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性范文10篇

摘要：積極進行電力企業資本性預算管理有助于企業實現資產的增值與保值，提高整體戰略水平。本文從當前電力企業資本性預算管理存在的困境入手，深入分析，并結合實際提出有效的創新策略，以供參考。

關鍵詞：電力企業;資本性預算;預算管理;困

一、電力企業資本性預算管理存在的困境

(一)當前的資本性預算審批流程不完善。現階段，電力企業在開展資本性預算過程中，其審批流程較為復雜，靈活性不足，各部門之間的銜接不夠合理，例如其他部門認為資本性預算僅僅是財務部門的任務，與自身部門關聯不大，直接影響預算工作的開展。(二)資本性預算的管理水平較低。電力企業對資本性預算重視力度不足，導致其資本性預算管理工作效果不佳，未能明確資本性預算對企業發展產生的積極意義，尤其是在當前的背景下，我國國企供給側改革不斷深化，資本性預算管理水平直接限制企業的發展。(三)資本性預算管理制度不完善。管理制度是保證資本性預算管理工作有效開展的基礎，但現階段存在明顯的制度不完善情況，如缺乏合理監督機制，企業監督力度不足，部分流程環節經常出現問題，影響管理質量效果。

二、電力企業資本性預算管理的優化策略

(一)建立完善的資本性預算審批流程。對于電力企業來說，在發展過程中，應積極對資本性預算審批流程進行完善，根據實際情況建立完整的預算編制，例如電力企業可以建立專項的資本性預算部門，從多方面進行完善，加強崗位配置與專業處室之間的合作，共同完成資本性預算工作，提升其管理精度，滿足當前的需求。與此同時，加強財務部門與其他部門之間的交流溝通，根據實際情況對資本性預算進行調整與修改，優化整體效果，促使資本性預算工作人員進行精確的評估，開展可行性論證，明確資本性預算與企業發展之間存在的關聯性，合理進行深化，開展編制預算工作，經過審核后進行統一，優化審批流程，降低其工作難度，提升工作效率質量。(二)合理提升資本性預算管理水平。電力企業應加強對資本性預算的重視力度，例如企業管理者應合理支持工作的開展，積極引導員工參與工作，為工作的開展奠定良好的基礎。靈活利用企業的信息化平臺進行宣傳，將資本性預算意識進行落實，促使全體員工明確其工作的重要性，與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員工的收入等直接相關聯，進而發揮出員工的優勢，降低員工與管理者之間出現信息不對稱情況，從而避免其產生負面影響，保證資本性預算具有良好的可操作性與科學性，提升工作質量。例如，電力企業可以成立良好的工作小組，專門負責招投標問題，并合理對項目成本進行控制，規范工作流程與責任，降低經濟風險，促使電力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滿足發展戰略要求。(三)優化管理制度創新管理思想。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充分發揮出制度的優勢進行管理，如建立專項負責制度，通過專項負責人促業務部門與財務部門進行相關聯，積極進行溝通交流，實現工作責任的落實，積極進行完善，保證整體流程完善，如從項目的建議、可行性評估、驗收、支付等流程，促使財務部門進行全程的跟蹤，對預算數據與實時數據進行對比分析，保證項目有效的開展。建立合理的考核制度與獎勵制度，積極進行考核與獎勵，有助于工作人員提升工作積極性，健全資本性預算內容，將相關的工作指標進行分解，從整體上進行資本性預算落實，建立經營效益與職工工資相掛鉤制度，積極實行績效考核，從根本上提升其經濟效益。

雖然在文化與社會意識領域中，仍然有人堅持“道德與市場經濟是不相融的”的觀點，但隨著經濟活動及市場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的日益中心化、隨著現當代經濟行為所產生的文化的與生態的副作用以級數的形式增加，對市場經濟中的道德因素的作用愈益有所體認的人們是越來越多了。王小錫先生就是其中之一，王先生長期從事經濟倫理學研究，且成果不菲。在深入考察市場經濟中的道德因素的地位與作用后，王先生認為，道德是“動力”生產力，而且，他還認為，從現當代經濟發展運行的角度來分析，道德本身也是一種資本。很顯然，此論凸顯了經濟運作中道德因素的地位與作用，但學術界對此論卻沒有達成一致意見；贊同者與反對者各執一端，意見難以統一。在經濟運行中，尤其是在現當代的經濟運行中，道德是否可以理解為一種資本，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課題。

綜合分析道德因素本身的性質與特征及其在經濟運行中的相關方面，我們認為，在現當代的經濟運行中，道德因素確實對規范、促進經濟發展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現當代的經濟運行環境中，道德因素本身在某種意義上也具有促成資本增殖(proliferation)的作用。但是，我們認為，這只是說明道德在特定的環境中——經濟運行的環境中具有了資本的某些特點，而道德本身在這個過程中并沒有實現資本式的增殖，也就是說它還不是“生了錢的錢”，故我們認為，道德不是一種資本，把經濟運行中的道德因素看成是一種資本的觀點是有待商榷的。

