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理論論文范文10篇

摘要：探討了資源基礎理論的研究現狀，認為資源基礎理論將企業戰略理論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下一步研究將深入到知識或能力的微觀活動過程，資源基礎理論將演化為知識基礎理論和能力基礎理論，并將在最后走向融合。

關鍵詞：企業戰略企業資源企業理論

1.企業戰略理論的演變

“二戰”以來，物質產品空前豐富，世界范圍內的市場逐步轉化為多樣化的買方市場，企業間的競爭日益激烈；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新產品大量涌現，企業面臨的環境更加復雜多變。正確把握、主動適應復雜多變的經營環境已成了關系企業生存發展的重大問題。企業戰略理論就在這一背景下興起的，目前大致經歷了3個發展階段。

1.1經典戰略理論階段

企業戰略理論在發展的初期階段與市場營銷理論混雜在一起，主要研究企業如何尋找有利的市場機會，如何占領、開拓市場等問題。隨著戰略管理模式的規范化和系統化，建立在對內部條件和外部環境系統分析之上的經典理論形成了較完整的理論體系，SWOT分析框架逐漸流行。概括地講，經典戰略理論主要為企業戰略的制定提供了一套基本的思路和程序：首先，分析企業相對競爭對手的實力和弱點，做到知己知彼；其次，分析外部環境提供的發展機會及可能帶來的威脅；再次，結合前面的分析確定企業的戰略目標，確保既要抓住可利用的發展機會，又要規避可能出現的風險；最后是制定實現戰略目標的戰略步驟，架起目標和現實之間的橋梁。

理論建設常常是在對理論自身的反思中艱難前行的。要構建面向21世紀的文藝理論，倡導反思精神和“問題意識”應成為學理創新和學術自覺的前提。因而，直面缺憾、認準坐標、建構學理便構成當代文論話語的三維空間。

一、直面缺憾：我們失去了什么

歷經撥亂反正、引進趨新和體系創造的步步足履，新時期的文藝基礎理論建設無疑是成就巨大并令人鼓舞的。改革開放的歷史機遇和文藝復蘇的時代大潮，為理論家的創造和理論的推進提供了適宜的精神生態和廣闊的話語空間，文藝理論的觀念更新與學科拓展贏得歷史的尊重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然而，我們對文藝理論實績的真誠崇敬并不能抹去理論研究自身的缺憾，我們對理論走勢的欣喜也難以開釋對理論困窘的深層焦慮。對于21世紀的我國文藝理論建設來說，得到的已成為過去，而失去的卻要影響未來。于是，直面缺憾，檢視我們這些年在文藝基礎理論建設方面失去了一些什么，也許對構建文藝學當代形態更具啟迪意義。

缺憾之一：文藝基本理論研究的邊緣化，讓我們失去了聚焦文論本體的自信。市場經濟帶來的社會轉型和商品大潮對人們價值觀念的巨大沖擊，使文學藝術及其理論一道被置身于一個告別和進入、解體與建構的動蕩時期。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藝失去轟動效應，經濟的“熱”和文藝的“冷”形成鮮明的反差，以致出現精神審美功利與物質實用功利的悖反，作品的藝術價值與衡量作品的經濟杠桿之間的反差和藝術消費中“曲高和寡”與“媚俗獲眾”的錯位，文學日漸偏離“社會代言”和“文化主打”的中心位置，文學和文學理論的“邊緣化”即由此而生。在文藝理論領域，其邊緣化不僅表現在這些年來的文藝研究遠不如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管理學等社會科學的理論研究那般紅火和搶眼，還在于文學理論的“研究”本身也被置于邊緣化處境。譬如，文學理論研究隊伍的邊緣化——理論研究人才流失，甘坐“冷板凳”的學者越來越少；文學基本理論研究的邊緣化——扎扎實實從學理本體和基本問題上做“功夫學問”的人在分化和銳減，而趕時髦、求新潮、扮“黑馬”、標新立異走“捷徑”的投機學人越來越多；還有文學理論研究學科目標的邊緣化——即以所謂應用研究、交叉研究、跨學科研究來替代基礎原理研究。例如，這些年把文藝原理“美學化”“文化學化”“社會學化”，乃至于“哲學化”或“科學化”的研究成果十分普遍，并且常常得到人們的認可和夸贊。這里潛藏著的危機在于：有些研究在將文藝理論打了一陣跨學科“擦邊球”后，理論自身的原理性難題并未得到有效地解決；相反，簡單地把文論問題做“美學化”或“文化學化”處理，喪失的卻是對文藝理論學科本身獨特而系統地把握能力和聚焦文論文體的自信。

