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保障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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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社會保障的三大理論流派

1.國家干預主義

所謂國家干預主義，是指一種主張削弱私人經濟活動的范圍，由國家干預和參與社會經濟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承擔多種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經濟職能的思想和政策。它主要強調自由市場機制的缺陷必須通過國家干預來彌補，表現(xiàn)在社會政策方面，國家必須負起“文明和福利”的職責，肯定政府在社會財富再分配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國家干預主義的社會保障理論主要有德國新歷史學派、費邊社會主義、福利經濟學、瑞典學派、凱恩斯主義、新劍橋學派等。

德國新歷史學派催生了現(xiàn)代社會保障制度。19世紀末，面對德國社會中存在的日益尖銳的勞資矛盾，一些學者提出了不改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條件下，由政府通過立法，實行某些社會政策，提高工人的物質生活待遇，以緩和階級矛盾，維護資本主義社會秩序。德國新歷史學派就是由這樣一批以鼓吹勞資合作、實行社會政策的經濟社會學者所組成的。新歷史學派又被稱為“講壇社會主義”，其代表人物有施穆勒、布倫坦諾等人。新歷史學派的社會改良政策有兩個支撐點：一是他們從倫理道德出發(fā)，認為勞資沖突不是經濟利益上的對立，而是感情、教養(yǎng)和思想上存在差距而引起的對立。因此，在他們看來，勞資問題是一個倫理道德問題，不需要通過社會革命來解決，而只要對工人進行教育，改變其心理和倫理道德的觀點，便可以解決。二是他們的國家觀。該學派主張國家至上，國家直接干預經濟生活，負起“文明和福利”的職責。新歷史學派的政策主張包括：一是國家的職能不僅在于安定社會秩序和發(fā)展軍事實力，還在于直接干預和控制經濟生活，即經濟管理的職能。二是國家的法令、法規(guī)、法律至上，決定經濟發(fā)展的進程。三是經濟問題與倫理道德密切相關，人類經濟生活并不是僅僅局限于滿足本身的物質方面的欲望，還應滿足高尚的、完善的倫理道德方面的欲望。四是勞工問題是德意志帝國所面臨的最嚴峻的問題。五是國家應通過立法，實行包括社會保險、孤寡救濟、勞資合作以及工廠監(jiān)督在內的一系列社會措施，自上而下地實行經濟和社會改革。新歷史學派的政策主張被俾斯麥政府所接受，從而成為德國率先實施社會保險制度的理論依據(jù)。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從1883年開始，德國陸續(xù)推出了《疾病保險法》、《工業(yè)傷害保險法》、《老年與殘疾保障法》《孤兒寡婦保險法》等社會保險法典。新歷史學派的主張后來經過制度學派而得以在美國發(fā)展，并得到歐洲一些國家的認可，這是西方國家初級的社會保障的思想基礎。

費邊社會主義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開始從自由競爭向壟斷過渡時期的階級矛盾急劇尖銳化的產物，它試圖用溫和的、漸進的改良政策實現(xiàn)它所向往的“社會主義”。其價值觀念是英國在二戰(zhàn)后實施“普遍福利”政策的理論基礎。費邊社會主義是在“費邊社”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社會思潮。“費邊社”是英國社會主義運動中心以研究和教育宣傳為主要目的的組織，成立于1884年，其成員包括一批關心社會問題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如著名的文學家伯納德·蕭伯納、社會理論家悉德尼·韋伯和比阿特麗絲·韋伯夫婦等。他們以古羅馬名將費邊作為學社名稱的來源，意即師法費邊有名的漸進求勝的策略。公元前217年，費邊接替前任敗將的職務，迎戰(zhàn)迦太基的世紀名將漢尼拔。費邊采取了避其鋒芒，改用迅速、小規(guī)模進攻的策略，從而達到既避免失敗又打擊對方的目的。經過八年的苦戰(zhàn)，費邊終于擊敗了漢尼拔。從此費邊主義成為緩步前進、謀后而動的代名詞。費邊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念總的來說是一種集體主義價值觀，這種學說是建構在對國家的高度信任的基礎上。其基本信念認為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實現(xiàn)，是一個漸進而必然的轉變過程。他們看到英國民主憲政的擴展以及勞工組織的發(fā)達，足以促成必要的社會改革，因此排斥馬克思階級斗爭及激烈革命的觀點，改采民主溫和的方式，企圖以國家作為推動改革的工具，主張廢除土地私有制、實行工業(yè)國有化，以及由國家實現(xiàn)各種社會福利。其社會改良思想包括：國家是個理想的、為社會服務的工具；社會僅靠市場力量進行分配是不夠的，政府的任務是調整市場制度造成的不公正，以一種集體的精神關心社會的福利和平等。費邊社認為社會主義是“國家社會主義”，它是“醫(yī)治有缺陷的工業(yè)組織和極端惡劣的財富分配辦法所引起的疾病的良藥”。費邊社會主義有三個基本的價值理念即平等、自由和互相關懷，平等有利于社會的整合，自由可以使公民實現(xiàn)自己的生活價值和目標，互相關懷能夠弘揚利他主義，促進社會和諧。費邊社會主義的三個基本價值理念表現(xiàn)出強烈的集體主義傾向，其主要觀點，一是從社會有機體的理論出發(fā)，認為社會中的人應在平等的基礎上保持協(xié)作關系，貧富收入不宜過分懸殊，強調要提高國民素質必須保證國民基本生活標準；二是從平等、自由、民主、協(xié)作與人道主義的社會價值觀推論出每個公民都應該享受最基本的文明生活，擺脫貧困，過上具有人的尊嚴的生活是每個人的權利；三是認為政府是一種理想的可用來為社會服務的工具，政府有責任和義務組織各種社會服務，采取各種手段改善國民的社會福利。費邊社會主義者由此提出了對現(xiàn)代社會保障制度有著重要影響的主張，如國家最低生活標準、資源的社會管理、以累進稅縮小貧富差別、整頓教育等，這些措施在費邊社的努力下，通過一個一個的法案落實到國家立法中。費邊主義者還參與協(xié)助了英國工黨的成立，并成為工黨中頗具影響力的會員，為后來英國工黨的社會政策產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響。當然，費邊社的漸進社會主義主張也招致了當時其他一些知識分子的嘲笑，但費邊社在承受著嘲笑的同時，堅定的朝著與嘲笑者相同的目標前進。

