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貿易范文10篇

本文作者：解春艷朱紅根工作單位：江西農業大學

（一）中國—東盟雙邊貿易總額分析從圖1可知，2000年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總額為395．22億美元，隨著2002年《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簽署，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削減，中國與東盟的雙邊貿易規模迅速擴大，該年雙邊貿易總額增加到547．81億美元，其后隨著2004年實施的“早期收獲計劃”和簽訂的《貨物貿易協議》以及2007年簽署的《服務貿易協議》，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總額2007年達到了2025．33億美元，但由于受2008年年底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2009年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總額相比于2008年有所下降。從中國－東盟雙邊貿易的地位來看，中國－東盟的雙邊貿易額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比例呈波動性上升趨勢，由2000年的8．33％上升至2009年的9．65％。圖1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總額及所占比例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相關數據計算統計得到（二）中國－東盟雙邊貿易結構分析從圖2可知，中國對東盟的出口額從2000年的173．41億美元增加至2008年的1143．17億美元，增長了5．59倍，由于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對東盟的出口額2009年有所下降，為1062．57億美元。中國對東盟出口額占中國對外總出口額的比重呈穩步上升，由2000年的6．96％上升至2009年的8．84％。從中國對東盟的進口額來看，2000年中國對東盟的進口額僅為221．81億美元，2008年則增加到1170．03億美元，與2000年相比增加了4．27倍。從中國對東盟的進口額占中國總進口額的比例來看，從2000年的9．85％逐年遞增至2003年的11．47％，其后4年呈相對平穩狀態，到2008年有所下降。圖2中國對東盟各國的出口總額和進口總額及所占比例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相關數據統計得到（三）中國－東盟雙邊貿易區域差異分析從中國與東盟10個國家的雙邊貿易區域差異來看（見表1），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是與中國雙邊貿易量最大的兩個國家，并且從2000年到2009年，中國與這兩國的雙邊貿易額呈逐年遞增趨勢，特別是2004年后增加幅度較大。其次是泰國、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與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相比，中國與其雙邊貿易量相對較少。緬甸、柬埔寨、文萊和老撾等這些國家與中國的雙邊貿易量較小，但今后的雙邊貿易潛力較大。

（一）理論假設基于國內外學者將引力模型應用于貿易領域的研究成果和經驗，對影響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的相關因素進行理論假設：1．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化。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自啟動以來，經歷了十年的發展，在這十年不斷發展的進程中，簽署了各項貿易協議，這些貿易協議的實施所帶來的關稅降低及市場開放等對中國－東盟雙邊貿易產生了積極影響，并將長期促進雙邊貿易。但標志性的貿易協議有3項，分別為2002年簽署《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2004年實施“早期收獲計劃”和簽訂《貨物貿易協議》及2007年簽署《服務貿易協議》。本文用這3個標志性貿易協議的簽訂來度量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進程化程度，并假設每項貿易協議的簽訂對雙邊貿易都有正影響。2．經濟規模。本文采用GDP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一國的GDP總量反應了該國的經濟規模總量以及該國的進口需求能力和出口供給能力，進而影響雙邊貿易流量，并且GDP越大，貿易流量也越大。本文假設經濟規模對中國－東盟雙邊貿易有正影響。3．人口數量。一國的人口數量越多，意味著該國國內的需求越多，當國內需求無法得到滿足，則需要從國外進口來彌補無法滿足的需求。本文假設人口數量對中國－東盟雙邊貿易有正影響。4．地理距離。一般指兩國的經濟中心或主要港口之間的距離，本文選取的地理距離是兩國首都之間的直線距離。兩國之間的距離決定了貿易的運輸成本、交易成本、時間成本的大小，這些成本從而會影響雙邊貿易的增長。本文假設地理距離對中國－東盟雙邊貿易有負影響。5．科學技術水平。一國科學技術水平越高，越能促進生產力提高，越有助于推動經濟發展，該國在國際市場上更具競爭優勢，國際貿易活動更為活躍。本文采用計算機擁有率作為衡量該國科學技術水平的指標，并假設計算機擁有率對中國－東盟雙邊貿易有正影響。6．文化距離。一般情況下，如果兩國的語言相通，文化背景相近，則意味著兩國的文化距離越近，一國出口到另一國的商品越容易被接受，兩國間的貿易流量也就越多。本文采用共同語言，即貿易對象國是否使用華語作為衡量兩國文化距離的指標，并假設存在共同語言對雙邊貿易有正影響。7．共同邊界。如果兩國擁有共同邊界，一方面可降低運輸成本、時間成本等；另一方面意味著兩國存在共通的文化區域，相互之間交流更便利，貿易更快捷。本文假設共同邊界對雙邊貿易有正影響。8．優惠貿易區。保護性貿易政策是構成國際貿易的巨大壁壘，而當兩國同屬于一個優惠貿易區時，由于各種壁壘的消除或削弱，區域內各國的貿易能夠在一定程度實現自由流動，從而會促進兩國的雙邊貿易，對貿易規模的擴張有積極影響。中國與東盟各成員國同處于亞洲，且同是發展中國家，因此本文采用是否加入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這一共同自由貿易區作為衡量優惠貿易區的虛擬變量，并假設該變量對雙邊貿易有正影響。（二）模型構建本文基于引力模型中的Linnermann模型，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擴展和修正，建立包括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化變量的擴展的引力模型，其形式可以表示為：1nXijt＝β0＋β11n（YitYjt）＋β21n（PitPjt）＋β31n（Disij）＋β41n（Comjt）＋β5（Lanij）＋β6（Borij）＋β7（APECij）＋β8（Policy1）＋β9（Policy2）＋β10（Pol－icy3）＋μij其中，Xijt表示在t年i國與j國的雙邊貿易額；YitYjt表示在t年i國與j國的經濟規模乘積；PiPj表示在t年i國與j國的人口數量乘積；Disij表示i國與j國首都的直線距離；Comjt表示在t年j國的科學技術水平；Lanij為文化距離變量；Borij為共同邊界變量，APECij為優惠貿易區變量；Policy1、Policy2、Policy3分別表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化的3個重要變量。β0是常數，β1、β2、β3、β4、β5、β6、β7、β8、β9、β10是回歸系數，μij表示隨機誤差項。（三）數據來源目前，東盟成員國有10個，其中柬埔寨于1999年最晚加入東盟，因此本文選取2000－2009年中國與東盟10個國家的雙邊貿易額作為面板數據。雙邊貿易額數據根據2000－2009年的《中國統計年鑒》整理獲得。GDP和人口數量來源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兩國之間的地理距離通過世界城市經緯度查詢系統（http：／／www．hjqing．com／find／jingwei／）計算獲得。計算機擁有率來源于世界銀行（WorldBank）數據庫。是否有共同邊界可由世界地圖查詢。各國加入APEC的情況來源于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官方網站。是否使用華語、各項協議簽署時間和內容均來源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官方網站。模型中各項變量的說明如表2所示。

