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學論文范文10篇

一、問題的提出:無可回避的翻譯文學事實

長期以來，在對文學史的一般印象與歷史敘述中，相對于處于文學研究核心的中外創作文學而言，文學翻譯和翻譯文學一直被認為是派生的、模仿性的、第二位的文學形式，處于民族文學研究的邊緣地帶，極少受到文學研究者和文學史家的足夠重視。正如以色列文論與譯論家伊文•佐哈爾(Even－Zohar)所說的那樣:“作為慣例，文學常常只在無法回避的時候才會提及翻譯”(9－26)。伊文•佐哈爾所言主要是針對歐美文學的研究狀況，但它也是世界文學中普遍存在的情形。在20世紀40年代以后近半個世紀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敘述中更是如此。不過若在中國文學空間里往前追溯的話，情況卻并非從來這樣。從學術史演變角度看，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交，一批早期中國新文學研究者就不約而同地將翻譯文學納入文學史敘述視野。陳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朱自清的《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王哲甫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郭箴一的《中國小說史》等，都設有翻譯文學的專章論述。但在之后的文學史著述中，就很少涉及翻譯文學在中國文學發展中所起作用的專門考察了。

80年代以后，再一次掀起外國文學的譯介高潮，20世紀中國文學的研究，當代中國文學的批評，中外(特別是中西)之間的文學關系，也重新開始成為文學史敘述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維度。無論是“20世紀中國文學史”(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3－13)和《中國新文學整體觀》(陳思和)的整體理論描述，還是《中外文學比較史》(范伯群朱棟霖)等史著的問世，都表明對文學史的敘述，開始更多地注意中國文學對外來文化與文學資源的汲取與創造性轉化。但文學翻譯和翻譯文學作為一種特殊話語實踐的存在，仍遲遲沒有納入文學史研究的框架中，在中國本土學術的話語中，一般更多地把它與所謂“外國文學”，即在異域空間、以原語方式存在的他民族文學直接劃上等號。一直到八、九十年代之交，情況才逐步得到改變。這種改變，首先發生在“中國近代文學”研究領域。作為一種文學史研究的斷代方式，“近代文學”的劃分雖然已經逼近了現代文學史之上溯下拓的挑戰(當然還沒有遭遇后來的“中國文學古今演變”①等敘述的整合)，但一些敏感的文學史研究者，基于對大量翻譯文學的文本與實踐的存在，以及無可回避的翻譯文學與本土創作文學的種種難以割舍的聯系，已經開始認真對待漢語空間中這一重要的歷史存在，并嘗試做出相關論述。比如，大型文選《中國近代文學大系》中，就有施蟄存主編的三卷“翻譯文學集”，盡管施蟄存在導言附記中聲明，翻譯作品不是中國近代文學，不過外國文學的輸入與后者的關系密切，因此編選翻譯作品是《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獨有的需要”(施蟄存1990年);由賈植芳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也編列了大量翻譯文學書目。他在編輯過程中竭力主張把現代外國文學翻譯書目編入其中，與小說、詩歌、戲劇、散文等文體創作書目并列，并在序文中明確指出:“外國文學作品是由中國翻譯家用漢語譯出，以漢文形式存在的，在創造和豐富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其貢獻與創作具有同等的意義與價值”，進而把創作與翻譯比作“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缺一不可(賈植芳3－4)。

這在事實上已經把翻譯文學及其實踐提升到與創作文學同等重要的地位了。這是否與他們見證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大部分歷史進程，同時又長期生活在上海這個近代以來的開放城市有關?這樣看來，從近代文學研究到當代文學批評，學術界其實都已開始正視翻譯文學作為中國文學獨特部分的存在了，不過，試圖對此現象存在從理論上給以界定和闡釋，則是從比較文學領域開始的。比較文學學科在中國的復興，幾乎與新時期中國現代文學的學科反思與范式更新同步展開，它們不僅在研究對象上具有廣泛的交叉地帶，更共享著中國改革開放之后對幾十年來傳統文學史模式和單一民族文化視野不斷突破的時代思想資源。而比較文學傳統中的法國學派的理論與方法，正是在文學關系史研究基礎上提升出來的一種研究模式。從比較文學學科在中國的發展狀況來說，中外文學關系領域也是參與者最多，也最早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宋炳輝127－31)，因此對這一學派的理解最深，也最有可能從它的研究轉換出新的方式來。如果說法國學派創始期的文學關系研究重在梳理法國文學外傳及其影響的過程，因而被后來的美國學派代表韋勒克指責為“文學貿易”學(Wellek56)，帶有濃厚的法國(歐洲)中心主義傾向的話，那么，這一學派的理論方法在現代中國，更多地被用來研究近代以來的外來思潮如何被中國文學所汲取，并催生出新的中國文學來。這種理論方法的扭轉式運用，一開始與其說是經過有意識的理論反思，毋寧是基于近代以來的中外(特別是中西)文學交流中明顯的“入超”事實。因為事實上誰也無法回避百多年來漢語空間中大量存在的文學翻譯及其廣泛深遠的影響，這種自晚清以來的中國文學所具有的特定的經驗事實，必定期待著一種歷史的界定與理論的闡釋。不過，承認事實的存在與從理論上對這一事實給予界定和說明之間，卻仍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面對這一跨文化、跨語際的實踐存在，比較文學的跨界意識和思想方法，理所應當地承擔起這一職責。結果，仍是法國學派影響研究理論中的流傳學理論，借助于70年代以來西方翻譯文化研究理論的啟示，在中國的比較文學、現代文學與翻譯學的結合點上，慢慢聚集起圍繞翻譯文學的文本與實踐的一系列問題域，并逐步提升出一種基于接受語文化、以文學的文化功能效應為核心的新的研究理論與方法。這就是以謝天振為代表的基于翻譯理論的新闡釋和譯介學概念的系統化論證，對文學翻譯的文化定位和歷史意義的確認。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到1999年《譯介學》問世，謝天振用十年左右的時間，基本完成了從譯介學命題的提出到理論體系建立的過程。該書概括了翻譯文學在國別文學研究中的尷尬處境———它在中國文學研究中被當作外國文學，而國外文學視野中它又完全被視為中國文學的范疇———并在理論上分析了作為國別文學之獨特存在的翻譯文學的性質。明確提出，現代翻譯文學是中國文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對國別文學的意義應該在比較文學、國別文學等多個學科中予以更多的重視和研究，并率先在“中國翻譯文學史”與“外國文學翻譯史”進行概念區分的基礎上，在翻譯史領域進行獨立的史述建構的嘗試。對于中國現代文學學科而言，來自相鄰學科的這一問題意識和學術反思具有別樣的意義和啟示，它不僅更凸顯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長期存在的一個薄弱環節，也進一步推動學科視野與理論方法的多元借鑒之勢。同時，包括謝天振在內的一批來自中國現代文學、近代文學、比較文學乃至歷史學等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者，先后出版了多種中國翻譯文學史和大量的專題研究著作，②一時間有關翻譯文學的歷史還原和文本勘疏，成為近二十年來文史學術界最為熱鬧的領域之一。