缺憾之二：文藝基本理論研究的認同化，使我們失去了原創和超越的勇氣。如果說邊緣化錯位使我們的求異思維找錯了坐標，那么，守成的惰性心理則常常使我們的理論研究被求同思維所困擾。在文藝理論研究領域，許多研究者習慣于將自己的思維支點依托于前人的某種理論范式上，以“本本”“經典”“權威”為依歸，以讀解、引征或推崇、效仿來代替理論創新和學術超越。這有三種表現：一是向馬列文論認同。諸如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找到哲學認識論、意識形態論或藝術生產論等論述，于是也就有了自己的持論根據和學理體系。二是向現當代的西方文論認同。從俄國形式主義、法國結構主義、英美新批評到存在主義、現象學、精神分析理論，從語義學、符號學到解釋學、接受美學，乃至于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新歷史主義、女權主義、文化多元主義、后殖民理論、西方馬克思主義等等，都被一些人風車似的玩過，都曾被持論者認同為先鋒理論的界碑和方法論武器。三是向中國本土的文論傳統認同。博大精深的古代文論寶庫和“五四”以來的現代文論遺產不僅成為一些理論研究的出發點和歸結點，而且成為一些研究者的學術精神原鄉。

這些理論認同并非毫無意義，比如，向馬列文論的認同使我們有了主流意識，向外國文論認同使我們找到了參照坐標，而向中國古代文論認同則使我們擁有了理論的民族本根。問題在于，正如有學者指出的，一味地理論認同，極易造成對文學基礎理論不是“接著說”而是“照著說”，不是“說自己”而是“說別人”，不是消化式吸收而是囫圇吞棗或照抄照搬。結果便是理論研究的陳舊、重復、學舌和玄虛，理論建設變成了“述而不作”的八股老調、中外文論的“元件組裝”或前人觀點的“穿靴戴帽”，從而削弱和消解了研究者的原創意識和理論成果的超越價值。

理論建設常常是在對理論自身的反思中艱難前行的。要構建面向21世紀的文藝理論，倡導反思精神和“問題意識”應成為學理創新和學術自覺的前提。因而，直面缺憾、認準坐標、建構學理便構成當代文論話語的三維空間。

一、直面缺憾：我們失去了什么

歷經撥亂反正、引進趨新和體系創造的步步足履，新時期的文藝基礎理論建設無疑是成就巨大并令人鼓舞的。改革開放的歷史機遇和文藝復蘇的時代大潮，為理論家的創造和理論的推進提供了適宜的精神生態和廣闊的話語空間，文藝理論的觀念更新與學科拓展贏得歷史的尊重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然而，我們對文藝理論實績的真誠崇敬并不能抹去理論研究自身的缺憾，我們對理論走勢的欣喜也難以開釋對理論困窘的深層焦慮。對于21世紀的我國文藝理論建設來說，得到的已成為過去，而失去的卻要影響未來。于是，直面缺憾，檢視我們這些年在文藝基礎理論建設方面失去了一些什么，也許對構建文藝學當代形態更具啟迪意義。

