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代表”是建黨治國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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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東考察工作時強調指出：“只要我們黨始終成為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我們黨就能永遠立于不敗之地，永遠得到全國各族人民的衷心擁護并帶領人民不斷前進。”“三個代表”的提出是面對挑戰的決策回應；是無產階級執政黨建設理論的創新；也是無產階級政黨執政觀的科學概括、廉明政治觀的系統表述。對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政權提出至高無上的標準和要求：代表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和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劃清了它與一切非無產階級政黨和非無產階級政權的根本區別。這一戰略決策充分表明了共產黨的鄭重態度，也是它充滿自信的體現。隨著時間的遷移，“三個代表”對于立黨、執政、治國的指南作用將日益顯現。

面對挑戰的決策回應

“三個代表的提出，是對我黨我國面臨的嚴峻考驗的決策回應。它是基于對我黨面臨的挑戰和考驗的清醒把握，基于對我黨隊伍、狀況的重大變化的深刻分析而提出的；它表達了對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充滿必勝的堅定信念，同時也是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的體現。在某個角度上說，它是“憂黨、憂國、憂民”的居安思危情結的反映，是他從歷史和全局的高度，對共產黨的組織和黨員提出的一種警示。在江蘇考察工作時就明確提出黨“抵御風險”和“面臨各種政治風浪時也能顯示出強大戰斗力”的問題。關于這一點，從提出“三個代表”的背景中我們可以得到更加深刻的理解。

從國際環境來說，我國既面臨著發展的機遇，亦面臨著嚴峻的考驗。政治上，由于社會主義遭受嚴重挫折，使在全球范圍內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力量對比發生了不利于社會主義的變化，社會主義仍處于劣勢態勢，承受著國際資本的巨大壓力。經濟上，由于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是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體，它們占居支配地位，因而在當代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格局中，中國經濟發展的弱勢也相當明顯。盡管近20年來我國的經濟快速增長，成就引人矚目，但總體上我國目前在世界經濟發展的地位仍處于弱勢。這表現于中國的發展水平不高，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明顯。我國人均國民生產值（1999年為772美元）既低于發展中國家的人均水平（1996年人均1090年美元），更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同發達國家相比，50年來不僅沒有縮短差距，而且還進一步擴大了差距。（1949年，中美人均國民生產值之比為1:19，而1997年則擴大為1:43）更為嚴峻的是中國存在著制約經濟發展的一系列不利因素，使它在短期內難以追趕上西方國家的發展步伐。

從國內環境來說，我國既贏得了舉世驚羨的業績，但也存在著制約社會發展的種種深層社會矛盾。回顧我國以往的發展歷程，在實現黨的正確領導的同時，伴著不少決策失誤夾雜其中，因而贏得的成就，其代價是相當高昂的。馬克思說過，人們不能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只能在既定條件下創造歷史。目前中國的現實對中國的發展確實存在著不少難以跨越的屏障，擇其要者有：在人與自然關系上，我國龐大的人口數量導致中國人均資源要素占有率低，資源與人口的矛盾尖銳，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短期內難以有效抑制，這對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增大了極大的困難性。在人與社會的關系上，社會發展的人文環境不佳。我國目前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即從傳統社會向現代化社會轉變。社會轉型期的國家普遍存在著的三大難題，即社會失序、道德失衡、政治動蕩等問題也不同程度地困擾著我國。這固然有社會轉型期難以避免的原因使然，但也有歷史積累的深層矛盾的因素的作用。中國目前是世界上超大型的國家和超大型的社會，發展又極不平衡。國家規模本身就是制約經濟發展和政府管理的一個重要因素，大國，尤其是超大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政府管理由此是有不同于中小國家的許多重要特征。因而其管理的難度是舉世罕見的。我國社會積累的一系列深層矛盾，使國家管理面臨諸多兩難性抉擇：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上，要轉變“兩高兩低”（即高收入高資源消耗和低產出低效率）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卻又受制于人才資本和技術條件的制約，若不盡快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勢必加劇環境的退化；在產業結構調整上，若以發達國家為追趕目標，迅速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則有大量人口無從就業，若照顧人口素質的現狀則極需要發展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這又勢必制約高新產業的發展，從而影響中國跟進發達國家的速度；在現代化進程上，要加快推進社會現代化的進程，難免加劇社會局部不穩定，而把社會穩定置于首位則難免會推遲改革的速度，拖延現代化進程；在法治問題上有亂世用重典之說，但也有法不責眾之說，面對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實也有兩難之處；在公務員隊伍的建構上，要精簡機構，但面臨著人員分流的壓力和部分公務員抵觸的阻力，不精簡則承受著制度成本增大和行政效率低下的壓力。此外，還有諸如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效率與公平、城市二元化結構的調整等等的兩難抉擇。這一切都對執政黨的領導藝術和領導才能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亟需要全面權衡利弊并趨利避害，貫徹“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比取其輕”的原則，根據事物本身的規則掌握良好的“度”予以解決。

