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文化論文范文10篇

1、美國金融危機透視

此次金融危機的直接誘因是美國2008年8月爆發的“次貸危機”。美國人購物尤其是購買住房等高檔商品，大多采用抵押貸款方式分期付款。事實上，美國借貸消費文化的產生與發展已有近百年歷史,借貸消費也曾經受到清教倫理的譴責，經受過社會文化的挑戰。但上世紀30年代以后，這一消費方式逐漸為社會所普遍接受，而且在人們心中扎下了根。久而久之，美國人崇尚超前消費，中產階級生活方式蔚然成風。他們手握信用卡盡情購物、瘋狂消費，卻似乎忘記了“欠債還錢”這個道理。隨著房產泡沫的破裂，美國房產價值逐漸蒸發，現在有近1/6的美國房主背負的房貸要高于其房屋本身的價值，這也增加了拖欠償還按揭貸款的可能性，從而為次貸危機乃至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禍根。

2、金融危機對我們的沖擊

曾經有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一位中國老太太，含辛茹苦地過了大半輩子，終于在臨終前攢夠了買房子的錢，搬進去只住了一天，就死了。而一位美國老太太，在年輕的時候通過貸款買了一套房子，一輩子住得舒舒服服，在她臨終的前一天，終于把貸款還清了。這個故事在中國剛剛出現商品房的時候，為推動中國的房地產還有金融業的發展確實起到了不少的刺激作用。時至今日，貸款買房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已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畢竟一次性付款購買商品房對多數中國人來說還難以做到。而隨著金融危機進入中國并在中國蔓延，一些我們不愿意看到的負面報道也在不斷出現：許多企業倒閉，特別是一些外貿企業；企業掀起裁員潮；工作越來越難找，即便對今年大學畢業生乃至研究生來說情況也不容樂觀，據媒體最新報道，截止今年7月日，經多方努力，高校畢業生就業率達68%；在許多行業，加薪開始變得遙不可及；隨著需求減少，商品價格正在不斷下降，從而導致企業生產的熱情也在不斷降低。總理今年1月28日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表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也造成較大沖擊，主要表現在：外部需求明顯收縮，部分行業產能過剩，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城鎮失業人員增多，經濟增長下行的壓力明顯加大。據媒體上報道，僅廣東一個省，在2008年10月份就垮掉了8萬多家企業，大多是加工制造業，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型企業；另一個事件恐怕就是武鋼前期出臺的裁員減薪計劃了。國有企業率先扛起了裁員減薪的大旗，對整個市場的影響恐怕更多的是會造成人們心理上的恐慌。

3、減少與防范金融危機的思考

如果那位“美國老太太”有“中國老太太”一半勤儉持家的態度，貸款消費悠著點，量力而行，美國的金融危機或許就不會爆發了；而如果那位“中國老太太”有“美國老太太”一半提前消費的理念，存一點消費一點，量入而出，生產的東西自己也可以享受一部分，內需也就強起來了，我們抵御金融危機的能力或許就更強了。金融危機所造成的危害和影響依然在持續，這也為置身其中的我們帶來許多啟示與思考，為減少金融危機的危害并更好地予以防范與抵御，筆者建議：

布勞代爾（FernandBraudel）將金融活動歸結為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最高形態（具有超越分工的傾向），列寧則將之歸結為資本主義最后階段（金融寡頭壟斷）的核心部分。在深受馬克思制度分析影響的制度經濟學家眼里，金融是信用關系從“前資本主義”簡單生產擴展到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的關鍵環節。總之，金融是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密切關聯著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金融危機總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玒的挑戰。當人們的物質利益在金融危機中受到損害時，人們便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有效性發生疑問。不僅如此，人們還進一步對カ場經濟制度的基本原理發生疑問。在所有這些疑問之上，人們最終會懷疑∶來自西方社會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否真的適用於非西方文化傳統諸社會的經濟？我在這篇短文里提出來討論的，就是由金融危機所揭示的、在經濟活動與道德基礎之間的關系，以及在“非西方社會”（non-westernsocieties）諸經濟的現代化過程（從傳統農業到現代工業的“轉型期”）中，傳統與現代化的沖突問題（關於這些問題的更深入的討論，參閱文末參考文獻）。