福利經濟學是最早對社會保障進行經濟研究的學派。福利經濟學是現(xiàn)代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它形成于20世紀初的英國，后來在美國、瑞典、法國等國得到傳播。福利經濟學分為新舊兩派。舊福利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被譽為“福利經濟學之父”的庇古。庇古主張國家實行養(yǎng)老金制度和失業(yè)救助制度，建立了福利經濟學的社會保障經濟理論。庇古認為，福利是指個人獲得的某種效用與滿足，它們來自對財物、知識情感、欲望的占有和滿足。而所有社會成員的這些滿足或效用的總和便構成社會福利。國民收入總量的增大和國民收入分配的平均程度是檢驗社會福利的兩個標準。依據(jù)邊沁所提出的“最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福利”這一功利原則，庇古假定在收入分配中有一個貨幣收入的邊際效用遞減規(guī)律在起作用。同樣一英鎊收入對窮人和富人的效用是不相同的，窮人一英鎊收入的效用大于富人一英鎊收入的效用。一個人越富裕，它用作消費的收入在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小。相對富裕的人失去一定數(shù)量的收入，從滿足本身需要的角度來說，對他只是比較微弱的犧牲；而相對貧困的人，如果獲得同樣數(shù)量的收入，就能滿足他比較迫切的需要。因此，他認為，把收入從相對富裕的人轉移到相對窮人的手中，從整體來說，就一定能夠得到更大的滿足，會增加一國的經濟福利。其主要主張是：一是增加必要的貨幣補貼，改善勞動者的勞動條件，使勞動者的患病、殘疾、失業(yè)和養(yǎng)老能得到適當?shù)奈镔|幫助和社會服務；二是向收入高的富人征收累進所得稅，向低收入勞動者增加失業(yè)補助和社會救濟，以實現(xiàn)收入的均等化，從而增加普遍的福利效果；三是普遍養(yǎng)老金制度，或按最低收入，進行普遍補貼的制度，通過有效的收入轉移支付實現(xiàn)社會公平。雖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是不可能實現(xiàn)“收入均等化”的，但庇古提出轉移性支付以及一些改革社會福利的理論幾經演變并廣為流傳，對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理論基礎。1938年和1939年及其之后，英美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對舊福利經濟學作了重要補充與修改。到50年代，西方經濟學在批判和吸收庇古舊福利經濟學的基礎上形成了新福利經濟學，也即現(xiàn)代西方福利經濟學。該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有保羅·A.薩繆爾森、J.R.希克斯、A.伯格森、A.P.勒納、西托夫斯基、艾倫、李特爾等人。新福利經濟學家運用“序數(shù)效用論”、“帕累托最優(yōu)”、“補償原理”、“社會福利函數(shù)”等分析工具來說明政府應當保證個人的自由選擇，通過個人福利的最大化來增進“整個社會的福利”，以此實現(xiàn)社會福利的極大化。當一國的經濟福利總和增加時，整個社會的福利保障水平也就隨之提高。新福利經濟學認為，最大福利的內容是經濟效率，而不是收入的均等分配。所謂經濟效率，是指生產資源的使用達到最適度狀態(tài)，即實現(xiàn)了“帕累托最優(yōu)”又稱帕累托效率。當資源得到最適度配置時，經濟就是有效率的，因而才能達到最大社會福利。新福利經濟學的貢獻主要在于：一是提出了社會福利函數(shù)理論；二是提出了社會選擇理論；三是對市場失效與政府作用進行了研究。自從福利經濟學產生以來，其理論雖然經過了一些變化，但新舊福利經濟學之間并沒有本質的區(qū)別。他們都建立在邊際效用價值學說、消費者“自由選擇”學說和自由競爭學說之上的，都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論證競爭市場的有效性及其例外得出了福利經濟學的第一個基本原理，即競爭的市場注定是帕累托有效的。二是認為政府通過采取適合的收入分配政策能夠有效地矯正“市場失靈”，實現(xiàn)社會福利的最大化或帕累托最優(yōu)，得出了福利經濟學的第二個基本定理。福利經濟學的這些理論為福利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jù)。