1道德在何種意義上具有資本性特點

在經濟倫理學的研究中，學者與投資者已達成了這樣一種共識：在一定的條件下，道德因素一旦滲透進入資本運行過程中，資本在周轉中所實現的價值增殖比道德缺席(absenceofmorality)的情況下所實現的增殖要大得多，并且這種增殖的可持續性也同樣要大得多。這種情況，一直以來都是人們的期望，現在，它正日益成為一個普遍的現實。但是，在這個過程中，道德本身并沒有實現價值的增殖，而資本之所以被稱為資本恰恰就在于它能使自身增殖，故我們說，道德只是具有了資本的某些特點，我們把道德這一特點稱之為“道德的資本性特點”。

要說明這一點，首先得考察一下什么是資本。我國著名經濟學家汪丁丁撰文指出：“什么是資本？撇開馬克思式的思辯，資本首先或在膚淺層次上，不是什么‘社會關系’。資本是一定時期內，被認為可以給投資者帶來超過初始投資的收益的‘東西’”[1]。在這里，汪先生把資本的最普遍、最一般的特點界定為“增殖”而非“社會關系”。而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中，資本的本質被界定為資本家用于剝削雇傭工人而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它體現著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剝削與被剝削的生產關系。這一點我們當然應予充分肯定，“但這并不等于說，階級關系、剝削關系就是資本概念中唯一的含義，也不是說，資本要領中的每一點具體規定都是和階級關系、剝削關系連在一起的。”[2]如果那樣的話，我們就無法解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關于資本運轉的許多問題了。

在經濟運行中，道德因素果真能創造出資本的超額剩余價值么？其實，很多學者都已經論證了這一點：其一，美國著名學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舒爾茨(T.W.Schultz)等人曾經用計算機計算了經濟運行中各種“有形”要素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量，結果發現各種有形要素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所占比重并不大，在這一計算中，有很多剩余價值找不到“主”。那么，這些剩余價值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者說這些剩余價值又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根據新制度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諾思(D.North)等人的研究，這些剩余價值不是由技術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而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制度”是規范人的行為或人與人的關系的規則體系，這一規則系統包括正式規則、非正式規則及相關的實施機制等等。其中非正式規則的核心內容就是倫理觀念和道德規范。這就不難看出，在找不到“主”的那部分剩余價值中，有一部分是來自于倫理道德因素作用；其二，青年學者張其仔在《社會資本論——社會資本與經濟增長》一書中也對這一問題作了相關論述。他把區別于資本而又對經濟增長有貢獻的因素稱為“社會資本”，在他看來，這些因素中理所當然地包括管理、倫理道德等。他認為在市場經濟中，應當重視這些資本性因素，并合理地運用以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可見，在這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倫理道德因素也被認為是可以創造剩余價值的，道德的因素也因此被賦予了資本的特點——增殖的特點。當然，道德具有資本的增殖性特點的證明不僅限于此。一般的看法是，近現代以來的“經濟人”的假設直接導致了全球發展的片面化——經濟中心化，即只考慮經濟效益問題，而拒絕有礙經濟的各種可能。但實際情況卻是經濟與倫理、人與人及人與生態之間的緊張關系使人們不堪重負，經濟發展過程中暴露出來的種種倫理道德問題讓已走出或正在走出窮困的人們不得不在經濟發展中進行倫理的思考。這種倫理的思考或道德的投資有益于緩解經濟與倫理、人與人及人與生態之間的緊張關系，從而創造一個和諧的有序的經濟運行環境，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資本運作的效率將大大提高，高額的交易成本也將回落。這種論證雖然不能算是實證的論證，但人們對其結果卻持普遍的樂觀態度。

雖然在文化與社會意識領域中，仍然有人堅持“道德與市場經濟是不相融的”的觀點，但隨著經濟活動及市場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的日益中心化、隨著現當代經濟行為所產生的文化的與生態的副作用以級數的形式增加，對市場經濟中的道德因素的作用愈益有所體認的人們是越來越多了。王小錫先生就是其中之一，王先生長期從事經濟倫理學研究，且成果不菲。在深入考察市場經濟中的道德因素的地位與作用后，王先生認為，道德是“動力”生產力，而且，他還認為，從現當代經濟發展運行的角度來分析，道德本身也是一種資本。很顯然，此論凸顯了經濟運作中道德因素的地位與作用，但學術界對此論卻沒有達成一致意見；贊同者與反對者各執一端，意見難以統一。在經濟運行中，尤其是在現當代的經濟運行中，道德是否可以理解為一種資本，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課題。

綜合分析道德因素本身的性質與特征及其在經濟運行中的相關方面，我們認為，在現當代的經濟運行中，道德因素確實對規范、促進經濟發展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現當代的經濟運行環境中，道德因素本身在某種意義上也具有促成資本增殖(proliferation)的作用。但是，我們認為，這只是說明道德在特定的環境中——經濟運行的環境中具有了資本的某些特點，而道德本身在這個過程中并沒有實現資本式的增殖，也就是說它還不是“生了錢的錢”，故我們認為，道德不是一種資本，把經濟運行中的道德因素看成是一種資本的觀點是有待商榷的。

