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好“效率與公平”問題是實現“三個代表”的重要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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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社會生產力大幅度提高的同時，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顯著的改善，不僅解決了千百年來未能解決的億萬人民的溫飽問題，而且步入了小康生活，全國人民從總體上分享了改革開放的巨大成果。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但是，也要看到當今中國既存在效率問題，也存在公平問題。人民群眾反應強烈的是公平問題即貧富差距懸殊問題，它不僅成為制約效率進一步提高的直接因素，而且成為影響穩定大局的社會政治問題。以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積極解決我國社會發展中面臨的“貧富差距懸殊”問題，代表了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豐富和發展了鄧小平理論。認真學習和實踐同志關于解決貧富差距懸殊問題的思想和論述，對于我們加強黨的建設，提高黨的執政水平，正確處理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我國的“效率與公平”問題突出表現為貧富差距懸殊，這已成為影響改革與發展的重大社會政治問題

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實現共同富裕，這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內容。在這個思想的指導下，從80年代初開始，我國實施了向“東部傾斜，梯次推進”的發展戰略，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國民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工農業總產值躋身世界前列，不僅基本上解決了12億人的溫飽問題，而且綜合國力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是，貧富差距懸殊問題也日趨突出：

1.地區經濟尤其是東、西部的經濟發展差距突出。我國1995年人均生產總值，東部地區是西部地區的2.41倍，其中最高的上海市是最低的貴州省的10倍多；同年，東部的國內生產總值是西部地區的4.1倍；1998年，城鎮居民收入最高地區廣東省與較低地區甘肅省相差2.2倍多，超過了一般發達國家的水平；地區間農村經濟發展差距更為懸殊，1995年，東部鄉鎮企業總產值是西部的6.23倍，其中最高的山東省是最低的甘肅省的560.2倍；1998年，農民人均收入最高地區上海與較低地區云南相差近4倍。值得注意的是，在東、西部地區差距擴大的同時，東部地區的南北差距也在明顯擴大。

2.城鄉差距不斷拉大。改革開放政策在農村率先推行，從1979年起到1985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到1.72:1。此后，二者差距又不斷擴大。1995年達到2.47:1，1998年增加到2.65:1，這在亞洲乃至世界都是極為突出的。亞洲各國一般在1.5～2.0倍之間。如果把城市居民享受而農民不能享受的住房、醫療、物價等補貼和各種社會保險計算進去，城市居民實際收入比農民的收入至少要高出4倍以上。

3.部門差距比較懸殊。不同行業、不同所有制的職工工資差距擴大。以全國16個行業平均工資為基數1計算，工資最低行業與最高行業之比，1978年為0.76:1.43，1995年擴大到0.64:1.43。1994年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職工工資總額分別比1993年增長35.8%和18%，而外資和私企的工資上升了140%；1990-1996年，國有、集體和其它單位（主要是股份制和三資企業）職工平均工資由1.36:1:1.78擴大為1.46:1:1.92。1999年在15個行業中，收入最高的是房地產、金融保險、科研技術三個行業，較低行業為農林牧漁、批發零售業，差距都在兩倍以上。

4.貧困群眾與富裕群體階層呈現分化趨勢。一方面，我國農村還存在著不少的貧困地區，1999年，還有200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上，一些邊遠山區少數民族群眾的生活十分貧困。雖然我國農村貧困人口在逐年減少，但隨著下崗工人的增加，城市的貧困人口卻在增加。1995年全國生活困難市民的比重已由1993年占城鎮居民的總數的5%上升到10%左右。1999年接轉的失業下崗人員1241萬，再加上1999年660萬下崗職工，據此計算，當年全國城市貧困人口、生活有困難的人口累計不少于2200萬。另一方面，我國百萬富翁已超過400萬戶，千萬富翁近千戶，億萬富翁近百戶，其中，最富有者財產已達40億元以上。銀行界人士分析，占總人口15-20%的高收入層掌握著大陸60%以上的有價證券。占全國人口不到10%的高收入階層，其銀行存款約占城鄉居民儲蓄存款總額的77%，而占全國人口90%的低收入居民僅占存款總額的23%，兩者相差約30倍。根據國際上多年測量的數據，基尼系數在0.3-0.4之間為中等不平等程度。1978年我國基尼系數是0.16，80年代末為0.28，1996年為0.42，1998年達0.46。顯然，從90年代開始，我國的貧富差距已超出了正常范圍。

