著他的審美標準。所以，只有了解了這一點才會完全明白:廢名為什么把郭沫若的《夕暮》看成是中國第一的“新詩的杰作”。

二、《竹林的故事》、《橋•窗》與波特萊爾的《窗》

考察《竹林的故事》的創(chuàng)作、發(fā)表與出版歷史可知，廢名既沒有把小說《竹林的故事》命名為《黃昏》，也沒有把薩福的《黃昏》一詩放在卷首，但他卻把自己翻譯的波特萊爾的散文詩《窗》放在了小說集里。①這就提示我們，《竹林的故事》肯定與波特萊爾的《窗》存在著一定的聯系。說到廢名《竹林的故事》與波特萊爾《窗》的聯系，首先讓人想到廢名與波特萊爾的關系。眾所周知，廢名是一位深受中外文學“涵養(yǎng)”的作家，他對于自己所受的“涵養(yǎng)”從來都不諱言。他曾經說自己“寫小說乃很像古代陶潛、李商隱寫詩”，在表現手法上“分明地受了中國詩詞的影響”，也曾經說自己“從外國文學學會了寫小說”，［5］(P3269)并詳細列舉了契訶夫、莎士比亞、哈代、艾略特、塞萬提斯、莫泊桑等一大批影響了他的外國作家，但他對于波特萊爾卻很少提及。就現在所見的資料來看，除了《說夢》中關于波特萊爾論述詩人與批評家關系的那一小段文字之外，也就只有廢名在《竹林的故事》發(fā)表時寫下的“贅語”。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歷史和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許多外國作家、特別是現代主義作家都曾經遭遇過被故意遺忘的經歷。所以，從這種意義上來說，雖然廢名之于波特萊爾未必完全是這方面的原因，但少提或者不提也并不意味著沒有影響或者缺少聯系，我們通過廢名的“贅語”和小說以及波特萊爾的散文詩《窗》，仍能找到兩人關系的蛛絲馬跡。所謂廢名的“贅語”，是指與《竹林的故事》同時發(fā)表在《語絲》第14期上的那一段話:“近來有一二友人說，我的文章很容易知道是我的，意思是，方面不廣。我承認，但并不想改，因為別方面的東西我也能夠寫，但寫的時候自己就沒有興趣，獨有這一類興趣非常大。波特來爾題作《窗戶》的那首詩，廚川白村拿來作鑒賞的解釋，我卻以為是我創(chuàng)作時的最好的說明了。不過在中國的讀者看來，怕難得有我自己所得到的快樂，因此有一個朋友加我一個稱號:‘寡婦養(yǎng)孤兒’。一個母親生下來的，當然容易認識，那么，方面不廣似乎也就沒有辦法了。”［10］在這段話里，有三點需要引起注意:一是“波特來爾題作《窗戶》的那首詩”，就是廢名親自翻譯并放在小說集《竹林的故事》中的散文詩《窗》;二是雖然廢名的創(chuàng)作“方面不廣”，但他還是堅持只寫自己熟悉和感興趣的東西;三是廚川白村用波特萊爾的《窗戶》來論證其文學鑒賞觀的“解釋”是廢名創(chuàng)作《竹林的故事》的“最好的說明”。其中特別是第三點，廢名雖然明確指出了《竹林的故事》與波特萊爾的《窗戶》存在著關系，但中間卻又經過了廚川白村的“解釋”。所以，要想弄清兩部作品之間的關系，必須首先了解廚川白村對于《窗戶》的運用性解釋。根據王風的考察推斷，廢名在1925年初發(fā)表《竹林的故事》時尚未親自翻譯波特萊爾的《窗》，他所說的“波特來爾題作《窗戶》的那首詩”乃是在魯迅譯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征》中所見。

眾所周知，自信對于女性來說十分重要，尤其是對于成功女性。對于如何提升女性自信，很多人都會首先會想到那些美麗漂亮的服飾，因為女性是愛美的，也是美的象征，這樣一來，通過服飾的美來展現女性的美或是提高其自信便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認可，卻很少人來論證他們的關系。本文采取文獻法，通過對《紅樓夢》《飄》《簡•愛》《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五部中外文學名著中對女性服飾描寫的收集整理，論證女服飾對女性自信有顯著影響。

一、《紅樓夢》

讀過《紅樓夢》的人都知道，王熙鳳在書中是一個重頭戲的人物，作者為了刻畫她的人物形象，可謂是用盡了心思。令人們難忘的可能要數她的第一次出場，她出場的背景是在林黛玉進賈府的時候，她是最后一個到場，還是慢慢悠悠的，未見其人，先聽到她的笑語聲。書中是這樣描寫的“只聽到后院中有笑語聲，說：‘我來遲了，沒得迎接遠客！''''黛玉思忖道：‘這些人個個皆斂聲屏氣如此，這來者是誰，這樣放誕無禮？’[1]”在眾人及權威的賈母面前，她可以毫不避諱的遲到，談笑自如，這種超眾的自信從何而來？作者緊接著對其進行了服飾的描述“這個人打扮與姑娘們不同，彩繡輝煌，恍若神妃仙子。頭上戴著金絲八寶攢珠髻，綰著朝陽五鳳掛珠釵；項上戴著赤金盤璃纓絡圈；身上穿著縷金百蝶穿花大紅云緞窄褃襖，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下著翡翠撒花洋縐裙。[1]”多么華麗的服飾啊！這些描寫突出了她在賈府的地位不同，此外，服飾的描寫又如此復雜繁瑣，讓人眼花繚亂，這些都折射出此刻鳳姐的志得意滿的心態(tài)，顯示出她在眾人面前的自信。作者為了表達她在眾人面前的自信，對其服飾進行了如此繁多的描寫，光顏色就有“金”“赤”“百”“紅”“五彩”“石青”“翡翠……”“頭上戴著金絲八寶攢珠髻”“項上戴著赤金盤璃纓絡圈”“身上穿著縷金百蝶穿花大紅云緞窄褃襖”服飾多處用“金”來表現王熙鳳的虛榮炫耀，同時也突顯她的自信與高傲。