缺憾之一：文藝基本理論研究的邊緣化，讓我們失去了聚焦文論本體的自信。市場經濟帶來的社會轉型和商品大潮對人們價值觀念的巨大沖擊，使文學藝術及其理論一道被置身于一個告別和進入、解體與建構的動蕩時期。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藝失去轟動效應，經濟的“熱”和文藝的“冷”形成鮮明的反差，以致出現精神審美功利與物質實用功利的悖反，作品的藝術價值與衡量作品的經濟杠桿之間的反差和藝術消費中“曲高和寡”與“媚俗獲眾”的錯位，文學日漸偏離“社會代言”和“文化主打”的中心位置，文學和文學理論的“邊緣化”即由此而生。在文藝理論領域，其邊緣化不僅表現在這些年來的文藝研究遠不如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管理學等社會科學的理論研究那般紅火和搶眼，還在于文學理論的“研究”本身也被置于邊緣化處境。譬如，文學理論研究隊伍的邊緣化——理論研究人才流失，甘坐“冷板凳”的學者越來越少；文學基本理論研究的邊緣化——扎扎實實從學理本體和基本問題上做“功夫學問”的人在分化和銳減，而趕時髦、求新潮、扮“黑馬”、標新立異走“捷徑”的投機學人越來越多；還有文學理論研究學科目標的邊緣化——即以所謂應用研究、交叉研究、跨學科研究來替代基礎原理研究。例如，這些年把文藝原理“美學化”“文化學化”“社會學化”，乃至于“哲學化”或“科學化”的研究成果十分普遍，并且常常得到人們的認可和夸贊。這里潛藏著的危機在于：有些研究在將文藝理論打了一陣跨學科“擦邊球”后，理論自身的原理性難題并未得到有效地解決；相反，簡單地把文論問題做“美學化”或“文化學化”處理，喪失的卻是對文藝理論學科本身獨特而系統地把握能力和聚焦文論文體的自信。

缺憾之二：文藝基本理論研究的認同化，使我們失去了原創和超越的勇氣。如果說邊緣化錯位使我們的求異思維找錯了坐標，那么，守成的惰性心理則常常使我們的理論研究被求同思維所困擾。在文藝理論研究領域，許多研究者習慣于將自己的思維支點依托于前人的某種理論范式上，以“本本”“經典”“權威”為依歸，以讀解、引征或推崇、效仿來代替理論創新和學術超越。這有三種表現：一是向馬列文論認同。諸如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找到哲學認識論、意識形態論或藝術生產論等論述，于是也就有了自己的持論根據和學理體系。二是向現當代的西方文論認同。從俄國形式主義、法國結構主義、英美新批評到存在主義、現象學、精神分析理論，從語義學、符號學到解釋學、接受美學，乃至于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新歷史主義、女權主義、文化多元主義、后殖民理論、西方馬克思主義等等，都被一些人風車似的玩過，都曾被持論者認同為先鋒理論的界碑和方法論武器。三是向中國本土的文論傳統認同。博大精深的古代文論寶庫和“五四”以來的現代文論遺產不僅成為一些理論研究的出發點和歸結點，而且成為一些研究者的學術精神原鄉。

這些理論認同并非毫無意義，比如，向馬列文論的認同使我們有了主流意識，向外國文論認同使我們找到了參照坐標，而向中國古代文論認同則使我們擁有了理論的民族本根。問題在于，正如有學者指出的，一味地理論認同，極易造成對文學基礎理論不是“接著說”而是“照著說”，不是“說自己”而是“說別人”，不是消化式吸收而是囫圇吞棗或照抄照搬。結果便是理論研究的陳舊、重復、學舌和玄虛，理論建設變成了“述而不作”的八股老調、中外文論的“元件組裝”或前人觀點的“穿靴戴帽”，從而削弱和消解了研究者的原創意識和理論成果的超越價值。

摘要：政府傳播是政府運用以信息為載體的政治權力而維護其運行的一種運作過程。其本質是權力的運作方式。本文從政治權力的角度闡發開去，去解讀政府傳播，從而對政府傳播的概念、政府傳播渠道、政府傳播模型等進行分析，以期對政府傳播這一現象獲得基本認識。