瑞典學派開創(chuàng)了以國家干預實現(xiàn)“充分就業(yè)”和“收入均等化”的瑞典社會福利模式，成為獨特的“混合經濟”的“福利國家”。瑞典學派又稱北歐學派或斯德哥爾摩學派，是當代西方經濟學的重要流派之一，它產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斯德哥爾摩大學，其代表人物有大衛(wèi)·達維遜、古斯塔夫·卡塞爾、克努特·維克塞爾、伊里克·林達爾、阿薩·林德伯克等瑞典經濟學家。瑞典學派的理論和政策有兩個基本點：一是依靠政府的干預，通過宏觀經濟調節(jié)的方式來平抑經濟周期的波動，以實現(xiàn)“充分就業(yè)”。他們提出了貨幣均衡論，對經濟周期進行了解釋，提出了通過調節(jié)利息率克服周期波動。二是用收入再分配的方法實現(xiàn)收入均等化。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生產制度是優(yōu)越的，通過競爭能促進生產，促進資源的合理配置。但資本主義分配制度有缺陷，它必然帶來貧富懸殊、階級對立，因此應對其進行改革。用收入再分配的方法，主要是利用累進所得稅以及轉移性支付，舉辦社會福利設施，使社會各階級、集團之間的收入和消費水平通過再分配趨于均等化，保障國民的最低生活標準，提高國民的生活質量，從而實現(xiàn)收入的平等。瑞典學派認為實行“混合經濟”具有其優(yōu)越性，因為私營經濟追求的是利潤最大化，公營經濟注重的是社會公平，通過兩者互補，既可以實現(xiàn)經濟發(fā)展，又可以保持社會安定。“自由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制度理論是瑞典福利制度的理論基礎，其代表人物是瑞典學派最新一代代表人物阿薩·林德伯克。他認為，瑞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經濟制度，既不屬于傳統(tǒng)的資本主義制度，也不屬于社會主義制度，而是一種特殊的經濟制度，即自由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制度。這一制度的主要內容是，在政治上保留西方的民主制度，在經濟上實行國有化、福利國家和市場經濟三者結合的制度。這里的“福利國家”，主要是指收入再分配政策，同時主張政府穩(wěn)定經濟，提供公共服務。早在克努特·維克塞爾的著作中就已提出收入再分配的主張。維克塞爾認為，資本主義經濟中各階層的利益并不總是和諧一致的，而是會發(fā)生抵觸的，財產分配的不公平就能說明這一點。因此，他說，“我們一旦認真開始把經濟現(xiàn)象看成一個整體，并為這個整體尋求增進福利的條件，就必然為無產階級的利益進行考慮。”維克塞爾主張改革當時的瑞典經濟制度，改善無產階級的現(xiàn)狀，增進全社會的福利。例如，他提出要擴大公共經濟成分，由國家執(zhí)行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彌補由于根據(jù)生產要素邊際生產力進行初次分配時造成的收入不平等。維克塞爾同庇古一樣，也從邊際效用遞減規(guī)律出發(fā)，來論證收入再分配。庇古從收入的邊際效用遞減原理得出了國民收入平均分配的結論。維克塞爾也同樣認為，應當由社會規(guī)定適當價格和最低工資，以提高窮人和富人的交換能力，從而增加社會總效用。瑞典學派強調收入和財富分配均等化，主張用累進稅率來解決分配問題。他們認為，一個理想的社會應當把福利普遍給予社會的成員，使人人得到幸福。為此，國家應當擔負起環(huán)境保護、公共產品和勞務的供應、經濟穩(wěn)定、收入和財富的分配等方面的責任。瑞典學派不僅在理論上為福利制度奠定了基礎，而且其政策主張在實踐上也得到了應用。由此，瑞典便成為世界上第一個走上積極穩(wěn)定政策道路的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瑞典學派的理論和政策主張，同凱恩斯主義一樣，受到了許多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和經濟學界的日益重視。