從執政黨的狀況來看，我黨經歷了將近80年的發展歷程，已成為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是勝利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的。但是我黨的現有狀況與其所承擔的歷史重任和人民群眾對它所抱的高期望值有著相當的差距。這里有二個突出問題值得高度的關注。一是黨的發展規模太大，對保持黨的先進性具有特殊的難度。目前中共已成為有6300萬多黨員和有350萬個基層組織的超大型政黨。事物的數量和質量有著內在的關系，政黨不同于一般的群眾團體，是階級意志和利益的體現者。無產階級政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部隊，它的成員應是社會的精英。一旦政黨的過份膨脹，政黨先進性便會受到挑戰。今天，差不多12－13名成年中國公民中就有一名共產黨員，這種比例關系使黨員和黨組織的先進性的保持和體現面臨著新的挑戰。究竟黨應控制多大的規模以便使它更好地保持黨的先進性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現實問題。二是黨內腐敗現象愈演愈烈。八十年代初我黨開始提出糾正不正之風、加強黨風建設的問題，自此之后幾乎一直從不停頓地抓黨風政風建設，黨的13大政治報告正式提出黨內消極腐敗的問題，14大、15大的政治報告均有專門反腐敗的論述，反復強調這是關乎黨的生死存亡問題。然而，20年來，雖然也取得階段性的成果，但在總體上并未能有效地制止不正之風，反之，腐敗情況愈益發展，有些腐敗案件的情節的嚴重性令人難以置信。這表明，腐敗問題的嚴重性和頑固性。就這個現象本身人們就可以進行多角度多層次的分析，其結論是不言而喻的，其負面影響也是有目共睹的。它嚴重敗壞了黨和政府的形象，影響了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的密切關系。鄧小平在1989年政治風波之后明確指出：“這個黨該抓了，不抓不行了。”[1]今天，我們黨仍然存在治黨不嚴的狀況，黨內狀況與時代賦予它的要求還存在差距。如所說的，“現在黨的建設同新形勢新任務不相適應的地方還相當不少，黨內在思想上、組織上、作風上存在的不符合甚至違背黨和人民利益的問題也相當不少，需要研究解決的新情況新問題也不少。”在中央紀委第四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深刻指出：“從總體上說，我們黨是有戰斗力的，黨的組織和黨員干部隊伍是好的。這是主流，是基本的方面。看不到這一點，是不對的、有害的。但看不到存在的問題，或者對問題的嚴重性和危害性估計不足，同樣是不對的、有害的……這就向我們提出，越是改革開放，越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越要從嚴治黨。如果治黨不嚴，紀律松馳，組織渙散，發展下去不是沒有亡黨亡國的危險啊！”[2]