但文學翻譯史的敘述與建構畢竟不能替代文學發展史的整體敘述本身。因為，文學翻譯史可以圍繞這一相對獨立的文類系統，在兼顧作為成因與效應的時代文化背景的條件下，進行文本生成和歷史演變的系統描述與評價。而要將文學翻譯納入民族文學發展史的整體敘述，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和推進。如何將翻譯文學在近代以來的歷史存在及其持續性影響納入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敘述之中?只有在這個意義上完成對翻譯文學的敘述與闡釋，才能真正確立其在民族文學與文化系統中的地位與價值。但是，至少在目前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敘述中，翻譯文學這一存在仍然沒有得到應有的地位。或者說，在其重要性得到不斷確認的同時，如何與原有的文學史敘述進行有機組合，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一方面，學者們不愿簡單地重復當年陳子展、王哲甫和朱自清們的做法，他們雖說在文學史中將翻譯文學獨立成章，但與整體文學的歷史敘述仍然存在明顯的裂隙;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雖然對翻譯文學的重要性有著明顯的共識，但一些重要的理論問題沒有解決。與翻譯文學史或者外國文學翻譯史相比，民族文學史中的翻譯文學敘述，不僅需要在一般意義上確認翻譯文學的文化歸屬問題，而且必須進一步解決翻譯文學作為一種特殊文類的性質界定;必須在與本土創作文學與外國文學的對照中，區分翻譯文學史敘述與在民族文學史中敘述翻譯文學之間的不同;進一步還應該探討這種敘述將如何展開?可以開辟出怎樣的論述空間?有哪些需要并且值得重點展開的論題?對既有的文學史敘述格局有什么意義?如何在更廣泛的世界文學的背景下，進行科際交叉整合，進而反思對文學的認知方式，拓展對文學歷史的敘述空間，并激發當下文學與文學創造的可能性?等等。筆者愿意就這些問題，進行一些嘗試性的探討。在討論展開之前，還是先就有關翻譯文學的存在方式給以一個概括性的描述。對于這些已經達成基本共識的事實及其評價，是展開進一步討論的前提，是本文提出這一論題的最原初的必要性體現。在近代以來的中國文化與文學空間里:1．翻譯文本的存在作為一種歷史事實。近代以來出現的大量外國文學中譯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文本事實;2．文學翻譯及與此相關的介紹、出版等實踐活動，持續貫穿整個現代文學的發展史。3．在文學接受的層面上，翻譯文學的閱讀是近代以來中國文學流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4．作家的接受與借鑒。在近代以來的中國文學寫作中，汲取和借鑒外來文學是一個廣泛的不爭事實，而除部分作家從原文閱讀外國文學作品外，更多是經過譯本接受的;新時期作家更是大部分通過譯本接受外來文學。這就意味著，中國現代翻譯文學與文學創作之間有著特定的內在關聯，不論是對外來文學的模仿、借鑒還是對話、獨創，都體現了最深層次的中外文學關系。因此，在面對中國現代文學的時候，如伊文•佐哈爾所言，“任何人，若不是采取作家或者讀者的角度，是無法討論文學的”(9－26)。5．中國作家的大量翻譯實踐，既是翻譯與創作關系的體現，同時這些翻譯文本借助于譯者特殊的身份而大大強化了其影響力，因而更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特殊現象。總之，近代以來大量外國文學翻譯文本、連續不斷的翻譯實踐、無處不在的中譯本閱讀的發生以及翻譯文學與整個華語創作之間的廣泛深入的關聯，所有這些事實都提醒我們，必須在多元立體的文學史視域中，重新審視翻譯文學這個龐大的文學實體。而要將翻譯文學真正納入文學史敘述，有兩個前提必須在理論上給以辨析和論證。

二、前提之一:對文學權屬觀念的反思

根據收藏于日本國立公文書館亞洲歷史資料中心的外交公文記錄第1326號記載，1931年5月，日本駐哈爾濱總領事森島守上呈外務大臣廣田弘毅，周刊《滿洲評論》發行事宜獲準①。另據日本學術界的考證，早在1931年初，橘樸、野田蘭藏、小山貞知及小林英一等日本在華文人，便不時在大連舉行私人性質的文化聚會，主題大多是談論時事、特別是中日兩國的政局及未來發展趨勢。