貧富差距懸殊問題，正在引發著許多影響我國跨世紀發展的重大社會政治問題。一是地區之間的貧富差距懸殊，直接威脅著民族之間、邊疆與內地、東部與西部民眾之間的團結和感情，給境內外敵對勢力“分化”、“西化”以可乘之機。二是社會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懸殊，阻礙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常發育。資料表明，貧富差距懸殊，導致“有錢的不需要買，需要買的沒有錢”惡性循環，進一步促使生產供給相對過剩和有效需求嚴重不足的經濟矛盾更加突出，形成所謂“買不起的買方市場”怪圈，致使政府為了啟動市場、擴大內需、激活消費而采取的一些重大措施收效甚微。三是地區間貧富懸殊的存在，誘使大量人口無序地涌向發達地區，使得諸如偷盜、賭博、、拐賣婦女兒童等社會犯罪活動屢打不絕，嚴重危害社會治安，毒化社會風氣。四是貧富差距懸殊直接導致教育失衡。在“貴族學校”層出不窮的同時，成千上萬貧困兒童卻處于失學輟學的境地，更談不上接受高等教育，從而直接影響后備勞動力乃至民族整體素質的提高，阻礙國家的可持續發展。

這表明貧富差距懸殊已成為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解決不好最終必將威脅人民群眾與黨和政府的關系，動搖人們對改革開放的信心，助長對黨的領導的不信任情緒。因此，解決“貧富差距懸殊”問題是執政黨必須正視的嚴肅課題，對黨的建設和國家發展意義深遠：

首先，解決“貧富差距懸殊”問題是實現黨的宗旨的重大舉措。共產黨沒有自己的私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唯一宗旨。因此，鄧小平提出把“人民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作為一切工作的標準。20多年的改革開放，極大地提高了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人民群眾總體上是滿意的、高興的。但是，人民群眾也有不滿意的地方。據對上海、廣州、浙江、山東、云南、貴州等地的調查，78%的人認為社會分配不公已經是很嚴重的社會問題，56%的人認為貧富差距過大是社會發展中最令人擔憂的問題。因此，解決“貧富差距懸殊”問題，是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實現黨的宗旨的重大舉措。

其次，解決“貧富差距懸殊”問題是完成黨的歷史使命的本質要求。“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貧富差距懸殊是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相背離的。所以，把逐步縮小地區之間、城鄉之間和居民之間的貧富差距，作為重要的發展方針和政策，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再次，解決“貧富差距懸殊”問題是加強黨風廉政建設的有效途徑。黨內極少數腐敗分子直接損害群眾利益，侵吞國家財產，不擇手段地聚斂個人財富，也是導致貧富懸殊問題的一個原因，從制度和機制上解決“貧富差距懸殊”問題，也是鏟除腐敗土壤，加大懲治腐敗力度，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全面加強黨的建設的重要途徑。

最后，解決“貧富差距懸殊”問題也是推動效率不斷增長的內在要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定的、合理的收入差距，既是獲得效率的動力，又是獲得效率的一種表現。但是，收入差距超過一定的限度出現貧富懸殊時，對推動效率增長就會產生遞減甚至是阻礙的作用。這是因為：其一，由于資本和消費資金高度集中于少數社會成員手中，就會導致投資活力和市場購買力的同時下降，從而引起全社會生產效率的負增長；其二，由于社會成員之間的貧富分化超過了合理界限，貧富階層容易產生尖銳的對立情緒，嚴重者甚至釀成社會動亂；其三，非誠實勞動造成的貧富差距，不僅直接挫傷廣大群眾的積極性，而且往往直接破壞社會生產力，導致社會整體效率的下降。目前，我國貧富差距懸殊問題已比較突出，推動效率增長的遞減性已十分明顯。解決貧富差距懸殊問題，謀求公平推動效率已是一種必然的、現實的選擇。

二、導致“貧富差距懸殊”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效率優先”，而在于我國社會的深層運行機制尚不健全

造成“貧富差距懸殊”的根源何在？一些論者認為問題出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發展戰略上，這是十分錯誤的。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符合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力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的理論；符合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提高效率、發展生產力是最為迫切而又嚴峻的任務的實際；符合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公平和效率應該是統一的，它們都是社會主義持續、穩定和協調發展的基本保證，沒有效率就沒有高水平的公平，而社會的不公平也制約和阻礙效率提高。只有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才能既大力發展生產力，提高效率，又防止貧富差距懸殊和兩極分化。