多次強調，今后十年是中國發展的關鍵時期。中國目前既存在著歷史上難得的發展契機，但的確又存在著相當嚴峻的挑戰和考驗，在面對來自外部國家的比較壓力之下，來自有著更發達的生產力和更優越生活水平的外部國家對相對仍然貧窮落后和中國的挑戰下，能否抓住目前的發展機遇，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以實現社會主義事業的勝利、社會全面現代化的完成和中華民族的振興這“三位一體”的歷史任務是擺在全黨、全國、全中華民族面前的不可回避的歷史課題。這是關乎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中國的前途和命運，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的重大問題。要抓住發展良機，消除各種隱患，作為中國的執政黨亟需提高自己的駕馭全面、化解矛盾的能力，提高領導水平、執政水平。“三個代表”的提出正是他面對嚴峻挑戰的決策回應。他提出的直接動因在于從嚴治黨，治理黨內存在的各種隱患，這是把中國事情辦好的關鍵。古人云：“憂勞可以興國，逸豫足以亡身。”“明者防禍于未萌，智者圖患于將來。”借用這些話，這種強烈的憂勞意識恰是興國的精神前提，是消除隱患的政治智慧的凝結。的“三個代表”既是對黨的先進性的高度概括，也是從嚴治黨的標準，更是共產黨廉明政治觀的重要準則。它具有明顯的針對性，抓住了立黨、執政、治國的根本，是防止黨蛻化變質、增強黨抵御風險能力的良方妙策，也是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的有效措施。這一高層建瓴，總攬全局的戰略決策充分顯示了的睿智和遠見。

黨建理論的創新

西方一位學者曾經說過，凡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先哲們都曾經探討過，我們的任務就在于在新的條件下重新思考，形成新的認識。“三個代表”的重要論述恰是關于無產階級政黨建設的問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思考所形成的新認識，是馬克思主義建黨理論的創新。關于無產階級政黨的建設問題，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到鄧小平等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領導無產階級的解放斗爭中都分別作過深刻的論述，并作出他們各自的理論貢獻。馬克思恩格斯論證了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必要性，闡明了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指導思想、一般綱領、策略原則和組織原則等問題，奠定了馬克思主義黨的學說的基礎。如斯大林所說，馬克思對無產階級政黨理論的主要貢獻在于“提供了關于黨的基本要點。”[3]列寧在領導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根據新的實踐經驗全面提出了新型無產階級政黨學說和初步創立了執政黨建設的理論。因此，鄧小平對列寧在無產階級政黨方面的理論貢獻定位為“列寧有個完整的建黨的學說。”[4]對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的主要貢獻在于成功地解決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這樣落后的國家如何建黨的問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黨的學說在中國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正如鄧小平指出的“把列寧的建黨學說發展得最完備的是同志。”[5]鄧小平對無產階級政黨理論的突出貢獻就在于恢復的建黨思想并回答了在改革開放的條件下“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和如何加強黨的建設”的問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黨的學說在中國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

“三個代表”的論述從新的高度科學地回答了“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的創新。它的創新性具體體現在：它科學地概括和集中體現了共產黨的根本性質、根本宗旨和歷史任務，這既是從時代和全局的高度對黨提出新的嚴格要求，同時也充分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對黨保持先進性的殷切期望；它是對我黨全部歷史經驗的精辟總結，既對我黨以往歷程所發揮作用的高度概括和充分肯定，又指明黨的建設需要進一步解決的根本問題；它是對我黨面臨的嚴峻考驗的清醒把握，既滿懷著對我們從事社會主義正義事業必勝的堅定信心，同時也蘊含著“憂黨、憂國、憂民”的強烈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它對我黨肩負著的民族、國家、人民、歷史所賦予的重托作了準確的、全面的和完整的表述，提出了鞏固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的戰略思考；它融經濟、文化和政治于一體，闡明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標準和要求，高度科學地概括了無產階級政黨執政觀和無產階級的廉明政治觀，提出了執政治國的戰略思路，成為共產黨執政治國的行動指南。