關鍵詞：政府傳播、權力、渠道、模型、信息反饋

當前，關于政府傳播的概念，大家莫衷一是。有學者認為是“政府傳播是政府利用大眾傳播媒介進行的信息傳播”。①也有學者提出“政府傳播是運用傳播學的理論與方法，描述和解釋政府的信息生產、傳遞及由此產生的信息交換關系的概念”。②也有學者認為政府傳播即“國家權利機關的執行機關用語言、文字等符號，借助媒介向目標公眾傳遞、交流信息的進程”。③這些解釋都是從傳播學意義闡釋的，即用傳播學的概念對政府中存在的信息流動過程進行解釋。

一、“政府傳播”概念的界定及說明

要界定政府傳播的概念，首先應對政府傳播的主體政府有較全面的認識。什么是政府呢？無論是將政府視為政治統治的方式或政治統治的確定形式，還是將政府視為管理國家事物的機構和統治階級行使國家權力、實施階級統治的工具，政府即管理與行使國家主權的機關這是不爭的事實。這是從靜態的角度去解讀政府，它所強調的是公共權力的具體結構，但政府傳播基于傳播本身的互動性，它所研究的對象具有動態勢能，所以從動態角度去解讀政府。

政府作為政治主體，是要實現目的，主要表現為利益。“這種利益是非常廣泛的，可能是物質的，也可能是意識形態的，或二者兼而有之。政治權力所實現的利益，不論其形態如何，對于權力主體來說，都是屬于根本性的利益”。④而政府為保證根本利益的實現，就會把根本利益在實際中轉化為政治意志和政治行為，從而事實成為政治權力的載體。

直到最近，經濟學尚被普遍看作一種必須依賴于對現實世界的觀察、而不能依靠在實驗室里做受控制的實驗來進行研究的非實驗性科學。許多評論者發現受利己主義和理性決策所支配的“經濟人”(homooeconomicus)這一普遍假設存在局限性。然而，經濟學研究已經開始朝著新的方向起飛。大量和日益增多的科學工作致力于對經濟學傳統的基本假設的經驗檢驗和修改，特別是有關無限理性、純粹利己主義和完全自治的假設。而且，目前的研究越來越依賴于來自實驗室的新的實驗數據，而不是從對實際經濟的觀察中所得到的傳統的現場數據。最近的這些研究源于兩個區別顯著、但正趨于一致的傳統：一是認知心理學中有關個人決策的理論和經驗研究；二是以實驗的方法對經濟理論預言的檢驗。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已經躋身于經濟學最活躍的領域之列。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就是在這兩個領域從事研究的前輩。

一、實驗經濟學的基礎

傳統上，經濟學被看作一種完全依賴現場數據的非實驗性科學。許多人認為，這一點是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繼續發展的障礙。除非我們可以進行受控制的實驗，否則對經濟理論的檢驗將永遠是有限的。僅僅根據現場數據，人們很難判斷一個理論是否失敗或何時失敗，并正確地指出失敗的原因。在理論與受控制的實驗觀察兩者之間的反饋渠道在經濟學中基本不存在。

一種新興的、被稱作“實驗經濟學”的研究領域的建立從根本上對這一觀點提出了挑戰。在受控制的實驗室里，實驗者以簡單、抽象的形式模仿在市場和其他經濟交往形式中出現的場景，以研究這些場景中的人類行為。這些實驗的結果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廣并應用于市場環境，對此尚有爭議。但是，微觀經濟行為的實驗結果能為經濟理論的發展提供重要信息。

早年已有前輩學者從事經濟學的實驗研究。50多年前，張伯倫(Chamberlin，1948)試圖通過實驗來檢驗新古典的完全競爭理論。約翰·納什(JohnNash)——199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與他的同事通過設置一個實驗對博弈論的預測能力進行了早期研究。

然而，毫無疑問，實驗經濟學的主要研究者是弗農·史密斯。史密斯不僅作出了最重要的早期貢獻，而且始終是這一領域中的一個關鍵人物。他培養并聯合了大批從事實驗經濟學研究的年輕人，其中成就最為卓越的當屬查爾斯·普洛特(CharlesPlot)，他在這一領域也作出了重要貢獻。