1道德在何種意義上具有資本性特點

在經濟倫理學的研究中，學者與投資者已達成了這樣一種共識：在一定的條件下，道德因素一旦滲透進入資本運行過程中，資本在周轉中所實現的價值增殖比道德缺席(absenceofmorality)的情況下所實現的增殖要大得多，并且這種增殖的可持續性也同樣要大得多。這種情況，一直以來都是人們的期望，現在，它正日益成為一個普遍的現實。但是，在這個過程中，道德本身并沒有實現價值的增殖，而資本之所以被稱為資本恰恰就在于它能使自身增殖，故我們說，道德只是具有了資本的某些特點，我們把道德這一特點稱之為“道德的資本性特點”。

要說明這一點，首先得考察一下什么是資本。我國著名經濟學家汪丁丁撰文指出：“什么是資本？撇開馬克思式的思辯，資本首先或在膚淺層次上，不是什么‘社會關系’。資本是一定時期內，被認為可以給投資者帶來超過初始投資的收益的‘東西’”[1]。在這里，汪先生把資本的最普遍、最一般的特點界定為“增殖”而非“社會關系”。而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中，資本的本質被界定為資本家用于剝削雇傭工人而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它體現著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剝削與被剝削的生產關系。這一點我們當然應予充分肯定，“但這并不等于說，階級關系、剝削關系就是資本概念中唯一的含義，也不是說，資本要領中的每一點具體規定都是和階級關系、剝削關系連在一起的。”[2]如果那樣的話，我們就無法解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關于資本運轉的許多問題了。

在經濟運行中，道德因素果真能創造出資本的超額剩余價值么？其實，很多學者都已經論證了這一點：其一，美國著名學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舒爾茨(T.W.Schultz)等人曾經用計算機計算了經濟運行中各種“有形”要素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量，結果發現各種有形要素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所占比重并不大，在這一計算中，有很多剩余價值找不到“主”。那么，這些剩余價值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者說這些剩余價值又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根據新制度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諾思(D.North)等人的研究，這些剩余價值不是由技術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而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制度”是規范人的行為或人與人的關系的規則體系，這一規則系統包括正式規則、非正式規則及相關的實施機制等等。其中非正式規則的核心內容就是倫理觀念和道德規范。這就不難看出，在找不到“主”的那部分剩余價值中，有一部分是來自于倫理道德因素作用；其二，青年學者張其仔在《社會資本論——社會資本與經濟增長》一書中也對這一問題作了相關論述。他把區別于資本而又對經濟增長有貢獻的因素稱為“社會資本”，在他看來，這些因素中理所當然地包括管理、倫理道德等。他認為在市場經濟中，應當重視這些資本性因素，并合理地運用以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可見，在這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倫理道德因素也被認為是可以創造剩余價值的，道德的因素也因此被賦予了資本的特點——增殖的特點。當然，道德具有資本的增殖性特點的證明不僅限于此。一般的看法是，近現代以來的“經濟人”的假設直接導致了全球發展的片面化——經濟中心化，即只考慮經濟效益問題，而拒絕有礙經濟的各種可能。但實際情況卻是經濟與倫理、人與人及人與生態之間的緊張關系使人們不堪重負，經濟發展過程中暴露出來的種種倫理道德問題讓已走出或正在走出窮困的人們不得不在經濟發展中進行倫理的思考。這種倫理的思考或道德的投資有益于緩解經濟與倫理、人與人及人與生態之間的緊張關系，從而創造一個和諧的有序的經濟運行環境，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資本運作的效率將大大提高，高額的交易成本也將回落。這種論證雖然不能算是實證的論證，但人們對其結果卻持普遍的樂觀態度。

雖然在文化與社會意識領域中，仍然有人堅持“道德與市場經濟是不相融的”的觀點，但隨著經濟活動及市場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的日益中心化、隨著現當代經濟行為所產生的文化的與生態的副作用以級數的形式增加，對市場經濟中的道德因素的作用愈益有所體認的人們是越來越多了。王小錫先生就是其中之一，王先生長期從事經濟倫理學研究，且成果不菲。在深入考察市場經濟中的道德因素的地位與作用后，王先生認為，道德是“動力”生產力，而且，他還認為，從現當代經濟發展運行的角度來分析，道德本身也是一種資本。很顯然，此論凸顯了經濟運作中道德因素的地位與作用，但學術界對此論卻沒有達成一致意見；贊同者與反對者各執一端，意見難以統一。在經濟運行中，尤其是在現當代的經濟運行中，道德是否可以理解為一種資本，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課題。

綜合分析道德因素本身的性質與特征及其在經濟運行中的相關方面，我們認為，在現當代的經濟運行中，道德因素確實對規范、促進經濟發展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現當代的經濟運行環境中，道德因素本身在某種意義上也具有促成資本增殖(proliferation)的作用。但是，我們認為，這只是說明道德在特定的環境中——經濟運行的環境中具有了資本的某些特點，而道德本身在這個過程中并沒有實現資本式的增殖，也就是說它還不是“生了錢的錢”，故我們認為，道德不是一種資本，把經濟運行中的道德因素看成是一種資本的觀點是有待商榷的。