金融固然歸根結柢是一種信用關系，但是“金融”這種信用關系所要求於一個社會的道德基礎的條件卻比一般信用關系強得多。托賓（JamesTobin，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在為《新珀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撰寫的“金融”詞條里說∶一張借據，僅當它進入流通領域時，即被債權人拿來當做“信用”轉讓給第三方時，才具有“金融”的意義。在韋伯（MaxWeber）的論述傳統中，金融，尤其是現代信息技術基礎上的股票カ場這樣的金融活動，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大眾參與”的過程。在這里，我把“大眾”定義為超越了“私人聯系”所能維系的竤體的規模。與托賓的定義一致，當我們考察一張借據能夠成為一項“金融工具”的前提時，馬上會注意到金融與“信用一般”之間的本質差異∶在傳統社會里相當常見的借據，只要求借貸方對出據方的信任關系。這種關系可以而且經常僅僅依癠於私人聯系（血緣、地緣、業緣）；在大眾參與的金融過程中，出具這張借據的個人的信譽，對多次轉讓以后的債權人而言幾乎沒有甚么意義。沒有誰會因為不認識一家企業的老板而拒絕購買普遍被看好的該企業的股票（盡管許多人會因為認識那家企業的老板而購買該企業的股票）。金融過程所依賴的，不再是幾乎每一個能夠生存下來的社會的道德傳統中都具備的人與人之間的“私人信任關系”（即建立在上述私人聯系基礎上的信任關系），而是必須依賴於“非個人”（super-individual）的、“超越私人聯系”的，被哈耶克（F.A.Hayek）稱作“抽象規則”（abstractrules）的那種制度。這種制度在韋伯那里被稱作資本主義的“支撐體系”（suppportivesystem），包括獨立的審計和會計系統、獨立的司法與法庭抗辯系統，以及使“自由契約制度”（freecontracting）

得以有效的其他種種制度。事實上，當我們（跟著韋伯）如此重視資本主義制度的“可計算性”的時候，我們必須看到，如果不是因為這些“支撐體系”的超越私人聯系的性質，如果不是因為這種“非人性”的制度里的“鐵面官僚”的冷淡，無情地排除或極大地減弱了那些時刻包圍著我們的、無孔不入的“私人聯系”的影響，那么資本主義的“可計算性”就難以存在。

讓我從股票交易中提出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上面的論點。在美國流行的網上股票交易商當中，明確地規定了所謂“跳一價位”（stickup）制度。就是說，當股票交易的委癠方向方發出交易指令時，如果指令是“賣空”，那么方只能在カ場價格從下降過程中停穩的某個價位再跳上一個價位時執行委癠方的指令。跳一價位的規定是為了防止股票カ場在高度不穩定期間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盤的地步，因為從理論上說，賣空股票的數量可以無限大地超出股票發行的總量。當股票從一個過高的價位下滑時，往往引發“雪崩效應”，手中執有股票的人會爭先恐后賣出股票，而原本沒有股票的人，出於投機，會大量賣空股票。跳一價位的規定使得賣空行為相對於原本持有股票而現在賣出股票的行為而言，處於劣勢。例如當IBM股價一天之內從105美元下滑到100美元時，如果中間沒有停頓，那么在跳一價位規則下，賣空方基本上無利可圖，甚至可能虧損（如果股價跌到100美元以下才停住并且反彈到100美元，那么按照“隨行就カ”marketorder指令執行的賣空就會造成虧損）。

跳一價位規則也許或者肯定對社會整體而言利大於弊，但是它所要求於社會的道德基礎是甚么呢？我還是想用具體的例子來說明這個要求。在跳一價位的規定下，委癠方事實上只有兩個選擇∶（1）向方發出“隨行就カ”指令。在該指令下，委癠契約關系規定，方必須“盡最大努力”（besteffort）為委癠方賣一個好價錢；（2）向方發出“限定價格”（limitorder）指令（當然包括“止蝕限定價格”）。在該指令下，方要么不賣，要么只在委癠方限定的價格以上將股票賣出。對華爾街的許多股票及其期權（options）而言，價格在一天之內的變動可以大大超出1%的幅度，例如計算機業三巨頭之一的Dell，其股票常常在一天之內變動10%左右。最近的例子是1998年1月11日，在一分鐘走勢圖上顯示，Dell從85美元幾乎不停地跌至79美元，然后再上升到87美元。與此同時，Dell的期權價格，以一月份到期的85美元出售權為例，則毫無停留地從2.5美元上升到6美元再下跌到2美元，一天內的變動幅度幾乎達到300%.熟悉香港股票操作制度的讀者會注意到，這正是股票交易人謀私利做“老鼠倉”的大好時機。仍以Dell為例。如委癠人發出的指令是“隨行就カ”購買一月份85美元出售期權，那么人完全有理由按照當日最高價格6美元為委癠人“買進”期權，而實際上自己以例如當日行價3美元買進再轉讓給委癠方，獲利100%.如果委癠人發出的是賣空指令，那么在跳一價位規則下，人仍可以在當日的較高和較低兩個價位上自己賣空，然后把那些在較低價位上賣空的股票“轉讓”給委癠人（即在低價位上買回并在同一價位上借出該股票給委癠人）。盡管有詳細的規則禁止人這樣做，但由於監督成本太高，委癠人事實上很難知道自己的指令是在哪一個價位上執行的，除非委癠人能夠看到交易當天“場內專家”（specialist，或market-makers）的交易記錄。我在香港曾經聽一位交易所的朋友說，香港交易機構里幾乎人人都有“老鼠倉”。這或許是夸大的，但離現實應當不會太遠。另一方面，以我個人多年的經驗，美國的網上交易員，至少那些著名的互聯網交易公司，不太可能做“老鼠倉”。所以我相當放心地發出“隨行就カ”指令，并經常於事后得知成交價格比我期望的更加理想。這個例子說明，跳一價位規則或任何金融制度，其事實上的有效性常常主要依賴於規則執行者的道德自律，在監督成本高昂的場合尤其如此。這也是諾斯（DouglasNorth，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所說的“第一方監督”（thefirst-partyenforcement）。