【內容摘要】建立可靠的傳播學基礎理論是當今傳播學研究面臨的一個緊迫問題。而哲學問題、社會學問題及文化問題都不同程度關聯到傳播學的基礎理論。現象學、解釋學及“法蘭克福”學派等幾種有影響的主體哲學通過社會學理論及文化理論內在地決定了傳播理論的框架和體系，因而，反思主體哲學根基的弊端，超越人類中心論思維的局限是現代科學認識論的核心問題。馬克思的實踐理論及皮亞杰的發生認識論為主、客體的協調提供了可靠的理論依據。當代社會學中的結構化理論及文化研究中的人類共同心智及社會知識型理論都提出了結構重于主體的解釋模式。這些理論不僅在社會學和文化研究方面有十分積極的意義，而且對傳播理論研究也有十分積極的意義。

【關鍵詞】傳播學基礎理論；主體哲學；主客體協調；社會學理論；文化理論

傳播理論集中體現了現代知識的綜合，這種綜合體現在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交叉和開放性上。傳播理論的創新和發展，既可以指狹義的創新和發展(指傳播理論自身)，也可以指廣義的創新和發展(指影響到傳播理論體系的建立)，由于學術界對后一個問題論述不多，本文主要論述影響傳播理論的基礎理論的創新和發展。

本文談到的基礎理論主要分為哲學問題、社會學問題、文化問題等3個方面，這3個方面不同程度涉及到傳播理論。理論界選擇什么樣的基礎理論，傳播理論相應地就會帶什么樣的印記。就目前有影響的傳播理論來看，主體哲學(對哲學的基本問題偏于主觀的理解)及相應的社會學理論和文化理論的影響更大。今天，審視傳播理論的基礎理論，使傳播理論建立在可靠的根基之上，繼而創新和發展傳播理論，是傳播學界面臨的一項基本任務。

影響傳播理論的幾種主體哲學

在當代，哲學思想對傳播理論的影響通常是通過社會學為中介的，我們在評判一種社會理論時，總是在評判一種哲學思想。為了敘述的便利，我們首先分析影響到社會理論的哲學思想，然后分析其相應的社會理論和文化觀。眾所周知，主體哲學在西方哲學中更為典型和明確，在西方思想史上有其長久的歷史背景。自文藝復興以后，絕大多數哲學流派都是以主體意識的第一性作為理論的起點。在20世紀，從柏格森的直覺主義到解釋理論，從精神分析到現象學，從存在主義到“法蘭克福”學派，主體第一性的觀念以各種體系表現出來：心靈、心理、直覺、精神、體驗、理性觀念、人道主義等等，它們都指代一個實體——主體，是主體賦予了人類存在的價值和意義。這種信念在現象學哲學、解釋學哲學和“法蘭克福”學派中得到了集中的體現，它們在社會——文化理論中有著廣泛的影響，它們也通過社會——文化這個中介間接地影響到傳播理論。至今，我們在一些基本問題上的爭論仍是這些方面的延伸。

藏族醫藥學具有兩千多年的悠久歷史，是藏族光輝燦爛文化的組成部分之一，過去這不僅對藏族人民繁衍生息、防病健身作出了巨大貢獻，既使在科學技術日新月異迅速發展的大潮前，藏族醫藥學面臨或衰亡或發展的兩種命運。現在我們應該認真思索以下幾個重大新問題，是一味地頑固堅持藏族醫藥學的傳統來迎接時展的挑戰，還是面向世界、面向現代，面向未來，走向新的道路。為未來藏族醫藥學的前途和命運作出科學的估量，這是時代付于我們的光榮任務。

一、藏族醫藥學基礎理論的危亡和發展機遇

由于西醫診療理論在藏區普及，藏醫診療理論和現實之間存在的矛盾更加突出，非凡是西醫解剖學、生理學的普及，使藏醫的三因學和藏藥學的理論受到嚴重沖擊，故應對藏醫藥學進行全面探索。我以為現在應拋棄對現實存在新問題回避的心態，應拋棄滿足于過去的偉大成就，滿足吐蕃王朝時的光榮的心態，真正面向現實存在，對藏族醫藥學理論和現實狀況間的關系進行科學的闡述，這是將藏族醫藥學理論從危亡中解救的主要途徑。