“三個代表”的論述言簡意賅，立意深遠，具有務實性、時代性、戰略性、系統性的鮮明特點。

務實性，就在于它從現實的國際、國內條件出發，把客觀現實作為治黨治國的基礎和依據。

明確指出，要“堅持貫徹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戰線，堅持改革，銳意創新”。“三個代表”的提出正是對我黨我國面臨的發展機遇和嚴峻挑戰的務實性的決策回應。正如他指出的，是為了解決黨在發展中所面臨著的“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增強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能力這兩大歷史性課題。”在今天中國，黨處于關鍵地位，只要黨順利地解決這兩大歷史性課題，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必定一往無前。務實性還體現于它把人民的根本利益置于首位。這正是抓住了立黨和治國的根本。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這是古往今來所一再昭示的政治鐵律，以人民的利益為根本就使治國立于不敗之地。

時代性，就是“三個代表”扣緊時代的大主題，具有鮮明的時代色彩。

當今，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發展是時代的核心問題，世界各國無一不加強本國的經濟發展。正確把握時代的脈膊，敏銳地抓住發展這個根本，把發展生產力置于首要位置，并對國家的發展作了合理的布局，涵蓋了國家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各個領域，既重視生產力對社會發展的決定性作用，又重視文化、規范等主觀性因素對生產力發展制度的變遷和利益協調機制形成等方面的重大作用，并強調了社會發展的終極即社會利益的協調，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力求實現社會的協調發展和全面進步，在理論上精辟地回答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原則、標準和要求等基本問題。這表明了他能夠順應時展的潮流，也是他的理論富有時代色彩的所在。

戰略性，就是“三個代表”的論述把握著黨的建設乃至國家治理的全局并具有前瞻性。

“三個代表”解決的不是黨的具體組織措施，也不是國家的行政細節，而是關乎著黨和國家的前途與命運的關鍵問題，即我黨的興衰成敗、國家的發展前景和民族的振興，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的協調全面發展，社會主義廉明政治、民主政治的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發展，社會主義價值的體現和落實，社會主義國家綜合國力的增強，我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的“三個代表”，從治黨的角度看，他從新的歷史高度概括了黨的先進性的標準和要求，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必定能夠堅持黨的先進性并進而完成它肩負的歷史任務。從治國的角度看，他從新的歷史高度對無產階級政黨的執政觀和廉明政治觀作了系統的概括，劃清了共產黨與其他政黨執政的根本區別，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執政治國必定能夠推進國家、社會的全面進步并實現中華民族的振興。這體現了他是一個善于總攬全局、把握全面的偉大戰略家。不但如此，“三個代表”具有突出的前瞻性，他高屋建瓴，面向未來，面向世界，具有預見性和前瞻性，他一再強調的是“先進社會生產力”和“先進的文化”，“先進”兩字便突出體現著面向未來，預見未來的內涵，生產力和文化都是一個歷史范疇，它總是不斷變化發展的，不同的時代具有不同的內容。提出“先進”的要求也就必然要跟著時代的發展，站在時代的前列，這體現了他的遠見卓識和睿智。

系統性，是指“三個代表”論述是一個嚴密的系統整體，構成一個嚴謹的體系。

“三個代表”的系統性表現在：全面性，它涉及的領域廣、內容豐富，涵蓋了經濟、文化、政治等各方面，包括了從嚴治黨和科學治國理政等重要問題；相關性，“三個代表”自身就是互相聯系，密切相關，辯證統一的整體。在社會建構上，生產力、文化和利益三者是互動的關系，僅抓其中一個方面都無從實現社會的發展，更難談社會的良性發展和持續發展。只有三者的有機結合，才能推動社會進步。而且它還全面完整地揭示了抓好黨的建設、保持黨的先進性與辦好中國的事情之間的辯證關系。目的性，“三個代表”的提出其目的是異常明確的，就是通過解決共產黨如何不斷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如何增強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能力這兩大歷史性課題，以實現我國跨世紀發展的宏偉目標，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新中國，讓中華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先進民族之林！

執政治國的指南

“三個代表”融經濟、文化和政治于一體，充分體現了我黨所領導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主要內容和本質要求，是對無產階級政黨執政觀的高度科學概括，也是無產階級廉明政治觀的表述。因而，它不僅是加強黨的建設的根本指導思想，而且是共產黨治理政的行動指南。認真落實“三個代表”的要求，必將大幅度提升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