我曾在其他文章里詳細介紹過，在成熟的資本カ場里，各大交易公司不僅為競爭客戶而珍惜自身名譽，而且還要競相為客戶提供可靠和權威的信息諮詢。后者比前者更加難能可貴，也更難以靠第二方（即參與契約的其他當事人）或第三方（即與契約利益無涉的仲裁者）來監督。由於技術上的原因，依靠道德自律以外的其他方式來監督人行為的成本高昂，許多原本對合作雙方都有利可圖的項目，在缺乏道德共識的社會環境里就無法實行。試想，假如我發現每一次我的“隨行就カ”賣空的指令得到的結果都比我預期的價格低得多，我就不會繼續使用這一指令方式，於是在未來的交易中，當カ場變化劇烈時（限定價格的指令往往無法執行），在我和我的交易人之間就做不成任何交易。

摘要：文化，通常是指文治和教化，現在指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全部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也特指社會意識形態；中國文化，是以追求完美與和諧為特征，強調人本與和諧的思想觀念；中國企業文化，是在中國民族文化的影響下，以和諧進步為背景，根據企業的實際運作需求，經過嚴格提煉所形成的，為該企業全體成員共同尊奉的信念，工作中的行為規范和實現企業目標的準則；中國農業發展銀行的企業文化是，至誠服務，有效發展，以人為本，構建和諧。

其核心理念是服務社會經濟的發展要至真至誠，在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也要注重自身的效益和發展，要充分地發揮全行員工的主觀能動性，共同營造金融企業以及全社會的和諧局面。在當前，如何用先進的思想文化來鼓舞人，用現代的道德觀念來教育人，用嚴謹的行為規范來約束人呢？要加強政策金融企業的文化建設，至少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1、增強道德觀念，堅持“以人為本”的行為管理策略。企業道德屬于一種意識形態,是企業及其員工在生產經營活動中應遵循的行為規范的總和。它是靠道德的力量建立起來的以個人理想、信念為核心的自我約束機制。以此來規范員工的行為,調節企業員工之間、部門之間以及企業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要在金融企業建立相應的道德操守，就要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來提高全體金融員工的思想認識水平和道德覺悟水平,使員工從內心深處樹立起努力為金融企業作貢獻的現代道德觀念,并自覺地使自己的行為符合金融企業道德操守的要求。市場經濟是一種以促進社會道德進步和人的道德完善為目的的經濟體制。在實踐中出現的道德滑坡現象,只是社會變革時期所產生的陣痛。大力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基礎是“八榮八恥”,只有不斷地增強企業員工的道德觀念，才能使中華民族的道德建設呈現出新的生機和活力。

道德是以人為載體而推行的一種意識形態領域里的思想規范，行為管理也是以人為中心的管理方式。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也是現代企業管理的本質要求。人是社會經濟活動中最重要、最寶貴的第一資源。金融企業的發展離不開人，社會經濟的發展也離不開人。在企業文化建設中，要用金融創業精神鼓舞人,用現代道德觀念凝聚人,用先進管理機制激勵人,用優良經營環境培育人,從而不斷提升員工的思想境界、道德水平和行為能力,提高員工對黨的事業的忠誠度，提高金融職工為國有金融企業的改革和發展的使命感以及在規范自身行為方面的自律能力。

2、強化道德意識，提倡“與人為善”的團隊協作精神。加強企業道德建設是創建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也是金融企業自身建設的主要任務。因此，要明確企業道德建設的指導思想、目標、原則、途徑和方法等，以此促進企業文化建設。國有金融企業道德建設的基礎是道德教育,從事金融工作的員工在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念和掌握符合社會主義金融企業經營活動要求的道德手段的同時,還需要金融企業的勞動紀律的配合,使道德觀念得到強制性實現。同時,也需要以企業文化為依托提升社會主義金融道德建設的品位。