野田就中最先提出了創辦時事評論雜志的創意[1]。負責疏通工作的是曾任《東方通信》社記者的小林英一，他通過舊交在關東軍及關東州廳迅速開始活動。先是從關東州廳打探評論類雜志刊行的相關事宜，并向坂垣征四郎尋求援助；得知時事雜志的刊行極為困難以后，他又在關東軍內部進行疏通，并通過關東州廳的友人極力促成此事。與此同時。兼任滿鐵和關東軍特派員的“滿洲青年聯盟會”理事的小山貞知，也頻繁游說關東軍的上層，并得到了橘樸的至交、時任關東州廳外事課長河相達夫的助力。通過多方面的努力，1931年5月27日終于取得了《滿洲評論》的發刊許可，條件是需要繳納500元的保證金，并須在許可日開始50天以內發行創刊號嘲。其時雜志的運營資金、事務所和編輯人員等諸多問題尚無著落。野田遂于7月上旬返回東京，意欲向亞細亞學會籌措資金，結果因告敗而未歸，留給橘樸的是主編的機遇。不僅如此，該刊同時面I臨了其他雜志提出收購《滿洲評論》發行權、實行聯合辦刊的局面。堅持自主辦刊的小山貞知，先行墊付了500元保證金，并懇求關東州廳將創刊號的發行延期到8月15日。小山拜訪了當時在滿鐵涉外部資料課做特派員的橘樸，并承諾由自己來負責周刊運營，聘請橘樸負責編輯業務及相關事宜。橘樸當即應諾，并主張應啟用新生力量從事編輯工作。為此，橘樸找到了資料課的同僚大緣令三和上文所述的小林英一，還有大蟓的手下田中武夫等人，組成了創刊號的編輯陣容[3]。該刊文學專欄正式創設于1936年，就雜志本身的歷史而言時期較晚。但相關文藝文學專題的文章刊發卻幾乎與該刊誕生同步，并橫亙了《滿洲評論》辦刊14年。偽滿時期知名日本文學家山口慎一，創刊伊始便擔任責任編輯助手工作，翌年初升任責任編輯。他以矢間恒耀和大內隆雄這兩個筆名，分別發表時事評論和文藝報道，兩種文章從不同角度對當時偽滿文壇乃至中國近代文壇做出了研究。應該說，作為時評周刊中的文藝元素，《滿洲評論》文學專欄及文藝報道是對時事的一種恰如其分的折射。九一八事變以后，東北地區的矛盾進一步激化；日本國內主戰的軍部地位浮升，并最終導致日本走上了全面侵華的道路。1932年3月1日，偽滿洲國建立，中國東北地區徹底淪陷。在此前長期的殖民滲透過程中。東北地區已涌入了包括文化人士在內的大量日本移民，關東軍也企圖利用這些在華活動的日本文人，為自己的殖民文化統治服務。《滿洲評論》的問世可以稱得上是應運而生，但其存在卻有著極大的特殊性。主要體現在刊物本身、特別是文學專欄并未受到當局高壓輿論管制的束縛，保持了高度的自由度和相對的真實性。因此，從全新的角度對《滿洲評論》及其文學專欄做出分析，彌補《滿洲評論》研究空白，對本世紀的新偽滿洲國問題研究具有重大意義。

下文分述該刊主編橘樸和文學編輯山口慎一，從辦刊方針與文藝欄目構成兩方面考證《滿洲評論》的政治立場和藝術追求，探尋評論周刊中時事與文學的初衷。橘樸，長期在中國活動的日本報人、新聞記者、漢學家。1881年出生于日本大分縣。1905年任札幌《北海時報》記者。翌年，24歲的橘樸來到中國，擔任大連《遼東新報》記者，1913年開始從事中國道教研究。1916年從事北洋政府財政、稅制、土地制度的調查工作。1917年任“滿洲報社貿易部”總經理，1922年成為《京津日日新聞》主筆，并確立了在華日本報界人士的穩固地位。此間同時編輯《支那研究資料》(1917—1918)、《月刊支那研究》(1924—1925)等雜志。筆墨所至觸及了以民間道教為代表的中國思想及社會結構。為其后主編《滿洲評論》積累了豐富的經驗[4]。作為《滿洲評論》總編輯的橘樸，歷時長達14年，橫亙了偽滿洲國歷史的全過程。他不僅主導了《滿洲評論114年的思想與言論動向。而且在坊間贏得了“《滿洲評論》即橘樸，橘樸即《滿洲評論》”的稱道[5]。橘樸在中國思想、宗教和社會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被評價為日本近代思想家之一。他在華40余年，對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中國近代政治局勢、中國東北農村均有深入的研究，是偽滿洲國時期從事中國研究的知名日本學者‘6。。橘樸50歲上逢九--]k事變，成為他一生的重要轉折。其后他積極投身“滿洲國建國運動”①。事變爆發后，橘樸在《滿洲評論》上發表了《我的方向轉換》一文，成為他此后從理論到實踐朝著“新方向”轉型的歷史印跡‘7。。他最初是反對九--／k事變的，他認為“這只不過是田中內閣時代的東方會議和皇姑屯事件的皮毛”，是“軍部的盲目行動”，還預言“這種局面是暫時的，東北地區財政和內政遲早要回歸到滿洲地方”。并以此為主旨開始執筆《百分之百的懷疑論》一文，準備在《滿洲評論》上發表舊J。1931年10月，經小山貞知斡旋。在奉天關東軍司令部所在地東拓樓，橘樸會見了關東軍司令部參謀坂垣和石原。早在同年春天的3月12日，為《滿洲評論》創刊而從旅順移住大連桃源臺的橘樸。就曾與石原莞爾私下會面，就“滿洲”時局交換意見‘9。。此次會面彼此心照不宣、惺惺相惜．并決定了橘樸的“方向轉換”。此后的橘樸，仍保持和石原等人的頻繁聯系。并為偽滿洲國“文化建設”嘔心瀝血。1931年11月改造社出版了橘樸的《滿洲與日本》。這是一本為日本侵華行徑提供“理論依據”的書。同月，“自治指導部”成立并聘任他為顧問⑦。這年年底，他與野田蘭藏等結成了“建國社”，集結了支持偽滿洲國的一批在華日本文人，唱頌偽滿洲國存在的合理性。1932年1月下旬。又應關東軍的旨意。組織成立了滿鐵經濟調查會。同年6月，他還與石原莞爾有過密談，商議偽滿洲國人事組織問題。+7月“協和會”成立，橘樸出任了該會的理事①。橘樸“轉換”后的“方向”，就是用民主主義的理論為帝國主義侵略行徑開脫，并幻想在資本主義擴張的大環境下實現所謂“大眾利益”。橘樸作為專門從事中國研究的日本近代思想家，倡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并長期在中國東北地方實踐“農村合作社制”[101；但其文化活動的本質，卻是在關東軍的指使和資助下，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擴張提供“理論武器”。集帝國主義的軍事侵略與民主主義的自由民權、資本主義的對外擴張與社會主義的民眾利益于一身的橘樸，其思想內涵是極其復雜和矛盾的。