凱恩斯主義以需求管理為基礎建立了其社會保障經濟理論——有效需求理論。針對1929-1933年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危機，1936年，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他的代表作《就業(yè)、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運用總量分析方法，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論以及相應的國家干預思想。凱恩斯的所謂“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總需求價格與總供給價格相等，即達到均衡狀態(tài)時的總需求，是一個國家的總需求或總購買力。總供給價格與總需求價格之間關系的變化，決定社會的總就業(yè)量。當總需求的價格大于總供給價格時，企業(yè)就要擴大生產，增加雇傭工人，社會總就業(yè)量就會增加；反之，當總需求價格小于總供給價格時，企業(yè)就要壓縮生產，裁減在崗工人。這種總的、合理的供求關系就是有效需求。凱恩斯就業(yè)理論的基礎正是有效需求原理，可用公式表示為：Y(社會有效需求)=C(居民有效需求即消費需求)I(資本有效需求即投資需求)。凱恩斯認為，社會有效需求不足是由消費需求不足和投資需求不足造成的，而后兩者的不足又是由三個心理法則所決定的。這三個心理法則是消費傾向法則(收入用于消費的比例)、資本邊際效率法則(預期利潤率)和流動偏好法則(貨幣形式保持收入和財富的愿望強度)。消費傾向法則指消費增長落后于收入增長，從而引起消費需求不足；資本邊際效率法則和流動偏好法則指預期利潤率偏低的趨勢，而與利息率不相適應，因而引起投資需求不足。由于三個心理法則的作用，引起投資不足，從而使社會有效需求不足，造成非自愿失業(yè)現(xiàn)象的存在。為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凱恩斯主張確定經濟政策的目標時要刺激需求，才能使資本主義經濟實現(xiàn)充分就業(yè)。他認為，在經濟危機期間，資本家對未來喪失信心，而借貸投資又需支付利息，所以貨幣政策對刺激需求的作用不大。他提出，政府要積極干預經濟，推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擴大政府支出，實行赤字財政，即政府的財政政策應從傳統(tǒng)的預算平衡思路中解放出來，走向主動的、積極的赤字預算，以刺激社會經濟活動，增加國民收入。還可以實行適當?shù)耐ㄘ浥蛎浾撸磭彝ㄟ^自己控制的中央銀行系統(tǒng)增發(fā)紙幣，擴大信貸，壓低利率。這樣做一方面可以使企業(yè)家預期純利潤將增大，從而會加大投資的欲望；另一方面，紙幣流通量的增加造成物價上漲，這不僅壓低了工人的實際工資，相對地也提高了資本的邊際效率，加強了投資引誘，而且令人們考慮到保持更多的現(xiàn)金是不聰明的，于是阻礙投資引誘的“流動偏好”將會越來越小，投資需求便會高漲。除了通過稅收政策鼓勵資本家投資外，政府要直接興辦公共工程，擴大社會福利設施，增加消費傾向，達到足夠的總需求和充分就業(yè)，消除和緩解經濟危機。在凱恩斯的國家干預思想中，社會保障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他主張通過累進稅和社會福利等辦法重新調節(jié)國民收入分配，還提出消除貧民窟，實行最低工資法，限制工時立法等主張。他倡導積極國家，反對自由主義的消極國家，強調維護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占絕對主導地位，成為建立國家的重要思想基礎和資本主義各國制定公共政策的主要理論依據(jù)。人們把他的《就業(yè)、利息和貨幣通論》稱譽為經濟學中的“凱恩斯革命”，有人甚至把凱恩斯說成是“經濟學領域的哥白尼”。在社會保障制度理論方面，凱恩斯主義是一個新的里程碑，它直接推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社會保障制度在全世界范圍內的建立。

新劍橋學派以維護“凱恩斯革命”的理論正統(tǒng)為己任，在凱恩斯理論的基礎上建立并發(fā)展新的收入分配理論。新劍橋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瓊·羅賓遜、尼古拉斯·卡爾多、皮羅·斯拉法、盧杰·帕西內蒂等，這些主要代表人物都在劍橋大學任教，但他們又都背離了舊劍橋學派的經濟主張，所以稱為新劍橋學派。在這些人物中，瓊·羅賓遜尤為著名。她早年是凱恩斯的學生，后來又和他長期共事，過從甚密，在學術觀點上受凱恩斯的耳提面命，因此，她以凱恩斯的嫡傳弟子自居。新劍橋學派首先認為，國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不合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頑疾；并進一步認為，由于國民收入是由勞資雙方的收入所構成的，并且工資和利潤是對立的，從而導致了國民收入在工資和利潤之間的分配具有不公平性和不合理性。其次，他們否定新古典學派的邊際生產力分配理論，把改善資本主義社會收入分配結構、實行收入均等化作為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其他目標均處于從屬地位。最后，他們認為，國民收入在工資與利潤之間分配的不公平和不合理，只有通過國家干預才能解決，因此，他們主張國家必須采取分配政策，使國民收入再分配趨向合理和公平，使個人收入趨向均等化。這樣，就能保持社會經濟持續(xù)發(fā)展。新劍橋學派的具體主張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實行累進的稅收制度來改變社會各階層收入分配不均等的狀況。累進的稅收制度可以對高收入者課以重稅，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一些收入不均等的狀況。第二，實行高額的遺產稅和贈與稅，以消除私人財產的大量集中，抑制社會食利者階層收入的增加。同時，政府還可以通過這一稅收方式將所得到的財產用于社會公共目標和改善低收入貧困階層的狀況。第三，通過政府的財政撥款對失業(yè)者進行培訓，提高他們的文化程度和技術水平，以便使他們能有更多的就業(yè)機會，并能從事收入較高的技術性工作，從而拉平一些收入上的不均等狀況。此外，國家還可以通過預算給低收入水平的家庭以一定的生活補貼，增加他們的收入。第四，制定適應經濟穩(wěn)定增長的財政政策，減少財政赤字，逐步平衡財政預算；并根據(jù)經濟增長率來制定實際工資增長率政策，以改變勞動者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收入分配的相對份額向不利方向變化的趨勢，從而在經濟增長過程中逐漸扭轉分配的不合理。第五，實行進出口管制政策，利用國內資源優(yōu)勢，發(fā)展出口產品的生產，以便為國內提供較多的工作崗位，增加國內的就業(yè)機會，降低失業(yè)率，提高勞動者的收入。第六，政府運用財政預算中的盈余來購買私人公司的股票，把一部分公司股份的所有權從私人手中轉移到國家手中，從而抑制食利者階層的收入，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雖然新劍橋學派并沒有提出如何來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但其分配均等化主張大大促進了社會保障制度的發(fā)展，尤其對就業(yè)社會保障、社會救濟、社會福利的發(fā)展和完善起到了很大的推進作用。新劍橋學派的理論對西方國家尤其是歐洲各國的社會保障實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成為其制定社會保障政策的理論依據(jù)之一。