1道德在何種意義上具有資本性特點

在經濟倫理學的研究中，學者與投資者已達成了這樣一種共識：在一定的條件下，道德因素一旦滲透進入資本運行過程中，資本在周轉中所實現的價值增殖比道德缺席(absenceofmorality)的情況下所實現的增殖要大得多，并且這種增殖的可持續性也同樣要大得多。這種情況，一直以來都是人們的期望，現在，它正日益成為一個普遍的現實。但是，在這個過程中，道德本身并沒有實現價值的增殖，而資本之所以被稱為資本恰恰就在于它能使自身增殖，故我們說，道德只是具有了資本的某些特點，我們把道德這一特點稱之為“道德的資本性特點”。

要說明這一點，首先得考察一下什么是資本。我國著名經濟學家汪丁丁撰文指出：“什么是資本？撇開馬克思式的思辯，資本首先或在膚淺層次上，不是什么‘社會關系’。資本是一定時期內，被認為可以給投資者帶來超過初始投資的收益的‘東西’”[1]。在這里，汪先生把資本的最普遍、最一般的特點界定為“增殖”而非“社會關系”。而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中，資本的本質被界定為資本家用于剝削雇傭工人而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它體現著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剝削與被剝削的生產關系。這一點我們當然應予充分肯定，“但這并不等于說，階級關系、剝削關系就是資本概念中唯一的含義，也不是說，資本要領中的每一點具體規定都是和階級關系、剝削關系連在一起的。”[2]如果那樣的話，我們就無法解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關于資本運轉的許多問題了。

在經濟運行中，道德因素果真能創造出資本的超額剩余價值么？其實，很多學者都已經論證了這一點：其一，美國著名學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舒爾茨(T.W.Schultz)等人曾經用計算機計算了經濟運行中各種“有形”要素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量，結果發現各種有形要素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所占比重并不大，在這一計算中，有很多剩余價值找不到“主”。那么，這些剩余價值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者說這些剩余價值又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根據新制度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諾思(D.North)等人的研究，這些剩余價值不是由技術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而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制度”是規范人的行為或人與人的關系的規則體系，這一規則系統包括正式規則、非正式規則及相關的實施機制等等。其中非正式規則的核心內容就是倫理觀念和道德規范。這就不難看出，在找不到“主”的那部分剩余價值中，有一部分是來自于倫理道德因素作用；其二，青年學者張其仔在《社會資本論——社會資本與經濟增長》一書中也對這一問題作了相關論述。他把區別于資本而又對經濟增長有貢獻的因素稱為“社會資本”，在他看來，這些因素中理所當然地包括管理、倫理道德等。他認為在市場經濟中，應當重視這些資本性因素，并合理地運用以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可見，在這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倫理道德因素也被認為是可以創造剩余價值的，道德的因素也因此被賦予了資本的特點——增殖的特點。當然，道德具有資本的增殖性特點的證明不僅限于此。一般的看法是，近現代以來的“經濟人”的假設直接導致了全球發展的片面化——經濟中心化，即只考慮經濟效益問題，而拒絕有礙經濟的各種可能。但實際情況卻是經濟與倫理、人與人及人與生態之間的緊張關系使人們不堪重

雖然在文化與社會意識領域中，仍然有人堅持“道德與市場經濟是不相融的”的觀點，但隨著經濟活動及市場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的日益中心化、隨著現當代經濟行為所產生的文化的與生態的副作用以級數的形式增加，對市場經濟中的道德因素的作用愈益有所體認的人們是越來越多了。王小錫先生就是其中之一，王先生長期從事經濟倫理學研究，且成果不菲。在深入考察市場經濟中的道德因素的地位與作用后，王先生認為，道德是“動力”生產力，而且，他還認為，從現當代經濟發展運行的角度來分析，道德本身也是一種資本。很顯然，此論凸顯了經濟運作中道德因素的地位與作用，但學術界對此論卻沒有達成一致意見；贊同者與反對者各執一端，意見難以統一。在經濟運行中，尤其是在現當代的經濟運行中，道德是否可以理解為一種資本，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課題。

綜合分析道德因素本身的性質與特征及其在經濟運行中的相關方面，我們認為，在現當代的經濟運行中，道德因素確實對規范、促進經濟發展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現當代的經濟運行環境中，道德因素本身在某種意義上也具有促成資本增殖(proliferation)的作用。但是，我們認為，這只是說明道德在特定的環境中——經濟運行的環境中具有了資本的某些特點，而道德本身在這個過程中并沒有實現資本式的增殖，也就是說它還不是“生了錢的錢”，故我們認為，道德不是一種資本，把經濟運行中的道德因素看成是一種資本的觀點是有待商榷的。