運用統計軟件EViews6．0對樣本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實證考察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化對中國－東盟雙邊貿易的影響效應。首先分別就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化3個關鍵事件進行回歸分析，得到模型Ⅰ、模型Ⅱ和模型Ⅲ，為了考察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化的綜合影響，把代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化的3個關鍵事統一納入模型中回歸，得到模型Ⅳ。從表3的模型回歸結果可知，模型調整后的R2較大，表明該模型有較好的擬合優度。D．W統計值表明模型不存在自相關性。模型中所有變量基本上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具體分析如下：1．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化對中國－東盟的雙邊貿易有重要影響。代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化的3個關鍵變量Policy1、Policy2、Policy3在全部模型中都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且回歸系數均為正，與前面的理論假設相符。說明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化的發展，中國－東盟的雙邊貿易量不斷增長。第一，2002年中國與東盟簽署了標志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啟動的《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對雙邊貿易有顯著的促進效應，原因在于該協議條款中規定，雙方要逐步取消貨物貿易的所有關稅與非關稅壁壘，逐步實現貿易自由化、便利化。第二，2004年實施了“早期收獲計劃”并簽訂了《貨物貿易協議》，根據該項計劃及協議，中國與東盟首先削減近600種農副產品關稅，緊接著開始相互實施全面降稅，這大大促進了中國－東盟雙邊農副產品貿易的發展。第三，2007年簽署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服務貿易協議》，該協議規定，雙方在60多個服務部門，相互做出了高于世界貿易組織水平的市場開放承諾，這一協議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東盟服務貿易的發展，標志著雙方合作關系進入了全新領域。2．經濟規模變量的回歸系數在四個模型中均為正，且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說明中國－東盟的雙邊貿易與雙方的經濟規模呈現正相關，與前面的理論假設相符。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貿易國GDP越高，潛在的進口需求越大，更有利于中國對其貿易出口。另一方面，對于中國而言，GDP的增加對其供給市場的影響表現為生產能力的提高，出口額加大。隨著各國經濟規模地不斷擴大，雙邊貿易量也會不斷增長。3．人口數量變量的回歸系數在全部模型中均顯著為正，說明人口數量對中國－東盟雙邊貿易起到促進作用，與前面的理論假設一致。原因在于東盟中的多數國家與中國一樣，同屬于發展中國家，科學技術水平不高，高新技術產業尚處于發展階段，人口因素使得國際間的貿易更加活躍，人口數量增加創造的需求效應遠遠大于國內分工深化作用。4．地理距離變量的回歸系數在模型Ⅰ、模型Ⅱ和模型Ⅲ中為負，且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表明地理距離對中國－東盟雙邊貿易有負影響，與前面的理論假設一致，并且地理距離越遠，中國對貿易對象國的雙邊貿易額越小。但在地理距離變量模型Ⅳ中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其原因有待進一步考察。5．科學技術變量的回歸系數在全部模型中為正且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表明對象國計算機擁有率越高，中國與其雙邊貿易額越大，與前面的理論假設一致。一般來說，一國計算機擁有率越高，表示該國科學技術應用水平越高，居民生活水平及對生活質量的要求也越高，對商品的消費能力會越強，因此會帶來更多的進口需求。同時，一國科學技術越發達，生產能力就越強，會創造出更多的出口供給。6．文化距離變量的回歸系數在全部模型中為正且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表明中國與同使用華語的貿易對象國進行貿易較之不使用華語的國家，雙邊貿易量更多，與前面的理論假設一致。原因在于：一方面，使用華語的國家華人人口較多，對本國的產品需求較大；另一方面，華語作為該國的官方語言，使得該國居民對中國抱有親切感和認同感，在人文環境上產生一定程度的共通點，更容易接受和喜愛中國的產品，對于中國的進出口貿易更容易推廣。7．優惠貿易區變量的回歸系數在全部模型中為正且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表明當中國與其貿易對象國同屬于APEC成員國時，更有利于促進兩國間的雙邊貿易，與前面的理論假設一致。因為屬于同一貿易區的國家在貿易過程中存在貿易優惠政策，相互之間可以享有關稅優惠，技術性貿易壁壘、非關稅貿易壁壘和其他貿易壁壘都會相對較低，利于貿易規模的擴大。8．共同邊界變量的回歸系數在四個模型中都為負，且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表明共同邊界與雙邊貿易量負相關，這與前面的理論假設不符。究其原因，與中國有共同邊界的國家，如緬甸、老撾都是貿易小國，經濟規模小，科學技術水平相對較低，所以貿易流量少，即使存在共同邊界的優勢，也難以發揮優勢來大規模的擴大貿易；而與中國沒有有共同邊界的國家，如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其國家經濟規模大，科學技術水平相對較高，且同使用華語，對中國的進口需求和出口供給都較大，因此就造成了與中國沒有共同邊界的國家貿易流量較大，而與中國有共同邊界的國家貿易流量反而較小的現象。這也從側面說明了中國對東盟各鄰國的貿易還不夠發達。

