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務共享服務產權性質與企業績效探討
時間:2022-05-27 11: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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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大智移云”背景下眾多大型企業集團以建立財務共享服務中心作為提升自身競爭能力、服務質量以及經營效率的首選。而企業的各種經營決策行為也會受到財務共享服務中心運行的影響。本文以我國建立財務共享服務中心的55家大型企業集團2015-2019年的數據為樣本,探討不同產權背景下,財務共享服務的實施對企業績效的影響。結果表明:在短期內,財務共享服務的實施由于投資成本的增加,反而沒能很好地促進企業績效的提升,并且產權性質的不同并不會對二者的關系產生顯著影響。
2005年,中興通訊率先引入了財務共享服務中心(FinancialSharedServicecenter,簡寫為:FSSC),成為中國最早實施財務共享服務的國內企業,陸續有寶鋼集團、中國平安等也成立了財務共享服務中心(劉姣、盧文,2020;郭旭,2020)。在“大智移云”的創新環境下,跨區域與跨界較大的公司實施財務共享服務已經成為提高企業競爭力的首選(李聞一等,2017)。因而國內的眾多大型企業集團積極推進財務共享服務中心的建設,以促進企業財務實力的提升以及財務轉型(陳兆鵬,2018)。在企業財務實踐中財務共享服務中心(FSSC)獲得眾多大型企業的青睞,也受到了眾多理論界學者的廣泛關注(程平、趙敬蘭,2017;陳翼,2018),目前學者的研究成果較多地集中在財務共享服務的模式、建立的關鍵點、服務質量、流程再造及成本效益等方面(李聞一等,2017)。這些研究主要關注財務共享服務中心自身建設效率的提升以及影響因素方面,較少學者關注實施財務共享服務后,對企業的財務決策行為有何影響?比如對企業投資決策、股利政策、資本成本等的影響效果(王嗣彤,2005)。本文從企業產權性質不同的角度出發,探討財務共享服務對企業經營績效的影響程度及效果。
1文獻綜述
1.1財務共享服務的經濟后果綜述
DannaKeith(2008)研究發現,財務共享服務中心的建立使得企業的業財融合更加緊密,財務管理的工作重點轉到了預算管理、風險控制、投資管理以及籌資管理等方面,較大程度地提高了財務管理工作效率。而Denburgh(2010)發現,建立財務共享服務中心(FSSC),可以促進財務人員專業水平的提升以及服務質量的提高,同時能夠為企業戰略決策提供高效的決策支持。席李香(2018)認為財務共享服務的實施對企業管理各方面均會產生影響,并且由于財務共享服務中心的建立,會帶來諸如組織結構變革、企業文化沖突、業務流程再造、地域稅務差異風險等方面的新風險。有的學者認為建立財務共享服務中心會帶來管理風險和技術風險(張超,2018;劉名赫,2018),而管理風險包括:組織架構、人員轉型和心理變革等風險,技術風險則包含了選址風險、信息系統風險、流程風險(顧成露,2017;張超,2018;陳虎、李穎,2011)。郭旭(2020)認為財務共享服務中心的功能不應局限于提高企業的財務能力,更重要的是在戰略管理和企業價值創造方面,其能帶來企業整體競爭能力和價值創造能力的提高。劉明朝等(2019)以D公司為例,研究發現,財務共享服務中心的實施存在很多現實問題:流程復雜、手續繁多,使得財務共享服務中心的實施效果并不是很理想;薪酬分配方法不夠科學、合理不能有效地調動工作人員的積極性;實施標準不一致,沒能發揮財務集中核算的優勢。
1.2企業績效的影響因素分析
影響企業績效的因素可歸為三類:宏觀經濟環境、行業競爭環境、企業內部因素等(王安琪,2017;劉洋,2008)。第一類,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地區金融水平差異、市場利率、政府補貼等會對企業績效產生影響。鄧美薇(2019)發現,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短期績效(Short-termperformance)有消極影響,而長期績效(Long-termperformance)則恰恰相反,表現為積極影響。周振江(2018)實證檢驗發現,環境規制政策有利于促進企業績效的正向增長。