2.經濟自由主義

經濟自由主義以亞當·斯密“無形的手”的理論為基石，認為市場機制具有完美的自動均衡能力，一切生產要素及其價格都可以通過市場機制的自我調節(jié)完成均衡。任何外在的人為的影響，尤其是政府的各類調節(jié)企圖不僅不會使情況變得更好，而是變得更壞。因此堅持以“市場”為第一性，排除政府行為的影響就成了經濟活動的前提條件，政府唯一要做的就是充當經濟的“守夜人”。經濟自由主義實際上可分為古典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古典自由主義產生于18-19世紀，其代表人物有亞當·斯密、邊沁、穆勒，主張自由競爭，強調國家不應干預經濟。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在整個19世紀引導著西方國家政府的政策，一直持續(xù)到20世紀早期。到20世紀70年代，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進一步倡導市場經濟及自由競爭，反對國家對經濟和社會的干預，認為自由是人的不可侵犯的權利。

古典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中，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見的手”的思想，認為一個國家最好的經濟政策就是對私人經濟活動不加任何干涉的經濟自由主義(政府的“守夜人”角色)。斯密認為，人的本性中最主要的決定因素就是利己主義，每個人從事一切經濟活動的唯一動機就是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的實現(xiàn)。在市場自由競爭的條件下，這種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的個體經濟行為的集合，可以達到社會利益

的最大化。因此，斯密堅持讓資本主義經濟自行調節(jié)，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按照自己固有的規(guī)律向前發(fā)展，堅決反對重商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主張對內應實行自由競爭，對外應實行自由貿易。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擺脫了重商主義時期的幼稚階段，已經逐漸成長和成熟起來，斯密從理論上表達了新興的資產階級的這樣一種信念：沒有封建君主制國家的干預，自己可以更好地管好自己的事務。這時，封建君主制國家逐漸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一步發(fā)展的障礙。古典自由主義者主張自由放任主義，沒有充分認識到社會保障的功能作用，對社會救濟持否定態(tài)度，其社會保障思想主要包括兩點：第一，貧窮與懶惰有關，社會對于貧困的責任應當讓位于社會對于窮人的壓制；第二，濟貧行為不是使窮者富，而是使富者窮，它能夠制造出一個窮人的世界，使人人變得懶惰與傲慢，極易摧毀當時英國的制造業(yè)。當然，古典自由主義者的這些觀點仍然沒有脫離新教教義“懲戒”的臼巢。

新自由主義主要理論流派有現(xiàn)代貨幣學派和供給學派等。

現(xiàn)代貨幣學派：現(xiàn)代貨幣學派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在美國出現(xiàn)的反凱恩斯主義學派，代表人物是密爾頓·弗里德曼。弗里德曼反對國家干預，鼓吹自由放任的信條，認為市場自發(fā)力量可以使資本主義經濟自然地趨向均衡。他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動蕩都是由于實行政府干預市場經濟的錯誤的財政金融政策造成的。他反對凱恩斯主義用擴大政府財政支出的財政金融政策來消除失業(yè)，提出所謂“自然失業(yè)率”的概念，即在沒有貨幣因素干擾的情況下，讓勞動力市場和商品市場的自發(fā)供求力量發(fā)揮作用時所應有的、處于均衡狀態(tài)的失業(yè)率。按照這一概念，就業(yè)水平應取決于勞動力市場的一般條件，而不應該取決于政府的就業(yè)措施。弗里德曼反對由國家運用傳統(tǒng)的貨幣政策來調節(jié)貨幣流通量，主張實行所謂“單一規(guī)則”的貨幣政策，即把貨幣供應量的年增長率長期固定在同預計可能有的經濟發(fā)展速度大體一致水平上的貨幣政策。這種理論被稱為貨幣主義。在社會保障方面，弗里德曼認為，高效率來自市場競爭，如果對低收入者給予“最低生活水平的維持制度”，會挫傷人們的勞動積極性，最終有損于自由競爭和效率，因此，弗里德曼反對對低收入者發(fā)放差額補助的社會保障制度，但是完全取消又會遭到社會公眾的反對。為了既救濟貧困，又不損于競爭和效率，弗里德曼主張采用負所得稅。通過負所得稅，既幫助低收入者維持最低生活水平，又不挫傷人們的工作積極性。