二、《飄》

《飄》是美國作家瑪格麗特•米切爾所著，讀者們大都被作者所刻畫的斯佳麗所打動，作者為了表現斯佳麗的美麗，高貴與自信，多次與其服飾相聯系。斯佳麗在得知心上人希禮要和媚蘭訂婚之事，消沉沮喪，但后來計劃著在野餐會上展現最美的自己，讓心上人回心轉意，她認為“漂亮的衣裙和清秀的面孔便是征服命運的武器。[2]”在野餐會上，她該穿什么衣服好呢？“什么衣服最能襯出她的嫵媚，使她對希禮產生不可抗拒的魅力呢？從八點開始，她就一直在試穿衣服，可沒有一件令她感到滿意的。[2]”可看出作者認為女性自身的魅力需要服飾的襯托！最終她選擇了一件“有點蓬秀，領口開得很低的，有枝葉花型的平紋布綠裙子。[2]”在會上，她雖然沒能讓希禮回心轉意，但她的自信與美麗在服飾的襯托下大放光彩，引起了在場的許多男士的轟動和女孩的嫉妒。書中還有一處值得一提的是，斯佳麗為了交三百美元的稅款，在走投無路的時候，她想到了白瑞德，她知道瑞德喜歡穿著打扮時髦而漂亮的女人，她認為“如果她在最漂亮、擁有最靚麗的服飾的時候都無法硬從他嘴里逼出求婚的話語，那現在的她又難看，衣服又破舊不堪，她怎么能指望他會向她求婚呢？[2]”作者把女性的美與服飾聯系在了一起，似乎沒有靚麗的衣服就不漂亮，同時從這段話，可以看出斯佳麗的嚴重不自信，甚至有些自卑。但是為了稅款，她可謂是費盡心思的將母親的窗簾布扯了下來，在眾人的幫忙下，總算有自信去見白瑞德了。白瑞德見了打扮靚麗的斯佳麗也不禁贊嘆“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穿著天鵝絨裙子、插著羽毛頭飾、戴著海貍毛手筒。思嘉，你看上去太漂亮了！[2]”他讓斯佳麗轉過身讓他好好看看時，“她笑了，隱隱有些激動，踮著腳尖轉了個圈，手臂張開，裙環(huán)往上旋轉起來，露出了鑲著花邊的褲子。[2]”從她的“笑”“激動”“踮著腳尖轉了個圈”可以看出她在漂亮服飾的裝扮下，顯得格外的自信。

三、《簡•愛》

一、問題的提出:無可回避的翻譯文學事實

長期以來，在對文學史的一般印象與歷史敘述中，相對于處于文學研究核心的中外創(chuàng)作文學而言，文學翻譯和翻譯文學一直被認為是派生的、模仿性的、第二位的文學形式，處于民族文學研究的邊緣地帶，極少受到文學研究者和文學史家的足夠重視。正如以色列文論與譯論家伊文•佐哈爾(Even－Zohar)所說的那樣:“作為慣例，文學常常只在無法回避的時候才會提及翻譯”(9－26)。伊文•佐哈爾所言主要是針對歐美文學的研究狀況，但它也是世界文學中普遍存在的情形。在20世紀40年代以后近半個世紀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敘述中更是如此。不過若在中國文學空間里往前追溯的話，情況卻并非從來這樣。從學術史演變角度看，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交，一批早期中國新文學研究者就不約而同地將翻譯文學納入文學史敘述視野。陳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朱自清的《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王哲甫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郭箴一的《中國小說史》等，都設有翻譯文學的專章論述。但在之后的文學史著述中，就很少涉及翻譯文學在中國文學發(fā)展中所起作用的專門考察了。

80年代以后，再一次掀起外國文學的譯介高潮，20世紀中國文學的研究，當代中國文學的批評，中外(特別是中西)之間的文學關系，也重新開始成為文學史敘述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維度。無論是“20世紀中國文學史”(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3－13)和《中國新文學整體觀》(陳思和)的整體理論描述，還是《中外文學比較史》(范伯群朱棟霖)等史著的問世，都表明對文學史的敘述，開始更多地注意中國文學對外來文化與文學資源的汲取與創(chuàng)造性轉化。但文學翻譯和翻譯文學作為一種特殊話語實踐的存在，仍遲遲沒有納入文學史研究的框架中，在中國本土學術的話語中，一般更多地把它與所謂“外國文學”，即在異域空間、以原語方式存在的他民族文學直接劃上等號。一直到八、九十年代之交，情況才逐步得到改變。這種改變，首先發(fā)生在“中國近代文學”研究領域。作為一種文學史研究的斷代方式，“近代文學”的劃分雖然已經逼近了現代文學史之上溯下拓的挑戰(zhàn)(當然還沒有遭遇后來的“中國文學古今演變”①等敘述的整合)，但一些敏感的文學史研究者，基于對大量翻譯文學的文本與實踐的存在，以及無可回避的翻譯文學與本土創(chuàng)作文學的種種難以割舍的聯系，已經開始認真對待漢語空間中這一重要的歷史存在，并嘗試做出相關論述。比如，大型文選《中國近代文學大系》中，就有施蟄存主編的三卷“翻譯文學集”，盡管施蟄存在導言附記中聲明，翻譯作品不是中國近代文學，不過外國文學的輸入與后者的關系密切，因此編選翻譯作品是《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獨有的需要”(施蟄存1990年);由賈植芳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也編列了大量翻譯文學書目。他在編輯過程中竭力主張把現代外國文學翻譯書目編入其中，與小說、詩歌、戲劇、散文等文體創(chuàng)作書目并列，并在序文中明確指出:“外國文學作品是由中國翻譯家用漢語譯出，以漢文形式存在的，在創(chuàng)造和豐富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其貢獻與創(chuàng)作具有同等的意義與價值”，進而把創(chuàng)作與翻譯比作“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缺一不可(賈植芳3－4)。