首先，“三個代表”的論述闡明了黨在治國中的關鍵性地位和決定性作用，治國必先治黨，只有從嚴治黨方能正確治國。這就抓住了社會主義國家治國的關鍵所在。

在現代民主政治條件下，執政黨是“治理國家不可缺少的工具。”[6]政黨是協調政治與行政的必要手段，由政黨掌握國家政權是當代世界各國普遍的現象。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共產黨是以武裝斗爭方式奪取全國政權成為革命領導者，擁有崇高的威望。這些歷史的起始因素使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的政治體系中成為起決定作用的結構性因素。黨由革命的領導者直接轉變成政權的領導者，成為政府本身一個關鍵因素而存在并發揮作用。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的執政黨，在整個國家體系中居于領導核心地位。在目前，中國沒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與中國共產黨相匹敵，而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的巨大成就表明了堅持黨的領導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充分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不容動搖的。緣于此，在中國，治黨是理政的前提，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從嚴治黨是治國理政的第一要旨，治黨始終堅強有力，治國方能正確有效。如果執政黨不從嚴治理自己，不切實搞好自身建設，清除各種隱患，就有自毀長城，喪失民心，最終失敗的危險。強調指出：“要把中國的事情辦好，關鍵取決于我們黨。”這正是諳熟治國理政的真諦的體現。所謂“關鍵”是指事物最關緊要的部分，對情況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中國共產黨對于中國的國家治理來說就是“最關緊要的部分”就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素。”因此，“三個代表”闡明了黨在治國理政的關鍵作用，闡明了從嚴治黨的極端重要性和必要性，對于黨治國理政，提高執政水平，領導水平具有重大的現實指導意義。

其次，“三個代表”科學界定了國家職能內容和目標，為黨治國理政指明了方向。

“三個代表”融經濟、文化和政治于一體，闡明了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標準和要求，提出了檢驗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的重要標準，從政治學的視角審視，它實質上也是對我國國家活動的基本方向和基本作用的科學界定，即對我國國家職能的內容和目標作了科學界定。這為黨治國理政指明了正確的方向。

社會主義社會應該是全面發展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全面協調發展是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特征所在。深悉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他所提出的“三個代表”把社會發展的三大基本要素有機地構成一個整體，三者之間辯證地連為一體，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其中，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是基礎，只有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才能創造物質文明以奠定社會雄厚的物質基礎。發展社會生產力是一個國家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是發展生產力和實現人民利益的不可或缺的條件，文化建設為發展生產力提供精神動力、文化條件和智力支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黨和國家活動根本出發點和歸宿，對社會利益的整合和協調是政治的真諦所在，而實現和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無產階級政治與剝削階級政治的根本區別。今天我國社會主義的最大政治恰就在于實現、發展和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一旦實現了這一點，也就從制度層面上調動了人民群眾的最大積極性和釋放各種潛在能量，社會發展就獲得永不衰竭的動力源泉。正因為如此，我們說“三個代表”是融經濟、文化和政治于一體，它既指明了社會主義國家治國理政的主要內容，也對治國理政的目標作了明確的界定。實際上也是對我國國家職能的主要內容和目標的準確定位。明確指出，全黨要在貫徹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時，在從事的各項事業中,都要牢記落實“三個代表”的要求，看看我們采取的措施，所做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三個代表”的要求，符合的就毫不動搖地堅持，不完全符合的就勇于實事求是地糾正，以利我們改革和建設不斷向前邁進。這既是對黨組織的要求，同時也是對各級人民政權的要求。它為黨治國理政指明了方向和途徑。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黨在治國理政時就應堅持經濟、政治、文化的協調發展，做到兩個文明一齊抓，兩個文明都搞好，實現社會全面進步，同時，要以“三個代表”的要求作為衡量國家機關行使國家權力、履行國家職能的成敗得失的重要標準，三個方面都應達到，缺一不可。