供給學派：供給學派是20世紀70年代中期在美國出現(xiàn)的一個反對凱恩斯主義有效需求理論、特別重于供給方面的新自由主義學派。在美國，供給學派存在著“極端供給學派”和“溫和供給學派”之分，極端供給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阿瑟·拉弗、保羅·羅伯茨等人。他們企圖通過恢復金本位制來緊縮貨幣供給量，從而降低通貨膨脹率；主張對富人減稅，刺激其增加儲蓄和投資的積極性，對窮人削減福利開支、刺激其工作的積極性，從而增加社會的有效供給和實現(xiàn)政府的預算平衡。供給學派對20世紀80年代早期美國里根政府的經濟政策起了較大影響，里根提出的“經濟復興計劃”主要就是根據(jù)供給學派的論點和主張。因此，西方經濟學界有時把供給學派思想稱為“里根經濟學”。供給學派在社會保障方面的主要論點有：第一，減稅不會加劇貧富懸殊。認為：持久地降低稅率，將會刺激儲蓄，提高儲蓄率，從而增加商品和勞務的供給。商品和勞務供給的增加，將會開辟新的稅源，并使稅收總額隨總產量的增加而增加，財政將會保持收支平衡，一切經濟活動將正常地、順利地進行。減稅政策就是長期的經濟穩(wěn)定政策。在他們看來，減稅可以使富人更富，但同樣能使窮人增加收入，所以那種擔心減稅有礙于“均等化”的顧慮是沒有根據(jù)的。減稅既可以增進效率(因為富人愿意投資，窮人又愿意加班、兼職)，又不會有礙于“公平”(因為失業(yè)者有工作可做，窮人能增加收入)。第二，社會福利的稅收效果是，選擇工作所獲得的收入與選擇領取救濟金所獲得的收入，兩者在數(shù)量上非常接近。認為社會福利金、社會安全保障、失業(yè)補償金所得轉移的社會福利制度，實際上是“鼓勵那些不工作的人，打擊在工作的人”。如果說失業(yè)補償有任何一點價值的話，并非是它能維持社會總需求，而是它能提供一個絕對的最低所得，使人們不致因不幸遭遇而挨餓。但是，當人們認為依賴失業(yè)補償金為生勝于從事工作為生時，顯然這就是對社會福利制度的一個重大扭曲。

新自由主義的社會保障思想和理念概括起來主要有五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崇尚自由，公開反對社會公平和分配正義。他們認為由市場帶來的資源分配和財富分配是最為公平和有效的。任何人為的財富分配要求都會導致社會失去前進的動力。任何縮小貧富差距的分配正義主張，都會對個人自由造成極大的危害。第二，強調個人責任和市場作用的發(fā)揮，反對國家和政府的干預。在新自由主義者的觀念中，自由與責任緊密相連，個人不承擔責任，也就意味著喪失了自由。因此他們呼吁在社會保障制度中為個人責任的發(fā)揮盡可能留下空間，反對政府以激進稅收之類的再分配手段對個人財富進行重新分配。第三，反對強制性保險，提倡有選擇性的保障制度。哈耶克反對將強制性保險運用于國家控制的集權壟斷框架之中，因為“它違背了秩序的自由性”。第四，主張削減社會福利，倡導社會保障領域內的競爭。新自由主義者認為，社會福利是“滯脹”形成的主要原因，應當減少社會福利。弗里德曼指出：“福利計劃的主要禍害是對我們社會結構的影響。它們削弱家庭，降低人民對工作、儲蓄和革新的興趣，減少資本的積累，限制我們的自由。”第五，主張改革福利政策，實行激活性勞動就業(yè)政策。在工作日益變得不穩(wěn)定、失業(yè)增加、貧困范圍擴大的情況下，新自由主義者主張實行激活性勞動就業(yè)政策。激活性就業(yè)政策的核心是，通過改革社會保障制度，嚴格失業(yè)保障資格申請，縮短失業(yè)保障期限，降低失業(yè)保障水平，并將保護性勞動就業(yè)政策與積極就業(yè)政策相結合，從而“激活”失業(yè)者，促使他們積極地重返勞動力市場，以工作代替福利。

3.中間道路學派

所謂中間道路學派，是介于國家干預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之間的一種理論。作為一種學說或思潮，中間道路理論產生于20世紀20年代。1938年英國前首相麥克米蘭出版了《中間道路》一書，在該書中他提出，走中間道路就是要對資本主義進行調節(jié)，這種受到調節(jié)的資本主義不僅使經濟得到發(fā)展，還將為人民提供一定的社會福利。中間道路學派認為資本主義是導致經濟高速增長的最有效機制，但也存在許多自身難以克服的缺陷和問題，導致了貧困、不平等和失業(yè)現(xiàn)象，而政府的行為恰好可以彌補市場的不足，來最大限度地解決這些問題，因此，自由市場和政府的聯(lián)合可以使效率和平等達到最大化。他們既不同意完全的自由放任，也不支持民主社會主義學派的主張；他們是反集體主義者，但不是反對國家干預者，因此，后人把他們稱為中間道路學派。