他作為該刊主編，主導了《滿洲評論》的主要輿論導向。他執筆撰寫了《滿洲評論社告》，為該刊特別是時事評論欄確立了政治立場：“一、科學且公正地對支那時事做出批判與評論；二、做具有解說性質的政治經濟社會紀事雜報；為支那及滿洲現勢做出判斷提供必要的內外部文獻資料；四、用平易樸實的文體，傳遞科學且實用的新聞。”[1此橘樸主張的這一辦刊原則，奠定了《滿洲評論》中時事部分的基調，也對文藝欄目的形成與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山口慎一，1907年出生于日本長野縣，自幼來到中國，東亞同文書院畢業，1929年進入滿鐵工作。他與中國近代文壇一直保持著深入接觸，與魯迅、郁達夫、田漢交好；他以《滿洲評論》為陣地，翻譯了中國左翼文人朱其華的政治經濟論文，并引介了東北文學家古丁、爵青等人的文學作品。因其積極的左傾思想，他遭到當局嚴密監管，幾次被捕入獄，但始終不放棄在文學上的創作和研究。他憑借自身對中國東北近代文學的深厚了解，著《東北文學20年》一書，奠定了他在偽滿文壇上不容小窺的地位【l2。。自1932年初的《滿洲評論》第2卷第1期，山口即發表了評論《支那學界一瞥》。隨后又于同卷第2期、第3期發表了《中國文藝與文化之展望》和《中國輿論界就滿洲問題之討論》兩篇文章。前者是文藝報道，而后者則是時事評論，但就兩篇的內在聯系而言，都是針對九一八事變爆發后偽滿洲國成立前夕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探討中國近代文學特別是東北地區文藝發展方向何去何從的問題。1936年第10卷后，在山口等人的不懈努力下，《滿洲評論》文學專欄最終確立并走向成熟。在他的主持下。《滿洲評論》聚集了大批日本左翼文學青年為《滿支文壇時評》投稿，這是文學與時事的有機融合，是二者互相映射、彼此關照的真實體現。該欄目刊載了以山口為代表的《阿Q之眼》(第10卷第18期)、《何謂滿洲文學作品》(第10卷第19期)、《魯迅之死》(第11卷第18期)、《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之啟迪》(第23卷第23期)等一系列文學報道和文藝評論，極大程度地豐富了《滿洲評論》多元化的文學部分構成，成為該時事評論刊中特殊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總體而言，發表在文學專欄的文章以文藝評論居多，特別是對當時的偽滿文壇多有反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前后幾次追蹤報道，對現今考證東北文學史有極重要參考價值。此外，對中國近代文壇特別是魯迅的關注，也是該刊區別于同時代報刊的顯著特征之一。

以《滿洲評論》為舞臺．在山口的帶動下成長起來了一大批在滿日本知識青年。這些左翼文藝分子與山口一道，撰寫了大量文學色彩濃厚、不受政治因素干擾的藝術評論，這不僅極大程度地豐富了該刊的“評論”機能，也在一定意義上為繁榮偽滿洲國文壇做出了貢獻。可以說，“殖民文學伴隨殖民政策而生長”；與此同時，“殖民文學又加速了日本在東北的殖民統治步伐眥托】。就《滿洲評論》的情況而言，在橘樸確立的刊物言論主導為針砭時局之前提下，山口及其文學專欄促成了刊物欄目構成的多元化、充實了辦刊主題與內容。四80年來，包括日本的學術界在內，與《滿洲評論》相關的研究成果甚少，導致這本雜志的史料價值一直未能得到應有的解讀和充分的認定。作為偽滿洲國研究的重要文字依憑與歷史記錄，《滿洲評論}28卷總計約700余期的內容，留下了政治、文學、經濟、軍事、農業、民俗以及偽滿洲國相關機構人士變動等極為豐饒的原生態史料，改變這種現狀無疑已成為中外學術界的當務之急。橘樸作為一位日本近代的思想家，其研究價值近年來得到中日兩圍學界的日益關注。橘樸是《滿洲評論》輿論導向的靈魂，《滿洲評論》也是他新聞生涯中最為重要的文本存在。可以斷言，橘樸作為主編，中止了《滿洲評論》成為關東軍喉舌的命運。與之相對．山口慎一是偽滿時期的代表性文學家。他作為具有左翼思想的積極進步人士，以文學為武器與日本軍國主義展開了斗爭。他將《滿洲評論》中的文藝要素最大化，使該刊成為了日本左翼文人在偽滿的重要活動舞臺。橘樸與山口慎一對《滿洲評論》的影響，恰如該刊中同時充斥著的時評與文藝兩種力量，既互為補充，又彼此作用。可見，無論在任何一個時代，文學在受政治時事左右的同時，也能產生一定的反作用力和影響力。想必這就是《滿洲評論》的創刊初衷，也是時事與文學的共同初衷。

論文關健詞:三毛文學現象文學批評

論文摘要:三毛這位風靡華人世論了文學批評的現象，借由“三”文學現象的國各地涌現“三毛熱”的文學現象。本文在論述三毛文學及其引發的文學現象后，重點討，重點探討作家、評論者和讀者之間應該建立的正確三角關系.

“現象學”是二十世紀一種哲學運動的名稱，其開創者胡塞爾(EdmundHusserl,1859一1938)主張“面對實事本身”，擺脫傳統和權威的束縛，擱置已有的知識和信念，直接審視我們所看到的問題本身，從而獲得哲學研究的全新對象、全新視角和全新方法。現象學一個研究的基本法就是’‘還原”，亦即’‘現象材料的還原、本質的還原和先驗的還原。”現象，或者說“文學的現象與研究”，不是文學的獨創，而是文學對哲學的借助。而“文學現象”就是作家與作品呈現的各種現象，它往往包容與反映了相當豐富的內涵，又因時代思潮的變遷，多元的文學現象隨之興起，而多元的文學現象又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屬干創作;一類屬于批評。而“文學現象”通常是由于“作品”、“作家”和‘.讀者”三者關系相互作用而產生的。