對于一個經濟相當落后、處于第一階段的農業國來說，自由貿易不能保證這個國家在工業化道路上起步發展。因此，在這一階段，至少就貿易戰略來說，需要實施有一定保護的進口替代政策，利用進口關稅、配額等手段把進口品暫時擋在外面，或者至少使它們的價格不低于本國產品，使本國的工業能夠發展起來。當勞動密集型產業基本建立起來并能滿足國內需求時，潛在的比較優勢也就變為現實的比較優勢。這時，貿易政策就應朝出口導向方面轉變，以鼓勵這些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出口。這就是第二階段的貿易政策。在此階段之所以要實行出口導向戰略、鼓勵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是因為對于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還必須予以一定的保護。也就是說，在這一階段，仍然還有進口替代活動，只是進口替代的產業更高級而已。而總的貿易政策取向是出口導向，是因為如果僅僅有保護性的進口替代，進口減少的同時也會使出口減少。當一個國家發展到相當先進的水平，世界上已有的產業都基本建立起來之后，它就進入了第三個階段，即技術上完全自主創新的階段，因為此時可供模仿的技術已基本沒有。這時的貿易政策應當轉向基本自由貿易。

中國的發展階段

判斷經濟發展階段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總要素生產率(TFP)。中國在1978年以前的TFP增長是負值，1978年以后明顯為正值（見表1）。據此可以簡單地判斷，1978年以前中國還處于經濟發展的第一階段。就中國而言，雖然實際的TFP增長顯示1978年以前是中國以大規模資本積累為主的發展階段，但是這并不能說明，中國的第一階段要到1978年才完成。表1中Maddison的估計是平均增長2.23%，表2則給出不同學者的估計，所估計的TFP增長大體上在3%到4%左右（見表2）。但是Young(2000)卻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率和TFP增長率被夸大了。根據他的計算，1978年到1998年中國的TFP增長只有1.4%。然而，即使接受Young的結論，至少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TFP增長亦是正值。如果說1978年以前TFP是負增長的，那么從負增長轉變為正增長確實可以說是發生了階段性的變化。

表1中國與韓國的基本增長情況（1952年－1995年）

（年均復合增長率，%）

附圖

一、中澳農產品自由貿易的障礙

(一)中澳農產品貿易逆差不斷擴大。從2000—2005年中澳兩國的農產品貿易狀況來看，中國從澳大利亞進口農產品金額在波動中上升，中國向澳大利亞出口農產品金額穩步增長，但中澳兩國的農產品貿易逆差在不斷擴大。中澳農產品貿易逆差的擴大，引起了兩國政府及農業問題研究者的關注，同時也會引起對中國農業及農產品生產者的擔憂，給中澳兩國的農產品貿易自由化帶來較大壓力。

(二)中澳兩國存在農產品關稅壁壘。中國對大部分農產品都征收水平不等的關稅，加權平均稅率達13.5％，零關稅的農產品只占所有農產品總數的8.3％，最高稅率達65％。而澳大利亞對大部分農產品都實行零關稅，僅對小部分產品征收水平較低的關稅，加權平均稅率只有4.O％，零關稅的農產品占所有農產品總數的77.6％，最高稅率也只有5％。中澳建立自由貿易區后，兩國將逐漸削減關稅及非關稅壁壘。如果關稅削減為0，那么中國農產品平均削減13.5％，而澳大利亞農產品平均削減4.0％，顯然，中國的削減率大于澳大利亞的削減率。

二、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對發展中國家農業的影響

(一)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對墨西哥農業的影響。北美自由貿易區對墨西哥經濟的推動作用毋庸置疑，但同時也給墨經濟帶來不容忽視的負面影響。在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后，墨農牧業遭受了沉重的打擊，而且隨著農產品關稅的進一步解除，這一狀況還將繼續惡化。美國卡耐基國際和平慈善基金會公布的報告指出，正當自由貿易倡導者為墨西哥北部出口加工區10年間創造75萬就業機會而歡呼的時候，享受高額補貼的美國農產品如潮水般涌入墨西哥，并在過去10年中導致130萬墨西哥農民破產，墨西哥農牧業占GDP的比重已由6.3％降至5.5％。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自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生效至今，墨西哥農作物種植面積縮減了400萬公頃，同期農業提供的就業機會減少了10％；1500萬農業人口，其中多數是年輕人，遷至城市或移民美國；農民人均收入也已下降至城市最低收入的30％，而且這一狀況正在隨著農產品關稅的進一步降低而惡化。另外，大量外資工廠的涌入對墨西哥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破壞。據美國TUFTS大學一項研究顯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生效后，墨西哥制造業產生的空氣污染程度比協定簽署前增加了兩倍，而政府并沒有按照原來的承諾提供足夠的環保基建投資。

(二)菲律賓農業貿易自由化的影響。菲律賓是發展中國家，農業占GDP總量達40％，農業就業占一半以上，農業在國民經濟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1995年，菲律賓加入WTO，政府承諾一系列農業自由化改革，包括降低關稅，消除數量配額，并規定了最低市場準入量。此外，政府還將通過促進花椰菜、切花等高附加值農產品生產，轉變生產結構。按照設想，通過農業自由化改革，每年將使農業附加值增加10.7億美元，新增農業就業機會50萬個，增加農業出口值6000萬美元，農業貿易收支平衡問題將由此得到改善。然而，隨后的農業自由化改革卻使菲律賓農業遭受了沉重的打擊。農業就業從1994年的1129萬人下降到2001年的1085萬人；農業出口并未實現大幅增長，而是徘徊不前，農產品進口額激增，農產品貿易從1993年的2.92億美元順差轉變為2002年的7.64億美元逆差，成為農產品凈進口國。受廉價進口產品的沖擊，玉米主產區的玉米種植受到重創；由于取消了最低市場準入量的限制，凍牛肉進口量在1993～1998年間增長了5倍，豬肉價格明顯下降，2002年較1995年每千克價格下降了30美分；實行雞肉進口許可證自由發放制度后，1999年雞肉進口量增長了20倍，國內相關產業遭受毀滅性打擊。菲律賓承諾蔬菜關稅為40％，實施稅率僅為7％，1999年進口鮮菜量為1萬千克，2002年激增到200萬千克。農業貿易自由化將菲律賓農業置于崩潰的邊緣。