第二類,王允中(2020)發現行業環境(行業潛力、規模、動態性等)與企業資源稟賦均能促進企業績效的提升,但是行業競爭力則會影響企業績效的實現。第三類,管理層權力、融資約束、商業信用水平、高管個人特征會企業績效產生影響。其中,姚德權、文丹煜(2020)認為,管理層權力(結構權利、所有者權力)與企業績效之間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即管理層權力越大,越有利于企業績效的提高。而融資約束、商業信用水平會降低企業績效、抑制企業投資,進而影響企業的可持續發展(連玉君、蘇治,2009;鄧向榮、張嘉明,2016;康進軍等,2017)。高管個人特征方面,高管的性別特征不同會影響企業績效的實現(李穎等,2016;張照坤等,2011),除此之外,高管的年齡、學歷、兩職合一等也會對企業績效產生影響(張長征、張姣,2018;TimothyKing等,2016;劉錦紅等,2009)。
2研究設計
2.1研究假設
財務共享服務中心的建設實現了零散信息的集中管理、實現了財務管理和重復核算功能的適當分離,在精簡繁瑣流程的同時也節省了很多的人力、物力以及財力資源(李曉婭,2018),實現了流程再造以及戰略、財務與業務的高度融合,更有利于企業財務轉型,可以大大提高企業的運營效率,降低運營風險及成本(劉明朝等,2019)。何瑛、周訪、李嬌(2013)認為財務共享服務對自身資源進行優化重整后,能顯著提升企業效益,其實證結果也證明了這一結論,但同時,又指出財務共享服務對短期績效影響不顯著,存在滯后性,并且對短期績效的影響呈現U型的變化規律。與此同時,短期內財務共享服務中心的建立也會增加較多的投資成本,比如信息系統的建設調整成本、新機構的建設等。盡管如此,從各企業集團財務共享中心的實施效果分析,多數表現為收益大于成本支出的?;谝陨戏治觯岢鋈缦录僭O:假設1:財務共享服務的實施會促進企業績效的提升。在我國特有的經濟制度背景下,存在著國有企業(國家控股)和非國有企業(自然人或者其他組織控股)兩種類型的企業組織。這兩類不同類型的企業有著不同的經營管理目標,國有企業的經營決策以國家利益為第一位,在運營管理的過程中除了創造經濟利益的外,還承擔著很多非經濟責任(比如社會責任、政治責任);而非國有企業更多地以實現企業自身價值最大化為目標,而不是以承擔非經濟責任為主(李濤、陳晴,2020;朱健、朱文博,2018)。由于存在著經營目標的不同,國有企業在投融資活動方面就具有一定的優勢,比如更容易獲取政府的各種補助、稅收優惠或補貼、政策性貸款以及從各大金融機構獲取貸款也更容易,融資成本低等,除此以外,國有企業也更加容易吸引優秀人才的加入,有助于提高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和效率。這些優勢資源的存在都會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企業績效的提升(陳嘉文、姚小濤、李鵬飛,2016;劉雨桐,2017),尤其是對于建立財務共享服務中心的大型企業集團而言(呂靖燁、王婷,2018;劉其輝,2019),在建設過程中,建造資金更容易得到保障,人才優勢也能促進財務共享服務中心運行效率的提高,更容易克服其他類型企業在財務共享服務中心運營中出現的各種困難,最終從整體的角度,提高企業的績效水平。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設:假設2:國企與民企相比,在調節財務共享服務與企業績效之間關系方面,國企具有顯著優勢。2.2研究樣本及數據來源本文參考ACCA與中興新云、上海財大聯合的2018年《中國共享服務領域調研報告》(ACCA新聞-ACCA中國,2017;陳穎、張雅茹、劉江,2019),選取了在我國滬深證券交易所上市的55家較早建立財務共享服務中心的財務實力雄厚的大型企業集團2015年-2019年的年度財務數據為研究樣本。數據主要來源為國泰安數據庫,部分通過證券之星、巨潮資訊網和新浪財經網站手工查詢得到。
2.3變量設計