分析中國貧富差距懸殊問題的原因必須正視兩個基本事實：一是中國的貧富差距懸殊問題，并不是完全意義的市場經濟條件下自發出現的，而是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過程中發生的；二是我國貧富差距分化是在全體公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礎上產生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不是以大多數人的生活下降為代價。這兩個基本事實表明，我國出現貧富差距懸殊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國社會深層運行機制尚不健全，使一部分人能夠投機鉆營，非法、違法經營和權力資本化，造成不合理的貧富分化，導致社會貧富差距懸殊。

首先，近十幾年來，我國城鄉個體工商業戶、私營企業主、承包租賃經營以及高收入群體中的越軌行為，相當大地加快了社會財富向這些人手中聚集的速度，因此導致了部分社會成員之間貧富懸殊。其一，普遍存在的偷漏稅行為，使高收入者獲得了大量非法收入。據報載，我國個體戶和私營企業主的偷漏稅面達90%以上，其實繳稅款占應繳稅款比例一般為10%-20%，最高也不超過30%；此外還有無照經營偷逃稅款、不報帳或報假帳偷逃稅款、買賣發票、開假發票或不開發票偷逃稅款等。據1993年《光明日報》披露，我國每年被個體戶非法截留稅款為260億元。這意味著每年增加2.6萬戶百萬富翁或26萬個十萬富翁。如果用于扶貧，可解決6000萬人的溫飽問題。近幾年我國征收個人所得稅逐年上升，1996年超過100億，但許多稅務人員認為這僅僅是應征稅的一小部分。其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坑害消費者，使許多不法之徒獲得高額利潤。其三，走私販私獲取巨額利潤。其四，過度的資本剝削，使相當多的雇主成了暴發戶。許多私營企業主對雇工的剝削十分殘酷，有資料表明，深圳等地發生的停工、罷工事件90%以上是由對工人過度剝削引起的。據測算，私營企業主階層與雇傭勞動者階層的年收入水平至少相差250-300倍。其五，經營黃色產業，利用迷信、邪教組織使一部分不法分子暴富起來。據推算，通過以上“越軌”行為暴富的約有300萬戶。

其次，權力經濟化、資本化，即以權謀私、錢權交易，致使部分領導干部、公職人員“暴富”，導致貧富懸殊。其一，貪污受賄涉及各類權力群體，尤其是握有實權的領導干部和掌管錢物的公職人員。其二，濫用職權從事不正當經營，諸如倒賣“批件”、倒賣緊俏商品和生產資料平價指標。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專家測算，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僅我國價格雙軌制形成的物資、資金和外匯的價格落差每年高達4000億元，這一巨額“租金”中的40%左右落入了與權力有聯系的尋租者手中。其三，動用公款炒股票、炒房地產一夜暴富。其四，利用職權公款經商、辦廠，將大量的國有資產化歸私有。其五，賣官鬻爵，使個別領導干部發財致富。其六，權力消費：公款吃喝玩樂“一條龍”，公款報銷私人購物發票，公款裝修私人住宅，等等。國家統計局的數字顯示，全國公款消費1980年為186億，1990年為741.2億，1993年猛增至1283.5億元，1997年增到2000億元。這筆錢相當于1億多農民一年多的生活費。據統計，每年直接落入以權謀私者個人手中的財物不下1000億元，根據專家粗略計算，各種非法收入在全國范圍內大約使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數上升31%。這就是說，在當今居民的貧富差距中大約有31%是由各種非法收入形成的。如果減去這一因素，中國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基本上處于國際公認的合理區間，從而也就不會有貧富差距懸殊的問題。

綜上所述，產生社會不公，貧富差距懸殊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實行了“效率優先”的政策，而在于我國社會的深層運行機制存在缺陷，表現為：人們的法制意識淡漠、國家機關的司法、執法問題較多，整個社會的法制化水平較低；金融、財稅體制不完善，二次分配及社會保障能力差，利益協調機制缺陷多；行政監督、社會監督軟弱無力，對違法行為的打擊力度不到位等。

三、創造性地運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采取切實有力的政策措施，逐步解決貧富差距懸殊問題