1道德在何種意義上具有資本性特點

在經濟倫理學的研究中，學者與投資者已達成了這樣一種共識：在一定的條件下，道德因素一旦滲透進入資本運行過程中，資本在周轉中所實現的價值增殖比道德缺席(absenceofmorality)的情況下所實現的增殖要大得多，并且這種增殖的可持續性也同樣要大得多。這種情況，一直以來都是人們的期望，現在，它正日益成為一個普遍的現實。但是，在這個過程中，道德本身并沒有實現價值的增殖，而資本之所以被稱為資本恰恰就在于它能使自身增殖，故我們說，道德只是具有了資本的某些特點，我們把道德這一特點稱之為“道德的資本性特點”。

要說明這一點，首先得考察一下什么是資本。我國著名經濟學家汪丁丁撰文指出：“什么是資本？撇開馬克思式的思辯，資本首先或在膚淺層次上，不是什么‘社會關系’。資本是一定時期內，被認為可以給投資者帶來超過初始投資的收益的‘東西’”[1]。在這里，汪先生把資本的最普遍、最一般的特點界定為“增殖”而非“社會關系”。而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中，資本的本質被界定為資本家用于剝削雇傭工人而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它體現著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剝削與被剝削的生產關系。這一點我們當然應予充分肯定，“但這并不等于說，階級關系、剝削關系就是資本概念中唯一的含義，也不是說，資本要領中的每一點具體規定都是和階級關系、剝削關系連在一起的。”[2]如果那樣的話，我們就無法解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關于資本運轉的許多問題了。

在經濟運行中，道德因素果真能創造出資本的超額剩余價值么？其實，很多學者都已經論證了這一點：其一，美國著名學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舒爾茨(T.W.Schultz)等人曾經用計算機計算了經濟運行中各種“有形”要素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量，結果發現各種有形要素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所占比重并不大，在這一計算中，有很多剩余價值找不到“主”。那么，這些剩余價值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者說這些剩余價值又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根據新制度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諾思(D.North)等人的研究，這些剩余價值不是由技術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而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制度”是規范人的行為或人與人的關系的規則體系，這一規則系統包括正式規則、非正式規則及相關的實施機制等等。其中非正式規則的核心內容就是倫理觀念和道德規范。這就不難看出，在找不到“主”的那部分剩余價值中，有一部分是來自于倫理道德因素作用；其二，青年學者張其仔在《社會資本論——社會資本與經濟增長》一書中也對這一問題作了相關論述。他把區別于資本而又對經濟增長有貢獻的因素稱為“社會資本”，在他看來，這些因素中理所當然地包括管理、倫理道德等。他認為在市場經濟中，應當重視這些資本性因素，并合理地運用以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可見，在這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倫理道德因素也被認為是可以創造剩余價值的，道德的因素也因此被賦予了資本的特點——增殖的特點。當然，道德具有資本的增殖性特點的證明不僅限于此。一般的看法是，近現代以來的“經濟人”的假設直接導致了全球發展的片面化——經濟中心化，即只考慮經濟效益問題，而拒絕有礙經濟的各種可能。但實際情況卻是經濟與倫理、人與人及人與生態之間的緊張關系使人們不堪重負，經濟發展過程中暴露出來的種種倫理道德問題讓已走出或正在走出窮困的人們不得不在經濟發展中進行倫理的思考。這種倫理的思考或道德的投資有益于緩解經濟與倫理、人與人及人與生態之間的緊張關系，從而創造一個和諧的有序的經濟運行環境，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資本運作的效率將大大提高，高額的交易成本也將回落。這種論證雖然不能算是實證的論證，但人們對其結果卻持普遍的樂觀態度。

雖然在文化與社會意識領域中，仍然有人堅持“道德與市場經濟是不相融的”的觀點，但隨著經濟活動及市場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的日益中心化、隨著現當代經濟行為所產生的文化的與生態的副作用以級數的形式增加，對市場經濟中的道德因素的作用愈益有所體認的人們是越來越多了。王小錫先生就是其中之一，王先生長期從事經濟倫理學研究，且成果不菲。在深入考察市場經濟中的道德因素的地位與作用后，王先生認為，道德是“動力”生產力，而且，他還認為，從現當代經濟發展運行的角度來分析，道德本身也是一種資本。很顯然，此論凸顯了經濟運作中道德因素的地位與作用，但學術界對此論卻沒有達成一致意見；贊同者與反對者各執一端，意見難以統一。在經濟運行中，尤其是在現當代的經濟運行中，道德是否可以理解為一種資本，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課題。

綜合分析道德因素本身的性質與特征及其在經濟運行中的相關方面，我們認為，在現當代的經濟運行中，道德因素確實對規范、促進經濟發展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現當代的經濟運行環境中，道德因素本身在某種意義上也具有促成資本增殖(proliferation)的作用。但是，我們認為，這只是說明道德在特定的環境中——經濟運行的環境中具有了資本的某些特點，而道德本身在這個過程中并沒有實現資本式的增殖，也就是說它還不是“生了錢的錢”，故我們認為，道德不是一種資本，把經濟運行中的道德因素看成是一種資本的觀點是有待商榷的。

