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向范文10篇

摘要：本文在文獻梳理的基礎上，結合實踐觀察，回顧實用觀和體驗觀兩種對立研究范式，探討不同消費觀念的哲學基礎，以及當代消費者研究領域內的體驗的轉向，并對體驗轉向的演變進行分析和述評。對研究范式的分析和述評能幫助研究者清晰界定不同的消費觀念，從不同視角理解人的消費行為，有助于管理實踐者理解消費的性質和動態。

關鍵詞：消費研究范式；范式轉向；實用性消費；體驗性消費

在當代商品化社會里，消費無處不在。我們為整理文件而購買一盒燕尾夾，為消遣娛樂而花費不菲的價格購買迪士尼門票，為身份和體面而購買名牌衣服和包，為結婚而購買上好的戒指，也為好友相聚而購買可口的茶點。顯然，以上這些不同的消費行為，具有不同的意義。購買燕尾夾，是為商品的功能性；迪士尼門票則是為了身心的放松、感官的享受；名牌衣服和包則是為了炫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讓自己顯得高人一等或不那么掉價；而戒指，則是一種符號或標志，告訴別人自己已婚了；好友相聚的茶點酒品則是一種滿足人的社交和交流需求的媒介，使人融入特定的團體或社區。消費研究領域已有具體概念闡釋上述各類消費現象，可分別稱之為實用性消費、體驗性消費、區分性消費、符號消費和趣味性消費。這些不同的概念，表征著學者試圖從不同的視角理解人的消費行為，蘊含著從實用觀向體驗觀研究范式轉向的思想。本文在國內外現有研究文獻的基礎上，結合實踐觀察，試圖探討以下幾個問題：首先，回顧消費者研究領域中的實用觀和體驗觀兩種對立研究范式，探討其哲學基礎，以深入理解人的消費行為。其次，簡述這種轉向的歷史演變以及這些趨勢對當代消費社會的影響和作用。本文對消費范式的梳理和述評，能幫助研究者清晰界定不同的消費理念，從不同視角理解人的消費行為，并為企業如何合理區分不同類型的消費者提供支撐。

一、消費的實用觀和體驗觀轉向

在當代消費領域中，依據對商品的認識，存在兩種對立的研究范式：一是實用觀，它關注商品的工具性或實用性功能，如訂書機的功能就是把文件訂起來；二是體驗觀，它關注產品所提供的享樂、游玩、審美、刺激、象征等愉悅品質的價值，如跑車、休閑、畫展、跳傘等。實用觀將消費對象作為人類改造自然的工具，強調主體與客體的二元對立，是主體對客體的外向性行為，以哲學中的實在論為基礎，注重消費對象的實質屬性。而體驗消費觀，則將消費目的指向人本身，愉悅人的情感，助其滿足對新奇性、刺激性、情感性、回憶性以及象征性的需求。這種觀點是自尼采伊始的人的轉向的延續，即將關注重心回到人本身，以哲學中的意向論為基礎，強調人的主體能動性，人對消費對象的意義賦予和操縱。1.消費的實用觀傳統的實用觀認為消費者對于產品價值的界定在于效用的最大化，強調產品實質屬性的表現（Hirschman&Holbrook,1982），主要利用產品特性或產品效用方面的價值（Bettman,1979），認為消費者均理性地將產品作為實現其生活和工作目標的工具和手段，這種目標既可以是一些實用性目標，如填飽肚子，御寒等，也可以是一些社會性目標，如贏得他人的承認、接受或羨慕、取得社會地位等。這種研究視角以個人或家庭為研究單位，強調個體理性，認為個人或家庭行動者具有自主性，在理性算計的基礎上做出消費選擇。主要代表有“消費者決策過程模型”（Nicosia,1966）、“家庭決策制定模型”（Sheth,1974）、“信息處理模型”（Bettman,1979）與顧客行為模型（En-geletal.,1995）等。這些模型以系統性的觀點，將消費行為視作一種解決問題的理性過程：先確認需求，接著處理信息，再評估方案，最后制定購買決策等。消費者在整個過程中均以理性人出現，將商品的有形品質及其實用性作為價值的主要形式（Hirschman&Holbrook,1982）。顯然，實用觀的工具理性消費范式留下了許多解釋盲區（Sheth,1979），無法解釋一些自目的性、滿足情緒需要（emo-tionalwants）的消費現象，如各類趣味性的休閑活動、感官愉悅、白日夢、審美消費以及消費過程中想象的、情緒的和鑒賞性（appreciative）體驗等；也無法解釋以群體為單位的群體性、聚眾性消費行動，如狂歡節、節日聚會等。為克服信息處理主導研究范式所預設的消費者工具理性的局限，在消費者行為研究領域出現了“體驗的轉向”（ExperientialTurn）（Jantzen,Lindberg&Østergaard,2015）。2.消費的體驗觀轉向Kotler和Levy于其1969年的著作《拓寬營銷的概念》中，將體驗消費現象納入營銷范疇。此后，體驗和享樂性價值不斷獲得消費研究學者的認可。Kotler（1972）認為，“營銷人員的責任在于創造有吸引力的價值”，而“價值是完全主觀的，其值如何仰賴于消費者如何理解和認知該商品”，如同產品的物質實體一樣，產品的美學和無形特征也可以產生消費價值，這也正是Hirschman和Holbrook（1981）組織的“消費者美學與符號消費”第一次營銷大會的主題。消費者創造消費意義和價值的主體性開始獲得研究者的認可，市場研究不再局限于傳統產品如肥皂、豆類罐頭和刀具等，參觀博物館或歌劇欣賞、冒險、游戲等亦成為合理的研究課題。不久之后，Holbrook和Hirschman（1982）發表了他們里程碑式的文章：“消費的體驗方面”。Holbrook等人從精神現象學出發，以意向性認識論為基礎，提出了消費的“體驗觀”。他們將消費者作為商品的感知者以及思考者（Addis&Holbrook，2001），而不僅僅是使用者；認為消費是一種伴有各種象征意義、享樂回應和審美標準的主觀意識狀態，以滿足消費者精神上的需求（Hirschman&Holbrook,1982）。相較側重消費對象實質屬性的實用觀，體驗觀強調消費者對于消費對象的主觀、個人化的體驗和感受，探求消費者對產品符號、美學、意象和幻想意義的反映，注重感覺和樂趣，關注消費對象的象征性品質，而非其有形的物理構成，重視對多感官體驗的研究（Addis&Holbrook，2001）。體驗觀認為所有商品，無論多么平凡，都可以具有符號/象征意義（Levy,1980）。所以，像騎單車和滑雪活動等，消費者均可主觀施加象征品質（symbolicqualities）于其上。可見，體驗觀擴大和補充了以理性為基礎的實用觀消費模型。體驗的轉向表征了消費研究領域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以及研究焦點的演變，反映了對消費意涵認識上的轉向。過去，消費一詞一直被定義為消耗、浪費、揮霍，被理解為一種經濟損失，是對物質實體的消耗。體驗觀的轉向，大大拓展了物的本體，物不再僅僅是其實質構成，還包括其所蘊含的文化意義。體驗視閥下的消費，正如波德里亞在其《物體系》所述，是“一種系統化的符號操作行為”。

二、消費研究范式的演變

摘要:在現行社會的發展背景下，平面設計師應該從傳統思維定式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實現思維從平面到空間的轉化，賦予設計更為廣泛的意義。從平面到空間的思維轉化體現在具體的設計中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二維平面上創造多維空間，從單一到多元轉化，拓展平面設計的感染力，調動觀者的多感官參與與體驗;二是用平面烘托、渲染與塑造空間環境，使之成為空間環境中的積極組成要素。