摘要：歷史表明：主要發達國家最初在工業化和經濟增長進程中，曾建立起嚴格、完備的關稅壁壘來保護其國內幼稚產業的不間斷發展。貿易保護主義保證了英國、美國在較短時期內高效率地完成了工業化，直至其工業產能足以抵御進口產品競爭時，才逐步實現關稅自由，并在全球推行貿易自由化。鑒于此，我國未來貿易自由化的方向應是正視自由貿易的公平性原則和精神，并與主要貿易伙伴謀求基于公平貿易的共同價值和共同利益。

關鍵詞：公平貿易;自由貿易;貿易摩擦;貿易保護;貿易壁壘

從很大程度上來說，近半個世紀內發生的國際間貿易摩擦歸因于關貿總協定(GATT)/世界貿易組織(WTO)所奉行的自由貿易政策與各個經濟體所堅持的貿易保護政策之間的博弈。在每一輪多邊貿易談判結束前后，關貿總協定/世貿組織秘書處以及其他一些貿易經濟學者通常都作出非常樂觀的預測：國際間關稅削減后將直接導致世界貿易額擴大數十億美元。同時，人們都普遍認為今天的發達國家能夠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是因為實行了“自由貿易”政策所致。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中，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提出“主張公平貿易，重振美國經濟”。在其執政以后，“公平貿易”更是成為特朗普政府貿易政策的核心詞，美國此后同中國、加拿大、墨西哥、歐盟、日本等主要貿易伙伴主動謀求基于“公平貿易”原則的一系列貿易措施。近兩年美國、英國、德國、馬來西亞等國領導人訪華時，也都更多的討論“公平貿易”的概念。雖然從20世紀60年代就出現以援助農業國家小規模、家庭化種植業的“公平貿易”概念，本文中所提到的“公平貿易”則是指國與國層面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則，通過雙邊或多邊貿易機制或協定的貿易自由化形式。本文試圖重新審視“自由貿易”這個術語，從歷史發展觀的角度來分析全球貿易自由化及其公平原則的演變。

1英國、美國——自由貿易的推動者和影響者

在1721年第一任英國總理羅伯特•沃爾波開始實行貿易政策改革與1846年廢除玉米法期間，英國為保護其國內工業而采取了比其他歐洲國家更嚴格的貿易保護政策，包括關稅保護、出口補貼、對用于出口產品的進口原料進行關稅退稅、以及國家政策層面的出口質量控制。在19世紀下半葉，英國開始致力于在歐洲傳播“自由貿易”學說。由于廢除了“玉米法”，英國雖然在自由貿易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但仍未完全實現貿易自由化。從1860年的英法貿易條約以及隨后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納入“最惠國待遇”條約開始，歐洲大陸進入了一段“關稅裁軍”時期。正如經濟歷史學家保羅•巴洛克所說，英國的技術領先是其向“自由貿易”制度前進的推動力，而這個技術領先是在其“高聳而持久的關稅壁壘”保護下實現的。因此，被稱為現代“幼稚產業”學說之父的19世紀德國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認為：發展中國家不能在沒有國家干預的情況下（特別是關稅保護）發展幼稚產業，并認為英國倡導“自由貿易”是自私的。因此，這種“關稅裁軍”趨勢并沒有持續很長時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30年間，貿易保護程度的持續恢復是歐洲大陸國家的共同趨勢。法國和德國開始認為“自由貿易”使英國受益而非自身受益，并逐步提高了關稅，同時也是為了應對來自美國和俄羅斯的廉價糧食流入。到1913年，所有大國都采取了保護主義政策來保護其幼稚產業。英國、法國和其他歐洲列強在海外的殖民地（即現在的發展中國家）也深受影響，陸續實行經濟自由主義。然后這些殖民地都遭遇了極不平衡的工業化進程，印度更是遭受了工業化進程的倒退——英國先是通過東印度公司，然后在1857年通過英國直接統治，在印度建立了紡織品和其他產品市場，從而徹底摧毀了當地的紡織工業。對于美國而言，盡管亞當•斯密和讓•巴蒂斯特•薩伊等偉大經濟學家都認為美國不應該保護制造業，而應該集中發展農業，但是許多19世紀的美國政客已經清楚地認識到“自由貿易”理論不適合他們的國家。美國內戰的主要聚焦點除了南方奴隸制之外，南北方對關稅的不一致觀點。亞伯拉罕•林肯是一位經濟保護主義者，他所在的輝格黨主張以基礎設施發展和基于貿易保護主義的“美國體制”，因為該黨派已明確認識到“自由貿易”主張其實是維護了英國的利益。內戰結束后，美國開始全面建立關稅壁壘以發展國內工業化，以抵消來自進口產品的沖擊。保護國內幼稚產業的第一個系統論據是由美國思想家發展起來的，特別是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和經濟學家丹尼爾•雷蒙德。在1830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間，美國是世界上制造業平均進口關稅最高的國家之一。同時，在19世紀70年代前，運往美國的貨物成本很高，因此美國天生具有極高的貿易保護程度。可以這么認為：美國的工業在1945年之前是世界上受保護最嚴格的行業。

2發展中國家在貿易自由化進程中的崛起

[提要]中國與東盟就10年內建成自由貿易區達成共識，這是東亞經濟合作的歷史性突破。削減關稅、非關稅壁壘以及實現貿易投資便利化是自由貿易區建設的主要內容。自由貿易區談判在即，我需妥善處理東盟內部的差異問題，與東亞域內外國家的關系，以及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與區域自由貿易區的關系等問題。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意在雙贏、利在長遠，最終目標是與東亞實現共同繁榮。