1道德在何種意義上具有資本性特點

在經濟倫理學的研究中，學者與投資者已達成了這樣一種共識：在一定的條件下，道德因素一旦滲透進入資本運行過程中，資本在周轉中所實現的價值增殖比道德缺席(absenceofmorality)的情況下所實現的增殖要大得多，并且這種增殖的可持續性也同樣要大得多。這種情況，一直以來都是人們的期望，現在，它正日益成為一個普遍的現實。但是，在這個過程中，道德本身并沒有實現價值的增殖，而資本之所以被稱為資本恰恰就在于它能使自身增殖，故我們說，道德只是具有了資本的某些特點，我們把道德這一特點稱之為“道德的資本性特點”。

要說明這一點，首先得考察一下什么是資本。我國著名經濟學家汪丁丁撰文指出：“什么是資本？撇開馬克思式的思辯，資本首先或在膚淺層次上，不是什么‘社會關系’。資本是一定時期內，被認為可以給投資者帶來超過初始投資的收益的‘東西’”[1]。在這里，汪先生把資本的最普遍、最一般的特點界定為“增殖”而非“社會關系”。而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中，資本的本質被界定為資本家用于剝削雇傭工人而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它體現著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剝削與被剝削的生產關系。這一點我們當然應予充分肯定，“但這并不等于說，階級關系、剝削關系就是資本概念中唯一的含義，也不是說，資本要領中的每一點具體規定都是和階級關系、剝削關系連在一起的。”[2]如果那樣的話，我們就無法解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關于資本運轉的許多問題了。

在經濟運行中，道德因素果真能創造出資本的超額剩余價值么？其實，很多學者都已經論證了這一點：其一，美國著名學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舒爾茨(T.W.Schultz)等人曾經用計算機計算了經濟運行中各種“有形”要素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量，結果發現各種有形要素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所占比重并不大，在這一計算中，有很多剩余價值找不到“主”。那么，這些剩余價值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者說這些剩余價值又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根據新制度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諾思(D.North)等人的研究，這些剩余價值不是由技術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而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制度”是規范人的行為或人與人的關系的規則體系，這一規則系統包括正式規則、非正式規則及相關的實施機制等等。其中非正式規則的核心內容就是倫理觀念和道德規范。這就不難看出，在找不到“主”的那部分剩余價值中，有一部分是來自于倫理道德因素作用；其二，青年學者張其仔在《社會資本論——社會資本與經濟增長》一書中也對這一問題作了相關論述。他把區別于資本而又對經濟增長有貢獻的因素稱為“社會資本”，在他看來，這些因素中理所當然地包括管理、倫理道德等。他認為在市場經濟中，應當重視這些資本性因素，并合理地運用以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可見，在這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倫理道德因素也被認為是可以創造剩余價值的，道德的因素也因此被賦予了資本的特點——增殖的特點。當然，道德具有資本的增殖性特點的證明不僅限于此。一般的看法是，近現代以來的“經濟人”的假設直接導致了全球發展的片面化——經濟中心化，即只考慮經濟效益問題，而拒絕有礙經濟的各種可能。但實際情況卻是經濟與倫理、人與人及人與生態之間的緊張關系使人們不堪重負，經濟發展過程中暴露出來的種種倫理道德問題讓已走出或正在走出窮困的人們不得不在經濟發展中進行倫理的思考。這種倫理的思考或道德的投資有益于緩解經濟與倫理、人與人及人與生態之間的緊張關系，從而創造一個和諧的有序的經濟運行環境，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資本運作的效率將大大提高，高額的交易成本也將回落。這種論證雖然不能算是實證的論證，但人們對其結果卻持普遍的樂觀態度。

一、問題的提出

毋庸置疑，資本已成為我國經濟生活中的重要內容。資本的無國界、無所有制、多主體和多形態特征漸次在人們心目中達成共識。這使我們想起西方學者對資本性質曾作過大量卓有成效研究的史實，由此平添幾分由衷的敬意。與此同時，反觀國內學者面對如此恢宏的資本涌動卻很少有人坐下來認真地研究其性質，以致給經濟學留下一片空白，免不了令人有所缺憾！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現象是，經濟學界出現使用資本一詞的熱潮。經濟學家作報告、寫文章使用資本一詞的頻率遠遠超過其他的經濟學術語，諸如：資本物和資本金、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資本經營和資本擴張、資本市場和金融資本等，簡直使人目不暇接，這和企業界“要不遺余力地尋求資本和運作資本”的口頭禪并無二致。

何以出現上述“資本使用其詞有余而釋其義不足的反常”呢？我們認為這還是與人們的傳統思想觀念有關。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甚至到改革初期，資本一直是一個被我們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回避的概念，人們不敢提及資本，或不愿加以細說，似乎資本一旦賦予其制度含義即為資本主義，賦予其人格含義即為資本家，賦予其實物含義即為吸收工人活勞動的機器，賦予其價值含義即為能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既然大家都很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又何必去觸及這一條條“爆炸性的問題”呢？柏休斯用一頂隱身帽來追捕妖怪，而我們卻用隱身帽遮住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由此否定資本的存在。這種自欺欺人的回避其實是一種理論上的無可奈何。