關鍵詞:平面，空間，平面設計，思維

一、平面思維和空間思維的釋義

《當代科學學辭典》對平面思維是如此釋義的:“平面思維是科學思維學研究的一個概念。也叫單面思維或非空間思維。這種思維要用圖形表示的話，或是表現為平面上的一個定點而向周圍展開，或是表現為向著一定方向延伸開來的直線，它不涉及認識對象的諸多方面，而只涉及認識對象的某個方面。”也就是說，平面思維是一種確定性的思維，其根本任務就在于保證思維要有一個明確的出發點，有一個確定不移的思維對象或研究中心并在單一定向中活動。它是在一個二維的空間里對對象進行縱橫兩個方面的線性思考，尚未進行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思考，尚未把握事物之間的復雜聯系，所以很難對對象進行整體性、本質性的把握。與平面思維相對應的是空間思維。它可以從不同層次、不同方位和不同角度去感知對象，并充分考慮了事物存在的環境，能跳出事物的本身。它將縱、橫、垂三度三維空間或點、線、面結合起來加以綜合考察，即將對象的各個側面、各個層次，對象的內容與形式結合起來，進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并且在事物千絲萬縷的聯系網絡中去思考問題，因此也稱“多元思維”、“全方位思維”。思維決定著行為方式、感受和需求。實現思維從平面到空間的轉換，是設計師創造性能力的一個重要表現，也是現代社會發展對平面設計的要求。

二、現代社會賦予平面設計新的發展空間

實現平面思維向空間思維轉向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首先體現在觀念的變化上。后現代設計主張用多元、豐富來對抗單一的“純粹”意義，甚至是跨界的交融，用活潑來消解統一，營造消費時代輕松幽默的生活氛圍，自由嘗試任何可能的風格并進行折衷處理，實現與大眾的對話等。其次，體現在媒介的轉變上。數字多媒體的出現對傳統的紙媒造成了很大的沖擊，也使平面設計的呈現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設計視覺語言得到了很大的豐富。平面設計沖破傳統的限域，在影像、聲控等現代技術的支持下使平面向多維空間的轉化更具可能性和可操作性。它不局限于僅僅是視覺語言表達，而是調動人的多感官參與，使信息更易傳播和接納。再次，當今社會是一個信息化的時代，平庸的設計很容易淹沒在多于牛毛的信息中，被人們自動過濾掉。因此，信息傳達要清晰有效，新穎獨特的設計才能延長視覺的停頓時間，使人獲得明確而深刻的印象。因此，設計師只有適時轉換設計思維才能迎接現代社會對平面設計提出的要求和挑戰。文章認為平面思維向空間思維的轉換體現在具體的設計中有以下兩種表現形式。

1馬基雅維利政治哲學的理想實踐

馬基雅維利的政治哲學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施特勞斯稱他是獨樹一幟的政治哲學家、是現代政治哲學的奠基人。我們從上文的論述中可以體會到馬基雅維利的政治哲學絕不同于古典政治哲學，同時由于它所處的特殊社會轉型時代，他也不同于他之后的近代政治哲學。他的政治哲學在政治哲學史上是一個分界點，下面我們可以通過分析他對權力、宗教和愛國主義的考量，來深刻的體會和理解他的政治哲學。1.1政治權力。在馬基雅維利看來，國家政治權力的主要功能就是保證自由，保證自由國家的強大，以此來不斷激發公民對于國家的熱愛之情，從而讓公民樹立對國家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培養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政治權力是馬基雅維利政治哲學中最重要的主題，他從意大利當時的社會現實出發探究政治權力的行使，也就是如馬基雅維利將政治與道德分離，從政治角度來對待政治權力，政治權利本身不受道德的制約，不接受道德的評判。這也就表達出馬基雅維利對政治權力的見解，政治目決定政治權力運用。在《君主論》最后表達的愛國主義情感，馬基雅維利說說的權力是從人的欲望出發的，權力的目的是控制他人的欲望，限制他人隨意支配和奴役他人的欲望。意大利四分五裂的現實，讓馬基雅維利意識到必須用絕對的權力控制住人們的欲望。這也就可以理解為什么馬基雅維利認為君主權力是極端重要的，君主的權力在于控制人的欲望，在于維護國家和社會的秩序。行使好政治權力使公民獲得最好的世俗生活。古希臘賢者們推崇賢人政治，他們把權力與善連接在一起，用道德來評價權力，權力最終指向的是人的至善境界。1.2宗教權力。在上文對馬基雅維利政治哲學的論述中，我們大體可以理解政治權力的運用是他的政治哲學實踐核心。因此，我們可以大體推測出他對宗教權力的理解也不會偏離于政治權力，宗教權力應該是政治權力的一種工具。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論李維》中對宗教的論述頗多，羅馬人通過宗教對共和國公民和軍隊發揮的作用。而在意大利教皇對意大利各邦實行的是分而治之的政策，教會并沒有在意大利實現維護穩定和統一的作用，相反加劇了意大利的分裂和混亂。從這一點我們也不難理解，意大利各城邦都還受制于宗教權力，世俗權力并沒有完全獨立。因此，在馬基雅維利看來，宗教權力是可以存在的，但是世俗權力應該和宗教權力分離，如此一來意大利各城邦才可以發揮出宗教對于國家和社會的促進作用。1.3愛國主義。不談論馬基雅維利的政治動機和欲求，我們發現馬基雅維利對于祖國的熱愛是難以企及的。愛國就是一種美德，公民的自由是以國家為前提的，國家滅亡之后公民也難保證自由。作為公民對國家的特殊情感，應該不斷強化。在《君主論》最后一部分的那段關于愛國主義的描述中，愛國主義就是要采用極端的方式實現民族解放。馬基雅維利指出最嚴重的奴役就是臣服于一個國家，愛國主義最高的表現就是為國家奉獻出自己的生命。

2馬基雅維利政治哲學轉向的影響及當代啟示

馬基雅維利對于近代以來的政治哲學影響巨大，眾多的大思想家都對他的政治哲學思想作了相關的反思和總結。在馬基雅維利以后政治不再從屬于道德，筆者認為這是馬基雅維利政治哲學最大的影響。馬基雅維利把政治與道德分離開來，給政治注入了新的活力，這就使得近代以來的政治哲學思想變的異彩紛呈。在面對不穩定的狀態時，人們不應該遵守德行的制約，而是應該按照實際目的生活。面對意大利得四分五裂，馬基雅維利認為君主為了實現統一可以運用一切手段，他認為政治目的證明手段的正當性，政治本身并不需要任何論證，它本身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合法性依據。馬基雅維利對于社會現實的認知，讓他意識到政治絕對不是建構在道德基礎上的，而是應該以人性惡為前提。因此，馬基雅維利的政治哲學是走向現實，是在世俗生活的基礎上的，因此他的政治哲學更加深刻。政治與道德分離之后，政治獲得獨立，不再被道德評價。馬基雅維利之后的大思想家有很多，在此筆者從馬克思的思想與之做簡單對比分析。馬基雅維利政治哲學是從現實生活、從人性出發的，而馬克思則從經濟活動出發，認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馬克思從經濟活動出發論述政治的，這樣政治就擺脫了道德，而經濟活動遵守法律的制約也實現了與道德的斷開。市場與政府是存在邊界的，政府與社會也是有邊界的。今天我們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政治哲學方面建構中國學術話語體系，道德和政治的關系也就構成了中國特色政治哲學的首要問題。馬克思說，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一切都應該從社會關系出發。那我國政治哲學首要問題中的首要環節就是要建構世俗生活，沒有現實的物質生活保障，后面的一切都無從談起。我們當前必須在以下幾點做出努力：第一，在經濟領域進一步深化改革，推進市場經濟不斷完善，逐步健全經濟制度，有效的消除經濟發展中資本與權力勾兌所獲得的畸形財富。第二，通過市場和政府兩種手段不斷加大對新技術的研發創新和應用，促進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將蛋糕不斷做大。第三，健全法律體系，給予公民法律上規定的基本權利，切實保障公民行使合法權利。第四，不斷加強對政府權力的監督和制約力度，切實落實政府加強社會管理為人民服務的職責。筆者認為唯有如此，我國的人民生活水平才會不斷提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哲學才會有更好的研究和發展空間。