這在事實上已經把翻譯文學及其實踐提升到與創(chuàng)作文學同等重要的地位了。這是否與他們見證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大部分歷史進程，同時又長期生活在上海這個近代以來的開放城市有關?這樣看來，從近代文學研究到當代文學批評，學術界其實都已開始正視翻譯文學作為中國文學獨特部分的存在了，不過，試圖對此現象存在從理論上給以界定和闡釋，則是從比較文學領域開始的。比較文學學科在中國的復興，幾乎與新時期中國現代文學的學科反思與范式更新同步展開，它們不僅在研究對象上具有廣泛的交叉地帶，更共享著中國改革開放之后對幾十年來傳統(tǒng)文學史模式和單一民族文化視野不斷突破的時代思想資源。而比較文學傳統(tǒng)中的法國學派的理論與方法，正是在文學關系史研究基礎上提升出來的一種研究模式。從比較文學學科在中國的發(fā)展狀況來說，中外文學關系領域也是參與者最多，也最早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宋炳輝127－31)，因此對這一學派的理解最深，也最有可能從它的研究轉換出新的方式來。如果說法國學派創(chuàng)始期的文學關系研究重在梳理法國文學外傳及其影響的過程，因而被后來的美國學派代表韋勒克指責為“文學貿易”學(Wellek56)，帶有濃厚的法國(歐洲)中心主義傾向的話，那么，這一學派的理論方法在現代中國，更多地被用來研究近代以來的外來思潮如何被中國文學所汲取，并催生出新的中國文學來。這種理論方法的扭轉式運用，一開始與其說是經過有意識的理論反思，毋寧是基于近代以來的中外(特別是中西)文學交流中明顯的“入超”事實。因為事實上誰也無法回避百多年來漢語空間中大量存在的文學翻譯及其廣泛深遠的影響，這種自晚清以來的中國文學所具有的特定的經驗事實，必定期待著一種歷史的界定與理論的闡釋。不過，承認事實的存在與從理論上對這一事實給予界定和說明之間，卻仍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面對這一跨文化、跨語際的實踐存在，比較文學的跨界意識和思想方法，理所應當地承擔起這一職責。結果，仍是法國學派影響研究理論中的流傳學理論，借助于70年代以來西方翻譯文化研究理論的啟示，在中國的比較文學、現代文學與翻譯學的結合點上，慢慢聚集起圍繞翻譯文學的文本與實踐的一系列問題域，并逐步提升出一種基于接受語文化、以文學的文化功能效應為核心的新的研究理論與方法。這就是以謝天振為代表的基于翻譯理論的新闡釋和譯介學概念的系統(tǒng)化論證，對文學翻譯的文化定位和歷史意義的確認。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到1999年《譯介學》問世，謝天振用十年左右的時間，基本完成了從譯介學命題的提出到理論體系建立的過程。該書概括了翻譯文學在國別文學研究中的尷尬處境———它在中國文學研究中被當作外國文學，而國外文學視野中它又完全被視為中國文學的范疇———并在理論上分析了作為國別文學之獨特存在的翻譯文學的性質。明確提出，現代翻譯文學是中國文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對國別文學的意義應該在比較文學、國別文學等多個學科中予以更多的重視和研究，并率先在“中國翻譯文學史”與“外國文學翻譯史”進行概念區(qū)分的基礎上，在翻譯史領域進行獨立的史述建構的嘗試。對于中國現代文學學科而言，來自相鄰學科的這一問題意識和學術反思具有別樣的意義和啟示，它不僅更凸顯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長期存在的一個薄弱環(huán)節(jié)，也進一步推動學科視野與理論方法的多元借鑒之勢。同時，包括謝天振在內的一批來自中國現代文學、近代文學、比較文學乃至歷史學等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者，先后出版了多種中國翻譯文學史和大量的專題研究著作，②一時間有關翻譯文學的歷史還原和文本勘疏，成為近二十年來文史學術界最為熱鬧的領域之一。