當前我們所聞所見的不少論文中，有的作者只看到藏族醫藥學過去的光輝成就和無法勝數的醫學典籍，宣稱藏醫是內容豐富的偉大寶庫、是集聚了所有醫學精華的甘露寶藏；有的專家學者，其專著像身處天國善見城中不惜人生時光和筆墨紙張探索奧義，對《脈經注釋》、《尿經注釋》進行再注釋。但是事實上沒有人否認藏族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也不可能被否認。假如過分的自我炫耀，只會處于漢族諺語“王婆賣瓜”的境地，不會產生任何好處。在今天信息時代所面臨的新問題是如何發揮我們藏族醫藥學的功能和效益，如何使其和時代相適應而發展。功能和效益能否發揮的關鍵取決于是否符合科學。一般只據《四部醫典》中有關“三因”在人體中形成、位置、度量和功能的論述，而認為“三因”是人體中真實存在的器官，這會造成和現代解剖學、生理學相矛盾。“三因”是什么？三因學和解剖學，三因學和生理學之間存在什么樣的關系，這是當前須探索的主要課題。為了全面、深入地分析三因學，首先要從傳統觀點的禁錮中解脫出來，用新的思維全面地對面臨的各種新問題進行闡述。

三因不是四大種之風（隆）、臟腑之膽（赤巴）、土水之培根，它是熟悉和解釋外界物質的本質的一種非凡辯證熟悉方法，內外界事物的性質即本質形式各不相同，但用表示三大系統概念的詞語去分析觀察，三因和機體機能間的新問題都能得到解決。在表示病理時并不是說隆病就是輕、糙，赤巴病就是膩、銳，培根病就是膩、柔等，而從病理和癥候的本質上來說，凡具有糙、輕、寒、滑、稀、動等性相者稱為隆病，凡具有膩、銳、熱、臭、瀉、濕等性相者稱赤巴病，具有膩、涼、重、鈍、柔、穩、粘的相性者稱為培根病。同樣有關機體構成和機能方面達布達娃堅贊說摘要：“和七種觸覺功能相對應，都命名為隆、赤巴、培根名”。機體器官呼吸時幾個功能活動稱之為隆，感覺饑濕的幾個功能活動稱為赤巴，穩固機體和心神的幾個功能活動稱為培根。根據機體器官功能的活動而提出的三因系統學說是我們藏族醫藥學理論的一種非凡表述形式。傳統的三因系統觀點能正確地解釋和反映機體器官錯綜復雜的活動。三因是對機體的器官的功能進行綜合概括的通稱。離開機體和器官功能，不存在所謂的隆、赤巴和培根三種實際存在的器官或組織。

反映機體器官機能綜合性的三因系統不是孤立存在，而它們之間具有依存關系、定量關系、對立關系。

中國的政治學經過近十幾年的發展，到今天已經達到相當的水平。其中的原因是很多的，但社會的進步發展不斷對政治學提出新的要求是最重要的原因。這也說明一個學科只有滿足社會的需要才有生命力。但同時應該指出的是，當中國的改革日益向縱深推進，并不時地遇到很多新的難題時，政治學的發展似乎滯后于社會發展的需要，它對現實社會缺乏足夠的解釋力。從宏觀上來審視，當代中國政治發展面臨的挑戰來自很多方面，既有國際社會對中國構成的壓力，也有我們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和嚴峻的形勢。無論是外部的還是內部的挑戰，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學發展所面臨的挑戰，而且從根本上說，政治學發展的困境是由作為一門學科的政治學自身所造成的。這要求我們在完善和發展政治學理論方面不能再落后于國際社會和國內現實的發展需要了。