政策金融企業要把“至誠服務、有效發展、以人為本、構建和諧”作為道德建設和行為規范的核心理念。在員工中大力倡導，在工作中認真踐行。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金融企業文化的內涵及金融企業文化建設的重要性；金融危機前提下金融企業文化建設中存在的主要問題；金融危機前提下金融企業文化建設的措施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金融企業文化的內涵、金融企業文化建設的重要性、金融企業核心競爭力是能夠充分體現金融行業的固有特征和本企業的價值觀念、缺乏金融企業文化建設的總體思路及執行力、價值觀念定位不適應經濟形勢、道德規范問題較多、金融創新環境不理想、金融企業要全方位開展企業文化建設、重新定位作為金融服務型企業的價值觀念、端正金融企業道德規范、營造良好的適合發展創新業務的金融企業文化建設環境等，具體請詳見。

一、金融企業文化的內涵及金融企業文化建設的重要性

(一)金融企業文化的內涵

金融企業文化是金融企業在一定的社會經濟文化背景下,通過自身經營管理實踐所形成的并為全體員工共同創造和遵循的金融精神、價值觀念、職業道德、行為規范和準則、創新能力的總和,是金融企業在自身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以價值為核心的獨特的文化管理模式,是一種以凝聚人心實現自我價值、提升金融企業競爭力的無形力量和資本。

(二)金融企業文化建設的重要性

金融企業文化是表現為“以人為本”的現代金融企業的經營管理思想,又是現代金融企業的管理模式,還是金融企業素質水平和競爭能力的綜合體現,對金融企業發展具有導向作用。金融企業文化是提高金融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必要保證。金融企業核心競爭力是能夠充分體現金融行業的固有特征和本企業的價值觀念,對本企業職工具有極高親和力和凝聚力,內化于經營活動過程之中,為競爭對手難以學習和模仿,進而使本企業能夠長期處于競爭優勢地位的能力。

一、企業文化概論

家庭是人類社會的基本單元，人們從家中得到的東西是無法用價值來衡量的。單位，即人們以自己的能力貢獻社會獲得生存和發展的載體，及大程度地影響著人們的人生和家庭，是更大層次的載體，是人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特別是企業，如工業、商業、銀行業，為億萬人們提供生產資料、生活資料，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物質基礎。松下幸之助認為（廣義上的）商業是“神圣的事業”。他曾說過，“我們產業界從事著維持和提高人們生活水平的物質生產，因而是必不可缺的神圣事業。我們的工作是從無到有，是一項消除貧困創造財富的工作。俗話說，貧困比疾病更使人痛苦。擺脫貧困就是人生至高無上的神圣事業。”

當前，建行提出家園文化這個命題，具有十分鮮明的時代意義和充分的人本關懷。通過家園文化使企業的從業人員樹立進行神圣事業的使命感和自豪感，使人們認識到通過事業不僅可以滿足自我，更重要是的通過事業可以服務社會、消除貧困，這是一種更高層次的人生追求。僅僅局限于自我滿足的事業心是遠遠不夠的，它無法產生足夠的動力引領企業成功向前，只有具備社會使命和神圣事業的理想才能更好地經營企業和做好個人的事業，這是百年以來，一切成功的源動力和出發點。松下的讓產品象自來水一樣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理想，比爾·蓋茨的讓每一張辦公桌上都有一臺個人電腦的理想，加上他們艱苦不懈的努力，最終成就了他們偉大的事業。他們承擔了巨大的社會責任，社會也給了他們巨大的回報。松下的口頭蟬是：企業是社會義務的承擔者，而利益是對社會貢獻的回賜。反之，作為企業如果沒有好的贏利，則說明了企業沒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是對社會資財的浪費，按松下的說法，是應該被送進監獄的。

銀行作為金融企業，承擔著為社會經濟供應資金的職能，得益于天下之人，使用天下之錢，所具責任更大，資金的來源都是天下百姓的辛苦錢、養命錢，如果我們經營不好，就是踐蹋了天下百姓的血汗，是對人民的犯罪，所以要加倍小心謹慎。一餐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沒有這種文化底蘊，花錢大手大腳，經營不計成本，擴張不惜代價，勢必造成巨大的經營包袱。