但文學翻譯史的敘述與建構畢竟不能替代文學發(fā)展史的整體敘述本身。因為，文學翻譯史可以圍繞這一相對獨立的文類系統(tǒng)，在兼顧作為成因與效應的時代文化背景的條件下，進行文本生成和歷史演變的系統(tǒng)描述與評價。而要將文學翻譯納入民族文學發(fā)展史的整體敘述，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和推進。如何將翻譯文學在近代以來的歷史存在及其持續(xù)性影響納入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敘述之中?只有在這個意義上完成對翻譯文學的敘述與闡釋，才能真正確立其在民族文學與文化系統(tǒng)中的地位與價值。但是，至少在目前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敘述中，翻譯文學這一存在仍然沒有得到應有的地位。或者說，在其重要性得到不斷確認的同時，如何與原有的文學史敘述進行有機組合，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一方面，學者們不愿簡單地重復當年陳子展、王哲甫和朱自清們的做法，他們雖說在文學史中將翻譯文學獨立成章，但與整體文學的歷史敘述仍然存在明顯的裂隙;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雖然對翻譯文學的重要性有著明顯的共識，但一些重要的理論問題沒有解決。與翻譯文學史或者外國文學翻譯史相比，民族文學史中的翻譯文學敘述，不僅需要在一般意義上確認翻譯文學的文化歸屬問題，而且必須進一步解決翻譯文學作為一種特殊文類的性質界定;必須在與本土創(chuàng)作文學與外國文學的對照中，區(qū)分翻譯文學史敘述與在民族文學史中敘述翻譯文學之間的不同;進一步還應該探討這種敘述將如何展開?可以開辟出怎樣的論述空間?有哪些需要并且值得重點展開的論題?對既有的文學史敘述格局有什么意義?如何在更廣泛的世界文學的背景下，進行科際交叉整合，進而反思對文學的認知方式，拓展對文學歷史的敘述空間，并激發(fā)當下文學與文學創(chuàng)造的可能性?等等。筆者愿意就這些問題，進行一些嘗試性的探討。在討論展開之前，還是先就有關翻譯文學的存在方式給以一個概括性的描述。對于這些已經達成基本共識的事實及其評價，是展開進一步討論的前提，是本文提出這一論題的最原初的必要性體現。在近代以來的中國文化與文學空間里:1．翻譯文本的存在作為一種歷史事實。近代以來出現的大量外國文學中譯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文本事實;2．文學翻譯及與此相關的介紹、出版等實踐活動，持續(xù)貫穿整個現代文學的發(fā)展史。3．在文學接受的層面上，翻譯文學的閱讀是近代以來中國文學流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4．作家的接受與借鑒。在近代以來的中國文學寫作中，汲取和借鑒外來文學是一個廣泛的不爭事實，而除部分作家從原文閱讀外國文學作品外，更多是經過譯本接受的;新時期作家更是大部分通過譯本接受外來文學。這就意味著，中國現代翻譯文學與文學創(chuàng)作之間有著特定的內在關聯，不論是對外來文學的模仿、借鑒還是對話、獨創(chuàng)，都體現了最深層次的中外文學關系。因此，在面對中國現代文學的時候，如伊文•佐哈爾所言，“任何人，若不是采取作家或者讀者的角度，是無法討論文學的”(9－26)。5．中國作家的大量翻譯實踐，既是翻譯與創(chuàng)作關系的體現，同時這些翻譯文本借助于譯者特殊的身份而大大強化了其影響力，因而更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特殊現象。總之，近代以來大量外國文學翻譯文本、連續(xù)不斷的翻譯實踐、無處不在的中譯本閱讀的發(fā)生以及翻譯文學與整個華語創(chuàng)作之間的廣泛深入的關聯，所有這些事實都提醒我們，必須在多元立體的文學史視域中，重新審視翻譯文學這個龐大的文學實體。而要將翻譯文學真正納入文學史敘述，有兩個前提必須在理論上給以辨析和論證。

二、前提之一:對文學權屬觀念的反思

摘要：文化是人類精神活動及實踐活動的產物，具有傳承、創(chuàng)造和發(fā)展的特征，而繪畫藝術是一種常見的藝術表現形式，也是文化的產物與載體。本文首先梳理了中西繪畫藝術在風格上存在的差異，其次分析導致繪畫藝術風格差異的文化基因，最后提出通過跨國交流與融合來減小中外文化藝術隔閡，從而順應全球化思潮發(fā)展趨勢。

關鍵詞：繪畫藝術；國畫；油畫；文化基因

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來自于古代中原地區(qū)的華夏文明，形成了由語言、風俗、藝術、信仰、倫理、價值觀等組成的文化體系。西方文化主要指歐洲的基督教文明，其在工業(yè)革命之后變得強勢，逐步向全球各個角落擴張，并在近現代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發(fā)生過持久的碰撞與交流，但并未實現深度融合，尤其表現在繪畫藝術方面，兩種繪畫風格的差異性遠大于共性。

一、中西繪畫藝術風格的差異

中國的繪畫藝術是在長期的歷史發(fā)展中形成的，與本民族的思維方式、審美觀、價值觀和藝術方法相聯系。雖然西方繪畫更接近現代藝術，但其本質上是以歐洲文化為底蘊，是世界文化藝術的一個子類別，與中國繪畫藝術的風格存在明顯差異，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思維方式與審美

一、體悟人文內涵，重視文學教育———語文教育的題中應有之義

《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強調:“語文課程豐富的人文內涵對人們精神領域的影響是深廣的……應該重視語文的熏陶感染作用。”20世紀世界著名的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也曾指出:語文教育的首要任務在于培養(yǎng)學生的文學素養(yǎng)，這是語言教育和文學教育共同承擔的不可推卸的責任。過去的語文教學特別強調其工具性，而很少談及它的人文性，對于人文教育重要組成部分的文學教育十分漠視，因此造成了教師在教學中一味地對文本進行大量的辨析和闡釋，對生動活潑的語言材料進行瑣碎的切割、剖析，而對蘊藏于文字背后豐富的人文內涵卻缺乏感覺、更難以傳達。對此，包括高層政要、教育專家、文學巨匠在內的許多人都呼吁要關注語文教育的人文性，重視文學教育。例如，總理就曾經在北京市35中的講話中引用錢學森的話質疑:“為什么我們現在的學校總是培養(yǎng)不出杰出人才?”總理特別提到了文學藝術教育的問題，他引用錢老的話:“我現在的科學成就和小學時候學美術、學音樂、學文學是分不開的”，來印證人文教育的重要意義。溫總的話是極有見地的。記得錢老還曾經說過:科學家不是工匠，科學家的知識結構中應有藝術。他強調:大科學家尤其要注意“性智”(1980年，錢學森把智慧分為性智和量智加以闡述，文學藝術活動歸于性智，科學活動歸于量智)。我們知道，大才總是通才，通才才有可能成為大家。融會貫通是非常重要的。僅僅做什么學什么，是坐井觀天，把自己限制住了。理工科的創(chuàng)造性和文科一樣，依賴于想象能力、推理能力等等。而想象(包括聯想)能力、推理能力的形成都有賴于人文教育。