“現象”意味著作家的創作具有獨特的個性，展露出獨異的風格，從而構成獨有的歷史存在，在歷史上發揮相當的影響力。我們通常所稱“三毛熱”、‘.三毛震撼”的文學現象，是指三毛其人其文所引起的各種不同的評價以及由此產生的熱烈討論，亦包括了對三毛本身文品和人品的評價。從推出《撒哈拉的故事》之后，聲譽日隆，頌揚四溢相繼而出的<雨季不再來》《稻草人手記》等著作。三毛不斷以其特殊生活經驗，加上其特有的人格風格，在作者與讀者的心靈上找到了契合點，受讀者的肯定與支持，在大陸地區，包含港臺擁有巨大的讀者群，文藝界出現了“三毛熱”的現象。與此同時，文藝批評對人品和作品的批評和非議相繼出現，并日益增多，日漸深化。因此“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兩者密切聯系起來，以文學的研究作為文學批評的真正基礎，而以文學批評來輔導，甚至指導文學研究的進行。而眾多批評家們的文學批評，都是“三毛熱”文學現象反思的一個起點。

在文學批評的現象中，借由.‘三毛熱”的探討，將“作品”、“作家”和“讀者”三方面的研究做緊密的結合，找出作家、評論者和讀者之間應該建立正確的關系。www.gwyoo

首先，讀者對作家作品的廣泛接受，因而出現“暢銷現象”。作家有感于讀者之熱情與支持，更努力于從事創作，期以更新、更好之作品回報于讀者。對三毛來說，她的作品所以受人歡迎，和她的人格與風格是分不開的。三毛漂流異域、遠走他鄉，去了許多中國人從沒有到過的地方，洞開了異域文化，她在文化上滿足了大家探視異域的好奇心。所以，她的第一部作品《撒哈拉的故事》深受觀眾喜歡，風靡一時，讀者遍及臺、港、澳、星馬、歐美各地。

論文關鍵詞：蘇詩詩史意境研究述評

論文摘要：木齋把蘇詩還原到蘇軾詩詞文創作、宋代詩歌史、乃至整個中國文學史等多維坐標系中去研究。一方面，從宏觀的角度居高臨下審視蘇詩這一文學現象，故能準確地洞見和窺探到蘇詩的本質特色；另一方面，借蘇詩的研究，反觀中國詩歌史，牽一發而動全身，使蘇詩成了撬動中國整個詩史的一個有力支點，實現了理論建構和個別作家作品研究間的良性互動。

王國維說“三代以下之詩人，無過于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茍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誠如王氏所言，此四子既以高尚之人格光輝閃耀于中國歷史長河之中，同時也以天才般的文學才華照亮了中華五千年的文學歷史。文學史研究也基本以此四子為重點，歷朝歷代致力于此四子之研究不乏其人。相比之下，大約對子美和子瞻的研究略為偏重，以杜甫和蘇軾之名命名的研究刊物和研究室已蔚然成林。對杜甫研究史的再研究專著筆者尚未多見，而以對蘇軾研究過程、研究史的梳理而形成的專著目前所知則有曾棗莊先生的《蘇軾研究史》，對蘇軾詩研究史之再研究和梳理出的專著則有王友勝的博士論文《蘇詩研究史稿》。王友勝的論著主要考辨和梳理的是宋、金元及明清五朝對蘇詩的研究狀況，總體上說考辨詳細、資料富贍，在學術史上的貢獻當是功不可沒的，但限于篇幅，對近、現代及今人研究情況無所涉及。

今人對蘇軾詩歌的研究應該說也是頗下功夫的。比較好的選本有劉乃昌的《蘇軾選集》(1979齊魯書社)；吳鷺山、夏承燾、蕭湄等人的《蘇軾詩選注》(1982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曾棗莊《蘇軾詩文詞選譯》(1990巴蜀書社)；徐續的《蘇軾詩選》(1992臺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較好的論文集有四川師范大學學報叢刊推出的《東坡詩論叢》(1984四川人民出版社)、《東坡研究論叢》(1986四川人民出版社)、《蘇軾詩詞研究》；論著有謝桃坊的《蘇軾詩研究》(1987巴蜀書社)，劉乃昌的《蘇軾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蘇軾論稿》(1994臺灣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劉朝謙的《蘇軾詩學研究》(2001，四川文藝出版社)等等。這些論文、論著多從蘇詩風格、題材、體裁、技巧、形成分期等角度入手，視角較廣，所獲頗豐。

在眾多的研究之中最能形成體系、獨具特色的當數木齋長期以來對蘇詩的研究。他不是把蘇軾詩歌當成一個單獨的、孤立的研究對象，也不僅僅把蘇詩置于宋代文學中去考察，而是把蘇詩放到整個中國文學史中去觀照。他對整個文學史有自己獨到清醒的觀點，并形成了一套相對成體系、且具說服力的理論，所以他在研究蘇東坡及其詩歌時總是把它置于這一宏觀流變過程中去綜合考察，盡量把蘇詩還原到蘇軾詩詞文創作、宋代詩歌史、乃至整個中國文學史等多維坐標系中去研究。一方面，憑借其宏觀的理論視野居高臨下，準確地窺探到蘇詩的本質特色；另一方面，借蘇詩的研究，反觀文學史的發展，牽一發而動全身，使蘇詩成了撬動中國整個詩史的一個有力支點。這樣就實現了理論建構和個別作家作品研究間的良性互動：在考察具體的作家時，因為有宏觀理論的指導，不至于墜人到紛繁復雜的文學現象中而理不出頭緒；同時又用具體的作家作品來反證理論的合理性。

一、宏觀理論的建構：蘇詩研究的理論準備

一、人類文學大系統分類結構的時問性與空間性角度

古今中外一切文學現象、文學作品、文學研究等都可以按以下兩個視角分類，從而構成一個完整而開放的文學系統：第一是文學的時空角度，第二是文學的生產者和消費者角度。先來看第一個視角，即文學的時空角度，這又可分為時間性和空間性角度。