雖然我們一再回避論及資本，但在我們的現實經濟生活中卻出現了資本經營。資本經營這個概念在中國的出現，是我國經濟改革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伴隨著由傳統計劃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的轉軌，企業經營理論的發展而發展出來的。它經歷了兩次理論上的突破，即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經營產品到商品經濟條件下的經營商品，再由商品經濟條件下的商品經營到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資本經營。既然資本經營在我國已經出現，那么，作為其出現的前提條件——資本，理所當然地存在。

二、資本概念的歷史考察

一、收付實現制會計制度存在的問題

（一）行政事業單位的固定資產得不到有效的記錄

在收付實現制下，單位的固定資產得不到有效的計錄。以筆者所在單位為例，2013年底的固定資產達到了很大的規模。但這并不能反映筆者單位當前固定資產的實際價值，僅僅反映的是單位自成立至今，尚未處置的、至今仍在單位財產管理部門固定資產明細賬上的固定資產原值總和。實際上，行政事業單位大部分的固定資產也是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或工作量的增加而損耗的，如此的核算方式，只能造成行政事業單位的固定資產賬面價值與實際價值發生偏離。另外，在企業的會計核算中，如果固定資產發生損壞等其他經濟原因，導致其可收回金額低于其賬面價值，即發生了固定資產減值，則應當按可收回金額低于其賬面價值的差額計提減值準備，并計入當期損益。在收付實現制下，由于固定資產減值的經濟業務并不涉及到現金的變化，不需要反映在具體的會計核算中。因此，行政事業單位的會計核算中沒有對應固定資產減值的科目，不對固定資產減值進行任何會計處理，這同樣也造成了行政事業單位固定資產賬面價值與實際價值的偏離。由于缺乏固定資產后續計量手段，行政事業單位的固定資產核算無法做到真實、準確。

（二）行政事業單位的隱性負債得不到有效的計量

在收付實現制下，只有在現金發生增減時才進行會計確認，因此，已實際發生的經濟業務，只要未進行現金結算，就無法反映到行政事業單位的會計報表中。以筆者單位會計核算中的項目支出為例，按支出的經濟分類來劃分，有些屬于設備購置項目，有些屬于大型工程。如果一項工程，其工程量、已完成可使用進度是在1至6月這6個月間均勻分布，但約定的付款方式是在3月底、6月底分兩次支付。在當前的收付實現制下，只有在3月、6月兩次付現的時候，才進行會計處理，確認經費支出。這就導致1至2月、4至5月的月度會計報表，都不能如實反映單位因這項工程而形成的、預期會導致單位經濟利益流出的現時義務。

（三）行政事業單位實際提供公共服務的成本得不到有效的計量

雖然在文化與社會意識領域中，仍然有人堅持“道德與市場經濟是不相融的”的觀點，但隨著經濟活動及市場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的日益中心化、隨著現當代經濟行為所產生的文化的與生態的副作用以級數的形式增加，對市場經濟中的道德因素的作用愈益有所體認的人們是越來越多了。王小錫先生就是其中之一，王先生長期從事經濟倫理學研究，且成果不菲。在深入考察市場經濟中的道德因素的地位與作用后，王先生認為，道德是“動力”生產力，而且，他還認為，從現當代經濟發展運行的角度來分析，道德本身也是一種資本。很顯然，此論凸顯了經濟運作中道德因素的地位與作用，但學術界對此論卻沒有達成一致意見；贊同者與反對者各執一端，意見難以統一。在經濟運行中，尤其是在現當代的經濟運行中，道德是否可以理解為一種資本，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課題。

綜合分析道德因素本身的性質與特征及其在經濟運行中的相關方面，我們認為，在現當代的經濟運行中，道德因素確實對規范、促進經濟發展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現當代的經濟運行環境中，道德因素本身在某種意義上也具有促成資本增殖(proliferation)的作用。但是，我們認為，這只是說明道德在特定的環境中——經濟運行的環境中具有了資本的某些特點，而道德本身在這個過程中并沒有實現資本式的增殖，也就是說它還不是“生了錢的錢”，故我們認為，道德不是一種資本，把經濟運行中的道德因素看成是一種資本的觀點是有待商榷的。

1道德在何種意義上具有資本性特點

在經濟倫理學的研究中，學者與投資者已達成了這樣一種共識：在一定的條件下，道德因素一旦滲透進入資本運行過程中，資本在周轉中所實現的價值增殖比道德缺席(absenceofmorality)的情況下所實現的增殖要大得多，并且這種增殖的可持續性也同樣要大得多。這種情況，一直以來都是人們的期望，現在，它正日益成為一個普遍的現實。但是，在這個過程中，道德本身并沒有實現價值的增殖，而資本之所以被稱為資本恰恰就在于它能使自身增殖，故我們說，道德只是具有了資本的某些特點，我們把道德這一特點稱之為“道德的資本性特點”。