二、語文教師要努力具備深厚的文學素養(yǎng)

成功的語文教育的關鍵就在于語文教師自身的文學修養(yǎng)和文化積淀。語文教師要想具備豐厚的文學素養(yǎng)。具體應在以下幾個方面有所追求、有所修煉。首先，加強自己的人格修養(yǎng)，具有相應的人文關懷。教師要讓自己的心靈變得豐富而深刻。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著名評論家李星先生最近在接受“新課程語文教育網”記者采訪時，就強調“教師本身應當是具有人文關懷的人，是一個善良寬容的人。教師要培養(yǎng)自身的文學修養(yǎng)，關懷學生，愛護學生。”他主張:有意識地修身、養(yǎng)性，強化自己的人格歷練，具有相應的人文關懷，應該成為每一個語文教師的職業(yè)自覺。第二，通過閱讀、吟誦經典名作增強文化底蘊，強化文學素養(yǎng)。源遠流長的文學經典作品蘊含著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思想，蘊含著歷史、哲學、宗教、民俗各門類的系統(tǒng)知識和信息。對中外文學經典的系統(tǒng)學習和深入浸染，是形成語文教師文學素養(yǎng)的有效渠道和堅實基礎。但由于在基礎教育階段和專業(yè)學習階段的積淀薄弱，當前很多語文教師閱讀數量嚴重不足，文學修養(yǎng)比較淺薄。多種調查表明，大多數中小學語文教師在從業(yè)后都沒有讀書的心情和習慣。北京師范大學基礎教育研究院韓軍調查數千名中小學語文教師，發(fā)現竟然無一人全部通讀過《論語》、《史記》和“四大名著”。看來，語文教師加強自己的文學素養(yǎng)是當務之急。語文教師重視對經典文學名篇的誦讀、研習，專業(yè)修養(yǎng)方能夠爐火純青。如果語文老師只是先學生一步熟悉課文、只是根據教學參考書預先準備好上課內容，而缺少對原著、對相應的文學思潮的研究和考察的話，他就只能是一個人云亦云的教書匠，很難帶領學生進入文學經典那高深、優(yōu)美的殿堂。第三，關心和研究當下文學現象是語文教師形成良好文學素養(yǎng)的有效途徑。語文教師對于語言文學的發(fā)展動態(tài)、最新文學現象的表現和影響應該時時關注。有的教師已沒有興趣對文學發(fā)展予以關注，他們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新情況、文學研究的新進展地了解，甚至還不如學生，不知道韓寒、郭敬明是何許人。很難想象那些缺乏專業(yè)敏感，漠視新世紀文學發(fā)展現狀的語文教師能在語文教學的課堂上推陳出新。第四，形成開闊的知識視野和良好的閱讀習慣。優(yōu)秀的語文教師應該是雜家，應該對紛繁復雜的社會生活葆有廣泛的興趣和足夠的敏感。在加強古今中外文學修養(yǎng)的同時，還應該廣泛地閱讀、廣泛地瀏覽、廣泛地關注，對各種報刊雜志、各種社會新聞、各種流行的影視和網絡作品，都應具有好奇心，都要適當地了解。所謂“世事洞明皆學問”的學問，應該是語文教師的文學素養(yǎng)的有效外延。語文教師的閱讀積累越豐富，對社會關注了解的面越廣泛，駕馭課堂、解讀文本的能力就越高。只有博覽古今中外文學名著而又“世事洞明”的語文教師，才會有在課堂上神閑氣定的自信、旁征博引的機智和信手拈來的瀟灑。第五，樂于動筆、勤于寫作，具有較為高超的文字表達功夫，是語文教師良好文學素養(yǎng)的重要方面。能讀和善寫是優(yōu)秀語文教師生命形式的兩極，寫作和閱讀一樣，是一種生命的運動形式，也是語文教師自我豐富與自我發(fā)展的良性過程。語文教師要形成、葆有良好的文學素養(yǎng)，保持較高的專業(yè)水準，就要養(yǎng)成勤于動筆的習慣。唯有在寫作過程中，才能不斷提高寫作水平，也才能有效地促進專業(yè)閱讀。

語文教師不僅要會寫下水作文、教學論文，還要嘗試寫散文小品、詩歌，甚至小說。只有感受到寫作的艱辛，體會到寫作的門道，對學生的指導才會有的放矢，才能讓學生心服口服。同時，嘗試寫作的過程，也會對閱讀教學提出一些建設性的意見，以便日后指導學生有針對性地閱讀和思考。

考點指南

1、科學技術

掌握天文歷法、數學、醫(yī)學、造紙術的成就。

2、哲學與宗教

認識兩漢時期思想的特點;哲學成就(董仲舒建立的新儒學、王充的《論衡》);宗教新格局(佛教傳入和道教興起)。

3、史學與文學

論文摘要：語言作為一種符號系統(tǒng)在其具體應用中，因不同的情景和文化而產生不同的言語行為，具有不同的文化意義。在現行高中英語教材中，“大文化”語篇多于“小文化”語篇，目標語(英語)文化語篇多于中國文化語篇。因此，培養(yǎng)學生在語言學習中的跨文化意識及其對中外文化的學得途徑應該是：在教材中增加“小文化”和中國文化的內容；文化內容應納入考試范圍；補充有關文化內容的閱讀材料，觀看影片，聽專題講座。