(一)時間性角度：古典性文學與現代性文學

文學的時問性，實際上就是文學的時代性。文學的產生、生長和演變是一個開放的動態過程，是在歷史時間長河中不斷運動的。這就有了文學的長度，即時間性。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之文學，文因時而變，文與時俱進。一個時代產生了適應一個時代精神與需要的文學，是作家對所處時代具體生活有感而發的產物；但同時，一個時代的文學又反過來反映和促進了這一時代的精神和品格。無論是把文學比擬為照亮時代的精神明燈，還是反映時代的鏡子，說的都是文學的時代性問題。就整個人類文學而言，可以區分為古典性(古代)文學、現代性(現代)文學與正在發展運動中的當今性(當代)文學。就中國文學具體論之，從時間性角度可分為先秦文學、秦漢魏晉南北朝文學、唐宋文學、元明清文學、近代文學、現當代文學，每一時代都有代表這個時代價值取向、社會生活、審美理想與藝術創新的經典性作品。如先秦文學中的《詩經》和《楚辭》，前者是北中國文學的代表，后者是南中國文學的典范，兩者互補融合，哺育著中國傳統文學的古典性品格。同樣，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都代表著所處時代的文學成就。按時間性即時代性研究文學，正是我們的文學史教程長期奉行的研究路數。中國的古典性文學，美學上的道、氣、韻、味等，政治上的忠君、愛國、濟世等，構成了藝術和思想上的鮮明個性。在語言上，古代文學是古代漢語的文學，與古代漢語的語言系統相一致。中國古代文學與現當代文學之間還有一個中介，即近代文學。近代文學是一種轉型期的文學，很多東西都沒有定形與定制，但它是現代文學產生的必要準備。需要說明的是，在西方，“近代”和“現代”是同一個詞，不存在“近代文學”與“現代文學”的分別。本文考慮到中國文學史的習慣分類，因而析出介于古代文學與現代文學之間的“近代文學”。現代文學是現代性的文學，表現了人類對現代社會的生命體驗和審美感悟。現代性的基本標志有三個力‘面：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個體原則。市場經濟以功利原則為主導，民主政治與權威主義相對立，個體原則是區別于整體主義的行動哲學。歷史的發展要求人類找到一種能夠更好地表現現代人精神情緒、審美理想、價值觀念的新的文學形式。試以中國現代文學與古代文學相比較，從文體角度不難發現，中國古典性文學中的韻文較發達，廣義的散文比韻文要弱；而現代性文學則相反，散文體尤其是敘事性文學小說特別發達，詩的成就相對要小一些。我們看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主體部分就是一部小說創作的發展史，詩歌、散文、戲劇都在其次，如果去掉小說，現代文學大廈就會轟然倒塌。從整體上說，中國現代文學即現代性文學在精神取向上表現為向西方學習，科學、民主、自由、理性、民族、國家等構成了現代文學的主題。在語言上，現代文學是現代漢語的文學，與現代漢語的語言系統相一致。現代文學的發展還有一個重要的外部原因，即印刷技術和傳播媒體比之古代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晚清以降，印刷業的發達，報刊的傳播，文學大眾化、通俗化的取向，極大地刺激了小說創作，使這一能夠有力、有效地表達現代人精神情緒與生存體驗的文體，有了充分的發展空間。關于文學的時間性與時代性，還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意味著后起的文學必然勝于從前的文學、越是后代的作品必然超過前代的作品。文學是精神產品，不同于科技產品。科技的發展是一種線性發展，后起的必然超過從前的，今天的火車飛機比之古代的騾馬舟車自然要先進快捷，但人文領域的文學就不同了，每件作品都是作家在特定時空、特定語境、特定情緒下產生的，與彼時彼地人們的精神狀態、生活習俗、價值觀念、審美理想緊密聯系，其意義與價值是復雜多元的，不可能像物質產品那樣可以進行定性、定量的分析與判斷。比如詩歌，你能說今天的新詩已經超越唐詩了嗎?顯然，李白、杜甫的崇高詩史地位，今天依然無人可以取代。

(二)空間性角度：本國文學與外國文學

時空視角的第二個角度是關于文學的空間性，也即文學的地域性、民族性。從這一角度立論，可以把文學分為本國文學與外國文學兩大類。本國文學指自身所處國家的文學，具有民族、國籍身份的認同意識。對中國人而言，本國文學就是中國文學，即發生在中國境內的一切文學；外國文學是發生在中國境外的一切文學。為了行文方便，本文所論文學的空間性，只將其分為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兩大類。中國文學內部又可按地域或民族分為各類文學。以地域區分，如京派、海派文學，這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熱門話題。1996年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中國現代文學地域文化研究叢書”，就包括巴蜀、楚湘、吳越、齊魯文學等分類，研究了特定地域與現代文學之間的關系。就中國當代文學而言，形成了大陸、臺灣、香港、澳門兩岸四地不同的地域文學。臺、港、澳文學與大陸文學一方面是同根同源同文的關系，另一方面又各有其特殊的文學生態環境與發展態勢，大致體現在三個方面：深受西方文化與文學的影響；深受商業化運作對創作出版的影響；在語言方面深受閩南客家文化、廣東方言以及外國語的影響。外國文學是一個十分寬泛的地域文學概念。一般把外國文學分為歐美文學、東方文學等大類。就歐美文學而言，又可分為英國、法國、俄羅斯、德國、意大利、東歐、北歐、美國、加拿大文學等；就東方文學而言，則有日本、韓國、印度、東南亞文學等。文學的空間性是由產生這種文學的地理環境決定的。地理環境是一切因素中最穩定的因素，勢必影響到與之緊密聯系的地域文化生態的穩定性及其特征，濡化、組織、干預和引導著該地域作家的性格與思維、情趣與視野、審美理想與藝術感受，進而影響該地域文學的表現世界、精神走向與文化品格。科學的進步有其世界性的統一標準，但作為審美意識形態的文學的進步則在于其獨創性。文學在時間上是時代的，在空間上是民族的。一個民族的文學只有反映了特定地域的社會生活、時代精神、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審美情趣、共同榮辱以及本民族生存特有的地域文化特質，才能有別于其他民族文學。秀華光發的世界文學大廈，正是由形形色色各具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作品所支撐起來的。時代性和民族性不但是文學研究的重要尺度，也是文化研究的重要方向。時代性是一種全球意識，民族性則是一種尋根意識，這是當今世界的兩大思潮。21世紀人類面對的全球經濟一體化、交通立體化、信息網絡化，使世界變得越來越小，特別足覆蓋全球的通訊衛星和國際互聯網的發展，創造了一個不分國界的“電子空間”，人類居住的這個星球真正成了“地球村”。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本民族文化價值的精髓，體現本民族文化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特有的地佗、意義及尊嚴，正越來越成為一種普世的精神追尋。在此意義上，研究文學的時代性與民族性越發濕得重要。對文學大系統進行時問性與空間性分類，具有自身的學理邏輯，并非簡單的分門別類。