2.3.1被解釋變量衡量企業經營績效的方法比較多,并不統一,比較常見的是采用考慮股票市值的托賓Q值或者利潤指標(總資產報酬率、凈資產收益率)進行衡量,本文借鑒孫沛東(2019)等的做法,選取能夠代表企業綜合獲利能力的凈資產收益率(ROA)指標來衡量企業績效(王群,2016;邢霂,2020)。2.3.2解釋變量以財務共享服務的實施作為解釋變量,以往針對財務共享服務的研究大多以規范研究或者案例分析為主,對該指標的統計計量方法很少,本文參照許漢友(2020)的做法,當企業在某一年度實施財務共享時,該指標取值為1,否則該年度該指標取值為0(皇甫冬雪,2011)。2.3.3控制變量除了財務共享外,影響企業績效的因素眾多,為了使得研究結果更加準確,借鑒相關學者的做法選擇企業規模(SIZE)、總資產增長率(GRTA)、資產負債率(RAL)、總資產周轉率(TOTA)作為控制變量。各變量的具體定義如表1所示。2.3.4模型的構建為分析財務共享服務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建立如下的模型進行驗證,同時,加入了企業產權性質這一中介變量,以進一步分析產權性質的不同是否會對FSS與ROA的關系產生影響。ROAt=α0+α1FSSt+α2PNt+α3SIZEt+α4GRTAt+α5RALt+α6TOTAt+ε。
3實證檢驗
由表2可知,ADJ-R平方值為0.070,F值為4.444,表明模型擬合效果好。財務共享服務(FSS)的回歸系數為-0.105,顯著性水平0.084,表明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回歸結果是顯著的,但是財務共享服務與凈資產收益之間呈現負相關關系,與文中所提出的假設1是相反的。這表明財務共享服務中心的實施并沒有給企業帶來企業績效的提升,反而是下降的。分析其原因有可能是企業并沒有充分發揮財務共享服務中心的優勢,財務共享服務中心的實施成本過高,而帶來的收益還不足以彌補成本的增加,從而導致最終的績效下降。另外,企業性質的回歸系數是0.022,但是在5%的水平下不顯著,表明實施財務共享服務的大型企業其產權性質的差異并不會帶來企業績效的過大差異,呈現較為微弱的正相關關系,與文中提出的假設2結論相反。資產負債率的系數為-0.168(顯著性:0.041),表明企業應保持合理的債務水平,以免過高債務負擔影響企業經營安全及效益??傎Y產周轉率、規模與經營績效均呈顯著的正相關,表明總資產的有效管理有利于企業績效的提高,而一味增加總資產的規模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并不明顯,由表2的總資產增長率回歸系數為0.085,回歸結果并不顯著,也印證了這一觀點。
4研究結論
本文以55家實施財務共享服務的企業為樣本,研究財務共享服務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以及引入企業產權性質這一中介變量,分析不同產權性質企業,財務共享服務的實施所產生的績效成果。實證結果表明:在選定的時間范圍里,財務共享服務的實施并沒有很好地促進企業績效的提升,反而是呈現了負相關的關系,這個研究結果說明,在短期內,國內企業集團實施財務共享服務未能產生較好的經濟效益,因而針對FSSC在運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積極進行整改,以人為本(發掘人才潛能),同時應該緊密結合大智移云的技術背景進行改造,方能產生預期效果,助力企業整體業績的提升。此外,企業產權性質對財務共享服務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方面,并不顯著,這個結果表明即使是民營性質的企業集團,在運營管理過程中,也有了較大的改進,與國有性質企業之間差異在縮小。民營企業在注重經濟效益的同時,應該積極承擔非經濟責任,以提升公司形象,贏得社會公眾的認可,取得政府政策的支持,使企業獲得持續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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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鄧美薇.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來自中國非金融類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工業技術經濟,2019,(2):97-106.
[3]劉明朝,杜洋.財務共享服務中心建設現狀與瓶頸突破—以D公司為例[J].財會月刊,2019,(10):88-91.
作者:賴泳杏 閉樂華 單位:廣西大學行健文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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