論文關鍵詞：高中英語；英語教學；英語教材；跨文化意識；文化學得

文化以語言為基礎。語言是我們借以規(guī)范我們的社會生活的最主要的手段。每當語言用于交流語境中，它就在多方面與文化有著密切關系…。過去的英語教材內容更多關注語言形式，而不關注語言交流過程中的文化因素。在目前我國的基礎教育改革階段，由教育部在2001年制訂并頒布的全日制義務教育普通高級中學《英語課程標準》(實驗稿)中提出的總目標是要培養(yǎng)學生的綜合語言運用能力，其中特別強調交際能力。正如“語言知識和語言技能是綜合語言運用能力的基礎，文化意識是得體運用語言的保證。”為了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進行有效交流，我們需要具備跨文化交際的能力。現行高中英語教材中的課文涉及到許多文化內容以及其中外文化差異，這就必然需要我們的教師正確引導學生去學習和理解，從而培養(yǎng)學生跨文化的意識，提高學生得體地運用語言的能力。以下是筆者針對人民教育出版社在2003、2006、2007年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教科書(必修)《英語》第一至二冊(上、下)課文中出現的文化內容進行分析研究，同時結合教學實例提出一些培養(yǎng)學生在語言學習中的跨文化意識及其對中外文化的學得途徑。

一、語言與文化的內在含義

在日常生活和語言教學中，我們經常會談到語言與文化的話題。針對“語言”與“文化”這兩個概念，許多中外專家早已從不同的角度給它們下了很多定義，在此不必逐一陳述。其中，下面的解釋已經成為共識。譬如，語言是什么?語言最基本的含義是一套符號及其與那些被廣大公眾利用和理解的，與符號相結合的規(guī)則。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供人們分享的總的生活方式。文化可以被劃分為“大文化”，即“成就文化”(achievementculture)和“小文化”，即“行為文化”(behaviorculture)。前者在大多數西方國家指的是教育、歷史、地理、法律慣例、文學、藝術、音樂等因素；后者指的是人們的生活方式，目前其內含已經被擴大到指價值、信念、感知。Ⅲ其中“小文化”在跨文化交際中是一個必不可少的基本因素，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二、現行高中英語教材中的文化內容

一、英語教學中德育的最佳切入

點針對英語教學偏重工具性忽略人文性教育的現狀，像許國璋教授這樣的眾多外語界專家學者呼吁人們應該重新認識英語這門學科的人文學科特性。外語既是教學的內容又是教學的語言工具。語言一旦用于交流或交際，就必然承載著思維、文化、世界觀和價值觀等具有意識形態(tài)影響力的內容，這些內容無不體現了人文性特征，充分具備進行人文性教育的條件。英語教學要達到英語語言教學和文化傳播的雙重目的。語言教師要把語言教學和中外文化對比相結合，決不能“中英文兩張皮分開教”。（吳鼎民）為此外語教師應該做如是思考：基于語言是文化的載體，任何文化都有著潛移默化的意志影響力，那么就決定了外語教學過程首先是中外文化對比過程：通過對比外語文化與母語文化，從而達到對比中外道德觀的目的。有鑒于此，我們認為以母語文化經典即中國傳統(tǒng)文化精微起航英語教學中的德育之旅，最為恰切。之所以這樣認為，是因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母語文化，凝聚著道德教育的精華，引導他們把中外文化加以對比、分析和評判，使學生既理解、欣賞、包容異國文化，又加深對本國文化的學習，使學生更加熱愛本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進而弘揚傳統(tǒng)美德，最終達到道德提升的目的。這樣的對比學習，讓學生學有所思，思有所得，得有所用，讓學生從此忘卻學習英語的痛苦，不再感到英語離自己很遙遠，實現英語綜合運用能力和學習者人格、素質的同步提升。比起教育者的蒼白說教、強硬施壓，有著更好的潤物細無聲的潛移默化的影響；第三，中國傳統(tǒng)文化精微的學習能培養(yǎng)學生有理、有據、有禮、有節(jié)的思辨能力，培養(yǎng)其對異國文化的思辨能力。通過外語課堂教學，學生既汲取西方價值文化精髓，又吸收我國傳統(tǒng)價值文化中的先進精神，增強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這樣在傳播中國文化中會信心十足，有效避免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和貶低自己國家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等極端行為。不可否認，一些學生在道德選擇和追求中，由社會本位向個人本位轉化，傾向于追求眼前利益、追求生活享受。他們年輕氣盛，其情緒、認識觀念還很不穩(wěn)定，做事隨大流，缺乏自己獨立的思考和選擇判斷。

二、英語教材的德育案例

新課改形式下的英語教材，蘊含著豐富的人文性教育資源，語言鮮活而又貼近真實的生活，英語教師要充分利用優(yōu)秀作品鼓舞學生、用其高尚的情操感染學生，同時滲透中國傳統(tǒng)文化精微，幫助學生進行道德判斷和道德評價，進而滿足學生的道德需求，真正達到“以文化人”的目的。這比起機械的、強制性的說教更容易打動學生的心弦，而更容易使學生產生道德認同，使學生的道德認知有效地轉化為道德行為，實現語言學習和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培養(yǎng)的有機結合。比如學習課文中的有關友誼的話語時，教師適時導入中國古代圣賢的友誼觀：大教育家孔子在《論語》中把朋友分為兩類：“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孔圣人教育人們選擇善友是人生成長的大事。《易經》告訴人們：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即善人會跟善人在一起，人有善的本性才能吸引善的朋友。通過文化對比教學，學生們會發(fā)現，中外優(yōu)秀文化對美好事物和品德的認同有著驚人的一致性，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精微，絲毫不遜色于外國文化的精華。在兼收并蓄、博采眾長的基礎上，自覺地扎根于自身的文化，那么英語課堂教學就大大提升到這樣的境界中：學生們不僅得到語言知識和技能的訓練，更重要的是收獲了有關人生觀和世界觀的教育。