2001年11月在文萊舉行的第五次東盟和中國領導人會議上，中國與東盟就未來10年建立自由貿易區達成共識。這個決定一經宣布就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普遍認為這是東亞經濟合作的歷史性突破，將改變亞洲政治經濟的全貌。隨著談判工作的展開，人們又開始把目光再次聚焦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由來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構想初始于1999年在馬尼拉召開的第三次中國和東盟領導人會議。當時，東盟剛從亞洲金融危機中恢復，對金融危機的危害及經濟脆弱性有切膚之痛，急需通過地區經濟整合來抵御外來風險。而中國在金融危機中堅持人民幣不貶值，不僅減弱了金融危機的沖擊，而且樹立起了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國際形象。東盟國家普遍希望中國在地區經濟合作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中國與東盟加強經濟合作的想法呼之欲出。考慮到東盟自由貿易區將于2002年啟動，為擴大雙方的經貿交往，我國領導人提出愿加強與東盟自由貿易區的聯系。這一想法得到了東盟國家的積極回應。2000年在新加坡召開的第四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我國領導人建議成立中國東盟經濟合作專家小組，重點討論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可行性以及中國加入WTO后的影響兩大問題。專家組對這兩個議題進行了近一年的研究后提交報告。報告認為，中國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對東盟和中國是雙贏的決定，建議中國和東盟用10年的時間建立自由貿易區。這一決定經過中國東盟高官會和經濟部長會的認可后，于2001年11月在文萊舉行的第五次領導人會議上正式宣布，并授權各國的經濟部長和高官盡早啟動談判。

中國與東盟用10年的時間建成自由貿易區是經過中國東盟專家小組論證后確定的。根據WTO的條款，消除貿易障礙的合理時間應在10年之內。東盟已于2002年啟動自由貿易區，而中國和東盟作為APEC主要成員，又都承諾在2020年實現亞太貿易投資自由化。一方面，建立自由貿易區提供的優惠程度肯定要優于其他國家，時間表也肯定要快于其他組織。但另一方面，建立自由貿易區又不能操之過急，特別是由于都是發展中國家，有許多民族行業和幼稚行業需要保護。在綜合考慮了以上因素之后，專家小組建議在2010年前建成自由貿易區，這一建議最終被中國和東盟的領導人所采納。

從去年11月至今，關于建設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籌備工作也在緊張地進行。具體情況是：東盟將作為一個整體與中國進行談判，由泰國人任談判組長，東盟各國派代表參加，在東盟內部先形成談判方案，6月在中國舉行第三次中國東盟經濟高官會和第一次中國東盟談判委員會會議，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工作級磋商正式啟動，具體討論談判的原則、模式、內容、時間安排，為9月在中國東盟經濟部長會和11月舉行的領導人會議取得實質性成果奠定基礎。談判預期在2003年11月之前完成，從2004年開始，用6年左右的時間，即在2009年最終建成，屆時雙方將明顯降低關稅壁壘并消除所有非關稅壁壘，同時實現貿易和投資的便利化。

歷史上看，首先提出自由貿易論點的是出現于18世紀50～70年代的法國重農學派。在重農學派看來，只有自由競爭才符合“自然秩序”，而一切壟斷、限制和政府干預都是違反“自然秩序”的。因此，重農學派竭力反對重商主義保護關稅的主張，積極倡導自由貿易政策。然而真正開始使自由貿易論點形成自由貿易理論體系的，卻是英國古典經濟學派的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

自由貿易理論在18世紀下半期，由亞當·斯密最先闡發。從18世紀中期后，西方新興產業資產階級要求開拓對外貿易，以便從海外獲得廉價原料和銷售商品市場，因而內在地要求實行自由貿易，廢除依重商主義理論建立起來的對外貿易管制政策，為新興產業資本的擴張掃清障礙。反映這一時代要求的經濟理論就是亞當·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作為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奠基者，斯密鼎力主張在國內實行經濟上的自由放任政策，對外實行自由貿易政策。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一書中提出的絕對成本說，奠定了自由貿易政策主張的理論基礎。按照斯密的“絕對成本學說”，各國獲得的對外貿易利益取決于各國生產商品的絕對成本優勢；一個國家出口的應是本國生產效率高的商品，進口的應是別國生產效率高的商品；交易的結果是使貿易雙方都獲益。因此，亞當·斯密力主解除國家對貿易的管制，包括關稅征收和發放補貼。

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對自由貿易理論作了重要補充。李嘉圖于1817年在斯密“絕對成本學說”的基礎上，運用國際貿易“2×2模型”（為簡單起見，只分析有兩個地區或國家和兩種商品的情況），又提出了“比較成本學說”。這個學說被后來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竭力推崇，并被看成是支配國際貿易的永恒“規律”。在斯密看來，一個國家所輸出的商品一定是生產具有絕對優勢的商品——生產這種商品所需的成本絕對地小于其它國家。李嘉圖發展了斯密的這個觀點，主張每一個國家不一定生產各種商品，而應當專門生產它用比較少的成本就能生產出來的商品，盡管這種商品的成本的絕對數額不能高于其它國家。通過對外貿易交換，形成國際分工，在資本勞動力不變的前提下，使貿易當事國生產總量增加，從而有利于貿易各國。李嘉圖以相對成本論取代絕對成本論，比較成本說由流通過程深入到了生產過程，因而使自由貿易理論更具科學性和現實性。

緣于勞動生產率差別的可貿易商品的比較成本的差異，解釋了國際貿易發生、發展及貿易格局變動的一般規律性。而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和俄林則運用一般均衡論結合定位分析，結合多要素的價格分析，進一步闡述了為什么會產生比較成本差異，提出了“要素稟賦論”。其基本思想為：資源的相對賦予度決定比較成本差異，國際貿易產生的基本原因是由于各國資源賦予度（稟賦）的差異，即生產要素供給情況的差異。而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遜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論證說明：國際貿易的結果，可以逐漸消除不同國家之間的商品價格差異，即具有商品價格均等化和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化的趨勢，因此，在國際貿易中實行自由貿易政策，既能使價格均等化又能增加收益，各貿易國都會從國際專業化和國際交換中獲利。