針對我國目前的現實狀況，我們現在要突出解決貧富差距懸殊問題。但解決公平問題，不是回到平均主義的老路上去，而是要在正確的公平觀的指導下，采取切實合理的有效措施，走出一條“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新路子。“公平”是一個歷史范疇，在不同社會有著特定的內涵：平均分配是原始社會公平觀的核心；進入等級制的階級社會即前資本主義社會，占統治地位的社會公平是人們所屬的等級與他們的財產、特權相適應；中國封建社會農民的公平觀是以“均田均賦”為核心的平均主義；資本主義的公平觀突出表現為等價交換、機會均等、平等競爭等。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面臨經濟市場化、社會現代化的歷史任務，由此決定其社會公平主要是指人們參與經濟、社會活動獲取經濟收入、社會利益的機會均等和規則平等。具體說來，社會主義公平觀包括三層含義：一是在經濟活動中強調競爭的機會均等，運用社會稀缺資源的權利平等，勞動價值平等，競爭過程平等以及獲取收入的機會均等；二是在政治生活中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權利平等；三是在倫理層面強調人格平等，與此相聯系還強調人的生存權利和發展權利的平等。很顯然，社會主義的“公平觀”強調的是有差別的相對的平等，它并不是要反對、取消合理的收入差距，而是要反對、取消不規范、不合理、不公平競爭造成的收入差距。共同富裕一直是我們黨追求的目標，“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正是通過解決效率問題進而解決實現“共同富裕”的手段，隨著效率問題的相對解決，公平問題就會逐步成為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鄧小平指出：“什么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解決這個問題。”[1](p374)對于我國的貧富差距問題，同志一直保持著高度的警覺，他創造性地運用鄧小平理論，對解決貧富差距懸殊問題進行了一系列精辟的論述，如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依法保護合法收入，允許和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取締非法收入，對侵吞公有財產的偷稅逃稅、權錢交易等非法手段謀取利益的，堅決依法懲處；整頓不合理收入，對憑借行業壟斷和某些特殊條件獲得個人額外收入的，必須糾正；調節過高收入，完善個人所得稅制，開征遺產稅等稅種；規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趨向合理，防止兩極分化。在以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從1995年調整發展戰略，實施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到世紀之交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經過八年的努力，在促進生產力繼續發展的同時，緩解了部分居民收入差距過分懸殊的矛盾，貧富差距拉大的勢頭得到初步遏制。2000年，在視察廣東、上海等地的講話中，把解決貧富差距懸殊問題進一步提到能否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高度，表現出高瞻遠矚、統攬全局的戰略眼光。

同志關于逐步解決貧富懸殊問題的論述，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理論指導：

其一，同志高度重視我國社會發展中出現的貧富懸殊問題，把這個問題提到“三個代表”的高度來認識和解決，表明了社會主義必須而且能夠解決高效率下的貧富懸殊問題。這是對鄧小平“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思想的豐富和發展，進一步加深了我們黨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同志提出和實施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特別是實施開發西部戰略，是對鄧小平“梯度推進”發展戰略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豐富和發展。

其二，同志“兼顧公平和效率”、“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論述是對鄧小平“共同富裕”理論的創造性運用和完善。“共同富裕”既是一個目標，又是一個過程。作為一個目標，必須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才可能實現；作為一個過程，“共同富裕”就是“兼顧公平和效率”的一種高效發展型態。對于共同富裕這個目標而言，效率與公平都是手段。

其三，同志提出“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是對鄧小平“先富與后富”思想的豐富和完善。所謂“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強調了“機會均等”、有效部分。“帶動和幫助后富”則從理論上完善了“先富與后富”之間的關系和責任。

其四，同志提出并實施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如“把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保護合法收入，取締非法收入，開征遺產稅、規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趨向合理，防止兩極分化”，“保證國民經濟快速健康發展，人民共享經濟繁榮成果，”是對新的實踐經驗的高度概括和總結，是對馬克思主義分配理論的重大發展。

中國共產黨人關于解決貧富懸殊問題的實踐，向世界表明，社會主義應該而且可以兼顧公平與效率。緊密團結在以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創造性地運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是我們進一步解決貧富差距懸殊問題的根本保證。

提高國民經濟總體水平，大力發展生產力，是解決貧富懸殊問題的根本途徑。這是一個歷史過程，應該有步驟、分階段進行。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應把遏制貧富差距拉大的勢頭，“使收入差距趨向合理”作為主要目標，務必取得階段性的明顯效果。為此，我們提出如下建議：

1.解決貧富差距懸殊問題應把打擊違法亂紀、錢權交易作為突破口，重點強調機會均等。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群眾對于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非常滿意，但對以權謀私、官商勾結等丑惡現象所造成的社會不公、尤其是對部分權力擁有者“近水樓臺先得月”造成的機會不均現象的不滿與日俱增。為此國家要依法重拳出擊，嚴厲打擊違法亂紀，權錢交易，從源頭上遏制權力資本的膨脹，以增強社會公眾對黨和政府解決貧富差距懸殊問題的信心。