在當前形勢下，塑造銀行的企業文化，顯得特別重要。這是一項重塑企業靈魂的行動，規定著企業的最終發展方向。家園文化，實際上是一種特定的企業文化，是企業文化的具體表現形式，是企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企業文化，就是企業的經營觀念、價值體系、歷史傳統、工作作風。表現為企業成員的整體精神，共同的價值標準，統一行為準則，習慣的沉淀，職業習慣，一定的道德規范和文化素質。它作為企業的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是企業的基本哲學，是企業經營管理的靈魂，是一種無形的管理方式。

1、

金融危機又被稱為金融風暴，是指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與地區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如：短期利率、貨幣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自2008年9月美國雷曼公司申請破產保護標志金融危機開始以來，這場危機迅速蔓延至全球，造成股市暴跌，房價下挫，出口放緩，消費滯漲，失業率增加。危機現在依然在持續，其破壞力及影響力是巨大的。在此情況下，國人的消費觀念是否發生了一些變化？發生了什么變化？金融危機對我們的消費觀念帶來了什么啟示？

2、美國金融危機透視

此次金融危機的直接誘因是美國2008年8月爆發的“次貸危機”。美國人購物尤其是購買住房等高檔商品，大多采用抵押貸款方式分期付款。事實上，美國借貸消費文化的產生與發展已有近百年歷史,借貸消費也曾經受到清教倫理的譴責，經受過社會文化的挑戰。但上世紀30年代以后，這一消費方式逐漸為社會所普遍接受，而且在人們心中扎下了根。久而久之，美國人崇尚超前消費，中產階級生活方式蔚然成風。他們手握信用卡盡情購物、瘋狂消費，卻似乎忘記了“欠債還錢”這個道理。隨著房產泡沫的破裂，美國房產價值逐漸蒸發，現在有近1/6的美國房主背負的房貸要高于其房屋本身的價值，這也增加了拖欠償還按揭貸款的可能性，從而為次貸危機乃至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禍根。

3、金融危機對我們的沖擊

曾經有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一位中國老太太，含辛茹苦地過了大半輩子，終于在臨終前攢夠了買房子的錢，搬進去只住了一天，就死了。而一位美國老太太，在年輕的時候通過貸款買了一套房子，一輩子住得舒舒服服，在她臨終的前一天，終于把貸款還清了。這個故事在中國剛剛出現商品房的時候，為推動中國的房地產還有金融業的發展確實起到了不少的刺激作用。時至今日，貸款買房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已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畢竟一次性付款購買商品房對多數中國人來說還難以做到。而隨著金融危機進入中國并在中國蔓延，一些我們不愿意看到的負面報道也在不斷出現：許多企業倒閉，特別是一些外貿企業；企業掀起裁員潮；工作越來越難找，即便對今年大學畢業生乃至研究生來說情況也不容樂觀，據媒體最新報道，截止今年7月日，經多方努力，高校畢業生就業率達68%；在許多行業，加薪開始變得遙不可及；隨著需求減少，商品價格正在不斷下降，從而導致企業生產的熱情也在不斷降低。總理今年1月28日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表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也造成較大沖擊，主要表現在：外部需求明顯收縮，部分行業產能過剩，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城鎮失業人員增多，經濟增長下行的壓力明顯加大。據媒體上報道，僅廣東一個省，在2008年10月份就垮掉了8萬多家企業，大多是加工制造業，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型企業；另一個事件恐怕就是武鋼前期出臺的裁員減薪計劃了。國有企業率先扛起了裁員減薪的大旗，對整個市場的影響恐怕更多的是會造成人們心理上的恐慌。

摘要：在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2008年金秋時節，萬載人民敢闖敢拼，克服困難，成功舉行首屆中國萬載花炮文化節，在利用大事件傳播花炮文化方面取得重大成果。當前，為克服金融危機給萬載花炮文化傳播帶來的影響，在當今如此復雜的媒體環境和競爭環境下，創新花炮文化傳播手段顯得尤為重要，科學運用媒介組合策略，長期不問斷傳播推廣“萬載花炮”這一證明商標，同時加強與其他花炮主產區的交流與合作，從而打造萬載花炮“時尚、安全、美麗、響亮”的新形象。

關鍵詞：萬載；花炮文化；金融危機；傳播策略

美國“次貸危機”是從2006年春季開始逐步顯現的。2007年8月開始席卷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場。金融危機給我國花炮出口企業帶來重大影響，湖南、上栗不少企業，尤其是出口企業處于停產半停產狀態。據了解，上栗某花炮廠2008年底因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來自歐美地區的訂單減少70％。萬載也不例外，花炮產業是萬載經濟支柱產業，出口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影響，訂單減少，在突然而來的金融危機影響下，萬載花炮產區當前是如何傳播其花炮文化的?在花炮文化傳播過程中又遇到了哪些困難?萬載該如何解決花炮文化傳播過程中的問題?本文將就以上問題提出相應的看法和建議。