美國歷史上貿易保護思潮占據主要地位。從美國貿易實踐看，在大多數時期，美國是一個高關稅國家，但在建國后前期，在以具有經濟實力和產業國際競爭力優勢為基礎的歐洲（主要是英國）自由貿易運動國際擴散過程中，受自由貿易理論的影響，出現了自由貿易的趨勢。在1833年妥協關稅法案——它在1942年以前的年代里提供了一種緩慢而穩定的關稅減讓——通過之后，貿易保護主義的勢頭有所遏制，盡管1842年以后關稅一度有所提高，但在1846年關稅法案中又恢復了貿易自由化，并且在1857年加強了這種趨勢。美國關稅在1846～1860年間多次下降，平均稅率由40%以上降到20%～30%之間，美國自1816年以來首次接近實現了自由貿易。但開始于19世紀30年代的自由貿易趨勢在1861年被扭轉了，為支付內戰的必要費用而提高關稅，使1861年的莫里爾法恢復了1846年的保護關稅水平，在此后的一些年里應稅商品的平均稅率在1862年上升到37%,1864年又上升到47%。內戰以后，出現了關稅改革的呼聲，但直到1883年法案通過以前，戰時稅率仍然是美國貿易保護體制的基礎。美國1883年的關稅法出于對國內普遍呼吁降低關稅的讓步和基于1873～1879年聯邦預算每年超過2000萬美元盈余的現實，擴大了免征關稅的商品范圍，降低了某些商品的進口稅率，當時普通稅率水平下降了大約5%，但同時卻提高了紡織品、鋼鐵制品等主要產業產品的關稅，顯現了利用關稅保護和扶持支柱產業發展的性質。此后，稅率水平連續兩次提高。1890年10月通過的麥金利法案，全面提高了進口稅率，平均稅率達到了創紀錄的49%，紡織業產品如棉線、亞麻等的稅率更是高達50%～60%，而且為安撫面對加拿大進口品競爭威脅的農場主，對許多農產品也征收關稅。1894年的關稅法作為不同利益集團斗爭調和的產物而具有折衷性，使稅率平均水平下降到40%，但為時不久即被1897年的丁雷稅則所取代，它不僅恢復了1890年麥金利關稅法的稅率，而且提高了平均關稅水平，甚至高達57%。在此后的10多年時間里，關稅率雖然有所降低，但基本保持在1897年的水平，直到1913年。1913年的安德伍德關稅法案廢除了特別關稅，增加了100個以上的免稅項目，降低了將近1000種商品的稅率，并提高了其它少數商品——主要是化學品的稅率，其結果使應稅進口商品的關稅率降低到平均16%的較低水平。但美國這種自由貿易趨勢因接著而來的一戰爆發而終止。

由于這一時期美國正處于工業化過程中，加之內戰的影響，經濟實力比較脆弱。因此，在這一時段內，自由貿易理論并未占據主導地位，推行的自由貿易政策表現為“陣發性”和“間歇式”。這種不穩定的政府外貿政策，主要是由于國內經濟集團或地區集團利益以及國際經濟關系變化影響所致。各利益集團若覺得自由貿易有助于他們從對外貿易中獲利，便會支持自由貿易理論，并主張自由貿易政策；反之，又傾向于支持和要求實行貿易保護。1934年以前，美國在對外貿易中主要實行關稅保護政策，而為獲得廉價原料和開拓海外商品銷售市場，在其“保護國”和殖民地則完全推行自由貿易政策。

【論文關鍵詞】跨國公司競爭；貿易政策FTA；區域主義；東亞共同體

【論文摘要】這個矛盾的現象不僅反映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是跨國公司國際直接投資的工具，而且是日本政府理想的FTA對象國模型。同時，政治體制的差異、一個國家市場體制的發育程度以及與WTO規則的接軌程度并不是日本選擇FTA對象國的絕對障礙。本文還發現，日本的十三個FTA對象國絕大多數早就是美國的FTA對象國，而中國與美國之間并沒有制度化的貿易與投資優惠協議。基于這些發現，本文認為日本沒有選擇中國作為FTA對象國是因為日本國內的“動力”不足。具體來說，中國目前對外簽訂的FTA尚未對日本跨國公司與歐美跨國公司的海外競爭構成“歧視性”的區別，中國的FTA對日本的跨國公司沒有產生“排擠”效應。因此，日本國內的經團聯等跨國公司產業利益集團沒有足夠的動力去抗衡農業部門的利益集團，并游說日本政府決定與中國簽訂FTA。本文的研究發現支持或者說驗證了區域主義理論中的國內游說與尋租理論。

日本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之謎說的是，日本對外締結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TA”）專門選擇那些與日本雙邊貿易額極其微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計的國家作為FAT對象國。中日之間的貿易條約情況則構成了“謎中謎”：日本不愿與其第一大貿易國——中國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一直以來，自民黨執政的日本政府面對中國領導人的中日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提議，采取回避的消極態度。從《日本FTA戰略》（2002年）、《關于推進今后經濟合作協定的基本方針》（2005年）到《經濟全球化戰略》（2006年），日本政府將中日自由貿易協定定位于中長期，認為中國的主要任務是“進口健全市場經濟體制，制定并實施與WTO接軌的關于競爭政策、知識產權保護、公司治理以及節能環保等方面的規則和措施”——后面筆者會從越南的例子論證這些因素不是影響日本選擇FTA對象國的因素。

為什么日本尚不愿意選擇中國作為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對象？面對如此之大的中國市場，日本政府舍近求遠，截至2009年11月底，日本先后與墨西哥、文萊等12個國家或地區簽訂了雙邊FTA，正在與印度、海灣合作委員會談判。而且，相比其它國家，中日兩國的經濟貿易關系不可謂不緊密，2000年，中國已經是日本第一大出口市場。日本政府的FTA決策結果是不容易解釋的現象。

中國學界較為流行的一種解釋是，日本對中國的“敵意”以及中日兩國的東亞主導權之爭。學界流行的“敵意”理論只是描述一個表象，且缺少細節，特別是難以解釋為什么日本對“中日投資協定”十分積極與支持，中日雙邊投資保護協定早在1989年就已生效。

【內容提要】自由貿易體系在全球的擴展削弱著主權國家的政治影響力，也對一國內部文化的完整性和自主性產生著很大的影響。如何解決上述沖突，是我國憲法無法回避的一個重要課題。為此，需要理論界對我國傳統的憲法學理論進行必要的澄清和探討，以便為自由貿易體系提供一個良好的憲法框架。