作者:岳嵩 單位:華東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1威馳轉向信號燈控制分析

當接通危險警告燈開關時，8腳獲得搭鐵電位，閃光器控制2、3腳同時輸出，則左右轉向燈一起閃爍，此時由于有4腳直接接通電源，所以即使點火開關關閉，仍然可以開啟危險警告燈。從前述的故障現象可看出，右側閃爍頻率正常，左側偏快，故障并非是由閃光器損壞引起的，可是左后轉向燈損壞卻造成閃光頻率變高，那是由于此車所裝配的閃光器具有檢測斷點以加快頻率的提示功能，這類閃光器現在應用于大多數汽車上。

2閃光器的閃爍頻率

電熱式閃光器是利用鎳鉻絲通電受熱膨脹，斷電冷卻收縮來實現觸點通斷,彈跳式閃光器利用雙金屬片通電后膨脹彎曲變形的來控制，電容式閃光器則利用電容的充放電原理進行工作,這幾種閃光器基本已淘汰。而無觸點閃光器因為沒有繼電器的拍合聲,不能給予駕駛員清晰提醒,所以目前也很少在汽車上使用。現在比較常用的有晶體管閃光器和集成電路閃光器兩大類。威馳車使用的閃光器屬于集成電路式，多數是U2043B型，有8個端子，各個端子代號如圖2。此類閃光器工作原理如圖3，其中有一個脈沖振蕩器（Pulsegenerator），兩個比較器K1和K3，繼電器（Relay），工作主頻率由Rt和Ct決定，可用公式RCf1.5111Hz來進行計算。其工作特點：(1)閃爍起動條件：比較器K3參考8端子電位與固定接入的-5V電位進行絕對值比較，轉向燈開關閉合，接通轉向燈之后搭鐵，端子8的電位絕對值小于5時，滿足起動條件，脈沖振蕩器工作；開關斷開時，則其電位大于5，脈沖振蕩器不產生脈沖頻率，不閃爍。(2)正常閃爍：轉向信號燈接通時，且滿足起動條件，脈沖振蕩器產生脈沖從端子3輸出，繼電器通電，其觸頭閉合，轉向信號燈亮。閃爍頻率一般為85±次/分。(3)故障提示功能：轉向信號燈工作中，比較器K1參考R3電位與其固定介入的-81mV進行絕對值比較，若小于81mV，脈沖振蕩器從端子3輸出高頻率脈沖進行故障提示，此時的閃爍頻率約為主頻率的2.2倍。R3的電位與接入轉向燈后的電流大小有關，通過計算81mV/30mΩ=2.7A，就是當轉向燈電流小于2.7A或功率小于32.4W時（電源電壓為12V），R3的電位將小于81mV，閃光器以快速閃爍進行提示。可見，當某一側的一個轉向信號燈斷路時，閃爍頻率會變得偏快。

3解決改裝LED后閃爍頻率的思考

很多汽車在維修轉向信號燈時，由于更換的燈泡比原裝燈的功率小，也可能會造成閃爍頻率變快的問題，而將轉向燈用LED燈代替后更是如此。LED汽車燈，適合于汽車電子的各種照明應用，包括大燈（遠光燈和近光燈），霧燈，尾燈，剎車燈，轉向信號燈，白天行車燈，踏板照明燈，儀表燈，牌照燈，車門燈，車內照明燈，示寬燈，導航，娛樂系統，背光燈及指示燈等。采用LED燈比之傳統燈泡，有明顯優點，壽命長、耗能少，不易受震動影響等，其功率較小，一般為幾瓦，在改裝轉向LED燈時，功率偏低必定會造成閃爍頻率過快的問題，這需要合理正確的方法才可以解決。解決方法有兩種：一是更換相應匹配的閃光器，但是現在汽車燈光控制采用電腦控制，若貿然更換閃光器，有可能導致燈光無法正常操作；另一種是根據功率要求進行調整，可以在正確位置上加入合適電阻，避免出現閃光器故障提示功能而快閃。以天津一汽威樂轎車為例，如圖4，其閃光器為SGD172型，共8個端子，特點是有兩個繼電器，J1和J2。工作原理是:接通電源開K，轉向燈開關K2打至左或右時，相應的脈沖振蕩器控制繼電器J1或J2的線圈工作，其觸點相應的接通與斷開，轉向燈正常閃爍。接通危險警告燈開關K1時（K可斷開），另個繼電器同時工作，左右兩邊轉向燈同時閃爍。此類閃光器也有故障提示功能，若某一轉向燈損壞，導致功率下降，電流降低，閃光器起動快閃報警功能，其原理與前述相同。假設每個轉向燈功率為10W，正常工作時要求一側的總功率將近30W，而LED燈功率為3W，直接將轉向燈更換后總共才9W，與閃光器要求相差太大，會造成快閃提示。而解決此問題的思路就是，提高轉向燈電路的電流，可以并聯增加LED燈的數量，提高功率和電流，也可以通過計算出合適的電阻、電容，更換在閃光器的RC電路（可對照圖3）以降低主頻率，RC震蕩決定了閃光器主頻率，快閃頻率亦會降低。

摘要：后現代主義思潮具有反基礎、反本質、主張異質性、多元化等特征，但其實質不是反現代，而是對現代性所張揚的理性、確定性的揚棄和超越。因此，后現代轉向下的中學德育旨在消除道德理性化、知識化傾向，主張以多彩、本真的學生生活世界為道德教育的基礎；強調從個體的差異性出發，建立開放、多元的德育方式體系，引導學生直面生活中的問題與困境，不斷實現自我道德的提升。

關鍵詞：中學德育；道德教育；后現代轉向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后現代主義作為一種哲學文化思潮，以其特有反基礎、反本質、強調異質性、多元化等特征，深深地影響著文學、藝術、美術、哲學等社會生活的許多領域，當代中學生的觀念、思維和價值觀也深受其影響，我國中學德育也因而受到了后現代思潮的激烈震撼和沖擊。因此，深刻剖析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實質，并借此反思當前我國中學德育的現狀，對于培育當代中學生的道德素養、提高新時期中學德育的實效性具有重大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后現代主義思潮

后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本來是指稱一種以拋棄普遍性、背離和批判現代主義的設計風格為特征的建筑學傾向，后來被移用于指稱文學、藝術、美術、哲學等諸多領域中具有類似傾向的思潮；“它指的是一種廣泛的情緒而不是任何共同的教條——即一種認為人類可以而且必須超越現代的情緒。”嚴格來說，后現代主義并不是一個思想流派，是對現代主義的批判、反思和超越的一種哲學文化思潮，其主要理論觀點有如下幾個方面：

1.強調反思與批判現代性。從哲學角度講，現代性主要指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確立的理性原則和科學精神，主張用理性去戰勝一切、衡量一切，而作為主體的人被稱為自然界的立法者，被當作科學知識、政治價值和道德法規的最終依據，這也是西方文化傳統的主流。但正是這種對理性主義的確信、對技術的濫用以及對自然的無節制索取，現代主義將人類引入歧途：人類走向異化，成為工具、技術的奴隸；色彩繽紛生活世界正被單調而線性的理性世界、知識世界所替代……人類在感嘆和享受征服自然所帶來的巨大便利和利好的同時，人類的生存空間和環境也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后現代主義對現代性進行了反思與批判，強調非理性、反基礎、反本質，其意義在于反對任何永恒的、先驗的思想與知識基礎，在于“不確定性”和“去中心”。正如柏格森所說，現代性所倡導的理性邏輯的框架只適用于僵死的無生命物質，對有生命的東西用邏輯的、靜態的、幾何的方法進行處理，必然“把他所有的一切本質的東西統統剔除”。在這個意義上，哈桑將后現代主義界定為“摧毀”運動。如果說現代性的實質在于“上帝死了”、“作為主體的人(大寫的‘人’)活了”，那么，福柯關于“作為主體的人死了”的論斷則準確描述了后現代主義的實質。但我們要明確：后現代不等于反現代，后現代的“摧毀”是為了更好地“重建”，旨在厘清并剔除現代性對人類生活的不利影響，真正使人類成為一個“無優勢”“非中心”的世界成員，使每一個體都成為與自然和諧相處、與他人友愛并存的小寫的“人”。