中間道路學派的基本觀點有三個方面：第一，強調市場自由與國家干預之間以及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之間的平衡。一是市場自由與國家干預之間的平衡。麥克米蘭等人認為，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都是一種極端的思想，適合社會需要的應當是介于二者之間的更加溫和的政策。所以，他們制定了一個經濟重組計劃，這個計劃的目標是對各種極端的思想進行妥協(xié)，其核心是由私營經濟與公共經濟組成混合經濟。一部分經濟可以直接由國家所有和控制，一部分經濟可以由公共和半公共的機構進行管理。另外，在一些領域，市場規(guī)則發(fā)揮主要作用，私人競爭性公司只是接受公共部門適當?shù)恼{節(jié)。這樣，麥克米蘭就把一定程度上的競爭與國家干預結合在一起了。二是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的平衡。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都不能凌駕于對方之上，具體到現(xiàn)實中，要根據(jù)當時的環(huán)境和需要來確定哪一個目標更重要，中間道路希望在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中間找到一個平衡點。社會政策需要經濟政策的支持，同時，社會政策也應當為經濟發(fā)展做出貢獻，使經濟能更快更好地發(fā)展，而不是僅僅追求所謂的高福利國家。第二，從維護社會穩(wěn)定出發(fā)支持再分配。中間道路學派認為，人是社會性的動物，只有在社會中，個人才能實現(xiàn)自己的價值，所以他們強調社會的整體性。為了使社會保持其整體性，必須維護社會的秩序和穩(wěn)定。從社會方面看，當人們遭受痛苦的時候，國家必須想辦法去減少和免除這些痛苦，如果政府不這樣做，將有可能遭到人民的反對，造成社會的不穩(wěn)定和無秩序。在市場體系中，結果不一定是公平和公正的。當社會中的大多數(shù)人都認為這樣的情況不可接受時，國家就應當進行干預，設法減少不公平和不公正。從經濟方面看，生產、就業(yè)和社會安全有賴于消費者欲望的提高，但是，人工制造欲望以促進消費，天生具有不穩(wěn)定性。這種欲望總有一天會因競爭的強迫性或人工制造需求能力的衰弱而萎縮下去，消費將隨之下降，失業(yè)為之增加。要避免這種危險的發(fā)生，就要把消費進行廣泛的分配，使窮人也能享受到經濟發(fā)展所帶來的好處。第三，中間道路學派倡導政府參與下的福利經濟的多樣化。中間道路學派認為，國家提供的福利雖然促進了社會的公平，但可能會造成壟斷和服務的低效率，因此，他們希望私營部門和志愿組織的加入使社會服務領域變得多樣化，通過充分的競爭使服務的效率和質量有所提高。無庸置疑，由于利益的驅動和競爭的刺激，私營部門總是比公共部門更有效率，但是，在所有公共部門都實行市場規(guī)則似乎也不大可能。所以，中問道路強調混合的福利經濟，認為國家提供的福利應當成為混合福利經濟的一部分。在這個混合經濟中，無法由私人完全提供的服務交由國家完成，能夠由私營部門完成的就由他們去做，在國家提供服務的領域，私營部門也要同政府在服務質量、效率等方面展開競爭。中間道路鼓勵私人的、志愿的和家庭的服務形式，認為它們促進了個人和社會責任，是社會的紐帶，同時，它們也使服務來源多樣化，增加了人們選擇的范圍。志愿部門在此當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是人們履行個人責任和社會責任的直接體現(xiàn)，也是人們自己幫助自己這種愿望的體現(xiàn)。所以，混合福利經濟不會使公共責任遭到削弱，相反，它會使公共責任和個人責任都得到加強。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西方國家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化、私有化政策造成了新的經濟衰退和社會危機，中間道路學派以新的面孔即“第三條道路”出現(xiàn)。第三條道路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安東尼·吉登斯，其理論被英國首相布萊爾、美國總統(tǒng)克林頓、德國總理施羅德等政界人士所實踐，在歐美形成一種社會思潮。他們在反思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基礎上，提出了要使傳統(tǒng)的社會民主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相結合，揚利抑弊地采取兼顧國家與市場、供給與需求、公平與效率、權利與義務相平衡的原則，塑造新經濟、構建新福利、推行新政策，謀求資本主義再發(fā)展。