三、英語教學中德育理性回歸的思考

人與動物的根本區(qū)別在于，人在基本生理要求滿足后，還有強烈提高智慧、滿足情感、滿足精神的高層次需求。在英語課堂上，如果還是機械地講語法、分析句子結構、用單詞造沒有任何語境的句子，不僅學生感到痛苦，而且有辱學生智力。滲透著德育的英語課堂教學會充滿智慧和思想的火苗，學生們歡迎，教師的教學視野也會得到極大的拓展。為此，外語教師要把握好機遇，挑戰(zhàn)傳統(tǒng)的教師角色和傳統(tǒng)的教學模式，積極學習和積累百科知識，從增強自身的文化底蘊和文化修養(yǎng)做起，要做一個出色的優(yōu)秀文化傳播者，從而為實施德育打下堅實基礎。外語教師要加強教學內容的文化含量，不斷充實啟迪學生智慧的內容，使傳授給學生的知識充滿智慧。這是身處轉型期的外語教師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的明智之舉。外語教育家Stern指出，外語教學若是失去教育視角，則會淪為孤立且蒼白無力的教條，毫無意義。英語教師要愛生如子，關注他們的英語學習，更關注他們的成長，利用各種途徑提升其道德品質，為社會培養(yǎng)德才兼?zhèn)涞挠杏萌瞬抛龀鲎约簯械呢暙I。

摘要：內容體系的構建是開發(fā)一門課程的關鍵部分也是教學的核心部分。根據高職藝術設計類專業(yè)學生專業(yè)特點和職業(yè)崗位所需的語文能力構建合理的教學內容體系不僅能夠提高學生語文聽說讀寫、文學鑒賞、人文素養(yǎng)等語文綜合能力還能培養(yǎng)學生崗位適應能力和可持續(xù)發(fā)展能力。

關鍵詞：藝術設計類專業(yè)；語文課程；教學內容

一、明確課程性質

在高職藝術設計類專業(yè)開設的大學語文課程，一般是一門以人文素質教育為核心的文化必修課，它應當具有工具性、知識性、基礎性、思想性、審美性、人文性的基本特點。語文是人類思維和交際的重要工作，大學語文教學最根本的目標就是培養(yǎng)學生運用母語的能力，因此工具性是最根本的要求。此外，語文是思想、情感傳達的載體，傳統(tǒng)文化中的思想精華、文學作品中的思想情感都是通過語言文字來傳達的，因此人文性、思想性和審美性更是大學語文應當重視的。針對藝術設計專業(yè)性質，大學語文課程尤其應當注重審美性和人文性。大學語文課程還應以弘揚中華民族優(yōu)秀文化，吸收人類的進步文化，提高國民素質，鑄造一定的人文精神為主旨，通過課程學習能夠增強學生的語文知識，進一步提高學生的閱讀能力、鑒賞能力、審美能力、口頭表達能力和書面表達能力，進一步增強文學素養(yǎng)，進而全面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為專業(yè)學習、為今后就業(yè)和終身學習打下堅實的基礎[1]。

二、確定課程目標

根據現代高職藝術設計專業(yè)教育理念要求，大學語文的基本目標包括知識目標、能力目標和素質目標。語文知識指語文這一學科中關于言語及語言的知識。根據藝術設計職業(yè)崗位特征，大學語文課程知識目標要求學生掌握必要的語言文字、文學基礎知識，了解中外文學的發(fā)展歷程；進一步掌握小說、散文、詩歌和戲劇等文學體裁的欣賞常識和技巧；學習并掌握藝術類（如電影欣賞、美術欣賞、音樂舞蹈欣賞、創(chuàng)作隨筆等）文章的欣賞常識與技巧；掌握一定的口語交際常識與技巧；學習并掌握文學藝術評論類（如小說和詩歌、電影等）文章寫作的常識與技巧[2]。語文能力是指在社會實踐活動中，以語文的專業(yè)知識進行言語表達交際的收提箱出的一種綜合能力。根據藝術設計職業(yè)崗位特征，大學語文課程能力目標要求學會如何去分析、賞評文學作品，進一步提高文學審美能力；進一步提高閱讀理解能力（主要是文學作品、藝術欣賞、學術類著作及難度適中的文言文）；鍛煉并提高學生文學藝術評論類（如小說和詩歌、電影等）文章寫作能力；鍛煉并提高學生的口頭表達能力（如演講、辯論等）；以語言、文學學習為基礎，奠定學生終身學習的能力。語文素質是指在進行言語表達交際時所體現出來的思想性、審美性、人文情懷等綜合的素養(yǎng)。根據藝術設計職業(yè)崗位特征，大學語文課程素質目標要求了解和學習中外優(yōu)秀文化，接受現代人文意識，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通過文學藝術作品的熏陶，培養(yǎng)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等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使學生具有較高的文藝審美意識和較寬的文化視野[3]。

文學翻譯作為中外文化有效交融路徑，對文化發(fā)展具有至關重要的積極作用，我國翻譯歷史久遠，從古代就致力于了解國外文化，相較于本土文化，翻譯文學或文學翻譯作品屬于模仿性、派生、第二位文學，受關注程度相對較低，在眾多翻譯文學中，那些置于文化交融邊界、民俗文學、民族文學的翻譯內容，更容易受到文學研究人員的忽視。然而，時代在發(fā)展社會在進步，文學交融在“地球村”中已屬于常態(tài)，越來越多的國外翻譯文學涌入我國，為我國打開一扇認識世界的窗戶，透過這扇窗，人們可追溯文學的起源，在優(yōu)秀的文學作用中，感悟先賢先進的思想覺悟，供養(yǎng)當代人的靈魂，填補靈魂成長的饑渴，使文學的芬芳永伴人們身邊，為此現代翻譯文學正以一種世人矚目的姿態(tài)融入人們的文學知識體系中，其對推動文學的發(fā)展具有一定積極作用。基于此，為使我國文學研究更富成效，思考作為文學史敘述對象的中國現代翻譯文學相關內容進行探析顯得尤為重要。