1金融危機背景下萬載花炮文化傳播狀況

自2007年8月開始的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下，萬載并沒有放松其花炮文化傳播活動，近兩年來，宜春中秋時節的月亮文化節上都可以看到萬載花炮的精彩表演，特別是2008年中秋萬載更是成功舉辦了聲勢浩大的首屆花炮文化節，向外界極大地宣傳了萬載的花炮文化。當前萬載花炮文化傳播狀況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1．1成功舉辦彩天情2008中國·萬載首屆花炮文化節，向國內外展示萬載花炮文化。

近年來，作為全國文化體制改革試點省份，吉林省把發展文化產業作為調整經濟結構、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的重大舉措，通過搶抓先機，深化改革，整合資源，優化布局，培育形成了一大批文化產業龍頭企業，文化產業發展呈現勃勃生機。伴隨著文化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和文化市場的不斷發展，吉林省金融業加快了介入文化產業的步伐。

創新金融產品

著力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提升金融服務文化產業發展的能力。一是量身定做適應文化產業特點的信貸政策，將文化產業作為朝陽產業列入支持類，在擔保條件、利率等方面給予優惠，對文化企業設置有別于工商企業的信用評級模塊，制定版權質押貸款指引和并購貸款指引等等，為文化企業提供優質服務。二是通過創新信貸模式實現擔保形式多樣化。商業銀行應結合文化企業運營方式和特點，弱化財務指標考核，轉變以機器設備、廠房有形資產為抵押品的傳統擔保思路，積極試辦知識產權、專利權、商標權、電影制作權、著作權、版權等無形資產抵押貸款、企業聯保互保貸款等，并合理確定貸款期限，為文化企業尤其是中小文化企業融資擴大抵（質）押范圍，豐富融資品種，解決文化產業普遍缺失抵（質）押物的問題。三是制定針對文化企業的授信制度，簡化審批程序，縮短審批時間，為企業提供方便快捷的優質服務。四是加強與產權交易、信托、證券等相關機構合作，為文化創意企業提供資金結算、機構理財、供應鏈融資、并購貸款、國際業務等綜合性金融服務。特別是針對目前我國文化體制改革步伐加快、部分文化企業正在進行市場化運作的現實，建立相應的一攬子金融服務措施，支持重點文化企業做大做強。來源于/

完善文化產業直接融資支持機制

以完善文化產業直接融資支持機制為切入點，拓寬文化企業融資渠道。對符合條件的重點文化企業，應做好進入主板、創業板上市融資的培訓、輔導和推介工作，推動更多優質企業上市融資。積極支持文化企業通過債券、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和中小企業集合債等方式融資，支持文化企業借助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迅速成長。推動文化企業引進私募股權基金、風險投資基金；在政策允許的范圍內，積極鼓勵、支持和引導境內外資本以BOT等形式參與文化項目建設；積極探索信托計劃、融資租賃以及文化產業項目未來收益證券化等融資方式。在政策允許的范圍內，拓寬利用民間資本和國際資本的方式和空間，為文化產業發展提供多樣化的融資渠道。

大力發展中介組織

關鍵詞：金融危機中國文化

如今，文化軟實力在提升國家整體實力方面的作用越來越顯著，通過文化走出去，讓世界更深刻地了解中國，從而提升我國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已成為中國轉型期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要戰略抉擇。然而，一場發端于美國金融業的危機正逐步擴散到全球各行業，國際間的文化交流也難免受到影響。因此，本次金融危機對中國文化“走出去”是危還是機？中國文化產品及服務如何在本次危機中面對挑戰，抓住機遇，持續有效地推進“走出去”戰略？等等，是目前中國文化相關業界亟需思考的問題。

一、現狀：本次金融危機對中國文化“走出去”影響概述

文化“走出去”有兩層含義，其一是通過文化交流活動向世界各國傳播文化理念，展示具體的文化形態，其二是指國際貿易中文化產品及服務的出口，包括廣播影視、信息服務、演藝劇目、文化用品等方面。而文化理念的傳播，往往要通過一定的文化載體，并且最有效的實現方式是受者自覺的文化消費，因此，文化出口成為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最重要部分。

自2006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以來，這場始于華爾街的金融危機波及范圍越來越廣，從發達國家到發展中國家，從虛擬經濟到實體經濟，從金融業到各行業，正逐步蔓延。文化貿易方面，文化出口一直是國際貿易中的重要部分，在本次金融危機中，各國文化市場均受到不同程度沖擊，從而對文化產品及服務的出口造成一定影響。