高中歷史教案

教學目標

1．知識方面：通過本節內容的教學，使學生了解或掌握在西學影響下的近代思想的發展特點；嚴復的思想及影響；龔振麟、李善蘭、徐壽、華衡芳、詹天佑、馮如等人的科技成果及貢獻；洋務運動時期的新式學堂；維新運動時期的新式學堂與京師大學堂；清末新學制的制定和科舉制度的廢除。

2．能力方面：

（1）通過對向西方尋求強國御侮之道的思想界的教學，培養學生歷史知識的遷移能力以及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分析問題的能力。

（2）通過對科學技術成果的教學，培養學生歸納、概括歷史知識的能力。

高中歷史教案

教學目標

1．知識方面：通過本節內容的教學，使學生了解或掌握在西學影響下的近代思想的發展特點；嚴復的思想及影響；龔振麟、李善蘭、徐壽、華衡芳、詹天佑、馮如等人的科技成果及貢獻；洋務運動時期的新式學堂；維新運動時期的新式學堂與京師大學堂；清末新學制的制定和科舉制度的廢除。

2．能力方面：

（1）通過對向西方尋求強國御侮之道的思想界的教學，培養學生歷史知識的遷移能力以及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分析問題的能力。

（2）通過對科學技術成果的教學，培養學生歸納、概括歷史知識的能力。

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論文選題（一）寫作流程：

1）學生根據下面分設的專業選擇一個，作為畢業論文的專業方向

2）在所選擇的專業方向里面在指導教師指導下自擬論文題目，開始論文寫作流程。參考論文選題附后（學生論文選題不宜相同）：

（二）專業類別：

1．文藝學

文學概論文化詩學中國文學批評史語文教學法美學概論

論文關鍵詞：文學；現代性；文學創作

論文摘要：西方文學現代性理論作為我國文學研究的一個獨特視角，由于傳統不同，現代性呈現不同的內涵。長期以來，我國學者一直借用西方理論來闡釋中國文學的問題，普遍缺乏較為寬廣的世界文學視野和反思能力。本文從“時”、“質”兩個方面把握我國文學現代性特質，表明中國的文學現代性總是按自身的特點去演進，體現出自身的獨特節奏、問題呈現方式及重心。當今，文學現代性更強調為文學跨越新的精神世界提供一種‘反促力’，這“反促力”就是文學的現代性的時代征候。

現代性理論作為跨越民族、國家界限的一種世界性景觀，它提供了一個與政治觀念不同的更為廣闊的研究空間，至80年代后引人我國迅速成為我國的一個重要理論資源。我國學者以其為研究和建構對象，來闡釋、反思我國現代文學理論和創作，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寫了過去文學理論研究的狹隘視野，取得了較為豐碩、新穎的成就。

一

西方“現代性”一詞使用始于文藝復興時期，有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是時間方面的，即指啟蒙時代以來新的世界體系生成的時代，是一種持續進步的洽目的性的、不可逆轉的發展的時間概念;二是觀念(思想文化)方面的，即以建立對社會歷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認知體系次知識創造和傳播以及各種學科和思想流派，推進民族國家的歷史實踐，形成民族國家的政治觀念與法的觀念，建立高效率的社會組織機制，創建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正義為核心的價值理念，并推動社會向著既定的理想目標發展。概言之，現代性包含進步的時間觀念、民族國家的形成及其組織機制與效率、以人的價值為本位的自由、民主平等、正義等觀念這樣幾方面內容。中國“現代性’，一詞的出現，則源自周作人發表于1918年1月《新青年》第4卷第1號的翻譯文章《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說》。一般意義上，我國學者將西方現代性理解為兩個不同緯度上的現代性。一是社會現代性，它表現為社會的現代化以及與工業化進程相關的社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二是審美現代性，它以主體性和個體性為內核，對工業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市儈哲學及其觀念的批判。這兩個維度之間的關系呈現出相容且相斥的特色，在工業化初期，審美現代性表現為對社會現代性的謳歌，而在工業化后期，審美現代性常表現為對社會現代性的對抗和批判，審美現代性成為調節社會現代性中負面的東西。而對審美現代性的內涵把握，則一般認為其現代性是個歷史的動態的過程，隨社會的發展不斷擴展、變化，不同時期都呈現不同特色。文學現代性的主要特征就是其批判性的反思，它是現代性社會得以不斷更新變異發展的精神動力。從這點出發，一些學者指出，“現代性就是一種質的否定性”，“上承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變革精神，與生俱來地表現出對于以往傳統的否定性、叛逆性和批判性”，等等。同時，我國學者從微觀層面探討現代性的內在諸多要素，使得現代性的研究呈現多元的景觀，諸如現代性原則、內核、層次問題等等，不一而足。