一、2007年金融危機之前美國的貨幣政策演變

（一）二戰后至1970年代后期：凱恩斯主義“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二戰結束后至1952年，美國一直實行釘住利率政策,朝鮮戰爭爆發后引發嚴重通貨膨脹，最終使釘住利率政策被放棄。艾森豪威爾上臺后，采取控制貼現率及政府公債等手段來實施貨幣政策，以穩定物價、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約翰遜時期，采用提高貼現率和控制貨幣供應量等緊縮性貨幣政策來控制通脹，采用降低貼現率和買進國庫券等擴張性貨幣政策來治理衰退。1969年尼克松執政后，采取提高貼現率來治理通脹，反而使經濟陷入“滯脹”的泥潭。為治理“滯脹”，又實施降低貼現率等擴張性貨幣政策,同時采取工資和物價管制。卡特執政時期,將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從釘住聯邦基金利率改為控制M1的增長速度，來實施緊縮性貨幣政策以控制通脹（秦嗣毅，2003）。在這一時期，美國貨幣政策表現出如下幾方面的特點：以穩定物價與降低失業率作為目標，貨幣政策具有明顯的反周期特征；利率處于中心地位，美聯儲通過貨幣供應量的變動來影響利率，而利率變動影響到總需求，從而最終影響整個社會經濟活動；貨幣政策操作目標主要有兩個變量指標：自由儲備與短期利率，采用的貨幣政策工具主要有再貼現率、聯邦基金利率、銀行定期存款利率、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銀行信貸量，以及通過公開市場買賣政府債券等；在貨幣政策效果方面，1960年代美聯儲進行的幾次反周期的貨幣政策調整還頗有成效，但到1970年代中后期，美國進入“滯脹”狀態，反周期的貨幣政策效力則大打折扣，凱恩斯主義逐漸式微。（二）80年代：貨幣主義“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現代貨幣主義認為，貨幣供應量的變動并不直接影響利率水平，而是直接影響名義收入與支出水平，并進而影響消費、投資、就業、產出與物價水平。1981年里根政府接受了貨幣主義思想，改變了以利率作為中心地位的思想，轉而以貨幣供應量（初期是M1，后期是M2）作為最核心的中介指標，后期又把儲備金總量作為最重要的中介指標。在這一期間，美國政府確立了聯邦儲備系統的獨立地位，強調貨幣政策的長期性和穩定性,使貨幣供應量增長與經濟增長的需要相適應。采取靈活微調的貨幣政策措施，同時，關注多個變量指標，充分利用公開市場操作手段。在這一時期，通貨膨脹成為美國經濟的主要威脅，治理通貨膨脹成為美聯儲的首要職責。由于貨幣供應量與銀行準備金存在內在的因果關系，因此，美聯儲操作目標變成了銀行非借入儲備，通過調整非借入準備金，就可以實現某個設定的貨幣流通量增長率目標，依靠穩定的貨幣供應量來抑制通貨膨脹。到1980年代后期，貨幣供應量跟經濟活動的關系越來越弱，美聯儲最后放棄了設定貨幣供應量增長目標（宋小梅，2004）。在貨幣政策效果方面，本階段美國貨幣政策在現代貨幣主義思想的指導下,通過控制貨幣供應量起到較好地穩定幣值和物價的作用,為經濟增長提供了穩定的宏觀環境。但是，由于受金融管制放松及金融創新的影響，貨幣供應量指標難以監測和設定；同時，資本在國際間的大規模流動以及利率的大幅波動使得美聯儲依靠貨幣供應量來調控經濟的效果受到很大影響，貨幣政策效力被嚴重削弱。（三）1990年代：基于泰勒規則的“中性化”貨幣政策進入1990年代，美國的經濟金融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相應其貨幣政策亦發生重大轉變，從貨幣主義理論轉向以泰勒規則為理論基礎，實施以真實利率為中介目標的“中性化”貨幣政策。中性化貨幣政策是指貨幣政策根據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靈活調整利率，使利率水平保持中性，對經濟既不起刺激作用，也不起抑制作用，從而使經濟以其自身的潛能在低通貨膨脹條件下實現可持續發展。在1980年代后期，經濟金融形勢的變化降低了貨幣供應量的相關性，卻提高了利率的相關性、可測性與可控性。因此，從1993年開始，美聯儲不再將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主要的中介目標,而改用真實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的最重要中介目標，尤其是利率中的貼現率和聯邦基金利率更是美聯儲首要關注目標。在利率政策的實施過程中，既通過微調主動控制調控的力度和分寸，也注意結構式的利率調控，既調控總量，也調控結構。同時，美聯儲將貨幣供應量變動范圍、金融機構借入和非借入儲備、消費物價指數、匯率、國際收支狀況等變量也納入到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體系之中，增強了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綜合性（秦嗣毅，2003）。1990年代以來，美聯儲采用的貨幣政策工具主要有：一是逐漸降低法定準備率,而且很少動用這一工具；二是以聯邦基金利率作為操作目標,通過公開市場操作來實現，它成為最重要的、也是最常用的貨幣政策工具；三是1980年代以來聯儲貼現窗口的作用逐漸下降,再貼現窗口充當著最后貸款人的角色（宋小梅，2004）。美聯儲通過綜合運用這些工具，使美國經濟在90年代出現了高增長、低通脹、低失業率同時并存的良性局面，實現了“持續的無通貨膨脹”宏觀經濟目標。（四）1990年代后期至2007年危機爆發前：先發制人的前瞻性貨幣政策自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美聯儲特別注重貨幣政策實施過程的有效性。由于貨幣政策時滯的存在影響了貨幣政策的效力發揮，為解決這一難題，美聯儲加強了對未來宏觀經濟的監測與預警，若發現有通貨膨脹的跡象，就提前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而若發現通貨緊縮的跡象，則提早采取寬松性貨幣政策。這樣，通過實施前瞻性的先發制人的貨幣政策，大大縮少貨幣政策時滯，力求將通脹或通縮消滅在萌芽狀態（宋小梅，2004）。這一時期的政策特點是以聯邦基金利率作為操作目標與手段，以微調為主，每次調整幅度在0.25-0.5%之間，力求利率對經濟既不產生正向也不產生負面作用；同時，努力提高政策的公開性與透明度。通過頻繁會議紀要及向國會提交貨幣政策報告，闡釋貨幣政策的意圖與走勢，引導公眾形成合理預期，使貨幣政策效力得以大大提升。在2000年第四季度，美國經濟進入明顯放慢時期，為防止經濟進一步惡化，美聯儲從2001年初開始降息，一年之內連續11次降低聯邦基金利率，從6.5%下降到1.25%。自此美國進入超低融資成本的時代，貸款唾手可得，使美國社會掀起了買房熱潮，并使美國經濟抵擋住了“911”恐怖襲擊和一波企業會計丑聞的沖擊。連續的降息刺激了信貸、消費與投資，使美國經濟從2002年開始恢復，并保持低通脹狀態，這種狀態一直維持到2003年。但是，大幅度降息催生了美國的資產泡沫，為2007年的次貸危機埋下了隱患。2004年6月，美國四年來首次加息，到2005年8月，連續10次提高利率，這是1980年以來美國最長的一次加息過程，也是911恐怖襲擊事件以來美國最高的利率水平。連續加息刺破了美國的房地產泡沫，最終引發了2007年的次貸危機，并隨后演化為全球性金融與經濟危機。