由于文化產業多側重于創意型經濟，介于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而中國文化出口總量較小，因此金融危機初始，產業鏈上尚未顯現出大規模的受影響狀況。目前波動較大的出口部分在文化相關類，如文化產品制造業。由于歐美市場萎縮，江浙一帶的工藝品制造商均表示今年圣誕禮品的歐美訂單減少了三分之一以上，原本抱了較大希望的廣交會也未能如預期帶來大量訂單。這對國內部分資本儲備不足、產品單一的中小型企業是嚴重的打擊。其次是中國當代藝術品在海外拍賣會上表現均不如從前。在11月初結束的倫敦蘇富比秋拍會中，中國當代藝術品共成交203件，平均每件成交價107萬港元，較春拍的每件158萬港元降低了32%，成交總額已萎縮至最近三季最低。[1]海外演出方面，楊麗萍領銜主演的《云南映象》，原計劃年底赴日本進行的巡演臨時取消；天創國際演藝制作交流有限公司出品的舞臺劇《功夫傳奇》，原計劃明年4月在美國拉斯維加斯進行的幾十場演出，如今也生出許多不確定因素。[2]而隨著金融危機影響的擴散，我國社會經濟各方面必然受到波及，中國文化走出去正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布勞代爾（FernandBraudel）將金融活動歸結為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最高形態（具有超越分工的傾向），列寧則將之歸結為資本主義最后階段（金融寡頭壟斷）的核心部分。在深受馬克思制度分析影響的制度經濟學家眼里，金融是信用關系從“前資本主義”簡單生產擴展到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的關鍵環節。總之，金融是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密切關聯著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金融危機總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玒的挑戰。當人們的物質利益在金融危機中受到損害時，人們便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有效性發生疑問。不僅如此，人們還進一步對カ場經濟制度的基本原理發生疑問。在所有這些疑問之上，人們最終會懷疑∶來自西方社會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否真的適用於非西方文化傳統諸社會的經濟？我在這篇短文里提出來討論的，就是由金融危機所揭示的、在經濟活動與道德基礎之間的關系，以及在“非西方社會”（non-westernsocieties）諸經濟的現代化過程（從傳統農業到現代工業的“轉型期”）中，傳統與現代化的沖突問題（關於這些問題的更深入的討論，參閱文末參考文獻）。

金融固然歸根結柢是一種信用關系，但是“金融”這種信用關系所要求於一個社會的道德基礎的條件卻比一般信用關系強得多。托賓（JamesTobin，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在為《新珀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撰寫的“金融”詞條里說∶一張借據，僅當它進入流通領域時，即被債權人拿來當做“信用”轉讓給第三方時，才具有“金融”的意義。在韋伯（MaxWeber）的論述傳統中，金融，尤其是現代信息技術基礎上的股票カ場這樣的金融活動，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大眾參與”的過程。在這里，我把“大眾”定義為超越了“私人聯系”所能維系的竤體的規模。與托賓的定義一致，當我們考察一張借據能夠成為一項“金融工具”的前提時，馬上會注意到金融與“信用一般”之間的本質差異∶在傳統社會里相當常見的借據，只要求借貸方對出據方的信任關系。這種關系可以而且經常僅僅依癠於私人聯系（血緣、地緣、業緣）；在大眾參與的金融過程中，出具這張借據的個人的信譽，對多次轉讓以后的債權人而言幾乎沒有甚么意義。沒有誰會因為不認識一家企業的老板而拒絕購買普遍被看好的該企業的股票（盡管許多人會因為認識那家企業的老板而購買該企業的股票）。金融過程所依賴的，不再是幾乎每一個能夠生存下來的社會的道德傳統中都具備的人與人之間的“私人信任關系”（即建立在上述私人聯系基礎上的信任關系），而是必須依賴於“非個人”（super-individual）的、“超越私人聯系”的，被哈耶克（F.A.Hayek）稱作“抽象規則”（abstractrules）的那種制度。這種制度在韋伯那里被稱作資本主義的“支撐體系”（suppportivesystem），包括獨立的審計和會計系統、獨立的司法與法庭抗辯系統，以及使“自由契約制度”（freecontracting）

得以有效的其他種種制度。事實上，當我們（跟著韋伯）如此重視資本主義制度的“可計算性”的時候，我們必須看到，如果不是因為這些“支撐體系”的超越私人聯系的性質，如果不是因為這種“非人性”的制度里的“鐵面官僚”的冷淡，無情地排除或極大地減弱了那些時刻包圍著我們的、無孔不入的“私人聯系”的影響，那么資本主義的“可計算性”就難以存在。