再次，“三個代表”對黨和政府所要承擔的政治責任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和標準，這為在我國建立責任政府體制奠定了基礎。

現代社會，民主政府必然是責任政府。政府的一切措施與政府官員的一切活動必須以民意為依據，必須合乎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也就是說，必須承擔政治責任，必須對民意負責，進而對民選的代議機構負責。責任政府的確立是民主政治的巨大成果之一，責任政府既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也是對政府公共行政進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作為一種價值理念，它要求政府必須回應社會和民眾的基本要求并積極采取行動加以滿足；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它意味著建立保證政府責任實現的控制機制。“三個代表”的科學論斷貫串其中的核心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它既是對共產黨的要求，也是對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政權的要求，它指明，我們黨和人民政權的一切工作都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都是為了實現好、發展好和維護好人民的利益，任何脫離群眾、任何違反群眾意愿和危害群眾利益的行為都是不允許的。實現、發展和維護好人民的利益，是我們黨和政府的全部任務和政治責任。黨和政府的一切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都是為了實現發展和維護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利益。這既是人民政權的價值觀念，也是構建責任政府政治體制的目標和要求，同時還提供了人民評價執政黨和政府工作的優劣、好壞、是否稱職的明確準則。我國政治體制存在的一個弊端就在于政府責任的缺失，失職、瀆職行為的泛化。認真落實“三個代表”的要求，無論是使我國責任政府的構建和完善，抑或是使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政治責任感的增強和提高乃至發揮人民群眾檢查、督促和監督執政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都具有極大的現實指導意義，它將會加速我國確立責任政府和責任政治的進程并必將大幅度提高我國的行政效率。

最后，“三個代表”提出實現、發展和維護人民群眾利益的具體要求，這對進一步明確我國國家機關的職能分工和協作以及更好行使國家權力同樣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

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權力是統一不可分割的，但這并不否定國家機關的合理分工，使之更好地履行國家職能。現代國家機構通常分工為立法、行政、司法等不同職能部門。在政治過程中，這三個不同職能部門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如何使之統一協調并發揮各自的作用是政治管理的重大課題。

以我國為例，作為國家權力機關和立法機關的人民代表大會，其作用在于集中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要求將其轉化為國家的法律和政策作為政治管理的準則。在政府的政治過程中，這是確定和發展人民群眾利益的基本環節。國家行政機關的任務是負責執行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和決定，其職能的實質在于實現立法機關所確定的利益，它的活動過程也是利益實現的過程，這與廣大的人民群眾的利益關系最為密切，因而它在政治過程中占主導地位。司法機關的作用是解決社會存在的各種利益沖突，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不致受侵犯。在某個意義上，司法機關的活動是利益維護過程，即運用權力、程序和體制維護立法機關所確定的利益，也即維護國家、集體和人民的利益。一旦發生利益受到破壞和違背時，司法機關便可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通過對我國政府各機關在實現、發展和維護好人民群眾利益中的不同作用的分析，說明了我國政府機關都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但在實現和維護人民利益方面發揮各自獨特的作用。“三個代表”明確指出了黨和政府要更好地實現、發展和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這較之以往籠統地說代表人民的利益的提法更加準確、更加細致、更加全面，體現了這個提法是在認真分析政治過程的基礎上才作出的表述。它不僅是對國家機關的總體要求，同時也使各政府部門的職責更加明確，按照這個要求，全國人大及常委會和有立法權的地方人大在立法方面，應更好地體現如何發展人民的利益的要求，堅決制止部門利益干擾立法的現象的滋生；各級行政機關應更多地切實辦事，以便更好地實現和發展人民的利益，消除把政府當作贏利工具的現象；各級司法機關應更好地維護人民的利益，制止各種侵害人民利益的行為、并消除司法腐敗等現象。

我們當務之急就是在認真學習“三個代表”的基礎上，把“三個代表”的各項要求認真落到實處，使“三個代表”的“應然性”逐步在中國轉變為“實然性”的現實。一旦實現這一點，中國將超越歷史的輝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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