一、中國政治發展面臨的挑戰實質上是政治學說的挑戰

說中國政治發展面臨的挑戰就是政治學說的挑戰，包含著兩層含義。首先，政治學理論落后于現實發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釋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一系列問題；其次，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持續推進，中國與國際社會之間的聯系日益密切，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受到國際因素的制約日益明顯，然而，國內的政治學不能很好地解釋這兩者之間的互動和矛盾，其實質則恰恰是我們的理論遠遠落后于國際社會的政治學發展。那么，當今我們的政治學理論的困境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釋力。當代中國的政治學理論，無論從體系和內容上，還是從它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意義上講，都還稱不上是一門較為成熟的學科。其中一個突出的問題是，現有的政治學理論對現實的社會運動缺乏足夠的解釋力。

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首先來源于理論與現實的結合，也就是說理論研究不能脫離政治現實這個客觀的“事實”。在當代社會，不能對社會的進步發展作出應有貢獻的學科，都是沒有實際意義的。對政治學理論而言，注重對政治現實的客觀規律的科學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這一前提下，我們才能探索并創造出一種符合社會需要、與中國的歷史――社會――文化條件相適應的政治理論來。然而，當今中國的政治學理論之所以對現實缺乏應有的解釋力，正是由于我們脫離了具體的政治現實，從而構筑的政治理論不能適應中國社會的現實需要。

這種理論脫離實際的一個方面的表現是以西方的政治學理論來裁剪中國的現實。自政治學研究恢復以來，中國的政治學開創者們首先是從介紹和引進西方的政治學體系來建構自己的政治學理論體系的。由于理論體系和理論觀點的移植存在著一個歷史文化土壤的問題，建立在西方傳統文化基礎上的現代政治學理論體系，在解釋歷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國社會的政治現象時，其科學性和解釋力是令人懷疑的。不過，這種現象在政治學的初創時期是難以避免的。然而，經過十幾年的發展，我們的政治學理論至今尚停留在恢復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斷出現的西方新的政治學理論流派和理論觀點來簡單地比附中國變化中的現實，甚至以此來衡量我們是否達到了種種所謂的標準。比如所謂的新權威主義、市民社會、世俗化理論等等，根據這些理論觀點作出的有關分析實際上不是對“中國社會”而是對“西方社會”的分析，因為像市民社會、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義上的問題在中國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與西方社會看起來相似的問題，我們的理論并沒有作出與中國的實際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學理論研究中的這一現象在經濟學等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的研究中同樣存在，反映了我們理論研究的一種普遍現象。

[關鍵詞]保險理論；不確定性；風險管理；效用理論；非對稱信息；逆選擇；道德風險

[摘要]保險業在中國還處在發展的初級階段，實踐的發展迫切要求深化我國保險理論研究。在保險理論研究中，首先應從保險的本原著手，即從不確定性、風險及風險管理理論開始，以效用理論為基礎，分析保險價格存在的根源；同時運用經濟學的新發展，對保險合同中的非對稱信息、逆選擇及道德風險進行研究。保險理論研究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重視研究保險發展理論。本文對保險發展中涉及的相關變量作了初步研究。另外，還提出了保險監管的經濟學理論研究基礎，即建立在政府掌握的信息足夠假定下的、可能實現的“帕累托改進”。

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至今，中國保險業經歷了恢復、發展和逐步市場化的階段，政府監管也經歷了由不健全到逐步健全的過程。但是，從國民經濟及社會進步的宏觀角度來考察，并對比國際上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保險業的發展狀況，我國保險業顯然還處在粗放發展的時期。其根本特征是，保險市場機制不完善，定價（包括傭金、手續費率）機制不健全；保險經營管理的成本較高，效率較低；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相對于其他同類行業的地位明顯弱小；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作為從事風險管理的行業，更遠未對社會發揮其專業作用；保險業尚未深人到我國城鄉居民的觀念之中。因此，我們要以“三個代表”的思想為指導，應用保險的基礎理論、發展理論以及相關的經濟學、法學等理論進行研究，為我國保險事業的發展提供理論依據。