【正文】

傳統政治是在民族國家范圍內進行的，是在司法保證下的領土、主權、政治合法性的合一形態。但是，自由貿易體系的擴展削弱著主權國家的政治影響力，也對一國內部文化的完整性和自主性產生了很大影響。在自由貿易體系限制民族國家的行動空間和范圍的前提下，如何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兼顧民主、自由、平等以及文化的完整性和自主性，是一個頗為棘手的問題。市場在一個國家的深入必然受到來自一國司法邊界的限制，在此情況下，國家主權能否以傳統方式對世界經濟一體化施以限制？自由貿易體制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我國同時實現自由、民主、公平與精神文明的目標的憲法選擇？這些都需要在理論上予以澄清，并在此基礎上解決不同價值之間的沖突。

“金色緊身衣”效應與政治范圍的縮減

自由貿易經濟是在跨越一國領土邊界的層面上進行的，它加深了各國之間相互依賴的程度。隨著傳統國土邊界的內部事務在更廣闊的全球層面的展開，倫理全球化新語言和世界公民意識隨之興起，使一些普遍主義價值獲得了全球范圍內的認同，如人權事務日益國際化，弱勢群體關懷成為影響經濟和謀求全面發展的一部分，地方性知識受到一定程度的沖擊，文化集體認同面臨困境。不僅民族國家現代性的主權權利失去內核，成為干預對象，而且主權對內部各個層面施加影響的能力大為縮減，純粹一國內部的政治安排不僅無助于某些目標的實現，而且也變得更加無能為力。因此，在全球層面，自由貿易體系意味著非民族國家化。這一過程限制了國家主權的行動界限和范圍，影響了國家采取行動實現上述價值的行動余地，屬于傳統主權領域內部的事務的處理更多地讓位于國際組織或跨國體系。

民族國家是指有獨立的立法和執法權的擁有領土的司法主體，它劃定了國家邊界，即政治和司法邊界。（注：轉引自［美］丹尼、羅德里克著：《國際經濟一體化能走多遠？》（原載美國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2000年第一期，）載《經濟消息報》2000年6月30日。）而高度一體化的市場經濟有其內在的邏輯前提，自由貿易體系要求在保留國家司法權的前提下，政治必須在一個窄得多的范圍內實行。弗里德曼用“金色緊身衣”形象地形容這一過程，“當你的國家穿上金色緊身衣時，兩件事將會發生：你的經濟增長而你的政治收縮……它的政治選擇就減少到像百事可樂或可口可樂之間只有細微的口味差別一樣只有細微的政策差別”。（注：轉引自［美］丹尼、羅德里克著：《國際經濟一體化能走多遠？》（原載美國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2000年第一期，）載《經濟消息報》2000年6月30日。）更市場化、更多的私人經濟、更多的國際監控體系對社會政治文化的挑戰同樣波及一國憲法價值的選擇和實現這些價值的途徑和方式。有人認為，試圖在公平、自由和民主之間取得平衡，將各種價值兼顧本身就是自相矛盾之舉。并且，由于經濟全球化和自由貿易體制使世界經濟制度發生了結構性轉變，這一轉變限制了民族國家的行動范圍，使其缺乏充分的選擇余地來緩解因跨國市場產生的社會政治的副作用，即對社會團結的危害和對民主及文化的沖擊。

1.前言

在當今旅游項目同質化及國內游客消費個性化不斷升級的大背景下，海南省作為一個資源短缺、經濟過度依賴旅游產業的特殊城市，必須要抓住國家政策紅利和當前的旅游發展環境，積極尋求發展特色旅游產業鏈及長遠的經濟支撐。賽馬是我國傳統體育中的一個古老的運動，賽馬在海南省的發展不僅具有多元屬性，更能形成文化、體育、競技、休閑等多元化產業鏈條，長期以來海南賽馬運動沒有發展起來主要在于缺乏足夠的政策支撐。而“自由貿易試驗區”的確立與建設，更為海南省賽馬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史無前例的發展契機和開展便利，因此海南省相關職能部門需抓住這次契機積極探尋與之相適應的可行性發展策略，推動海南賽馬產業的發展，并形成特色產業。

2.“自由貿易試驗區”背景為海南賽馬運動的發展所帶來的契機解析

2.1獲得了更為明確的國家政策支持，為賽馬事業的發展提供了穩定的內外部發展環境。海南“自由貿易試驗區”是在2018年4月13日慶祝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30周年大會上鄭重宣布設立的一個自由貿易試驗區。該實驗區的成立與中共中央、國務院日前就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提出指導意見相得益彰，特別明確提出“發展賽馬運動等項目、探索發展競猜型體育彩票和大型國際賽事即開彩票等20個要點。”，為海南賽馬運動的全面開展獲得了更為明確的國家政策支持。海南“自由貿易試驗區”特殊的地緣和政策優惠，使得海南賽馬運動可頻繁、高效地與東盟十國中的新、越、泰國具有豐富賽馬運動經驗的國家開展合作與交流，為海南賽馬產業的快速、高規格建設提供了高質量的、穩定的內外部發展環境。2.2有助于加快賽事、群眾、賽馬文化等基礎建設，為海南賽馬產業發展提供長期支持。按照中央關于加快探索建設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進程的要求，今年海南將配合研究制定自貿港總體方案并盡快出臺。海南自貿港從目標概念走向制度設計使其超低水平關稅乃至零關稅為海南賽馬事業的發展起到加快賽事、群眾、賽馬文化等基礎建設，為海南賽馬產業發展提供長期支持。飼料、賽馬專用馬匹、基礎設施不可或缺的材料等的進口與運輸成本可大大降低，且有望實現的日常消費全島免稅則將會吸引大量國內外游客，借助海南省獨特的地理優勢，培養國人對賽馬運動的熱情，使賽馬運動作為一項娛樂、賽事等形式得到快速開展，使海南的旅游業得到新鮮的產業支撐，從而拓寬旅游產業鏈條和經濟發展鏈，在實現旅游營收的同時，可通過返補的形式補貼一些世界頂級的賽馬賽事，從而帶動海南賽馬產業的長期發展。