要說明這一點，首先得考察一下什么是資本。我國著名經濟學家汪丁丁撰文指出：“什么是資本？撇開馬克思式的思辯，資本首先或在膚淺層次上，不是什么‘社會關系’。資本是一定時期內，被認為可以給投資者帶來超過初始投資的收益的‘東西’”[1]。在這里，汪先生把資本的最普遍、最一般的特點界定為“增殖”而非“社會關系”。而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中，資本的本質被界定為資本家用于剝削雇傭工人而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它體現著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剝削與被剝削的生產關系。這一點我們當然應予充分肯定，“但這并不等于說，階級關系、剝削關系就是資本概念中唯一的含義，也不是說，資本要領中的每一點具體規定都是和階級關系、剝削關系連在一起的。”[2]如果那樣的話，我們就無法解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關于資本運轉的許多問題了。

在經濟運行中，道德因素果真能創造出資本的超額剩余價值么？其實，很多學者都已經論證了這一點：其一，美國著名學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舒爾茨(T.W.Schultz)等人曾經用計算機計算了經濟運行中各種“有形”要素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量，結果發現各種有形要素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所占比重并不大，在這一計算中，有很多剩余價值找不到“主”。那么，這些剩余價值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者說這些剩余價值又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根據新制度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諾思(D.North)等人的研究，這些剩余價值不是由技術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而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制度”是規范人的行為或人與人的關系的規則體系，這一規則系統包括正式規則、非正式規則及相關的實施機制等等。其中非正式規則的核心內容就是倫理觀念和道德規范。這就不難看出，在找不到“主”的那部分剩余價值中，有一部分是來自于倫理道德因素作用；其二，青年學者張其仔在《社會資本論——社會資本與經濟增長》一書中也對這一問題作了相關論述。他把區別于資本而又對經濟增長有貢獻的因素稱為“社會資本”，在他看來，這些因素中理所當然地包括管理、倫理道德等。他認為在市場經濟中，應當重視這些資本性因素，并合理地運用以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可見，在這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倫理道德因素也被認為是可以創造剩余價值的，道德的因素也因此被賦予了資本的特點——增殖的特點。當然，道德具有資本的增殖性特點的證明不僅限于此。一般的看法是，近現代以來的“經濟人”的假設直接導致了全球發展的片面化——經濟中心化，即只考慮經濟效益問題，而拒絕有礙經濟的各種可能。但實際情況卻是經濟與倫理、人與人及人與生態之間的緊張關系使人們不堪重負，經濟發展過程中暴露出來的種種倫理道德問題讓已走出或正在走出窮困的人們不得不在經濟發展中進行倫理的思考。這種倫理的思考或道德的投資有益于緩解經濟與倫理、人與人及人與生態之間的緊張關系，從而創造一個和諧的有序的經濟運行環境，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資本運作的效率將大大提高，高額的交易成本也將回落。這種論證雖然不能算是實證的論證，但人們對其結果卻持普遍的樂觀態度。

摘要：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企業為各自的生存與發展，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上不斷地追求自身價值，同時根據市場的千變萬化，經歷了調整中求發展，又在發展中求調整的階段。企業的經營者通過實踐后逐步感覺到步履艱難，固定的資本性費用難以消化；投入產出的比例逐年減少，現金流量周轉困難。這一切與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有著較大的關系，相當一部分的經營者把精力集中于產品成本上的降本增效，而對資本預算，長期資產的投入，研究分析的太少，甚至出于某種需要，對于資本性支出的隨意性較大，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受到嚴重的威脅。因此，加強企業的資本支出預算，是提高企業經濟運行質量的必要途徑。

關鍵詞：資本性支出；企業產業結構；企業財務結構；企業資產結構

一、資本性支出概論

資本性支出又稱“資本支出”，“收益性支出”的對稱。是指企業單位發生、其效益及于兩個或兩個以上會計年度的各項支出，包括構成固定資產、無形資產、遞延資產的支出。例如，購置運輸設備的支出，由于運輸設備能使用于幾個年度，其支出應記入“固定資產”科目。運輸設備的支出，按其損耗程度，通過計提折舊分年攤入各年成本、費用。這個會計處理方法，稱為折舊或攤銷。把支出記作資產的辦法，稱為資本化。資本性支出不同于收益性支出，前者由各受益年度的營業收入分攤負擔，后者全部由當年營業收入補償。區分資本性支出和營業性支出，是為了正確反映資產的價值和正確計算各年損益。如把資本性支出作為收益性支出，結果是少計了資產價值，多計了當年費用，虛減當年利潤；反之，則多計了資產價值，少計了當年費用，虛增當年利潤。在實際工作中，為了簡化會計處理，有時把小于一定金額的資本性支出，也作為收益性支出處理。

二、資本性支出預算在企業結構的重要性

資本預算是企業財務結構中最重要的決策,幾乎公司所有部門都直接受到資本預算決策的影響.而且,資本預算決策對公司的獲利能力,資金結構,償債能力以及長遠發展和日常財務管理也都有著直接影響.因此,所有企業領導層都必須了解資本預算的決策過程,不能因為職責不同而有所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