一、保險的本原理論及相關基礎理論

保險的本原理論，即指不確定性、風險和風險管理理論；保險的相關基礎理論，即指非對稱信息、逆選擇及道德風險理論。

對保險理論進行研究都是開始于對風險的研究，保險是風險管理的一種形式，且是最主要和有效的形式。保險的原理即是將單個損失的不確定性轉化為整體損失的確定性，使客觀風險轉化為可保風險。這就要求投保人的損失是可計算的，其中關鍵的因素是要得出一個具有合理精確度的可確定的損失概率分布。這種概率分布主要來自于多年的經驗數據，有些分布則可以從理論推導中得來。進入到20世紀50年代以后，人們逐漸從效用理論的角度研究保險問題，效用理論成為分析風險與保險的基礎理論。比如，通過相關模型的推導顯示，作為大部分人群的風險規避者，為了在不確定的收人選擇中獲得確定性收入而愿意放棄一定的收入，而其效用是相等的。這種收入的差額就構成了風險貼水的概念。風險貼水則構成作為風險管理手段之一的商業保險保費存在的理論基礎。該模型分析的一個推論是，在消費者是風險規避者的情況下，消費者的效用最大化是保險人生存并獲取利潤的一個重要動因。

[關鍵詞]保險理論；不確定性；風險管理；效用理論；非對稱信息；逆選擇；道德風險

[摘要]保險業在中國還處在發展的初級階段，實踐的發展迫切要求深化我國保險理論研究。在保險理論研究中，首先應從保險的本原著手，即從不確定性、風險及風險管理理論開始，以效用理論為基礎，分析保險價格存在的根源；同時運用經濟學的新發展，對保險合同中的非對稱信息、逆選擇及道德風險進行研究。保險理論研究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重視研究保險發展理論。本文對保險發展中涉及的相關變量作了初步研究。另外，還提出了保險監管的經濟學理論研究基礎，即建立在政府掌握的信息足夠假定下的、可能實現的“帕累托改進”。

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至今，中國保險業經歷了恢復、發展和逐步市場化的階段，政府監管也經歷了由不健全到逐步健全的過程。但是，從國民經濟及社會進步的宏觀角度來考察，并對比國際上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保險業的發展狀況，我國保險業顯然還處在粗放發展的時期。其根本特征是，保險市場機制不完善，定價（包括傭金、手續費率）機制不健全；保險經營管理的成本較高，效率較低；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相對于其他同類行業的地位明顯弱小；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作為從事風險管理的行業，更遠未對社會發揮其專業作用；保險業尚未深人到我國城鄉居民的觀念之中。因此，我們要以“三個代表”的思想為指導，應用保險的基礎理論、發展理論以及相關的經濟學、法學等理論進行研究，為我國保險事業的發展提供理論依據。

一、保險的本原理論及相關基礎理論

保險的本原理論，即指不確定性、風險和風險管理理論；保險的相關基礎理論，即指非對稱信息、逆選擇及道德風險理論。

對保險理論進行研究都是開始于對風險的研究，保險是風險管理的一種形式，且是最主要和有效的形式。保險的原理即是將單個損失的不確定性轉化為整體損失的確定性，使客觀風險轉化為可保風險。這就要求投保人的損失是可計算的，其中關鍵的因素是要得出一個具有合理精確度的可確定的損失概率分布。這種概率分布主要來自于多年的經驗數據，有些分布則可以從理論推導中得來。進入到20世紀50年代以后，人們逐漸從效用理論的角度研究保險問題，效用理論成為分析風險與保險的基礎理論。比如，通過相關模型的推導顯示，作為大部分人群的風險規避者，為了在不確定的收人選擇中獲得確定性收入而愿意放棄一定的收入，而其效用是相等的。這種收入的差額就構成了風險貼水的概念。風險貼水則構成作為風險管理手段之一的商業保險保費存在的理論基礎。該模型分析的一個推論是，在消費者是風險規避者的情況下，消費者的效用最大化是保險人生存并獲取利潤的一個重要動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