二、2007年金融危機后美國貨幣政策的轉向

（一）貨幣政策工具由“常規”轉向“非常規”2007年夏初，世界金融中心美國爆發次貸危機，危機持續發酵蔓延，對美國乃至全球金融體系以及實體經濟帶來巨大沖擊。長期以來，美國實體經濟存在諸多根本性問題，主要是消費和儲蓄的嚴重失衡、高失業、高昂的國際收支和財政支出雙赤字、制造業空心化、房地產泡沫、金融創新過度、金融監管不足、金融倫理劣質化等。金融危機的爆發使這些問題變得更加顯性與惡化，即使在把傳統貨幣工具利率降為零的情況下，也收效甚微。面對這一情形，美聯儲轉向了非常規貨幣政策，通過依賴大規模量化寬松（QE），實施大規模定向資產購買計劃。自2009年至今，通過四輪QE，大規模買入政府債券及各種形式的抵押債券，向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注入巨量流動性，以刺激借貸、投資、消費及出口，以圖實現促進就業與經濟增長的目的。從2007年金融危機后美聯儲推行四輪QE的政策取向來看，在美國實體經濟與金融系統的深層次問題沒有解決的前提下，依靠準備金率、利率、公開市場業務等常規工具對解決危機已沒有明顯效果。美聯儲在政策工具的選擇上不得不從傳統上倚重“常規”工具轉向了倚重“非常規”工具。（二）貨幣政策內容由“有限”轉向“無限”貨幣政策內容由“有限”向“無限”轉變，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貨幣政策中涉及的貨幣供給量從傳統的事先確定轉向事先并不明確確定；二是貨幣政策實施期限從傳統的有明確的實施期限轉向并不規定明確的退出時間。我們把這兩個方面的轉變簡單地歸納為“無上限、無期限”。我們具體來看看QE3就可明了這一轉向。2012年9月13日，美聯儲推出的第三輪資產購買計劃（QE3），決定每月購買400億美元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回避說明總購買規模和執行期限。同時，美聯儲還表示，如果就業市場前景還沒有顯著改善，美聯儲將考慮采取更多資產購買行動，未來的這些行動亦未明確其具體的政策內容與實施期限。無獨有偶，2012年9月6日，歐洲央行也啟動了無限量沖銷式購債計劃，在二級市場無限量購買成員國國債，政策內容同樣轉向了無限。表明歐洲央行已經追隨美國，選擇放開手來印鈔，“這是歐洲一個里程碑式的行動”。從本文第一部分對美聯儲半個多世紀以來貨幣政策的考察來看，我們發現自二戰后至2012年9月QE3之前美國歷次實施的貨幣政策中，還沒有哪一次貨幣政策的目標和內容跟QE3一樣如此模糊，既不明確具體要達到的政策目標，也不明確總供給量和政策退出時限。甚至在一項政策中還給出了未來將要實施的貨幣政策的空泛承諾。美聯儲貨幣政策在這兩個方面轉向“無限”后，給公眾預期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間，給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巨大的政策操作空間。這一轉向背后的潛臺詞是，政策什么時候達到目的就什么時候停止，提供多少貨幣數量奏效就創造多少貨幣，政策的實施幾乎不受相關金融紀律與法規約束。這使得貨幣當局為了實現政策目的，有可能孤注一擲，不用考慮本國其他方面的問題，更不用考慮給他國造成的沖擊。同時，模糊的政策意味著貨幣政策相對于財政等其他政策工具對經濟社會具有更大的影響力，其后果及效力更加不可預測。（三）貨幣政策職能由“支持經濟”轉向“服務財政”從1776年到2000年的兩百多年時間里，美國聯邦政府一共積累了1萬億美元的債務；布什政府2001年到2008年的8年時間內積累了1萬億美元的債務。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政府采取了減稅和擴大支出的雙重擴張政策，導致財政赤字規模急劇擴大。在奧巴馬政府的4年任期內每年的財政赤字都達到1萬億美元以上。從美國財政赤字的積累來看，2007年危機之前，美國的財政危機還不是特別嚴重，其對貨幣政策的綁架程度還比較輕微，因此，貨幣政策的出臺都是服務于傳統的宏觀經濟目標，主要解決失業、通脹和經濟增長問題。自2007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的財政狀況迅速惡化。據宋鴻兵（2009）的估計，目前美國內外債務總量已高達50余萬億美元，潛在社保與醫保虧空更高達107萬億美元。而2011年美國實際GDP僅有13萬億美元，聯邦、州及地方政府稅收總收入3.6萬億美元，美國的社保醫保體系在未來將演變成為一個巨大的“龐氏騙局”。美國政府2007年之前的財政赤字，主要是外國人（尤其是中國、日本和中東資源型國家）為美國政府融資。金融危機后，這些國家的順差大幅度下降，美國政府出現了巨大的融資缺口。當財政部缺錢時，不太獨立的美聯儲只能被迫購買公共債務，如果美聯儲停止量化寬松，美國政府便離“龐氏騙局”為期不遠了，量化寬松的全部邏輯就在于此（黃元山，2011）。2012年底到2013年初，美國的“財政懸崖”再次到來。未來數十年美國的財政收支前景更是相當悲觀的。因為二戰后“嬰兒潮”一代人的退休已于2011年正式啟動，其人數達7700萬，占美國勞動力總數的三分之一。政府的醫保和退休金計劃開支進入大幅上升期，美國政府的社保體系將出現日益嚴峻的支付問題。更要命的是，這些“嬰兒潮”們的退休帳戶在這次金融海嘯中已巨虧40%。由此產生的未撥備的隱性負債高達130萬億美元。這些潛在的債務在未來幾十年中會逐步演變成現實的債務（宋鴻兵，2009）。在美國目前的政治生態下，要解決美國債務危機，無論是開源還是節流，奧巴馬都面臨著“不可能完成的使命”。而通過借助量化寬松，來獲取巨額鑄幣稅收入，為財政赤字融資，并釋稀龐大債務，則是一種隱蔽而且較少阻力同時又經濟快捷的一種方式。因此，美聯儲量化寬松貨幣政策，與其說由美國的經濟狀態所決定，不如說由其財政狀態所決定。美國在找到靠經濟增長來做大蛋糕以沖銷龐大債務之前，恐怕也沒有其他什么可以選擇的，量化寬松幾乎是唯一選項。（四）貨幣政策操作領域由“金融市場”轉向“實體經濟”傳統上，中央銀行只在金融危機傳導鏈的末梢———金融市場流動性的角度進行救助，通過控制利率（主要是貼現率與聯邦基金利率）或者貨幣供應量（主要是通過公開市場買賣國債）來靈活調節金融市場流動性。我們可從半個多世紀以來美聯儲歷次貨幣政策的實踐看出這一點。例如，在1953—1954、1957—1958和1960—1961年三次經濟蕭退期間，聯儲采用降低貼現率、購進公債等擴張性貨幣政策；在1955—1957年的經濟高漲中采用的是提高貼現率賣出國債的緊縮性貨幣政策；1968年約翰遜政府時期采用降低貼現率和買進國庫券等擴張性貨幣政策來治理衰退；1969年尼克松執政后采取提高貼現率等緊縮性貨幣政策來應對通貨膨脹；里根1981年執政后，面對“滯脹”局面,實施穩定的貨幣供應量增長率政策；1993年克林頓政府時期，不再將貨幣供應量而改用真實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2001-2008年小布什時期，通過頻繁微調聯邦基金利率來控制金融市場流動性（秦嗣毅，2003）。金融危機之后，美聯儲行使職能的領域發生了根本轉變，從原來的控制金融市場流動性轉向直接對實體經濟進行干預。美聯儲認為，危機之前金融機構在美聯儲的準備金本就過少，何況銀行管道中的金融腫瘤———流動性陷阱廣泛存在，央行調節貨幣價格（利率）的銀行渠道已經失效或者至少失去了控制。因此，美聯儲選擇定向資產購買計劃（QE）。如QE1中機構抵押貸款支持的證券1.25萬億美元，“兩房”發行或擔保的債券2000億美元；在QE3中，購買的全部為抵押貸款支持證券（MBS），每月購買400億美元。顯然QE的目的是直接刺激美國房地產市場，將高企的抵押貸款利率降下來，以消除經濟復蘇的障礙。此舉盡管不會馬上引燃經濟，但它有助于緩解房地產市場面臨的困境。這些政策動作鮮明地表明，美聯儲實施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是直接操控實體經濟，通過壓低長期利率，定向為房地產業融資，抬升房地產價格，刺激企業主要是房地產行業擴大資本支出，促進經濟增長，并借以增加就業，直接干預實體經濟。如此大規模的定向干預政策，已經完全脫離了傳統貨幣主義的政策范疇，走入了隱形財政政策的灰色地帶（慕白，2012）。（五）貨幣政策效果由“降低風險”轉向“放大風險”2008年美聯儲實施QE以來，不但救助商業銀行、投資銀行等金融機構，也救助抵押貸款公司、貨幣市場共同基金、重要的企業法人等非金融機構；不但救助“缺乏流動性但具有清償力”的機構，也救助“缺乏清償力”的機構，更有瀕臨破產或實質上已經破產的“系統重要機構”；不但購買國債，也大規模購買機構債券、機構支持的抵押貸款證券，甚至是汽車貸款、學生貸款、信用卡貸款、商業設備貸款等資產支持證券，幾乎所有的風險資產證券都有可能成為美聯儲貨幣投放的政策目標工具。美聯儲在這些政策方面發生轉變后，其政策效果不但不會化解金融領域面臨的危機，反而會在長期內放大金融體系的風險，把整個經濟帶入更大的危機之中。理由是：1、所有陷入困境的金融機構都有可能獲得美聯儲的救助，這會增強金融機構尤其是大型金融機構“大而不倒”的信條，助長市場主體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客觀上誘使金融機構從事高風險的金融活動，助長金融系統的風險生成。這樣便破壞了金融市場優勝劣汰的市場法則，損害長期的經濟增長效率和金融資源的有效配置。2、美聯儲的資產購買計劃只是對風險進行了“時空轉換”，即把金融機構的風險轉移到美聯儲頭上，把現在的風險轉移到未來，這種轉換并沒有從根本上消除危機，反而放大了未來的危機。美聯儲量化寬松不過是在玩一個“爛賬轉移”的把戲，它把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上的爛資產轉移到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上，最終美聯儲通過量化寬松、通貨膨脹、債務重組賴賬來把損失轉嫁到全世界人民的頭上，加劇全球經濟失衡與運行風險（宋鴻兵，2009）。3、美聯儲量化寬松具有非常壞的示范作用，它是一個“以鄰為壑”的極端自私的貨幣政策，它必然會引發不同經濟體的貨幣發行體系競相被濫用，因為其他經濟體如果不寬松自己的貨幣，其他經濟體將會遭受在出口、資產持有、債務清償、匯兌方面的巨大損失。一旦量化寬松被其他經濟體效仿，全球將會陷入不可逆轉的惡性通貨膨脹之中。