但是，在對現代性的研究過程中，我國也有部分學者忽視中國的現代性與西方的現代性在發生環境、社會制度、文化根基等方面的不同，缺少對中國現代性的民族性的考察。如果以西方現代文學的特點來確認中國二十世紀文學的整體特征，以西方文學思潮的演進軌跡來確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演進的軌跡，這種研究思路在很大程度上會造成與中國近百年文學實踐的距離[4]。現代性作為全球性的話語系統具有普適性，但不同民族、區域所呈現的現代性具有差異性。中國的社會現代性與西方的社會現代性就具有不同的內涵特質與時代背景。中國的現代性源于救亡圖存的嚴酷現實，屬于“晚發外生型”。經濟上，中國在20世紀上半葉可謂工業凋敝，整個社會以傳統的農牧生活為主;政治上，人民享受的教育、自由等權利可謂毫無保證。而在西方，其現代性則屬于“早發內在型”，由于推行商品經濟，社會生產力得到較大規模的釋放，與其相適應，各種保障市場運行的政策法規也隨之完善，以物質文明為標志的現代化水平較高。就審美現代性而言，中國文學的現代性是在具有民族危亡的背景下產生出來的，從一開始就具有濃郁的憂患意識和現實關懷，從而導致中國文學現代性的審美先天不足批判有余，偏于以階級斗爭為內容的文學而有意忽略關注個人生存價值的文學。而西方文學的現代性是在西方現代社會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前期主要表現對現代化進程的歌頌與向往，通過啟蒙運動以理性化來彌補個性解放帶來的人性缺失，后期則主要表現對工業化進程中出現的人的異化、物化現象的關注與反思，努力消弧物質至上導致的精神荒蕪和變異。目前我們對現代性理論研究呈現“四多四少”的現象，即引進的多，闡釋的多，套用的多，解決具體問題的多;批評的少，反思的少，發展的少，理論重構的少。正如有學者所指，對現代性的簡單化的理解在某種程度上漠視了這一概念的內在張力，對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獨特性研究不夠，對現代性視角的理論價值認識不足“真正的審美現代性，它一方面是批判現代性的(主要是針對現代文明和科技理性對人的壓抑與操縱)，但是另一方面它的價值原點仍落在現代二字上，它不是從根本上拋棄現代立場，即它在現代性之內反現代性，而不是要回歸前現代性與傳統。這也正是現代性的建設性的本質的體現。”出現上述現象的主要原因，我們認為，一方面我國本土現代性理論幾乎沒有，長期以來一直借用西方理論來闡釋中國文學問題，出現了所謂的“失語癥”，另一方面，我國學者普遍缺乏較為寬廣的世界文學視野和反思能力，未能站在區域化甚至全球化的視野上考察文學現象和文學問題。

論文關鍵詞:三木寡風詩歌創作

論文摘要:三木露風是日本近代新浪漫主義文學獨具特色的詩人。他與北原白秋共同創造了日本近代詩史上的一個嶄新的時代“白寡時代”。三木寡風的詩歌多描寫近代社會的頹廢和病態的人物心理，并具有濃厚的基督教特征，表現了不被社會所容，只好退回內心深處，并在孤寂、哀傷中發出呻吟、吶喊的日本近代知識分子形象。他那來自現實世界的具有時代感的象征詩歌創作，標志著日本近代詩發展的又一高峰。

三木露風(1889-1964)，出生于日本兵庫縣，他與北原白秋被稱為日本近代新浪漫主義詩壇的雙璧。三木露風的創作可分為三個時期:初期作為抒情詩人以詠嘆為主調;中期受“世紀末思潮”的影響，吟誦近代人的暗但和哀愁;晚期加人天主教后，詩歌進人明快的境地。代表性的詩集有《夏姬》、《廢園》、《寂寞曙光》和《白手獵人》等。永井荷風高度評價三木露風的詩歌創作:“說他最好地體現了魏爾倫的風貌也不過分”。(日本近代文學大事典，昭和59年)三木露風認為，在詩歌創作中“象征是靈魂之窗”。縱觀三木露風一生的文學活動可看出，他的浪漫主義詩歌創作具有以下特色。

1.0源于自然、憧憬自然、歌頌自然的文學感性

三木露風自幼成長在自然環境優美而又寂靜的山村，山川美景、森林奧秘，培養了他憧憬自然、探索自然的情感，并由此激發了他熱愛自然、謳歌自然的文學靈性。他晚年曾在《我的故鄉》中回憶道:“我的故鄉背面靠山，前面有河。雞籠山、臺山、白鷺山，分別聳立在北面和西面，其中，雞籠山是受保護的風景區，上面有許多名勝古跡，禁止伐木。過去的朝霧城就坐落在這山上。山上樹木蒼郁茂盛，松柏之間夾雜著山櫻，春天櫻花盛開，十分美麗。我少年時代喜歡一個人登山。從十歲到十五六歲，我游玩的地方就是山、山谷和河流。其中，大山是我最喜歡去的地方。我長大后，專門創作了童謠，歌唱記憶中的登山活動。那些童謠收在童謠集《珍珠島》中。”(三木露風，昭和48年:162一163)“在童謠中，我所歌頌的山巒郁郁蔥蔥，在夕陽照射下尤為美麗動人。越過一道山梁向對面山頭進發時，可見山上深不可測的湖泊。它使我幼小的心靈始終抱有神秘感，認為對面肯定隱藏著什么。這種孩童的憧憬、幻想與向往，可稱之為先天性的對自然的思慕之情，濃濃地存留于我少年時代純真的心中。”(同上:164)家鄉的自然景色給三木露風留下了美好的回憶，在他幼小的心靈中培養了文學感性，可以說，他文學興趣的原點就來自對家鄉山巒、森林、湖泊的神秘感。他的第一部詩歌集《夏姬》是為懷念故鄉閑谷(地名)而創作的。

1909年8月，三木露風第一次到東京，那時的他還是一個剛滿17歲的浪漫青年，仍然保持著以往的喜好，親和自然。后來，他將詩集《夏姬》贈給松原至文，松原至文閱后，在《文庫》上發表了《與露風的近作》一文，高度評價三木露風的詩作，稱贊他是“年齡極小，才華橫溢的才子。讀他們的詩，如詩集《夏姬》，如同詩苑掇英。”(轉引自安部宙之介，1983:24)茶余飯后，他經常到龍野川(地名)一帶那“樹木茂盛，莊稼地成片，住戶少而寂靜”的地方去散步，“喜愛自然的寂靜”，(三木露風，昭和48年:201)并在自然中尋求創作靈感。1921年，他創作的詩集《廢園》，就是在搬到根津大院后，觸景生情而創作的詩歌。那里有寬廣的庭院，有白鷺棲息的池塘，四季景色優美宜人，居間甚為逍遙，他在優雅的自然風景中搜尋回味童年的記憶和靈感，流連忘返、吟詩作歌，由此而成就了他的詩人地位。他曾說:“給我詩情，使我在少年時代沉思默想的……是故鄉的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