讓我從股票交易中提出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上面的論點。在美國流行的網上股票交易商當中，明確地規定了所謂“跳一價位”（stickup）制度。就是說，當股票交易的委癠方向方發出交易指令時，如果指令是“賣空”，那么方只能在カ場價格從下降過程中停穩的某個價位再跳上一個價位時執行委癠方的指令。跳一價位的規定是為了防止股票カ場在高度不穩定期間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盤的地步，因為從理論上說，賣空股票的數量可以無限大地超出股票發行的總量。當股票從一個過高的價位下滑時，往往引發“雪崩效應”，手中執有股票的人會爭先恐后賣出股票，而原本沒有股票的人，出於投機，會大量賣空股票。跳一價位的規定使得賣空行為相對於原本持有股票而現在賣出股票的行為而言，處於劣勢。例如當IBM股價一天之內從105美元下滑到100美元時，如果中間沒有停頓，那么在跳一價位規則下，賣空方基本上無利可圖，甚至可能虧損（如果股價跌到100美元以下才停住并且反彈到100美元，那么按照“隨行就カ”marketorder指令執行的賣空就會造成虧損）。

跳一價位規則也許或者肯定對社會整體而言利大於弊，但是它所要求於社會的道德基礎是甚么呢？我還是想用具體的例子來說明這個要求。在跳一價位的規定下，委癠方事實上只有兩個選擇∶（1）向方發出“隨行就カ”指令。在該指令下，委癠契約關系規定，方必須“盡最大努力”（besteffort）為委癠方賣一個好價錢；（2）向方發出“限定價格”（limitorder）指令（當然包括“止蝕限定價格”）。在該指令下，方要么不賣，要么只在委癠方限定的價格以上將股票賣出。對華爾街的許多股票及其期權（options）而言，價格在一天之內的變動可以大大超出1%的幅度，例如計算機業三巨頭之一的Dell，其股票常常在一天之內變動10%左右。最近的例子是1998年1月11日，在一分鐘走勢圖上顯示，Dell從85美元幾乎不停地跌至79美元，然后再上升到87美元。與此同時，Dell的期權價格，以一月份到期的85美元出售權為例，則毫無停留地從2.5美元上升到6美元再下跌到2美元，一天內的變動幅度幾乎達到300%.熟悉香港股票操作制度的讀者會注意到，這正是股票交易人謀私利做“老鼠倉”的大好時機。仍以Dell為例。如委癠人發出的指令是“隨行就カ”購買一月份85美元出售期權，那么人完全有理由按照當日最高價格6美元為委癠人“買進”期權，而實際上自己以例如當日行價3美元買進再轉讓給委癠方，獲利100%.如果委癠人發出的是賣空指令，那么在跳一價位規則下，人仍可以在當日的較高和較低兩個價位上自己賣空，然后把那些在較低價位上賣空的股票“轉讓”給委癠人（即在低價位上買回并在同一價位上借出該股票給委癠人）。盡管有詳細的規則禁止人這樣做，但由於監督成本太高，委癠人事實上很難知道自己的指令是在哪一個價位上執行的，除非委癠人能夠看到交易當天“場內專家”（specialist，或market-makers）的交易記錄。我在香港曾經聽一位交易所的朋友說，香港交易機構里幾乎人人都有“老鼠倉”。這或許是夸大的，但離現實應當不會太遠。另一方面，以我個人多年的經驗，美國的網上交易員，至少那些著名的互聯網交易公司，不太可能做“老鼠倉”。所以我相當放心地發出“隨行就カ”指令，并經常於事后得知成交價格比我期望的更加理想。這個例子說明，跳一價位規則或任何金融制度，其事實上的有效性常常主要依賴於規則執行者的道德自律，在監督成本高昂的場合尤其如此。這也是諾斯（DouglasNorth，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所說的“第一方監督”（thefirst-partyenforcement）。

我曾在其他文章里詳細介紹過，在成熟的資本カ場里，各大交易公司不僅為競爭客戶而珍惜自身名譽，而且還要競相為客戶提供可靠和權威的信息諮詢。后者比前者更加難能可貴，也更難以靠第二方（即參與契約的其他當事人）或第三方（即與契約利益無涉的仲裁者）來監督。由於技術上的原因，依靠道德自律以外的其他方式來監督人行為的成本高昂，許多原本對合作雙方都有利可圖的項目，在缺乏道德共識的社會環境里就無法實行。試想，假如我發現每一次我的“隨行就カ”賣空的指令得到的結果都比我預期的價格低得多，我就不會繼續使用這一指令方式，於是在未來的交易中，當カ場變化劇烈時（限定價格的指令往往無法執行），在我和我的交易人之間就做不成任何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