三、金融危機后美國貨幣政策轉向的背后邏輯

在危機爆發后，美國貨幣政策之所以發生了上述五個方面的轉向，固然有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存在的根本性缺陷，靠傳統貨幣工具難以奏效。但是，美國貨幣政策發生轉向更有其深層次的邏輯，邏輯起點是美元霸權體系的存在，這賦予美元享有超主權貨幣的特權；以此為后盾，美國政府才敢實施大規模赤字財政，形成龐大債務；然后，放手美聯儲突破傳統規則與金融紀律；突破規則約束的美聯儲實施大規模量化寬松，釋稀美國政府債務，向全球征收鑄幣稅，從世界各國聚斂財富，從而轉嫁危機損失。（一）美元霸權體系的存在在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上，美國依靠無與倫比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優勢，確立了“美元跟黃金掛鉤、其他國家貨幣跟美元掛鉤”的貨幣體制，開啟了美國依靠美元操控全球經濟、搜刮全球財富的時代。美元霸權體系的存在使美國獲得巨大的貨幣金融優勢與巨大利益，主要有：1、美元成為全球最主要的支付、結算、投資與儲備貨幣。根據IMF公布的數據，美元60%的發行量在全世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覆蓋了全球所有市場，美元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資產比例高達65%；目前全球所有債券中，以美元計價和交易的比例高達45%；在全球所有外匯交易總量中，以美元為對手貨幣的比例高達86%，全球有68個國家依然將貨幣與美元掛鉤或固定（向松祚，2012）。2、方便美國通過發行美元向全球征收鑄幣稅，實施債務貨幣化，釋稀自身龐大債務。憑借美元霸權和美債陷阱，美國可以非常方便地為自己的三大赤字（財政赤字、經常賬戶赤字和國際收支赤字）融資，可以毫無顧忌地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將債務貨幣化，向全球征收鑄幣稅，卻不用擔心國內通脹。據章玉貴（2011）估計，在1950至1960年代美國的鑄幣稅收入年均11億美元，1960至1970年代年均為91.5億美元，1970至1980年代年均為133億美元，1980至1990年代年均為142億美元。2008年以來，隨著美國遭遇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金融危機，美國以救市和復蘇經濟的名義實施了三輪大規模的量化寬松，QE1、QE2合計為2.3萬億美元，而正在實施的QE3與QE4每月合計購買850億，既沒有限期，亦沒有限量。保守估計2008年以來，美國鑄幣稅收入每年至少達6000億美元以上。如果算上美元貶值引起的美國政府債務沖銷與外債貶值，以及出口競爭力的增強，美國的收益更是高得驚人。在巨大利益的誘惑下，美國不但不會約束金融壟斷資本的貪婪本性而停止濫發美元，而且會頻頻借助更大的國際動蕩和戰爭危險（如利用科索沃戰爭打擊歐元，朝韓沖突、中日釣魚島沖突、南海危機打擊日元、韓元、人民幣及潛在的亞元）刺激投資者的避險情緒，化解美元危機，維護美元霸權地位。因此，在美元霸權體系下，QE3其實無所謂“推出”或者“不推出”，因為類似QE3的政策實際上一直被執行著。對未來量化寬松的退出，我們不要抱任何希望。（二）美國債務危機的持續惡化奧巴馬政府的4年任期內每年的財政赤字都達到1萬億美元以上，目前美國聯邦政府債務已經飆升至16萬億美元。在2010年底時，美國財政部前副部長阿特曼估計美國政府實際債務總量高達31萬億美元。當然，還有高得多的估算，譬如著名“債券大王”格羅斯估計美國實際和隱形債務總規模超過80萬億美元。因此，降低債務負擔和比例是美聯儲除了穩定金融系統和刺激經濟之外的重要職責之一。解決美國債務危機的手段不外乎兩種，一是開源，二是節流，在美國現有政治生態下，這兩種方式在目前均難以順利實現，理由是：對于開源，在美國目前的政治框架下，向老百姓增加稅收是一件異常困難的事情。美國普通百姓不會輕易給政府債務埋單，尤其是秉承“小政府、大社會”理念的共和黨人，目前在國會占據多數，一直極力反對政府通過征稅向社會大眾抽取財富。對于節流，在美國的政府開支中，軍費、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分別占了三個大頭。在美國不斷致力于維護全球霸權以及軍工復合體是美國最強大利益集團的背景下，指望美國大幅度減少軍費開支幾乎不可能；養老和醫療開支是的執政基石，大幅削減這兩項中的任何一項都會危及奧巴馬的執政地位。可以看出，無論是開源還是節流，奧巴馬都面臨著“不可能完成的使命”（李巍，2011）。不但使命無法完成，而且，通過QE發行貨幣所帶來的收益與美國積累的天量債務相比，仍然是小巫見大巫，未來數10年美國財政收支前景更是相當悲觀。因此，各種形式的量化寬松在未來會更加頻繁地出臺。只要美國債務依賴性體制不改變，靠債務貨幣化融資的現狀就難以改變。這也就注定了美聯儲在長期內會靠釋放貨幣、稀釋債務的方法來保證美國財政和債務的可持續性。（三）美聯儲對傳統規則的突破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聯儲徹底改變其貨幣政策，它拋棄了以往所有先例，破天荒接受不具有流動性的長期債務資產為抵押品，以便向銀行體系無限度提供貸款。傳統上，最后貸款人職能的發揮一般通過準備金率、貼現率、公開市場操作、對特定機構的緊急信貸等方式進行，此次危機中美聯儲創新地引進了許多救助方式，如拍賣資金、注資、收購問題銀行、降低貼現利率和貼現門檻、購買機構持有的次級債等方式。隨著金融危機不斷升級蔓延，美聯儲不斷創新流動性提供工具（如TAF、CPFF、TABSLF等），大規模購買低級別的機構債券、機構支持的抵押貸款證券，甚至是汽車貸款、學生貸款、信用卡貸款、商業設備貸款等資產支持證券，同時向具有全局影響的問題金融機構如AIG提供信貸便利，所有的風險資產證券都有可能成為美聯儲貨幣投放的政策目標工具。美聯儲“最后貸款人”職能的擴張及其以創新方式大舉供給資金，將會被市場主體所利用，從而助長金融系統嚴重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因為央行也難以保證其注入的廉價流動性不被用于高風險投資以獲取高回報。此外，美聯儲還對準備金賬戶支付利息，這一點在聯儲歷史上也是從未有過的。美聯儲職能邊界大幅擴展以及救助對象、救助方式與工具的改變，使它能以任何一個證券化的資產作為抵押來發行美元。美聯儲一旦突破先例與規則約束，成為了不依據任何約束而無節制發行美元的單一力量，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當“劣幣發行體系”被單一力量控制后，它一定會被濫用直至崩潰（潘亮，2010）。