一.作為文學史敘述對象的中國現代翻譯文學地位

我國文學翻譯歷史久遠，早在古代就有翻譯他國文學的行為，例如翻譯佛家經典著作，這位中國現代文學翻譯的繁榮埋下伏筆，介于“”為新文化運動，從該歷史事件為節(jié)點的翻譯文學稱之為現代翻譯文學，他們在學習中國文化基礎上，不斷擴展文學視野，不斷踐行翻譯事業(yè)，在《中國新聞學研究綱要》（朱自清）、《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陳子展）、《中國新文學運動史》（王哲甫）等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文學家孜孜不倦的研究下，中國現代翻譯文學數量越來也多，中國現代翻譯文學形成一股強勁力量，涌入文學史中使翻譯文學成為文學史一部分的勢頭越發(fā)明顯，然而翻譯文學受傳統(tǒng)教育理念影響，還未受到較為廣泛的關注，在文學類別中仍屬少數派。文學史中中國現代翻譯文學地位崛起是在改革開放后期，中國與世界各國經濟、貿易、文化交融越來越緊密，為有效了解外國文化，翻譯成為掌握多元文化的重要路徑，隨著世界交融態(tài)勢的繁榮，文學翻譯內容也逐漸增多，這些從東方人視角落實國外文學翻譯的成果，逐漸在文學史中擴展自己的影響力，并在發(fā)展過程中變得更加系統(tǒng)，這個系統(tǒng)表現在，除關注外國文學本身，依據外國文化背景、語言習慣、思想價值客觀翻譯文學外，人們也在文學史敘述中越發(fā)注重中國文化及背景，對國外文學的再創(chuàng)造能力，繼而形成中國現代翻譯文學。雖然，在當今文學是中，仍有許多人將翻譯文學視為外國文學，將其視為代表外國文化的符號，但是其與本土文學相互交融且難以割舍的現象卻極為明顯，以滿足我國閱讀習慣為前提，展開的文學翻譯越來越多，成為充實現代文學史重要內容。作為下現代翻譯文學與現代文學同步得以發(fā)展，并在文學史中不斷累積，提升自身文化影響力，逐漸成為中國現代翻譯文學中不可小覷的文學力量，顯現出中國文化與國外文化相互交融，所激發(fā)的文學包容力與發(fā)展活力。同時，作為展開中國現代翻譯文學工作的學者，也在改革開放后不斷吸納先進文學，提高翻譯能力，使翻譯內容與文學原著內容相差無幾，使人們越發(fā)認可翻譯文學，并成為吸納國外先進理念重要途徑之一，此外中國文學也通過翻譯流向國際，實現文學交互目標[1]。

二.論作為文學史敘述對象的中國現代翻譯文學權屬觀念

伴隨時展，文學翻譯作為人們了解世界重要路徑之一，其翻譯成果不斷累積，成為一股強勁力量沖擊文學史，從新文化運動時期，人們對國外文學自發(fā)關注的文學覺醒，到改革開放后期人們了解世界的自主探究，現代翻譯文學始終在文學權屬觀念層面較為模糊，并在翻譯文學數量與日俱增態(tài)勢下，推動相關文學權屬觀念的發(fā)展，作為文學史敘述對象的中國現代翻譯文學權屬觀念，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一是文本形式。我國以漢語為基準進行名著翻譯，這表明翻譯事實依托為漢語言文學，以中國語言文本為基礎落實文學翻譯；二是翻譯文學流通場所。以漢語言為基礎的文學翻譯，其流通場所仍在中國，用以滿足中國人汲取國外文學養(yǎng)分的需求，因此中國現代翻譯文學始終在中國以漢字形式向國人傳播，與我國文學協同發(fā)展并發(fā)揮自身文學價值，為人們了解外國文化奠定基礎；三是是否屬于原語文學。介于我國現代翻譯文學所產生的文化氛圍、文學翻譯需求、翻譯文學價值均在漢語翻譯基礎上產生，其與原語文學存在一定差異，旨在滿足我國讀者閱讀需求，因此會在國外著作基礎上，依據我國對翻譯文學的需求展開具有針對性與個性化的翻譯，使中國現代翻譯文學與原語文學形成差異，已經不屬于原語文學[2]。通過對文學史敘述對象的中國現代是翻譯文學進行權屬觀念進行分析可知，以漢語言為載體，以中國文學發(fā)展需求為核心，以國人對翻譯文學需求為出發(fā)點，中國現代翻譯文學越發(fā)具有“非外即中”發(fā)展勢頭，介于中國現代翻譯文學已經跳脫原語文學形式，與中國文化深切交融，并在文學史發(fā)展進程中不斷累積，使中國現代翻譯文學已經向中國文化文學一方靠攏，然而在中國現代翻譯文學中，存在一大部分極具民族風情與宗教特色的翻譯文學，針對這部分文學產生中國現代翻譯文學權屬盲區(qū)，需依據客觀實際，對文學內容進行考量，對其所屬程度進行系統(tǒng)分析[3]。基于此，中外文化在改革開放后期出現極為繁復的交融狀態(tài)，在交融過程中成為文學實體，為此人們需在明晰文化權屬基礎上，進行中國現代翻譯文學是否屬于文學史敘述整體，在此基礎上，有關所屬權的分析與論證需具有針對性與深入性，使其得以經得住重重考驗與種種質疑，能以最佳姿態(tài)解答一切疑慮，使其得以成為中國文學史中重要組成部分[4]。

三.論作為文學史敘述對象的中國現代翻譯文學概念的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