2.建立和推行稅務制度。偷稅、逃稅、漏稅是造成貧富懸殊的重要原因。我國現行的由稅務部門直接向企業、個人征稅的辦法，存在收稅者與納稅人之間的關系難以監督的嚴重缺陷。稅務制就是在法制環境下，由中介組織負責帳目審計和稅收業務，它有利于建立和形成納稅人、人和稅務部門三方面相互制約的機制。我國目前約有3000多家會計師事務所，注冊會計師2.6萬人，還有一定數量的律師事務所和審計事務所，具備了推行稅務制的基本條件。

3.重建代表農民利益的農會，依法保障農民的利益。工會和農會曾經是中國共產黨動員民眾，推翻舊政權的左膀右臂。建國后，工會繼續存在，但農會卻消失了。說過，中國革命的首要問題是農民問題。改革開放首先從農村開始的事實，表明農民問題在現代化建設中舉足輕重。目前貧富差距懸殊，農村、農民收入太低，所謂“有需求無錢買”，主要表現在農民身上。農民占我國人口的70%，農村有廣闊的潛在市場，但1996和1997年農民消費僅為國民經濟增長提供了15.9%、15.5%的需求。在我國農村，農民的稅費負擔、土地承包權利、糧食收購、生產自主權、金融和技術服務以及司法審判等許多合法權利不能充分保障的問題十分突出，廣大農民的意見、利益訴求，沒有一個組織化、程序化表達渠道，不少農民常常盲目行動，產生不良社會后果。農民作為一個組織上高度離散，經濟上位居弱勢的群體，最容易受到謠言和邪教和蠱惑，也最容易成為極端人物的社會基礎。因此，恢復、重建農會組織，充分發揮其代表、維護、追訴農民利益的作用，對保障農民利益、打擊農村基層組織的違法腐敗行為，緩沖農民與黨和政府的各種矛盾都是十分有利的。

4.在西安、重慶、昆明等西部中心城市，大力發展教育、科技、文化產業。為了給西部培養更多人才，提高科學文化水平，增強經濟發展活力，國家可考慮在以上城市設辦國內著名大學的分校，遷建與西部資源、生態關系緊密的科研機構，支持上述城市舉辦國內外大型文化、體育活動，給予發展民辦教育的特別政策，以促使西部經濟社會發展極的形成，充分發揮其輻射、示范和推動作用。

5.建立公職金制度，引導公務員敬業務實，拒腐防貪。腐敗的實質是非法致富。為杜絕尋租、設租等腐敗行為，對公務員和干部除加強勤政、廉政的教育監督外，還要建立激勵機制。現行的對有突出政績的干部實行晉級提升——“以官作獎”的辦法并不科學，因為能提升的畢竟是少數。政府為所有公職人員設立銀行“公職金個人帳戶”，根據貢獻和收入對等原則，按公職人員的不同職級較大幅度地提高相應的職務津貼水平就較為必要和可行。其職務津貼分為兩部分：一少部分隨工資逐月發放；另外一部分作為勤政廉政抵押金記入政府為其設立的公職金個人帳戶，只能在退休或正常離職時才可一次性提取，如果在職期間貪污受賄，瀆職失職或違法亂紀，輕則扣發，重則全部上繳國庫。

6.強化稅收的調節功能，實行分類征收和綜合征收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在取消800元起征點、實施所有收入都征稅的基礎上，把征收的重點放在隱性收入和生產要素收益方面來。同時，在適當時期開征股票交易凈收入所得稅、遺產稅、贈與稅、個人財產稅和奢侈消費稅。對壟斷性企業和特許經營的企業開征特別稅。通過對個人所得的存量、增量及變量的調節，遏制高收入階層的過快增長，同時彌補政府轉移支付、幫困扶貧等方面的資金不足。

7.建立健全各種社會保障體系，保證城鄉人民的基本生活。通過實施最低工資保障制度與最低生活保障線制度，使失業職工、困難企業職工、離退休職工及喪失勞動能力的居民在生活上基本有保證。建立完善農業生產的風險保障機制，對重要農產品建立必要的儲備制度；逐步建立風險基金制度，用于補償市場價格波動給農民帶來的損失。隨著經濟的發展，國家保障的基本生活水平線也應提高，建議參考“平均收入的一半”確定標準。

【參考文獻】

[1]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