和“卡通一代”用“一代”淘汰前一代一樣，“社會學轉型”首先是把自己塑造成領跑者。在比賽場上，跑在最后的運動員最聰明的競賽策略，是宣布掉頭轉向，這樣不費吹灰之力就把冠軍變成了最后一名。不過，我們先要問藝術有沒有方向，需不需要方向。如果原來就沒有方向，轉向從何談起？如果不需要方向，轉向有什么意義？就算需要轉向，新的方向是由來制定，還是由一群批評家來撮合？如果是在總結過去15年中國當代美術的基本走向，那么按照前衛藝術的逆反原則，結論就應當是告別社會學，而不是順應社會學！

在進行進一步討論之前，讓我們先把社會學與藝術創作、藝術批評和藝術理論的關系搞個明白。首先是藝術創作與社會學的關系：社會學能夠向藝術家提供對社會的理性認識，藝術創作則能夠向社會學家提供反映社會的圖像和代表社會趣味和審美價值觀的藝術方式。社會學對社會現象進行概念的描述與界定，藝術對社會現象進行圖像的描述與界定，即使是使用文字的概念藝術，也只是圖像的替代，甚至依然采取圖像的方式，不然便不再是藝術的方式，而成了文學或哲學的方式。

藝術批評與社會學的關系，是從社會學的角度分析與界定藝術作品，就像批評家戴上一塊濾色鏡，過濾掉所有非社會學因素，只考慮作品的社會學屬性，而非套用社會學或社會學概念(在英語文章或標題中，通常只使用socialmeaning、sociologically，以表示社會學角度)。比如從社會學角度看齊白石的蝦，蝦就只能是水族中的“小小老百姓”，看莫奈的《干草垛》，干草垛就只能是植物中的“平民大眾”，看文人畫的“四君子”，這四種植物便只能是“精神貴族”，而色彩、構圖、筆法等形式要素則被忽略不計。

藝術理論與社會學的關系是前者成為后者的一個分支，一個專門研究藝術與社會關系的分支，如藝術與社會之間的各種相互影響，藝術在不同社會形態與歷史時期的作用，藝術與人類社會的關系，等等。這是社會學的普遍性所要求的，也就是說，社會學必須解釋屬于其研究領域的一切社會現象及其內在關系，包括人與藝術的各種關系，否則其真理性便是不可靠的。需要說明的是，西方學科建設中通常把社會學與人類學放在一個系，因此，藝術社會學與藝術人類學是兩個相鄰學科。

從以上關系上看，即便中國當代藝術是有方向的，社會學轉型也不成立，因為1、藝術不能轉化為社會學。2、藝術批評的社會學角度只是藝術批評的方法或曰角度之一，與之并存和還有心理學方法、符號方法、結構主義、語言學方法、女性主義方法，等等，而這些方法經常是互相交叉的，不是互相排斥的。十五年來，這些方法都被用在中國當代藝術批評之中，如果說女性主義批評、符號學批評中有社會學的影子，那是因為它們之間的可交叉性，并不是什么轉向。3、藝術理論的社會學轉向只能是轉向藝術社會學及藝術人類學，但如果這樣的轉向是存在的，那么藝術理論的符號學轉向、女性主義轉向、語言學轉向等等便也是成立的，這么多的轉向而且是相互交叉的轉向，不是“暈頭轉向”才怪！

對于熟悉上述方法及其交叉關系的人來說，進一步的解釋是多余的。但我知道讀者中可能有我的大二學生，估計還有和他們一樣的對這些方法不甚清楚的讀者，因此舉例說明一下這些方法的交叉關系。以女性主義為例，德。波娃的名著《第二性》就是體現的社會學的階級劃分與階級關系。女性主義理論的主要概念之一菲勒斯中心論中的“菲勒斯”(男性生殖器)就是一個隱喻的男權符號，菲勒斯的派生物筆和炮，則分別是代表男人的文化征服與武力征服的隱喻符號，這又是符號學的東西；同時女性主義對男性和女性本質的界定又與弗洛伊德心理學相交叉。此外，菲勒斯中心和與之像對應的他者則具有《第二性》和與之對應的“第一性”相同的社會學視角。最后，作為他者的女性和作為中心的男性又與結構主義的“標注說”結緣，“標注的”(marked，相當于傳統哲學中所說的特殊的)和“不標注”(unmarked，相當于傳統哲學中所說的普遍的)，man(不標注的)可以代表人，具有包含、遮蔽、無視、貶低women(標注的)的意味。

國改革開放以來，中美貿易關系有了長足發展。然而縱觀過去20多年的中美貿易發展歷程，卻不是一帆風順，貿易摩擦時現其中。尤其在我國入世后，中美貿易摩擦發生的次數增多、頻率加快、范圍也在不斷擴大。目前，貿易摩擦已成為中美經貿關系健康發展的主要障礙之一。與此同時，中美貿易摩擦的表現形式也在不斷地發生變化。由最為常見的反傾銷措施發展到新近的反補貼潛在威脅，再到中美知識產權問題這一貿易摩擦的新焦點。