3.海南賽馬運動的可行性發展策略探究

3.1建設以現代賽馬運動為依托、集賽事、養馬業、傳統體育文化于一體的多元化賽馬產業。海南賽馬事業從籌劃到再次獲得國家政策明確支持風風雨雨中走過了20多個年頭，“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建設與中共中央海南省宏觀政策支持的疊加效應使得海南賽馬運動的發展最終得到明確落實，因此海南賽馬運動的發展不僅要走現代賽馬的方向，但更要保持中國特色。賽馬是中華傳統體育文化中一項歷史悠久的民族傳統體育，更是新疆、內蒙等多個少數民族的重要活動和民族精神依托，因此在架構設計上要以現代賽馬運動為依托、兼顧民族傳統體育公益功能，集賽事、養馬業和傳統體育文化交流等功能于一體的多元化賽馬產業，讓海南賽馬事業不僅產出優質的經濟、社會、文化功效，更契合當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發展要義。3.2積極利用自貿區優勢，加快賽馬周邊基礎產業聯合發展。論證，探索協同發展模式雖然賽馬運動對于海南地方經濟和旅游等行業發展具有良好的帶動價值，但賽馬運動真正在海南落地、開展還是一個復雜又長期的過程，賽馬的繁育、飼養、訓練及賽馬運動相關專業人員的培養不僅需要不斷的資金投入，還需要長期的周邊基礎產業的聯合發展，就目前海南省現有的賽馬專業機構及人員看，目前運作能力較好的只有在2017年3月成立的海南省馬業協會，但該協會是由育馬馴馬專業人員、管理者、馬術運動者、愛好者、馬文化倡導者等馬產業相關人員和企業機構自愿結成的行業性團體，仍無法勝任海南省馬業技術和經營管理及行業發展規范的能力，需要積極借助自貿區優勢，使其成為吸引外資及外資管理模式的主要載體，吸引更多具有專業水準的賽馬事業相關的服務業性質的外資進駐，加快海南賽馬運動的營商環境的創設和專業賽馬運動集聚區的建設。

一、中澳農產品自由貿易的障礙

(一)中澳農產品貿易逆差不斷擴大。從2000—2005年中澳兩國的農產品貿易狀況來看，中國從澳大利亞進口農產品金額在波動中上升，中國向澳大利亞出口農產品金額穩步增長，但中澳兩國的農產品貿易逆差在不斷擴大。中澳農產品貿易逆差的擴大，引起了兩國政府及農業問題研究者的關注，同時也會引起對中國農業及農產品生產者的擔憂，給中澳兩國的農產品貿易自由化帶來較大壓力。

(二)中澳兩國存在農產品關稅壁壘。中國對大部分農產品都征收水平不等的關稅，加權平均稅率達13.5％，零關稅的農產品只占所有農產品總數的8.3％，最高稅率達65％。而澳大利亞對大部分農產品都實行零關稅，僅對小部分產品征收水平較低的關稅，加權平均稅率只有4.O％，零關稅的農產品占所有農產品總數的77.6％，最高稅率也只有5％。中澳建立自由貿易區后，兩國將逐漸削減關稅及非關稅壁壘。如果關稅削減為0，那么中國農產品平均削減13.5％，而澳大利亞農產品平均削減4.0％，顯然，中國的削減率大于澳大利亞的削減率。

二、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對發展中國家農業的影響

(一)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對墨西哥農業的影響。北美自由貿易區對墨西哥經濟的推動作用毋庸置疑，但同時也給墨經濟帶來不容忽視的負面影響。在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后，墨農牧業遭受了沉重的打擊，而且隨著農產品關稅的進一步解除，這一狀況還將繼續惡化。美國卡耐基國際和平慈善基金會公布的報告指出，正當自由貿易倡導者為墨西哥北部出口加工區10年間創造75萬就業機會而歡呼的時候，享受高額補貼的美國農產品如潮水般涌入墨西哥，并在過去10年中導致130萬墨西哥農民破產，墨西哥農牧業占GDP的比重已由6.3％降至5.5％。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自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生效至今，墨西哥農作物種植面積縮減了400萬公頃，同期農業提供的就業機會減少了10％；1500萬農業人口，其中多數是年輕人，遷至城市或移民美國；農民人均收入也已下降至城市最低收入的30％，而且這一狀況正在隨著農產品關稅的進一步降低而惡化。另外，大量外資工廠的涌入對墨西哥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破壞。據美國TUFTS大學一項研究顯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生效后，墨西哥制造業產生的空氣污染程度比協定簽署前增加了兩倍，而政府并沒有按照原來的承諾提供足夠的環保基建投資。

(二)菲律賓農業貿易自由化的影響。菲律賓是發展中國家，農業占GDP總量達40％，農業就業占一半以上，農業在國民經濟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1995年，菲律賓加入WTO，政府承諾一系列農業自由化改革，包括降低關稅，消除數量配額，并規定了最低市場準入量。此外，政府還將通過促進花椰菜、切花等高附加值農產品生產，轉變生產結構。按照設想，通過農業自由化改革，每年將使農業附加值增加10.7億美元，新增農業就業機會50萬個，增加農業出口值6000萬美元，農業貿易收支平衡問題將由此得到改善。然而，隨后的農業自由化改革卻使菲律賓農業遭受了沉重的打擊。農業就業從1994年的1129萬人下降到2001年的1085萬人；農業出口并未實現大幅增長，而是徘徊不前，農產品進口額激增，農產品貿易從1993年的2.92億美元順差轉變為2002年的7.64億美元逆差，成為農產品凈進口國。受廉價進口產品的沖擊，玉米主產區的玉米種植受到重創；由于取消了最低市場準入量的限制，凍牛肉進口量在1993～1998年間增長了5倍，豬肉價格明顯下降，2002年較1995年每千克價格下降了30美分；實行雞肉進口許可證自由發放制度后，1999年雞肉進口量增長了20倍，國內相關產業遭受毀滅性打擊。菲律賓承諾蔬菜關稅為40％，實施稅率僅為7％，1999年進口鮮菜量為1萬千克，2002年激增到200萬千克。農業貿易自由化將菲律賓農業置于崩潰的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