第三條道路的主張主要包括：第一，在政治政策上，主張實行新的社會治理方式。它倡導政府由管理型向治理型轉變。在社會生活中政府只牽頭，但不包辦，鼓勵公民參與，發(fā)揮民間組織作用，增加地方政府權利。國家不應當再是高高在上的命令者，而是各種社會力量之間的調節(jié)人，給社會力量賦予適當?shù)墓彩聞眨膭畛袚嗟恼呜熑危毩⒔鉀Q各種問題，國家側重于在法治、民主、高效的前提下協(xié)調各部之間關系，引導國家目標的實現(xiàn)。第二，在經濟政策上，奉行“市場社會主義”信條，模糊所有制定位，摒棄國有化政策，主張走一條有別于自流放任和國家干預的新混合經濟之路。按吉登斯的說法，與過去西方國家混合經濟的區(qū)別在于，新的混合經濟不是努力去實現(xiàn)國有企業(yè)和私有企業(yè)之間的平衡，而是要實現(xiàn)經濟生活和非經濟生活的平衡。政府的作用在于促進宏觀經濟的穩(wěn)定增長，鼓勵充分的自由貿易。布萊爾在訪問法國時曾在國民議會發(fā)表演講，當他說道“經濟政策沒有左右之分，只有好壞之別”時，贏得全場鼓掌。這或許是“第三條道路”最通俗的注釋。新經濟核心是如何在全球化形勢下實現(xiàn)充分就業(yè)和高速增長。第三，在福利政策上，把社會福利國家改為社會投資國家。傳統(tǒng)左翼把福利國家理解為國家為那些需要幫助的人提供符合人道尊嚴的生活；新保守主義毫不客氣地把這些人簡單地推向市場。第三條道路放棄過去或者削減、或者擴大福利的做法，變福利政策為投資政策。通過在經濟、教育、培訓等領域的政府投資和個人投資，提高接受福利者進入市場的能力，幫助他們適應就業(yè)，以防一些人濫用福利。變“授人以魚”為“授人以漁”。福利既是每個人的權利，同時個人也要盡義務，“不承擔責任就沒有權利”，尋求“權利與義務”、“權利與職責”的平衡。建立一種使福利可以維護，但享受者具有相應責任與風險的“積極福利”政策。

二、對三大社會保障理論流派的簡要評價

國家干預主義、經濟自由主義、中間道路三大社會保障理論流派在西方國家的社會保障實踐中，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政府中都起了重要指導作用，其實質是資本主義國家為了調節(jié)該國在特定階段所面臨的經濟、社會發(fā)展的矛盾而采取的回應措施。具體分析，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

1.三種理論及其實踐形態(tài)的循環(huán)往復

古典自由主義是對封建貴族中央集權的抗拒，是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早期階段。在這一階段，雖然經濟上得到了飛速發(fā)展，但是出現(xiàn)了尖銳的社會階級對立，工人階級的生活、工作得不到保障，并且由于實行放任自由的經濟政策，最終導致經濟危機，生產陷入困境。這一階段的社會保障停留在社會救濟等低水平的社會政策上。

凱恩斯主義是對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回應，是對古典自由放任主義的糾正，是國家干預主義的興起。國家擔負起對經濟、社會生活干預的責任，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建立全民享受福利的福利國家。

20世紀70年代，由于西方福利國家出現(xiàn)財政巨額赤字、經濟出現(xiàn)滯脹等問題，新自由主義者趁機上臺執(zhí)政，重新鼓吹自由經濟，反對國家干預和福利國家政策。新自由主義實際上是古典自由主義的回歸。

20世紀90年代前后，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也出現(xiàn)了問題，經濟發(fā)展速度放緩，貧富差距擴大，人們開始埋怨撒切爾夫人制造了“無法享受養(yǎng)老金的一代人”。于是，第三條道路以試圖在國家干預與經濟自由之間取得平衡的中間道路學派出現(xiàn)，以調節(jié)資本主義發(fā)展出現(xiàn)的現(xiàn)實矛盾。

因此，國家干預主義、經濟自由主義、中間道路三大社會保障理論流派在西方社會發(fā)展中，實際上是循環(huán)往復、交替出現(xiàn)的，所謂新理論不過是舊有理論的回歸、修正或綜合。

2.政府與市場、公平與效率、權利與責任之間的關系始終是三大理論爭論的中心

經濟自由主義強調自由市場的萬能作用，認為市場是第一性的，為了效率必須犧牲公平，反對政府對市場和社會的干預，在社會保障方面強調個人和家庭的責任。國家干預主義則看重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生活的調節(jié)功能，強調社會公正和公民的社會福利權利。

在經濟自由主義陷入“市場失靈”困境、國家干預主義同樣處于“政府失靈”的尷尬境地時，第三條道路等中間道路學派試圖在政府與市場、公平與效率、權利與責任之間取得某種平衡。然而，政府與市場、公平與效率、權利與責任之間是互有矛盾的非常復雜的關系，要取得良好的平衡效果其實是困難重重的，也因為如此，人們對第三條道路的實踐效果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或許，西方國家的社會保障就是在這些矛盾之中不斷向前發(fā)展，政府與市場、公平與效率、權利與責任看起來是西方國家政治、社會生活中永遠持續(xù)不斷地爭議下去的話題。

綜上所述，西方國家的社會保障理論中雖然有國家干預主義、經濟自由主義和中間道路學派三大流派之分，但是，這三大理論在西方國家具體的社會保障實踐中，其實并不是截然分開的，只是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執(zhí)政黨政府中具有相對較為明顯的特色，三種理論是可以交織在一起的，具有較大的靈活性，歸根到底是資本主義制度的自我適應和自我調整，以維護經濟、社會的穩(wěn)定運行和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