一、中美貿易摩擦轉向升級及其特點

(一)反補貼日益成為中美貿易摩擦新的潛在威脅1991年，美國對華首次提起反補貼調查。當時的美國電風扇廠商對原產于中國的搖頭扇和裝飾吊扇先提起了反傾銷申訴，其敗訴后又于同年對這兩類產品提出了反補貼訴訟。由于在1983年著名的喬治城鋼鐵案中就產生了美國的反補貼法不適用“非市場經濟國家”的判例，所以美電風扇生產廠商起訴的法律依據是中國不再是完全國家控制經濟，而屬于“混合經濟”國家。最終，美國商務部裁定美國反補貼法雖不適用“非市場經濟國家”，但可適用于非市場經濟國家中的市場經濟導向行業。但一個行業要成為市場行業需具備一定的條件，包括：被調查產品的定價和產量必須實際上不存在政府的介入；被調查產品的生產行業應以私有和集體所有制為特征；被調查產品的所有重要投入無論是原材料還是非原材料，以及所有計入商品總值的投入必須按市場決定的價格支付。美國商務部認為中國的電風扇工業并沒有符合這些條件。

由于美國至今仍未承認我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以及美國商務部對“市場導向行業”規定的標準非常嚴格，使得到目前為止尚沒有發生一起美國對我國征收反補貼稅的案例。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中美不會在反補貼問題上產生摩擦，事實上反補貼已經成為中美經貿關系發展中的潛在威脅。2005年7月27日，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了共和黨眾議員英格利希提出的《美國貿易權利執行法案》。其主要內容為：授權美國反補貼法適用來自非市場經濟體(如中國)的進口。而且在2004年加拿大已連續對我國發起了3起反補貼調查，這開創了我國對外貿易領域遭受新的貿易壁壘——反補貼的先河。加拿大對其他國家所起的示范效應不可忽視。2005年美國貿易談判代表辦公室在向國會提交的反補貼年度報告中，明確表示正在搜集我國的補貼政策和資料。經過一年多的爭議和籌劃，針對中國企業的反補貼調查，終于從美國國會議員的紙上法案變成現實。2006年11月20日，美國商務部公告，宣布對來自中國的平張涂布紙(CoatedFreeSheetPaper)發起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12月15日，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宣布，來自中國平張涂布紙對美國紙業造成實質損害。根據美國相關法律規定，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初裁判定“造成損害”后，美國商務部將正式啟動極具爭議的反補貼調查。

美國貿易法界以及美國審計署稱此舉與美國國內法沖突，美國商務部若啟動調查，將面臨訴訟。考慮到該案在政策和法律方面的復雜性，12月15日，美國商務部通知，就是否可以將美國反補貼法適用于中國征求公眾評議。通知稱，1991年的對華電風扇和螺母反補貼案均未啟動，是因為“那個時候沒有看到將反補貼法適用于被訴中國行業的合理基礎”，所以，現在啟動調查，也需要“重新審視其不將反補貼法適用于非市場經濟國家的長期政策……看是否現在可以將反補貼法適用于中國”。據法律專家分析，下一步還會有許多美國國內利益集團加入公眾評議，比如鋼鐵行業正致力于推動美國商務部對非市場經濟國家發起反補貼調查。

(二)知識產權問題是中美貿易摩擦的關注焦點從1989年到1996年，中美共進行了四次知識產權談判，存在的一些問題得到了解決。進入2l世紀后，隨著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及中國產品在世界市場上的崛起，知識產權再次成為中美貿易摩擦的焦點。

對于一個經濟相當落后、處于第一階段的農業國來說，自由貿易不能保證這個國家在工業化道路上起步發展。因此，在這一階段，至少就貿易戰略來說，需要實施有一定保護的進口替代政策，利用進口關稅、配額等手段把進口品暫時擋在外面，或者至少使它們的價格不低于本國產品，使本國的工業能夠發展起來。當勞動密集型產業基本建立起來并能滿足國內需求時，潛在的比較優勢也就變為現實的比較優勢。這時，貿易政策就應朝出口導向方面轉變，以鼓勵這些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出口。這就是第二階段的貿易政策。在此階段之所以要實行出口導向戰略、鼓勵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是因為對于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還必須予以一定的保護。也就是說，在這一階段，仍然還有進口替代活動，只是進口替代的產業更高級而已。而總的貿易政策取向是出口導向，是因為如果僅僅有保護性的進口替代，進口減少的同時也會使出口減少。當一個國家發展到相當先進的水平，世界上已有的產業都基本建立起來之后，它就進入了第三個階段，即技術上完全自主創新的階段，因為此時可供模仿的技術已基本沒有。這時的貿易政策應當轉向基本自由貿易。

中國的發展階段

判斷經濟發展階段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總要素生產率(TFP)。中國在1978年以前的TFP增長是負值，1978年以后明顯為正值（見表1）。據此可以簡單地判斷，1978年以前中國還處于經濟發展的第一階段。就中國而言，雖然實際的TFP增長顯示1978年以前是中國以大規模資本積累為主的發展階段，但是這并不能說明，中國的第一階段要到1978年才完成。表1中Maddison的估計是平均增長2.23%，表2則給出不同學者的估計，所估計的TFP增長大體上在3%到4%左右（見表2）。但是Young(2000)卻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率和TFP增長率被夸大了。根據他的計算，1978年到1998年中國的TFP增長只有1.4%。然而，即使接受Young的結論，至少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TFP增長亦是正值。如果說1978年以前TFP是負增長的，那么從負增長轉變為正增長確實可以說是發生了階段性的變化。

表1中國與韓國的基本增長情況（1952年－1995年）

（年均復合增長率，%）

附圖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生態文明的倫理內涵和特征；生態文明的理論資源；生態文明的發展路徑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中國黨和政府率先將生態文明上升到戰略目標高度加以建設、生態文明的倫理內涵、生態文明的含義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生態文明的倫理內涵是極其豐富的、生態文明意味著人與自然間倫理關系的確立、生態文明意味著人們對待自然的態度由征服走向尊重、生態文明的倫理特征、社會倫理關系結構的雙重性、人類生態道德律令的普遍化和自覺化、中國傳統的生態智慧、當代西方的生態哲學思想、馬克思主義生態觀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生態政策、喚醒民眾的生態意識、構建生態文明的倫理體系、制定合乎生態文明的道德規范及相應的評價標準等，具體請詳見。

摘要：隨著全球生態危機的出現，我國的生態環境也遭到了災難般的破壞。片面強調GDP增長，消耗大量資源、大量排污的‘惡’的發展模式，使經濟與環境、生態處于不可調和的矛盾狀態。我國先后提出了“環境保護”的基本國策、“可持續發展戰略”、“科學發展觀”，在此前提下，十七大明確將建設生態文明作為社會發展目標，表明了我國改變人與自然矛盾關系的決心。

在全球生態危機日益嚴峻的時代，中國黨和政府率先將生態文明上升到戰略目標高度加以建設。文明的生態轉向無疑需要新的倫理支持，而環境倫理學將為生態文明時代的新倫理構建提供新的理論視野。盡管生態文明業已成為最熱門的話語而凸現于我國學界，但是對于生態文明的內涵、特征、理論資源，以及建設路徑，尚待做更為深入的思考。因此，本文將從環境倫理視野對生態文明作一探討，以促進我國生態文明觀念的全面確立，推動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發展。

一、生態文明的倫理內涵和特征

（一）生態文明的倫理內涵

生態文明的含義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從廣義上講，生態文明是一種更高一級的文明形態，即工業文明之后的人類文明形態，是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全方位的生態化構建。它以人與自然協調發展作為核心的行為準則，建立健康有序的生態機制，實現經濟、社會、自然環境的可持續發展。這種文明形態表現在物質、精神、政治等各個領域，體現人類取得的物質、精神、制度成果的總和。從根本意義上說，生態文明是對工業文明的替代和超越。從狹義上講，生態文明是指文明的一個方面，即人類在處理與自然的關系時所達到的文明程度，它是相對于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而言的。可見，不管是廣義的生態文明還是狹義的生態文明，兩者都把生態與文明有機結合起來，前者稱之為文明的生態化，后者理解為生態的文明化。在環境倫理學看來，生態文明始終是以構建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作為核心的。因此，生態文明的倫理指向，就是要構建“人類對自然環境的倫理責任”[1]，以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協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